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在广东的孙逸仙等,著名的中国革命家——黄兴、蔡锷、宋教仁等,都产生于湖南。不用说,这也许是由于曾国藩张之洞的感化罢。但要说明这感化,仍不能不考湖南人民气魄的崛强。我旅行湖南时,曾偶然遭遇过像下面样的小说似的小事件。这小事件,在某一意义上,也许就可以看出富于情热的湖南人民的面目。

大正十年五月十六日的下午四时许,我所乘的沅江丸在长沙码头靠拢。

我在这以前的数分钟就凭了甲板上的栏杆,望那渐渐向左舷逼近来的长沙府城。白壁及瓦屋顶的长沙,在昙天之下,比我所预想的还要不体面。特别的是狭窄的埠头近旁,只见新的赤砖瓦的洋房与杨柳树,宛如饭田河岸光景一样。我那时对于长江沿岸的都会,早已把幻想消减了,不用说,对于长沙,也早就觉悟,除了猪猡,并无可看的东西。但那种不体面的光景,仍给与我以近于失望的感情。

沅江丸好像服从运命似的一步一步逼近埠头去,同时绿色的湘江的水幅,也一步一步地缩狭起来。忽然一个龌龊的中国人,提了提篮等类的东西,从我眼睛直下的地方跳上埠头去。那种快捷的样子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近于蚱蜢。正惊讶间,一个横了担棒的又巧捷地跳过水去,接着又是两个,五个,八个——转瞬,我眼睛充满了向埠头跳跃的中国人。不知不觉中,船也已在并着赤砖瓦洋房和杨柳树的地方平靠了。

我离开栏杆,开始去找同社的B君。在长沙住过六年的B君,约定今日到沅江丸来招待我的。可是,总找不到像B君样的人,在舷梯上落的都只是或老或少的中国人。他们互相拥挤,口里不知嚷着些什么。其中有一个老绅士,一壁下舷梯去,一壁回过头来,打那在他后面的苦力。这对曾溯过长江的我,原非罕见的光景,但也不能因司空见惯而感谢长江。

我渐觉焦急了,再凭了栏杆,仍去望那人波扰攘的埠头附近。要紧的B君不必说,连一个日本人也不见。可是,我在埠头的那面——密密的柳枝下,却发现了一个中国美人。她在那水色的夏衣的胸下挂着金锁片等类的东西,很是个小孩似的女子。也许我的眼睛已惹起她的注意了罢,她仰望这高高的甲板,在红唇上浮了微笑,障着半开的扇,好像在和谁打招呼。

“喂,朋友!”

我惊异地回过头去,不知在什么时候后面来着一个穿鼠色长袍的中国人,脸上充满着和蔼之气。我一时不知道他是谁,既而在他的相貌中——特别在他那稀薄的眉毛中,记起旧友中的一人来。

“呀!你吗?是的,是的,你是湖南人。”

“唔,在这里开业哩。”

谭永年曾和我同期从一高入东大医科,是留学生中的才子。

“今天来接什么客的吗?”

“唔,接什么客。你以为是接谁?”

“不见得来接我吧。”

谭略噘了口,滑稽地微笑:

“可是,真是来接你的啰。B君不凑巧,五六日来患着虐疾哩。”

“那么你是受B君的委托的吗?”

“就是他不委托,我也预备来的。”

我记起他一向的和蔼来,谭在我们的寄宿舍生活中,无论对谁,都不曾给与恶感过,如果对于他要加坏批评,那么就是同室菊池宽所说过的,他太不给任何人以恶感的一端了。

“但是,累你,是对不起的。我原是连宿所都曾托了B君了的。”

“宿所已与日本人俱乐部接洽好了。半月一月,都不要紧。”

“一月?哪里的话!我只要住三夜就够了。”

谭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立刻扫兴的样子:

“只住三夜吗?”

“呃,如果遇到有土匪斩首等类可看,也许……”

我这样回答,心想,长沙人谭永年听了必定会蹙额了。谁知他自从回复了快活的神情,毫不介意地回答我说:

“呀,早一星期来了就好。那里不是看见有些空地吗——”

那就是赤砖瓦的洋房前面——有着丛密的柳枝的地方。却是,方才的中国美人,已不在那里了。

“新近,在那地方,同时杀了五个。喏,就在狗走着的处所……”

“这倒可惜了。”

“杀头在日本是没得看的。”

谭大声地笑了以后,似乎想认真讲什么话了,无端把话头一转。

“那么!就上去罢?车也已在那里预备着了。”

我于第三天的十八日午后,从了谭的邀请,到那湘江隔岸的岳麓去游麓山寺和爱晚亭。

二时前后,我们所乘的汽机船,沿了日本侨民称为“中岛”的三角洲右边,在湘江中行驶,朗晴的五月天气,映得两岸风景分外新鲜,右望长沙,白壁屋瓦都袭受了日光,已不像昨日的忧郁,柑树繁茂,石砌回绕的三角洲中,好几处耸着西洋式的小建筑,在西洋建筑间,又闪着吊在绳上的洗濯物,小洲望去好像活了横着似的。

谭为要命令船夫,踞坐在船头,可是他目的虽在指导船夫,却不断地对我杂谈。

“那是日本领事馆——请用了这眺望镜——在右边的是日清汽船会社。”

我衔着雪茄,把只手伸在船外,玩那时时触上指尖来的湘江的水势。谭的话在我好比一串的噪音。可是,依了他手所指示去看两岸的风景,当然也并非不快的事。

“这三角洲叫作橘洲……”

“啊,有鹰在叫着哩。”

“鹰吗?……唔,鹰也不少。对了,有一次,张敬尧与谭延闿打仗的时候,张部下的尸首,有好几个流到这江中来,鹰竟飞下来停在尸上,一个尸上两只或是三只……”

谭正说时,另有一只汽机船在离我们所乘的二三丈的地方掠过。船中除了穿中国服的青年以外,还坐着两三个美人。我的眼倒不注向那些美人,而注视在那船掠过的大缕的波浪上。可是谭话尚未完,一见了她们,恰如寻到了仇人的样子,仓忙地把眺远镜递给我。

“请看那个女子,那坐在船头的。”

我有一种父母遗传下来的执拗脾气,别人如果催我什么,偏要故意不理。并且,这时那船的浪正打冲过来洗着我们的船侧,连我的袖口都透湿了。

“为什么?”

“啊,姑且不管为什么,请看那女子。”

“美人吗?”

“呃,美人啰,美人啰。”

她们的船已驶远十多丈了,我才扭转身去,调节眺远镜,同时又感到那船突向后去的错觉。那女子在圆形的风景中略侧了脸,似乎正在听谁说话,时时露出微笑。方腮的脸上,除了眼睛较大的一点外,并不觉得有特别美的处所,却是她那前发以及浅黄色夏衣的被江风飘拂的光景,远眼看去确是美丽的。

“看得见吗?”

“唔,连睫毛都见到。可是,不甚美哩。”

我重把脸向着那似乎正在有什么了不起的谭去。

“那女子有过什么事吗?”

谭不似平日快嘴,先徐徐地燃着了雪茄,反来问我:

“昨天不曾这样说过的吗?——在那埠头前面的空地上斩了五个土匪。”

“唔,这是记得的。”

“这里面的头目,名叫黄六一——这家伙也被斩了——据说他能右手执了小铳左手拿了手枪,同时射杀两个人。即在湖南,也算得有名的乱党哩……”

谭忽然叙起黄六一平生的恶业来,他的叙述,大部分似盲从着新闻记事,幸而含有浪漫色彩的比带血腥气的处所来得多。什么黄平日在密输入者中被尊称为黄老爷啦,什么从湘潭一商人强劫过三千元啦,什么腿上中了弹,还负了名叫樊阿七的副头目泅过芦林潭啦,什么在岳州的某山道,射杀过十二个步兵啦。谭差不多像黄六一的崇拜者的样子,热心地把这种事说个不休。

“你想,据说这家伙杀人据人的案子共有一百十七件哩。”

他在谈话的段落间,还时时加以这类的注解。不消说只有自己不受损害,土匪在我原决不厌憎的。可是,一味听了那大同小异的武勇谈,究觉得有些厌倦起来了。

“那么,那女子怎么了?”

谭这才转了微笑,答出和我内心的推测差不多的话来:

“那女子是黄的情妇啊。”

我实不能依他的预期来加以惊叹,但是一味沉了脸衔着雪茄,也觉得有些对他不起:

“唔,土匪也写意哩。”

“那里黄还不算什么呢。像前清末年的强盗姓蔡的是,月收一万元以上,在上海租界上造了堂堂的洋房住着哩,老婆不消说了,连小老婆都……”

“那女子是妓女或是什么吧。”

“唔,是个名叫玉兰的妓女。她在黄活着的时候,了不得地阔绰过的啰……”

谭似乎想起了什么,暂时噤了口,浮出微笑来。既而,把雪茄丢了,认真地提出这样的商量:

“岳麓有一个湖南工业学校呢,先去参观了那里不好吗?”

“唔去,看看也不要紧。”

我给了他一个勉强的答复。这因为昨晨参观某女学校时,意外感到排日的空气,使我不快的缘故。可是,我所乘的船,不管我的气氛怎样,绕过“中岛”的鼻,在晴朗的水上直驶近到岳麓去了。

就在当天晚上,我与谭同上了某妓馆的楼梯。

我们走到楼上的房间,摆在中央的台子不必说了,椅子,痰盂,以及衣柜,都和在上海或汉口的妓馆中所见的几毫无两样,只是这房中于天花板的一角吊着一铜丝的鸟笼,其中养有两只栗鼠,全然无声地在木杆上跳上跳下。这和那牕口及门上垂着的红洋布,同是到此才见的东西。可是,在我眼中,却是不起快感的。

房中最初来迎待我们的是个小胖的鸨妇。谭一见了她,就滔滔地谈说什么,她也充满了笑容圆滑地和他应对着。可是,他们的谈话中的言语,在我一句也不懂。(这不消说是我不通中国话的缘故,但长沙的言语即在懂得北京话的耳里,也似乎决不易懂得的。)

谭与鸨妇谈毕,和我对坐在大大的红木台边,在她拿来的印好的局票上,开起妓女的名字来。张湘娥,王巧云,含芳,醉玉楼,爱媛媛——这些在旅行者的我的眼中,都是中国小说里女主人公的名字。

“把玉兰也叫了罢。”

我虽要想回答,不凑巧,鸨妇划着火柴来替我点香烟了。谭隔着台子看了我一眼,就随手把笔挥下去了。

这当儿,泰然进来的,是个戴细金丝边眼镜的血色很好的圆脸妓女。她的夏衣上闪着好几颗钻石,且有着庭球选手或游泳选手似的体格。我见她那样儿,美丑好坏且不管,奇妙地觉到矛盾,实际她和这房内的空气——尤其和笼中的栗鼠,是个不调和的存在。

她略施目礼,即跳也似的走近谭那里去。既坐在他的膝头,又把一只手加在他的膝上,宛啭地絮说什么话。谭也——谭当然很得意地“是了是了”地回答她。

“这是这家的妓女,名叫林大娇。”

谭这样说时,我不觉记起他在长沙也是大富家的儿子的事来。

过了十分钟光景,我们仍相向了开始吃那重用木耳、鸡和白菜的四川菜的晚餐。妓女除了林大娇,已有许多围绕我们。她们的后面还列着五六个戴打鸟帽的男子,都控着胡琴。妓女们恰如被那胡琴音吊起的样子,顺次地坐了唱出高吭的歌曲来。这在我亦非全然不感趣味,但比之于京调的卖马和西皮调的汾河湾,我所远感得兴味的还是坐在我左边的妓女。

坐在我左边的,就是那我大昨日在沅江丸上仅经一瞥的中国美人。她在水色的夏衣胸前仍挂着金锁片。接近了看,虽有些病的纤弱,却意外没有小家气。我对了她的侧颜,不觉联想到生长在日荫的小球根来。

“喂,坐在你旁边的是——”

谭在被老酒酡红的脸上,浮出可爱的微笑,突然隔了盛虾的盆子向我扬声。

“那就是名叫含芳的。”

我对着谭的面,不知为了什么,终于忘把大昨日的事情告诉他。

“这人的言语漂亮哩,像R的发音,竟像法兰西人。”

“唔,因为她是北京人。”

含芳自己似乎毫不知道我们在以她为话题,她时时用眼瞟视我,一面快速地和谭问答。可是,与哑子无异的我,在这时也只有照例地打量两人的脸色而已。

“她问你几时到长沙的呢,我告诉她大昨日才到,她说那天为了去接人,也曾到埠头去过的。”

谭这样地翻译了以后,再去和含芳讲谈。可是,她却只含了笑像小儿似的摇头。

“唔,无论怎样,总是不肯招。方才在问她那天接谁哩……”

忽然,林大娇用手中拿着的香烟指了含芳,嘲笑似的说了不知什么话,含芳似乎羞恼了,急要想来靠住我的膝头,既而却微笑着回答了一句话。对于这戏剧的——或藏在戏剧背后的意外深远的她们的敌意,我不禁感到好奇心了。

“喂,在说什么?”

“她说,并不接谁,是去接母亲的。那里,方才据这位先生说,大概是去接名叫×××的长沙戏子的哩。”(可惜我未曾把名字记在笔记簿里。)

“母亲?”

“所谓母亲,也是假母罢咧。就是买养着她和玉兰的鸨妇啊。”

谭答毕我的话,豪饮了一杯老酒,重新滔滔地谈说起来了。除了“这个这个”以外,都是我所不懂的话。但见妓女和鸨妇都热心地听着,似乎所谈的是很有兴趣的事。并且,她们把眼来瞟我,又似乎所谈的事与我有关。我原只是当了许多人面前坦然地衔着雪茄的,至此不觉有些感到不快起来了。

“不行!在说什么?”

“那里,我在说今天到岳麓去的船上,过见玉兰,还有……”

谭尝着上唇,更提高了兴致:

“还有,说你想看看斩头。”

“这没有什么稀罕!”

我虽听了这说明,尚未到场的玉兰不必说了,对于她的姊妹行的含芳,也不觉得可怜悯。可是,我去看含芳时,已理智地了解她的心情了。她震着耳环,只是在台下膝头把手帕绞紧了放松,放松了绞紧。

“那么这也没什么稀罕吗?”

谭从背后鸨妇的手中,取过一个小小的纸包,郑重地把它打开,包里有包,其中是一块煎饼大小的朱古力色的奇怪的东西。

“什么,这是?”

“这吗?这原只是平常的饼干……呀,日间不是和你谈起过土匪头目黄六一的话吗?里面渗得有黄的头血哩,这才是在日本所不得见的东西。”

“这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呢!吃罢了。这里的人尚相信吃了可以免病的。”

谭快活地含了笑,去和恰在这时要离席而去的两三个妓女招呼。及见含芳立起身来,他差不多像乞怜的样子,有笑有说,末了,又举起一手指着对面的我。含芳略踌躇了一会,浮了微笑仍靠台子坐下。我觉得她太可爱了,就不给人看见,暗地里去握住她的手。

“像这样的迷信,真是国耻。我从医生的职业上,曾严重地加以反对,可是……”

“这只因为有斩罪的缘故罢了。像脑髓的炖灰,在日本也有吃的。”

“真的吗?”

“咿呀,怎么不真!我也吃过的。不消说这原是幼时的事……”

正说间,玉兰来了,她和鸨妇立谈了一会,在含芳之旁坐下。

谭见玉兰来,又撇弃了我向她卖起风情了。她比在外光中所见确美了几分,至少她笑起来的时候,那像釉磁也似的光亮的齿,是可爱的。可是,我对了她的齿,不禁联想起栗鼠来了。栗鼠呢,这时仍在那红洋纱幕的玻璃窗边的笼中双双地滑跳着。

“那么略微把这尝尝如何?”

谭把饼干折断了给我看,那折断处的颜色也与表面一样。

“胡说!”

我不消说是摇头的。谭大声笑了以后,又去将饼干的一角叫在旁的林大娇吃,林大娇微蹙了额,斜侧地阻挡他的手。同样他又把这送到好几个妓女前面,既而那褐色的一片,轮到了凝妆安坐着的玉兰面前来。

我忽然感到一种诱惑,想一嗅这饼干的气味。

“喂,也请给我看看。”

“唔,这里还有一半。”

谭用了左手把那残余的半块投了过来,我从小碟与箸间把这小片拾起,可是拾虽拾起了,忽而不想去嗅,于是就默然地把他丢在台子底下。

但见玉兰注视了谭,作了两言三语的问答,受取了那饼干,复很快地向了看着的许多人谈说起来。

“翻译给你听,如何?”

谭在台上手托了头,用了醉后笨重的舌音向我说。

“唔,请翻译。”

“逐语译呢,好吗?我愿尝我所爱的——黄老爷的血……”

我觉得身上震动了。原来那按着我膝的含芳的手在震动。

“请你们也像我的样子……将你们所爱的人……”

玉兰于谭谈说时,已在那美的齿间衔着那饼干的一片了。

我依了三宿的预定,五月十九日午后五时许,依然在沅江丸甲板的栏杆上凭着了。白壁和瓦屋顶积成的长沙,在我殊不足引眼,这确也是受了次第迫来的瞑色的影响。我衔了雪茄,好几次地回忆那谭永年的快活的面貌。不知为了什么,谭未曾来送我。

沅江丸的离开长沙埠头,确在七时或七时半。我完了食事,在薄暗的船室的电灯下,计算我在长沙的旅费。我的眼前有一把扇子,在不满二尺的桌外,垂着桃色的流苏。这扇子不知是谁在我未到这里以前遗留着的。我一壁动着铅笔,时时又记起谭的面貌来,他的要使玉兰受苦的理由,我总不能明白知道。可是,我在长沙的旅费——我还记得,改算为日本金,恰好是十二圆五十钱。

夏丏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