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在丹佛各家台球房周围，那些经常在下午和晚上光顾这些地方的人，甚至那些在吃完晚饭后顺路进去打一场斯诺克的不速之客，都开始注意起一个怪模怪样的男孩。台球房里的空气满是烟味，气氛极其热烈。不停有人在巷子里走过，从格莱纳姆街的某家台球房后门出来，又走到另外一家台球房的后门那里——那个男孩名叫科迪·波梅雷，是拉瑞姆街一个酒鬼的儿子。没人知道，或者说，一开始没人关心他从哪里来。远在科迪到来之前，比他年长的，不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英雄们就已经使台球房的墙壁变得黑乎乎了。他们当中有令人难忘的怪人、杰出的职业台球手，甚至有杀手、爵士乐手、旅行推销员，以及冬夜里走进台球房，在炉火旁坐了一小时，却没有人再见过他们的快冻僵了的无名流浪汉（没有人会记得他们，因为那里没有人会有爱心去关注大多数男孩，除非他们是当地人，就住在拐角附近。年复一年，那些男孩总是自己挤成一团，带着一脸的冷漠，但有时也会焦虑不安），其中还有老科迪·波梅雷。在其失业后的流浪生涯中，老科迪·波梅雷经常在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瞎晃荡，但不知为什么他也曾经来过这里，就坐在后来他儿子绝望地思索人生时也曾坐过的同样那条旧长椅上。
你见过像科迪·波梅雷这样的人吗？——比方说，在芝加哥，或者更好一点，在法戈或者其他任何一座冰冷城市的冬夜街头上，你见过这样一个年轻小伙子吗?他颧骨突出，脸庞像是曾经被压到铁条上，看上去像顽石一般，那神色既痛苦，又不屈不挠，而且当你最后靠得极近去看时，还可以看见其中还有一丝正经、快乐与自信。他留着西方人常有的短络腮胡子，长着一双蓝色经常放电的大眼睛，像熟女那样，睫毛也忽闪忽闪的。这个矮小却强壮的小伙子经常穿着一件皮夹克；如果是一套西装，他就会配上一件坎肩，以便他能够将粗大麻烟卷放在合适的地方，并且露出他祖父那样的微笑。他脚掌着地，走得尽可能地快，一边兴奋地说话一边打着手势。他是一个很可怜的小家伙，刚从青少年教养院出来，身无分文，也没有母亲可以依靠。如果你看见他死气沉沉地站在人行道上，旁边站着一个警察，你会一言不发，急匆匆地继续前行。哦，人生，那是什么人啊？你会看见一些年轻男子，他们可能就因为一件北欧滑雪衫而显得十分安全可靠，像天使一般，或者像是成功人士；但穿在科迪·波梅雷这类人身上，它立刻就变成了一件偷来的肮脏运动衫，因为常有汗水浸泡而已经破旧不堪。他颧骨外突，上面有伤，显得有点狂暴；要是再留上长胡子，他就显得饱经沧桑，十分忧郁（某个著名博普鼓手可能就是出于那些原因而留着这种胡子，这时他看上去就像是科迪）。这是一张如此可疑的脸庞，就像护照上的照片或者警察用来指认罪犯的照片里的人物那样双目仰视，显得如此精力充沛，但脸庞本身又是如此死板，看上去像是时刻准备着做些极其狂热的事情。事实上，他跟那些穿着北欧滑雪衫，喝着可乐，站在写着“禁止张贴”的砖墙前的玫瑰男孩是如此不同。对一个玫瑰男孩来说，那砖墙太脏了。你可以想象科迪就站在那里，被夹在治安官与地方法院助理检察官之间，双手戴着手铐，灰白的皮肤已经擦伤。你不用想就知道谁是罪犯，谁是法律执行者。他看上去就像是那样；上帝保佑他，他看上去就像是那个好莱坞特技演员。后者正作为主角的替身在拳打脚踢，表现出一种冷漠而狂暴但又难以描述的邪恶（这是世界上最难得一见的东西之一，但我们已经在上千部B级电影里看过上千次了），以至于每个人都开始怀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那个主角在那真实的虚幻中不可能演成那样。如果你是个男孩，曾经在垃圾堆上玩耍，那么你已经见过科迪了；他是那么疯癫，那么兴奋，充满着乐疯了的力量，跟那些长着粉刺的女孩在壁炉挡板与草丛后面傻笑着，直到某家职业学校吞没了他这虽然衣衫褴褛却幸福快乐的生活状态。那根奇怪的美制铁棒后来被用来塑造那张表情痛苦的人脸，现在却被用来责打他，以便矫正他那长期存在的荷尔蒙紊乱。尽管如此，那像是一个伟大英雄的脸庞——这张脸庞提醒你，少男来自一个属于男人的地方，亦即宽广的亚述荒地。不仅仅是一只眼睛，一只耳朵，或一个前额，而是整个脸庞——那张脸庞既像西蒙·玻利瓦尔[1]，又像罗伯特·李[2]，也像青年惠特曼与青年梅尔维尔，抑或像是公园里的一座雕像，面相粗糙却神情自若。
科迪·波梅雷很小的时候就去过丹佛的台球房聚集区。他孤单一人出现在市区柯蒂斯街的台阶上；数十年来有无数人经过那里，台阶已经被踩平了。许多杰出人物都到过那个地方，使得它因此显得无比荣耀。他们中有彭萨科拉·基德[3]，威利·霍佩[4]，以及当时还是一名仲裁员、不时从城里经过的“蝙蝠”马斯特森[5]等人。一九二七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巴比·鲁思[6]弯下腰，将一粒台球打进了侧袋。“老公牛”巴隆[7]总是拿出钞票，一次付清。从纽约出发前往旧金山的大记者们也会来这里。人们甚至都知道杰利·罗尔·默顿[8]曾经在丹佛的台球房里打台球谋生。我们也都知道西奥多·德莱塞[9]常在雪茄烟雾中立起肘部准备击球。这些人或者是在俱乐部的独立台球房里打球的餐馆大老板们，或者是从达科他忙完秋收、轮作与射猎回来，只不过花上五分钱到小彼德台球房打球的双臂黝黑的码头工人。但无论如何，那都是美国人最伟大最严肃的台球房之夜。科迪带着有些阴郁的本真之心来到那里，将台球房变成了他早年在丹佛生活的日子里充满激情的活动总部，而他后来成为经常留在蒙着绿色天鹅绒布的一号台球桌前面的沉思者。在那里，那错综复杂的、几乎超乎自然的台球击打变成了他的思维背景。直到后来，他看见有人重重击打在另外一颗球上，球直接入袋，然后一个漂亮的反旋球跳到空中，轻轻地跳了三下，又停在绿色球桌上，于是台球变得不再只是他整天在想的白日梦、计划与阴谋的背景，而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重要而可喜的内部事物的理解；他刚开始在其心中发现这一点，但这种理解却无法诉之于口。在深夜里，当台球房变得白炽耀眼，八张台球桌都将挤满拎着球杆的男孩与商人，科迪把一切都明明白白地看在眼里。他就坐在供观战者坐的硬木长椅上，就好像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似的，却能注意到他视线范围内任何漂亮一击的出彩之处。不仅如此，他还能注意到每个人打球方式的特色与不足，不管他们是一些嘴里叼着第十一或第十二根香烟的过于浮躁的小家伙，还是一些大腹便便的轮作老手。后者将其寂寞的妻子留在涂漆的公寓套房里；那房间就在漆黑一片的珍珠街上一块“房屋出租”标牌的一侧。这些他都知道！
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是汤姆·沃森。汤姆是一个驼背的职业台球手，长着一双圣贤般的蓝月大眼；他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人物，也是当地年轻一代中最精明也最著名的台球手之一。当他从街道上游荡进来时，科迪可能还不到十五岁。一九二七年，科迪才在盐湖城出生。当时，由于某些罪恶的原因，某些被遗忘了的令人不安的原因——可怜的美国人——他的父母正开着一辆老爷车从衣阿华州前往洛杉矶寻找着什么。可能他们想开辟一片橙林，或者想找一个富有的叔叔，但科迪自己从未找出其原因所在。这个原因已经长埋在那晚的老爷车里；而且，这个原因仍然在一九二七年导致他们带着希望，焦急不安、目不转睛地看着出了故障的大灯照射在路上的昏黄灯光……那条路像箭一样隐没在黑暗之中，隐没在夜里广漠无垠的美国大地上。科迪出生在一家慈善医院里，但几周以后，老爷车又哐啷哐啷地继续前进。因此，现在父亲汽车的水箱盖坐着三个人，三双眼睛在注视着无言的道路滚滚而来。夜色就像是他们自己可怜的盾牌，但道路坚决地刺穿过了这面盾牌。小波梅雷一家都很迷惘困惑：瘦削虚弱的父亲戴着那顶帽边松软下垂的软帽，看上去像是一个破产了的俄克拉何马州流浪农民；充满梦想的母亲穿着一件棉衣，那是在一个比较快乐的下午，在某家只在周六营业但人声鼎沸的廉价商店里购买的；婴儿已经被吓坏了。科迪·波梅雷的可怜母亲，你在一九二七年是怎么想的呢？不知怎的，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丹佛，走的是同样那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但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他们一无所获。毫无疑问，他们碰到了上千种说不清楚的麻烦，在一栋房子外面的什么地方或者在一棵树下绝望地握紧了拳头。出问题，总是出问题，而且这问题痛苦得足以杀死人。世界上所有的寂寞、悔恨与懊恼都堆积在他们头上，就好像天降侮蔑。哦，科迪·波梅雷的母亲，但在你内心的私密角落，是否藏有对回家路上某个周日下午的美好回忆——当时你已经出名，为朋友与家人所喜爱，而且正当年轻？——当时可能你看见你父亲站在男人堆里大笑，于是你穿过那著名的用人构成的地板——那是当时极受喜爱的表演舞台——走向他。是不是因为缺少生活趣味，缺少痛苦与记忆的困扰，缺少儿子、麻烦与受到羞辱后的愤怒，于是你死了，或者说你从死亡中超脱了？在科迪长大到可以跟她说话之前，她死在了丹佛。带着童年时代对她站在一九二九年古老而奇怪的灯光中的想象（跟今天的灯光，薛西斯舰队乘风破浪时的灯光，或者阿伽门农痛哭时的灯光相比，那灯光没有什么不同），科迪在一间起居室里长大了。那起居室的门上挂着珠帘，明显是老波梅雷人生中的某个时期挂上的。当时他从事理发业，挺赚钱，他们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但在妻子死后，他变成了拉瑞姆街最常喝得醉醺醺的无业游民之一。他试过去工作，却徒劳无功，于是周期性地将科迪留给他妻子的娘家亲戚照顾，自己则前往得克萨斯，以避开科罗拉多的冬天。他开始了其流浪人生的漩涡，而小科迪自己后来也陷了进去。当时，他要跟他的异母兄弟分享一间卧室，要去上学，要去当地一所天主教教堂当祭坛侍者，因此他有时候会很孩子气，更喜欢离开他母亲一方亲戚的保护，因为他想去跟他父亲一起住在廉价旅馆里。很久以前的那些夜晚，在拉瑞姆街喧嚷的人行道上，大萧条时期的无业游民聚集那里，数以千计；有时，他们还满脸乌黑，排着一列列长队，令人痛心地走在雨夜里。这在三十年代的新闻短片中很常见。男人们冷冷地下撇着嘴角，蜷缩在旧大衣内，排队等候着苦难的到来。科迪过去常常站在巷子前面讨要五分镍币，而他父亲则红着双眼，穿着肥大宽松的短裤，跟某个名叫雷克斯的老无业游民一起躲在后面。雷克斯可不是什么国王，他只是一个美国人，少年时就渴望躺在人行道上，以后有所超越；一年到头，从东海岸到西海岸，他总是这样乱躺。他们两个躲藏起来，有时会兴奋地长聊起来。等到科迪这小家伙讨够了五分镍币，可以买上一瓶酒，这时他们就会去酒类专卖店买酒了，然后走到斜道和铁路路堤下面，用硬纸板盒和布满钉子的木板点燃一小堆火，自己坐在倒转的水桶或者油腻的老树桩上，而科迪则坐在火堆外缘。两个大男人满面红光，仿佛变成了富有传奇性的重要人物，开始喝起酒来。“喂！把那该死的瓶子递给我，不然我就砸你的脑袋！”
这当然只是无业游民们突然由懊恼委屈而变得欣喜若狂，而这种转换源自波梅雷不得不站在街角数着分币的那种既可怜又孤独的悲哀。他的脸肿了，缠着纱布，很不高兴。风吹拂着他的脏头发，使得他对两个无业游民的厌恶爆发出来，独自一人到廉价旅馆的洗涤槽边搔着裤裆。他们痛苦地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地板上（如果有地板的话）。他们狂乱的心灵里萦绕着上百万种杂乱无章的图像，包括在一个恶心难忍、站都站不住脚的世界里遭受天谴或者被勒死的画面，但也充满了如此之多自己毛手毛脚的甜蜜时刻与令他们快乐大叫的无名时刻，以至于他们完全无法对它说不，当然也免不了犯下些罪恶。他们一再看到各种既可怕又快乐的画面。每一种画面都使得他们颤抖、惊叹或者倒抽一口气，就好像他们站在贯穿他们一生的令人心悸的地狱幻象前面。这些幻象各式各样，从在楼下厕所里发出无数尖叫声嘈杂声，到那些可怜的、甜蜜的或难以形容的记忆，无所不包。他们回到了躺在松软摇篮的日子里，这令他们哭泣起来。他们最后一定会掉到厕所地板上，蜷缩在抽水马桶旁边，而且可能会死去——这种苦难跟一瓶酒纠缠在一起，就如同老波梅雷浆糊脑袋里的神经一样纠缠不清。这两个酒鬼醉得着实不轻。他们不仅大喊大叫，还鬼迷心窍地瞪着眼睛，无法无天地四处乱瞟，夜空中到处弥漫着他们的无比快乐。在拉瑞姆街，科迪的父亲被称为“理发师”。他偶尔在格里利旅馆附近一家恐怖至极的理发店里工作。那家理发店很出名，因为它的地板上都堆满了流浪汉的头发，而且一个架子上面放了太多瓶发用香水，压得下陷，简直让人以为该店开在一艘远洋轮船上，而水手们利用那些瓶子储存淡水，以防自己被困在船上六个月。在这醉鬼理发师被称为“理发店”的厕所里，老波梅雷会带着轻微醉意，把你耳朵之上的头发从你头上剪掉。有时候，他就带着同样的醉意，在暴风雪里提起垃圾筒到城市垃圾处理车那边倒垃圾，或者带着醉意在密西西比西部最糟糕最凌乱也最油腻乌黑的汽车修理厂里递递扳手（名字叫做“阿拉帕霍汽车修理厂”，那里居然雇用过他）。他手里拿着剪刀、梳子、剃须刀和马克杯，踮着脚绕着一张理发椅走动，以确保不会绊倒，然后从脖子黑乎乎的流浪汉的头上剪掉头发。这些流浪汉的性格阴郁至极，有时候甚至会僵硬却端正地坐上一整个小时，就只是为了完成理发这件大事。老科迪可真是一个时髦绅士啊！
“呃，现在聊聊吧，科迪，今年夏天旅馆里怎么样了？有没有我认识的人翘辫子了？或者……或者你在智利佬杰克家里见过丹？”
“我现在没办法说话，吉姆，你要等我把鲍勃另一侧的头发剃好——别挂断，就等一秒钟，我要剃他耳朵后面的头发了。”
一个大钟滴答滴答地响着，天黑以后的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年轻的科迪坐在火炉边上（在寒冷天里），看着连环漫画。他不只是看，还花了几个小时仔细审视着老胡普尔[10]的脸庞与大肚子，他戴的土耳其毡帽，他家里那些劣质古怪的简易椅子，那些诘问他的人极其令人厌恶的面部表情（他们似乎总是刚刚在桌旁吃完饭），以及在这漫画背后的整个卑微却有趣的世界，那可能包括远处一片淡淡的云朵，或者在木栅栏上空呈波浪线飞翔的一只小鸟，以及永远都令人不可思议的气球式对话框——它们组成了整个可见语言世界的各个部分。那漫画和《我家附近》[11]中那些悲情牛仔与工厂工人布娃娃——他们似乎总是嚼着一小块又一小块的块状食品，却承受着某个玩笑的巨大而悲怆的压力，可怜兮兮地紧紧抱在栅栏柱上。还有色彩最为鲜明的所有那些云朵——在漫画里的天空中，那些云彩代表了漫画图像赋予它们的所有甜蜜却遥远的思乡之情。但是，当科迪在六月的某个下午，透过窗户或者越过房屋，突然看到同样这些云朵时，它们却总是将科迪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不朽命运上。它们是他儿时与来世里那些羔羊似的白云；云朵有时就出现在那些巨大的红砖烟囱的后面，使得那些烟囱看起来就像在这世界的首日与末日里移动、摇晃。还有那些让人看了昏昏欲睡的蝴蝶。这些都让他想道：“这可怜的世界必须有云彩来填补我失去的下午与草地。”他有时候这样做，或者看着《真情告白》[12]杂志里那些深褐色或绿色的图片，图片中那些烦恼的情侣们正待在充满感官享受的起居室里，那预示着他以后的日子。到那时，他将已经长大，会跑到街角的报摊，花上数小时徒劳地看那些裸体杂志；但有时候他却会仅仅目不转睛地看着理发店地板上铺的马赛克瓷砖。他很久以来一直都在想象着瓷砖上的每个小正方形都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剥离下来，一小片又一小片，每片似乎都是微观百科全书，揭示着从最初开始的时候一直到现在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的全部历史。所有马赛克瓷砖都令人眼花缭乱。他将双眼从一块瓷砖上面移开，却看见所有其他瓷砖就像这个无边无际的游移世界，炫目而疯狂。天气温暖的时候，他就坐在理发店与电影院之间那条人行道上的一个箱子上。那电影院破败得如此彻底，只能被称为C级或D级电影院——那便是卡普里西奥电影院。在某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午后，尘埃在阳光中飞扬，从售票窗口的板条上游拂而过。女售票员无事可做，只能做着白日梦。阴湿的电影院放映厅里放满了座位，既凉又暗。流浪汉们就在那里睡觉，而墨西哥小孩们则盯着幕布，听着枪炮的怒吼声与美国西部的伟大神话中的马蹄声。那些代表着美国西部的骑手们双眼惺忪；他们在恩西内加大道的那些酒吧里喝得过多，于是就在月光下骑马飞驰。这些画面是从加利福尼亚土路上行驶的一辆卡车后厢上拍摄下来的。你有时候会想，它试图让每个人都忽略那些骑手的实际身份，但可惜毫无成功的希望。小科迪是多么失望啊，因为他从来就没有一角硬币或十一美分去看电影，有时候甚至连一分钱都没得花。一个披着围巾的叙利亚老妇开了一家很昏暗的糖果店，里面有一个塞得满满的漂亮柜台，而他一直都想在那里买上一粒巧克力糖。那里也有赛璐珞玩具，但正如那些永世长存的云朵从外面的街道上飘过，玩具上也积满了灰尘。在那些夜晚，当他跟这帮哈哈大笑、尖声叫喊的流浪汉一起坐在桥下喝酒的时候，当他知道这些今夜有钱可花的男人是他的兄弟，不过却已将他忘却的时候，当人生中所有的刺激情节，甚至包括他父亲与雷克斯二人今晚买酒的可鄙情节，都将通向坟墓的时候，他感受到同样地失望。货运场更远处山区的暗空中突然缀满群星，但在最后一抹暮色中，仅剩的一线阳光现在却令人惊叹地在太平洋上投下长长的影子，高高地徘徊于贝索德市的高墙上，这时世界变得安静了。他可以听见丹佛里奥格兰德线的火车在天然垭口底部哐当哐当地开始执行行车命令，爬上夜里多露水又多风、只长着短叶松的贫瘠高山，拉着这个世界的深褐色货车车厢，前往远方的铁路枢纽站，而那些穿着双排纽扣短大衣的孤独男人正在那里等候。火车会继续开往烟雾弥漫、到处都是餐车的新兴城镇——说不定他就穿着破运动鞋，一直坐在油腻腻的院子里，坐在那些他命中注定要与之为伍的乌黑铁器中间。火车还会前往金碧辉煌的旧金山城，而他可以在那里赏雾观船。哦，小科迪·波梅雷，如果那时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你哭一哭那该多好啊！但是你当时还太小，不知道这个漆黑可悲的地球上人为什么要说话与哭泣。你充满恐惧，但在这个世界里，恐惧是如此有害，如此不合时宜。上天的所有侮辱都砸了下来，给你戴上了愤怒、痛苦、耻辱以及最糟糕的贫穷之冠。在这个时代，每扇破门内外，到处都是一穷二白。如果那时有谁跟你说话，让你去理解人生，那该多好啊！“对人生心存敬畏，但不能一死了之；你无依无靠，每个人都无依无靠。哦，科迪·波梅雷，你不会成功，你不会失败，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一切都是痛苦烦恼。”
“老公牛”巴隆(正在谈论着寂寞与那隐约的岁月之灵)是一个格外寂寞的男人，多数时候都是过着朝生暮死的生活。大约在最近的某一年，他破产了，变得穷困潦倒，不得不跟老波梅雷结成了荒诞可笑的伙伴关系。鼻子有点溃红的“老公牛”巴隆外出走动的时候经常穿着一件得体的印花西装，上面还吊着一根表链；他头上戴着草帽，手里拿着《赛马消息》，嘴里叼着雪茄，（当然还带着那个小酒瓶）。他现在已经沉沦得如此彻底，你永远都不会说他还会发达而其他人会沉沦。他通常看似半个小丑，脸仿佛被打肿了，圆胖难看，还歪着嘴巴，在这世界上绝对一点都不可爱。他跟那些看不清男人内心的蠢人在一起，变成了不断沉沦的小丑与永远的酒鬼。他现在已经沉沦寒酸到仅能维持生计的地步，他内心的所有丰富历史都在脚下荒凉的鹅卵石上嘎吱作响。他与老波梅雷的组合几乎成了闹剧；小科迪一直被他们带在身边。他们存上一把二十五美分硬币，买回酒、纱网、布以及缝纫针，做了几百根苍蝇拍。然后，他们开上“老公牛”巴隆的一九二七年产格雷汉姆派奇牌轿车，前往内布拉斯加州，挨家挨户地兜售那些苍蝇拍。草原上方的天空中云朵聚集飘荡，难以言表的焦虑感笼罩着大地，人们的轿车在大草原上显得极其渺小，就像一只薯虫沿着公路向东爬行，但那路却是通向虚无。一瓶威士忌，他们需要的就只是一瓶威士忌。电报线路上每隔一段距离就竖立着一根孤零零的柱子，而小科迪就坐在破破烂烂的轿车后座上一根又一根地数着。糟糕透顶的美国只需要你在食杂店里购买的面包。面包极其新鲜，外面包着大红包装纸。那红纸无声无息中让科迪想起了他跟早逝的母亲一起生活的那些快乐的周六早晨——两人一起吃那种面包，还抹上黄油，就是这样。他们在一家家农场的后门卖掉了他们那些可怜的苍蝇拍。农妇们在农场后门，好似被内布拉斯加令状催促，孤寂无奈地看着他们皱巴巴的衣服和呆滞暗淡的眼睛，只得认命，付了五分镍币。老波梅雷与“老公牛”巴隆，一个爱喝葡萄酒，一个嗜好烈酒。于是，在夏延韦尔斯城外的公路上，他们在要买少量威士忌还是大量葡萄酒的问题上大吵了一顿。还没吵上许久，他们激动起来，跳出车去，动起了真格的。那本应该是两个男人之间的互殴，却是如此荒诞，小科迪看得目瞪口呆，但并未哭泣。下一刻他们却相互拥抱在一起，老波梅雷双眼含泪，而“老公牛”巴隆却抬起双眼看着广阔无垠、风云变幻的科罗拉多天空，眼神中带着孤寂与讥讽，说道：“好啊，在最困难的时候争吵不休。”时值经济大萧条，每个人都处在困难当中，并且确实感觉困难。他们带着大约十八美元回来了，沿着拉瑞姆大街往前走，镍币碰得叮当叮当直响。但就在那天晚上，这钱很快就像堕落天使一样被扔进下水道，化为乌有——他们大醉了五天，近乎滑稽地绕着市区疯狂转圈，从停在拉瑞姆大街二十二号的轿车那里——小科迪就睡在里面——走到一条林荫小道的某间车库上面的一间旧办公室——“老公牛”巴隆曾经把它用做一家除污剂企业的总部——在那张满是灰尘的破旧拉盖书桌上，狂热地玩了三十六小时的皮诺克纸牌游戏，暂时缓解一下自己的醉意，然后又到城外的一个农场（某个家庭现在放弃了它，将它留给了“老公牛”），在仓房与倒塌的起居室里，或者屋外寒冷的苜蓿丛间喝酒，最后才摇摇晃晃地回到城里。老波梅雷走回铁路站场，躺倒在那些滴水的匝道下面的一汪尿水里，而雷克斯就睡在他身上。体型粗大但长相难看的“老公牛”巴隆，在饱受折磨之后，最后躺在县监狱里的一块木板上，鼻子上还盖了一顶草帽。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晴朗却寒冷的十月清晨，当小科迪在车内醒来时，他却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那个没了双腿、总是到沃齐街上、在辊轮板上悲惨地敲击乞讨的乞丐嘎嘎收留了科迪，给他食物吃，又在地板上铺了一张稻草床似的床铺让他睡。他一晚上都双目圆瞪、大汗淋漓地在科迪身边大吼大叫，试图用他那肮脏多毛的双手抱住科迪。如果他还有双腿，或者科迪没有从气窗钻出去的话，他早就已经成功了。
多年以来，科迪一直就这样跟他父亲四处晃荡，乘坐货运列车走遍了美国西部，在每个地方都有过如此之多的无益言行，但他从未记住它们。然后，科迪做了一个彻底改变人生的梦。那个梦是在青少年教养院里做的，当时科迪已经偷了第一辆车，也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看到他父亲了。他梦见他跟那个老人、雷克斯以及其他流浪汉住在一间高大宽敞的廉价旅馆多人间里，但也有点像是在丹佛中学的礼堂里。有一个晚上，他正心情愉快地穿过街道，手臂下夹着一张床垫。他还梦见十月夜里的路灯发出清光，照着那一大群流浪汉。他正沿着街道四处走动，而他父亲却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忙碌、兴奋而狂热地做着些什么。在这个梦里，科迪比现在大了三十岁。天气凉爽，他只穿着一件T恤。他的啤酒肚将皮带微微鼓起。他的双臂就像强壮的前拳击手的双臂一样，正变得肌肉松弛。他的头发梳理得油光发亮，但从那突出的额头与冷酷的发际线往后，头发就变得稀疏。他的脸型还跟现在一样，但脸像被打过似的，肿得很怪。他的鼻子其实快被打断了，一颗牙齿也掉了。他咳嗽听起来刺耳又嘶哑，还极其狂热激动，就如同他父亲一样。他正要去某地卖掉这张床垫，好换点钱去买葡萄酒。他心情愉快，因为快拿到钱了。突然，他父亲戴着那顶旧黑色棒球帽，跌跌撞撞地沿着街道走了过来。你都能看出，在肥大宽松的裤子下面，他那根阴jing正在勃起抽动。他声音嘶哑地高声叫喊：“嗨，科迪，科迪，床垫卖掉没有？嘿，科迪，床垫卖掉了吗？”——然后他就紧紧跟在科迪身后疾走，脸上既有恳求也有恐惧。科迪从这个梦境里醒了过来，心里充满了只有他才能够理解的厌恶。天已经亮了。他躺在教养院的硬床上，决定开始到图书馆看书，好让自己不管从事什么工作谋生，永远都不会成为一名流浪汉。这就是一名大空想家的决定！
十五岁的时候，这孩子制定了自己的生活准则，有点混乱，有点死板，但切实可行。早上七点，他从“老公牛”巴隆的拉盖书桌（他现在的床）上爬起来——如果办公室里挤满了扑克玩家，他夜里就睡在格里利旅馆或者其他旅馆的浴缸里。七点十五分，他急匆匆地前往市中心，到理发店洗涤槽边洗漱；如果那里无法使用，那他就去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洗涤槽。然后，他开始送报。九点左右，他前往史密斯住处。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个近乎白痴的女佣，还跟她在地下室的帆布床上做过爱，而从那以后她总是让他大吃一顿。如果有时他跟这个白痴女佣的友谊破裂了，那他就得跑去得克萨斯快餐店的“大樱桃”露西家（从十三岁起，科迪就能够应付任何女人了。事实上，一九三九年的万圣节晚上，他曾经把醉酒的父亲从“大樱桃”露西身边推开。他推得这么用力，两人就像敌人一样打起了拳架。最后，科迪带着五美元赌本跑走了）。到了十点，图书馆开放。他急匆匆地赶往图书馆，去看叔本华的著作，或者看杂志（有时候，他不再像个小孩似的看连环漫画，而是从格里利旅馆的旧书架上拿下一本大部头的古代哲理著作。他会孩子气地从上而下地念着每一行的前几个单词，那是中国古籍的阅读方式）。十一点，他会被叫去洗车，有时被叫去落基山车库帮人停车（他已经能够比丹佛的任何服务员开得更棒。事实上，自从他进了“某地”以来，他已经偷过另外几辆车来考验自己的驾车技术。除非位置有变，否则他会将车完好无损地停回同一个街区）。到了正午，他便骑上送报时结识的一位朋友的自行车，跑到五英里外朋友们家里去吃大餐，然后帮忙做家务到下午两点。然后，他会回到图书馆继续午后阅读，看历史书和百科全书，或看充满血腥的、既令人悲伤又令人惊奇的《圣徒传》，还会在图书馆厕所里方便一下。下午四点，他到台球房休息、沉思或与人交流，直到关门，除非有半职业台球选手进行通宵比赛，或者有其他有趣的壮观场面震动全城。晚上十一点，他从报摊偷些五分镍币去鲍瑞大街买份炖牛肉吃，然后找个地方睡觉。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个周六下午，在丹佛。当汤姆·沃森第一次看见心灵纯洁的科迪时，他正坐在那条长椅上，习惯性地噘着下唇，下意识地流露出一种力量。沃森认为那是一种极具力量的姿势，是大人物的标志性姿势，但科迪只不过是在那里做着白日梦而已。他下身穿着一件李维斯牌工装裤，脚上穿着一双旧鞋子，但没穿袜子；上身则穿着一件卡其布军用衬衫，以及一件很大却沾满了汽车润滑油的黑色高领套头毛衣。他随身带着一把装在盒子里的全新玩具手风琴，那是他刚刚在路边找到的。科迪坐在一到周六通常就会出现的大量看客中间。他们当中有一半的人边等着桌子空出来，边谈论着一周来发生的一切事情，而那些事情让科迪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腼腆的傻瓜，没有一点自己的独家消息。他惊奇地看着他们噘着嘴巴，语带嘲笑地说着有趣的故事，使得沃森心里甚至在想：“他一定是新来的年轻的朋克迷。”科迪坐在那里，内心无比激动，而那一群群看客则透过烟气对着其他家伙大喊大叫，心中都无比期盼着周六晚上的到来——仅仅几个小时之后，几乎无比重要的周六晚上很快就将到来了。就在吃完晚饭后，全城范围内都有许多人长时间对着镜子做着准备，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拥入各家酒吧（此刻，下午就来了的老酒徒们已经开始在酒吧里高声叫喊。他们许久之前就已经在酒吧里丢掉了自我）。数以千计的丹佛年轻人一边整整领带，一边骄傲地迈着脚步，急匆匆地从家里走向那灯火辉煌的中心。这种人潮汹涌常常极其可悲，因为不管是大酒鬼，拳击高手，或是大色鬼，没有一个家伙能够发现美国周六夜晚的中心所在。但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到了周日黎明，他们已经敞着衣领，一言不发地站立在空荡荡的街角。事实上，十五岁的科迪已经能够很好地告诉他们这一点。不过，阳光从缝隙透射进来（十月的台球房），痛苦的记忆穿过他们所有人的心灵，但对这个即将到来的夜晚的不祥预感和这个幽暗大厅里桌子四周一切的无比刺激，都无法隐藏它们带来的些许令人心碎的失落感觉。那些痛苦的记忆里，不仅有将煤烟和叶子吹过城镇的狂风，以及某地举办的足球比赛，也有他们的妻子与现在的情人。后者带着女性特有的目的与极度喜悦，急匆匆地走在城内各处，渴望满足未来的每一个需要。她们先去购买几盒肥皂、洁乐牌果子冻、地板蜡与荷兰清洁剂之类的东西，把这些东西放到货车底部，然后再到水果摊买苹果、牛奶、厕纸或诸如此类部分易碎的东西，最后再买些排骨、牛排与熏肉，跟鸡蛋、香烟等食杂用品放到一堆，中间还混杂着新玩具、新袜子、居家便服与灯泡。而她们的蠢男人却在旁边挥棒击球，其恶习可见一斑。汤姆·沃森站在大厅中央，表情忧郁。他是这里的常客，总是随时准备着跟某人较量一局。他驼着背，但性情温和，总是很自然地抱着他那根笔直的球杆在胡思乱想，就好像那球杆就是哨兵手里握着的枪，或者驱逐舰舰首竖立的前桅——你会看见驱逐舰隐没在地平线外，但前桅却隐约可见。在这阴暗的房间里，这个人随随便便的，过一会儿你就看不到他，就像某些酒徒（“老公牛”巴隆，朱利安·腊夫，以及其他人）一旦把脚放到黄铜栏杆上就会消失一样。他多半是站在台球房里给球杆打粉，站得漫不经心——他跟其他所有人总是用这种姿势飞快地扫视四周——神情安定。当他看见科迪的时候，他的眉毛动了动——他对这个小家伙很感兴趣，因为他貌似无法无天，实际上却有如一个老妇，晚饭前站在门廊上平静地观察着雷雨云，虽然惊讶却一声不吭。汤姆·沃森是这个寂寞地球上的一个跛腿男孩，跟他祖母住在一栋为街旁高树笼罩着的双层楼房里，生活艰苦。他常陪祖母一起坐在树荫遮蔽的门廊，直到他该去台球房了——通常是在下午三点左右。途中，他要走过市中心的数条街道。他温和而又真挚地在擦鞋店里跟人说上几句，到红番椒烤肉店里——他的伙伴们在那里工作——再说上几句，然后到人行道上走上一会，神色警觉而又轻蔑，就好像自己是人行道的主人一样——白天走在人行道上的所有美国年轻人都这样（夜里无疑更是这样），接着像要去上班一样走进台球房。在那里，你能够最恰当地评判他的心灵，就如同科迪做过的那样。你会看见他弯着腰站在球杆边，无比耐心，就如同人们在那间同样阴暗的会议室里轮番玩台球、斯诺克与皮诺克纸牌游戏，而老看门人为了捡那些垃圾却耐心地等了一千多个夜晚。他瞪着浑圆的大眼，不停地看着陌生人从他身边的人行道走过。他注视你的时候就像是一个被生活吓坏了的婴儿，然后你又看见他就像一只狐狸，在其地盘里走来走去。你会发现他很古怪，却神秘而睿智，靠台球谋生。如果你观察得更加仔细，就会看见，一旦他开始认真对待，再难的一击他都未失过手。他认真的时候会用食指指尖与拇指撑起他那只充满艺术气息的瘦手，二指并成一个斜斜的支架，以便让球杆顺畅滑击，而其他三根雕塑般的手指则撑在绿色天鹅绒布上，作美化与平衡之用。在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姿势，男孩子们见过一次就会马上梦见它。不过，他工作的时候甚至不如闲站着的时候那么引人注目——当他闲站在快要散架的球杆塔架旁边时，他背部隆起似球，神色忧郁，十分引人注目。衣衫褴褛的科迪坐在那里看着这位汤姆·沃森的戏剧性表演，这是一个美国男孩首次注意到一位美国诗人——汤姆·沃森——的存在。这位汤姆·沃森是如此可悲却又如此有趣，如此病弱却又如此出色。他强大有力，因为他能够击败任何人；但当他萎靡不振地站在拥挤人群面前时，他却会被轻易击败，令人匪夷所思。他有时会闪过一丝疲倦而又悲伤的笑容来回答洗碗工与干洗店熨衣工的呼喊，但他更经常只是在他所站之处忍受着永恒的孤寂。他的百事可乐放在球架上却无人注意，他的双眼流露出肯定跟亚述王一样深沉的悲伤。不过当科迪长大，他就会知道，那些纯粹只是一个沉默寡言与精神恍惚的跛腿台球高手的无言表述而已。恰恰就在此时，对汤姆·沃森的热爱，以及他所代表的充满了美丽与惆怅的伟大美国偶像，跳进科迪的幻想中来。沃森自己通过眼角余光看出，这个男孩不只是对跟他学习打台球感兴趣，而是对他懂得的一切都感兴趣；他会通过学习来实现他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比沃森想象过的任何事物都要更加丰富多彩，到最后将不得不祈求科迪给予指导。这时，科迪立刻跳了起来，跑了过去，制订了他人生中第一份不同寻常的欺骗计划——那肯定是一份极其出色的计划。沃森一脸惊讶，不再保持那种高高在上的姿势，而纯粹是满脸困惑，事实上还有点尴尬和痛苦，因为当一个小孩跑向他，对他说：“你想跟我学哲学吗？”他还能怎样对待他呢？科迪摇着一根手指，眼神狡黠，脖子上肌肉扭动，就好像玩偶盒里那根粗大有力、弹性很强的弹簧第一次在这空虚的世界里拧紧了一样。位置已经确定，他于是跳了进来。“现在已经比那更进一步了。你当然不要忘了讨论这个事实，因为我几乎已经理解了。也就是说，你该教我怎样打台球了！”（指了指自己。）“我再教你……”（用食指戳着沃森的胸膛，真让他很疼）“我再教你心理学和玄学，”（科迪误将它拼读成“玄虚”，那只是因为他此时还没有认真看待这件事。但几周之后，当他认真起来时，一想起此事他本人就无比地悲伤。）“除了所有这些，为了加强我们的关系，事实上——当然如果你同意的话，只要你同意，就如同我会同意一样——事实上，为了建立起发自内心的同胞兄弟般的忠诚关系，如果你希望在此时或其他任何时候使用老套的脏话，只要你同意，只要你同意，”(又一次戳动他那根铁一般的手指，但这次小心地没去碰到沃森，只是伸着手指用力晃动，离沃森胸膛最近时还不过一英寸，)“我建议现在就做，不要有任何更多的犹豫，”（不停地搓着双手，一脚在前，一脚在后，身体来回轻摇。他低着头，却在俯视着沃森，目光傲慢，狂妄，还突然露出嘲讽，令人浮想联翩。他从容不迫地晃着身体，像是拳击手准备好拉开围绳上台比赛，或者像一个投手站在土墩上擦拭着棒球，看着接球手的准备动作，脸上露出了半讥讽的表情。沃森观察得很入迷，而且刚刚似乎还令人惊讶地跟他一起摇晃身体，像被他催眠了一样。）“那轿车哪怕是一个极旧的锡铁盒子，我也能够打得它动起来。我认识一些朋友，可以让我们免费加油。我还知道，今晚十一点百老汇舞厅跳舞期间，可以去哪里偷几罐油，甚至一整箱油。到时我会去‘拜访’停在我朋友停车场的那些轿车，用虹吸管将油吸入罐子里，平均每辆车偷上半加仑油。这工作很不起眼，但极其艰难。我还会做其他诸如此类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仍然需要先找辆车。你知道，这自然是大麻烦，因为我要考虑能源问题，以及所有意外事件。但请你认真听我说，（不用担心，我会补偿你，为你找到或者偷一辆车，任何时间都行，只要你同意，不管什么时间都可以，）如果你想去观看这个周六在印第安纳州的圣母大学南湾校区举办的橄榄球比赛，如果你确实想去看，而不只是随便想想而已——停下来好好想想，你会明白的！”他这样要求已经开口讲话的沃森。“一整个星期我都在听你跟所有其他家伙打赌，说：‘喂，上帝作证，现在我肯定想去圣母大学看比赛！’由于火车速度太慢，而公路窄小、汽车经常延迟，所以有些人的愿望与计划从未梦想成真过，而你说的话就跟那些人说的一模一样。但我现在要给你提供一个真而又真的机会。我重复一遍，如果你真想去看比赛，我会把我布尔叔叔的旧格雷汉姆派奇牌轿车弄来（！！！），如果需要的话。”（这是如此之大的一个让步。科迪向前探了一下身子。）“明白了？他不会惦记这辆轿车的，这不仅仅因为它无法嚯嚯开动，还因为他现在正忙着在蒙大拿州冻结资产，哈哈哈嘻嘻嘻！”（他的身体又缩了回来，傻里傻气地高声大笑起来，因为他这些天想的东西是一个大玩笑。事实上，这笑声惹火了其他人，其中有一个是表情阴沉的芝加哥伯灵顿与昆西铁路公司的司闸员。他那时正在弯腰击球。那球本来轻易就能直击入袋，但由于他注意到科迪这个笨小孩的蠢笑，结果完全打空了。当他瞄准台球的时候，这个司闸员嘴里尽可能地嚼着口香糖，但他现在表现出一种情绪来，没有把手指从他握住球杆上的地方拿开，而仅仅是转身看着科迪，双颌慢慢地咀嚼着口香糖。）“我绝对能够穿越寒冷的冬天、美国邮政以及其他一切，真能把道路吹宽，破纪录地把你带去看那场比赛，然后又带回来。当然，只要你提供入场券，别忘了，哈！”（他用一张脏手帕拙劣地模仿杂技演员，却打到了自己。）“明白了？尽管只有你能进去看比赛，但当你在享受比赛的时候，我会在外面等你，或者在车里或餐厅里收听广播，或者再好的话我可以试着从楼顶或树上观看全景式的触地得分，或者甚至绕城急驰，看是否能够给我们找些姑娘。我们能够借到钱。你看，我们可以向她们保证，我们是，比方说，我们是从邻近的印第安纳州欧普拉城来的堂兄弟，每个周六都过来赶集。接着再告诉她们，我们常常随身带着一大笔钱，但这次没带，因为这个秋天父亲收割的干草卖得不好，南瓜也没卖出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回来，而那些姑娘可能会跟我们一起，远行至内布拉斯加或者什么地方。在那里，她们或许可以从她们的阿姨，堂兄弟或者其他任何人手里拿到钱。明白了？这个计划大部分都很简单，除了我说的该死的入场券，一张到千里之外、离这六百万英尺远的圣母大学观看橄榄球比赛的入场券。那里将到处都是电话与名人，我开始甚至都不能想象。可怜的我一文不名，而世界级体育场的入场券又价格极高，我把它交由你决定……你……还有车型，以及你想带去的任何人，都由你来定。我将会是你的司机，而你教我打台球，打斯诺克，学我心里想到的其他任何东西。你是我的老大，而我是你的助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你看好不好？”
老汤姆·沃森惊讶得说不上话来，这简直太过疯狂了。沃森是世界上最为心地善良的人之一，人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他还会有精力乘坐一辆开起来叮当作响的破老爷车，进行一次长达一千英里的极其怪异的旅行。不，沃森心里闪过的第一个真而又真的善念是让科迪平静下来。
“我的天啊！”他心里想道，“我看他一定是饿疯了。”
那天下午，沃森把科迪带回他祖母的房子里，从冰箱拿了许多点心给他吃。科迪喝了两夸脱半的牛奶，因为他害怕自己此后数年再也不会看见那么多牛奶。当他给面包涂上黄油，再将其对折时，他一手抓住胸口，好确保自己不会猴急猴急地去撕面包吃。当他意识到沃森祖母就站在他们旁边，手里拿着一瓶鲜奶，为他们倒满杯子，他确实尴尬地用手紧抓胸口。她脸上既没有喜悦，也没有不悦。她只是一个善良的老妇，红的圆脸，戴着眼镜，满头白发，双腿出奇粗大，穿着棉质长袜——在明亮的油地毡的反光中，那双腿稳当地支撑着她的身体，纹丝不动。她穿着一件居家便服，跟枕头一样舒适；那是她在房子周围干些轻活时穿的。她的体形已经完全变样了，但显得亲切，甚至还有点可爱。当沃森弯腰吃饭的时候，她就站在这个可怜的驼背男孩旁边，照顾并尊重她这个孙子。这时，她那种母亲似的平静中所蕴含的率真与悲伤，足以让科迪感觉要为他自己的母亲而哭泣起来。科迪确信，要是他母亲还活着的话，现在也变得有点像沃森的祖母，就跟那些在长满树木、围着木栅栏的肮脏街区后院里经营破食杂店的老妇一样沉着、朴素、谦逊。在楼上沃森的卧室里，两个男孩静静地面面相觑了一个小时之久。他们坐在窗下一张折叠好了的轻便小桌旁边。在那里，微风吹着窗户，使得花边窗帘拂过华丽的墙纸与窗框上的小饰品。看见这些雅致得令人昏昏欲睡的东西，科迪不由得惊叹并享受起生活来（人们十五岁时总是容易兴高采烈），就好像待在他真正的家中，那里也有花边窗帘和充满女性气息的小褶边来帮助战胜恶劣的大自然。此时，沃森并未意识到科迪正在想这类东西，他继续详细解释打牌作弊的不同初始步骤。
“首先，你看，科迪，你要给它们做上记号，最好用你的指甲，像这样，你也可以使用你自己的秘密记号来标明哪些是花牌，哪些是A和2。”
“好的！”科迪叫道，“当然好啦！”
在沃森的卧室里，有一张黑色的木梳妆台，上面的雕花铁把手在小铰链上晃荡着，不停地发出悠长的咔嗒声。那里还有一张四柱箱形弹簧垫床，科迪想象着沃森就像《星期六晚邮报》的床垫广告里那些穿着绵软睡袍的男孩子们一样睡在床上。他意识到，他现在把这个广告跟一个橡胶轮胎广告混淆在一起了。在后一个广告里，在除夕这天，一个小男孩拿着一根蜡烛跳下床来，说着天使的温柔慰语，以及美国儿童的幻想（啊，可怜的科迪，他在那些弄湿了的杂志里见过这种幻想。那些杂志已经被太阳晒干，但页边已经磨破，就扔在外景场地的杂草丛与避孕套之间）。在梳妆台与弹簧床右前方的床柱旁边，放着一个壁橱。这个壁橱似乎太过豪华，因为它就放在梳妆台与弹簧床旁边，而壁橱里面又放着那些华丽的黑色西装（西装上缀着闪亮的小蛾状水晶，闪着星光）与淡金色的鞋楦。沃森从壁橱里取出一件相当高档的褐色花呢西装，微微弯腰，像维也纳绅士一样，或像贝拉·卢戈西[13]扮演的吸血鬼德库拉伯爵在雨中的城堡门前向年轻的主角弯腰行礼一样，将它拿给科迪，让他穿上。而科迪把他的玩具手风琴给了沃森，反正是作为抵押品之类。沃森露出微笑，仍然弯着腰，说他会为科迪保管好手风琴。这是科迪的第一件西装：他穿上崭新干净的内衣；挤进了沃森递给他的那件硬挺的白色衬衫——衬衫领子里还有洗衣店洗好后放的一块硬纸板，这使得科迪在想，他要不要摆弄一下衣领，就如同在B级电影里面，那些性情暴躁的百万富翁丈夫到了最后一刻总是在镜子前用力拉扯着衣领；戴上了领带，但领带太紧，伤到了脖子附近的皮肤；挤进了西装，但纽扣有快爆裂的危险，双腿上的裤子折痕被拉平看不出来了，外衣背部的接缝处露出连接用的丝线，袖子也呈现出他的前臂形状，那手臂猛然间看上去几乎跟大力水手的一样大。
“该死的！我看上去帅吗？”
他看上去还可以，不过有点怪异。这些新衣服让科迪惊讶坏了，沃森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几乎都无法转头，而只能上下点头。他的长发十分浓密，一根根竖直如刺，难以梳理。他浮想联翩，惊奇得冷汗直流，就像他们描绘的那些漫画角色困惑得汗珠如雨点般从头上直滴而下，就跟那情景一样荒唐。当然，这也是因为，当他们从房子往外走的时候，许久未曾出现的太阳现在却露出脸来，阳光直射，使得午后的明媚天空变成了暗红色。在他们穿衣的时候，那些可怜的自责已经从人类、鸟类和树木中消失，但现在空气中却充斥着令人心烦的死寂，人们不禁悲伤地想道：“哦，这个下午发生什么事情了？”再后来，像英勇战士般静悄悄逝去的秋天令他们不安地想道：“哦，这一年发生什么事情了？”但科迪却有如一个信仰美国圣公会的农场青年在婚礼前的周日早晨前往教堂，并且同样地心不在焉，对他周围的环境一无所知——这是广阔天地下所有受迫害的凡夫俗子共有的特征。他不得不在沃森的带领下，愚顽地沿着街道急匆匆地赶回台球厅，去跟整个团伙会合。那将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夜晚，这从西服之类的装备就看得出来。科迪没多久就加快脚步跟上了沃森。他们很快就已经走到市中心，正绕过街角，走到一条铺有电车路线的大街上。他们走得急匆匆的，因为一到周六晚上，所有人都会拥入城里，比平常热闹，交通也很繁忙。他们两人的眼睛里都发出同样明亮的清光。你可以在新车闪亮的挡泥板上看到这种清光——新车从黑暗的郊区驶进城里，它立刻就会反射周六晚上主街上的霓虹灯灯光；它一动不动地停在黑乎乎的车库或者车道上，反射着楼上装饰灯射来的微光。黄昏时分的大街上，你可以看见轻快移动着的许多脚踝与回首弯腰的无数身影。科迪与沃森就像喜剧演员似的消失在其中。他们来到市中心，穿过同样那块闹市区。他们严肃地讨论，讲得唾沫纷飞，边行进边叫嚷（科迪过去常常孤单一人、满怀羡慕地观察其他家伙这样疾走，有时甚至是夜里从布道所阅览室的窗户往下张望。那时已经很冷了，但他认为，在伙伴们高声激辩之前，在其纷飞喷沫消散在这寒夜里之前，他可以到阅览室读一读他们讲过的东西）。到了最后，科迪忘记了他正穿着一件西装，忘记了衣领正紧紧地勒着他，忘记了羊毛内衣令他的腋窝闷热难耐，忘记了那陌生的袖口正刮磨着肌肤——那圆形袖口已经浆过，明亮闪光。事实上，他很快就舞动着双手，继续告诉沃森关于他的更多事情、所有事情。那双大手满是灰尘、皮肤皲裂，根本就不像全神贯注地走在大街上的银行家的手，而更像是在葬礼上看到的自耕农的手，甚至更像洗衣篮里趴着的蟾蜍的皮。“现在，在嘎嘎的理发店后院，在热水器后面的某个高处，我放了一袋衣服。我想取回衣服，但去取衣服时还要跟嘎嘎争论我老爸欠他多少钱。尽管那只是些旧裤子、皮带和圆点花纹衬衫，但我还有一双相当好的工作鞋，放得很高，所以没人会注意到它放在基督教青年会的寄物柜顶部。我原本计划前往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或者拉顿或诸如此类的地方，在工棚里或其他地方工作，直到手指冻僵为止。这千真万确，绝无谎话！”——等等，而沃森向他保证，他有许多衣服让他穿，不必担心。他们手挽手地快步疾走，正要穿过百老汇大街的时候，交通信号灯立刻为他们变成了绿灯，所以他们不必等待，而只需立刻迈步，直接穿过大街前往台球房。这时，他们疾步前往市中心度过这个重要夜晚的兴奋心情达到了最高峰。不过，这绿灯拦住街上的所有交通，可不只是让他们疾走，沉思，弯腰，互相撞头；它可不会允许他们的欢喜韵律出现中断。科迪心中哼唱起来，现在他不得不继续从多个层次向沃森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你说这儿周围有许多工作可干，那为什么有人甚至远去柯林斯堡呢？那里是如此之冷啊！（哟！啊！看那辆新凯迪拉克！）我原先跟你提到过嘎嘎，以及我想让你知道的所有事情，但还没进一步讲完——”他一手抱住沃森，可能夹得很紧，或者也可能没有。他是曾经把手臂放在令沃森悲伤的驼背上的惟一一个人。他们走到马路的另外一侧，站到一家热闹非凡的廉价商店的凉棚阴影里。几乎与此同时，他看到一个漂亮姑娘正注视着他，这令他感到惊讶，而且比以往还要更为惊讶。她很随意地站在廉价商店的衡器旁边，一脚前踏一手抚臀，正在等公交车。她容貌妖冶而表情冷傲，双目蒙眬如迷雾一般，眼神中带着一些挑逗与热切的意味，但那大概是太过私密了，让人无法理解。科迪意识到，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穿着西装。这是他的相貌第一次正式对穿高跟鞋的普通城市社交名媛产生了吸引力（他仍然找到空当大叫：“沃森，你看那辆新凯迪拉克现在闯红灯了！”）。这让他震惊，同时也让他沉思起来：“那么，这就是这些该死的女人与大家伙们正在做的事情——像愤怒的阴险情人隐秘地互相瞥视。在以前的少年时代，我只是穿着该死的旧裤子，在人行道上乱走，双眼紧盯着下水道，寻找五分镍币与十分硬币，却一点不懂这些。该死！我们走吧！”
营业期间，这家台球房里人声鼎沸，拥挤不堪，观众站在那里都挡住了街上的一切。有人打开了这家台球房的后门，同时也打开了威尔顿街台球房的正门，因此你可以看见一个连续不断的布满了台球房的城市街区，从格莱纳姆街北部一直延伸到威尔顿街南部，中间只被一条富有悲剧色彩的阴森小巷和一个垃圾筒隔开。那就好像在四壁是镜子的大厅俯视着里面翻滚的人山人海与绿色的天鹅绒岛，所有一切都笼罩在烟雾之中。对科迪来说，那是一种幻想——他幻想每个人都在恭候他的到来。不过，没人动弹一下去注意他，或者说，他们甚至一点都不在乎他，尽管他就站在门内，就站在打扮得非常之酷、有如无边地狱里的诗人维吉尔的汤姆·沃森身边，尽管他不仅穿上了自己的衣服，还穿上了下午一起活动时穿着的那件华美精致的礼服。为了今晚，也为了即将到来的悠闲旅行，这件礼服已经被做过了很大改造。这昏暗台球房内的所有愚蠢混蛋都不得不去努力理解这种精巧改良；他们今后甚至还要努力去了解台球。要不是他突然记起童年时代拥有的那种直觉，科迪很快就会再次感觉自己要溺死了。无论何时，每当科迪转身背对着人们——他们或者跟他有着某种关系，或者甚至只是偶然站在附近的其他人，有时候则完全是陌生人——他们立即飞一般地盯住他的颈背，边挪动身体边指指点点，无声地议论起来。这时，科迪就会产生这种直觉。但当科迪猛地转头，飞快地扫视或者只是缓缓地查看四周的时候，他们总是已经缩回了原处，就跟往常一样无动于衷地站着，脸上露出预料当中的那种令人讨厌的虚伪神情。无论如何，科迪还记得，他父亲过去常常流露出流浪汉的那种狂放不羇，摇摇摆摆地走进某个地方，高声唱道：“哈利路亚，我又变成了流浪汉！流浪汉！”当科迪走进台球房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地用他那双半眯半开但目光敏锐的双眼扫视着一切，以便自己能够迅速判断并注意到台球房内一切东西所处的背景。他兴奋起来，就像其他美国人所做的那样，踮起而不是缩起双脚趾骨关节。现在他重复哼唱起那首歌：“哈利路亚，我又变成了流浪汉！流浪汉！”他沉醉于这歌声中，偷偷地哼着，声音很小；他过去想起伤心往事时总是这样。当沃森忙着四下观望的时候，科迪却把注意力转向一号球桌旁边地板上的一处污迹。那些夜晚，他一直注意观察着人们的一举一动。但看烦之后，他常常更加奇怪地花上更多个小时坐在观众长椅上，茫然地研究着现实，跟烟头与痰液的存在较劲，心中猜想着它到底是怎样掉到地板上，又琢磨着那一摊显得特别平静的痰液怎么会这样闪着微光，尽管它曾经像被人扫地出门似的被拒绝、被吐出，而且恰好好比那个蓝色下巴的售票员吐痰早了两分半钟（按时钟来看）。若非不得已，那售票员绝不会吐那口痰。他站在按钮线旁边，一边挠着下巴，一边计算得分。但很明显，他想起了与此完全不同的某件事情（那些家伙的叫声在大厅墙壁四周回响，在他心不在焉、听而不闻的耳朵里呼啸）。因此，就这个售票员的痰迹而言，它不再只为科迪而存在。科迪那时正想着自己是怎样来到那里的。他不只是在想他怎样来到这个世界，还在想他怎样坐到了长椅上；不只是在想他怎样坐到长椅上，还在想他怎样坐到长椅的那一部分上；不仅仅在想那些，还在想他怎样来到那里，怎样注意到那摊痰液以及他屁股下坐着的长椅的那一部分，等等。他心里就这样想着。现在，他根本就没有想好在台球房里要做些什么，因此他仅仅对沃森的伙伴们礼节性地微笑一下，并且礼貌地弯腰行礼。即便在这嘈杂噪音中，在所有这些周六玩客的脚下，他无法清楚地看到他刚刚才观察过的那片污迹，但他知道现在那片污迹上又会有新的烟头与痰液。这就好像跟着进来的小弟弟小妹妹们取代了很久以前来过的其他人；他们观察一会，然后又走光了。但无论如何，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样子。因此，科迪台球人生中第一个羽翼丰满的时刻不会被破坏。他不会变得狂热，不会兴奋得忘了节制，而跑过去跟人们交谈。相反，他会充分利用他的这个有利机会，有节制地将其注意力放在他的好运上。也正因为如此，在这家台球房里，他就把注意力放在十月的悲愁上；他以前就详细思考过这些。
“你在做什么呢，科迪？”当沃森注意到科迪陷入沉思，他这样问道。
哦，伤痕累累的漂泊之心啊！——现在科迪还远远无法去解释他那疯狂至极的秘密，他甚至都不想去解释。“千真万确，绝无谎话！汤姆，我心里在想，这个汤姆·沃森是多么棒的一个人啊！真的如此，果真如此，确确实实如此！”
那时，斯利姆·巴克尔、厄尔·约翰逊[14]与吉姆·埃文斯[15]是汤姆·沃森一帮人的核心成员。他们聚集在一张台球桌周围玩轮番撞球游戏，边玩边喝可乐。这是他们每个周六晚上聚会时的惯常活动，也是当夜行动的战术预备会议。今晚活动的主角是两位姑娘；她们周末在怀俄明铁路线旁边的一栋房子里当保姆。但今晚他们仓促聚到一起，不知道这次聚会的目的为何，更对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大家都沉默不语。在某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当你回首看清人们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你能记住的惟一一件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愤愤不平、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拖拖拉拉，跟往常一样漫不经心，不仅难以忍受这生活，更准确地说是一直难以忍受这反映了周围现实——无处不在的不幸，不时发生的惨事——的生活，就好像所有一切都要归咎于那个晚上。那个夜晚发生的事情如上帝一般神秘，而那些可怜家伙实际上总是沉浸于其中，后来还常常提道：“听我说，一九四二年秋天的那一天，汤姆·沃森刚刚遇见科迪，而一年一度的军队哥伦比亚大学橄榄球比赛也刚好在那天举行。我下了注，还通广播收听了比赛。那天晚上，沃森跟科迪一起进来时我就在那里。我们几个正在打台球，包括我自己，刚刚理了头发的斯利姆·巴克尔、厄尔·约翰逊、杰科夫[16]，以及我不认识其他该死的家伙。天啊！那晚我们全都开车前往怀俄明。那当然是个无比疯狂的美妙夜晚啦！”
有人在向周围的人介绍科迪。“现在进来的是汤姆·沃森。跟他在一起的那个家伙是谁？那是谁啊，是你堂弟吗？周五晚上你跟杰科夫发生了什么事情了？是叫科迪吗？你好，伙计！”科迪变得有点奇怪，又有点喜悦。这种情感会在你胸膛深处颤抖，让你想要拥抱自己，还想对你身旁那人解释一切。科迪发现他自己站在一张桌子旁边，跟他现在几乎可以称之为自己人的那些人站到一块，一起高声叫喊。当外面热闹了一天的日幕落下，他们打起黑八来——科迪与沃森对阵巴克尔与约翰逊，和和气气的埃文斯在旁观战。他们说的一切——“那个密苏里老土埃斯梅拉达在三明治店旁边挥舞着烟头，我认识她。要是她身上伸出的香烟棒跟她体内容纳过的rou棍一样多，她看上去就会像是一头豪猪了。呀，不要笑，这可是托尼说的，我只是照说而已。”——他们做的一切——有个人伸出手来拍打着得分牌；另外一个人把手往下一伸，小心翼翼地把他的可乐放好；还有一个人正对着球杆平视，看它是否太弯了——就是他周围这个三维空间里发生的一切了。尽管他的脸庞像个帆布架子，他还是要登台表演了。就这样，他站在那里，用粗糙的双手握住球杆，饱经风霜的脸庞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红。他腼腆地看着他的这些新朋友，内心深处却根据他们所说所做的一切，去计划一个绝对最棒但其实也是惟一的一种开场白，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不容置疑地赢得他们的好感，包括他们的心灵；到了最后，他们自然会向他寻求友爱与建议。科迪最终真的支配起这帮人，但激动无比的他现在却有点腼腆，还只是本能地稍懂一些那种最佳开场白——事实上他以前从未认识过这样一大帮人。他做过的惟一一件事情是在垃圾场里抓住某个穷小孩的手臂，在街道上抓住报童的胳膊，或者在送报途中抓住某个骑自行车之人的手臂，对他们发表又长又怪的演说，就如同那天下午他对沃森发表的伟大演说一样。但他们年纪太小，都无法理解，都被吓坏了。因此，他或者僵立在桌旁，西装下大汗淋漓，或者将大手摆开，松软地平放球杆架上，击出一些愚蠢的可笑的球来，就好像一个婴儿正在尝试打台球一样。那些家伙都大笑起来，但那只是因为科迪心不在焉，举止滑稽却又一言不发（他是要努力学习呢，他们想），而不是因为他无足轻重。这帮人中身材最高的那个家伙——六英尺四英寸高的斯利姆·巴克尔——立刻喜欢上了科迪。巴克尔穿着他那件锃光闪亮的周六夜晚专用西装，显得十分帅气。他总是神色严肃而平静，但这种神色显得有点滑稽，源于他那身高导致的寂寞——身材过高使得他无法与其他人处在同一层面上，以至于他只能在那里做着他自己特殊的青春之梦，而这些梦想都不太现实，因为它们远离他的双脚，远离大地之所在。他总是俯视着每一个人，而大部分时间里，其他人不得不默默地盯着他的背心。他接受了这种命运，很满足，但又很苦恼。这个善良的瘦高个喜欢上了科迪，而且这种喜欢很快就变成了英雄崇拜，后来又使得他们成为朋友，一起周游全国——厄尔·约翰逊注意到了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愤愤不平。他几乎立刻就心生嫉妒，第二天马上就在沃森耳边宣称（那时已经太迟了）科迪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样。这帮人离开先前的那一张球桌，任由他们喝空了的可乐瓶从“如此之高的地方”扑通掉在一个电线地盒上，离开大厅，跳上一辆轿车——那是一辆一九三七年生产的福特牌轿车，属于埃文斯——以每小时八十迈的速度往北朝怀俄明州方向开去。那时太阳刚刚落山，但他们内心狂热，根本无人注意这一点。科迪不顾其他所有人的反对，坚持要开车展示一下他的驾驶技术。然后，他将车右转，直接出了城，那动作帅呆了，就像漂亮的定点投篮一样干净利落而又迅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些家伙本来准备批评其驾驶技术，给予指点，或者上演其他虚伪可笑的剧目，现在却忘记了他们正坐在车里，开始高兴地瞎扯起来——突然间，在通往柯林斯堡的东科尔法克斯大道外，科迪看见小孩子们正在一块场地上进行橄榄球比赛。他停下车，说了声“看着车”，便下车跑了过去，在小孩子中间疯狂地冲来冲去（比赛优雅而严肃，但他们穿着那些可悲的比赛服，臃肿得就像喜剧里的大力士即兴表演时露出的肌肉），拿到球，叫一个腋下夹着头盔的金发男孩拼命前跑，一直跑到球门柱那里。那个小孩照做了，但科迪叫他“再远点，再远点”。这让那个小孩有点怀疑自己能否拿到球，因为他现在远在后场边线上，离科迪足有七十码远。科迪突然用力抛出一个又高又晃的传球，球掉落在那个小孩估计的最远距离之外。在黄昏下的高空中，球传得这么高这么强劲有力，那男孩完全看不见球，滑稽地转着圈，却高兴地尖叫起来——当这事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很惊讶，除了约翰逊。约翰逊穿着亮蓝色西装冲出车外，发狂似的在那群小孩子中间冲来冲去，拿到球（在某处跌倒了，因为他穿的是新鞋子，还只在台球房内沾了半小时的灰尘，鞋底锃亮），命令同样那个毫无怨言的高尚男孩直穿球场，然后他自己怒气冲天地伸展手臂扔了一个长传球。但科迪突然出现在这狂乱的昏暗暮色下，神情狂野地突然跳进一群慢手慢脚、有如老太婆一般的小球员中间，将这个传球截了下来。他猛地转身，扔了一个惊人的高空穿越球，将球扔回约翰逊头上。约翰逊往回疾奔，对科迪此举嗤之以鼻，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被任何人打败（“嗨哟！”他们在轿车里大叫）。这个传球如此有力，因此它必然而然地随风掉落到东科尔法克斯大道之外的路上。车流就像狂暴的红云点燃了山际的地平线，但约翰逊避开车流，向外跑往那球掉落之处。他朝着西方，从某处穿过田地。田地里充满着十月丰收的极大快乐，一些年纪更小的小孩正在毫无目的地燃起篝火，穿着袜子尖叫着玩橄榄球，但其中一些人只是无所谓地到处乱跑着跟其他人抢球。约翰逊在路上绕来避去，几乎被一辆轿车给撞死了——开车的是丹佛的一个大人物（比夫·巴弗德[17]，他正嘟嘟地鸣响喇叭），车速达到每小时八十迈。他最后双膝着地，用指尖绝妙地扑到了球。但这马上就变得相形见绌，因为表现极其出色的科迪事实上已经追着球跑了过来，现在正跑到路中间。那些摩托车手惊恐地突然转弯，到处传来刺耳的尖啸声，而他几乎没能避开。这令他痛苦地坐到路上，双手挥舞着大声咆哮。比夫·巴弗德从后视镜看到了这疯狂的一幕，他拼命地大笑，开着车逐渐远去，车速超过每小时八十迈。旷野另一侧的人们也看见了这一幕。旷野里点燃着明灭不定的篝火，天空呈现紫色（事实上那是一块空地，位于科尔法斯克大道车流与一些旧房子之间。那些球门柱让那些小孩“不得不相信远古基督教徒的质朴”）。那里孤零零地坐落着一栋古老的鬼屋，秋风瑟瑟，干枯的花园四周站着久已死去的十九世纪食尸者；格子台阶饱经风霜，呈现出绿色。这栋房子现在传到了总是戴着帽子、将脑袋遮得看不见的贾斯汀·G·曼纳里[18]先生手中。他是一个野蛮的学校教师，留着希特勒式的小胡子，几个月后注定要教科迪如何洗耳恭听别人说话，如何给中学校长们留下好印象——现在，曼纳里极其惊讶地停下车来，下车下到一半，一看见科迪与厄尔·约翰逊在路上暴怒（几乎都被撞死了），便大声叫道：“我的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事实上，在科迪跟沃森说话的那个下午，恰恰在这个时刻，同样这个曼纳里穿着大衣，双手捧着额头，神情严肃地坐在一间酷热的教室里。那是在不到一英里外市区另一侧的西丹佛高中里。由于是周六，教室里空荡荡的。已经进入了十月，教室角落里放了一台取暖器，开窗户用的杆子也斜放在那里。黑板上还留着昨天（美国文学）课堂上用粉笔写的惠特曼诗句“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开放的时候”，落下的粉笔灰从取暖器上飘浮而过。他坐在那里，假装正在为任何一位教师乃至小孩的利益思索着。那些小孩穿过大厅，其中一些人就在他面前开起玩笑来（当他走下斯蒂贝克牌老爷车，急急忙忙去上班的时候，他们就有气无力、歪歪扭扭地穿过午后的草坪）。他现在坐着一动不动，假装极其精确地记得那浪费了他一整天时间的某件事情的准确发生日期，抬起手腕，飞快地看一下还剩下多少时间，同时皱起眉头，拉好放着印有抬头的便笺纸的抽屉，决定时刻准备着一拍桌子就飞奔而走。当他脸庞瘦削，一脸朝气蓬勃，内心充满纯真希望的时候，他错过了一个爱人。他现在其实就是想起了那个爱人，想起了那个爱人，正在为错过她而哽咽，为错过她而哽咽。哦，变老了！哦，生命衰朽!形容枯陋的食尸者正象征着生命的腐朽！人生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可爱的小孩，相信父亲屋顶下的一切。从那开始，被洗礼、被愚弄，到戴上令人憎恶的人皮面具——这人皮面具被称为“脸庞”，但那不是爱人所希望的那张脸庞——再到内心隐藏了一个可怕而又可悲的鬼魂——随着死亡，这个鬼魂正颤栗地度过地球上充斥着的噩梦人生。啊，噢，厄尔·约翰逊想传球给科迪，但科迪却向他提出挑战，说：“你带球跑动，让我们瞧瞧我能否在你跑到那个男人所站之处的斯蒂贝克牌老爷车前将你抢断。”约翰逊大笑起来，因为在所有地方（校园，度假营地，野餐区），他都（绝对）是出色的赛跑高手。他十五岁时一百米就跑进了十秒九，这是田径明星才能跑出的高速。因此，他急忙开跑，没怎么意识到他在这里做的事情给了科迪这些心理机会，还回头看着他嘲笑道：“噢，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呀？”科迪很是愤怒，就好像是为了生命而跑。他不仅追上了约翰逊，甚至在约翰逊意识到这是比赛，一心一意提速的时候，也轻易地追上了他。他完全兴奋了起来，凭他虽然未经训练却无比强大的竞技实力，他一百米能够跑进十秒整（确确实实，没有半句谎言）。球场里上演了一次令人悲叹的远程抢断。这一刻，每个人都看见，在这黑暗的夜幕中，科迪飞一般地横切抢断。科迪挺着脖子勇往直前，意欲证明自己。他脑袋朝下，几乎就像是一个死人在生命终结时自鸣得意地低头一样。同时，他咯咯直笑，衣袖指向即将被辱骂的约翰逊，双臂像夹子一般伸展开来。他就这样悬伸着双臂，眼睛凝视，向远处看去，目光中带着一种很特别的不可言状的邪恶。当你在突然发生的街头斗殴或者都市恐怖事件中看见这种邪恶从男人体面的西装下面猛跳出来时，它总是如此令人震惊，就好像电影里富豪互殴那般令人震惊。现在，这种残暴行为正爆炸性地从科迪的新西装下面跳将出来，鼓鼓的肩垫与双臂都反映出同样的愤怒，但伸展的双臂也表现出不可名状的沉默预言与极大谦逊，就像十字架上的受刑人那般痛苦。约翰逊失败了，约翰逊被抢断了。贾斯汀·G·曼纳里叫出声来：“你为什么不在路上试试？我车里有个铲子。”没人注意他说的话，甚至当他开车离开时也没有注意到他。科迪跟约翰逊一样，双膝磨伤了，裤子扯破了，但他已经在汤姆·沃森那帮人里树立起他最初的重要领导地位。
许久以前，红日之下——那个哇哇大叫的疯狂科迪。他的故事就是这样。当心！
一九四二年十月，一大群悲伤而好奇、还有点闷闷不乐的人们正在丹佛东科尔法克斯大道外一处普通城市垃圾场的草丛中游荡。他们看上去有点不满，嘴里嘟囔着：“至少这里还有点东西。”草丛里的垃圾包括一张旧地图、克什米尔肥皂纸、一个破瓶子的瓶底玻璃、旧的手电筒废电池、叶子、撕破的报纸碎片（有人收集剪报，然后将其撕碎）、破破烂烂的硬纸板、破破烂烂的干草垫、装灯泡用的硬纸板、白箭口香糖的旧包装纸、冰淇淋盒盖、旧纸袋。野草长着一串串淡紫色嫩芽，但十月已到，叶子锈黄，就好像是法国风景画家画出来的一样——旧玻璃纸——旧公交转乘票，奇怪的波浪状的蛋箱硬纸板，褐色啤酒瓶玻璃碎片，被捏扁了的菲利普·莫里斯公司生产的香烟包装盒——草根呈甜菜浓汤的那种淡紫色，使得暗淡肮脏的土地就好像受过虐待的公狗在上面撒过尿似的——棍棒——咖啡罐——一个空品托瓶，原来装的是五星牌加利福尼亚雪莉酒；那是情况还不那么糟糕的时候，一个过路的老酒鬼喝的。
其实，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些小孩在地里找到了流产的婴儿，并报告给一个巡警；后者现在已经让他的搭档回去叫一辆四轮马车来。关于这个流产的婴儿，有些事情很让人尴尬，因为你想去瞧一瞧。但如果你去了，那么你不得不惹人注意，事实上你不得不去找出它应当待的那个地方。如果你找到了那个地方，你甚至还不得不从其他人中间探头探脑地去看，并且不得不泄露出这个令人极其难堪的事实：你自己一脸尴尬，而且不高兴，但还是想去看死婴的可怕的红色肉体——你已经四处窥探着去看过它了——很可能从始至终你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所以，科迪很尴尬，直到其他家伙（汤姆·沃森，斯利姆·巴克尔，厄尔·约翰逊）从车上下来，跟他站到一起。然后，事情就很容易说清了——但现在，它是多么凄凉，多么可怕啊！那个没有名字的小人儿（这是可怕的子宫制造出来的东西，已经半完工或者甚至全部完工了。子宫纳入男人的精液——精液就好像大理石石浆，是一种可以放到容器里的物质，比如说，可以放到瓶子里——再通过某些十恶不赦的神秘卵子的活动，将其转化为一大块会腐烂的肉体——）。这个难以形容的、本来应当生下来的小家伙从食杂店的袋子或包装纸里掉落出来，躺在一棵树下面。干燥的秋天已经使得树下形成了一片几乎同样的红色树荫，它也因此取代了湿润而神秘的子宫——当你在这种情况下看见女孩子们的时候，她们十分恐怖，因为她们似乎坚持要盯着你的眼睛，以便从中发现跟你有关的私密东西。当你想穿过她们的大腿时，很可能你就期望，热望，而且即便死也要从她们那里找出这种私密内容——你对那个女人的神秘湿处一无所知，就如同在黑暗而恐怖的天幕之下，当她们在田野面对着一具流产的不成形的死婴时，她对你的目光也同样一无所知——因此科迪沉思起来。不论他想说些什么（在这田野里，在这悲惨的黄昏下，没有戴帽子），他现在一言不发——
在美国西部，科迪·波梅雷所知道的，以及后来我跟他一起乘车经过的那些道路，全部都是极其恐怖的凹凸不平的双车道，两边都有沟渠和破旧的围栏，再远一点则是牧场围栏，可能还有一条深暗色的大地裂缝，沙丘上长满有如浓发的野草，然后是无边无际的牧场，一直往群山延伸，不过有时候那些山丘属于其他州——但那路似乎注定要把你颠簸到沟渠里去，因为每条路都凹凸不平，感觉就像轿车在侧坡上朝着沟渠滚动，路面上的每个隆起都会让轿车颠簸到沟渠中去——由于这种情况，在美国西部道路上开车比其他任何道路上开车都要更加孤单无聊。你一路长驱直进，在接下来的五英里路程内，你可能会只看见五辆轿车正对着你的方向驶来。每辆轿车的车灯都比较小，所以当它们离得很远的时候，那些灯光很可能都会被夜间的薄雾（或者不管是什么东西）完全吸收，造成路面积水的幻景——夜间开车穿过广阔平原，都会遇到这种幻景——科迪跟其他每个人一样，开车时常将肘部放在车窗上，特别是会伸出粗壮有力的脖子（就跟大块头公交车司机的脖子一样），平静，放松，神志清醒地看着车轮。你将视线越过他的肩膀，望着那条道路。夜里，你只能看见道路本身的一小部分，而最惹人注意的就是这五英里内一直朝你驶来的轿车的前灯——周六晚上，车主们开车来丹佛过夜——车灯射出的细长光带，那波浪形的侧光，照在路边的沟渠上与紧邻的部分牧场上，扫过围栏，就好像海浪扫过防波堤朝着公路卷来，呈现出无比荒凉的一簇簇丛生禾草与一堆堆干燥的硬土。在这黑暗中，车灯灯光接连不断地闪烁着，速度飞快，但又模糊不清。而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在平原尽头那边的地平线上，有一片——或者是一大片——雷雨云正在飘荡，下方则是沙漠、囊地鼠洞穴、灌木丛、枝条、岩石，以及卵石——那些最为细小的卵石正反射着最为巨大的星星（在真实的星系中）——直到那些方山不可避免地终结了西部的地平线。这也给了我们某种指示，即这个世界开始出现高山，平地要结束了——车灯一闪而过，星星却很遥远。如果关掉车灯，你会看见你所感觉得到的东西——那天晚上，还有其他许多次也是一样，科迪开着这辆车，车速达到每小时八十迈。无论是北往、南来、东行还是西进，他都能够完美地开上整整一个小时，平均时速几乎达到每小时八十迈。在这旷野上，没有车辆来往，只经过了一个小镇。那些家伙到镇里喝了啤酒，喝得口齿不清，把啤酒罐砰地往后扔进黑暗的夜空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那些女孩。那栋房子坐落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铁路旁边，就建在楼群角落的一座水塔下方。楼群看上去很荒凉，其中包括一座闲置的(“英北号”渔船跟它那些愚蠢的挪威水手已经抓住了大白鲨莫比·迪克！在一百年之后抓住了它！）笔直的木板教堂，以及一座直冲云天的巨大米白色筒仓，筒仓上面标有这个枢纽站的站名。这是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当火车靠站，给水箱加水，给煤槽加煤的时候，司闸员甚至都不适合在这里小便。那栋房子被火车煤烟熏得有点黑乎乎的，因此人们细心地将窗框漆成了亮红色——墙壁与屋顶上贴了深色的砂纸瓦，屋顶上那些呈现淡绿色——饱经风霜的古老灰砖烟囱从尖尖的屋顶伸了出来——灰色的木头门廊往大门外延伸出去，里面放满了自行车与椅子，还装了一扇防雨外门，但上面安装的是钩扣而非球形把手——房子后面附建了一些耳房，越往后就变得越小越破败，那是用来放橡胶套鞋与雨伞的地方；也有额外加建的工棚，也是用灰色木头建造的，但最后一个小附属建筑上悬挂着灰色的英式灯泡——院子里，一个破旧的碗橱朝屋而放，旁边胡乱放着一个桶，桶上则倒放着一个苹果篮子——橱板倚在房墙边——院子里倒了许多垃圾，包括扔在高高草丛里的一个旧热水器水箱，几块湿透的狗食饼干——一辆外壳凹陷的破旧老爷车塌倒在木材上，就好像在办展览。它没有了车头，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张皮革，一圈座椅弹簧，以及座椅内放的干草。旧仪表盘生了红锈，方向盘也断裂了——你会被它割伤，车前灯也是破的，后车厢上有小鸟筑了巢，而且在雪与泉水的联合作用下，还长出了一株小小的绿色谷物——右前轮毂旁边扔了一大袋腐烂的陈年马铃薯——这里变成了小孩的游戏场所——狗的厕所——夏天下雨时还是月白色奶牛的饮水槽。
这是一个周六晚上。如果一列火车碰巧从旁边飞驰而过，你将不得中止你正在做的事情，停下等待。那两个女孩恰恰不属于通常情况之下一个漂亮、一个难看的美国女孩组合，因为假如是这样的话，年纪较大的女孩自己会打扮得极具吸引力，你肯定会一看再看，或者她会像是一个专家，告诉你，如果你今晚就急不可待想要跟她做爱，那么令人无比激动的真正激情就会陷入黑暗当中，无法看清。但这个年纪较大的女孩——坚决地把视线从每一个人身上转开，就好像她是一个学校教师，有命令要求她这样做，而她又恰恰严格执行命令。她的这种自律很严格，很可怜，你知道她肯定会突然爆发；而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它将有利于那里的男人去把握她这一行为的本质——尽管科迪那时只有十五岁，但他立即注意到她的这个特点，因为他习惯于尽可能快地做出判断，以便节省精力去做些准备工作，说些再普通不过的“哈啰！你好！我是乔，他是比尔。嘿嘿”之类的无知话语——他走出轿车的黑暗车厢，站到泥泞的院子里（怀俄明州的那部分地区刚下过雨），看见那两个女孩正不怕麻烦地站在那里——她们知道，这么一车人会对她们做些什么。他做了决定——很简单，但又很棒。年轻一点的女孩叫做玛丽，是那种娇小可爱的性感肉弹之缩影，长相甜美，金发闪光。你在可口可乐女孩的插图中看见过这类女孩，她们站在喷泉旁边，跟同样漂亮的玫瑰男孩待在一起。那些家伙想要的是如此之多、如此惊人，她们盯着他们的脸庞，很快就被吓得明白了：她们是他们手里的鸟，任人摆布——她的双臂丰润，漂亮的双乳从柔软宜人的克什米尔羊绒衫下突显出来，我可以保证那绝对是真货；她的眉毛如新月，樱桃似的小嘴饱满红润。但我又要出发了。
九点整，他们来到那些女孩所在的那栋房子。它实际上坐落在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铁路的一座水塔下方。一直有火车从旁边驶过，留下那种黑色的灰尘，就像阵雨过后艺术家调色板上各种颜料混杂在一起的那种颜色，或者就像艺术家用来描绘夜晚、昏暗，可能还有邪恶的那种黑色。当男孩们停下轿车，科迪沿着一条覆盖着铁路黑尘的车道迅速离开了。整个天空没有什么光亮（台球房的一缕缕光线，种不出庄稼的那块田地发出紫红色，以及黑色的天空），只剩下一轮残月，所以现在没人能看见任何东西，除了房子的轮廓，房内的一些褐色灯光，以及悬挂在半空中的一盏球状街灯。不过，这盏街灯不在街道对面，而是在整个垃圾场对面；它可能代表着一个十字路口，一个足球场或者一个广场，因为在那几乎看不清楚的另外一端，有一座古老的木头教堂，木板笔直，屋檐华而不实。在教堂后面，在月光下甚至更加模糊不清的地面上，有一座古怪而巨大的小麦筒仓，高耸入云，外表漆成了铝白色，闪闪发光，就好像这黑暗平原上的一只六月蠕虫。这平原似乎是从教堂后面开始延伸，但它实际上包围着我一直在谈论的一切东西——房子，林中空地，水塔，小径，灯，以及更远处一些指向路灯之外一座小城镇的标牌——在一个朦胧不清的旋转木马亭里，声音回荡而沉重，那些深黑色的高头大马挨得好近，只有在远处灯光照到其上时才能够隐约看见它们。那灯光可能是铁路岔道指示灯，或者是路灯，或者是其他县市的机场塔台灯，或者是怀俄明州夏延市或类似地方的任何广播电台天线最顶端的微光。
约翰逊几周之前在夏延市搭讪上这些女孩中的一个，并且跟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第一个试着要打开那扇防雨外门，其他所有人则站在四周，手里提着啤酒、威士忌，以及祭坛圣餐之类的东西。在妓院里，有人叫你等候女孩子们过来。突然间，你听见高跟鞋走路的声音，一直往大厅走来。你想象着即将来到的那个女人的大腿、吊袜带、内裤、乳房、喉咙、脸庞与头发，感觉到内心惴惴不安，决心有些动摇。而此时他们要比那更加不安，更加动摇——这恰恰就是他们的感觉。约翰逊的拇指与食指柔软而灵活，要使用这些工具你就需要这种手指。他正试着打开防雨外门的钩扣，就好像他正要从这栋房子鼓起的后背解下一个乳罩似的。野孩子们打开了门，门廊地板上放的东西让他们老是走得绊绊磕磕。但当他们匆匆走完最后一段时，科迪绝未想过，被那群女孩派来开门的这些拼命咯咯直笑的小女孩中的一个会是他的未来妻子乔安娜·道森[19]。
在美国，总是两个女孩结伴，而且其中一个总是比另外一个年纪稍大，长得也较为难看。但此处这种情况则是例外，因为年纪稍大的这个女孩，薇薇安，身体健美，留着一头稍短的红发，身上穿着工装裤。她是女孩二人组中的那个陪护人。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年纪稍小的那个女孩，就能知道她需要一个陪护人——薇薇安真的很漂亮，她为年仅十五岁的科迪提供了性爱乐趣的最大希望。当科迪进去的时候，他一秒钟之内就迅速对一切做出了判断（回头一瞥）。“你肯定会一看再看”，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里，他又一次看见她应当正在密切注意一切。因为这一点，也许正就是因为这一点，她一生中都习惯在自己不熟悉的环境中表现得像教师一样严肃。但是，年复一年，这一要素现在变成了她的普通人生状态。因此，他直觉地意识到，在清教主义永远沉寂之前，她就是一颗待摘的李子；她变成了一名老同性恋。除了工装裤，薇薇安还穿着一双鹿皮靴，以及一件蓝色的男式工作衬衫；衬衫洗了又洗，现在已经褪色。她的脖子呈现惨白色，像受惊了似的；最底端的小喉孔上长了一粒雀斑，上面挂着一个耶稣受难像十字架。这全套装束表明，她一整天里在房子与院子周围干了许多家常杂务，今晚还骑马去了什么地方。在她看来，参加她堂妹通过约翰逊安排的这场搂脖子亲嘴派对似乎是一种妥协。年轻一点的玛丽是一个堕落的金发女孩。她习惯束上一根锃亮的红色宽皮腰带，从而突显她腰部最细之处与两片白臀弧线相交的那个部位。当她束上皮带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从她的裙子下面往上一看，从脚趾一直看到她的臀部，她的双腿看起来一定像是两根圆柱，浑圆无瑕。她长着一张乳白色的脸庞，玫瑰色的嘴唇保持着天然状态，从顴骨上垂下一小绺鬓毛。最棒的是，由于所有家伙都不知道、甚至都未试着在心里猜度过的某个原因，玛丽戴着眼镜。那是一副黑框眼镜，而这副眼镜为她长相开出了他们承受得起的价格。没有这副眼镜，她可能已经把他们吓跑到那些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正式营地去了。在玫瑰舞厅里面对金发冷美人拉纳·特娜[20]的时候，在幻想自己跟拉纳·特纳，爱娃·嘉德娜[21]，或诸如此类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会是什么样子的时候，美国男孩们就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出去寻找第一份白领工作的时候，也把这种方法用在老板们身上。玛丽是一个野性十足的小女孩。她喜欢看书，看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和足够多的D·H·劳伦斯作品。这使得她的进取心要比她在世界的这个荒凉之地所能遇上的任何一个呆滞腼腆的男孩要多上十倍，不管这些男孩是从丹佛开车过来的，还是就住在离这只有几根电线杆之远的地方。这两个女孩是堂姐妹。薇薇安的母亲是一个戴着眼镜、土里土气的瘦削女人，她的照片就放在那架自动钢琴的顶端；玛丽则是从北达科他州基尔迪尔市来探亲，这个月都留在这里。同样来探亲的那三个小孩中的一个，小乔安娜，则来自丹佛。她在科罗拉多州的家里一般是由她母亲当家，而她父亲则是新墨西哥州首府圣达菲市的一个警察，正等着她一年一度的探亲。沃森坐在长沙发的一头，约翰逊坐在另一头，而大个子斯利姆·巴克尔则坐在他们中间，神情严肃却极其帅气，使得玛丽改变了她心里为今晚制订的计划。本来约翰逊的细心吸引了他，并使得她决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把这场派对安排好。但巴克尔却更为细心，更为温柔——
这些想象带着我回到我最早的困惑当中。
龌龊的老偷窥狂！在时报广场，我们都恨这帮老男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但试图跟女孩子发生性关系，也试图与男孩子发生关系。他们是最最丑陋的老色鬼，让你想起阿拉伯谚语“年轻女人躲老男人”——他们戴着帽子——为什么总是戴着帽子？！——在地铁入口、小书店、图书馆、公园，以及国际象棋游戏中心周围闲荡——上上下下，来来去去——其中一些人看上去是如此无害，让人注意不到他们是些什么人，直到他们停在你面前（比如说，当你倚在建筑物上的时候），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很随意，但他们肮脏破旧的硬裤向外突出，就像一根魔法棒或天然怪岩柱一样，直挺挺地指向你，或者一直指向走在多芬街上的那个男人——尽管如此，科迪和我都有着同样的心思，也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跟他们一起站在画面龌龊的窗户旁边——就从这里开始。所有这些都只是防护性的开端，我会加上（至少我自己的）饮食乐趣：（橄榄油煎凤尾鱼配刺山柑花蕾，油腻得能堵住喉咙，咸得让人窒息；它的味道又是如此之重，似乎弥漫在空气中，还会给罐头盒增加咸味，直到罐头盒尝起来比任何盐都更咸，变成了金属盐、世界末日之盐）——（这是一个饮食实例）——
科迪与我一直对女人大腿的画面很感兴趣——在时报广场或者柯蒂斯街的书店橱窗内，有许多女人手里拿着小开本的黑白图书，一边却跟男人眉来眼去。这画面吸引着我们去看她们白裙下面的双腿，那多少要比彩色更使我们感兴趣。黑白相间当中，那大腿显得更加白皙，而那背景则更加神秘与邪恶——
科迪过去常说：“拿好这张照片，我已经用过它了。”我在这里有一张露丝·梅迪梅（好莱坞著名女演员）与埃拉·温的合影，我喜欢它——露丝的乳房是多么的丰满、多么的动人啊！她连衣裙上一条肩带滑落在一边，另外一条肩带则轻轻地贴在肩上；两条肩带都下垂得很低，因为她的裙领开得很低，乳房露出一大片，呼之欲出，硕大而坚挺，从而将肩带撑得更长（啊，我的上帝啊，肩带！）——在时报广场的人行道上，我全神贯注地盯着她的左乳达五分钟之久。在这五分钟里，我都意识不到也说不清楚自己在做些什么。不过，我看的其实不是她的乳房，而只是它的一张照片。那个乳房有五分之三被遮住，但这部分要比其他五分之二都要更棒。由于它硕大而坚挺，被遮住的那五分之三也几乎都要春光乍泄，但她的ru头不会裸露出来。危险的是，那柔软而坚挺的乳房令人心生绮念，却可能会撑破衣服而出——埃拉穿得很传统，她的乳房被遮住了。你能够看见那美妙怡人、活力无穷的乳沟，然后就是我们都清楚的圣女峰之上鼓起的衣服——但那就好像埃拉是一个脱衣舞女，起了个头，却由露丝接下去表演——露丝的乳房将布料拉得很低，但只有一边拉低，因此尽管有一个乳房左上角的四分之一裸露出来（还有乳沟），但我们现在只能看见全部上胸的五分之三，以及展露出来的乳沟——啊，那些美丽动人的乳房啊——我跟世界上最虔诚也最龌龊的那些老男人一起站在这里，嘴里嚼着口香糖，心脏也跟他们一样跳动得厉害——我几乎无法思考或者控制自己——我甚至知道，这远比抚摸露丝的乳房本身还要美妙（尽管只要有机会我会不惜代价去抚摸它）——抚摸这样的乳房更加，更加美妙——我一生当中已经梦见过许多乳房（当然还有大腿——但现在我们正在谈论乳房。抱住你的手臂吧，我们正在谈论怀揣胸器的战神；止住你的口水吧，我们正在谈论乳汁）——青少年时代的那些龌龊杂志变成了成年时期的严谨出版物——不再开玩笑了——有人就这样拿块布盖住自己，却让一个硕乳呼之欲出。正是那玩意儿把我跟所有这些色鬼（他们中有一些人已经九十多岁了）吸引到这里，吸引得我们无法抽身，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它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它只是一张照片而已。但它要是真的该有多好啊！——露丝自己的乳房硕大无比，弹性十足，像果冻，似白雪，柔软而奇特。她的ru头裸露了出来，但难以形容清楚。假如它是真的，那么它将会告诉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就是这个ru头，它会比露丝的全部人生故事告诉我们更多东西：“二战期间，在布鲁克林那些美容院一带，那些在下午与晚上经常来这些地方的人们，甚至碰巧经过的游客，都开始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精力充沛的年轻女孩……”——第一眼瞥见它，我们已经完全看清她的心灵，它的完美与不完美，它的忏悔，以及女孩子特有的不为人所知的羞耻心。那正是我们最想要的），以及我们一生都想知道的有关露丝的一切，并且向我们表明，露丝是一个单凭其名气、照片与丈夫而偶然得到我们关注的女人。如果她要抱怨，那是她的错。我想用双唇吻她的乳房，但我可没有要求她将其乳房裸露出来的五分之三部分拍照成像。她自己在此提供了照片，而且我确信上帝会因为她此举而给她回报——啊，那个乳房啊！啊，如此写意的乳房，正随着她一起颤动！她正在奥林·温的游艇上切蛋糕，头发湿漉漉的，而那个白痴埃德加·邦斯则矫揉造作地陪伴在她身边——她的嘴巴本应呈微笑状，实际上却颤动着流露出众多欲望与感官痛苦（她是真的在切蛋糕）。而且，当我靠近细看时，我发现她的牙齿跟我长得一样——这是一幅黑白照片，上面的胸部呈灰色——灰色对我来说更具现实感（对科迪来说也一样），因为我是在B级电影院的楼厅里长大的。啊，我们所有男人都知道女人诱人的曲线美——现在，目光不要离开照片那里，但请让我们将其转向膝盖。埃拉的双膝露了出来，而露丝的双膝上盖着一条毛巾。现在所有我们这些色鬼都把我们体内的巨大而强烈的注意力转向埃拉·温的膝盖，可惜没有军乐，没有敬礼，没有国旗，只有骷髅旗——她跷着二郎腿，双膝交叉。她的膝盖后面会形成一个诱人的“小酒窝”，她还会不幸走光——我是说在大腿下面（小腿就像一只温血鱼的鱼肚，平滑、可爱，但还要更棒）。那个“小酒窝”只是后膝肌肉与大腿根部内侧之间形成的一个褶痕，无比光滑，特别显眼。那是因为双膝交叉，没有其他东西（下面那个膝盖）能够成为主要特征，所以这个“小酒窝”就突显了出来——那膝盖的伟大之处在于平滑，能够表现出那女孩肉体的手感，以及从膝盖平滑处往内（我的心脏又激烈跳动起来！）深入到大腿根部的手感。更深入，更令人赞叹，更令人目眩，就好像爬山，直到她的心灵花园进入你听力所及的范围之内，而你在山中也可以去看她的脸庞，看她那用一根大丝带束着的漂亮长发旁边的脸庞上会是什么表情——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色鬼确实在肆意意淫着这个可怜的女孩。但露丝没有给我们半点机会，她制服了我们。作为报复，懦弱的我们扑向她的朋友。我们瞥了一眼奥林·温，就好像我们一直都认识他，还面带微笑地向他致意。那就是说，我们意识到他的眼睛正看着那个乳房，也就是露丝的乳房，而不是如你所想看向埃德加。如果你不走近细看，而埃拉也没发现有什么不对，那么我们都会以为露丝正对着蛋糕切刀在微笑，尽管从本质上来说这很奇怪，而且可能远比露丝紧咬牙关要更加暴虐可怕。不过，埃拉总体来说是一个可爱的小妖精。尽管我们刚刚意淫过她，或者至少威胁过要这样做，但我们都不想伤害她。我们也都在猜想，我们四个可否一起或轮番做爱。我们诚挚地希望如此，就像我们可能希望——比方说——希望世界和平。
街角报摊上那些丰乳肥臀的脱衣舞女的大幅艳照令我们堵住了人行道的交通，日夜不停。我的下一站肯定会是法国（大街上的明信片？）——但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科迪·波梅雷的童年就是这样，经常出没在仓库下面、煤渣场旁边那些铁路桥上拆下来的乌黑大梁与磨损的黑旧木板堆里。煤渣场那里集中了大量的硬纸板箱。那对于工厂的工头们来说是一个麻烦，却变成了流浪汉们的秘密基地——我们所谓“市中心”的边边角角，不知名的地下通道、小巷、铁路岔线、站台、匝道、垃圾堆、小垃圾场、适合在那里搞谋杀的非官方设置的停车场，以及你在那些巨大的红砖烟囱脚下可以看见的铺着石板的肮脏的露天广场——在许多做着白日梦的下午，云彩在空中翻滚，而烟囱则向前摇摇欲坠，时刻准备着制造一场大灾难。看着这些，他总是茫然无措——仿佛这些东西已经是——（当然还有更多东西，但为什么要列举更多呢？此外，我们应当更加彻底地回归到其他层面上来）——就好像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他的第一个天地的必要组成部分，成为其装饰，就好像在圣路易斯城郊的某个豪华街区，那个富人家的小男孩穿着蓝色运动装，站在十一月光秃秃的黑色树枝下面，盯着某片天地。在那个天地里，自然而然地装饰着一些东西，比如半木结构的英式房屋、通往街区的树木繁茂的环状私人车道、白桦林、车库后面的都铎王朝样式金属丝栅栏、斗犬、自行车，以及保养完好的汽车。到了傍晚，温暖的灯光就从一栋西班牙式房屋的窗帘后面照射到那些汽车上。那栋房屋价值两万八千美元，已经被一个保险代理人买入。白天，他总是抄近路，穿行于圣路易斯市中心靠近市场的那些狭窄的红砖街道；在那里，你能够看见从那些箱包工厂之间流过的那条河。他在那些穿着各式各样服饰的穷人与流浪汉中间谋生，却无法将其房屋框架延伸到二十英里之外的任何地方。那里是远离河流的内陆地区，拥有这污秽城市里难得的私人公园，以及安静的街区——科迪穿上那套西装，由此开始了某种与众不同的成年生活方式，他的人生也变成了自己的人生。当他也从沃森或者那帮人中的其他人手里获得一件冬季大衣，并且学会了男人那种动作时，他的那种生活方式就变得成熟了。那种动作难以形容清楚。但当男人们屈着双肘、歪着脑袋，伸手去摸裤兜里的什么东西，并且轻拍大衣，他们做的就是那种动作，就如同一个剧院经理在午夜的时候急匆匆出来查看钥匙是否都在那里一样。随着他获得那套西装，并且学会那种成年动作，科迪在丹佛的人生进入了第二阶段，而这个阶段的背景自有其首要中心目标，而且他一直都在朝着那个地方冲去。他的流浪汉父亲虽然知道那个地方，也有抱负要去那里，却走得懒懒散散、跌跌撞撞。或者，他在青年时代曾经更加朝气蓬勃要去那里，但那是许久以前的事情了，而且他也只到了德梅因市。那跟走近那红色霓虹灯后面的红砖墙没什么两样：他在丹佛去过的所有地方，他一生在美国待过的所有地方，就只是那里。那堵红砖墙位于台球房前墙墙角周围的那个积满灰尘的秘密之地，其上方离美容院二楼的窗户很近。它实际上是在一条巷子里，或者是被夹在大楼中间，宽度不超过一英尺。墙上铺着除了这个城市里最肮脏的垃圾以外的任何东西。附近的一盏红色霓虹灯，还有下面台球房的一些电灯，照亮了那堵墙，砖头上的每一条沟痕都暴露无遗。随着灯熄灯亮，那堵墙也忽明忽暗——你可以在美容院看见那堵墙的内侧，看见它的难看形状：它以前上下一片红，现在却褪成灰白。透过墙角边的那扇窗户，你也能看清它。那扇窗户就跟那堵墙一样，很隐秘。在美国许多主要街道乃至当前那些荒凉的郊区街道上，有许多东西也都是这样隐秘。在那些街道上，有许多足科医师与律师的办公室，旁边则是教区长寓所和老房子。那些老房子二楼都装着门，但那是旧干草棚的门，现在已经不再起作用，也没有楼梯可以上去。门上装着挂钩，上面挂着一顶十九世纪的男式圆顶帽子。这些东西也都隐没在红色霓虹灯后面，不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显露，不在那积极向上、引人注目、拼命广而告之的人生当中显露。随着他得到一套西装、一件大衣，一种新的孤寂向科迪袭来。在烟雾弥漫的周六早晨，你坐在交通繁忙的圣达菲大道垃圾堆里倒放着的水桶上面；到了冬季午夜时分，你却站在人行道上。这两者之间的反差之巨大，恰如那种孤寂之强烈。圣达菲大道靠近丹佛里奥格兰德（D.& R.G.）铁路的那个交通繁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交叉路口。那里连着一条平滑的长道，从那倾斜摇晃的垃圾堆、废料堆与整整一英里长的上边沿倒悬的栅栏间穿过。那是一个至少还可以狂野玩乐的地方。在那里，你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穿上外套。（就像在喜剧电影《我的爱人高德弗里》，主人公高德弗里在公园大道里获得满足之后，却想要回到丛林中去。那是大萧条时期一部极具好莱坞风格的电影。尽管其内容是如此天真，却真实地反映了每个人心中无法对人言说的幻想。）清晨，垃圾燃烧产生的浓烟升入蓝色的天空中。火车穿过这浓烟，干净利落地直奔雾气笼罩的群山，另一个黄金国的绿色河堤，以及另一个科罗拉多州。上百个肮脏可笑的拾荒者在成串的沉船与锈堆间劳作，其行为十分显眼，沉重而充满悲剧色彩，却可以转移消解那种孤寂——人行道可不是冷霓虹灯下面你的家，不是你孤独时可以将背部靠在上面的地方。那些冷霓虹灯轻柔地发出光芒，就好像这时仍然是夏天一般。随着冬天的到来，那堵红砖墙既污浊又阴湿。但现在灯光射在墙上，却让砖墙本身的潮湿与刺寒消失殆尽。尽管如此，砖墙固有的所有阴冷感觉现在让我们想起的东西，比它在夏天所能让我们想起的东西还多；它比垃圾堆更能给成年人带来无比强烈的激动感觉。那是一种快乐，但那种快乐比垃圾堆带来的快乐要强上百倍，就好像男人对威士忌的需要取代了男孩对橘子汽水的渴求时的那种快乐——当男孩成长为男人，他们就会花上许多时间和精力去培养夜里到城市中心享乐的习惯。保龄球馆低矮的碎石屋顶上面竖立着巨大的海报招牌。招牌里装着灯泡，强光照射在那些未装窗户的仓库光秃秃的后墙上，或者可能正在用光线照满旅馆那些眼睛似的窗户。那种光辉灿烂与幽隐昏暗相间的情景，使得科迪在他内心最最秘密的深处——我自己跟其他大部分人的心中也都有这种秘密之处——想要更深入到内街，峡谷与道路。那很像音乐带给心灵的方向，或者甚至像人们无法发现的使做梦变成神秘悲剧的梦境影像。就这样心神恍惚地追寻着，冲到它的中心地带，冲到一直藏在红色霓虹灯后面的红砖墙那里，等待着。墙壁上涂了些什么东西。多年以后，在芝加哥的一条巷子里，当科迪和我把一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停在一个不显眼的黑暗角落，让车头直指街道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过那些东西。在衣阿华州、弗吉尼亚州或者圣华金河谷那些城镇的墙壁上，科迪也见过上千次了。在科迪那饱受煎熬的可怜内心中，那些东西总是莫名地跟他坐在县监狱等候室里的光滑旧长椅上总能看见的那部分红砖墙联系在一起。他父亲喝醉了，在拉瑞姆街上发酒疯，结果被捕，而且他很可能跟其他五、六个人一起被某仓库辞退了。在法官提请法院对他父亲判处某种刑罚之前，科迪就在等候室里等着见他。他父亲赌咒发誓，说他此前已经一个月都没喝醉过了。但他很快就极其孩子气地说起胡话来，有时候让人听得震惊不已，后来还引起青少年监护官的注意。后者前来帮助科迪，就像野兽去帮助美女一样。透过内墙上的那扇小铁窗，就可以看见那堵砖墙。它总是散发出暗淡的微光，从暗红色到暗灰红色，就像一盏霓虹灯在某个地方闪着光芒。内墙上有若干挂历，上面画着一些印第安少女。她们站在月光下面，戴着珠链，裸着胸部，让科迪不由得想知道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在那个世界里，有长满松树的漂亮岛屿，有珍妮特·麦克唐纳[22]和她唱的《爱的呼唤》。但这里没什么可以展示的，只有监狱，被捕的父亲们，飘渺的呜咽声，钟表的嘀嗒声，以及那堵红墙上的插得很深的钉子。红墙被灯光照得疏影斑驳。灯光本来是要为街上的行人提供照明，但由于某个令人心酸的不好明说的原因，却把某些东西给隐藏了起来，而那个原因隐隐约约跟他父亲有时抱怨的东西有关。但这堵红墙就跟工厂里的任何一堵旧砖墙一样。如果你在它上面装一个白炽灯，它就会变得如褐雪一样凄凉，而不再呈现醒目的红色。
你会看见科迪正急匆匆地赶往丹佛市中心，双手插在口袋里，大衣在背后拂荡，双眼射出亮光——你在那些闪亮的崭新轿车的挡板上就可以看见这种亮光。那些车刚刚从那座反射着老房子灯光的车库里倾巢而出，现在却在主街霓虹灯的炽烈灯光下闪烁。他不管是跟哪个伙伴一起行走，他们都是手挽着手，聊得直点头。他们就站在街角附近，在一群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中间若隐若现。你会看见他有时候走得很急，红绿灯似乎就是特意为他转绿，而他们因此根本就不用停下，只需立刻抄近路去台球房。台球房里不同的人们聊着不同层次的话题，与那里砰、嘣不停的令人激动的快乐氛围相匹配。说话时产生的雾气像气球式对话框似的萦绕在人们身旁，然后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到了冬天，小科迪那流浪汉穷父亲住处里的高大窗户就无人触碰擦洗，玻璃上沾满了灰尘。不过，那里却变成了他的瞭望台。他经常站在玻璃后面那些嘎吱作响的旧椅子上，（又一次）欣赏着这种景象。可能他会特别关注一个正在等巴士的女孩。（又一次）她双腿交叉，注视着他，脸上突然浮现那种妖娆性感的可爱表情。然后，科迪这个小家伙心里就会想：“那么，这就是他们这些大男孩大女孩一直在做的事情了。（该死的，该死的，看那辆凯迪拉克闯红灯了！）”正值十月的周六傍晚，那个女孩就站在廉价商店的白底条纹遮阳篷下。她戴着墨镜，穿着高跟鞋，是丹佛市区一个平平常常的小姑娘。你会看见科迪·波梅雷试图走进丹佛热闹夜生活的中心。对他来说，人们公认的夜生活中心就在台球房。因为那里有时候人声鼎沸，透过特里蒙特美容店大开的后门，你就能看见台球房里有一大群人穿行于这两大公共场所。你就像在俯视一个无边无际的镜子，可以看见所有那些球杆、烟雾与绿色天鹅绒布桌面。他急于主动或被动地深入夜生活中心，但总是错过，因为夜生活中心不在台球房内，也不在更远些的市中心。在市中心，那些红砖墙延伸得更远，装着黑色灯架的霓虹灯照亮了本就灯光闪耀的无比神秘的中心地段——在那里，什么事情肯定都正在发生——或者至少更好地指示人们到哪里去寻找它，向人们呈现黑暗长巷、大道与无名的荒凉街角（猎狐酒吧！）。在那里，一个霓虹灯隐藏在更远处的大楼后面，射出邀请之光，召唤人们如飞蛾扑火一般地前来（就如同他看过的德莱塞小说里的主人公，像夏天的甲虫似的朝着纱窗，朝着美国无边黑暗中的优雅与激情飞扑而去，嗡嗡，嗡嗡）。相反，当科迪目不斜视地冲进台球房时，在他旁边十二或十三英尺远的地方，你会发现在全部夜生活以及死亡与绝对失败之外台球房所能给予每个人的一切。他或者跟“台球之夜的大维吉尔”沃森一起——科迪跟他分享过同一件衣服，精美得令人激动，并沉迷其中，但其他人对此却不置一词；或者跟那个台球高手及其伙伴一起；或者跟午夜时分在休息室接受专访的明星一起，像一同来酒吧的迈尔斯与李·柯尼兹，或者，比如说，艾克[23]与哈里·杜鲁门；或者跟从三千英里外的老家一起来到联邦台球房的我与伙伴一起；或者充满渴望地独自一人前来。他就从离那堵红砖墙十二或十三英尺远的地方，从街角附近，走进大楼之间的那条小巷子。在这城市中，那小巷是如此隐秘，又是如此可悲可叹。那种幻景，就是你看得到的一切，就是那里原有的一切。
为了强调现在已经是周六晚上，有些人带来了几盒巧克力，那是他们从那些破败的杂货店里购买的。那些店里的橱窗上摆放着便盆与下身护体绷带（我还以为是丝带）。那些沐浴在月光中的印第安少女戴着珠链，但这次（因为考虑到女士们的爱好与口味，没有两手交叉的粗鲁警察）没有露出胸部，使得这个周六晚上变得更加真实。当你无事可做，忧郁无聊地经过一家杂货店时，你看见橱窗上有一张巧克力糖广告，这使得周六晚上变得完全与众不同——那些完全一样的巧克力盒子，盒上过去常常有更精美的印第安人图案。图案中的那些印第安女人戴着更长的珠链，沐浴在更为银白的月光之下——甚至那些巧克力品牌名，如“佩吉与肖”、“施拉夫”等等，都跟周六晚上一样显得可悲。所有这些品牌名称都跟周六晚上的意义联系在一起，就如同二十年代那些古老的梅毒电影一样。在那些电影里，一对穿着晚礼服的恋人在强烈的灯光下急匆匆地离开市中心，前去参加一场派对（他们在那里染上了淋病或者梅毒。之后，当周六晚上已经过去，他们穿上普通的工作日夜用服装，达成了一份自杀协议——）（这是我亲眼看过的一部电影。它不是三十年代的电影，因为我是在三十年代去看的，当时我十二岁。甚至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对这部电影有多古老感到好奇了）。精美的盒子里装着糖果，是巧克力。一家没有冷饮柜的杂货店只会售卖巧克力，而不再出售其他可食之物。那些拥有冷饮柜的正经杂货店，除了出售巧克力糖，还会自己生产种类繁多、样式精致的冰淇淋与糖果。店内地板上铺着瓷砖，装着硬糖的罐子放得错综复杂，却整洁清爽；你可以想象古老的维也纳城就是那样子。它们也大量陈列并出售所有品牌的盒装糖果。当我说现在已经到了周六晚上的时候，我意识到那些盒子的排列布置，以及盒子上的金色丝带与精美文字抓住了我的心，却无法将其言说出来——不只是因为那个纨绔子弟可能站在那扇破门旁边，翻转他的便帽，向人展现这样的一个盒子；或是因为在某个堆满平底锅与橡胶的杂货店橱窗里，放着一个淡紫色的糖果盒——它摆放得很有灵气，令人赏心悦目，但上帝才知道为什么它却又价格昂贵，无人问津——而在周六晚上会注意到杂货店的惟一一个人却肯定是独自一人，孤单寂寞；还因为在周六晚上，黑暗与光辉相间（这种特殊的景象使得剧院侧面的铁制太平梯显得特别阴郁），尽管到处充斥着所谓的喜庆气氛，但一盒盒的巧克力糖却意味着留在家里，意味着一种无声的渴望，渴望着像满城的鸦片烟鬼那样自我放纵，穿着浴袍，蹬着拖鞋，轻轻坐到满是灰尘的灯罩后面，伸手穿过黑暗，把众多巧克力一粒接一粒地放入口中，一边收听——我得说，不是收听每周流行金曲，而是听——多数广播都会远程播放的周六晚上的舞曲汇播（而此时这房子的女主人正在熨烫新洗的芳香衣物），同时看着连环漫画。但我们最宜找到的周六晚上却藏在霓虹灯后面的红砖墙内。现在，那里比以往更要无比阴郁，就像那些铁制太平梯——它们挂在那些高大宽敞的电影播映厅隐秘的边墙上，而电影播映厅则青蛙一样蹲坐在井然有序的楼群中——一到周六晚上都要更加阴郁一样；它们投下了更加令人绝望的阴影。周六晚上就是这种时刻：那些感受经常萦绕在我们脑际，而我们却无法将其诉说出口。我们的思维内容突然带上了一种悲伤模样，极力想要被周围的人看见并注意到，而我们却无技可施，科迪也没有办法。至今，一到周六晚上他就经常到这座美国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消磨时间，年纪更大以后也始终如此。他双目圆睁，就像俄狄浦斯[24]一样，因其经历过的那种极端痛苦，既能看见一切，却也会什么也看不见。他现在仍然不懂得如何为这个可怜的世界与周围的人们想出一些颂词来赞美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会让他感激不尽，让他哭泣，却仍保持隐秘，冷漠，随心所欲，自鸣得意，虽算不上无情，不置一词。街道本身，人生与美国生活中的事物本身，人们的脸庞、希望与尝试——他们跟他一起生活在这个令人咬牙切齿的地球上，对着一无是处的事物说东道西，对着空气连叫带骂。这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你不能说你知道的东西。那是一种空虚，是不得不从高处砸下来的狄摩西尼[25]时代的一颗石子。有时候，科迪走出城外，比方说，走上数英里，来到东科尔法克斯大道上，等着乘公交车，或者等人带他一程。他会看见远处市中心霓虹灯射出的昏黄灯光，并且变得极不耐烦，想要马上到达那里，便抬头挺胸，向着目的地疾步而去。他前往那里的决心是如此强烈（由于走得快，他的双拳在其大衣口袋里紧压着大腿），就像一个骑车的男人，或者就像你握在手里的一个平滑的木制玩偶，双腿迈动，快得都看不清楚。那是因为，在市中心走上几英里，就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而在洛厄尔市度过的一个感恩节里，我就感受过那种悲剧。当时，我们一家人决定去看电影。尽管那是我一直期盼的最重要的事，但我自己坚持要去上基督教青年会通常在周四晚上开设的体育课。但当我走到基督教青年会的台阶上，几乎就在我父亲驾驶的旧普利茅斯牌轿车正要消失在一闪一闪的红色灯光中之前，我意识到那天是感恩节，不用上体育课。那红色灯光就跟五个街区以外卡尼广场楼群与深利美食馆对面的那些红色霓虹灯一样激动人心。我大略知道，在街角附近，那个电影院正灯火通明（于是我抄近路跑过跨河铁路大桥，那里堆满了硬纸板箱与山一般的蓝色工厂垃圾。尽管气喘吁吁，我还是直奔电影院所在的街道。只有到了那里，我才可以缓解一下恐惧。这恐惧突然让我悬在空中，做梦似的意识到自己即将死去）。因为冲劲越来越弱，科迪猛地生起乘坐电车的想法。但电车极乱，他感觉乘车很可能浪费、挥霍掉他的最后一枚十分硬币。他跑到台球房，那里已经因为要整修或者因为感恩节来临而关门停业，空无一人。他站在装着霓虹灯的红砖墙下面的人行道上，想到了什么，但又打消了想法。一辆巡逻警车开到街角附近，讨厌的黑白双色车灯闪烁个不停，天线反着光，无线电传出低吼。他转身离开，走向前去。他急匆匆地为此而来，为的总无非就是这个。
他父亲什么也没有做，就只是一声不吭地盯着装有霓虹灯的旅馆窗户下面的巷子。他站在反光的红砖墙下面，耷拉着一张脸，严肃、关切、悲痛等表情交相映现，给人以一种危险的感觉。他直盯着前方，双眼在月光下显得有点湿润，但科迪雄心勃勃地要征服霓虹灯后无边幽暗的阴影下的男人世界。那霓虹灯光就像砖屑一样飞散开来，但灯丝突然轻轻爆断开来，红光随即转成了黑暗……而在大街某处，一个男人急匆匆地穿过街道，像是要去做什么重要事情。在某些雨夜里，科迪碰巧攒了十五美分，可以到市中心某些餐厅里买上一碗汤面，一块黑面包，以及一小块黄油，拿上一张偷来的报纸，靠窗而坐。透过玻璃窗以及黑色钢铁、混凝土与被水溅湿了的柏油构成的世界，在餐厅灯光照射下就如同一串串银色珠子的轿车、行驶而过的公交车、美国捷运公司的火车与铁栅栏，从银色反光的餐厅窗户所能看见的所有无名天桥的拱架——那是属于黑暗与夜色本身的天桥——透过所有这些，就如同身处自己突然从婴幼儿时期记忆中找出的一场梦境，他看见，也只看见，在两个街区以外，某些酒吧与餐馆的深红色霓虹灯对着远处大楼的褐色砖头不停闪烁，此外还有一些蓝色月亮般的霓虹灯组成“海鲜，牛排，猪排”等词。他看见那灯光在这阴郁城市的黑暗中激荡不已——这种黑暗更像他在后墩大桥、沃齐晚餐俱乐部的肉类加工区与铁轨上感受过的那种昏天暗地——传递出一种无忧无虑的快乐信息——任何人只要有钱，或者认识那里面的人，就可以进来躲风避雨，享受海鲜、音乐、热得咝咝响的暖气片，以及女侍者的服务。他想去那里，待在那里，在人群当中东拉西扯，而不只是像他父亲一样在盲目懊恼中瞎聊，就像他想去看透并理解台球房一样。周一凌晨两点，在餐厅里，他用手枕着头，直盯着霓虹灯，心想：“现在，可不像周六晚上。我带了六十八美分来到这里，麦饼加香肠花了三十五美分，一份炸洋葱花了五美分，然后奶油干酪三明治又花了十五美分。那个穿着绿色大衣、头发烫成波浪形的姑娘正在对我抛媚眼呢。我想，上帝啊，这将是一整晚的大本垒打，等等，等等。但现在，现在，现在，现在，时间飞逝，年轮滚动，我这双橡胶鞋都已经磨出一个洞来了。现在已经是周日晚上，或者应当说，已经是周一凌晨了（打了个哈欠！）。我现在该到那边去，到那家装着蓝色霓虹灯招牌的餐馆里吃猪排。在那里，我只能够看见穿着蓝色塔尔羊绒衣的退休老人，因为气泵挡住椅子了。我的橡胶鞋漏水了，这一点我已经在灯光中吧嗒直下的雨中检查过了。我母亲或我自己都对雨不感兴趣，也从来没跟雨水降落之处产生过任何联系。可能我在水面浮油中徐徐而行，离开那块高高的侧石，尽我所能跳过那个雨水坑，踮着脚尖快速穿过中间的交通岛，迅速走到那堵装了路灯的灰色墙壁下的干燥人行道，穿过我无法看见的那部分，走到那家酒吧。我发现那家酒吧用血红色的灯光把这一角落跟丹佛的普通餐馆与酒吧分隔开来，令全城震惊。但不管怎么说，随着我继续前行，这里真的让我震惊。如果我即将死去，那为什么我会感觉如此之好？我怎么会如此经常地感觉如此之好？我甚至无法弄清楚，我能用什么来买下一双鞋子。我连一条皮带都没有呢！坐在餐厅里，享受着热汤与报纸，望着窗外，一切都不错，都很好。但狗娘养的该死的，如果他们没有给我那件大衣，这个冬天我就要冻死了。流浪人口的收留与改造制度可真烦人啊！他们到底把我父亲弄到哪里去了？我还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约翰逊朋友家的阁楼，踢掉靴子，爬上那张硬床。我喝完了我点的汤，心里却想着立刻吃点海鲜、牛排与猪排。该死的该死的该死的，火车站所有那些褐色灯光都是些什么玩意？那里是丹佛！我总是告诉我父亲，我想要……我们在那家印刷店结交了那个朋友，对方让我们睡在那些幼儿床上。我看见这座城市的那些灯火辉煌的漂亮景色，城里充满了电影、戏剧与从纽约空运来的龙虾，而那些漂亮女人穿着丝袜，吊袜带一直系到她们的大腿根部。我多想自己明晚可以用手去摸摸那里，但他不相信我说的话。我预言自己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大调度员，娶了个妻子在餐馆外面等我。那餐馆的门厅灯火通明，桌旁和楼上都放着盆栽的棕榈树；朝窗外望去，可以看见她就在那里，也可以看见那盏映着‘餐馆’一词的红灯，红灯后面的砖墙，以及组成‘海鲜，牛排，猪排’字样的蓝色霓虹灯。天上下着雨。我带着妻子，开着轿车，而沃森则身穿燕尾服，跟我同行，因为他刚刚击败威利·霍佩，赢得了台球世界冠军头衔。我们正要去推那辆轿车，好让车轮在雨中一直滚动到市中心，去吃我们想吃的所有东西，到大厅里跟市长交谈，带着一张通行证经过售票处，坐到剧院的专席里。我们三个就像身在维也纳，我们向前探身，而她披着围巾坐在原处不动。周围的一切都很暗，表演很成功。当帷幕落下，他们大叫‘作者！作者！’我猜我自己就是那位作者，我在芝加哥推销时做了所有那一切。我向观众鞠躬，然后走了出去，在铁阳台上边吸烟边俯瞰丹佛。我看见下面的整座城市，所有红灯蓝灯都在我下面。我甚至看见我跟父亲睡在幼儿床上的那个地方。但他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告诉过他，我确定我告诉过他，但他却只想着其他事情。”
后来，在那些下午，突然之间，大西洋上空的云朵仿佛都向城里席卷而来，天空阴阴沉沉的，狂暴而神秘。云朵在群山上被进一步撕扯得七零八落，正从四面八方往下朝这个酷寒无比的世界猛冲。小鸟尖叫着向下飞扑着去看这个世界，偶尔还有几阵细雨随风拂过在公交车站等车的那些人的脸庞。他们紧紧地将大衣和包抱在腹前，因此无法看见自己映在马路边那些起着涟漪的雨水坑里的倒影——遇到这种天气，你只会在日落时分才看见一朵玫瑰色的云彩。到了那时，太阳历尽千辛万苦才冲破不停翻滚的乌云，将阳光洒在人们身上——天气寒冷而阴湿，风儿就像锣声穿耳一样，直钻进了你的大衣，钻进了你的身体——铁路站场的水汽飞快地飘到栅栏上，飘过街道，飘进城里，而那些乱得像羊毛似的云团在头顶天空中飘飞，其速度不比那水汽来得慢——那种日子怪诞，嘈杂，狂暴而又刺激。一到下午两点，突然之间，在一片暗灰色中，你就能注意到一些地方（无非是——比如说——哈格蒂的洗衣机经销店）已经打开了霓虹灯，而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男人们纷纷冲向傍晚时分业已昏暗的那些红砖墙建筑与地下室酒吧。在那些日子里，科迪也一边疾冲，一边环顾四周，看自己要跑去哪里。一切都充满了渴望，一切都在跃动。人们箭一样地朝着这个狂野之城的某个地方疾冲。尽管到了下午，全神贯注、忙个不停的勤杂女工们就已经提前打开了红色霓虹灯，但那里依旧笼罩在灰蒙蒙的雾气之中，寂寥无声——哈格蒂正站在他的商店那里。他一只手捂住大衣前襟，另一只手摸着大衣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口袋，然后伸到里面去摸索钱或者钥匙，一面还对他们说道：“我说，你等一等，苏——昨晚我把那盒样品忘在麦考伊俱乐部还是轿车后座啦？”——在他的窗户外面，在这个疯狂午后的丹佛城里，已经红灯闪耀。州议员的年轻助手们，穿着漂亮貂皮大衣的十七街秘书们，正匆匆而过。突然间，一只可怜的粗手伸向这座方圆二十平方英里的城市的某个无名地点，全城的人们都挤到一个无比巨大的星状建筑，在那里集中、栖身——在那里，也只有在那里，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想吃的排骨，以及边吃晚饭边抽烟聊天的乐趣。在丹佛，晚餐时刻是最为重要的一段时间；那不但最为重要，也最能让人想起自己幼儿时代的快乐，是对在荒野上狂吼的所有美国人的回应。“是的，是的，哦是的，先生，没错，是的，是的，是的。”由于橡胶套鞋在脚趾末端处破了个洞，可怜的科迪可能会感到脚有点潮湿。他竖着衣领，正沿着某家工厂那足有一个街区长的金属丝栅栏步行，而车流人流都往同一个方向飞奔。前方雾气飘飞，而透过水汽与油烟，科迪看见一家拔地而起的大酒店前面那盏大得令人惊奇的霓虹灯。这是为某个男人的儿子而存在的；他出生在一个位于交通要道却十分贫穷的密苏里小镇上。那盏霓虹灯，取代灰雾中的原木栅栏与堆成小山的废旧汽车，代表了对所有人生需求的令人激动却无法言说的回应——他会想说：“哦，该死的，一分钟内就能到了，该是多么高兴啊——我说，等等——”他把手伸进口袋——因此，现在，就在天色由灰变暗的前一分钟，科迪站在台球房门口等沃森、巴克尔、约翰逊、埃文斯与杰科夫等人的前来露面。他不知道，不知道，无法知道，甚至我也真不知道，正是他头顶上方十二、十三英尺高的那玩意，正是红墙上的那片污迹，使得即将到来的这个夜晚如此令人兴奋，如此令人颤栗，如此……得要命，如此深沉。多年以后，他才在那个无法形容的一瞬间找到答案。那时，他在一个冷饮柜台遇到乔安娜，带她去了奥雷旅馆，在五楼靠近特里蒙特美容店的那个角落开了一个房间。她是个一等一的美丽尤物，留着一头长长的卷发，而且——顺便提一句——她那时才十五岁。她躺在已经褪色的粉红床罩上，尝试着把双腿伸展开来。他把目光从放在椅子上的裤子那里转了回来，继续他正在对她——他未来的妻子——诉说的事情。在双眼从椅子转到床上的这个过程中，他看见窗户外面的红砖墙上有一块难以形容的红色若隐若现。窗户上的平纹细布窗帘又脏又黑又薄，在银色暖气片产生的水雾中不停拂动，而他正是透过窗帘缝隙看见了外面砖墙上的这一小部分。暖气片已经乌黑肮脏，而且几乎生锈。但在霓虹灯的照射下，它发出微光，也呈现浅粉红色。在一月的夜风中，一百英尺外积雪地面上的一张纸突然打旋着飘过，整个大平板玻璃窗也被吹得咔哒咔哒直响。霓虹灯来回照射在那砖头上，照射在美国那隐秘而可怜的砖头上。如果你必须撞一下自己的脑袋，那里其实就是你必须去撞头的地方。科迪现在看见了，而且一直以来就意识到，那里就是悲伤之中心，疯狂之中心。
大个子斯利姆·巴克尔走在丹佛那些夹在低矮后院院墙之间的小巷里。那些房屋完全位于郊区，屋前的草坪修剪得很漂亮。由于平原上空的炎炎烈日都将草晒成了褐色，屋前还安装了自动喷水器。他低着头，健步行走，极其专注地看着那些冒烟的垃圾焚化炉，也就是丹佛后院里常见的砖炉。你曾经见过那些砖炉，还好奇为什么你所在的街区看不见它们的踪影。它们恰恰就像在家里一样，让你想起你六岁时的那些周六早晨。那时，不知道是谁，总要在周六早晨烧点什么东西（到了下午则敲起钉子来）。透过灰色的烟雾，朝栅栏上方一看，你会发现天空是那么的蓝。事实上，巴克尔穿行在这些巷子间（在前往台球房的途中），既跟糊涂兵沙德·萨克[26]一样，将双手插在口袋里，又如同热内作品的放荡鬼阿尔伯托，嘴里吹着口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边走路边吹口哨，跟在其他人后面乱动，内心世界却十分平静。不管别人想去什么地方，他都带着这种心境。有时候，当那帮人已经在一棵树下昏睡，他很可能却像是午后草丛上的跳虱，静静地露齿吐痰，懒得耍弄折叠刀或伏在栅栏上喊其他人过来。他就这样平静、愉悦而又茫然地快步而行，朝那帮成年人走去，就仿佛他根本就没有六英尺四英寸[27]高似的。
梦中的旧金山！世界上最最漂亮的小山，电车行驶在宽阔的大街上，行人挤满了大街两边的人行道，猛地走动起来——旧金山突然变得跟纽约一样大，就像阿姆斯特丹一样拥有从一百二十五米到一百四十米高度不等的小山，但还要更陡，又是如此之白——
它拥有我所知道的神奇芝加哥的许多元素。但谁知道芝加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看看现实，你会十分惊诧——父亲过去住在那座最高的白色小山上——在山顶可以眺望大海，乃至阿拉梅达与旧金山城际公路的在海边的交叉路口——在衣阿华州周游、在科罗拉多州欣赏世界级美景之后，回来都要经过那里——
那座空旷小山上住过许多名叫“菲尔莫尔”之人——就好像天空抬升，变得更加空旷，而事情正在进行中——那艘开往奥克兰的渡船是在芝加哥制造的——尽管那里是水域，但我从未乘坐过渡船，而芝加哥也没有渡船——旧金山最新开发的那座小山更靠近市中心了（那是充斥着极大快乐的空旷小山，就像罗宾逊北街，位于阳光照耀下如同白色珠宝的那部分城区），新开发部分的房子用的是红砖，但外表涂成灰色，看上去更具有大城市的味道。大街上建了一栋巨大的宿舍楼，还有一座体育馆，就像奥森·威尔斯[28]执导的电影（《上海来的女人》）里旧金山公园内的镜厅一样。我漫步其中，不知是什么东西落在我头上，可能是气球或是鸽子。那是扩容了的旧金山市中心！在我真实的人生中，我曾到这个城市的英巴卡德诺大道逛过。那里有很多古老的西部仓储公司——为什么上帝要让我在那些地方纳闷不已呢？——
那座灰色小山上停了一辆破旧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女人——一个婴儿——许多石子——那是在科迪与我父亲所住白色小山很远的城市另一端——毫不快乐——跟那些盐矿连在一起——仿佛对我来说，它就是她，就是那个婴儿，就是监狱——但远远不止那样，因为在那旁边就是一些门垛，就跟蒙特利尔与布鲁克林的那些一样；屋内住着我的一些旧亲戚，比如马萨诸塞州林恩市来的玛丽姑姥姥[29]，另外还摆了不少盆栽。一切都在等着我去了解。
L酒吧[30]——我当然已经喝得晕乎乎飘飘然，还以为自己身处墨西哥。在墨西哥的那些日子里，在吸食大麻烟之后产生幻觉的所有那些奇妙夜晚里，我不付出几分努力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有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仿佛自己身处放映影片《战场》[31]的电影院里一样——我们神情恍惚地下了出租车，走到电影院。那里明显有什么令人感兴趣之处吸引着我们从离墨西哥城或者电影院一百万英里远的地方前来——碰巧有些活动，直接促成了我的墨西哥城梦境。在那些梦境中，有许多画面，恰好就发生在那个街区。那里，有一条侧街跟华雷斯街平行地延伸着，但它一头朝向南方，一头朝向侧面。那个地方，我在梦中走过，但在现实中则从未走过。不过在那个吸完大麻烟后的冒险之夜里，我跟艾克与戴夫一起到过那附近(或者是象征意义上的“附近”)——我相信有一个画面是真实的，虽然它后来变成我的墨西哥城梦境里的一个画面，但它其实在我醉醺醺地乘着那辆出租车前去观看《战场》时就已经形成了——
所有这些完整意识都是将那些城市视为洛厄尔市的放大版，因为我父亲在其始于墨西哥的糟糕日子里必然已经有过这种体验——同时，那也是因为它如此神奇地（简单而直接地）让我想起了洛厄尔市（与法裔加拿大人）。在丹尼家里我真的喝得很醉了，但也就只是叫嚷几声“时间没有流逝，但我当然知道它已经流逝！”——但在我知道之前，时间其实已经过十点了。离开丹尼家后，真正的醉酒开始了——现在让我们谈论醉酒，直到天亮——毕竟，这么久以来我都已经不吸烟，也不喝醉酒了；我很纯洁，不是一个酗酒者——我对自己说话内容的重要性（注意，不是“重要意义”）产生了一种夸张的感觉，而那种醉醺醺的感觉首先便通过它展现出来——我说话时完全不用普通关联词，所以丹尼需要另行解释才能转化并理解我说了些什么——我沉醉于自己的谈话主题中，那是年轻人之所以年轻的源泉所在；他们二十岁时在鲍瑞大街喝酒，二十五岁时虽然力量未失，却已经牙齿脱落——源泉就是洛厄尔市的垃圾堆。在北卡罗来纳州喝茶的那个梦境中，我也在垃圾堆里看见过科迪，并试图写一个跟它有关的“故事”——在我说话时，所有森特维尔村湖景梦境中的那些垃圾堆，垃圾堆周围的东西，以及那些漆黑的夜晚，一切都徜徉在我面前。我父亲再次对我不理不睬，就如同我现在也对自己儿子不理不睬一样——不得不，就如同他过去不得不——但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我在大厅里碰见了那个拎着垃圾的男人。他说了句“天变冷了”，就一言不发地穿过大厅。但当他不朝门厅走去，而是继续走向地下室时，这一切似乎自成解释。我对他说道：“哦，你要去地下室啊！”在那种醉酒后的“廉价关心”中，我已经注意到，他自卑得就如同那个不跟来访者交谈的看门人，而他的沉默就是其自卑的一种枯燥表现。我一开始还以为他太过傲慢。在地下室收获信心之后，我走了出去，走到寒冷的夜色中，穿过街道（我陷入某种深思中，直到穿过了第七大道），然后像往常一样，转身看着丹尼家的窗户，想象着公寓里的每个人。这公寓永世长存，我们已经在一片死气沉沉中见过它上百万次了。每个人都一边盯着我，一边撇嘴说道：“你说他啊，我以前看见过那个家伙。他离开时总是喝得醉醺醺，稀里糊涂。”然后我走到在格林威治大道，跟欧文和约瑟芬在圣雷莫比萨店碰头，穿梭在街道、商店、女子监狱等等这世界上普遍冷漠之处的人群中，尽管那根本就不是电影《情狱》[32]。我自己就好像减了一段刑期，又跳回了第六大道，瞥了一眼沃尔多夫自助餐厅，然后走到第八街。为此，我往我的路线右边绕了一个大圈子。因为这样，也仅仅是因为这样，我碰见了欧文与约瑟芬。他们显得很不满意。再没有人对我感到满意了。我要去香港。他们所有人都死一边去吧！
事实上，当我因喝醉而不得不跟他们在一起时，我感到无比恐惧，因为他们很邪恶，他们两个都很邪恶。
我们不知怎么就来到了L酒吧。我都不知道它在哪里——我问了两次，他们说它是在汤普森街。但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除非我绞尽脑汁，努力回想起一百万英里外另一座城市中的约什·海伊[33]（他曾经住在纽约市格林威治村汤普森街），就像回想起一九四三年睡在阿斯伯里公园户外广告招牌后面的那个“我”，以及在那之前之后都跟现在这个“我”毫无关系的其他许多人。因此，L酒吧要么位于天上，要么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反正它的生意极为红火——它实际上位于一条蓝色街道上，总是强烈地使人回忆起墨西哥城内拉斯布鲁加斯夜总会的位置所在。后者位于莱特拉大街旁边的侧街上，跟L酒吧同样永恒不变。看见那个位置，就像第一次看见一张美煞人、不看就白活了的脸庞。那是一家女同性恋酒吧，是纽约市内最酷也最棒的一家——欧文说：“他们在此都很友好。它可不是女同性恋们的狂欢老巢。”——那里就是这样：清静，提供鸡尾酒，自动点唱机播放着最棒最柔和也最悦耳的唱片（弗兰克·辛纳特拉[34]的《四月的巴黎》，托尼·贝奈特[35]的《蓝丝绒》），因为这些小女孩（她们当中有些非常漂亮动人）品味高雅，因为女人喜欢爱情，因为对与女人相爱的女人来说，在这整个世界里，一夜风流是对爱情与爱情之忧的最高热爱与最佳理解（尽管这仍然取决于精神方面）——哼！
隆冬季节，凌晨三点，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科迪坐在一辆餐车里，咽着那种糟糕难吃的食物。美国警察需要那种食物，或者至少在这个夜晚需要那种食物（在柜台上拍玩着十分硬币，就像是在用手拍打苍蝇一样）——“美国”，这个单词，这个声音，道出了我的不幸，读出了我的心跳与愚悲——我的幸福没有取个“美国”之类的名字，而是取了一个更具个性更微不足道也更令人窃笑的秘密名字——警察横跨肯塔基州和俄亥俄州追缉，跟牲畜围场里的老鼠一起睡觉，在阴暗隐秘的筒仓屋顶锡板上呼呼嚎叫。“美国”正是警察所需之物。美国就是《铁血侦探杂志》里的斧头照片，是十字路口与交叉路口（在那里，每个人都左右张望，甚或是前后左右四下张望，但没人关心这个）的冷寂夜晚——美国就是你甚至都不准为自己呼喊的地方——在美国，希腊人努力地想要被纳入其中，而马耳他人或塞浦路斯人有时也一样想融入其中——美国就是科迪·波梅雷心中存念的职责与耻辱，就比如，一个便衣警探在密室里打得他屁滚尿流，一直打到他交待了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甚至一点儿也不重要——美国（青少年们吸毒，做爱，飙车，打电话！！！）也是廉价汽车旅馆里的那些红色霓虹灯与裸露的大腿——在那里，到了夜晚，当酒吧关门时，醉鬼们就像蟑螂一样摇摇晃晃地出现——在美国，人们，人们，人们坐在酒吧里，躺在寂寞的床上，咬着嘴唇哭泣，或者躲到你在黑暗中所能找到的每一个秘密巢穴里，变换着上百万种方式进行自慰——在美国，有令人作呕的道路，路边放着许多油罐，恶狗在铁丝栅栏后面龇牙低吼，离开犯罪现场的巡逻警车就像肇事后逃跑的轿车一样突然出现，但那犯罪要更加秘密，更加恼人，都无法用语言进行描述——在美国，科迪·波梅雷了解到，人们并不善良，他们想要当坏蛋——他了解到，他们想要畏缩、逃避，而低吼就意味着他们在做爱——美国让年轻男孩形销骨立，让他一脸乌青，让他眼窝凹陷，让他双颊苍白，让他前额布满皱纹，让他的热切希望变成了无奈的沉默，让他甚至不敢在该死的午夜里自言自语一声——在那糟糕而又糟糕的夜晚，传来咖啡碟的咔嚓碰响——有人正站在餐车的洗碗盆边咯咯直笑地工作着（在空虚的科罗拉多州沮丧地嚎叫着，一无所获）——啊，没人关心！但是，当售货员们都死了的时候，美国中心的那颗心脏就会再次出现。美国就是寂寞，就是扯淡！
美国就是这种地方：街角报摊的那个可怜的矮胖子在餐车里睡觉，那张脸看上去就好像他在人行道上工作时被人反复打过似的——那些脸色苍白的时髦家伙可能既是兼职引座员，也是专掏醉鬼口袋的扒手；他们心神不宁地在附近闲荡，看上去有点古怪——人们在等待着，等待着。可怜的已婚夫妻坐在磨损的褐色长椅上，肩靠肩地睡着了。在这死气沉沉的夜晚，美国那些无名鼓风机、空调与摩托车在不停地轰鸣着——那些黑人醉意朦胧，粗俗难耐，疲倦不堪。他们将其黑色脸颊斜倚在长椅的硬扶手上，垂着棕色双手，噘着双唇，睡着了。他们就好像还是黑人小孩，栖身于月光照耀下的一些亚拉巴马州棚屋。或者，他们就好像正栖身于牙买加社区与纽约黑人区的某些小屋中，而那里摇摇欲坠的栅栏只有黑人小孩那般高，院子里还养着一些牧羊犬。周六的夜晚，街上灯火通明、车流繁忙。那些黑人男高个穿着得体，满脸严肃地朝着那里走去，而街角附近的闪光正预示着他们的美好时光即将到来——那个年轻工人下身穿着深色灯芯绒裤子，脚上穿着一双旧军鞋，头戴一顶加油站工作帽，上身则穿着一件双色“帮派”夹克。这种夹克在十年前很流行，但现在都已经褪成褐色了。他是一个夜班工人，常坐在电车站里打盹，脑袋低垂，右手掌心朝上，就好像要在夜空里接住什么东西似的；另外一只手却悬在半空中，强壮有力，就像迈克的手一样，十分可怜，被我们所无法逃避的环境弄得无比悲惨，看上去就如同乞丐伸出的手。那些手指摆成要乞讨的样子，大拇指几乎都触到其他指尖，向人暗示着他应当得到与想要收到的东西，仿佛他身在睡梦当中，就摆着这幅姿势，话到舌尖，即将说出他睡醒时所不敢说的话：“为什么你把这个从我身边带走？我无法躺在自己的床上，平静而甜蜜地呼吸。但在这里，在这个简陋的架子上，穿着这些单调难言的破布，我却不得不枯坐着，等待车轮滚动。”还有——“我不想露出我的手，但在睡梦中，我很无助，无法将它伸直。请你抓住这个机会，听听我的恳求吧。我很孤单，我病了，我快要死了。”（另一个睡梦中人发出一声叹息。这声叹息跟卧室的关系是如此之小，反倒是跟死亡之屋、病房、手术室、战场与厄运之门更有关系）——“看见我的手翻转，了解我内心的秘密，把那件东西给我，把你的手伸给我，带我去安全的地方，和蔼，善良，微笑。我现在对其他一切厌烦至极，我受够了，我放弃，我退出，我想要回家。哦，兄弟！在这夜晚，带我回家，带我回家，把我锁在保险箱里——带我到没有家、一切都很平静安宁的地方，带我到那个我本来永远不应当到过或者听说过的地方，带我到我生命中的家人那里——我母亲，我父亲，我姐姐，我妻子，以及你们，我的兄弟，我的朋友——带我到那不成家的家人那里——但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醒了，我会放一百万美元到我床上。哦，上帝啊，救救我。”在这种沉思与混乱的睡梦中，什么东西都不存在——我听见一个新来者的鞋子后跟着地的咔哒咔哒声，连祷声，以及那些大门的嘎吱声——现在确实应该离家前往最后的海岸了——穿过迷雾与严寒——所以我正在收拾行李——恰恰正是在此时此刻，我坐着哀悼我人生中的这个可怕夜晚，不管我是不是杜洛兹，不管我是谁。我认识到科迪为什么不写信回复那封蠢信。那是因为，在我草草写信给他妻子的同一页纸上，我在说到他的长沙发椅时提起了约瑟芬。为什么他会在去年夏天想出一种奇妙密码来谈论约瑟芬呢？在那封信的开头，我就用上了那种密码，或者写下“亲爱的科迪”这几个字（她要来了），或者仅仅写下“科迪”二字（她没来）。但他们会认为我很邪恶，或者认为我故意要伤害他们吗？我最后变得如此心烦意乱，以至于我即便能够在即将到来的数月内弄清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并且冒着永远神经错乱的危险离开这个世界，我在那期间也肯定会面临无比巨大的挑战。杜洛兹，可怜的杜洛兹，毕竟还只是一个十九岁大的年轻人。谁会想到，当其他多数家伙还只是窝在很早就建好的酒吧里的时候，他却有了被流放的感觉。谁又会想到，他最终竟然会神经错乱。不，我已经活了下来——米特科维奇今天说他父亲七十五岁时还很快乐，他父亲的父亲则活到了一百〇九岁，因为每一个世俗的南斯拉夫人都想要活下去。他还说，如果他们不急着去理解死亡之所指，那么他们都可能死去——死于感情拥堵，死于可怜的美国式愚蠢，死于恐惧与自惧。许许多多个夜晚，就像今晚这样，我在自己那恍惚错乱的心里大叫：“哦，为什么我父亲没活下来？”我看着扔在劣质橄榄球锦旗篮里的那些HC战舰模型。那是我母亲在一九五〇年十月的那些快乐下午买给我的，那时我们还住在楼上（难道你没有意识到“楼上”一词意味着什么？我被流放了，她被流放了，被流放到这恐怖的楼下，就因为我那死鬼父亲从未警告或者约束过的我自己的愚蠢行径。我们住着过去所住房屋的一半面积，付着同样的租金，却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听楼上那些新房客的声音，就好像在地狱里倾听上面天堂的声音一样。他们是一对特别贪图享乐而且怨东怨西的中年夫妇，来自纽约。有一次，当那个女人开车撞上屋前大树时，她命令我帮她把车停好。那棵树出现在我的愚蠢剧本里，因为它是我一九五〇年终极幻想中那棵可爱的夏树。那些终极幻想引发恐惧，引导着我朝她走去，令我不拒绝从楼上搬走。但她却不理会我母亲，使得我母亲后来哭着要搬去南方，搬去蒂·宁家里。哦，什么时候这个受诅咒家庭的麻烦才会结束啊？为什么我们都不得不像奴隶一样在黑暗中蹒跚而行，而其他极少数家庭却可以在灯火通明中拉着大便，还有月光无声地照耀着他们屁眼四周的空旷之处？为什么杜洛兹家族成员，特别是埃米尔[36]与米歇尔[37]，会受到诅咒，人生无比黑暗？——那棵树——楼上那对夫妇——经历了九月底她对我的第一次侮辱所带来的那些恐怖与痛苦之后，我自己最终适应了住在楼下的生活，努力工作以便挣一点点美元，好往房间里弄张床，再给我的机器上点润滑油。但突然之间，不知为何，我开始太过经常喝醉，并且为了那个仗势欺人的约瑟芬而抛弃了蕾切尔和詹妮·肖。这一切都始于十月二十五日，那也是我发现自己内心的那个伟大时刻。我把楼下当做一个漂亮舒适的地方去适应，但现在却发现自己被逼着离开，不得不收拾行李，走向人生的终点，走向地狱。那张桌子三天前才刚刚修好。它本将成为我的学习生涯以及我那一整个庞大有序的人生世界的背景，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它，不得不像一个逃亡者一样，又一次在黑暗中蹒跚而行，就像身处我、父亲与母亲三人同时出现的那个梦境，但蒂·宁从未出现。在那个梦境中，我们带着很少的财物，蹒跚地走在一条黑暗的公路上，要从纽黑文返回家中，而我们养的那些猫咪就跟在我们身后。在那条公路上，一些轿车的车头灯坏了，看不清路况，朝我们直冲过来，很快就将辗过那些猫咪。我不得不遵从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邪恶愿望，收拾好行李，将所有东西完全搬空。我无处可去，除了那片水域，那片恐怖而又恐怖的黑暗海域。我抛下人生的那些方方面面，抛下我的母亲，就这样离开了。母亲是我的生命与心灵的伟大的终极保护者；她现在可能就睡在隔壁房间里，或者也可能没有。哦，我能够向谁祈求怜悯？我向父亲祈祷，想让母亲快乐，但那样去恳求他只会徒劳无功——她就躺在隔壁房间里。当我去喝咖啡时，我听见她醒了。对她来说，这也是一个令人心情不快的夜晚，因为正是这晚，我回到家里，告诉她：“我最好彻底离开这里，这是免去周围麻烦的惟一办法。”事实上也是如此。“这是我在家里的最后一夜，母亲。尽管你如此深情地为我准备一切，但我的邪恶又加剧了它内在的各种邪恶特性，你怎么能够预见甚至阻止我的邪恶呢？在我结婚之前的全部八天里，当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根本不爱或者根本就不喜欢她的时候，我的第一个邪恶念头居然不是让她平静下来。”——哦，沉闷的小丑。现在，让我补偿过往日子里的恶劣行为吧。我想我能够建立一个伟大的世界，我当然能够——）当我说话时，我就看着那篮子里的HC战舰模型。我记得父亲的那台打印机，也记得他十分珍爱那些战舰模型，从不允许我将它们扔掉。可能我正在把自己的人生丢到那里，但我发誓我没有——这个晚上是如此令人饱受煎熬，真是不可思议——我会回来，在那片海洋、阿拉斯加、南美洲跟爪哇岛上的那些城市中，在灰蒙蒙的清晨，把握住一切。我热爱我的人生，我信守着它——我是指人生信仰。我可能是一个心烦意乱的可怜虫，但我仍然是一个男子汉。我知道怎样去战斗和生存，我以前就知道。神灵啊，如果你们不帮助我，如果你们反而挖苦我，那么你们要当心我了。我能够抓住霹雳，把你们拉下凡间来。我以前就已经做过了。再见！
现在回头看看，在一九四三年，当我称大海为兄弟的时候，我明白了大海的重要意义。大海就是我的兄弟——现在，一直到明天早晨，如果我立刻出发——到那艘大轮船上去（那是丹[38]工作的环球货船，我的目的地）——我想要沿着尼罗河和恒河，一路观光——不管怎样，我现在孤单一人。罪恶正沉入我的骨子里，使我变得更加沧桑而睿智。但对那些智者来说，我只不过是比较聪明一点而已——我的儿女们为我而哀伤，为我而哭泣，为任何一人而哭泣，为这个世界里那些可怜的蠢蛋们而哭泣——为那些海浪而哭泣——哭泣，哭泣——现在我康复了，内心极其安宁，而我的双眼从我正要回去之处开启了一次远行。因此，我一整夜都在收拾行李，只不过是一些办公用纸（那是极其可怕、乏味过时的东西）——我在医院里戴的墨镜，质量很不错(这是那些快乐善良的老兵委员会委员们送给我的)——我卖书时花了两美元购买的近视镜——我的那台打印机。我无法将它带在身边，现在只好永远地将它藏起来了。我还记得从萨拉大道将它带回家里的那一天。当时，父亲生意失败，而我刚刚开始撰写跟纽约芝维士棒球队老板鲍勃·切斯有关的故事，整个夏季棒球联赛期间都在打印定稿（海湾牌，泰朵尔牌，那些故意在阳光下无声地照耀着的品牌，德士古牌……每个品牌都沐浴在纯净阳光中。在棒球联赛的整个运营期间，它们就散落在那纯净阳光下）。那台打印机是被严厉批评的可怜的笨重机器，但现在每个人都从那些HC战舰模型知道了它，因为那些字就是我父亲亲自用它打印出来贴上去的——还有许多社论和书信（生活的麻烦就在于生活拥有它自己的法则，并且控制了人的心灵，而置人们的最低愿望于不顾。这就是奴隶制！）——我的哈科特版书籍广告。那连骄傲的德尼·布勒都希望拥有，并且想在明天欣赏一下（现在丹尼会怎样接待我呢？）——我的那些小橡皮擦。我会带上那块圆形橡皮擦，留下那块直筒形软橡皮擦。对我来说，所有这些橡皮擦就像是一个国家，它比议会还要重要——那个可怜的烟斗（父亲的）与烟斗架，我是永远都无法再次用到了，但它们比今晚放在我桌子的可怜棺材（抽屉）里的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让我回想起屋内的变化（不再有烟雾）。哦，菲比客厅里的那个小孩子第一次看见那些大理石。他来住在这里，就是为了被活埋？（这张桌子实际上是从南方一栋大楼里带回来的具有福克纳风格的老式桌子，是一九五〇年给蒂·宁和卢克的生日礼物。在那个时候，生日还是生日，而不是悔恨与罪恶的周年纪念日）销售额一降再降。母亲刚刚给我买了一双绉丝鞋底的新鞋子，让我在家里穿。但现在我却不得不把它们踏在外国的土地上，尽管她打算让我穿着它们去无线电城音乐厅，或者可怜兮兮地第一次去看联合国大楼。上帝啊，请保护你的柔弱羔羊吧！如果你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请祝福他们，祝福他们——我的那根蓝色永锋牌铅笔，也是从医院带回来的。我用它开始写那本伟大的日记，这暂时拯救了我，而那个幽灵般环游全球、现在却一事无成的“七苦节的杜洛兹”也由此开始出现——一沓已经捆好的近日来信，里面写的都是一些从世界中心传来的令人难过的信息，包括琼的信息。那就好像我今晚正在跟邪恶黑鸟进行战斗，而不是在跟具有人类特征的任何生命进行战斗；又好像我正在跟撒旦派来的某种东西进行战斗，而不是在跟这个世界进行战斗。在这无比黑暗的夜晚里，那只巨大黑鸟就栖息在我的窗外，正等着在我明天出门的时候将我围住。我只能通过十足的兽性与能力，甚至还有兴奋，去成功地躲开它。因此，晚安吧——
现在继续，我是说，继续讲述跟我离开有关的一切事情。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方法就是逐个去回忆这种令人气喘吁吁的生活里无法忘怀的东西——克莱德轮船公司的罗伊·雷德曼是一个长着卷发的黑人，目前正在金斯布里奇医院担任护工。他看电视时——比方说——会流露出所有可能的茫然神情，你刚刚说些什么，但他马上就会忘记，还有那双唇简直一模一样（他没有一点女人的气质，也根本不像黑人汤姆叔叔）。这些都让我想起我姐姐蒂·宁，尽管这种感觉不是很强烈，但事实恰恰就是如此。大萧条时期，他是全国海员工会困难互助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像早期百代新闻短片所展现的那样，海员们当时就如同流浪汉，住在漆黑破旧的码头区，经常受到警察的非难。每当你看见那些俱乐部人来人往，你就会看见这位罗伊·雷德曼。他签名时会给“雷德”二字加上引号，再用圆括号注明其工作单位，就像这样：（克莱德轮船公司）——他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全国海员工会的副主席，开头这样写道：“兹向您介绍我的一位至交好友，杰克·L·杜洛兹。如果您能够在权力范围内向他表达任何善意或者谅解，我会感同身受。请接受我的美好祝愿，让我们牢记在一起的旧日时光，谢谢。‘雷德’雷德曼（克莱德轮船公司）敬上。”——这封谦恭有礼的信件是我的最大财富之一。它可以让我在明天或者周四的某个关键时刻轻而易举地通过全国海员工会的考察——这封信在我耳边回响着。那恰恰就像他嚼着口香糖说话的那种方式，舒缓，严肃，自信，而又有点茫然。在医院里，每个人都相信、信任雷德。有时候，哪怕只是看见他，你都会高兴得胸膛直颤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那是在晚上，电视上正播映着拳击比赛，每个人都会跟雷德围坐在一起，畅享仅仅片刻的休息时间。这时，在这个只有轮船和人类在活动的美妙夜晚，他会带着恰恰那种不可名状的懒洋洋的拉长语调说道：“今晚谁买单？”这是他养成的习惯，而他很可能已经带着这种习惯环游世界十次了。如果这种夜晚里到处都是雷德这样的人，我会喜欢上的——在一个带着露水的早晨，从我的病房窗户往外看，我注意到他就站在一缕晨光中。我观察的并不是他，而是来此工作的其他黑人男性。在这里，他们失去了他们黑人特有的街头个性，变成了护工。我试着想象雷德在哈林区的大街上，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甚至在拉尔夫·库珀的嘻哈夜总会里会是什么样子。他怎么会昂首阔步地走在那条极具挑战性的街道上？那可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国黑人步行街啊！那封介绍信就是这样子写的——我身上正带着那本手掌大小的小开本《圣经》。那是我从第四大道书店后部的宗教类旧书区偷来的，因为那家伙跟我讨价还价，想要用新教材换旧书，以至于我以为他是个骗子。那本《圣经》的印刷字体很小，我只读了一两次。那时我还待在墨西哥城。我的那张床很柔软，坐在上面令人心情愉快，整个人都懒洋洋的。床边的那块可爱的格子布散发出不可思议的暖光。午夜时分，我刚从起义者大道的那家餐厅买来干酪汉堡包，吃得很饱，或者只不过是因为我最近都十分兴奋，所以在睡觉前的一刻，我坐在床沿上。除非吃片安眠药，否则我的睡眠从来就不如最近在金斯布里奇医院时那般纯粹甜美（事实上，我发现“雷德”雷德曼在服用镇静剂。我是说，许多个夜晚，在我穿着羊毛衣睡着之前，只要观察他的脸色，我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喝了一点点甜滋滋的苦艾酒，于是坐在床沿上。可能舍曼正在他自己的房间里兴奋不已，或者可能已经离开了。但我却碰巧拿起了这本小开本《圣经·新约》，看到那些伟大的文字（就像身处海拔八千英尺的地方一样！），感觉心胸开阔，圣爱盈胸。几乎每看到一个句子或者每一行文字，我都感到如此惊奇。我感觉自己被文字击倒了，被我许久以前就应当已经理解吸收了的庞大意识流所淹没。我认识到耶稣是一位先知，认识到他作为先知的政治必要性与地位，也认识到他对《圣经》奥秘的令人着迷而又充满敬畏的阐释，特别是古代犹太人在死记硬背方面的必要性。直到我服用镇静剂入睡后，我再也无法这样，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属于广阔大海与无边抗争的男人。但紧接着，我就想起了永生羔羊耶稣基督的无比平静。因此，可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里，我来到印度洋上（一九三三年，我在一本旧《商船队》杂志上读到了有关印度洋的内容。当时我以为海洋上只有裹尸布与英雄），我会看一看我这本手掌大小的《圣经》，躺到床上，将它贴在我脸上，然后我就会再一次、更深入地潜心于伟大《圣经》的威严与美丽之中——（瞧，你的房子留给你的只有凄凉阴郁）——哦，就是这样子！——我把这本《圣经》和那本红色封面的、又小又旧的法语词典带在身边。它们就放在我那间顶盖可以开合的小屋里，而且法语词典就压在《圣经》下面。在马赛、勒阿弗尔和阿尔及尔，每当我要阅读热内作品时，我都需要用到这本法语词典——一个人的一生有开始却没有结束，还会一直变得更差更差更忧愁，直到时间消逝。这是哪一种旅行？
我给丹带来了一个惊喜——他的白色丝巾。去年春天的那个晚上，他把这条丝巾掉在莱昂内尔[39]家里。当时莱昂内尔和我一起模仿英国演员阿利斯泰尔·西姆[40]，供那些办公室女郎詹尼、艾丽斯、萝拉，以及那个块头很大的年轻小伙希德一乐。丹跟我明天想要去看望的那个闷闷不乐的海员一起来了。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天里，我已经给他打了三次电话，而我总是害怕知道他实际上是怎么看我的。其实，我所要做的是不关心他想些什么，而是以某种方式向他暗示那一点，否则他无疑会努力让德尼误解我。但因为我现在和德尼的命运联在一起，如果我们一起出海，那么以后身为他朋友的那个海员甚至也会成为我的朋友，“普通朋友”，所以我要给丹那条丝巾。哦，读者们，尽管盲目地跟随我进入地狱，去受死吧！我将把我的新墨镜放到白色的塑料眼镜盒里，带在身边，以便应付在海上的那些酷热日子。那墨镜是我住院时在狂欢会（在那里，你不可能输）上赢取的，我以前不怎么戴。那时候从住院起就把一切搞得一团糟，其实并不必如此，一想起这些我几乎都还感到内疚（因为我穷，所以一切都是我的），正如那墨镜不声不响却永恒不变的存在所暗示的那样。墨镜是由细心的工人们用他们小心翼翼地生产出来的诸多部件组装而成的，它为什么会落入我的手里？我不想带上那块褐色书写板，那是去年某次我在里奇曼散步的时候，从一个垃圾桶里找到的——我也不想带上我的公文包。我现在带上个公文包还有什么用呢！！！
黎明时分，天上下着雨。在前往斯塔滕岛的途中，我踮着脚尖快步行走，就像步行前去上班的科迪一样。我还记得一九四二年在华盛顿，工人们站在门口的其他那些黎明时分。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够让我想起一系列特殊的上班情景了：他们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整体看上去既奇怪，又颇有男子汉气概——走过克罗斯贝伊大道（那其实是一条小巷，一到下雨就充斥着绿色），朝着大海而去，但直到最后一分钟才从《每日新闻报》上抬起头看见大海。啊，我的天啊！——哦，上帝啊！——在那天夜里，一整个晚上，当我朝着那条轮船走去的时候，布鲁克林的那些灰色屋顶已经朝着我飞驰而来——晨曦照进布鲁克林郊区那些摇摇晃晃的破房子的厨房里——我们（在高架铁路上）沿着同样那个著名的大弯行进。在一九四三年六月，我就第一次走过这个大弯了。当时，我才二十一岁，本应当一直继续走向大海，但我却认为自己老了，还得了梅毒（瘊子）——如果父亲还活着，他会为我彰显男子汉气概的远洋行动而感到骄傲。但当我现在到他坟前告诉他我要远洋的时候，九个可怕年头已经过去了。那时也正像这样下着大雨，大雨在雾气中朝着纳舒厄的悲剧雨区转去。我哥哥在那里了迷路，哭得睡着了；新车在那条滑溜的道路上隆隆行进。我看见他下葬的那天，那是在一九二六年，科迪出生的那年——那艘大船，“亚当斯总统”号，定于早晨八点拐入陆军基地十二号码头停泊——德尼·布勒是一名法裔，身材很高。当他们告诉他，苦恼不已的杰克·杜洛兹正在外面等他，他正站在轮机舱里那些纠缠不清的电线中，难过得高声叫嚷。这次碰面已经迟了四年，因为早在一九四七年，在马林县的雾气与黑暗中，我们就有了约定。虽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些约定，但我甚至都还没有开始去理解它们——（那是为记忆而存）——布鲁克林——海上吹来的一些云朵，一阵雨，一股烟，所有对真实人生的发自内心的美好感觉。我现在回归到真实人生中来了。阿门！
在斯塔滕岛，数以百万种想法涌入我的脑海——我坐在陆军基地外面的那家小餐厅里，注视着那些动作敏捷地带着小提箱的黑皮肤家伙与穿着大衣的波多黎各人。他们很快就要下船（可能是“亚当斯总统”号）去寻欢作乐，到酒吧里一杯接一杯飞快地喝酒——大西洋上，又是一个阴天，但现在这天气却令人兴奋、令人激动。由于我没能记住的某种原因，它莫名地就将我跟奥克兰和我乘坐海湾大桥火车前往那里的日子联系起来——也正是在那时，我跟丹一起，在金门大桥的铁路站台乘车，穿过陆地回到斯塔滕岛这里。而现在，我则是乘坐那艘飞驰的渡船来到这里。在渡船上，我跟一个油轮海员聊了一会，又看着水里的木板与碎木，心里记起一九四三年夏天我愚蠢地碰上的那次险情。当时我驱车离开“乔治·S·威姆斯”号的船尾，想要去乘凉——在同样那片水域里，尸体漂浮——在那一片苍茫中，来了一艘渡船，让你意识到杰克·伦敦拥有一颗多么狂野的心灵（绝对是一个男子汉）——坐在餐厅大门对面的那扇窗户下，好确定丹没有溜去纽约——那个波多黎各人离开了，要去东哈林区过上两天极乐日子，在具有东方特色的床罩上操那些堕落女孩，吃点黄米和大豆什锦饭。这个黑家伙会在棕榈自助餐厅里狂欢作乐。由于到处游荡，这些家伙是世界上最狡猾的工人，比方说，比科迪更狡猾。在这里，我跟科迪有着同样的心境：放纵，跟每一个人交谈，没有“尊严”，嗑苯丙胺，寻欢作乐（我只知道，也就是说，我确实知道我知道些什么。那就是为什么速写不适合用来记录我的秘密思想——我自己的全部人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思索历程。它是如此有趣，我是如此地热爱它。它范围广阔，无处不去）。在这个阴天，我正在等待那艘环球巨轮，并为之祈祷。而当我来到奥松公园和布鲁克林的时候，那里的天空同样阴云密布——但到了现在，岛上有海鸥，大饥荒，工人的叫声，在雨中举着雨伞穿过军需品存放站的身影，黑色的铁丝网，柱子，轮船的桅杆，各式各样的黑色模型，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灰雾笼罩的美国大地打来的电话，美国产品，朝着私立高中走去的男生喷出的浓烟，等等，不一而足。
人满为患的暗淡酒吧——上帝呀，在过去了许多小时、发生了许多事情之后，我现在最终沉浸在一种幻想中，幻想着我通过“人类的密集活动”而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内心。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找到了我自己，才找到内心深处的自我——在这个时刻，我脸红了，因为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我就要开始去赚钱了。我此时正在远离码头区的一家酒吧里，喝着十五美分一大瓶的啤酒。但那是一家暗淡的商人酒吧，就开在金融区边上。在那里，我跟那些埃米尔似的父亲级男人一起，坐在长吧台边上喝着酒——我说它是“暗淡的”酒吧，这可不是在开玩笑。红色或者粉红色的霓虹灯照射到弥漫的烟雾里，反射到暗淡的镶板上，那啤酒变得暗淡，桌面暗淡，本来白色的灯也变得暗淡，铺着瓷砖的地板同样变得暗淡（铺的马赛克瓷砖跟理发店里的一模一样，我多次看见科迪盯着它们在看）。现在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一件接一件地思考事情，打消对它们的幻想，同时也兴奋地讨论它们，就如同跟朋友们在一起讨论似的。我昨晚正是这样，在西区都高兴得喝醉了（我明白自己实际上根本就不老不病，但现在却是世界上最疯狂的生存者，也是最好的观察者。这可不能小瞧）——吉尼斯黑啤上面贴着褐色商标，但无法形容清楚——我现在正坐在密室里进行思索，但其实我是在这家完全暗淡的酒吧里，成为那些男人中的一员——一整天，我都在为如下这个事实而惊奇：我是一个男人，有权工作谋生；而且只要觉得合适，我自己的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想我终于在成长了——我也为其他一些事情而惊奇，比如在“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那个暗淡大厅召开的工会会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个疯狂的大块头黑人厨师站了起来，就像高音喇叭一样，猛地提高声音，发表了一通荒唐古怪的演说。不过，跟其他演说相比，那当然是更加真实，而且更加令人愉悦之至，特别是当他一直提到“旧金山，旧金山”的时候。那就是我的狂热梦想：我想（我愿不顾一切地）到一艘要离开旧金山的轮船上去。旧金山是那样一座无比美妙的城市。那里有光线暗淡的酒吧，有香烟，有男人，有国际海员工会那些白帽海员的活动大厅，有科迪和巴克尔，有丹佛台球房和旧金山台球房本身的合伙人。那些狂烟弥漫的地方完全就是男人的狂欢世界，就连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里的那些波多黎各人也会前去。他们带着我们穿过“亚当与夏娃”酒吧，回到我在墨西哥城发现的美妙拉丁之夜的聚会场所——现在，我一生都将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但作为一个男人，为了让自己真正参与到其他层面的男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会跟人们聊聊其他，就比如德尼昨夜讲的跟那个助理电工有关的美丽故事。那个助理电工已经离开了“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现在由一个像乔那样纯朴善良的绝好家伙取而代之（稍稍喝些啤酒会给男人以力量去思考，就像我现在所做的一样。但喝太多啤酒则会夺走你的剩余力量）——我要跟人们聊聊这些东西，但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将会是我心里已经开始的这场持续终身的独角戏——持续终身的完全投入的深思冥想——到底还有其他什么东西我确实知道呢？除非我在剥夺我那些能够展现自我素养的各类知识，否则我不会知道。自我素养对其他人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但对我来说却并非如此，尽管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既对我有益，也对我的任何一个聪明朋友同样有益——昨晚，西区酒吧里气氛疯狂，（我无法足够敏捷地进行思考）（我确实需要一台录音机。下个月“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抵达纽约时，我就会立刻去买一台，然后我就能够留下这世界上最完整的记录了。这些记录本身可以分成二十卷内容丰富且相当有趣的磁带来描述我在各地疯狂却重要的活动、乐事与思想。它将真正成形，虽然只是一个顺序错乱的大概轮廓，但它就跟普鲁斯特的小说一样合乎逻辑，因为我确实一直在回听磁带，尽管我对着话筒时可能十分紧张，甚至说得太多）。在这两天里——嗯，首先，德尼确实出来跟我见面了（在铁丝栅栏对面那辆餐车里，在想完最后一些东西之后，记起来了吗？）（现在，听听这个杰克说的话：在“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上，穿着红色工服的救生员站在白色栏杆旁边。到了夜里，船舱里烟味弥漫、酒气熏天、人声鼎沸。当你透过舷窗往外看去，会发现救生员们身后的海水一片漆黑，而他们正背对着世界上的这些漆黑码头谈论着旧金山，因为正如我在谈到那个黑人厨师时所说的那样，旧金山确实是万港之港。正因为这样，我几乎就要决定出海远航，像普通海员一样，在甲板上度过至少四分之一个月的航程，尽管早上已经有一份工作在等我去做。那份工作是到属于西海岸轮船公司的另一条轮船上当舱室乘务员，但那艘轮船的目的地是法国）——现在，此刻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疯狂，我当然无法继续下去了。而更为糟糕的是，它们就像是源于我的温馨庄园或普鲁斯特小说里对于床的甜美记忆。我努力想要将它们完全回想起来，却无法做到。因为它们就像真实世界一样，如此宽广无垠，又像洪水泛滥一样，如此四下溢流。我希望上帝已经让我自己的学识更加渊博了——我希望自己拥有十种人格，一百种金子般的大脑，比现实港口多得多的心灵港湾，以及比河流更多的活力。但我必须努力奋斗才能实现所有这些愿望，要么穿着这双小小的绉丝鞋，步行，实现一切，要么彻底放弃。现在，这家酒吧外面是一个小小的公园。我将坐在那里，兴奋地（独自一人地）注视着华尔街高楼窗户里的最后一盏蓝色灯光，心里记起了我的那个梦境：当了海员的我恰好经过这片莫名难言的灯光，灯光下一个男人正打算去找跟我有过一腿的一个女孩。实际上，在一九四四年，我恰恰就做过那事。当时我已经拿到海岸警卫队颁发的乘坐“霍尔特·约翰逊”号轮船前往意大利的通行证，正用我那根完美阴jing猛插塞西莉·韦恩[41]双腿之间那漂亮、柔软而湿漉漉的地方，达到汹涌澎湃的高潮，头脑都快爆炸了。现在，人生既快乐，又精彩，还无比美好。在二十九街这里，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又老又病的男人。但我该让自己再次强健起来了，而且我会做到这一点。这是很久以来我第一次高兴起来。拿起我今天工作所得的最后十六美元，啊呸！我能够作为甲板上的水手乘坐“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环游世界了(在夜里，同样那艘黑乎乎的轮船就像布莱克诗歌里的蠕虫一样朝着我飞驰而来)。等轮船到了旧金山港，不管怎样，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转为厨师；如果不可以，我则会转到另外一艘轮船的厨房工作。你要知道，商船水手的真实故事里不仅有他们在港口的酗酒、冒险、工作，还有在工会大厅里谈到的那个宽广世界：船进船出，文件，渡船，妻子，牛肉，通行证，小把戏，迟到，提前。（稍后再细谈吧）——
但我怎样才能让我的心灵这样充实，而且——顺便提一句——也跟每一个人（首先便是德尼）讨论一切呢？——即便是在清晨时分天空一片灰蒙蒙的西雅图城外，那也需要神志清醒而精力充沛。
布鲁克林，啊，布鲁克林，
我这些年来
一直居住的地方。
他们是否建了一座桥
直通你的心田
经过那奇幻的
恍惚的斯奎布公园。
布鲁克林，
你何以无缘无故地唤来美妙的夜晚？
但现在对于布鲁克林来说，这就如同我观察波士顿港的那个夜晚。纽约与波士顿两地有着同样的地理位置，同样远望可见的辉煌灯光。但纽约更加广阔，面朝大海，而且对面便是奇幻的美妙的布鲁克林。不过，我现在正像托尼那样结结巴巴地说着话。
哦，悲伤的夜晚——哦，码头区！
九号码头。“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是我的目标轮船，它一定就是。我之前就一直知道跟它有关的一切——甚至在它到达之前，我就等在新泽西这里。我知道“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上正载着要运往横滨的成堆成堆的四玫瑰牌威士忌，运往香港的玻璃器皿，运往旧金山的机器，以及运往新加坡、神户、马尼拉等地的其他东西。我想，在这环球之旅的回程中，它更远将会驶去威尼斯与的里雅斯特这类地方——但我们以后再细谈这些，亦即那艘货船，九号码头的库房，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伊利湖铁路站场，以及那些卡车匝道。就在刚才，在伊利湖铁路的候车室里（当萨斯奎汉纳河老鬼[42]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将同样这条铁路跟其他所有铁路一起列出，而那个广播员在用威·克·菲尔兹那种抑扬顿挫的语调报站的时候，铁路上传来了下雨似的空旷声音。而且，新泽西州境内的所有小站取的都是阿灵顿、蒙特克莱之类的站名，并没有像伊利湖本身这样有趣的好听名字）——在火车站这里，我打了个电话给布莱基[43]，他没接，但马上又回打了过来。之后，我坐在一条长椅上打了个盹。长椅两边都有扶手，我猜想那是要阻止流浪汉们躺下休息。半打盹半清醒期间，我突然记起华盛顿来的那个漂亮妓女米尔德雷德。她跟六十岁高龄的艾琳夫人一起住在丹尼家里。一整个晚上，我都在跟艾琳夫人做爱，而米尔德雷德则在旅馆里跟那个佛蒙特州来的奇怪百万富翁做爱。清晨，米尔德雷德回来了。我坐在艾琳夫人的长沙发上（我在抽烟。早晨起来，我刚刚抽了一根丹尼强塞给我的大麻烟），看着她脱掉衣服，坐到那张放着她的衬裙的椅子里，提起那袭黑色衬裙，然后抓住她自己的阴部。丹尼说那是世界上最令人满意的阴部了，因为它会把你的阴jing挤得就像一只软绵绵的拳头。他曾经说过：“老马还需要人来骑。”我就坐在伊利湖铁路火车站里的长椅上，等着即将驶往新加坡的“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等着跟水手长布莱基碰面，以便获得登上那艘黑色的目标轮船的最后一个机会。如果不是为了那个只允许我去呆望与凝视的ru头，当我从长椅上往回看的时候，我将已经做完那两件事情中的任何一件了——我将已经告诉艾琳究竟谁才是她的太太与密友。我将高声说：“艾琳，你给我介绍一下米尔德雷德吧。”而她们则会哄堂大笑。或者，我将跪在米尔德雷德的脚下，对她说：“如果你经常抚摸那只猫，它就会变得对你百依百顺。”但为什么那次做爱时我没有这样做！——我怎么能够拒绝那样一个女人？——我突然感到自己好弱，好想睡觉。这是因为我“留在曼哈顿”过久，从一九四三年或者一九四四年就开始了，更糟糕的话可能是从一九三九年就开始了——我怎么能够拒绝那样一个女人？——然后，我们将在丹尼的红色卧室里惬意地做起爱来。我将对她说：“哦，上帝啊，多么完美的阴部啊！”而她会对我说：“呜，哦，快插进来，色鬼！”你不认为我会那样做吗？——我将跟老妖妇艾琳在一起，而她将仔细观察着我们腿脚交缠的每一刻。她已经六十岁了，一丝不挂，浑身上下一片白皙，个子很高，虽然长了大肚腩，但乳房还很坚挺。她长得就跟色情小说里描写的那些太太一模一样（事实上我们整个早上都一直在看色情小说和一九一〇巴黎的照片。其中最棒的一张照片是一个穿着鞋套、戴着帽子的家伙让一个女人弯腰靠在一块烫衣板上，拉起她的裙子，然后把手指猛塞到她的阴部里去），就像旅馆客房里那些淫荡的窥淫癖者，长着厚眼睑，满脸小心翼翼，流露出半微笑半阴险的神情。她们是如此性感，仅仅看看她们你就能够达到高潮。因此，我发誓要去华盛顿，然后环游世界（如果我能够登上“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的话。但如果我没能登上该船，那么我的所有等待都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无用功，尽管我将设法以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环游世界，也就是由一艘船换乘另一艘船，随机而动）。我要拜访艾琳与米尔德雷德，寻找议员们去过但不复存在的妓院，做爱，吃饭，喝酒，看望我的前房东，甚至可能将米尔德雷德介绍给他去欢好作乐，就好像我在拉皮条似的，好让他震惊，让他以为我就是那样赚钱的，因为他会告诉她关于我的任何东西。当我醒来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些。打个盹让我精神焕发，很有必要。昨晚在家里的时候，我跟母亲聊了聊天，答应在我离开之前（如果我可以的话）会带她去看演出，吃大餐（这次我选择了斯威茨餐厅）。我晚上十一点入睡，凌晨四点就烦躁不安地醒来，急匆匆地乘坐往东的火车前往泽西市。这是一次可笑的长途旅行。火车上坐着那些可怜的皇后区通勤白领。他们上班、下班，一周五天，都缩在这气闷的火车里，就只是因为火车条件舒适，他们乘坐得习惯了。但我为了去新加坡也只忍受了一次（我在里奇曼希尔乘过火车，而这是在两年半之后，我第一次在清晨乘坐开往城市的高速火车）——然后，九点在钱伯斯街站，我冲出去到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那里打了个电话，但没有听到“亚当斯总统”号招工的消息。于是我又冲了回来，乘坐地铁，到交易广场下车。但我出了差错，只得更改行车路线（用退款票证退款，买票，十分复杂），乘坐电梯和活动梯，在伊利湖车站下车，随着站牌指示穿过候车大厅，走到那座人行天桥上。它就如同电影《雇佣枪手》[44]里跟艾伦·拉德[45]一起出现的那座人行天桥（一九四二年，在我受雇前往北极格陵兰岛前的那天下午，我偶然发现了这张照片。当时我躺在波士顿公园的草地上，想到了死亡，因为在那个时候，死亡就意味着鱼雷与战争，而绝不是新加坡。那年早些时候，杜洛兹在他那间烟雾弥漫的报社办公室里提到过新加坡，此外再没人提起过），横跨在（几乎）足有半英里宽的诸多铁轨上方。这些铁轨上面都停着载货火车，就跟艾伦·拉德跳进去的那列一样。它们来自这片有待开发的美国大地的四面八方，而现在正排列成行，朝向北河，以及河里停泊着的所有驳船、拖船、码头、烟雾、轮船和美国总统轮船公司那个上面写着“远东”字样的巨大绿色船库。那些载货火车上面写着“菲比·斯诺铁路公司”、“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等字样，让我想起了科迪，想起了他的老爸，想起了内布拉斯加，想起了丹佛现在的阴天，想起了那些双手硕大的男人。现在，他们正站在那个“远东”船库雾茫茫的大树底下，或者正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或者堪萨斯州的铁路站场里冲洗美国捷运公司的轿车。当我正这样想时，我左边竖立着一个巨大的招牌，就是波士顿和洛厄尔的火车站里登载无线电城音乐厅演出广告的那种招牌。这个招牌上面写着剧名“《国家事务》[46]”和主演姓名“琼·哈沃克[47]”。该剧正是路易·韦尔讷伊[48]的作品，而我在十八岁时曾碰见过韦尔讷伊。当时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席勒教授的秘书，那是全国青年协会提供的工作。之后不久，我便受雇于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干的工作是将邮袋拖过售票大厅……宽广却肮脏的地板……法语是如此简单。去年春天，当我离开母亲时，这份工作我还记得栩栩如生。我开始回顾我在这充满劳苦与悲伤的地球上干过的所有工作，心里在想：“夜晚就是我的女人。”很明显，在那以后，同样这个穿着便袍、戴着黑边眼镜的韦尔讷伊一直都很成功，因为人们把《国家事务》一剧称为“极为成功的喜剧!”（这是《美国杂志》记者加兰的评论。在纽约家中吃着咝咝作响的汉堡包晚餐时，我看过同样这种内容。不过我现在不再能够吃到那种晚餐了。）因此，当我带着广博的心灵在黑暗中奋争，绝望地努力要成为一名从黑暗中拯救人生的忆事高手时，他却平静地继续像填写表格似的创作剧本，出名、赚钱，依然带着同样那种高卢人的冷漠。我送信到他的公寓时他便展露过那种冷漠。他的公寓就如同曼哈顿的格什温饭店那样金碧辉煌，让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纽约梦想。这个梦想当时曾一闪而过，在马歇尔于中央公园西大道温切尔家附近某栋阁楼举行的派对上也曾一闪而过，但以后再未在我脑海里闪过（马歇尔就是那个跟“杜洛兹”一起带了两个女孩去夜总会的纽约英雄。这个“杜洛兹”试图在这欲望都市里继续《杜洛兹的虚荣》的写作，但失败了）。自那以后，我将那梦想之焰压制到这暗无天日的黑夜里。现在，在那可能的最后一分钟，我从那黑夜中逃走，回到甲板上享受阳光，回到关岛的树林（就跟新罕布什尔州朴次茅斯海军基地的树林一样。我跟乔和那些法裔加拿大人在那座基地建过一堵围墙）下享受带露清晨，回到童年时代（那时，我早晨七点就要顺从地起床，然后去上学，到了周六则可以高高兴兴地去玩耍）拥有过的生命意识中去，回到清晨美妙、松树带露、清风吹过厨房或走廊窗户的露天世界（远离邪恶的地狱般的纽约。在纽约，如果有一棵松树，那么它也只会挂上灯泡矗立在洛克菲勒广场）。站在那座人行天桥上，可以俯视方圆数英里的铁路站场。站场里有些地方长满了褐色杂草，堆放着闲置的铁轨，远远的另外一边则堆放着难看又莫名的烟囱，泥地乌漆墨黑。再远可以看到哈得孙河对岸的纽约景致，然后就是码头（码头工人正站在离水面一百英尺高的令人害怕的可调节式舷梯旁边，等待驳船开走，好让“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泊入），那里有一个平台。我从平台上探身出去，看“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是否正在驶来，却发现它还泊停在斯塔滕岛，甚至都还没有换个位置。这个平台就像我梦见的某样东西。我一直想着从那上面跳下去，不停地想着，直到我异想天开地想着自己掉到驳船上为止（一直以来，我无疑都能够很轻易地处理好跳水与生活）。我想象着自己掉落空中，努力跟空气搏斗，身体扭来扭去，好让自己挪动一下，飞落到水里而不是驳船上面，却徒劳无功！不知为什么，这个平台让我想起了一个梦。在那梦里，我见到了派拉蒙大厦那些宽敞的公寓套房。我猜想着这个平台有多大。谁曾听说一个仓库平台离水面一百英尺高，而库房有四分之一英里长呢？我花了十分钟才穿过库房。一排排卡车绕着匝道驶了进来。其中一些是来自佐治亚州的大型拖车，有一辆上面写着“南卡罗来纳州和亚特兰大红宝石”，但我却念成：“南卡利纳啊哈哈！！”库房里到处都是大板条箱，比如确确实实堆积成山的（刚刚运载进来的）基安蒂板条箱——大部分板条箱，桶，盒子，袋子，卷筒等等，上面都写着“‘亚当斯总统’号”及其目的地。那些目的地包括我所说的以下几个地方：“旧金山，横滨，神户，马尼拉，一个马来西亚港口——我甚至都无法拼读或者回想起来这个单词——香港，新加坡”。仅此而已，没有写着更多港口名称的标牌，如我们也都到过的卡拉奇与苏伊士！就这样，我已经登上了轮船。嗯，如果我当上一名甲板水手，那么我将一直想起威廉·福克纳，让自己变成一个男子汉，就像他在锅炉厂上班时一样，努力工作，减去我肚子上的肥油，让我那肥嘟嘟的脸颊没有皱纹。如果我做不到，那么我就对新加坡、丹和那些穿着红色衣服的救生员说再见。同样那些救生员，就跟梦境里一样，给了我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了现在，单单他们这些人似乎就能确保我内心的未来预感能够成真：我将登上轮船！打电话的时候，布莱基听起来像是一个真诚、友善而又聪明的家伙。他是水手长或者木匠，也是国际海员工会的驻船代表。我会跟他交朋友，会努力工作。一点的时候，我从这里穿过人行天桥，走到那座巨大的绿色码头，再去接他，或者说，是从舷梯那里大叫着要找他……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码头，在世界上最大的铁路站场边上，从世界之城穿过宽阔的沃尔费恩河即可到达。在这凌晨的空气中，这里令人无比惊叹。但工人们一点也不在意，到处闲聊、抽烟，心中秘密盘算着要尽其所能地享受生活。途中，我会从人行天桥上观察一下：（但以后再细说）。
我怀念在纽约的日子，怀念那艘船，怀念秘书室与广播室的工作——但那两份工作都被文人抢到手了。我站在码头那里，注视着“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拐了进来，心中升起一种我以后将会怀念的情感。因此，现在德尼说我必须打消掉这种情感，跟着“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横跨大陆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市。船在平安夜到达那里，而主厨安东尼奥为我写了一封信给工会代表，以便我能够抢到消防员食堂或者乘务员部的任何工作——于是，故事情节变得复杂了，因为我现在将跟着这艘黑乎乎的目标船只，并且在路上都将这样做——
我坐在那些专为香港印制的纸箱上想着这些事情。一辆沿岸行驶的卡车呼啸而过，将蓝色尾烟朝我喷来——数以百计的男人正在工作，到处都是让人昏昏欲睡的喧哗声——一直在缓缓飘动的云朵让路给了午后阴沉沉的天幕——一辆红色的克拉克牌卡车朝我脸上喷出热烘烘的废气。在一栋由卡车改造而成的大房子外面，他们正在把木箱卸下来——货舱里装着军火，一个特殊的货柜里装满了一些要运往马来西亚槟城的贵重货物，很可能是香槟——板条箱里装着要运往新加坡的划艇或者小帆船——还有弗吉尼亚州里奇曼市生产的情人节肉汁，也是用板条箱装着，要运往新加坡——要运往洛杉矶的桶——那些纠缠复杂的帆索正在运转，正在负载。而我，就像一个可怜的幽灵，不得不继续在陆地上跟在车旁奔跑，正如我过去经常想象要做的那样——如果我没有在西海岸上做到这一点，那么我将犯下一个无比愚蠢的大错。但德尼说：“你就是一个疯子，所以那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个令人昏昏欲睡的库房，绞车的喧闹声，肉桂与石油的味道，卡车的嘎吱作响声，咖啡豆的味道（一辆沿岸狂奔的卡车正以每小时三十迈的速度驶回那些工业产品泛滥的城市）——几乎已经四点了，每个人都在收工下班，而我已经错过了在四点时前往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的最后一次机会。我陷入沉思，又一次注定要走上那条该死的道路。丹会借给我钱，我要去科迪家——
我站在人行天桥上面。这是我的疯狂又一日。现在太阳西下，像一个巨大的红球落下，正落到“亚当斯总统”号轮船四周，令那些载货火车上空炫目难见（波士顿与奥尔巴尼，马里兰州交通局，一辆绝迹了的黄褐色木头轿车，切萨皮克、俄亥俄、开普坦）。铁轨上停着超过一百列载货火车，从烟雾弥漫、令人讨厌的泽西市市区中心延伸到太阳正在落下的地方。我能够看见那里矗立着一个由白色霓虹灯组成“戴维斯发酵粉”字样的巨大柜架，乌黑肮脏，再远处则是隐没在耀眼太阳后面的钢铁建筑纠缠聚集之地，包括一座模模糊糊、摇摇晃晃的看上去烟雾弥漫积满灰尘的尖塔——白烟，黑烟，工人们到处停放的数以百计的轿车，伊利湖宽广无垠的景致，老式的客货两用热狗式卡车，其中两辆车的下面站着几个从人行天桥台阶走上来、头戴脏帽的男子。那座人行天桥沿着湖滨向火车站延伸而去。那片水域十分油腻，却将我们与槟城连在一起。我在火车站打了个盹。然后，在这无边的黄昏下，我去买了两箱罐装的百威啤酒，以便今晚到丹的舱室里跟厨师、大管轮等人一起喝个烂醉如泥。那灯光更加深邃，烟雾似乎也因此更浓了——最后，放眼望向渐窄的道路末端，我看见一些红色信号灯，但不知道那是不是前面泽西市的霓虹灯——因此我接下来便观察着整个大地。
“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从纽约出海的日子——夸拉韩波与夸希加是委内瑞拉荒野上奥里诺科河河源一带的野蛮部落，活动在奥里诺科河支流本图阿里河两岸。本图阿里河流经南美丛林地带，沿途常有湍流轰隆作响——单凭在哈得孙河地铁里朗读以上词句，我就能够听见从辽阔南美大陆那片完全无人活动的中央地区传来的狂暴激流冲击远古岩石的隆隆声。很快，我就能够听见夸希加部落的鼓声。他们无疑在传统战争中打败了夸拉韩波部落。认为野蛮人仍然存在的想法（别忘了我们的复杂特征与华盛顿地区风行的貂皮大衣）让我凝望着黑色的夜幕——今天，十二月十日，我感觉无比悲伤，心神困惑，“像往常一样”，一无是处。我一整夜都心忧不已，慢慢地收拾着行李——但到了周五晚上，心绪就回到了伊利湖广场上空的斜阳上。我沿街而行，想去喝点啤酒。那条黑乎乎的斯拉夫风格街道是我见过的最为凄凉、最为可叹、最为肮脏的一条（这座疯狂的泽西市！），但它叫做“香孔雀花大道”，名字很美。街上有许多又胖又矮的伤心男人，戴着布帽与黑色手套，从头到脚一切都是黑乎乎的，在粗木装饰的又空又暗的酒吧里喝着酒，或者双手捂在大衣里，吃力地穿过铁轨——一如往常，空中那些巨大的烟云在黑色夜幕中翻滚。你突然穿过一个圆形火车车库敞开着的后门，里面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火车头，就像一个动力超强、尺寸超大、十分可怕的怪物——
我的童年时代都是在美国度过的，而那个金发小难民却跟他母亲一起在伊利湖火车站的这家餐厅里度过他的童年时代——他妹妹什么东西都不吃，只吃蛋糕——那个男孩对一切，对全部事物都感到惊奇，包括伊利湖铁路公司那个（木然地）喝着咖啡、吃着油炸小煎饼的老售票员——那位母亲点了五份烤牛肉三明治。等到付账时，她将会对那价格感到惊讶——那可真出奇——小女孩大口大口地吃着那个油炸小煎饼，双手齐动——这个可怜的东德小家伙正在品尝食物（公共广播员在报站，包括欧文住于彼处的河街站，以及帕特森站）——与此同时，“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没有带上我就要驶出港口了。今天适合出海，但寒冷刺骨。在我跟所有那些铁轨后面，是曼哈顿那些冷酷呆板的高楼大厦。它们跟往常一样，在冬日下耀眼夺目。在曼哈顿，富翁们住在东五十街的那些公寓里，而一个黑人却正在人行道上砰砰地猛砸着垃圾桶（像往常一样——顺便提一句，我在旧金山看到的第一个画面就是一个黑人在雾气朦胧的黎明中猛敲着一个桶）。那位母亲太饿了，她把那个小女孩的牛肉也给吃了——我指的是年纪较大的那位母亲。也就是说，那里还有一位比较年轻的母亲。她是如此激动，只是微笑，却不想坐下来。与此同时，我在香孔雀花大道上漫步，来到一家酒吧。那里没有卖丹常喝的那种百威啤酒，于是我喝了一杯啤酒，然后就继续在黑暗中前行——走了半英里，我在另一家酒吧里碰到一个喝着百威啤酒的男人。他是一个司机，在街上开车的时候其实很沉默，就只是呆呆地看着路。在为我指明前往某家熟食店的路线之后，他想要说些什么，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于是，我到了那家熟食店，买了两盘凉菜，跟一个年轻的橄榄球边锋聊了一会，然后摇摇晃晃地走到烟雾弥漫的贫民窟街道上。这些贫民窟街道就在该死的铁路站场周边与香孔雀花大道交叉——我发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站在门内，害羞地看着门外的一切，而那扇门跟艾肯街的那些门很像——发现在那些驶往霍兰德隧道的车流边上，有一辆出租车在逆向行驶；经过若干庭院，发现在这影影绰绰的夜晚里，院灯向下直照在那些凌乱的街道与铁路上，雾气萌动、光芒闪耀——沿着长长的码头跌跌撞撞地走回舷梯。现在已经入夜，大家准备就绪，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已经上岸，去过岸上泽西城内的所有那些热闹地带。
——后来：现在我到了丹尼的音乐商店，躲在一个小隔间里，刚刚吃了右旋苯丙胺，正在用萨克斯吹奏艾伦·伊格[49]和格里·莫里根[50]演奏的一些博普爵士乐曲——我带了五十五美元，可以搭车去旧金山。开始晨祷——没有大巴——好吧——再吃十五粒右旋苯丙胺和五粒苯丙胺——直到科迪到来——然后一路顺风——然后我跑去佩德罗市。没错，就是佩德罗市，我将在佩德罗市与你碰头。是的，就是佩德罗市（那是擦洗工人雷的老家，我可能会接替他的工作）——试着借钱，以便乘坐大巴去旧金山，但没人有钱——这就是那令人恼火的纠结之处。我还是回来了，但每个人都上了岸，只有大管轮陪我们一起喝酒。“我们”还包括大个子托马斯·米切尔（他在拉科奇举行派对的次夜去找过我母亲）——史密斯先生（这个肥胖、贪杯、病态、可恶的擦洗工人也喝了一杯酒）——还有疯狂的雷——但我喝醉了，对着德尼可怜的耳朵喋喋不休，然后跑到见习驾驶员住的客舱里睡觉——到了清晨，喝了杯咖啡，心里感到内疚（因为我决定跟随“亚当斯总统”号轮船前往旧金山，而不是带上许多钱立即乘船离开这里），然后又跟我们人人赞叹的主厨弗雷德里科闲聊了一会。他是我的朋友，而且如果我到“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上工作的话，他将会教我做菜（我已经成为《在路上》里那位十分痴迷的大厨了）——《在路上》，而你现在要去哪里？——周六早晨，我回到家里——但后来——就在我坐在这里的此时此刻，“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正向南飞驰，驶离了泽西海岸。
就跟一九四二年我乘船前往北极格陵兰岛时一样，我现在正经历着各种各样令人发狂的复杂情况。比如，在佩德罗市，我收到那名厨师用西班牙语写给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驻旧金山代表的一封信，而此前我也已经收到一封写给该工会驻加利福尼亚州威尔明顿市代表的信——此外，我不得不到旧金山拜访他的朋友乔，告诉他，意大利产的华达呢准备好了，如果“亚当斯总统”号轮船没有在旧金山泊停（因为晚于预定的时间表），那么安东尼奥会从洛杉矶邮寄——我也不得不拜访这位向导，让他去看“勒莱恩”号轮船停在哪里，去弄清吉米·洛[51]在哪里，以便制止丹的死敌马修·彼得斯[52]，尤其是保罗·莱曼[53]（马修是一个爵士音乐迷，吉米是一个矮个子，莱曼是一个枪手）——并且，我也在好莱坞找了个女人。一九四七年我在好莱坞时也一样，不久之后我还会这样。我已经带上我的七十美元去搭便车，冒着大雪到这里与旧金山之间广阔大地上的那些酒吧里去喝酒——如果我冻死了，那也不会是因为缺少啤酒与食物（！）——直接前往西海岸，好不用绕道南方而少走一千英里路。我希望到十二月十七日周一的时候，我就将看到科迪家的屋顶。然后，大约在二十三号，我将出发去佩德罗市，最好跟科迪一起乘车、一起喝酒——我有钱买酒。我刚刚看见乔迪·米夫林[54]（很久以后，在一个阴寒的天气里，杜洛兹绕着公园漫步，也就是走在中央公园南大道上），向她借了三十美元，但我现在却发现乘坐大巴要花六十五美元，真该死！昨晚我跟丹尼玩得很尽兴，买了许多右旋苯丙胺和苯丙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实际上，我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衣服放进提包，然后跟母亲说再见，真该死——但我必须去无聊的西海岸各地那些阴暗的工会大厅，一路前进，并且在这旅程中找到工作。乔迪和我聊了很久——可能她不会同意我的这些想法——我必须也写下几本书，也就是故事型小说，并且跟人们沟通，而不只是用一份录音来抚慰我的孤独心灵——但这份录音是我的快乐所在。现在，周六早晨，我写，不，其实是打印了一封信给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驻加利福尼亚州威尔明顿市代表。威尔明顿市其实是B级电影的发源地，也是加利福尼亚夜晚的中心。我要到那里接船，重续我与洛杉矶的缘分（这缘分由来已久，有点奇怪，却总是萦绕于心，且让我有所梦想），并且弄清楚在这略显狂野的夜晚里，我独自一人走在那些喧嚣的人行道上，要怎样才能到达佩德罗市等地（去那些到处都有的黑人酒吧！到自动点唱机投币听歌，跟爵士乐迷交谈！）（召一两个妓女！）。一九四七年，我在同样这个洛杉矶城里辛勤工作过，还跟一个墨西哥女孩一起将其神圣化。当时，我们两个一起享受着男女之间那种无与伦比的甜蜜。让我来讲一个故事吧：我将在大巴上或诸如此类的地方遇见她。我们决定到六十六号公路搭便车前往纽约，并且已经到了那里——但要等到磁带录音机！我今晚就想在林肯隧道前面开始搭便车，为什么要等呢？（为的是记录这个非同寻常的过往故事）。所以我会等下去，并且为我的心肝宝贝买更多唱片套。
在前往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的路上——凌晨四点，只好在寒冷的狭窄街道上慢跑——去旧金山的大巴——都以纽约为终点——思索着——快速公交——匹兹堡——慢跑着穿过我的舰桥——旧的艉明轮船，被当作拖船，在寒冷刺骨的俄亥俄河里拉着驳船前进——同样这条河流的河水会流到温暖的新奥尔良——一列列货轮沿着悬崖底部曲折前进——黑色石头建成的某种古老遗址——我朝匹兹堡伊利湖铁路的候车室跑去。那里装修得如此华丽、庄严（利哈伊与拉克万纳这两个名字都非常讨厌。它们使我想起，在那个雾气笼罩的夜晚，我在萨斯奎汉纳河两岸植被茂密的悬崖峭壁间徒步行走了七英里。时值十月，恐怖的萨斯奎汉纳河畅流不止。冰冷的火车头越过河床，射出摇曳的灯光。我和萨斯奎汉纳河老鬼一起步行，走向那座从未欢迎过我的大桥），但我穿的粗蓝布外套很脏了，因此就没有进去——匹兹堡的新面貌，橙黄色的旧电车——直冲云天的沃德莫尔豪斯办公大楼矗立在这令人愉悦的冬日清晨里——男孩子们在停车场里编排爵士舞。
到了俄亥俄州迪尔特雷尔市——长途跋涉——在卡车改造而成的餐厅里喝热可可饮料——
在克里夫兰城外——堆满三十年代破旧汽车的垃圾场上冰雪覆盖，就如同已逝的老科迪·波梅雷——
克里夫兰——暴风雪——白色——摇摇晃晃——名为“厨房女佣肉店”的肉类商店，装饰着圣诞节花环——在索亥俄石油公司的加油站里，旧轿车与卡车就停在雪中——领袖百货公司的橱窗里摆放着帽子、运动衫、毛毯（圣诞节金属彩带）——药店提供的塑料袋在黑暗中闪着光——“奥林匹克糖果店”——老工会纠察员戴着白绿相间的狩猎帽，帽子上印有纠察员标志。他站在雪里说道：“这些衣服不是工会制造的。”——“安迪的康尼岛热狗店”就开在那条有电车经过的侧街上，四个妇女正站在店门口等公交车——进城大街上冰雪覆盖，灯光昏暗，人车喧嚣，留下一条条白线似的车辙。这种情形在美国十分常见，没什么意思——那些建有钢铁门廊的大厦现在就如同殡仪馆一样——灯光昏黄的家具店外用大字写着特价信息——一个路人正行走在刮着暴风雪的人行道上。他身穿黄黑相间的方格狩猎大衣，头戴褐色毛毡帽，全身缩成一团，一边行走一边试图看扔在人行道上的订货单——冰雪覆盖的石头堆满了空荡荡的大块场地，一些灰色碎木隐约显露在这片苍茫白色中——在太阳石油公司的加油站里，戴着手套的服务员正不怎么熟练地弯腰往油箱里加油——主街上有一栋贴着褐色墙面板的房屋，又破又旧又脏——飞旋的雪花笼罩着这座城市所在的平原，巨大的烟囱矗立其间——大桥飞越铁路道场上空。铁路道场里的油槽车、油罐、圣诞节广告牌、宾夕法尼亚州煤车与镍板铁路（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铁路）煤车，远处莫名难言的黑色铁桥、红色的木头仓库、神秘的精炼厂，最后还有克里夫兰人大厦的屋顶外部，都被冰雪所覆盖——载着木头的红色载重拖车——一匹马拉着一辆四轮马车走在反光而潮湿的块石路面上。马车车厢四周插着立柱，中间放着一些废旧物品，引人注目——一栋用褐色砖头建成的移动房屹立在暴风雨中——花商联合交易所，紫色砖头，雪堆，沾满灰尘的前窗玻璃——在市中心那永恒不灭的红色霓虹灯下，人们蜷缩着身体走在雨夹雪中。
衣阿华州，芝加哥大西部铁路（载货火车）——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艾兰市一座厕所的墙壁上写着：“有一天晚上，我跟四个家伙一起参加性派对。我们在欧尔兹酒店里互舔阴jing，互操屁眼。有一个推销员高潮了八次。”“我想舔两条阴jing，同时别人也舔我的阴jing。”等等——在“水牛比尔”[55]的领地，一切就是如此。
怀俄明州——蓝色天空下，大风吹过冰雪覆盖的山脊——被沼泽里生长的锦葵属植物覆盖的山冈——白色大地上缀满了褐色的鼠尾草——一簇偏僻小屋——我的窗户上又结了一层冰，变得模模糊糊。走在怀俄明州罗克斯普林斯市的那些后巷——小屋墙下放了一张长椅，墙上却涂着如下文字：“请勿坐在惠特尼的长椅上。”——身材精瘦、脸色红润的瘦高个牛仔走出银行，来到铁路街上。那里开满了小餐馆和商店——一个怀俄明州美女坐在轿车里面；她是一个富有的大农场主的女儿……广阔的岩石荒野上有许多山谷，里面冰雪覆盖却阳光明媚——淡红色的孤丘——远处是这世界上最大的峡谷群——昨晚，我穿过前面那条雪花飞卷的道路，到北普拉特市喝了三瓶啤酒。
萨克拉门托市——阴天时的萨克拉门托市显得十分神秘——在一个交叉路口，壳牌石油公司的加油站（棕黄色与红色）就建在路口的一个角落里。从那加利福尼亚风格的米黄色屋顶上望去，可以看见远处的雾霭里立着一棵棕榈树——一些在加利福尼亚生活的讨厌的小日本佬从旁边经过——车来车往，还有一些萨克拉门托古树——殖民武器公司那栋破旧的木头结构建筑——然后是萨克拉门托公共停车公司，场地很大，更远处还有一栋阴森莫名的双层红砖公寓——再后面则是许多人——我现在筋疲力尽了。
于是，这次深度旅行在纽约开始了。古怪的黑人爵士乐迷提着没有电池的收音机——迅速离开——在新布朗斯维克市，一帮无法无天的空军士兵穿着李维斯牌牛仔裤，用小提包带着威士忌、葡萄酒，以及要送给他们住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妻子们的珠宝……领头者是英俊的大个子本，来自圣安东尼奥市。他的同伴包括长着一头金发的美工刀狂热爱好者道格——以及其他人——本说他自己在阿马里洛市被人刺了一刀，背部留下了一个X形伤疤。于是他叫一个朋友拿上猎枪，把那帮人逼到海湾，用脚死命地踩踏对方全部四人，一个接一个地踩过去，有意无意地把其中一人踩得连舌头都吐了出来——他们把自己的阴jing称为“锤子”，把女人的阴部称为“裂缝”，用手指摆出让你屁股朝上的姿势，然后手指往下拍在手掌上，砰的一声响——大巴穿过美丽的普林斯顿。这让我思念起那该死的过时的东方圣诞节。特别是现在，当我置身于阳光明媚但枯燥无味的洛杉矶城中，坐在罗斯酒店这里时，我就更思念起来了——然后大巴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穿行在群山之间。在山脊顶部那宽广的载货汽车停车场里，初雪打旋起舞——在哈里斯堡，我在那些十八世纪古街上慢跑，心里记起萨斯奎汉纳河老鬼。对了，这里很像洛厄尔市——天上下着雪，大巴行驶在通往匹兹堡的收费公路上——我吃了一片右旋苯丙胺，感觉很放松，一动不动，但车要开上很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正如我所说，一到匹兹堡，我就跑着穿过俄亥俄河大桥——一个黑人在外面清洗大巴，其他人在车里吃火腿和鸡蛋，而我则跑到大巴候车亭外面里吃了两个火腿三明治——在古老的俄亥俄大地上，阳光明媚却极其寒冷。于是，车到迪尔菲尔德的时候，我不得不在公路上来回走动以便取暖——然后，在克里夫兰市，我买了一品脱的廉价威士忌——“肯塔基之霜”牌威士忌——空军小伙子们让我喝了许多上好的威士忌——我们一起聊天——我直接跟着每个人，不再忧思、恐惧或杞人忧天，就为那个世界而准备着——（但我已经了解那个世界了。之前它已经什么事情都发生过了。为什么我要用这些新鲜事哄骗自己呢？）——从克里夫兰来到托莱多市（吃三明治）。在市区红色霓虹灯闪耀的寒夜里，我逛了逛科迪·波梅雷到过的托莱多市，或缓步，或疾跑，冻僵了，但只喝了些热可可——然后前往印第安纳州。夜里吃晚饭时，在拉格朗日镇和安哥拉镇之类的小镇里，圣诞树上的灯已经亮了（还记得圣诞节时弗雷德·麦克默雷和芭芭拉·斯坦威克返回印第安纳家中吗？）——在南湾市，我跑到一家欢闹的小酒吧里喝了一点酒。门廊里站着一个年轻、强壮却表情忧伤的风琴手，还有其他人。有一个老人将一张十美元钞票换成零钱，买一杯啤酒就付一次钱——接着到了芝加哥市。到了夜里，那巨大而怪诞的红色霓虹灯亮了起来——在午夜前后——寒夜的湖畔灯光闪耀（德莱塞应当已经看见了。他确实看见了!）——我跑去吃豆子，喝咖啡，吃面包——卢普商业区很冷，很冷——我看不见有任何人在跳博普舞，大家都走得急匆匆——在北克拉克街看见许多卡车经过，还有一些妓女在手舞足蹈地进行情色表演——穿过伊利诺斯州来到达文波特市。在那里，天亮之前我就睡醒了。我又一次去观赏密西西比河，这已经是第九次了。现在已经到了冬天，但它依然在不停流动着。在这寒冷的黎明中，我走在老人酒吧附近的街道上。一九四七年夏天，我热得口渴，就到那家酒吧里解过渴——在罗克艾兰城外，我想道：“今夜有名。”——我把这句话写进了给威尔逊的信里——信里胡言乱语，大半都忘记了。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前进——当东升的红太阳照耀在霜冻的大地上，我们乘车沿河飞驰，前往马斯卡廷市、基奥塔市（号称“玉米带上的金搭扣”）和锡古尼市。到了锡古尼市，我在寒冷的清晨中散步，而其他人则快乐地吃着早餐——在衣阿华州诺克斯维尔市，一个长得很像我父亲的黑人煤矿主把他的人生经历告诉了我——跟小伙子们一起喝酒——在康瑟尔布拉夫斯市，一切都变成了灰白色，甚至连过山车也一样。这在美国西部是常有的事情——砰，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天上正下着雪——这是一场暴风雪——那个浑身脏兮兮、满嘴粗言秽语的老厕所管理员盯着我大便，而另外一个人则向我兜售十美分的梳子。在这场猛烈的暴风雪中，我站在奥马哈市一个朝向密苏里河街的门口吃了三明治（现在又吃了面包和水煮白蛋），那里旁边是一座仓库。经过平板玻璃的时候，我照了照，发现自己看上去十分帅气，就像一个新牛仔。那个老粗俗鬼发现了我，朝我要三明治或者十美分硬币。我说：“找有钱人要钱去！”我现在很生气，却又内疚，想起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话——大巴慢了下来，一路费劲前行，前往内布拉斯加州的哥伦布市和格兰德艾兰市。到了格兰德艾兰市，其他人去喝酒，我却溜到厕所里看书，还嗑了点右旋苯丙胺——暴风雨天气很闷。从前窗看出去，我看见了两个老人，老内布拉斯加人。其中一个认识水牛比尔，目前在旧金山布道街的B级电影院里当引座员；另一个则是农民，正要去旧金山之类的地方——在北普拉特市，本把一个雪球扔过了墙上的一个洞。那些水手每个人都是如此热情洋溢。我们到酒吧里喝了三瓶啤酒，他们就跟我勾肩搭背了——这让我很惊讶。他们让我喝得脑袋嗡嗡直响，还让我吃右旋苯丙胺。因此，从北普拉特市到夏延韦尔斯市（这就是一九四七年我跟密西西比·吉恩以及那些小伙子们的旅行路线。我们一路上乘坐平板卡车，喝劣质威士忌，过得非常开心），我一路上都喝得醉醺醺。我喝完了所有威士忌，跟所有人聊天，从一个座位跑到另一个座位，在查贝尔城跟老人一起出动小便。那个大巴司机说：“我知道这车上有酒——如果任何人需要停下方便，请大声告诉我。”——我说：“这位绅士需要去趟洗手间。”——高声地虚张声势，就如同总有一天我会在巴黎用到似的——明年就会——在奥马哈市的餐厅里，我第一次碰到了那个陌生帅哥。当时我注意到，那些女服务生都在盯着他看。那时，他有意无意地戴着一顶垂边软帽，胡子稀疏，一张大脸有棱有角，独具印第安人特色，肌理则呈深棕色（这是几经寒冬考验的结果。他看上去并不像农民，但他实际上就是）。这次在大巴上我又看见了他。他坐在他的私人台灯下面，一边慢慢咀嚼食物，一边阅读他花了二十五美分买来的书籍。在过道的另一边，一个小女孩看着他，还让她母亲也来注意一下——我喝得如此之醉，以至于在他下车之前把这些都告诉了他。他在内布拉斯加州查贝尔市或悉尼市或其他什么地方下了车，要回他独自居住的农场（！），干遍周围乡村的所有女人——车到达夏延韦尔斯市时，由于纽约长途汽车里的暖气系统根本不顶用，他们便把我们叫醒，好去换乘其他大巴。这时，我身体表面都已经冰冷透顶了——因此，当伟大的冰雪圣神朝四面八方飞散的时候，我现在却信步走在怀俄明州某地（离丹佛——可怜科迪的故乡丹佛——有一百英里远）——在罗克斯普林斯市，我下车散步，决定“挥霍”点钱去吃顿丰盛早餐（在司机叫唤的最后一分钟），鸡蛋加土豆，很丰盛——（穿过布利哲堡。那里是广阔无垠的乡村，大地上时有惊喜发现）在冬季令人昏昏欲睡的奇妙下午，下一站我们来到了一个摩门教徒聚居的小镇。在那些畜栏里，在那寂寥的群山中，养着成群的奶牛。我相信那里位于瓦萨奇山脉中（我不知道）——我去散步，发现了一些小型四轮载重马车，很古老，外面被什么东西覆盖着。一些家庭把那些马车当成历史遗产放在后院，就跟洛厄尔市的老百姓保留达盖尔银版照相法一样——然后到了奥格登市，那里位于顶部积雪的群山脚下。我在喧闹的流浪汉街道与科科莫酒吧碰到了几个时髦的日本佬——我听说过这座小城，能够知道它具有重要历史意义——接着，我从窗户往外看见法明顿小镇。那是山脉边缘的一个小聚居点——然后在盐湖城，由于司机罢工，我们等了长达四个小时。这段时间，我部分用来独自散步，去日本佬开的台球房玩，跟那些要前往旧金山的水手们一起在车站周围闲逛——那些善良的空军士兵在奥格登市下了车。一路走来，我已经跟他们混熟了，还没到夏延韦尔斯市就把他们的威士忌全部喝光了——还有两个要去西雅图全国海员工会总部的水手也在奥格登市下了车。其中一个多年前还是马戏团演员时就到过内布拉斯加州和怀俄明州！——但老混蛋一等水兵在一九四三年所经留的北大西洋之类的地方——散步三次之后，我在九点左右离开了盐湖城，开始长途跋涉，穿越平原。实际上，在内华达州境内，大巴每走上十英里就要停下来，因为旅客们要到自动售货机那里扔钱买东西，而为首的那些家伙正是我的水手伙伴——在温多弗市、威尔斯市、埃尔科市、温尼马卡市与洛夫洛克市，车总要停下来，而我就到处走走看看。在内华达州，天气十分之冷——最后，在清晨六点半的时候，我嗑了右旋苯丙胺，十分兴奋，于是去逛雷诺市。那里的轮盘赌与住家妓女十分发达，喧闹无比。我喝了三瓶啤酒，到最后几乎错过了大巴。我到法罗牌桌上赌钱，把钱噼里啪啦地耍弄一番，那动作好帅，但结果好衰。观看赌局的三个男同性恋，在酒吧里召妓的士兵，从纽约来的带着多个女孩的英俊犹太裔赌徒，雾气弥漫的大街，以及那些女人，这些在这座城镇里都是罪过——还有那个初学乍练、就戴着一只手套的男同性恋司机（以及坐在我前面的那个长得很像日本妓女的年轻士兵和他那个长着奇怪下巴的调教对象兼情人）——上山，回到特拉基市。那里就跟洛厄尔市一样，房屋建得华而不实，积雪深达五英尺。我散了一会步，鼻子就冻得干裂了——越过唐纳山口，往下可以看到雾气笼罩下的加利福尼亚州，科尔法克斯市，奥本市，罗斯维尔市，拄着拐杖、说话大声大气的老萨克拉门托律师威·克·菲尔兹，小孩子，荒凉的萨克利，以及旧金山市。我们无法从海湾大桥上看清旧金山，但我在途中试图从坐在我前面的那个戴着布帽的小个子与车外景色中找寻出旧金山的乐趣所在——我打电话给巴克尔，然后在布道大街与第六街交汇处的酒吧里等他——那是巴克尔全家人经常出没的地方——直到科迪开着一辆昂贵轿车出现，载着极度疯狂、狂野尖叫的我们一路前往哈莱姆周末夜店。在那里，他们告诉我们，巴迪已经痛骂了他的女人。因为没钱，我就把我在墨西哥城购买的那个钱包给了那个女孩。而四十八个小时之后，在那个下着毛毛雨的喧闹清晨，伴着路易斯·托马斯·乔丹[56]的《莫之五人组》歌声，我跟她发生了性关系——哦，真是疯了！
现在南下到洛杉矶与德尼的轮船汇合——我要到洛杉矶过圣诞节，而这次圣诞节刚好是周六。在美国，圣诞节通常意义重大。但在洛杉矶，圣诞节恰恰是购物高峰期——就好像洛厄尔市就是南百老汇，但与众不同的是阳光普照，十分暖和——穿着粉红衬衫的墨西哥小女孩们跟她们母亲一起快步行走，而挎在她们肩膀上的购物袋便随之晃来晃去——街上衣着时髦的人们数以千计。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夹克、衬衫、鞋子，有的人上身穿着时髦短衫，下身却穿着酒鬼短裤——还有女人！紫色的大围巾，红色的天鹅绒裙子，修长的大腿——乳房坚挺、嘴唇饱满、眼睛明亮似美洲豹的墨西哥美女——穿着黑色衬衫、方格大衣，戴着浅色帽子的黑人妇女——姑娘们穿着时髦的松软夹克大衣和宽松的便裤，就像穿着衬衫和工装裤的伊芙琳，看上去如同玩具娃娃——那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玩具娃娃——全家在克利夫顿市吃饭，庆祝购物圆满结束——如同皇后大街一定就在北卡罗来纳州金斯顿市一样，母亲和蒂·宁一定正在逛街——满满一车怪装短发的黑人青年——都是水手——摇摇晃晃的电车——那些人与众不同，比在纽约还要更加疯狂，穿着衣服徒劳地扮优雅找感觉——人群蜂拥而来，蜂拥而来。这颗可怜的心灵，或者甚至这些眼睛，都无法与之匹敌——姑娘们穿着紧身短裙，光着大腿，穿着凉鞋，留着长发。我为之憔悴！
在洛杉矶娱乐场。但现在那里有些事情让人悲伤得难以言表——在这个破败的旧娱乐场里，在咖啡柜台，自动点唱机上播放着宾演唱的《白色圣诞节》[57]，某种悲伤将我的心灵割成碎片，让我想要悲叹——我记得多年前欧文如何常常从纽约去丹佛和休斯敦，光顾这类场所，然后又返回，而我又是如何花了如此之长的时间随他照做——但我没有选择，因为他在这个迷宫里选择了猴子形象，并将其用于那天的兴趣所在，而不管怎么说，我所能做的就是跟他一起——从南大街对面看它，就像看着一幅现实主义的美国油画——娱乐场里有一个宽广的广场舞台，而舞台右边钉着一些赛马提示信息——一家人：那位母亲留着零乱长发，穿着工装裤和黑色夹克，跟小孩子们站在体重秤上，手里摆弄着分币。那个老人头戴绣有船锚图案的水手帽，身穿酒鬼短裤，在这圣诞节前的星期六下午带着家人到南大街，仅仅因为那是他自己魂牵梦萦的街道。这就如同老科迪在这一天必定会带上科迪和他母亲玛·波梅雷[58](穿着她那条突起结节、十分怪异，有俄克拉何马州农民特色的工装裤)到拉瑞姆街，或者就好像在洛厄尔市，那面目阴郁的可怜农民不来中央大街，而去桥街的那些糟糕商店一样（尽管二者其实没有可比性）——那个小孩因此记得他父亲陷入他罪有应得的悲惨境地之中——有许多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士兵，还有一个空军正在研究那些裸体杂志。我看见他仔细打量着不止两个令人疯狂的女人。她们斜躺在阳光下，肚皮朝上，双腿紧闭，“健康”，“对欧洲的欧洲裸体印象（！）”——那些破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财富机器，还有一个吉卜赛妇人，头发梳理得很平滑，瘊子上贴着膏药——古老的手枪制造机器——一块巨大的非专用画布，上面画的是蓝色海洋上的一艘驱逐舰：舰体一端现在已经撕裂了，露出后面的肮脏的电气设备；甲板上露出一个洞，下面是一些小空间，存放着用来修理疯狂的嗑药工具——一些色情电影，里面出现了日本裔与墨西哥裔小家伙们要找的那种颤动得让人感觉真实的白色电动娃娃（那些小家伙将头发梳理得后面平滑、前面竖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他们没有腰，只缠了一根皮带，可能还有一根阴jing，尽管那里似乎都容不下一个屁股。他们就像瘦高纤弱、性别不分的幽灵一样，心灵空虚地在人行道上到处游荡，露出臀部，露出腰部；或者穿着宽松的时髦西装与洛杉矶运动衫——这是最不明智的行为，因为这里是运动衫之乡——无精打采地四处乱走）——周六下午在娱乐场，一些家庭正缓缓走了进来。在一九四七年，我就见过他们。时值佐罗最爱出没的黑夜，他们驾车到好莱坞大街和维恩大街那里去看明星（夜色中，我看见奥维斯波市南面的太平洋海岸，噢！）。所有这些机器，秀肌肉的“机器”，相片，普通保龄球，等等。还有自动点唱机在播放埃拉[59]、B先生[60]与宾的歌曲，以及布鲁斯音乐。大街斜对面我的那位擦鞋匠朋友在擦鞋的时候总是爱用男高音假声高叫。他一直看着大街，目光越过一个又一个人的肩膀，然后猛地一跳，大叫“砰”，把所有钱都花在小屋里的自动点唱机上，戴着毛呢博普爵士乐帽，说“我喜欢金钱，我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在讲话和跳动的过程中（用长号吹出《伊利诺斯》，莱斯特[61]和“老鹰”[62]一起将其录下）试图用一块钱的染色烈酒来诱惑我，但我对他真的很失望，带着三十美分离开了。不过，我把这归咎于他那个闷闷不乐的黑人老板；当他出现的时候，那个圣徒就不再跳动，也不再看着大街。真是一个大促销广告——南大街喧闹无比，洛杉矶也一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这样——“视觉”B级电影院就在娱乐场对面，精巧的小遮篷和“通宵开放”的售票处，几个黑人女性正在前面看海报照片（“小埃及”肚皮舞舞台）——现在一个黑人家庭从烈日炎炎的大街来到娱乐场——此时我正被一支扫把赶走！在南大街，几个前额血迹斑斑的流浪汉——都是印第安人——是那些穿着血红运动衫的海军陆战队士兵的朋友——穿着时髦的蓝色哔叽呢衣服的印第安人——从“超越巅峰”酒吧传来普拉多[63]演唱的曼波音乐——“盖蒂”电影院，另外一家B级电影院——一个身穿工装裤与红色旧运动衫，脚穿黑色仿麂皮鞋子的黑人小孩——每一个鸡尾酒酒吧内的第一张凳子上都坐着诱人的酒吧女郎，色情节目就在酒吧内等着你——一个身穿褐色皮夹克，头戴帽子的老印第安工人（或墨西哥人）。那顶帽子尽管多少有些西式风格，但感觉很是寻常——一个家庭：驼背的墨西哥裔父亲，美丽的妻子，五个手拿礼物的漂亮小姑娘——他穿着农民的工装裤——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墨西哥人从旁边经过，他的嘴巴乌黑凄惨——
在威尔明顿市“杰克的星星”餐馆吃美食——小块牛排，甜美的糖渍山药，加了黄油的甜菜。自从在科迪家饱餐了一顿伊芙琳·波梅雷的母亲用山核桃木熏制的美妙火腿（火腿大餐）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吃得这么饱。我饿得虚弱无力，无法行走——在加利福尼亚州严寒刺骨的冬夜里，我从天主教海洋俱乐部走到一五四号泊位，全长一英里半。早些时候在旧金山上夜班让我得了重感冒，这使得我不敢从“吉普尔”号火车尾部守车的窗户往外看。我自己一天二十四小时都躺在床上，喝了一品脱的波旁威士忌和一些柠檬汁，吃了安乃近解热止痛片——花了十美元吃饭（包括在洛杉矶流浪汉自助餐厅里吃了一次火鸡晚餐）。今天早些时候我在克利夫顿市吃的是羊肋排，切得太小块了，还没有威尔明顿市太平洋红车铁路站台旁这家“杰克的星星”餐馆里的羊肋排一半好吃。这次旅行很棒——穿过康普顿市这座小资城镇与荒凉的建有众多加油站的洛杉矶郊区，就看到许多农舍小屋的旁边放着堆积成山的轮胎，看到了妓院与剧院二合一的绿色盒状房屋，看到了装满黑煤与焦炭的棚屋。所有城市就在这平原上拔地而起。一开始只有石油钻机，然后石油提炼厂也发展了起来。到处都是泵响烟腾，喧闹无比——“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现在正往一五四号泊位拐进来，而我则从陆上来迎接她——码头四周有很多可疑人物，马修·彼得斯？保罗·莱曼？说真的，我不得不担心丹的安全。这里也就是连接槟城与泽西城的同样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
我在旧金山的铁路行李处干了四天的累活，就是搬运邮袋，一天挣十美元四角；花了十美元嗑药，喝血腥玛丽——我带着三十美元，被科迪推上了“吉普尔”号火车的尾部守车，来到了洛杉矶——我假装自己得了病毒性脑炎，半死不活的。有三个列车员强迫我去睡觉，要不然我就会被怀疑——我带着重重的行李袋，神色悲苦、睡眼惺忪地步行了两英里，从洛杉矶铁路站场一路走到南大街与第五大道附近，找了一家救苦救难的旅馆，喝了柠檬和波旁威士忌。这些是录音。对母亲、蒂·宁、卢克与金斯顿来说，今天极为孤单——我将把我生命中的一号悲剧回顾一遍，那是我在轮船上的早期生活，不管它会是什么样子。希望它是“亚当斯总统”号轮船。在佩德罗市的无边夜色中，又旧又暗的“亚当斯总统”号轮船现在正赶来接我。
是的，我要回忆玛丽[64]。在旧金山第三街的哈莱姆周末夜店，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我给了她一只看上去很神气的墨西哥产钱包。尽管心烦意乱，但我还是摆脱了烦恼——在寒冷的清晨七点半，天空下着雨。他们告诉我晚上六点来上班，所以科迪和我已经开着他那辆绿色老爷车，一路喀哒作响，穿过铁路，越过废品场（离房子五英里远），朝我住的小屋飞驰而去——把玛丽叫醒，两人合喝了一品脱的波旁威士忌，又分享了一瓶（可怜的家伙）匈牙利产的托凯葡萄酒——她姐姐及其女儿（七岁）睡在床上，白人水手在卧室里，但磁带一直在播放着(《莫之五人组》，小莫，无莫，半莫，大莫，绝莫，等等）。然后我们吃了早餐，她的堂兄弟来了一趟。接着，我们在卧室里淫声大作地做起爱来，谈起她的四千六百美元遗产，凯迪拉克轿车或者鹅农场——斯利姆·巴克尔带着第五瓶法国勃艮地葡萄酒来了——沿着三号街溜车找毒品，没找到，人们进进出出——老嘉波——然后回家，午后睡上两个小时。伊芙琳注射了毒品，发作起来，哇！——但在洛杉矶，我从未登上那条轮船！
那是在旧金山。当时我仍然确信我能够登上“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但现在它却驶到圣佩德罗市的蓝色海域。平安夜的时候，我从海上厨师和乘务员工会的乔·威尔金森家里步行回来，错过了那条轮船。在那热得让人说不出话来的阳光下，我沿着铁轨，跌跌撞撞地走在这个到处是燃烧的橡胶与石油提炼厂的世界里。失落，失落，装模作样，喋喋不休——最糟糕的事情是，我在长堤市的星尘公寓里遇见了丽琦，一个性感诱人的女人——在好莱坞和圣莫尼卡市的疯狂一天里，我跟德尼一起散步，喝香槟，在各种各样的无聊事情上花了一百美元（逛拉鲁精品店，花五美元漫无目的地打的闲荡，买了一箱啤酒给那些跟我们在地板上做爱的女孩，以及游泳池旁的劳拉、安妮、梦露·斯塔尔等等）。
在“精神病院”酒吧。我们在游艇上度过了平安夜，现在是凌晨四点，一片静寂，只剩下星星以及从船头到船尾的众多灯泡还在闪耀——我跟戴着博普爵士乐帽的莱昂纳德先生一起，步履沉重地走在黑暗的铁轨上——在“亚当斯总统”号轮船上跟吵吵嚷嚷、骂骂咧咧的全体船员们一起吃圣诞节火鸡大餐，喝丹麦啤酒——晴朗炎热的圣诞节下午，我们去了威尔明顿市的“精神病院”酒吧，但丽绮没去。农民工情侣疯狂互殴。我很热，没有做爱，打了个盹，喝了瓶啤酒，对着酒瓶小便。老婆在哪呢？
拉谢纳加大道的那对漂亮情侣（在安可酒吧）——壁炉，洛杉矶之夜——后来，再次跟雷齐兹来到日落大道的一家酒吧——我发现男人总是臣服于女人。女人在三十岁左右会沉湎于对母性魅力的梦想当中，而男人在夜里却充满了对无穷食物跟有意识拥吻（或无意识梦想）所蕴含的那种难以言说的安全感的无比渴望——可怜的麦可和科迪，已经被他们的女人驯服了——但我可没有——午后，视野所见都是泵机，油箱与塔楼，只有精神病院业主的那个儿子笨拙地骑着一辆单轮自行车——一路超越别人——丹说过的许多话——我爱什么？丹说我爱自己的皮肤。我有十四美元五角。
坐在凳子上，面朝着那扇敞开的炫目的大门——水泥小门廊另一边的停车场——柱子——接着是褐色的田野、铁丝栅栏、输油臂、蓝色烟雾、电报线、样子奇丑的黑色钢铁建筑、小山、树木、房屋、佩德罗市上方的太平洋天空，然后是海洋。
* * *
[1] Simón Bolívar（1783—1830），拉美独立运动的重要领袖，被授予“解放者”（el libertador）的光荣称号。为了纪念他，美洲有很多城市以“玻利瓦尔”为名。
[2] Robert Edward Lee（1807—1870），美国军事家，美国内战中曾任南方联邦军队总司令，后于1865年率军向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1822—1885）投降，从而结束了内战。
[3] Pensacola Kid，美国职业台球手，曾获世界台球冠军。
[4] Willie Hoppe，即威廉·霍佩（William Hoppe，1887—1959），美国职业台球手，1966年入选美国台球协会名人堂。
[5] “Bat”Masterson，即William Barclay Masterson（1853—1921），美国西部水牛猎手、赌徒、专栏作家。
[6] “Babe”Ruth，即George Herman Ruth（1895—1948），美国棒球运动员，人称“全垒王”。
[7] “Old Bull Balloon”就是“W.C. Fields”。虽然前文将“W.C. Fields”译为“威·克·菲尔兹”，但为了跟原书行文保持一致，此处不将“Old Bull Balloon”直接译为“威·克·菲尔兹”，而译成“‘老公牛’巴隆”。
[8] Jelly Roll Morton（1885—1941），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
[9] Theodore Dreiser（1871—1945），美国著名小说家、记者。
[10] Major Hoople，美国漫画家吉恩·埃亨（Gene Ahern，1895—1960）创作的喜剧漫画《我们的公寓》（Our Boarding House）里的主角。
[11] Out Our Way，是美国漫画家詹姆斯·罗伯特·威廉姆斯（James Robert Williams，1888—1957）创作的漫画作品。
[12] True Confessions，美国杂志，1922年起开始发行。
[13] Bela Lugosi（1882—1956），匈牙利戏剧演员、电影演员，以扮演吸血鬼德库拉伯爵而闻名于世。
[14] Earl Johnson，真名为比尔·汤姆森（Bill Tomson，1929—1982），尼尔·卡萨迪的朋友。
[15] Jim Evans，真名为鲍勃·亚当斯（Bob Adams），尼尔·卡萨迪的朋友。
[16] Jackoff，真名为吉姆·佩诺夫（Jim Penoff），尼尔·卡萨迪的朋友。
[17] 比夫·巴弗德（Biff Buferd），真名为鲍勃·巴弗德（Bob Buferd）。他是埃德·怀特（Ed White，杰克·凯鲁亚克的朋友）的儿时朋友，于1947年跟杰克·凯鲁亚克相识，1949年起在法国巴黎定居达13年之久，后返回科罗拉多州当一名大农场主，1981—1989年间担任里根政府的土地管理局局长。
[18] Justin G. Mannerly，真名为贾斯汀·W·布赖尔利（Justin W. Brierly，1905—1985），律师、教师，跟杰克·凯鲁亚克、尼尔·卡萨迪、艾伦·金斯堡等人相熟。
[19] Joanna Dawson，真名为露安·亨德森（Luanne Henderson，原名Luanne Bullard，1930—2009）。她于1946年嫁给尼尔·卡萨迪，至1948年离婚，后来又有过数段婚姻。
[20] Lana Turner（1921—1995），美国女影星。
[21] Ava Gardner（1922—1990），美国女影星。
[22] Jeanette MacDonald（1903—1965），美国歌星、影星。
[23] Ike，真名为达夫·德塞罗（Dave Tercerero，1899—1954），街头小贩，曾于1952年向杰克·凯鲁亚克讲述他的人生故事。
[24] Oedipus，希腊神话中忒拜（Thebe）国王拉伊奥斯（Laius）和王后约卡斯塔（Jocasta）的儿子。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并娶了自己的母亲，由此成为西方文学史上典型的命运悲剧人物。
[25] Demosthenes（前384—前322），古希腊政治家、演说家。
[26] “Sad Sack”指“冒失鬼，不中用的人，糊涂兵”。该词源于美国漫画家乔治·贝克（George Baker，1915—1975）于二战期间为《美国佬，陆军周刊》（Yank，the Army Weekly）创作的漫画《糊涂兵》（The Sad Sack），里面有个列兵沙德·萨克（Private Sad Sack），既无知又糊涂。
[27] 约等于190厘米。
[28] Orson Welles，原名George Orson Welles（1915—1985），美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制片人，代表作有《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等。
[29] Aunt Marie，真名为玛丽·哈宾（Marie Harpin，1879—？），杰克·凯鲁亚克之母加布里埃尔·凯鲁亚克（Gabrielle Kerouac，1895—1973）的姑妈，亦即杰克·凯鲁亚克的姑姥姥。
[30] L酒吧，即丹佛的劳埃德酒吧（Lloyd’s），杰克·凯鲁亚克等人常去那里喝酒。
[31] Battleground，美国导演威廉·威尔曼（William Wellman，1896—1975）于1949年执导的影片。
[32] l’Enfer，法国导演亨利乔治·克鲁佐（Henri-Georges Clouzot，1907—1977）执导的电影。该片拍摄时碰到诸多问题，最后不得不停拍，直到2009年才由塞尔奇·布隆伯格（Serge Bromberg，1961—）以半纪录片的形式推出完整版。
[33] Josh Hay，真名为乔·梅伊（Joe May），20世纪40年代与杰克·凯鲁亚克相熟。
[34] Frank Sinatra（1915—1998），美国歌星、演员。
[35] Tony Bennett（1926—），美国歌星，精于流行音乐、舞台音乐、爵士乐等。
[36] Emil，即Emil Duluoz，真名为莱奥·凯鲁亚克（Leo Kerouac，1889—1946），杰克·凯鲁亚克之父。
[37] Michel，即Michel Duluoz，真名为约瑟夫·凯鲁亚克（Joseph Kerouac，1881—1944），莱奥·凯鲁亚克的大哥、杰克·凯鲁亚克的伯父。
[38] Den，即德尼·布勒（Deni Bleu），真名为亨利·克鲁（Henri Cru，1921—1992），杰克·凯鲁亚克的至交好友。
[39] Lionel，真名为西摩·迈克尔·怀斯（Seymour Michael Wyse，1923—），杰克·凯鲁亚克的朋友。
[40] Alistair Sim，即阿拉斯塔尔·西姆（Alastair Sim，1900—1976），苏格兰喜剧演员，代表作有《圣诞快乐颂》（Scrooge，1951）等。
[41] Cecily Wayne，真名为席琳·杨（Celine Young），1944年曾跟杰克·凯鲁亚克有过持续很短的性关系。
[42] the Ghost of the Susquehanna，一个想要搭车前往加拿大的老流浪汉，在《在路上》里亦曾出现。
[43] Blackie，真名为怀蒂（Whitey），美籍波兰人，薇琪·拉萨尔的朋友。
[44] This Gun for Hire，美国导演弗兰克·塔特尔（Frank Tuttle，1892—1963）于1942年推出的犯罪主题电影，改编自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的小说《待售之枪》（A Gun for Sale）。
[45] Alan Ladd，即Alan Walbridge Ladd（1913—1964），美国影星，演过《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49）等影片。
[46] Affairs of State，1950年上演的百老汇喜剧。
[47] June Havoc（1912—2010），美国女演员、舞蹈家、作家、戏剧导演。
[48] Louis Verneuil（1893—1952），法国剧作家、编剧、演员。
[49] Allen Eager（1927—2003），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手。
[50] Gerald Joseph Mulligan（1927—1996），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手、作曲家、指挥家。
[51] Jimmy Low，真名为查理·缪（Charley Mew），商船水手，尼尔·卡萨迪的朋友，住在旧金山。
[52] Matthew Peters，真名为彼得·穆雷（Peter Murray），水手，跟亨利·克鲁熟识。
[53] Paul Lyman，真名为约翰·霍尔曼（John Holman），水手，跟亨利·克鲁熟识，爱玩枪支。
[54] Jody Mifflin，真名为雷·埃弗瑞特（Rae Everitt），曾经担任约翰·克莱伦·霍姆斯与杰克·凯鲁亚克的文学经纪人。
[55] 对应英文为“Bill Cody”，其实就是“威廉·弗雷德里克·科迪”（William Frederick Cody，1846—1917）。此人绰号“水牛比尔”，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野牛猎手。因为他出生在衣阿华领地，亦即今天的衣阿华州，所以科迪称衣阿华州为“‘水牛比尔’的领地”。
[56] Louis Thomas Jordan（1908—1975），美国爵士乐、布鲁斯音乐先驱，音乐家、词作者、乐队指挥。《莫之五人组》（Five Guys Named Moe）是他1943年推出的一张唱片，后来成为一部长期上演的音乐剧的剧名。
[57] White Christmas，美国作曲家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1888—1989）创作的歌曲，版本众多，其中尤以宾（Bing，即Harry Lillis Crosby，1903—1977）演唱的版本最为流行。
[58] Ma Pomeray，真名为加布里埃尔·凯鲁亚克（Gabrielle Kerouac，1895—1973），杰克·凯鲁亚克的母亲。
[59] Ella，即埃拉·简·菲茨杰拉德（Ella Jane Fitzgerald，1917—1996），绰号“歌唱界第一夫人”、“埃拉夫人”，美国著名爵士乐歌唱家。
[60] Mr.B，即威廉·克拉伦斯·埃克思汀（William Clarence Eckstine，1914—1993），美国歌星、乐队指挥。
[61] Lester Willis Young（1909—1959），绰号“总统”，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手。
[62] Hawk，美国爵士乐萨克斯手柯尔曼·霍金斯（Coleman Hawkins，即Coleman Randolph Hawkins，1904—1969）的绰号。
[63] Perez Prado（1916—1989），古巴音乐家、作曲家、乐队指挥，被称为“曼波之王”。
[64] Marie，旧金山妓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