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早就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了，我们也早就想请读者跟我们一道着手解决它。然而某些顾虑使我们克制住了：我们以为，也许我们的读者自己已经解决了，因而我们的建议为时已晚。现在我们已经没有这样的顾虑了。德国历史学家们已经使我们打消了顾虑。我们说这个话是严肃的。原来最近一段时期，德国历史学家中间进行了一场关于历史上伟大人物的相当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倾向于认为伟人的政治活动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动力，另一些人则断言，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历史科学应当注意的并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活动，也不仅仅是政治史，而是整个来说全部历史生活的总和(das Ganze des geschichtlichen Lebens)。后面这一派的代表之一就是卡尔·拉姆普雷希特 [29] 、《德国史》的作者，此书由普·尼古拉也夫先生译成了俄文。反对者们指责拉姆普雷希特是“集体主义”，是唯物主义，甚至把他——horibile dictu![说来可怕！]——同“社会民主主义的无神论者”混为一谈，如他自己在争论结语中所说的那样。当我们了解了他的观点时，我们才看出，对这位不幸的学者提出的种种责备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确信现代德国历史学家们没有能力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于是我们自认为有权假定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对于某些俄国读者来说也仍然是没有解决的，因而关于这个问题现在也还可以说一点并非完全没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话。
拉姆普雷希特汇集了许多雄才大略的杰出人物对于他们自己的活动与这个活动得以实现的那种历史环境之间的关系所持见解的一套完整的收藏品(eine artige sammlung，如他所说)；不过他在自己的辩论中暂时局限于援引俾斯麦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这位铁血宰相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发表的如下一段话：“先生们，我们既不能忽视过去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我希望你们预防一种错觉，由于这个错觉人们把自己的钟表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做他们会加速时间的流逝。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我所凭借的那些事变的影响，不过毕竟谁也没有想到要我去创造历史。这对我说来，甚至跟你们联合在一起，也会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联合在一起能够跟整个世界对抗。然而我们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当等待历史自动形成。我们把水果放在灯下是不会加速它们的成熟的；如果它们尚未成熟我们就摘下来，那只会阻止他们的生长和损害它们。”拉姆普雷希特又根据约里 [30] 的记述，引证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不止一次说过的意见。它们共同的意思还是：“我们不可能造成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根据事物的自然进程行事，并限于保证自己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拉姆普雷希特认为这是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深入地观察事变，而不使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去呢？对他说来，这甚至在他处于自己权势的巅峰时期也是不可能的。一般的历史条件比最有势力的人物更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这位伟大人物来说是“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拉姆普雷希特是这样议论的，他把自己的观点称为通用的。不难看出他的“通用”观的弱点。他所援引的俾斯麦的意见，作为心理学文献是很有意思的。可以不同情以前这位德国宰相的活动，但不能说他的活动微不足道，说俾斯麦的特点是“无为主义”。据说拉萨尔关于他这样说过：“反动派的仆人们并不是夸夸其谈的人，但愿进步势力有更多这样的仆人。”请看，正是这个有时表现出真正钢铁般毅力的人，认为自己在事物自然进程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他显然把自己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简单工具；这再一次表明，可以用必然性的眼光看现象，同时又成为很有毅力的活动家。不过只有在这方面俾斯麦的意见才是很有意思的；认为这些意见是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的回答则不可能。用俾斯麦的话说，事变是自行造成的，我们只能保证自己得到事变所准备的东西。然而每一次“保证”行动也都是历史事变：这样的事变同自行造成的事变究竟有何区别呢？实际上几乎每一个历史事变都同时既是“保证”某人得到先前发展已经成熟的果实，又是为未来果实作准备的那个事变链条的一个环节。怎么能把“保证”的行动跟事物的自然进程对立起来呢？看来俾斯麦是想说，历史上起作用的个人和集团从来不是而且任何时候都不会是万能的。这自然毫无疑义。但我们还是想知道，他们的——当然远非万能的——力量以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消减。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俾斯麦还是援引其言论的那位博学的“通用”史观拥护者都未作回答。
诚然，在拉姆普雷希特那里也发现有比较浅近易懂的引文。 [31] 比方他引用法国现代历史科学最著名的代表之一莫诺 [32] 如下一段话：“史学家们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然而转瞬即逝的表现，注重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却不去描述构成人类发展真正有价值而非暂时的部分(这个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和相当程度上可以进行精确分析)的那些经济条件和社会设施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实际上，重要的事变和人物正是作为人类发展不同时期的符号和象征才是重要的。被称为历史事变的绝大多数事变之于当今的历史，就像波涛之于潮水涨落的深厚而经常的运动一样，波涛在海面上产生，一时由于灿烂的阳光而绚丽夺目，随之碎散在沙岸上，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拉姆普雷希特宣称，他准备对莫诺这段话中的每一句话都表示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法国学者也不爱赞同德国学者。因此比利时历史学家皮雷纳在《Revue historique》[《历史评论》]上特别愉快地强调了莫诺历史观点和拉姆普雷希特观点的这种吻合。他指出：“这种一致意义十分重大。它看来证明，未来属于新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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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尔·拉姆普雷希特(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国史》(19卷)一书。——译者
[2] 约里(Joly，1839—1925)，法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译者
[3] 我们不涉及拉姆普雷希特的其他哲学历史学论文，这里只是谈论他的论文：“Der Ausgang des Geschichtswissenschaftlichen Kampfes”，Die Zukunft，1897，No.44(《历史科学战斗之结局》，《未来》，1897年，第44期)。
[4] 莫诺(Monod,1844—1912)，法国历史学家，《历史评论》杂志的创建人和编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