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第一章中，已将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作为断面，并分为三种，且做了形质上的说明。本章的目的，是要论述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朝怎样的方向变化，为怎样的法则所支配。
（一） 某一时代的集合意识之传播，是为“暗示”的法则所支配的。暗示，无论是感觉，无论是观念，是意志，还是复杂的情操，都是指甲传播于乙而使之踏袭的一种方式。暗示法的最明显的证明，可以见之于被催眠者。对他们说“水热极了”，他们即便是抱着冰罐，也像抱着热锅一样感到发烫。把羽毛置于手掌上者，若暗示其分量很重，也会产生九鼎不堪其重的感觉。这种现象是人所共知的，这方面有专门的书，举例甚详，在此不必多说。处于常态的人，也往往容易接受这样的暗示，这似乎也是事实。据某医生的报告，曾经有一次要对一个神经质的女子做手术，为准备施以麻醉剂，而为其戴上假面，尚未用药，她却已陷于睡眠状态，失去知觉了。常人是最易接受暗示的。特殊的人不说，儿童最易，而女子次之。普通的男子，虽要好一些，但无疑也存在这种情形。帕斯卡尔说过，倘若我们每次都叫一个人为傻子，仅因“每次”，便足以使他把自己当作傻子。仅仅是他人说我是傻子，便足以使我相信自己是傻子。人就是这样被造就的。
以上所说的，虽然只不过是依靠暗示的方法，在想象世界中制造事实的特殊场合，但是我们要将暗示的意义加以扩展，那也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常人，也是不断地受着暗示，并在改变自己的意识。
要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再回到“焦点波动”的问题上来，考察F向F′推移的情况。我并非这方面的专门家，竟要谈这个问题真是勉为其难，正好比是离开河流而困于辙下水坑的鲋鱼。但因这个问题与全章的主旨有关，作为门外汉，也有必要略陈卑见。
我们可以假定，当把F作为意识的焦点时，与其相应的脑的状态在C。而F向F′推移时，C也必然随之而推移到C′。不言而喻，意识，无论区别得如何细致入微，也终不能变成脑里的物质状态。但是两者的关系，在任何精细的变化中，都发生相应作用，并相互说明。这与其说是当然，不如说是必然的假定。若是这样的话，那么C就是产生C′的一个条件，而C′是相应于F′的脑的状态，所以C又是产生F′的一个条件。而C没有不受任何刺激（内、外）而推移到C′的理由，所以产生F′的必要条件，便要归到C和S之间的相互刺激了（若说“刺激”一词不恰当，无妨改用其他词。）此S的性质虽是未定，但如将它限定为一种是不合理的，故而推定为多种。在强弱的程度上，性质不同的S冒犯C时，在任何时候，C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难易程度逆S而动。对某种S反应快而且强，而对另一种S，反应则是迟而弱。在此，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C自身有着显而易见的特殊指向。这种具有显见的特殊指向的C，拥有选择两个以上的S的自由时，最先便选择最符合其指向的S，与之抱合，而构成C′。而构成C′的结果，便必然意识到F′。而我们既然住在这个现象世界，支持身体脏器的活动，那么此S，便明显地要从外部和内部，时时刻刻试图侵犯C。因而C之推移到C′，便不得不排除许多S的阻拦。许多S被推开时，最适于C之倾向的幸运的S，便抱着C而生出C′了。试将这一过程，翻译成有关意识的语言，便可以表述为：F推移到F′时，都不得不经过与S的斗争。而此S，也可以从具有意识内容的方面去看，所以上面的命题，也可以改为：F推移到F′时，都不得不经过与[1]的许多斗争。不是指存在于焦点者，而是存在于“识末”或“识域”以下。如此，当F移到F′时，接到许多的请求，而采用其中之最优势者，或最适合于F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意识焦点的推移，似乎可以说是受暗示法之支配了。原因是，F′不是突然追上F而跑入焦点的，在我们明确地意识到它之前，已经在无形中被暗示了。
（二） 我们已经假定了C的指向，又假定了S的强弱。而且假定S的性质是有差异的。假定C的指向的同时不得不假定F的指向。假定S的性质差异和强弱程度，同时于F′也不得不做同样的假定。从这些假定出发，我们可以得到两三个演绎推论，而这种演绎推论不但要征之日常的经验事实，而且要将其范围限定于文学。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饶有兴趣的结论 ——
（甲）不加以强有力的S时，F便随着自己自然的指向，而移至F′。而所谓自然的指向，不过是说，按照自己多次重复的经验之次序，而移到了多次经验的F′。换言之，我们的意识推移，常常是习惯累积的结果，是由习惯所造成的秩序而反复进行的。例如一辆人力车进入我们的焦点时，我们便按习惯的结果，把车夫置于焦点。而普通人的意识常态中，是不接受特别之S的，所以大多只是按照这种倾向而推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识可以说是从模拟出发，有约束地向前进步的。所谓“模拟的意识”和“约束的意识”，其内容与次序大体是一致的，所以无妨相互替代。将其应用之于文学而加以说明时，其例证举不胜举。例如看到“鸟鸣”之后，便非想起“东方之天空”不可；说到“今日”，似乎一定随带“天朗气清”。对此，后文还将涉及这个问题。
（乙） F按自己的指向，在上述的场合最容易到达F′。否则，一般都是选择抵抗力最少的F′而移过去。也就是说，在许多的暗示中，选择对自己损害最轻微的F′而置之于焦点。对自己损害最轻微的，在某些方面也应该是与自己有所接触的，所以也可以推想，F所要移至的F′，总是在某些方面与F有类似之处（“能才的意识”和“模拟的意识”之关系，类似这里说的甲条与乙条的关系，这是读者可以理解的）。既然明白了F和F′因有类似性而便于推移，那么，上述的所谓“文学的手法”，何以有必要、何以进入作家脑中、何以给读者以快感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到解释了。我们在前面将四种联想法作为文学的手法，而考察其特性，也不过是借助一种F′来说明相关性的F。所谓“说明”，究竟对F的部分做怎样的说明呢？这个虽不得而知，但既然能说明之，那么作为F′的材料，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F，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既然是类似，那它对于F的指向的抗拒一定很小，而成为F的最容易转移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手段之所以有意义，不仅仅是把F′加在F之上以扩大效果，而且是因为便于推移，才将其按次序加以排列的（如上所述，第四种联想法只是按音序而排列，其效果在性质上与前三者大不相同；然而若从一定意义上便于推移这个角度来说，也不必将其作为例外）。在四种联想法中，调和法、假对法，只要多少加以变动，也照样可以应用，故略而不论。至此，我们便达成一种结论了。即：F的推移不可突兀，而应遵循次序之便。关于此结论怎样支配其他论述，后文还要有所论列。
（丙） F有一定的指向时，不能完全按这种指向朝着上述“甲”方向发展，或不能为了满足这一指向而朝着上述“乙”发展，而想推移到完全无关，或性质上相反的F′。那么这个F′，在无视F的指向这一点上，肯定是很强烈的。不然的话，就不得不等待F的发展递次循行、自消其势了。试想一想上文（一）所论述的情况，当起居坐卧之际，谈笑欢乐之时，取我们的意识相连续的部分来考察，朝朝夕夕的例子不难得到。至于说这种情况“甲”或“乙”孰多，这大多有赖于个人之禀性，但身心活跃的人比其老朽退化的人，似乎更敢于进行这种推移。而就构成这种推移之过程的F与F′而言，对任何人都有共通支配作用的是F和F′，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对照的。在认定其共同之处时，在F′、F″、F′″……Fn中，给予最强烈刺激的，必然是与F构成对照的F′。在上述的“乙”的场合，因为带有类似的性质，可以不逆F之指向而走上焦点者，在这种时候却不然，因为带着与此对照的性质 —— 因其刺激最显著 —— 而对F加以袭击，占领其根据地而成为F′。在一个时代，时运推移的这种消长且不说，而在文学上举出就近的例子来证明，则是我的责任。为了说明“乙”的情形，我用了四种联想法和调和法。现在要解释“丙”的场合，照样举出我所谓的“文学的手段”加以论列，我相信这有助于读者明白两者的关系。我把“对置法”作为文学的手段的第六种，而把“对置法”又分为“强势法”、“缓势法”、“假对法”、“不对法”四种。“假对法”属于“乙”的场合，故在此没有讨论的必要。至于“强势法”和“不对法”（尤其是强势法），似乎可以说，完全是基于这种推移法的一种手段。“强势法”的主旨虽然是在F之后置于F′，并以对照而扩大后者的价值，但所以扩大之，无非是因其刺激之强烈，而其刺激之强烈，无非是F′压倒了F。换言之，是便于F推移到F′。至于“不对法”，虽多少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可以用同样的论旨加以解释，为避冗繁，此处略之。在上文（二）所论及的情形，严密地说似乎不成问题。因为假定没有关系的或相反的F′，欲取代F时，须待F的发展递次巡行而自行消耗其势力。F的发展递次巡行，意即F是A而又是B，所以F推移到F′，这中间横亘着许许多多的A、B，不能视为两者之间的直接的推移。然而假如我们稍微变化一下观察点，从其他方面解释的时候，作为事实，在这种场合就值得我们思考了。既然假定F消耗着自己，就似乎就意味着F的推移，但是若假定F的焦点依然未动，而F′却已徐徐地从“识域”出来下到“识末”，又从“识末”渐次走上焦点，那么，两者的关系，从结果上看去，可以说是同一的了。禅宗有顿悟者，接受禅宗学说，自己近于悟而不自知，多年修养之功，一朝机缘已到，俄然间天地一新。此种现象不限于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可以遇见这种状态（因为我们不承认我们对禅赋予了这种特别的权利）。只是因为变化到来以前，为能自觉那正在内部蒸腾的新意识，一遇到这种推移，便说是突然。表面上是突然的，而其实却是逐渐的、徐徐的推移。就某个时代的大势而言，这种推移被视为反动。若按这种解释，“反动”便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的了。就时代情势而看F的推移，现在不必详论。我们仍然只以文学界的现象而论之。上文在讲“文学的手段”时所说的“对置法”中的“缓势法”，大体是表现这种推移的。缓势法，无非是加F′于F，而削F之势。削其势，是表示F之过重（当F不动时），或表示F之过度（当F动时）。F过重的时候，与其对照之F′，便快速赶到焦点；F过度的时候，与其对照之F′，便应其度逐渐迫于焦点，与F之自我消耗的结果是同一的。在这里，缓势法，不但有缓和的效果，并且在F的推移上是最方便的。
我要探究综合意识的推移，先要回到为其基础的波动原则，说明其推移的法则，再证之以我所谓的“文学的手段”。而且可以看出我所列举的表现法，在此都可以得以运用。但是至于最后的写实法，因为不是以F′说明F —— 合两材料而成 —— 的方法，故而终于没有利用的机会。因为所谓推移，毕竟是F和F′两者之间的一种运动状态。
现在试将我们在此章所得出的推移法则概括如下：
（一） 我们的意识的推移，为“暗示”所支配。
（二） 我们的意识的推移，在一般场合，经过许许多多的的竞争（有时在F与F′两者之间也有竞争）。
（三） 此竞争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没有这种竞争之暗示时，我们便不过是 ——
（四） 依照习惯，或依照约定俗成，将意识的内容和顺序加以反复。
（五） 按顺序推移的时候，宜逐渐放松推移的急剧性（反动，表面上急剧，其实却是逐渐的）。
（六） 在急剧推移的情况下，可在前后两种状态之间加以对照（对照之外，有与此同等或超出同等的刺激时，则不在此限）。
“焦点波动”说，可就我们的意识的一分钟而言。可就一分钟而言者，也可就一小时、一日而言；可就一小时、一日而言者，可以亘乎一年、亘乎十年，贯穿一个人的一生。这便是我们的假定。可以贯穿个人一生的推移，那就可以贯穿同一时代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相互意识的推移，这也是我们的假定。最后，综合同一时代的相互意识的伟大意识，沿着澎湃的时代潮流，流下百年、流下二百年，推移发展，永无止境，同样也不违背此理，这是我们在卷首开章所假定的。当这个假定错误时 —— 事实证明这个假定已被现实世界否定时 —— 我的理论便根本上被推翻了，所以也就无复再多说一言半语。只是时时刻刻检之于方寸灵台，或年年岁岁观察自我与他人的径路，或进而考察一时代的精神，睁大眼睛，审视过去的历史，追寻时运消长之迹，便可知道我所假定的距事实并不远。那么，我就敢于把在上文中所总结出的原则，应用于自己的一生，应用于他人的一生，应用于自我与他人合一的一个时代，应用于一代一代的交替重叠，也可以应用于不可思议地运行着的浩荡的过去的历史 —— 几亿的民众，各自活动而又一同活动，共同活动而又共同推移，可怕的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只能用所谓“天命”二字来加以说明过去的历史 —— 也适用于“焦点意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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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在F上加以一个圆圈写成，意思是“圆圈内的F”，即特定领域和范围内的F，下文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