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
蒙哥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 〔1〕 、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 〔2〕 。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作为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他准备在蒙古召开库里勒台，以确保他被举为大汗。而忽必烈抢在他之前行动。他率军从武昌北上，在中蒙边界的上都府（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建大本营，早些时候，他只是在这儿建起了他的夏季驻地。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党羽，即他的军队，拥立为大汗 〔3〕 。当时他44岁 〔4〕 。
按成吉思汗的法律，这次仓促的选举是非正式的。按传统，库里勒台应该在蒙古召开，会前应召集成吉思汗的四个兀鲁思的代表们出席。阿里不哥在蒙哥的丞相、克烈部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的怂恿下，现在也毫不踌躇地在和林僭取大汗称号。在中国，控制着陕西和四川的蒙军将领们倾向于阿里不哥一边，但忽必烈不久就把这两个省的军队争取到他一边。忽必烈的副将们在甘州东部（甘肃境内）打败了阿里不哥军，这次胜利巩固了忽必烈在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所有权。忽必烈把他的优势向蒙古推进，他于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叶尼塞河上游撤退。接着忽必烈错误地设想战争已经结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军队后，回到中国。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卷土重来，驱逐了这支驻军，并进军迎战忽必烈。在戈壁边境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忽必烈获胜，然而，他再次错误地没有追击阿里不哥，10天后打了第二仗，尽管战斗十分激烈，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
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的有窝阔台家族的首领、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的统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鲁忽（Alghu或Alughu），阿里不哥曾帮助阿鲁忽从其堂兄妻、兀鲁忽乃手中夺得察合台兀鲁思。由于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势力与忽必烈的势力相匹敌，直到将近1262年年底，阿鲁忽背弃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看下文，第331页）。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变了形势。当忽必烈赶走了阿里不哥的人，重新占领和林时，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与阿鲁忽作战。阿里不哥被两军拑住，最后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宽恕了他，但是，处死了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包括聂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鲁合 〔5〕 。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2．征服南宋
家族内部的纠纷结束之后，忽必烈从容地恢复了他征讨宋朝的计划。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依靠奸臣贾似道，而贾似道的统治使杰出将领们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度宗死后，贾似道扶持四岁幼孩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帝的名义下操纵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将领：伯颜 〔6〕 和阿术（阿术是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还得到回鹘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湖北境内汉水下游流域的城市。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1268—1273年），充满着许多英勇抵抗的事迹，如两名英勇的中国将领张贵和张顺，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阳，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1271年）。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1272年），阿里海牙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两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师：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用他们带来的攻城武器终于粉碎了被围困的居民们的抵抗 〔7〕 。樊城于1273年2月被攻占，吕文焕被宫廷阴谋弄得心烦意乱，于同年3月以襄阳城投降蒙古人。
现在，蒙古人在控制着汉水下游，伯颜和阿术沿长江而下，于1275年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 〔8〕
接着，伯颜入侵浙江，占常州，抵达宋都、大城市杭州。摄政皇后于1276年1—2月惊恐地把杭州让给了蒙古人。1276年2月25日，伯颜把小皇帝带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待他很好。 〔9〕 由此可以判断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取得的进步：斡难河畔的半原始人经过了两代之后已经上升到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水平上。
南方仍有待蒙古人去征服，那儿的中国人坚持顽强抵抗。阿里海牙攻占湖南的重要城市长沙和广西的桂林（1276年）。当时忽必烈被迫在蒙古与反叛他的同族人作战，这一战争使南宋主战派将领们得到短暂的喘息，他们企图在福建和广东沿海重建政权。但是，蒙古人在速客秃将军的率领下重返中国，依次占领福建省（福州和泉州，1277年）和广东省的港口（1277年占广州，1278年占潮州）。中国的最后一批“爱国者”在英勇的张世杰的率领下，带着新立的9岁的宋朝小王子宋帝昺，在海上的船中避难。1279年4月3日，在广州西南厓山附近受蒙古水军攻击，船毁（或者是被占领，或者是被击溃）小宋帝昺溺水而死。
包括南方在内的中国全境第一次落入突厥-蒙古族征服者手中。这是5世纪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忽必烈最终完成了。正是他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所有居毡帐”民，即世世代代的游牧民们，所抱有的蒙眬梦想。草原上漫游的牧民们，即“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随着忽必烈一起，最终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然而，征服是缓慢的，足以抵消它所产生的坏影响。确实，尽管这位游牧民的后代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国，然而，他本人已经被中国文明所征服。因此，他能够认识到其政策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敞开了。宋朝一灭亡，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取名为元朝（1280—1368年），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中国化的明显标志是：忽必烈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回和林后，从来没有到那儿去住过。1256—1257年，他选择今察哈尔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为夏季驻地，在此建了一群宫殿。 〔10〕 1260年，他在北京建都。1267年，他开始在原北京建筑群的东北营建新城，他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也被称为“可汗之城”，西方游人称“汗八里”。它成为蒙古君主们的冬季驻地，而上都府仍是他们的夏季驻地。 〔11〕
3．忽必烈对日本、印度支那和爪哇的战争
作为中国的新皇帝，忽必烈要求远东的其他诸国对他表示效忠，按传统的中国政策（无论是值得肯定或是否定），这些国家被看成它的天然的卫星国。
高丽尽管已经由蒙古人驻守，但是，仍处于经常反叛的状况。高丽朝廷已经撤退到与汉城遥遥相望的江华小岛上，并在岛上指挥抵抗 〔12〕 。然而，1258年高宗［王焢］遣世子王倎作为人质到蒙哥宫廷。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送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国统治高丽，他还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从此，高丽王朝通过与元朝王室的这一联姻成了一位顺从的属臣 〔13〕 。
忽必烈还要求日本表示效忠。日本摄政王北条时宗（1251—1284年在位）两次拒绝（1268年和1271年）。忽必烈于1274年派出由15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远征军，向日本群岛进发，军队在高丽东南海岸上船，夷平了对马岛和壹歧岛，在下关附近九州岛上的博多（筥崎）湾登陆。但是草原骑兵们不习惯这些海上远征。况且，他们的打算仅仅是由他们构成入侵军的核心，军队的主体则是由特别厌战的中国人和高丽人组成的辅助军。无论如何，隐蔽在麦诸基要塞附近的九州的大名们奋力抵抗，结果在经历了短时的退却（据说是受中国火炮逼迫）之后，他们迫使入侵者退回船上 〔14〕 。
1276年，忽必烈重申要日本效忠的要求，再次遭到北条时宗的拒绝。忽必烈在长期备战之后，于1281年6月派出更大的船队进攻日本，一支由45，000蒙古人和120，000中国—高丽人组成的军队，他们分别在九州博多（筥崎）湾及肥前省的鹰岛和平卢登陆。但是，这一次，蒙古军（完全离开了他们的环境）和中国—高丽军（几乎没有军事价值）还是未能抵挡住日本人的愤怒。尤其是1281年8月15日的-一场可怕的飓风驱散或摧毁了蒙古舰队，蒙古部队失去了根基，或者被俘，或者被杀 〔15〕 。
忽必烈在印度支那的进展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地区当时被分为四大国：安南国（包括东京平原和很久以后成为法属的安南国、即今北越的东京平原北部），它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占婆国（曾是法属安南的中部和南部，即今南越地区），它在种族上属马来亚—波利尼西亚人（Malayo-polynesian），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婆罗门教和佛教）；柬埔寨国，或称高棉，属于纯高棉种人，文化上同样是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缅甸国，在人种上属缅甸—藏族，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宗教是佛教；缅甸的白古属国，是纯高棉种人，信佛教。1280年，在忽必烈使者的威逼之下，占婆国的摩诃罗阇［国王］陀罗诺曼四世接受蒙古人的保护，但是该国人民拒绝承认该国被划分成中国的行政区（1281年）。接着，忽必烈又派出一小支军队，由速客秃（汉译名唆都）统率，经海路从广州到占婆，唆都攻占占婆都城佛誓（1283年），在今平定附近。然而，蒙古军未能战胜占婆的游击军，被迫回到船上。1285年，忽必烈派大军进入印度支那——这次是由谅山过东京平原——由忽必烈之子脱欢（Toghon或Toghan）统率，他攻打安南人。脱欢在北癃附近获胜，继续进军河内，但以后在三角洲的昇隆战败，退回中国。与此同时，速客秃企图在南方从后面攻东京。他在占婆港登陆后，北上去义安和清化，与脱欢会师，但是，在特基特湾遭到安南人的袭击，并被杀死（1285年）。1287年，又一支新的蒙古军经东京平原，再次占领河内，但是，蒙古军仍未能守住该城，只得撤离河内。安南王陈仁宗（1278—1293年在位）成功地抵抗了各次攻击，胜利地返回都城。然而，在1288年，他明智地承认自己是忽必烈的属臣。由于他拒绝亲自前往北京朝见，忽必烈决定扣留他的使臣陶子奇（1293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皇帝终于与从前的“叛臣”和解（1294年）。占婆国王也履行了封臣的义务 〔16〕 。
1277年，蒙古人在缅甸夺取了八莫海峡，通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道路向蒙古人敞开了（马可·波罗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役，在战争中，蒙古弓箭手们更好地利用了缅甸战象）。1283—1284年，他们再次入侵缅甸，缅甸统治者蒲甘王那罗梯诃波帝（1254—1287年在位）弃都而逃。然而，直到1287年，在第三次战争期间，蒙古人才南下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直抵缅甸都城蒲甘，他们掠夺蒲甘城。1297年，蒲甘新王焨苴 〔17〕 为避免灾难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1300年，在缅甸小掸邦首中间为蒲甘王位的继承发生争吵，为恢复秩序，蒙古人再一次干涉缅甸事务 〔18〕 。
蒙古人的影响一直到达柬埔寨。1296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帝派使团到柬埔寨，使团成员中有周达观，他留下了关于这次旅行的一部游记 〔19〕 。从1294年起，清迈和速古泰两个泰族王国都成了元朝的属国 〔20〕 。
最后，忽必烈于1293年1月派出3万人的远征军从泉州出发到爪哇。爪哇的主要统治者是爪哇岛东部的谏义里王。由中国将领史弼、高兴率领的蒙古军由于另一位爪哇首领土罕必阇耶［拉登·韦查耶］的援助，在满者伯夷附近打败了谏义里王。蒙古军攻占了敌人的都城谏义里，或者称达哈，但是，土罕必阇耶在此之后转而反对蒙古人，迫使蒙古军返回船上。于是，土罕必阇耶在解放了爪哇岛之后，建满者伯夷国 〔21〕 。
4．忽必烈与海都的斗争
对忽必烈来说，对这些“殖民地”的远征远不如他要进行的平定成吉思汗其余各支的战争重要，特别是对窝阔台的孙子海都 〔22〕 的斗争，海都统治着叶密立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山地的父系领地。这个蒙古人仍忠实于老传统，过着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已经半中国化的忽必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容置疑，许多蒙古人和蒙古化的突厥人都惊诧地注视着在中国已征服地区内的统治所发生的变化和蒙古大汗向中国天子的转变。阿里不哥是这一反对派中的第一个代表。海都将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是，他使这一角色更具有个性和大无畏的魄力。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拖雷家族似乎抛弃了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传统，海都无视拖雷家族，决定亲自恢复窝阔台家族的命运，自1251年以来，窝阔台家族就已经失去了权力。换言之，海都的目标是要宣布他本人是合法继承人，或者，无论如何，要牺牲忽必烈在蒙古的利益和察合台家族在突厥斯坦的利益，使自己在中亚创建一个大汗国。
海都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察合台家族。1267年至1269年间，他打败八剌，占领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留给八剌的只是河中地区。八剌的继承者们不过是海都任意废立的属臣。现在，海都作为中亚的君主采用“汗号”，并攻击忽必烈。
忽必烈把与海都战争的任务交给他的第四子那木罕（Nomokhan或Nomoqan） 〔23〕 ，于1275年派他率军前往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在伊犁河畔）。那木罕由一些宗王组成的一个杰出的参谋组陪同出征，他们中有脱脱木儿和那木罕的堂兄弟、蒙哥之子昔里吉 〔24〕 。但是，1276年，脱脱木儿因不满忽必烈，劝昔里吉与他合伙进行反叛。他们两人背信弃义地拘捕了那木罕，并宣布拥护海都，把那木罕交给海都的盟友、钦察汗忙哥帖木儿。他们还劝说察合台次子撒里蛮和另一些成吉思汗宗王们参加反叛。海都于1277年从阿力麻里向哈拉和林进军，形势对忽必烈来说十分严峻，他把他最杰出的将领伯颜从中国召回。伯颜在鄂尔浑河畔打败了昔里吉，把他赶回到也儿的石河畔；而脱脱木儿逃到达唐努乌拉的黠戛斯人境内，后来又在帝国先头部队的攻击下被赶出此地。受到这次挫败之后，昔里吉、脱脱木儿和撒里蛮之间发生争吵，昔里吉处死了脱脱木儿，昔里吉与撒里蛮之间也互相采取敌对行动。在采取了一些无目的的行动之后，撒里蛮捉住了昔里吉，向忽必烈投降，并把他的俘虏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原谅了撒里蛮，但把昔里吉流放到一个岛上。此后不久，1278年，那木罕王子被释放。这个反忽必烈同盟由于成员们素质差而失败。
但是，海都与忽必烈仍处于交战状态，他起码具有领导者的气魄。海都作为叶密立、伊犁河流域、喀什噶尔的主人和察合台诸王的宗主（他已使察合台的领地缩小到河中地区），正如忽必烈是远东的可汗一样，他是中亚的真正可汗。1287年，海都组成了新的反忽必烈同盟，参加同盟的有蒙古帝国系各支的首领：成吉思汗弟弟们的后代。宗王中有乃颜、势都儿和哈丹 〔25〕 。乃颜，或者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或者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裔 〔26〕 ，其领地在满洲地区；他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马可·波罗坚持认为在他的旗帜（或称纛）上画有十字。势都儿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的孙子。哈丹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温的后裔 〔27〕 。他们在东蒙古和满洲地区都占有封地。如果海都从中亚和西蒙古带来的部队与乃颜、势都儿和哈丹在满洲集合的部队会合的话，那么，对忽必烈来说，形势将变得十分危险。
忽必烈迅速行动起来。他命伯颜代替他驻守哈拉和林，阻止海都。他本人亲自率领另一支蒙军前往满洲，随之而行的有成吉思汗最信任的伙伴博儿术的孙子，玉昔帖木儿将军。帝国舰队从长江下游的中国港口出发，带着这次战争所需的大批物资在辽河口登陆，这一仗将决定蒙古帝国的命运。乃颜的军队在辽河附近扎营，以蒙古的方式，用一排马车保护着。忽必烈当时是72岁，坐在由四只象驼着，或拉着前进的一座木塔上指挥作战。拉施特记道，这次行动十分艰巨，在一段时期内，胜负难分。结果，无疑是忽必烈获胜了，正如中国史所记，是由于忽必烈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也是由于他把中国军队与蒙古军队有效地联合起来。乃颜被俘，作为成吉思汗的侄孙子，忽必烈赐他不流血的死，即将他在毡毯下闷死（1288年）。那些站在乃颜一边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们有理由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忽必烈认为基督教对这次反叛不负有责任 〔28〕 。忽必烈之孙、未来的皇帝铁穆耳完泽笃（Temür Oljaitu）由于粉碎了哈丹和镇压了满洲及其毗邻的蒙古地区而完全制止了进一步的叛乱。
海都干涉远东事务的希望成了泡影，但是，他仍是杭爱山以西的西蒙古和突厥斯坦的君主。忽必烈的一个孙子甘麻剌（Kamala） 〔29〕 王子担负着守卫杭爱山边境地防止海都入侵的任务，结果他被海都军打败，并被围困在色楞格河附近，在费尽了努力后才逃脱。忽必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去扭转形势（1289年7月）。但是，海都按游牧方式已经远遁。1293年，留在蒙古统率帝国军队的伯颜，以哈拉和林为基地，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叛军的远征。同年，忽必烈之孙、铁穆耳王子取代伯颜统率军队。伯颜成了忽必烈的宰相，他在忽必烈去世后不久，于1295年去世。
忽必烈生前未能看到反海都之战的结束。当这位大皇帝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窝阔台家族的首领仍然是杭爱山以西的蒙古和中亚的君主。忽必烈的孙子、继承者铁穆耳完泽笃（1295—1307年在位）继续了这场战争。当时海都的主要盟友和属臣是统治着突厥斯坦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在1297年至1298年期间，都哇发动突然攻击，捉住了汪古部勇敢的阔里吉思王子（即乔治，在此可以回顾一下，汪古部人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是铁穆耳皇帝的女婿 〔30〕 ，正统帅着在蒙古的帝国军队。当时都哇企图袭击另一支帝国军队，即由保卫着唐兀惕边境（甘肃西部）的阿难答王子统率的军队。但是，他本人却意外地遭到袭击，只得逃跑。为报此仇，他处死了他的俘虏阔里吉思（1298年）。
1301年，海都作了进攻帝国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有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许多宗王参加。他向哈拉和林进军，和林当时由铁穆耳皇帝的侄子海山王子镇守。1301年8月，在和林与鄂尔浑河左岸支流塔米尔河之间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海都战败，并在撤退中死去。
海都之子察八儿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继之为窝阔台兀鲁思的首领，扮演着同样的反皇帝的角色，反对忽必烈家族的帝国权利。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最初承认察八儿是他的宗主，但是，不久厌倦了这些无休止的反帝国战争，他劝说察八儿承认铁穆耳皇帝为宗主。1303年8月，两位宗王的使者到北京宫廷表示效忠，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它再次把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置于拖雷家族的藩属地位而恢复了蒙古的统一。接着，正像我们将要看到那样，都哇和察八儿之间发生争吵；都哇囚禁了察八儿，逼他交出东、西突厥斯坦（约1306年）。都哇死（约1306—1307年）后，察八儿约于1309年进攻都哇之子、继承者怯伯（Kebek）汗，企图以此恢复窝阔台兀鲁思对察合台兀鲁思的霸权，但是，他被怯伯汗打败，除了逃到中国大汗处避难外，别无选择。
窝阔台兀鲁思就这样结束了。40年（1269—1309年）来，窝阔台家族在它的基地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河畔统治着中亚，并与拖雷家族的命运抗衡。
忽必烈的王朝，即中国的元朝，作为其他蒙古汗国的惟一的宗主而存在。北京成为远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世界之都。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忽必烈和海都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我们不得不叙述到这一斗争的结束，即忽必烈死后的15年时。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考虑可以称之为“忽必烈内政”的事情。
5．忽必烈的统治：蒙汉政策
忽必烈推行一种二元政策，该政策的方位是取决于人们把忽必烈看成（或者他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呢，还是把他看成中国19个王朝的继承者、天子呢。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统治的继承人，他坚持不断地要求成吉思汗各大封地的服从，每一块大封地都成为一个自治汗国。为强制使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作出这种服从，他的一生是在蒙古的战争中度过的。波斯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帝国的一个省，那儿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统治。在他的眼中，波斯汗——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阿八哈（1265—1281年在位）和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只是一些从属的汗，即高级总督伊儿汗，他们要得到他的任命，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 〔31〕 。忽必烈这个拥有全中国的人，原则上是突厥斯坦和蒙属俄罗斯的宗主，以及伊朗事实上的宗主，确实如马可·波罗所说，是真正的“大君主”，“从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统治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强大的君主”。 〔32〕
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完成了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国的人”。
交通问题，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和物资供应是如此重要，受到了他的密切关注。他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上建商旅客栈。20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为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 〔33〕 ，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 〔34〕 。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中国很早就制订起来，在北宋统治时期，著名的王安石使之完善。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 〔35〕 。还组织了公众救济 〔36〕 。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号召建医院。这些措施除了受到中国行政传统的影响外，很可能在忽必烈的头脑中还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显然很强烈。稻米和玉米是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济3万穷人 〔37〕 。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惟一不足的是财政方面。在宋朝的各种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钞”，或者说纸币的用途。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 〔38〕 ，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剌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Sayyid Ajall，死于1279年），他似乎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 〔39〕 。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前苏联塔什干西南］人阿合马（死于1282年），后是畏兀儿人桑哥 〔40〕 ，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胀政策，使钞票贬值。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1291年）。在忽必烈的统治之后，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1303年），这次是轮到新币贬值了 〔41〕 。
6．元朝的佛教
正如马可·波罗明确指出的 〔42〕 ，忽必烈对一切宗教都很宽容，尽管他在1279年一度恢复了成吉思汗关于屠杀牲畜的规定——这一规定是与穆斯林习俗相违背的——和一度表现出极端反感《古兰经》所强加给穆斯林的那些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的义务 〔43〕 。此外，他对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时期内对佛教徒的老对手——道士们表现了几分个人敌视。的确，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显受益。他正是以这种面貌而被载入蒙古传说的。虔诚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甚至给忽必烈冠以呼图克图（qutuqtu，崇敬的、神圣的）和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n，在佛教词汇中是“宇宙之君主”）这些称号 〔44〕 。甚至在他继位前，即蒙哥统治时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会（1258年），结果，佛教徒获胜。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那摩（曾出席过蒙哥举行的宗教辩论会）和年轻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阐述了佛教教义。像在1255年的辩论会上一样，他们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这次论战之后，忽必烈颁布法令，焚毁道藏伪经，迫使道士们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1258年、1261年、1280年和1281年法令） 〔45〕 。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继任皇帝后，他曾举行隆重仪式接受锡兰王送给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约生于1239年，很可能死于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 〔46〕 。主管乌斯藏的萨斯迦寺庙 〔47〕 。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借用古代中国佛教中的这一称号 〔48〕 。忽必烈于大约1264年左右将吐蕃纳入他的政治—宗教统治之下。直到当时，蒙古人还不知道除畏兀儿字以外的其他字母。1269年，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为蒙古人创造新文字，被称为都尔巴金（dürbäljin），或称方体字，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响。然而，伯希和认为对八思巴在创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计过高；无论如何，这些方体字只是暂时流行，因为蒙古人继续使用模仿畏兀儿字母的文字（只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有更多的角形字），这种文字已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字。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儿文字写成的 〔49〕 。在这一点上，伯希和指出，畏兀儿文有其不足之处，它仅仅是不完全地表达13世纪蒙语的语音，用畏兀儿文区别不出“o”音和“u”音，发不出词首“h”的音等等。同样，对颚音而言，畏兀儿字母也没有八思巴字母丰富 〔50〕 。
在忽必烈的继承者中，大多数人与忽必烈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首先是他的孙子铁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统治（1294—1307年在位）。然而，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阿难答（Ananda，尽管其名字实属佛教徒的梵文名）是倾向于伊斯兰教。“他能熟悉《古兰经》，并擅长于阿拉伯文”，他是唐兀惕地区（宁夏）的长官，是唐兀惕境内伊斯兰教的热情宣传者。铁穆耳企图使他转而皈依佛教，一度曾徒劳地囚禁过他。铁穆耳死时（1307年2月10日），阿难答企图夺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儿 〔51〕 海山获得了王位，并处死了他。海山在统治时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内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使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被译成蒙古文。中国儒学家指摘他偏袒喇嘛，很可能是对这种偏袒的一种反应，行政机关撤销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当时一直享受的财产豁免权 〔52〕 。在忽必烈的重孙、也孙铁穆耳统治时期（他从1323年10月4日继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张珪代表儒生公开抗议尊崇喇嘛。陕西尤其是吐蕃佛僧们常去的地方。一份当时的报导说：“曾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西部各省，城镇旅社容不下，而住进民房，驱逐房主，趁机奸污妇女。不满足淫逸，他们又夺民仅有的很少的钱财。必需采取措施阻止公开的吸血者，他们比收税人更加残酷”。 〔53〕 也孙皇帝不得不对喇嘛进入中国加以控制。
中国文人们认为蒙古王朝应该对他们实施的过度的佛教“教权主义”负责，它无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然而，佛教对忽必烈家族的异乎寻常的影响，在中国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的事情在4世纪末著名的苻坚和在6世纪初最后一批拓跋人身上都发生过（参看59页和65页）。佛教最初是使这些粗鲁的野蛮人变得较为温和仁慈，后来使他们变得迟钝，最后使他们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于是，具有悠久儒教传统的中国忍受了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这些君主渐渐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们同化，像拓跋人的情况；或者是把他们赶出境，像对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样。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兰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难答获得成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形势会是更加严重。伊斯兰教的胜利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将是可怕的一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威胁着中国文明的两次大危险可能是1307年的阿难答的争位和由于发动者于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儿入侵 〔54〕 。
7．忽必烈及其继承人的宗教政策：聂思托里安教
忽必烈对佛教的偏爱丝毫不妨碍他对聂思托里安教表示同情。在基督教的重大庆祝会上，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他让隶属于他的斡耳朵的聂思托里安教牧师把福音书放在他面前，他敬香供奉，并虔诚地吻之。 〔55〕 “1289年，他甚至建立专门机构，即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他的谕旨，像窝阔台和蒙哥的一样，使基督教牧师如同佛教徒、道教道士和伊斯兰教教士们一样，享受免税权和获得其他种种特权 〔56〕 。在此可以回顾一下，蒙古人沿用叙利亚语，称基督教徒为“迭屑”（tarsa）和ärkägün或ärka'ün（复数ärkägüd或ärka'üd，汉译名是也里可温），而教士和僧侣被称为列班—也里可温（rabban-ärkägün），主教被称为马儿·哈昔（marhasia）。 〔57〕
在蒙古人和蒙古化的各族中，聂思托里安教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克烈部和汪古部突厥人中。汪古部突厥人占据着长城以北、今山西边境一带原沙陀突厥人之地，他们使用的命名法揭示了他们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这些名字的汉译名已掩盖了该名的实质。聂思托里安教徒常用的名字有：西蒙，阔里吉思（即乔治），保鲁斯（保罗），约南（约翰），雅各（詹姆斯），腆合，伊索（耶稣），鲁合（路加）。
汪古部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今天称为绥远省的地区，即今托克托或归化城境内，该地区在蒙古统治时期称为东胜。伯希和认为该名来自“科尚城”一名，在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中，就是以科尚城来称呼这一地区。 〔58〕 马可·波罗给同一地区的称呼是Tanduc，根据伯希和的看法，Tanduc起源于唐代通用的古名天德（古音为Thiän-tak）。 〔59〕 这是汪古部王朝的实际所在地，王室家族是一些极倾向聂思托里安教、同时又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联系的突厥王公们。成吉思汗家族显然从未忘记过对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王公们的欠债之情。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斤 〔60〕 曾经在关键时刻，即在被邀加入由乃蛮人形成的反蒙联盟时，他反其道而行，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 〔61〕 。他以生命表达了他的忠诚；因为当他在与乃蛮人打完仗之后返回家园时，他的部落中一些赞成与乃蛮人联合的部民暗杀了他和他的长子布颜昔班。他的妻子携带次子波姚河逃到郓城。当成吉思汗以金朝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郓城时，他的至诚愿望是恢复这个忠臣家族对汪古部地区的统治地位。年轻的波姚河随他出征花剌子模，战后回归，成吉思汗把女儿阿剌该别吉嫁给了他。波姚河死后，阿剌该别吉作为成吉思汗亲生女，对汪古部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她没有亲生儿女，便把她丈夫与另一个妾生的三个儿子——孔不花、爱不花和绰里吉不花视为亲生儿子。孔不花和爱不花先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们为妻：孔不花娶贵由大汗之女叶儿迷失；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玉剌克 〔62〕 。爱不花之子阔里吉思（即乔治）先与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忽塔德迷失公主结婚，后又与铁穆耳大汗的女儿阿牙迷失公主结婚。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铁穆耳手下供职时于1298年被杀的情况 〔63〕 。
这个聂思托里安教王室家族如何紧密地与蒙古王朝联姻便一目了然。在蒙古人宗教宽容的限度内，该家族成功地利用它受到优待的地位去保护基督教。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的传记表明，在他们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孔不花和爱不花向他们表示祝愿和送给他们礼物。 〔64〕 “乔治”王子确实是在暮年时，由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孟德科维诺施洗礼，皈依了天主教。 〔65〕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清楚地表明，元朝中国北方边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并不限于汪古部境，因为在他们前往西方时，他们在唐兀惕境内（即甘肃）受到基督教徒最激动人心的欢迎，特别是在“唐兀惕城”（即宁夏） 〔66〕 。聂思托里安教会确实遍布其境，宁夏，西宁、甘州、肃州和敦煌都有。马可·波罗提到，仅宁夏就有三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 〔67〕
无疑地，这些聂思托里安教徒自唐朝以来就默默地居住在原中国边境以外的这些地区，但是，他们并非一直局限在这些地区内。由于成吉思汗后裔的征服，现在中国内地也向他们敞开了。人们甚至可以说，在唐朝灭亡后已经被逐出境的聂思托里安教，随着蒙古人又进入了中国。1275年报达［巴格达］的聂思托里安教主教在北京创建主教区。尾随蒙古人，聂思托里安教甚至渗入长江下游地区。1278年，忽必烈委托一个名叫马薜里吉思（汉译名，原名Mar Särgis）的人管理在今江苏省内的镇江。按其名推断，马薜里吉思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不久，他很快在镇江建起一座教堂（1281年） 〔68〕 。在扬州和汉口又建了几个聂思托里安教教堂。 〔69〕
在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可以证实蒙古的聂思托里安教信仰。列班·扫马（死于1294年）和他的朋友、未来的主教马·雅巴拉哈·麻古思（1245—1317年），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徒，至少后者是汪古部人 〔70〕 。麻古思的父亲是汪古部科尚城的副主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伯希和把科尚城看成是中世纪的东胜，今绥远和山西边境上的托克托。列班·扫马是汗八里（或北京）聂思托里安教教堂中一位巡察使的儿子。他是第一个信奉修道生活的人，曾在北京大主教马·基瓦古斯的主持下接受了削发仪式，后来他隐退到离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山中修道院，在此结识了麻古思。在麻古思建议下，两人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在托克托附近，他们拜访了汪古部王孔不花和爱不花（他们也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并告知他们朝圣的计划，汪古部的这两个王子最热烈地接待了他们，并尽力劝阻他们说：“我们正在费力地从西方招来主教和教士，你们为何要去那些地方呢？”但是，见两人主意已定，汪古部王子们为他们提供了马匹、钱财和过中亚的旅途所需的一切物品。
朝圣者们先经唐兀惕境，即今甘肃北部、宁夏附近，这儿的聂思托里安教教会星罗棋布。“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上街欢迎他们。因为唐兀惕地区居民的信仰非常强烈”。他们沿罗布泊和塔里木南缘小道而行，抵达了于阗和察合台汗的领地。当时察合台汗是都哇， 〔71〕 因为据伯希和的估计此事是发生在1275—1276年间。当时，成吉思汗宗王之间的战争正在中亚进行，阻止了列班·扫马和麻古思直接从喀什噶尔到波斯的旅行。他们发现于阗正遭受饥荒，喀什因战争而人烟稀少，从喀什往西的路已不通畅。因此，他们转向北去怛逻斯（奥李阿塔，或今天的江布尔），窝阔台系海都汗在此扎营。 〔72〕 他亲切地接见了两位聂思托里安教徒，并发给他们安全特许证，持此证，使他们得以通过作战军队的前哨，最后抵达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波斯的统治者是阿八哈汗（1265—1282年在位）。
从叙利亚来的一位可能是说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徒，汉译名叫爱薜（即伊萨或耶稣，1227—1308年），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他身居重要位置。他懂多种语言，精通医药和天文，曾在贵由汗庭中供职。1263年，忽必烈任命他掌管星历司，他似乎是1279年法令的鼓动者之一，通过该法令，忽必烈企图制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宣传。1284—1285年，蒙古高级官员孛罗丞相作为使臣前往波斯汗阿鲁浑处时，爱薜陪同前往。爱薜在返回中国后，于1291年被任命为掌管基督教的总监，1297年任政府大臣。 〔73〕 其子也里牙、腆合、黑厮、阔里吉思和鲁合都像他一样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在北京宫廷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74〕 。
最后，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在北京的他们的亲卫军中有3万名信仰希腊正教的基督教阿速人，他们是在蒙哥时期从高加索来的。我们已经看到，1275年6月，阿速军在围攻长江下游北岸的镇巢时 〔75〕 ，遭到宋军狡诈的屠杀。后来，忽必烈把从镇巢得到的税收分给了遇害的阿速军的家属们 〔76〕 。1336年7月11日，这些阿速军的后裔送一封表示归顺的信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1338年带信给在阿维农的教皇的使团中，除了纳昔奥的安德鲁和威廉外，还有阿速人托盖。 〔77〕
此外，伯希和还提到了古代摩尼教在福建又活跃起来这一事实，在宋朝统治时期福建已有摩尼教复兴的兆头。 〔78〕
8．马可·波罗的旅行
尼古拉·波罗和其弟马弗·波罗是长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去以后成为南俄罗斯地区的蒙古钦察汗国进行长途贸易。他们在伏尔加河（马可·波罗的“Tigris”河）下游的萨莱城受到拔都的弟弟和继承人钦察汗别儿哥的接见，并卖给他各类珠宝。接着，他们经花剌子模之路来到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不花剌城，在那里留居了三年，因为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阻碍了他们的归途。最后，他们决定陪同波斯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去见旭烈兀的哥哥、在中国的忽必烈。于是，他们只得沿着通常商旅往返之路旅行：经锡尔河畔的讹答剌城、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和畏兀儿地区，在这里有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吐鲁番两个城镇，吐鲁番当时被称为哈剌火州（马可·波罗的Carachoço）。 〔79〕 最后，他们经哈密（马可的Camul）和敦煌，或称沙州，到达中国，至北京，或称汗八里。
忽必烈给他们最热诚的接待，当他们要离开北京时，他希望他们去要求教皇派给他一百名精通七艺的学者 〔80〕 。波罗兄弟于1266年离开中国，到达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的主要港口、地中海岸边的剌牙思。1269年4月，他们从剌牙思出发前往阿迦。又从阿迦到罗马。他们未能得到忽必烈要求的传教士和学者，于是，他们又起航回到阿迦，1271年底他们又从阿迦出发前往中国。这次他们带着尼古拉之子马可·波罗，他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旅行的重要记述。
马可跟随父亲和叔叔离开剌牙思港后，取道锡瓦斯，通过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到达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由于波斯汗阿八哈与他的堂兄弟们，即站在海都一边的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们，正在进行着战争，使他们不能走河中之路，因此，他们遂直接斜穿波斯，经桃里寺、苏丹尼耶和卡尚，然后无疑是经耶斯特和起儿漫到霍尔木兹 〔81〕 。他们可能打算从霍尔木兹乘船去中国，但是，正像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南海岸的广州、泉州、福州和杭州这些大港口当时仍属于南宋，不属于蒙古人。所以，在霍尔木兹时，波罗一行改变了计划。他们放弃了经海路到远东的打算，而是北上，经呼罗珊（马可称之为干树地或孤树地） 〔82〕 进入中亚，途经尼沙普尔、沙普甘和巴里黑。
为避开波斯汗与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之间屡战不止的河中战场，波罗一行从巴里黑向东北方出发，过巴达克山，取道波罗以北的瓦罕高原谷地翻越帕米尔山。他们沿古代丝绸之路（塔什库尔干，托勒密的“石塔”）而下，进入喀什，马可赞赏喀什美丽的果园和葡萄园，以及喀什居民的商业意识，“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在喀什，他还注意到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及该教会的教堂。离开喀什，波罗一行沿塔里木南缘的古道而行，经叶儿羌、于阗、克里亚和车尔城。绕过罗布泊边缘后，他们穿过了罗不［今若羌］，斯坦因认定罗卜是今天的恰克里克城 〔83〕 。接着他们到了敦煌，或沙州。然后，他们进入原唐兀惕境，来到甘肃的肃州 〔84〕 和甘州，甘州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这些威尼斯人在此呆了将近一年，等候蒙古朝廷的指令。马可注意到，聂思托里安教徒们在甘州有三座教堂，城内也有许多佛僧，他客观地赞扬了他们的德行 〔85〕 。
在甘州停留之后，波罗一行又向东继续旅行，过凉州 〔86〕 和宁夏 〔87〕 。在原唐兀惕人的都城宁夏，大多数居民是佛教徒。但马可提到了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那儿也有三座教堂。接着，旅行者们进入了汪古部境，马可称其地为天德（参看上文），天德的中心应该在今托克托，或归化城附近去发现。马可·波罗并不是没有提到汪古部王公们是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汪古部王公们与约翰长老的家族、即原克烈统治者的家族混淆了。以后鄂多立克又重复了马可的这一错误。马可特别提到乔治王子（阔里吉思），当时他在蒙古大汗的宗主权下统治着汪古部。马可还提到了蒙古王朝与汪古部王室之间的联姻。
离开汪古部境后，波罗一行进入了中国本土，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中国的北方，马可按蒙古人的方式，称之为契丹，该名来自11世纪北京的君主契丹人。他们从托克托之地出发，于1275年5月到达忽必烈的夏驻地上都府，今多伦诺尔。
波罗一行向忽必烈递交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信。看来忽必烈很喜欢马可，把他带到他的冬驻地汗八里（北京）。在马可自己的陈述中，忽必烈安排他在政府部门，并且，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忽必烈委派他充任各种信任的差使。不过，马可显然从未认真识别中国语言；另一方面，他懂波斯文，常常用波斯译音给中国地名注音。 〔88〕 由于一些错误的译名，所以，马可及其父、叔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某些人所企图推测的那么重要。伯希和根据马可提供的盐的开采情况，推测马可是在中国盐税管理部门工作。很可能他作为扬州副长官的助理，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 〔89〕 他所谈到的，他的父亲和叔叔于1268—1273年在围襄阳之战中所起的作用，与中国史籍的记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这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对其父辈的作用有某些夸大的话，那么，重要的事实是，尽管他自己的职务不高，但给了他浏览中国主要城市的机会。
马可游记记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北京到云南；另一条是从北京到福建。在第一条中，他提到了今山西省首府太原和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平阳（分别写成Taianfu和Pianfu）；还提到陕西省内的奉元府或京兆府（Quengianfu） 〔90〕 ——当时忽必烈之子、忙哥剌（Mangala）任此地长官（1272—1280年在位），他曾提到过马可；接着马可提到四川成都。从成都起，马可的旅行中有着大量细节的描述。说明马可确实被差遣到过这些地区。在云南或者说原大理国，他提到大理（哈剌章），和云南（昆明，押赤）两个城市，他提到在云南已经有一个大的穆斯林社团 〔91〕 。云南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总督管辖区，由成吉思汗宗王们的后裔统治：他们是忽必烈之子忽哥赤（Ugechi，1267年）、秃忽鲁哥（Tughlugh，1274年），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Esen，或Yesen Temür，1280年）。马可还谈到，在他出访时，也先帖木儿正掌权。他所记载的蒙古在缅甸（或称缅国）的战争（蒙古人1277年，1283—1284年和1287年的远征）的细节暗示他可能随军一直到达缅甸边境。无论如何，他对1277年的战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战争中，蒙古弓箭手们使蒲甘王的战象受惊，强占了通往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海峡。他还谈到直到1287年蒙古人才进入蒲甘。 〔92〕
马可记载的第二条路线从北向南地贯穿中国东部，与中国的海岸线平行。从北京出发，经河间府 〔93〕 到长芦，滋阳，山东济宁，淮河入海口（当时是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淮安州 〔94〕 ，扬州，苏州，杭州，浙江省的婺州，浙江兰溪南部，及附近的衢州，同样是在浙江省的处州，福建省的建宁府，今福建省首府福州，泉州。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南部只通到泉州，因此，马可没有提到广州。
看来马可还有机会随忽必烈派遣的两个使团到过占婆 〔95〕 和锡兰，去锡兰的使者们是去取佛骨，其中包括著名的佛牙。在锡兰，马可要别人给他讲述佛陀释迦牟尼 〔96〕 的故事。他给我们留下了该故事的生动、可信的概要。 〔97〕
1291年春，波罗和家人们得以乘船返回欧洲。忽必烈的侄孙、波斯汗阿鲁浑请求忽必烈给他挑选一位伯牙吾惕部的公主与他成婚。忽必烈为他挑选了该部的阔阔真公主（Kökächin，马可记Cocachin）。但是，中亚的道路因忽必烈和海都的战争而不通畅。因此，忽必烈要波罗一行护送蒙古公主经海路到波斯，同时，让他们捎带着他给教皇、法王、英王、卡斯特［北部西班牙王国］国王的几封信。波罗一行可能不得不在占婆都、佛誓（在平定附近）停泊，接着驶往马六甲海峡。但是，在离开苏门答腊海岸后，他们受逆风阻拦了5个月。无疑地，像当时的所有的海员一样，他们必然浏览了当时特拉万可最大的香料市场奎隆。从奎隆出发，他们绕过德干高原的海岸向坎贝湾航行，然后，沿波斯海岸，在霍尔木兹登陆。他们必定是从霍尔木兹经起儿漫和耶斯特进入波斯。其时，波斯汗阿鲁浑刚去世。波罗一行把阔阔真公主转交给他的儿子、呼罗珊长官合赞，然后访问了在桃里寺城的波斯新汗海合都。他们在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停留了3个月，此后，他们在特拉布松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家中。
9．元朝经济的繁荣
马可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 〔98〕 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缎（很厚的丝织品）和绣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99〕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 〔100〕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伊斯兰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101〕 。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 〔102〕 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 〔103〕 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剌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剌牙思。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剌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丝绸之路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剌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10．元朝的天主教
波罗一行的旅行并不是惟一的。1291年，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Petrus da lucalongo）从桃里寺出发，经印度洋到中国。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因为他于1305年把帝国宫殿附近的一块地送给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大约20年之后，热那亚人安德鲁（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国，他在此赢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为蒙古外使回到欧洲，后来于1338年再次来中国，可能是走塔那这条路。 〔104〕
在这些冒险商人的促进下，引来了传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 〔105〕 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鄂多立克对此记道：“我们的一位圣方济各派修道士在皇宫中任主教，每当皇帝骑马外出，他给他祝福，皇帝虔诚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 〔106〕 ，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 〔107〕 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孟德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 〔108〕 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穆耳）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 〔109〕 。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孟德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生于1265年，死于1331年）。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说是直到1318年才启程），在特拉布松登陆。从特拉布松出发，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城，并注意到该城的商业重要性，他认为该城给波斯汗带来的收入比法兰西王来自全国的收入还要多。他还谈到了阿哲儿拜占的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他最初计划经伊朗东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于该地区穆斯林狂热而产生的暴动，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几年内，东伊朗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波斯汗完者都正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和阿富汗地区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儿达乌德·火者交战。此外，东伊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间不断对旁遮普发动掠夺性远征而不畅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剌克阿拉比，在那里，他从巴士拉乘船到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到印度，于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纳登陆。他在塔纳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杀害的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遗骸，浏览了无离拔 〔110〕 ［马拉巴尔］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鄂多立克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111〕 鄂多立克继续前往圣·托马斯，或称迈拉布尔，据说使徒托马斯葬于此地 〔112〕 ，该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对这个原聂思托里安教教会的衰退作了评论，这里的聂思托里安教会实质是处于偶像崇拜的环境之中，它几乎退化成为异教（在蒙古，卢布鲁克同样也说过，聂思托里安教教士在与萨满们争夺阵地时，几乎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谬的歧途，狂热者们浸透着血的疯狂，他们投身于拉着偶像的车的车轮下，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呼声。接着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国。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 〔113〕 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 〔114〕 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 〔115〕 。”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惟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 〔116〕 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 〔117〕 ，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 〔118〕 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 〔119〕 ，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120〕 。”
鄂多立克还报道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待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 〔121〕 ，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 〔122〕 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 〔123〕 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 〔124〕 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 〔125〕 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懽帖睦尔（Toghan Temü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 〔126〕 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27〕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11．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惟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 〔128〕 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 〔129〕 “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候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剌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焺。1329年2月27日和世焺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 〔130〕 。和世焺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2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懽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懽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懽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黯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 〔131〕 ，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戎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销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懽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 〔132〕 ，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133〕 ，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匾额逃往蒙古。妥懽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懽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
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
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
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
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
统失陷于汉家之众…… 〔134〕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懽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汗国的连续性。
注释
〔1〕 《秘史》蒙语是Qubilai。汉译名忽必烈。波斯文名Qubilay或Qublay。我们采用传统译名Kubai（khubilai），既符合蒙古人的拼法，同时又恢复了汉译名。
〔2〕 事实是当旭烈兀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他将征服西亚地区的事托给统将怯的不花，从叙利亚东还。但此后他的行动不明。据说在此之前他曾下令将伊朗国库的财富运回蒙古，得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后，他收回了命令（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载《中亚杂志》第22卷3—4号）。——译者
〔3〕 出席忽必烈当选会议的成吉思汗系蒙古人中，除了窝阔台之子合丹和铁木哥之子脱格察儿（Togachar）的名字外，很少提到的几个人之一的。忽必烈最能干的部属有汪古部王子孔不花和爱不花，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们于1260年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将军哈拉不花。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6页。
〔4〕 梅拉书IX，275—282。据《史集》（第二卷，295页）1260年仲夏，在开平府登上帝位，当时46岁。——译者
〔5〕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29页）。
〔6〕 伯颜（Bayan）蒙古语意“富贵”、“幸运”。伯颜将军属八邻部，汉译名伯颜。
〔7〕 马可·波罗认为他的父亲和叔叔可以建造这种机器（鲍迪乃译本II，470—47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伦敦，1938，第318页）。（攻城武器指中国人称的“回回炮”。——译者）
〔8〕 蒙古人围镇巢［常州］时，蒙军中有一伙基督教（东正教）阿速军，在发动新的攻势时，他们被中国人以多少有些奸诈的方式杀害（1275年6月）。伯颜因此被激怒，在1275年12月该城最后被征服时，为给这些阿速军人报仇，伯颜掠夺该城居民和库藏，分给受害者家属。参看《马可·波罗》贝内代托版第141页。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4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140页。
〔9〕 《马可·波罗》波特埃译本，II，460；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13页。参考穆勒的《从杭州到上都》载《通报》（1915）第393页。
〔10〕 根据忽必烈的旨意，上都的东面和西面各建一所行宫，供皇帝狩猎时居住，通常称为东凉亭和西凉亭。元朝皇帝每年夏季都驻上都，在这里举行诸王朝会、开诈马宴、望祭陵寝等重要活动，一般要到7月下旬才返回大都。——译者
〔11〕 看布雷特施奈德的著作（Recherches…sur Pékin）（巴黎、1879年），图III，V，第52页、84页。可汗之城，“汗八里”一名，像宫廷之城、“斡耳朵八里”一样，常常被突厥—蒙古人用来指王室驻地。在玄奘传的回鹘译本中，中国唐都长安也被译成Qan-baliq（汗八里）。A.冯·加拜因《玄奘传之回鹘译文》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语言—历史部分》（柏林，1935年）第30页。
〔12〕 参考德米埃维尔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2（1924年），195上发表的文章。高宗王抵抗蒙古人的政策是大臣崔瑀授意的，崔瑀是自1196年就行使权力的世袭宫廷侍长家族中的最后一位代表。
〔13〕 考朗特写道：“从此，高丽只不过是由本地统治者统治的蒙古的一个省。这些统治者们与蒙古妇女结婚、生儿育女，受蒙古居民的劝导，他们可以被可汗随意召到北京，或者被流放，或者被罢黜。他们说元朝的语言，穿元朝的服装，在他们身上完全没有高丽人的样子。”
〔14〕 据《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307页）：“1274年，忽必烈集合元军及高丽军三万三千人，船九百只，……在九州北部肥前（今福冈）的松浦郡登陆，……遭到日本军民奋力抵抗，被迫回船。”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译者
〔15〕 参考J.默多克和I.山县的《日本史》（伦敦，1925—26年，3卷本），I，491—592；还可参看N.山田的《蒙古入侵日本》（伦敦，1916年，附有日本著作和史书目录，第269页）。W. G.阿斯顿摘译了（Taiheiki）片断。参看《日本文学史》（纽约，1925年70页）。有关这次战争的日本绘画，参看静也藤悬的《蒙古入侵画卷》Kokka（1921年）编号371—379。
〔16〕 参考G.马斯佩罗的《占婆国史》（《通报》1911年，第462页）和分卷（1928年）174—187页；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II，140页上的文章。
〔17〕 蒲甘王焨苴，《经世大典·叙录》作帖灭的，又作答麻剌的微，缅史作焨苴。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向元朝表示臣服，贡纳方物。1296年遣子朝见元成宗，愿岁贡银、帛、驯象、粮食等物。——译者
〔18〕 参考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年第633—680页）；哈韦的《缅甸史》（1925年）第64—69页。
〔19〕 伯希和翻译和研究了《真腊风土记》（《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2年第123页）。
〔20〕 参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年）；G.科代斯《速古泰国的起源》（《亚洲杂志》I，1920年，242）。清迈国与速古泰国在汉语中分别又称为pape和暹国。
〔21〕 梅拉书IX，452；N. J.克龙的著作（Hindoe-jacaansche Geschiedenis）（海牙，1926年，第352—359页）。蒙古人入侵爪哇时，苏门答腊的大公惊恐地短时期内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纳贡臣。参看弗朗德的著作（L'empire sumatrarais de Çricijaya），第231页。
〔22〕 海都是贵由的弟弟合失的儿子。
〔23〕 汉译名那木罕。
〔24〕 汉译名昔里吉。
〔25〕 窝阔台第六子也叫哈丹（Qada'an），为区别，把窝阔台第六子译为合丹。此处译为哈丹。——译者
〔26〕 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456）认为乃颜出自铁木哥，而《元史》认为出自别里古台。
〔27〕 参看多桑《蒙古史》II，456，和埃德曼《铁木真》第569页。
〔28〕 《马可·波罗》伯希和与穆勒译本，第200页；贝勒德托本，69—70页；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35页）。
〔29〕 甘麻剌是中译名，他是忽必烈次子真金（《元史》译名）或称Chinkim（拉施特译名）的儿子。
〔30〕 参考拉施特（据多桑《蒙古史》II，513；《元史》）；穆勒的《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7—238页。
〔31〕 参考巴托尔德《伊斯兰百科全书》“Hulägu”（旭烈兀）条目，第II卷，第353页。
〔32〕 《马可·波罗游记》鲍迪乃译本I，236；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92。
〔33〕 元代最大的水利工程是凿通南北大运河。凿通了山东济洲河、会通河，开北京通惠河。——译者
〔34〕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48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322。
〔35〕 《马可·波罗》上引书，分别是345；I，250页。（指常平仓，始立于1269年，目的是“丰年米贱，官为增价籴之；歉年米贵，官为减价粜之。”——译者）
〔36〕 忽必烈即位后，使粮仓制度逐步完善。其中有赈济灾民的常平仓和义仓。义仓目的是“社置一仓，以社长主之，丰年每亲丁纳粟五斗，驱丁二斗，无粟听纳杂色，歉年就给社民”（《元史》卷96《食货志》4．《常平义仓》）。——译者
〔37〕 《马可·波罗》鲍迪乃译本345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251。
〔38〕 忽必烈即位后，开始由政府统一发行纸钞。他在世时，共发行三次，1260年7月的“中统元宝交钞”，1260年10月的“中统元宝钞”，1286年的“至元宝钞”。——译者
〔39〕 赛夷阿札儿，赛哀丁乌马儿（汉译名赛典赤赡思丁，又名乌马儿），大约生于1210年，死于1279年。他在1274—1279年充任平章政事，管理云南。他的儿子纳速剌丁（Nasir ad-Din，死于1292年）和哈散（Husain）继任他为云南省的平章政事（此处不是哈散，哈散为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是纳速剌丁和第五子马速忽，马速忽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见《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译者）。在穆斯林长官的统治下，有助于云南的伊斯兰教化。赛夷阿札儿本人就在云南兴建了最早的两座清真寺。看A. J. A.继西埃尔和勒帕热的《赛夷阿札儿史料》（Mission d'Ollone, 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巴黎，1911）页20—203和维西埃尔的《赛夷阿札儿》（Revue du monde musulman）IV，第2（1908、2）。布列什奈德《中世纪研究》I，271；沙畹《蒙古时期中国宰相的碑文和文件》（《通报》1905年，第19页）。
〔40〕 阿合马（汉译名）被谋杀前从1270至1282年掌权。桑哥（汉译名）大约从1288年至1291年为“理财”大臣。参考《马可·波罗》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214页，238页。（韩儒林《元朝史》下册第2页上说桑哥是畏兀儿人，而在第6页上又说他是吐蕃人。《元史》卷205，《桑哥传》对此未作记载，只记道：“桑哥，胆巴国师之弟子也。能通诸国语言，故尝为蕃译史。”——译者）
〔41〕 1303年未发行钞票，是1309年才发行“至大银钞”，以后仁宗即位时（1311年）又废至大银钞，仍以中统、至元钞流通。——译者
〔42〕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43〕 多桑《蒙古史》II，491，引自拉施特。
〔44〕 萨囊彻辰，施米特译文，《东蒙古史》第113和115页。
〔45〕 参看沙畹《碑文与文件》（《通报》1908，第382页）。
〔46〕 八思儿，藏文意为圣者，犹指神童。他是乌思藏喇嘛教萨斯迦派首领萨班的侄儿。1252年，忽必烈征大理时，遣人到凉州召萨班，时萨班已死，八思巴于1253年应召，谒见忽必烈，留在王府。八思巴自幼学会念咒讲经，又从萨班学习显、密佛法和“五明”诸论，学识渊博。1260年，忽必烈封他为国师，1270年封他为帝师，从此一直到元末，世世以吐蕃僧为帝师。帝师领宣政院事，不但是吐蕃地区的政、教首领，而且是全国佛教的最高统领。——译者
〔47〕 参看G.胡特《蒙古佛教史》（斯特拉斯堡，1892—1896年，2卷本）II，139；萨囊彻辰《蒙古源流》，法译文，施米特的《东蒙古史》第115页。
〔48〕 伯希和《通报》1911年第671页上的记载（Les ‘Kouo-che'ou ‘maitres du royaume'dans le bouddhisme chinois）。
〔49〕 已知蒙语中最古的墓碑正是用畏兀儿文刻成，它现藏列宁格勒亚洲博物馆，被称为成吉思汗石碑。碑文注明年代约1225年。伯希和说：“史诗《蒙古秘史》只可能用畏兀儿文记录下来。《蒙古秘史》以汉译文和抄本留传下来”（伯希和《大亚细亚》，1925年第288页）。1908年伯希和在甘肃发现的1362年的伟大的蒙古石碑和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两封由波斯汗阿鲁浑和完者都给金发菲利浦的信都是用畏兀儿文书写的。1246年，给英诺森四世的信上盖着贵由汗的印，印中的铭文也是畏兀儿文。参看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载《东方基督教评论》1922—1923，第3—30页）。
〔50〕 参看伯希和《古代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大亚细亚》1925年页284）和《亚洲杂志》1925年93页上的文章。
〔51〕 多桑《蒙古史》II，532，转自《史集》。（原文海山是阿难答的堂兄弟，但据《史集》第二册，286页，海山应是阿难答的侄儿。——译者）
〔52〕 萨囊彻辰《蒙古源流》，参看施米特《东蒙古史》第398页；多桑《蒙古史》II，533。
〔53〕 梅拉书IX，539。参看卡特勒梅尔在他的《史集》译本中的评论（巴黎，1836年），页189。（这份报导指的是西台御史李昌的报导。原文是：“尝经平凉府、静、会、定西等州，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道途，驰骑累百，传舍至不能容，则假馆民舍，因追逐男子，奸污女妇。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马至八百四十余区，转之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驿户无所控诉，台察莫得谁何。且国家之制圆符，本为边防警报之虞，僧人何事而辄佩之？乞更正僧人给驿法，且令台宪得以纠察。”参看《元史》卷202《释老传》。——译者）
〔54〕 蒙古政府以同样的方式优待以往被中国王朝所禁止的神秘宗教派别和秘密社团。在宋朝或多或少地受到迫害的异端派别帮助过新的王朝（指元朝）。反过来，他们不仅获得了信仰自由还得到正式承认为一个僧侣集团。于是，正是在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在《元史》和《元典章》两种史书中，常常提到“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净土宗。对道教派别和各种外来宗教，如聂思托里安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有许多介绍。参看沙畹和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亚洲杂志》1913年，第364页）。
〔55〕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70页。
〔56〕 窝阔台、蒙哥和忽必烈的法令对和尚、佛僧、先生（道士），也里可温（聂思托里教士）和达失蛮（回教僧侣）享受免税和各种特权。参看德沃利亚《铭文注释》（《亚洲杂志》II 1896年，第396页）。沙畹《碑文和文件》（《通报》1914，637页）。鄂尔多斯蒙古人中的一个氏族，至今还保留着Erküt一名，即中世纪也里可温（ärkägüd）一名的近代形式。老莫斯特尔特研究过这个氏族的成员，发现他们既不信萨满教，又不信佛教，他们崇敬一种十字架—— 形十字，他们自己也不明其意，表明他们对基督教模糊的记忆。由此，他得出结论说，他们无疑是成吉思汗时期，在汪古部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后裔（莫斯特尔特《鄂尔多斯地区》载《辅仁学志》1934年第9期）。
〔57〕 中国用来记述基督教徒的词有（1）迭屑，它来自波斯文Tarsā，唐代译为“达娑”，意为“信徒”，或“敬畏神的人”。（2）也里可温，即Ärkägün。根据多桑的说法，13世纪的《世界征服者史》解释说，蒙古人称基督教徒为也里可温。中国作者用此词称景教徒，据推测，ärkägün一词是希腊文āρπωγ的对音，或者是叙利亚口语arkhun（副主教）的对音。或者与土耳其语arkhun（肤色白的）有关系。本译文按元代称呼译为聂思托里安教徒。列班，是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法师、律师，对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敬称。马儿·哈昔，又译马里·哈昔牙，叙利亚文，Mar意“圣”，hasiā意“使徒”，是对聂思托里安教大德（主教）的称呼。——译者
〔58〕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4页。
〔59〕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
〔60〕 阿剌忽失的斤（或特勤），忽里，看《秘史》海涅士法译文，第55页。
〔61〕 阿·克·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纽约，1930年）第235页。
〔62〕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0页，穆勒上引书第236页。
〔63〕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多桑《蒙古史》II，513；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237页。
〔64〕 穆勒《1550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徒》第99页。
〔65〕 上引书第208页。
〔66〕 上引书第100页。
〔67〕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58页和60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I，181。
〔68〕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41页；穆勒和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7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5页。
〔69〕 鄂多立克提到过扬州的一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它是于13世纪末由富商阿拉伯罕所建。伯希和发现了有关它的1317年法令（《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8页）。
〔70〕 《中亚的基督教徒》第631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94—127页。
〔71〕 都哇在叙利亚文的传说中是Oqo。
〔72〕 穆勒，上引书第101页。
〔73〕 《元史》卷134《爱薜传》，大德元年（1297年），授平章政事。——译者
〔74〕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0页，1927年3—4，第159页）和《蒙古人与教廷》（《东方基督教评论》3—4，1924年，248［52］）。有关孛罗丞相的情况看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59页。
〔75〕 《元史》卷132《杭忽思传》中是镇巢城，此城是大运河岸的常州。它于1275年3月30日向蒙古人投降。现保存的一位旅行者1276年的日记证明了这次围攻的恐怖情景“16日（1276年3月3日）拂晓，船抵常州。道路被烧毁倒塌的房屋所阻断，运河充满尸体，臭气冲天；这里比任何地方都糟糕。”参看《钱塘遗事》第7卷第7页，第9卷第3页。——译者
〔76〕 参看《元史》卷132。——译者
〔77〕 看C.隆西埃尔和多雷的著作（Bibliographie de l'Ecole des Chartes）LVI （1895年），29。伯希和（《通报》1914年，页641上的文章）。伯希和在《元史》中发现了派出使者的几位北京阿速首领的名字：福定、香山和者燕不花。他们在给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中分别名为：Fodim Jovens, Chyansam （Shyansam）和Chemboga （Shemboga）。
〔78〕 伯希和《福建的摩尼教传统》（《通报》1923年，第193页）。马可·波罗在福州提到的所谓基督教徒，伯希和认为肯定是摩尼教徒。参看《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第158页；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43页；伯希和《学者杂志》1929年1月第42页。
〔79〕 在哈剌火州，马可提到了有一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编Il Milione，第46页；穆勒-伯希和编II，XX）。在别失八里北的欣斤塔剌思有一些石棉矿。
〔80〕 《马可·波罗》穆勒-伯希和编I，79；本内代托编70—71页。（七艺，即文学、修辞学、算学、辩证法、几何学、音乐和天文学。——译者）
〔81〕 伯希和证实了当马可谈到摩苏尔和报达时，只是听说。裕尔-考狄尔本（伦敦，1903年，I，19）错误地说他在摩苏尔、报达和巴士拉之间旅行过。最可能的路线是赛克斯的《波斯史》中（262页）注明的。（霍尔木兹是与印度贸易的巨港，在波斯湾口的一个岛上。元朝译为忽里模子，明朝译为忽里谟斯。——译者）
〔82〕 裕尔-考狄尔本I，第129页，穆本I，第128页。
〔83〕 斯坦因《西域》第9章第318页及其后。伯希和认为Pem与Keriya等同。
〔84〕 《马可·波罗》本内代托本48页；穆本I，158；伯希和《肃州考证》（《亚洲杂志》I，1912年，591）。
〔85〕 鲍迪乃译本I，203；贝本48页；穆勒本159页。
〔86〕 本内代托本52页；穆勒本178页。
〔87〕 本内代托本58页；穆勒本181页。
〔88〕 “在马可时代，波斯语必定是作为一种中亚和东亚通用的语言”。参看伯希和《亚洲杂志》II，1913，185。
〔89〕 本内代托本第137页，伯希和《通报》1927年第164—168页上的文章。
〔90〕 马可还提到京兆府内的聂思托里安教会（本内代托本第107—108页，穆勒本第264页）。
〔91〕 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15页；穆本第277页。关于大理城，参看伯希和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4）第158页上的文章。
〔92〕 参考《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09）第633—680页上于贝尔的《蒲甘王朝的终结》。
〔93〕 A. J. H.夏里格农认为是指正定（chengting），参看《马可·波罗传》北京，1924—1928年，3卷本，III，2。参看本内代托本第128页。
〔94〕 马可称黄河为Caramoran，来自蒙古名喀喇木仑河，即黑河。
〔95〕 参看G.马斯佩罗，载《通报》1911，第476页。
〔96〕 佛陀（Buddha）蒙古人称为Burqan。
〔97〕 鲍迪乃本第588页，穆勒本第407页。
〔98〕 鲍迪乃本第325页；穆勒本第239页；参看裕尔-考狄尔书中的注释，I，426—430。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巴黎，1853—1879，4卷本）IV，259—260。
〔99〕 参考海德《利凡特商业史》（莱比锡，1923年）II，670，693。
〔100〕 Quinsai一名，或者根据各种手稿写法：Khansa, Khinsa, Khingsai, Khanzai, Cansay, Campsay，来自King-tsai，即“暂时驻地”（伯希和）。参看穆勒的《马可对Quinsay的描述》（《通报》1937年，105页）。
〔101〕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我错了，它是最大的一个港口”。（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本IV，269）。在刺桐附近是德化，也在福建境内，其中有马可称赞的陶器制品（穆勒本，352页，参看海德的《利凡特商业史》II，247）。
〔102〕 鲍迪乃译本第561页。穆勒和伯希和译本第368页。海德上引书II，644。费郎的著作（Relations de voyages et textes geographiques arabes, persans et turcs）（巴黎，1913—1914年）2卷本，I，31。
〔103〕 1335年至1343年间佛罗伦萨编辑的一部著作，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xviii。
〔104〕 参看海德《利凡特商业史》II，218。
〔105〕 汉文史料称马八儿。阿拉伯语是Ma'abar, Ma'bar，意为渡头。《岛夷志略》和《元史》均有马八儿传，《元史》称：“海外诸蕃国惟马八儿与俱兰足以纲领诸国，而俱兰又为马八儿后障。”该地在科罗曼德耳海岸。——译者
〔106〕 参看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第633页）。
〔107〕 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页。
〔108〕 在安德鲁·佩鲁贾的信中，把他到北京的时间写成1318年肯定是错误的，穆勒估计，应该是1313年。（《在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1—192页）。
〔109〕 裕尔《东域纪程录丛》（英文版）第3卷第73页：其内在价值约合不到五十英镑。——译者
〔110〕 马拉巴尔（Malabar即Minibar），伊本·白图泰写作al-Malibar，爱德利奚和阿布尔费达写作al-Manibar。Malabar指印度西南海岸一带。张星烺认为是《元史·亦黑迷失传》中的八罗孛。关于胡椒生产，《诸蕃志》：“无离拔国至多，番商之贩于阇婆，来自无离拔也。”——译者
〔111〕 《鄂多立克游录》，考狄尔本（巴黎，1891）第99页。
〔112〕 参看H.豪斯登的文章（St. Thomas and St. Thom, Mylapore）（《孟加拉亚洲社会杂志》1924年）第153页。
〔113〕 Sinkalan，马黎诺里记Cynkalan，伊本·白图泰记Sinkalan，拉施特和瓦撒夫记Chinkalan，都指今广州。——译者
〔114〕 关于辛迦兰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中国陶器运往印度和也门的重要港口），参看《伊本·白图泰游记》德弗雷梅里译本，IV，272。
〔115〕 参看穆勒《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41页，和《新中国评论》（1922）第32页“杭州有一万座桥。”
〔116〕 马可已经提到过杭州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本内代托本第152页）。
〔117〕 裕尔以为其地是马可记的Singuimatu，冯承钧译作新州马头，以往认为是今济宁。何高济译《鄂多立克东游录》第72页注3认为应是《元史·河渠志》御河条下长芦以北的索家马头，所指城市实为沧州。现照原文的说法译成新州马头（山东济宁）。——译者
〔118〕 据陶九成《辍耕录》，这里所说的小山是金代的琼花岛，元代的万寿山，今之琼华岛，其上的宫殿即广寒宫。因“其山皆叠玲珑石为之，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故称之为绿山。其旁之池即元代之太液池，今北海，极美之桥应为山前之白玉石桥，“长二百余尺，直抵仪天殿后”（见《辍耕录》）。——译者
〔119〕 巴萨诺的僧侣马契辛诺说，据僧侣鄂多立克说，皇冠是珍珠和宝石镶嵌而成，比特利维索边区还值钱。参看何高济译本第88页。——译者
〔120〕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375页。对此有注释，马可所谈到的忽必烈在基督教盛大节日中所起的作用（看贝本第69、70页）。
〔121〕 《马可·波罗游记》，参看本内代托本第60—61页。
〔122〕 《鄂多立克东游录》考狄尔本第450页。参看劳费尔《鄂多立克到过吐蕃吗？》（《通报》1914，第405页）。
〔123〕 北京的阿速人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的信注明时间是1336年7月11日，信上陈述约翰·孟德科维诺已在八年前去世了（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8页）。
〔124〕 《中国的基督教徒》第197页。
〔125〕 马黎诺里是应大汗使团的邀请而进行旅行的，关于这次旅行，他本人写有游记。这本《游记》的惟一一份完整手稿，现藏布拉格大学图书馆，由多布奈公布在《波希米亚历史文献》（Monumenta Historica Boemiae），1768年版第2卷，第79—282页上，由伊姆利尔公布于《波希米亚史料集》（Fontes Rerum Bohemicarum），1882年版第三卷，第492—604页上。有关马黎诺里东游部分，由裕尔译成英文，收入《东域记程录丛》第3卷第209—269页。——译者
〔126〕 伯希和《中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第642页）。
〔127〕 马黎诺里的编年，参看穆勒《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54页。
〔128〕 这一地区忽必烈先给他的三儿子忙哥剌，后又转给忙哥剌之子阿难答，它还包括陕西，以西安（或称长安）为都。
〔129〕 《元史纪事本末》第155页是爱黎育拔力八达，今从英文名译成爱育黎拔力八达。——译者
〔130〕 参看利杰蒂《元文宗的蒙古名称》（《通报》1930，第57页）。
〔131〕 名叫“广”的两个城市可能指两广地区，即广东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译者
〔132〕 《元史纪事本末》第218页：“帝以孛罗为中书左丞相，寻进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译者
〔133〕 据《元史纪事本末》第219页记：“扩廓帖木儿扈从太子至京师。诏以扩廓为中书左丞相，知枢密院事。”——译者
〔134〕 转自《汉译蒙古黄金史纲》（1985年，呼和浩特版）第44页。——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