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后半期,已故的卡勃利茨 [1] 写了一篇文章：《理性和情感是进步的因素》 [2] 。作者在文章中援引斯宾塞，证明人类前进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情感，而理智则起次要的而且完全是从属的作用。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 [3] 反驳了卡勃利茨，对于把理智放在“跟班位置”的理论表示了含有讥讽意味的惊讶。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保卫理智，自然是做得对的。但是如果他不涉及卡勃利茨所提问题的实质，而是指明问题提法本身如何不可能和如何不能容许，他就较正确得多了。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已经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任意地划分出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方面，并把它们说成是独立存在的东西，使它们变成从各个方面和以不同结果吸引社会人走上进步道路的特种力量。然而这个理论就其在卡勃利茨那里所获得的那种形态说则更加没有根据，因为卡勃利茨已经不是把社会人活动的这一些或另一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领域变成特殊的社会学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往前走了，因为前面是已经十分显然的谬论的滑稽可笑的世界。这才是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本应让卡勃利茨和他的读者们加以注意的地方。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在揭示企图发现历史中占统治地位的“因素”曾使卡勃利茨走进了怎样复杂难解的抽象领域时，也许会无意中为批判因素论本身作出某些事情。这在当时对我们大家都会是很有益处的。然而他并不足以胜任这个使命。他本人就站在同一理论的观点上，他与卡勃利茨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对折中主义的爱好，由于折中主义，一切“因素”在他看来都是同样重要的。他的思维方式的折中主义性质，后来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攻击上，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一切其他因素并且根本否定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学说。这位“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连想也没有想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因素”观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完全不能进行逻辑思维的人才会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替所谓无为主义 [4] 作辩护的。不过应当指出，“令人尊敬的社会学家”的这种过失 一点儿也不新奇：过去有，现在有，而且将来还会有许许多多其他人犯这种过失……
当唯物主义者们还没有制定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时，人们早就开始指责他们有“无为主义”倾向了。我们不必追溯“远古”，且回忆一下著名的英国学者普利斯特列 [5] 同普赖斯 [6] 的争论 [7] 。普赖斯在评析普利斯特列学说时曾附带证明唯物主义与自由概念不相容，证明唯物主义取消个人的任何独立性。普利斯特列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曾援引生活经验。他写道：“我不来讲我自己，虽然无疑的，不能说我是一切动物中最不活跃、最无生气的动物(I am not the most torpid and lifeless of all animals)；不过我要问问您，您在哪里找得到比在信奉必然性学说的人士中间更多的思维能力、更多的积极性、更大的精神力量和顽强精神来追求最重要的目的？”普利斯特列指的是当时所谓 christian necessarians [8] [基督教必然论者] [9] 的宗教民主派。我们不知道这个教派是否真像属于该派的普利斯特列所以为的那样活跃。不过这并不重要。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观点同实践上最坚毅的活动极好地和睦相处，这种情况是毫无疑问的。朗松 [10] 说，“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原则上都确信意志的无能为力；它们否定自由和使世界屈从于宿命论” [11] 。朗松是不对的：他以为对所谓意志自由的任何否定都会导致宿命论；但是这没有妨碍他发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历史事实：的确，历史昭示，就是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实践上坚毅的行动，而是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是这种行动的心理上必要的基础。拿清教徒 [12] 为证，清教徒的毅力就远远超过17世纪英国一切其他党派；再拿穆罕默德的信徒们为证，他们在短时期内就使从印度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都服从自己的权力。那些认为只要我们确信特定系列事件必然到来，我们就会失去促进或反抗它们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人，都是非常错误的。 [13]
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构成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如果是，那么我的犹豫就会更少，因而我就会更坚决地行动。而且这里没有任何可奇怪的地方：当我们说某人认为自己的活动是必然事变链条中的必然环节时，这也就是说，缺乏自由意志对他说来等于完全不能无所作为，而且这种缺乏自由意志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就是认为不能不像他所作的那样去作。这正是可以用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在这个位置，便不能不这样]来表示的那种心绪，而且由于这种心绪，人们表现出最不可遏止的毅力，实现最令人惊异的勋业。这种心绪是哈姆雷特没有体验过的：因此他所能做的就只是唉声叹气和反躬自省。也因此，哈姆雷特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那主张自由只是已经转化为意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得对：“一个人怎样，他的哲学也就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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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勃利茨(1848—1893)，又名尤佐夫。俄国政论家，作家，自由民粹派最右翼代表之一。著有《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译者
[2] 卡勃利茨这篇文章1878年发表在文学政治报《星期周报》第6、7期合刊上，1882年编入卡勃利茨主要著作《社会学概论·民粹主义原理》。
[3] 受人尊敬的社会学家，指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卡勃利茨的文章发表后，米海洛夫斯基立即在自己的《1878年文学评论》中对它做出了反应(参阅《米海洛夫斯基全集》，第4卷，1897年圣彼得堡版，第539—546页)。
[4] 无为主义是17世纪末出现的一种神秘主义学说。它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取决于神的意志。由此产生漠不关心地、神秘直观地对待生活，消极被动，“不反抗罪恶”等等的宿命论说教。
[5] 普利斯特列(Priestley，1733—1804)，英国化学家，神学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决定论者。著有《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1778年)。——译者
[6] 普赖斯(Price，1723—1791)，英国分离派宗教家，道德哲学家。——译者
[7] 同普赖斯的争论，记载在普利斯特列下述著作中：《普赖斯博士与普利斯特列博士通信中关于唯物主义学说和哲学必然性的自由辩论，普利斯特列博士还补充了说明辩论本质的绪言，和几封致某些参加过这次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辩论的作家们的信》，伦敦，1778年。
[8] 18世纪的法国人对唯物主义同宗教教义的这种结合会很惊讶。在英国，任何人都不曾对这种结合觉得奇怪。普利斯特列本人就是很信宗教的人。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
[9] 基督教必然论者是基督教的一个宗派，它否定意志自由，认为有精神的生物不是自由地而是按照必然性从事活动的。
[10] 朗松(Lanson，1857—1934)，法国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著有《法国文学史》。——译者
[11] 参看他的《法国文学史》，俄译本，第1卷，第511页。
[12] 清教徒，指16世纪末到17世纪英国和苏格兰拥护加尔文主义的那些人。他们在17世纪为准备和实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起过巨大的作用。
[13] 大家知道，依据加尔文的学说，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由上帝预先决定的。Praedestinationem vocamur aeternum Dei decretum,quo apud se constitutum,habiut quid de unoquoque homine fiere valet.[我们把上帝永远决定的事情，把上帝对自己规定的、因而对各个人也有效力的事情，称为预定。](Institutio,lib Ⅲ，cap.5[《训条》，第3册第5章])正是按照这个学说，上帝从自己的仆人中挑选几个人来解放受到非正义压迫的民族。比如以色列民族的解放者摩西 [14] 就是如此。从一切情况看来，克伦威尔也自认为是上帝的这种工具；他始终，而且大概是由于完全真诚的信念，称自己的行为是上帝意志的产物。所有这些行动对他来说都预先涂上了必然性的色彩。这不仅没有妨碍他企图从胜利走向胜利，而是使他的这一企图获得了不可遏止的力量。
[14] 关于摩西拯救以色列人的传说，详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