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年来为了了解“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而进行的经济分析，已经被人用另一个新娘——价值论——骗过去了。没有疑问，这一更替之所以发生，有种种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可是也有一种纯粹技术的、知识上的原因。要分析一个经济组织在整个时期内，牵涉到人口变化、资本积累和技术变动的全面动态，同时又要分析特殊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详细关系，是非常困难的。这两套问题都需要解决，可是每套问题都必须分开研究，用简化假设的办法把另一套撇开。两者之间究竟先牺牲哪一方面呢？一百年来经济学家牺牲了动态学说，以便讨论相对价格。这是很不幸的，第一因为假设全面的静态条件，根本脱离现实，以致不可能对其中任何事项用实证方法加以检验，第二因为这样做就不可能讨论许多实际上很有趣味的问题，而使经济学成为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像克拉盘在《论空洞的经济学宝箱》一文 注1 中所讥讽的那样。
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打碎了静态论的玻璃房子，以便能够讨论一个现实问题——失业的原因。可是他的分析以短期为范围，在这种短期内资本拥有量和生产技术都是特定的。它留下了一大堆长期的问题，这些问题上面都盖着一些来自静态论的碎玻璃片，而且关于这破碎的房屋怎样可以重建的问题，它只提出了一些模糊的暗示。
近年来兴趣的中心又回到了关于经济组织的全面发展的那些古典派的问题上了。这种变化的一个主要范例是哈罗德的《动态经济学》。为了简单地讨论动态的问题，哈罗德丢开关于相对价格的整个问题，进行一种对一个经济组织的全面发展的分析，而不注意价值论。本书学习了他的分析方法。
人们对古典派的一些问题重新发生兴趣，使得古典派的学说复兴。本书所讲的东西对博学的读者很多是非常熟悉的。我自己得到这些观念，并不是由于研究古典学派。在我脑子里出现的问题是如何使《通论》一般化，就是说，如何把凯恩斯的短期分析扩充为长期的分析。可是斯拉法对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介绍，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