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贵族式的主智主义救世论（Intellektuellensoteriologie）[1]里，原始佛教如果不是历史上最后一个，也是其中最坚决也最首尾一贯的一个，因此，也可说是此种救世论的“极致”。就外在而言，佛教是救赎宗教里唯一曾经、至少在某个时期内，亦即孔雀王朝时，成为全印度境内的一个支配性的官方教派。当然，并非永久。原因在于其内在理路及其外在的弱点，换言之，在实践的态度上，佛教将救赎局限于真正走上究极之道而成为僧侣的人，至于其他人，亦即俗人，则基本上无所挂怀。我们可以从佛教所颁给俗人的戒律中看出，这不过是些缺乏内在统一性观点的外在妥协。尤其是，欠缺耆那教所创造出来的那种俗人的共同体组织。即使是修道僧组织本身，如我们先前所见的，也仅限于绝对必要的程度。此种俗人组织付之阙如的情形，在历史上所造成的结果是：佛教在其本土上彻底消失。尽管做出许多妥协（我们将予以探讨），佛教仍然不敌印度教诸正统和异端教派的竞争，它们可是知道如何巩固俗人于其领导关系之下的。
同样的，佛教也证明其无力抵挡外来的势力，特别是伊斯兰教。除了疯狂地毁弃印度所有宗教的偶像之外，伊斯兰教侵略者当然、也特别企图扫除被征服民族的领导阶层，包括贵族——如果他们无法被改宗的话，以及僧侣——伊斯兰教徒很有理由视他们为有组织的宗教共同体生活的真正担纲者。如后文里将论及的，伊斯兰教在本质上打一开始便对修道僧的禁欲苦行抱持反感。因此，“光头的婆罗门”、修道僧，其中特别是佛教僧侣，便成为伊斯兰教徒首要无情屠戮的对象[2]。然而佛教的教派一般全都集中存在于僧院与修道僧共同体（僧伽）里，这些若被消灭，佛教社会也就没有了。事实上，在伊斯兰教的征服下，其存在痕迹可说是绝无仅有的了。破坏是如此的彻底，以至于连圣地之所在，特别是蓝毗尼（Lubini，佛陀的诞生地），“印度的伯利恒”，也被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欧洲人的考古挖掘才再度发现。其实，早在此一外来的灾难之前，佛教在印度曾有的支配也已因其他救世论的竞争而不保。尤其是，在与它们相竞高下的那场徒劳无功的斗争里，佛教本身的内在结构也有了深刻的转化。这使得它不再可能保有其于印度的支配地位，然而却令其本质上以此种改变的姿态成为印度境外的一个“世界宗教”。
促成转化的因素，除了无可避免地要适应生存于世间的条件之外，便是俗人阶层的利害考量。尤其是这个俗人阶层在本质上相当不同于佛教兴起时的刹帝利阶层和富裕商人（Schreschthi）家族。佛教的兴起，和耆那教一样，起先是得助于城市贵族，特别是市民阶层的富贵者。拒斥祭司知识和令人无法忍受的仪式生活规制，由方言取代不可解的梵文死语，宗教上贬斥种姓对于通婚与社交的禁制，不净的世俗祭司阶层的枢纽权势、为实际真挚地过着神圣生活的救赎追求者阶层所压倒，所有这些必然都是远为正面切中一般俗人文化的特征，特别是切中城市初次兴盛时代里富贵的市民阶层之所求。当时，种姓的藩篱松解了，至少对宗教救赎的追求而言。唯有婆罗门的吠檀多学派坚持这样的原则：唯有再生种姓的成员方能获得救赎。数论派则毫不怀疑连首陀罗都有可能获得救赎。佛教，至少在加入修道僧教团这点上，根本不问种姓的归属问题，尽管它如此重视言行举止和教育上的出身，并且明白强调其大多数弟子是来自高贵的身份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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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样一种贵族的主智主义救世论正是原始佛教与基督教之间一切重大差异的根本所在。如我们先前所见，对后者而言，对立于任何一种贵族的主智主义，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2]“（伊斯兰教将领）穆罕默德·巴哈蒂尔……冲进一座堡垒的大门（即郁丹陀普罗大学），占领这个地点，大量劫掠品落到胜利者手中。这个地方大多数居民是剃光头的婆罗门（实即佛教比丘），他们都被处死了。在那里发现大量藏书……他们召唤一些人来讲解内容，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经杀光了。……当他们到达这个地点的时候，他们包围了它……这个城市立即陷于惨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像），偶像都被伊斯兰教徒焚烧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烧，其余的被残杀了。”详见A. K. Warder, 《印度佛教史》（下），p. 220。——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