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是着手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自己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把它又放下了，而在此期间，读者心里一定已经一再地不由得产生了这个问题：我们说明了，在正确地采取了行动的情况下，可以掌握那似乎无法看清的大量的经济形式 ，它们过去和现在都是由历史提供的，并且可以把它们化为数目可以点清的经济体制和它们的形态，并且由此而获得了认识经济实际的基础。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异议，它包含着一个真正的问题。人们可能这样批评道：就算掌握各个制度 的多种多样性获得成功，人不也在变化吗？它在中世纪不是与今天完全不同吗？它当时的行动不是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精神吗？而如果把不同的文化圈的，比方说欧洲的、中国的、印度的和南美的文化圈的人们相比较，经济上的态度又有何等的差别！19世纪的科学不是教导过我们，把人看成是一种在历史的变易中不断地彻底变化的生物吗？历史是生命。因为一切历史上的生命都不断地处于流动之中，就似乎没有常量“人”。但是，如果觉得是这样，那么怎么能敢于试图为全部历史想出一个 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装置？确实，只有当人在他的经济计划和行动中显示出一定的恒定性时，这才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他的行为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和民族中不是同样形式的，那又如何？人 在历史中的差别如何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所有这些个别问题导致的都是这个基本问题。
Ⅰ
为了给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让出道路，有必要首先与占统治地位的看法进行争论。
因为这种看法是普遍熟悉的，只需要简略地概述它。它与统治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历史主义相近。人们这样认为：作为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人的行为在不同时代中互不相同。人们这样相信：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的历史可变性最明确地显露在：他过去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行事，但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却按照“赚得原则”行事。这两个原则的对照和它们更换着的统治构成了有关经济精神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主要部分。桑巴特曾经写道：“不同性首先产生于各个经济主体不同地设定的目标。在这里，我们首先可以区别根本不同的两个种类的目标设定。也就是人们或者力求搞到一笔在规模上和种类上都固定地规定了的消费品的存货，也就是说他们力图满足他们的自然的需要；或者他们追求盈利，也就是说他们力图通过他们的经济活动赚得一笔尽可能大的货币量。我们说，他们的经济行动在第一种情况下被满足需要的原则所迷住，在另一种情况下则被赚得原则所迷住。”而且正是他断言：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各个原始的亲族联合的那些早期的自给经济、古代的家族经济、中世纪的手工业——都处于满足需要的原则之下。他和他的继任人们主要重视的是标明中世纪的经济的精神。据说中世纪的欧洲人——农民、领主、手工业者、商人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他们全都被“生计”的观念所统治，撇开那些证明了该规则的例外情况，他们全都只想满足一种在种类和规模上都是既定的需要，不想更多的。后来常胜的资本主义以它的赚得欲望与这种态度形成了最强烈的反差。不过，据说资本主义正在完结：那些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将重新把满足需要原则导向胜利。据说那时将又不是为了赚得货币的缘故、而是为了生产使用的物品而进行生产。桑巴特达到了这种程度；这里列举他，把他当做一整个思想流派的代表。这样一种观念就是在公众的看法中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不是偶然的。
“满足需要的原则——赚得原则”这种对照法只是在这个观察角度上使我们发生兴趣：用它是否正确地把握了人们的经济行为，说明了它过去和现在是怎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两个理论工具就是必不可少的：在一个中，需要是一个资料；在另一个中，不是需要，而是赚得目的是一种资料。
这种对照法含有两个想法。首先是原则性地提出了这一命题。接着说：在某些时代实行了的是一个原则，在某些别的时代实行了的是另一个原则。因此，它包含的首先是一个原则性的命题，第二是一个历史学的命题。
A．我们从第二个命题开始。让我们首先假定，这个对照法在逻辑上没有问题。让我提出历史学的问题：在所谓的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中，经济生活事实上处于满足需要的原则之下吗？
几乎还不需要否定地回答该问题，它已经 被否定地回答了。首先，对中世纪来说：只要人们相信中世纪经济生活的那幅从前的小市民的—城市经济的图画，认为生计的观念在中世纪不折不扣地占着统治地位就是容易想到的。中世纪经济的新的图像让我们看到了它的了不起的地区间的劳动分工、远地贸易的中心地位、高度发展的贸易和信贷形式的多种多样性，这幅图像使人认识到，中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以哪一种精神进行过经济活动。不是以同样的一种精神。这里首先是远地贸易商与中间商。他们具有极其强烈的赚得本能。而且并不是那样：“致力于在生产、物品的运输以及甚至部分地在物品的交易的关联之外满足自己的一切赚得的兴致、一切货币的贪欲”（桑巴特）。完全相反。科隆的、吕贝克的、纽伦堡的、布鲁日的、威尼斯的以及其他许多大城市的远地贸易商们是盛期和晚期中世纪的本来的经济上的组织者。他们的冒险的、由强烈的赚得欲望和权力追求所产生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和保持了那个时代的巨大的欧洲经济。当然，那时在细节上有许多区别；就是在同一个城市里也有。15世纪晚期吕贝克的商人和城市贵族们不再近似地具有14世纪初他们的祖先们的那种冒险精神和那种活力了。就是在同一个时代中，领导阶层在经济精神上的这样一些差别也在不同的城市中间起作用：比如说1500年前后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之间。尽管这些差别如此重要——一种强烈的赚得的追求统治了这些商人和中间商。绝不总是那样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就像佛兰德的料子商人和城市贵族耶汉·波伊纳·布洛克的情况那样，埃斯皮纳斯为他勾画了一幅可怕的图像。但是推动这些商人的总是赚得的追求。在中世纪的商人中，表现出一种强大的力量发挥，它对生计的观念是陌生的。在许多地方在手工业者们的圈子里无疑存在过另外一种经济精神。生计的观念在这里可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又正好不是那样：似乎总是把一种一定的需要看成是固定的而不需要更多的东西。手工业者们在与商人—中间商们的那些争执中至少要求传统的口的生计，但是他们同时也为生计水平的改善而斗争。大多数城市的历史充满了这样的斗争。“作必要的修正后也许可以把行会成员与最近几十年欧洲的一个组织起来了的工人阶层相比较”（古那尔·密克维茨）。因此，在手工业者们的（通常不是领导的）阶层的圈子中同样找不到人们称为满足需要的原则的那种东西，而生计的观念则与较老的那一代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不一样。
完全相应的东西适用于古代的经济。古代的经济生活实现于大量丰富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中。经济风格和经济阶段的塑造者们为自己创造了这种经济生活的一幅虚假的、单调的图像。我们在这里想撇开这一点。现在我们想只观察所谓的家族经济，它虽然绝没有表现古代经济的类型，但是却部分地实现于某些国家和时代之中，比如说在荷马时的希腊或在公元2世纪的罗马。推测在这样一种家族经济中没有表现出赚得的追求来，这是根本错误的。它经常并且以高级的程度这样做。许多次最肆无忌惮地榨取奴隶，用他们的劳役使主人致富。如果我们阅读关于晚期罗马的大庄园的描述，那里成百上千的其伙食很坏的、带着镣铐的奴隶干着繁重的劳役，而且是为着他们的主人的实际上没有止境的赚得的追求，那么对于满足需要的原则的那些田园诗般的叙述就使我们有了最为特别的感觉。而据说满足需要的原则在当时也占了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确实是灾难性的错误——那种认为在这样一些家庭经济中仅仅满足了参加者们的各种口的生计要求的看法。似乎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只能实行所谓的满足需要的原则 。历史表明了这种见解的不正确。在集中领导的经济接近于实现了的地方，恰好是而且极为经常地毫无顾忌地表现出一种没有限度的和残忍的赚得的追求。例如，在古代东方的各个大王国中，在聚集了巨大的财产的那些印度的土邦中，或者还有在印加人那里（他们利用他们的集中管理的经济来使自己在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上致富）就是这样。并不总是和在一切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要素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构成物中都这样发挥了赚得的追求：绝不是普遍地 在古代的各个家族经济中。或者正如我们确实知道的那样，不是普遍地在19世纪欧洲的那些家庭经济中，也不是在美洲的某些集体经营的基督教团体中。这取决于领导的道德的和宗教的状况。但是，历史的经验表明，在这样一些经济构成物中，大多数参加人在很大程度上的没有影响确实可以促使领导恬不知耻地施展赚得的欲望，这种赚得的欲望事实上 极为经常地强烈地发挥了出来。
它驳倒了亚里士多德和许多较新近的人的这种看法：赚得的活动随着货币以及随着经济的交往才发展了起来，但是它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不可能展开。“给一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打上了它的印记”的是生计的观念——这种观念在历史面前不可能持久。但愿国民经济学最终的确会摆脱过去的经济的这样一些无害化的并且脱离实际的图像！
B．但是由此只是回答了历史学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还是继续存在：这种对照法确实是可以使用的吗？
我们否定的正是这个。因为它不清楚地表达了一些正确的东西，万不得已时可以暂时用它来工作。但是，一旦钻得更深，它就会失灵。
1．笼统地把赚得货币 和满足需要 对照式地相对比是错误的。因为赚得货币总是为了满足需要而发生的。的确应当观察各种事实：今日的工人或今日的职员到底为什么必须挣钱？为了满足他的需要。货币的确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是交换的手段。但是，现代企业家的情况又如何？就是对他来说，赚得货币也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较小的企业家——零售商、较小的工业家、农夫——构成了远为大的多数，他们需要货币同样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此外，突出的个人的狂欲和权力的追求推动着有大笔收入的企业家们向前。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就是这些也是需要，它们经常被以巨大的强烈程度而感受到并且同样提供了经济活动的冲动。不能过于狭隘地领会需要的概念。人总是想使用挣来的钱。“尽可能大的货币量”这样的东西本身从来就不是经济活动的最终有效的目的。就是对病态的吝啬鬼来说也不是。病态的吝啬鬼贮藏货币是出于对未来的恐惧，因而是为了满足他的安全需要。
2．这种对照法有时极明显地、有时不明显地包含着这个命题：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而在交换经济中则按照赚得原则行事。主要是对马克思和他的学生们来说简直是不言而喻的：满足需要的原则随着交换经济的消失而得到胜利。桑巴特不假思索地把“满足需要的经济”与“交换经济”对立起来。如果断言相反的东西，那就会更正确一点。特别是集中管理的经济恰恰不是 满足需要的经济。正如指出过的，在集中管理的经济的控制方法占统治地位的那些经济秩序中，中央管理机构对经济过程作出决定。在这里，它在多大程度上顾及满足消费者们的需要，这取决于它的斟酌决定。例如，它可以实施巨大的投资或者军备计划并且与此同时最大限度地限制消费品的供应。我们由历史中知道，过去和现在这种事情是如何经常地发生。但是，在它想顾及消费者们的各种需要的范围内，从它们的多种多样性上去查明它们并且把生产过程引向满足它们就是极为困难的。在交换经济中，消费者们的影响总是更大，它在这里在细节上是随着市场形式而变更的。它在完全竞争下最大，例如在供给垄断下则小得多。就是在这方面，供给垄断也在完全竞争和集中管理的经济之间占有它的位置。
3．可能会这样提出反对意见：然而说过的东西还不完全令人信服。例如，据说有这样的农夫，他们只想满足并且满足了传统上已经存在的需要，因而他们放过了挣更多的钱的机会。与此相反，别的人们却利用了赚钱的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据说，情况是这一种还是另一种，这显著地影响着经济过程，而应当在满足需要—赚得这种对照法中表达的就是这种区别。
对此应当这样回答：由此而以日常的语言不准确地表达的这种区别，事实上是显著的；它必须得到考虑并且由科学来精确地把握。很快就将读到这一点。但是用满足需要—赚得这个对照法没有贴切地标出这种区别。一个农夫，他种植和出售的只有为满足他有限的传统需要那么多，他也 在赚得货币。并不罕见的是，恰恰是赚取货币与仅仅满足有限的、传统上已经有的需要的意图相联系。而另一方面，那些利用每个机会以挣得更多、从而根据所谓的赚得原则行事的人们，想的是满足他们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非常大的。
总的说来有必要放弃满足需要的原则和赚得原则的对比。人们觉察到了过去和现在人对经济的行为都存在着一定的多样性，而且这种行为在变化。但是并不是这样就成功地描述了这种多样性。宁可说，这种不确切的对照法掩盖了它，而没有使它突出。 (60)
Ⅱ
因此，必须重新提出这个问题：人的历史多样性如何影响经济过程。不能指望简单地继续通常的各种解决的尝试得到成功。我们必须从其丰富性和多种多样性本身上查问历史的实际。
但是，一旦实现了这一点，就不由得产生了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比方说，如果研究早期中世纪的一个徭役庄园并把它与今日英国的一个铁工厂相比较，而且问道：这两个经济的领导人的态度不同，这种态度如何以其特点影响这里和那里的经济过程，那么就会首先碰到一个预先提出的问题：这里和那里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同样形式的或者是不一样的？这个预先提出的问题证明是极其重要的。
将会证明，经济行为同时是两个东西：恒定的和可变化的。在个别的人的一个一定的层次上是恒定的 ，而在人的其他层次上则是可变化 的。
A．恒定的：人日复一日地在任何地方并且在一切时代都处在这种处境中：必须克服它的需要与满足需要的各种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从历史一开始就没有过任何原则上的变化。不仅人的处境在这方面原则上总是同样的，而且就是他在解决稀缺性的这个问题上的行为也在最根本的方面保持恒定不变。因为人们总是并且到处都试图在他们的经济计划并且从而在他们的行动中以尽可能少的价值花费来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 。因此，他们总是遵循所谓的“经济原则”。
也许是对“经济原则”意味着什么的无知，也许还有对历史的无知，而且通常是二者一起引致了这一看法：人只是在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时代按照经济原则行事。据说过去和在别的文化圈里则是不一样的。不能从历史中为此提供一个证据的影子。比方说，我们观察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农民。他生活在他的家庭经济中，这个经济通过联合扩大为一个宗族团体。他平日被迷信鬼神以及以迷信鬼神为基础的崇敬家庭所控制。但是尽管他这样厉害地被信仰、迷信、风俗和传统所束缚，在这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说：在这些资料的范围内）他按照经济原则而行事。他的祭祀部分地出于伦理的—宗教的义务意识。那时祭品就是目的本身。或者他祭祀是为了摆脱不然就发生的歉收；那时祭品就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在两种情况下，他都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在准备祭品时按照它行事并且以尽可能少的价值来达到目的。另一次祭品本身对他来说是达到最大收成的手段。
以神秘的想象为根据的神秘的思想和行动在人们的历史上通常统治了他们。但是不应当推测，它们因此就没有遵循经济原则。当皇帝时代的罗马农民供奉播种之神、农神和其他诸神，并且此外在坚持自古流传下来的原始的技术时，他们这样却完全是根据经济原则行事。他们期待着诸神的回报，祭品是作为经济上的各种费用的一部分而出现的。罗马的船主也没什么不同，为了使风神们具有友好的心情并且平息各种波涛，他的船是以费用巨大的方式雕刻鸟嘴形船头的。旅行者们报道说：今天在新几内亚的某些村子里，在盖房子的时候还委托一位巫师去驱走云雾，而巫师则为此获得一笔相当高的报酬。这样一笔费用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经济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与经济原则相矛盾的无用的支出。但是，对这个新几内亚的部落来说，它涉及的是必要的费用，它们的花费是在经济原则的意义上发生的。因为根据在那里占统治地位的信念，没有这些费用就不会以尽可能少的费用支出达到目的——即盖房子；而它将必然会由于倾盆大雨和风暴的妨害而造成过多的并且可以避免的费用。
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数目许多倍于此的例子。从生活在荒野里并且按照经济原则为自己搞到蝗虫和野蜜的圣徒，一直到儿童，他被有力地神秘地规定着而按照同一个原则行事。不可以把它与追求尽可能大的赚得或者与“资本主义的准则”相混淆。根据经济原则计划和行动也不局限于是“商人”的或者甚至于是欧美近代的商人的特性。“它归根到底是理性的行动的一项准则”（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
但是，在某些时代，例如在现代，由于度量衡制度的详尽的秩序，由于书面地领导厂家和家计，由于书面的往来，此外由于单式簿记、复式簿记、结算、作出盈利和亏损核算、精确地预算和事后计算，从而总的来说由于合理化而发生了一种根本的变化；这时不是确实 引入了人们以前所不知道的另外一种精打细算的经济精神吗？历史记载指出了这种发展是多么艰难，而随着经济计算的持续的精致化，厂家的领导如何改变了它的性质并且由此也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例如复式簿记的知识是16世纪初南德意志繁荣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缺乏这种知识或者它只是迟迟疑疑地得到认识的地方（就像在汉萨各城市中那样），发展就落在了后面。从这样一个以及其他许多经验中不是必须得出结论：随着经济计算及其方法的改善，人与经济的关系就会发生完全的改造吗？
区别无疑是存在的并且是显著的。今日黑林山的一个农民至多只作少量的有关买和卖的不连贯的记录，在他与使用各种最新的企业经济的方法的一个商人企业之间，或者也在罗马时代晚期的一个彩陶手工工场和今天美国的一个工厂之间，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各种经济活动上发生着作用。但是，这种差别并不在于：只有现代的厂家才按照经济原则行事，而较老的则不这样做。而是人想出所有这些使经济计算精致化的方法，都是为了能够以更大的精确性来遵循经济原则。他想要这样，而不是别的。就是那个对簿记一无所知的黑林山的农民，以及古代的彩陶手工工场的那些领导者，也根据经济原则计划和行动。他们这样做所获得的成功比那些完全精通理性的企业经济技术的人要少。这些人没有超出不精确的估计，别的人则较精确地知道各种价值。区别就在这里 。
以货币和重量制度的系统化秩序、以簿记、结算和列举过的其他各种发明，人并没有占有过一种新的经济原则来作准则。相反地，他设法获得各种手段，以便能够更好地奉行一切经济活动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从一开始就力图奉行这个原则。人类到处并且在任何时代都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并且甚至是在人们认为，跟着柏格森和其他的生命哲学家们把它称为灵巧的人是正确的之时：如果他不遵循经济原则，他就不是灵巧的人。在这一限度内，人们也在经济上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全部风格的不变性”。 (61)
B．但是，除了在经济活动中一切人的全部行为的这种一致性和恒定性之外还有多种多样性 ，它在实行经济原则时起作用。经济原则的恒定性为得出和运用一种 说明一切具体的经济联系的理论装置提供了基础，而在经济原则的范围内，行为的多种多样性却迫使在不同的地方扩大这个装置并且在运用它的时候小心行事。
问题是这样的：经济活动中的人的态度的各种差别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表现出来，这些差别如何对经济的实际过程发生作用？
1．虽然人在主观上 总是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就是那个今天还在德国坚持3年轮种法的农民也是如此。他这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旧的传统的农业技术似乎是最好的，而且因为他觉得，最近150年的一切革新（在他一般来说知道它们的范围内）风险都太大。而在客观上 这个农民违背了经济原则。因为今天普遍知道，田野的三分之一部分休闲是不经济的。在中世纪，当3年轮种法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是唯一已知的并且被使用的农业技术时，运用它的农民就是客观上也在经济原则中行动。今天，在深刻地改变了农业技术的面貌之后，就不再如此了。
经济学的理论考虑到，厂家的领导者们总是力图那样地使用各种生产资料，这种使用根据所有资料当时的状况是最有利的。因此，它考虑到的是客观上（不仅仅是主观上）奉行经济原则。由此它就与历史的长远路段处于完全的一致。例如，可以没有困难地把它运用到中世纪农业的各个问题上，因为当时是根据当时的技术状况（3年轮种法）而从事耕作的。但是也有重大的例外，而且恰恰是当今——在这个时代中技术知识和其他资料特别迅速地变化着。经济学的理论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实：今天，许多农民不是像按照在他们的国家中已知的技术或者按照各种价格的状况对他们最有利的那样实施生产资料的结合、使用他们的耕地。因此，在这里没有完全实现在理论中假定的一个条件。必须在运用 理论时考虑到这种事实状况。 (62)
在我们的时代中，主观上的遵循与客观的实现经济原则之间的距离还在另一种关联中变成了有现实意义的和重要的。因为它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起作用，这种经济今日作为秩序形式而具有显著的意义。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问题是：在给定的满足需要的手段下，以及在给定的技术知识下，中央管理部门或者它们的机构如何能够每次都造出那样一个经济计划，它相对充分地满足了设定的需要？例如，为了满足中央管理机构设定的需要，是建筑一条铁路还是建造一座发电厂更有益？或者：应该在什么地方建造那座发电厂以及应当使用哪一种技术？
集中管理的经济并不拥有工具以便从惊人数目的各种可能的计划中每一次都挑出那最有利的经济计划。它缺少“稀缺测量器”，这种测量器为客观上实现经济原则所必不可少。因为像微小的“自给经济”所实施的那种自然评价由于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巨大而带来了错误的评价。而规定价格同样不可能成功，各种价格本应正确地表达各种物品的各种稀缺关系。 (32) 因此，集中管理的机构以某一种任意性来选出应当实现的那些计划。它砍断它不能解开的戈尔迪之结。——应当从哪里为新建一座发电厂的土方工程搞到那5000个人？中央管理机构把它们从该行政区的农业中调遣出来，而不能够算出，物品的损失是否在这里最小，从而是否在客观上符合经济原则。
因此，就是集中管理的经济的领导也想根据经济原则来制订计划和控制经济过程。它尤其想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耗费来达到它的目的。但是，它每次选择的各个计划是离最有利的计划较近、较远还是很远，则是偶然的事。那些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秩序（例如20世纪的各个战争经济）表明，实行了的各种经济计划离开经济原则是多么之远，在实际的经济中问题又是多么严重。对于科学来说，得出的结论是：它只能以十分的谨慎来把从分析集中管理的经济模型中得出的各种理论原理运用到那种具体的过程上，这种经济过程运行于集中管理的经济的性质占优势的一种经济秩序中。它应当注意：实际上，对于一切过程的集中的理性的计划与偶然的因素一起 标志着对这个经济过程的控制。
2．如果依据“人们对物质物品的需要的全部状况的灵活性”去考察他们，那么就会查明，他们根据两个原则行事：不是把各种需要的水平看作是“可动的”，就是它对于较短的或较长的时间是接近于“始终不变的”。（因此，这里重要的并不是个别的需要的变化。）两种行为彼此向对方转化。同一个人有时以这种、有时以另一种方式行事。但是差别存在着。它表现在各个经济计划和各个经济活动中，并且它因此而在国民经济学上是令人感兴趣的。
根据第一个原则行动时发生的是下列的情况：厂家的领导者 以扩大生产来对价格上升作出反应。例如大的农场主。更好的农业价格促使他强化种植、连较坏的土地都耕种，投入更多的劳动，这样来提高他的收入并由此而更充分地满足他的需要。价格下降时他相反地行事：粗放化、减少产量、降低供给并且总的降低他的需要的满足。
但是，如果厂家的领导者按照第二个原则行事，那么他就会做得如下：他的产品的价格上升并不促使他去扩大生产。因为他只想满足物质物品的始终不变的需要，并且为此而需要始终不变的实际收入，他甚至会在他的产品的价格上升时减少生产。没有疑问，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农业中，特别是在农民经济中并不罕见地出现过这样一些情况。歌德讲述的那些手工业者也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通常有着理智的意识，不比他们为争取快乐的生活而最多需要的工作得更多”。更好的价格促使了他们更少地工作。现在他们花费较少的劳动就挣到了他们的生活费。他们绝没有像可能错误地推测的那样由此而违背了经济原则，因为就是他们也试图以尽可能少的价值耗费来取得他们的这种被看作始终不变的生活费。
那些想满足水平始终不变的对物质物品的需要的厂家领导者们对价格的下降作出相反的反应。就是这个事实也值得注意。在19世纪中期，当在工业化的运动中家庭手工业者的各种织品价格下降时，许多家庭织工就是这样增加了他们的商品供给。而在1927年爆发的严重的世界农业危机中，许多农民试图通过扩大现有的那些劳动力的功效并且通过这样提高产量来对付各种农产品价格的下跌，以便使他们的家庭的收入和需要的满足不降低到一定的水平之下。然而这种行为也遇到一个限度：如果各种价格（比方说在追加的供给的压力之下）总是继续下降，那么这样一些厂家就会在耗尽劳动的各种储备时，变得不可能长此下去地凭借更多的劳动，哪怕只是接近于保持住旧的生活水平。
两种原则的差别在家计 上表现如下：在需要可变动的情况下，工资水平的上升促使工人更多地劳动或者让至今为止没有从事职业劳动的家庭成员们去工作。这确实比过去更值得。因此，这个家计需要的满足水平既由于工资的提高也由于更多地投入了劳动的各种服务而提高。随着工资的上升，家计供给的劳动力增加了。当工资下降时则相反。
但是，如果家计的领导者根据列举的第二个原则行事，那么他就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供给随着工资下降而扩大，以便不让压低物质物品供应的水平。工人自己和他的家属们寻求更多的工作。（当各种需要的消费品价格上升时，就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在不变的货币工资下，实际工资因此而下降。那时工人就力求通过更多地从家计中投入劳动力来抵挡生活水平的紧缩。）——正是这个例子可以表明，同一个家计可能部分地按照第二个原则行事。工资的下滑起初可能推动减少家计的劳动供给。但是，如果工资总是继续下降，那么反应就会从某一点开始发生变化：这时劳动的供给重新上升，以便至少维持物质物品供应的一个一定的低水平。
两个原则的区别也出现于这样一些经济构成物之中：在它们当中集中领导的经济的 各种要素占统治地位。例如在那里，如果按照第一个原则做计划和行动，那么一种技术上的发明就会导致更大地满足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但是，领导也可能把共同体各个成员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看成一种接近于始终不变的计划资料，并且在这时把发明使用于向它的这些成员们要求更少的劳动小时。
无论如何，在任何时代的实际的经济中都实现过两种行为方式。因此，国民经济学不能限于比方说把各种需要的一种可变动的水平简单地看作规律，而是它必须（特别在从理论上研究交换经济中的供给时）同样注意人按照第二个原则的经济行为。否则就会像在最近的世界农业危机期间表明的那样，理论的装置可能在它运用到某些具体问题上时失灵。
为什么 人们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具有一种可移动的或者始终不变的水平——只有在当时的全部历史状况的范围内才能够为各个个别的民族、为各个阶层以及为一定的时期回答这个问题。 (63)
3．另一个区别并不是更不重要：集中领导的经济占优势的一个共同体的或一个厂家的领导者，要么他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得“尽可能高的纯收入”，要么他力图给那样一些人“尽可能好的供应”，这些人在他那里工作或者他供应他们。他要么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要么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行事。在实践中也常常寻找在两个原则之间的一条中间道路。（也许几乎不需要再一次特别地强调：在两种情况下都应当满足需要。）
一个主要是属于集中领导的经济 的类型的共同体，就像比如说早期中世纪的徭役庄园那样，可以用双重方式来领导。它的经济领导可能主要是根据领主和他的家属们的各种需要来安排的，或者它也可能更强烈地考虑到奴隶、半自由民和所谓的自由的有劳役义务的农民们的各种需要。在这里和在任何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对于经济领导来说都存在着设立经济目标的一定的自由。当然，领导者必须至少给下属们分配那么多东西，以便使他们在经济上的效率能力不至于降低。但是，他常常能够在限制自己需要的满足的情况下通过更大量的分配而显著地超过这个下限。对种植的各种作物的选择和一般说来的经济计划，各自遵循的是“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还是“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而在其所有部分上都显得不同。从埃及、古罗马或中世纪早期的历史中已经知道，埃及的农民、奴隶或有劳役义务的人们的状况是多么厉害地取决于主人们的那些较大的或较小的要求。
这两个原则的这种差别在交换经济中以另一种方式起作用。而且它是否和怎样发生作用在这里取决于市场形式 。根本的首先是完全竞争与供给或需求垄断之间的区别。让我们设想一个厂家，它在所有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下，因而它把各种生产资料和各种产品的价格都看成是计划资料。正如不必在这里更详细地说明的，它的产量这时是如此之高，以致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当它生产这么多的时候，它根据“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但是（而这个 恰恰是重要的）：它由此而恰好生产了那么多，就像它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以遵循“尽可能好的供应原则”所能够生产的那样。因为如果它再更多的生产，那么追加的各个单位的成本就会增大到实现了的价格以上，由此消耗的价值就比生产的更多，从而违背了经济原则。因此，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形式下，是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还是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行事，这是无所谓的。在完全竞争的压力下，在两种情况下生产和出售的同样多。然而在供给垄断的市场形式下，则根据这个还是那个原则行事，差距可以是显著的。在这里显露出竞争与垄断之间的一个理论上令人感兴趣的、经济政策上极为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到了，垄断者把他预期的市场另一方的各种反应作为资料而投入他的经济计划中使用。如果他遵循尽可能高的纯收入原则，那么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他就会生产那么多，以致他达到了古诺点：实现了的、强加于市场的价格总是高于生产的边际成本；对顾客们的供应总是少于它（不违反经济原则）所能够达到的。但是，如果使“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发挥作用，那么垄断者就会将价格规定得如此之低，以致它等于边际成本，而对顾客们的供应则比他按照另一个原则行事时更多。例如，一个作为垄断者向一个城市的居民们供应煤气的煤气厂是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还是（自愿的或被迫的）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的原则来经营，这绝不是无所谓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各种煤气价格更低，该城市的煤气供应更好，这是一个在经济宪法政策上也是重要的结论。
就是在需求垄断的情况下也表现出这种区别。一个光学器具工厂是对一个小城市中的工人的需求垄断者，它的厂家领导在遵循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时能够把工资压到一个不能精确说明的下限。但是它不是必须这样。它可以根据对它的工人们 的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的原则行事，而这时它支付的工资就会那样高，以致它们大约相当于边际工人的产品。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当这个工厂本身是光学器具市场上的垄断者时，差别就可能是显著的。那时对于厂家的或国家的社会政策来说就存在着一个显著的余地。 (64)
现在，回顾满足需要—赚得原则这个对照法就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这里表明：它徒劳地试图把握的人的行为上的那些事实状况和差别，都被我们刚才谈过的那两个 对照，也就是运用号码2和3描述了。
4．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人为长久的时期（比如说为几十年）制订经济计划。他储蓄是为了照顾未来。他在青年时候就已经想到了晚年的需要并且根据它来安排他的经济计划和他的经济行动。最初的基督教徒们则不同地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相信天国即将来临，不为以后的时期而操心，用国民经济学的语言来说：他们的经济计划是短期的；他们没有想过较远的未来的需要。应当从这个角度在整个历史中区分两个类型的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长期的 和短期的 做计划的人。
在一切时代都有过这两个类型：除了有着他们的深远的经济计划的19世纪末的市民之外，也有过带着他们的少数几天的经济计划的放荡不羁的艺人和流浪汉。但是在某些时代中，这一个或者另一个类型占优势。
我们已经在我们研究的不同地方发现，日常的经济过程是多么厉害地取决于：人是仅仅考虑到当前的需要，还是他或强或弱地考虑到较近的和较远的未来的需要。由此而一起决定了生产的装置的结构和物品供应在现在和在将来的分配。例如，突尼斯的柏柏尔人在一般情况下只做十分短期的计划。他只劳动这么多，以挣得他少数几天的生活必需品。他几乎不储蓄，并且几乎不投资；如果他有一点钱，那么他就不工作，而只有当钱差不多用完时，他才又开始工作。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短期地做计划，那么在地球上就会只有一个极小的生产装置，而物品的生产则会很小。与此相对比的是，在欧美文化圈中的企业和家计的领导者们投资并且储蓄，他们更长期得多地做计划。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生产装置。集中管理的经济体的那些领导通常根据极为长期的计划来工作。在印加帝国中已经如此。在这种类型的现代的经济秩序中的各个集中的管理机构也是如此；它们以这种方式在建设发电厂、高炉等方面计划并实施极为巨大的投资，相反地却让居民的当前供应退居次要地位。
因此，对于经济的事实上的进程以及对于物品的供应来说，各个经济计划在时间上影响的范围是极其重要的；而各个投资的大小就取决于这种影响范围。在研究所有的 具体的经济问题时都必须注意这个事实状况，不过，概述过的那种理论装置已经考虑到了这种事实状况。
5．20世纪初的德国农民就是在各种产品价格下降，他的全部经济状况恶化时，也仍然留在他的庭院里。他忍受收入的损失或者试图以更多的劳动来抵抗它。只是在农业与工商业中的收入可能性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大时，他才背弃农业。合众国的大多数农场主的行为就完全不同。一旦各种价格关系变得不利并且看来好像不再值得继续经营农场，他们就为他们的农业企业寻找别的更好的土地，或者到工业中去，也就是撤出。
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有力的约束把德国的农民束缚在他的庭院上，而美国的农场主则还具有某些灵活性和不安分，这些是北美大陆最初的白人移民们所具有的。就是态度上的这个 差别对两个国家中的经济过程来说也是重要的。必须了解它，以便从差别上理解德国和美国的农业和物品供应。
当然，科学也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这样的和类似的无法估量的事物，它们决定性地一同塑造了各个民族的经济生活。我们这样做是通过我们在构造具体的经济秩序上把它们看作一种资料，也就是看作经济活动的一个条件。对于理论分析来说，它们在我们的顺序中属于第六种资料：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
C．从所有这些中得出：类似于在研究各式各样的经济形式 时那样，我们必须排除有关经济人 的那些通常的、磨损了的模式，以便察看经济中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是什么样子的：13世纪后期在于培恩或佛罗伦萨的或15世纪在纽伦堡的商人，或18世纪德国的行会成员或同一时代的普鲁士农民，他是如此地不同于19世纪后期的农民。或者是18世纪北美的教派成员或今日日本的农民。必须从其特殊的精神的、自然的和政治的环境上理解他们所有的人以及他们的经济行为；而我们必须谨防以迅速构思的现实类型（例如像按照满足需要的原则进行经济活动的“中世纪的人”，或者被赚得原则统治着的“资本主义的人”）来塑造侏儒。必须“也在这里自觉地放弃任何划时代的一元论”（A．吕斯托夫）。如果我们面对历史上的那些实际的人，那就会表明：我们对个别的人的历史个别性的观看越是直观 ，就越是能够强烈地看到 ，他在经济上作计划和行动方面的行为既是恒定的 ，又是多种多样的 。任何一个忽略了这一面或者另一面的描述都是错误的。因此，科学必须把两个方面都搞清楚。它这样做是通过它指出，所有的人们——只要他们在精神上是健全的——总是并且到处都是按照经济原则行事的，而恒定的东西正在于此。（历史主义的观点是：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完全改变着自己。这种观点与各种事实相矛盾。）另一方面，应该确定那样一些标志，它们造成了人们在他们的经济行为上的差别。突出五对对立做到了这一点。它们合起来（在组合之中）可能足以刻画历史上的具体的人的特征，只要人的行为在经济上是关系重大的。
还应该以少数几个例子表明，必须如何 进行这种组合。众所周知，在古代末期，古代的人们的宗教的和精神的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是世界历史的那些十分重大的宗教的—精神的革命之一。从经济上看，与过去相反，极其众多的人这时不想无限度地赚得，而想满足一个始终不变的、简朴的水平的需要，以便为礼拜赢得时间并且为上帝之城做准备。从而是在我们的序列的第二点上的一个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是（第三点）：人们在经济上不想再达到“尽可能高的纯收入”，而是想达到“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同时（第四点），各个经济计划涉及得不像过去那么远；新的无法估量的事物的各种束缚比过去更强烈地发生作用，而只是在第一点上行为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但是，人们没有改变地按照经济原则行事。另一个例子：今日美国的一位企业家A如何不同于一位法国的农民R？（1）A客观上按照经济原则行事，（2）具有无限的需要的一种可变的水平，（3）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4）制订深远的经济计划，（5）此外很少扎根于经济的纽带中；（1）法国的农民R只是在主观上按照经济的原则行事，（2）有一种始终不变的需要水平，（3）但是，通过他同样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的原则”行事，他得以满足这些需要，（4）他同时又为较远的未来操心——虽然是以别的、风险少的方式，（5）并且此外又有力地受着无法估量的事物的支配。
绝不应当用这样一种精确的标记激励历史的生活。由此将会完全误解了国民经济学的任务。例如，绝不应当用这样一些标记来从其整个的范围上描绘古代晚期所发生的那个巨大的精神上的转折。这简直是一个可笑的要求。也不应该用那另一个例子来从其多种多样的无所不包的历史根源上去描述法国人与美国人的区别。应当而且必须达到的是别的东西：把握各个个别的人、个别的时代或个别的阶层和民族的精神的—心灵的特点对当时的具体的经济过程所发生的各种作用。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如何是可能的：经济计划和行为的恒定性 在一切时代和民族中都按照经济原则而发生，这种恒定性允许并要求构思和使用唯一 的一个理论装置。但是，与此并列而变得可以在经济行为中看得到的多种多样性 ，部分地要求扩充这个理论装置（就像从B．2—5所得出的那样），或者还要求在运用它时要慎重，像从B．1中得知的那样。具体的经济形式的极为巨大的多种多样性是以形态学的体系来掌握的，而通过突出这几对对立则使科学地把握人的行为的多种多样性得以成功。
这样就有了可能去把对宗教的、精神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心灵的变化（就像比方说在基督教产生和进行斗争的时期中那样）的历史的理解与精确地认清这样一些变化对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各种作用联系起来。 (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