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谷川君(1)和我彼此只知道名字，此外不曾有过任何接触。我记得我入社(2)的时候也不知道长谷川君已是我社的社员。是什么机会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反正我入社之后的短时期内还没有和他见过面。然而长谷川君的家在西片町，我当时住在阿部老宅里，从住所来说，简直就在眼皮底下一般。所以，认真地说，我拿张名片去拜访一下，在当时的社会是极普遍的礼节，但是，对于这点小事我却怠慢疏忽了，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长谷川君的家在哪里，一直懒了下去不闻不问。不久乌居君从大阪来，主笔池边君邀请我们十几个人到有乐町俱乐部吃饭。我作为新来的社员，这是头一次和本社重要人物同桌共餐。其中就有长谷川君。当有人给我介绍“这就是长谷川君”的时候，我觉得和我以前想象中的本人相距甚远，吃惊的同时互相寒暄。开始，我看到长谷川君进来之后就和其他熟识的人说话，那时，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就是长谷川，只是以为肯定是一位重要社员而已。我从年轻时候就有爱作各种想象的毛病，但是，对于未知的人的容貌态度等等，并不在头脑中描绘。所以，对于长谷川君并没有别的什么鲜明的预想。尽管如此，但是我的头脑却默默之中有一个长谷川形象，所以一听到长谷川这个名字就会“啊”地一声。本来，如果解剖这个吃惊，不用说，那还是消极方面的。第一，我根本没想到他个子那么高，一副那么结实的骨骼，没想到他是一位膀大腰圆的人，也没有想到有那么宽阔的下颌。他的风貌不论哪一方面都可用“四角”两字作为特征。连脑袋都是四角的，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好笑。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小说《面影》，可是写出那样文采风流的小说的人，和现实的自然人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说他魁伟，未免有些夸大，不过总是和魁伟二字近似的。总而言之，毕竟不是一个手拿一枝细管笔，坐在桌前搞无病呻吟的人物，所以让我吃了一惊。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他的音调。老实说，我以为浮了一些。但是，发吕字音的部分非常沉着、稳重，音调宽裕，一点也不急躁，使语言沉稳有力。而且，介绍给我的时候，他只说了一两句话。他说的话现在自然全忘了，不过有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他决没有使用言之无物的空虚辞令。倒是双方都板着面孔，都低着头，自己如何不清楚，反正对于双方的样子却感到吃惊。因为是文学家，一说起奉承话就觉得对不住其他诸位了。老实说，长谷川君和我的致词并没打算说得那么极其简单了事，这都是大家预想之外的。
这个席上我没有得到和长谷川君交谈的机会，只是默默地听他的发言。当时我的感受是：这是一位颇有品位的绅士，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报社社员，更不是政客或军人，而是俨然处于一切职业以外的一位高品位绅士，能让人得到社交上的清新感。而且我终于悟到，这个品位并非来自门第阶级所产生的贵族们才有的东西，而是一半来自性格，一半来自修养。
有一天，因为有事我去了报社，走上脏兮兮的楼梯，走进编辑部，只见五六个人围着靠北窗的一张洋式台子谈话。除一个人之外其余的全是熟人，只是那个人背对着我，而且坐的是一把高靠背的椅子，穿一身灰色西装，此人是谁一时无法判断。我转到旁边一看，原来是长谷川君。我立刻就对他说：“有个事想问一下呢。”我刚把话说完，他就说：“啊，低气压期间，谢绝来客！”低气压何所指，不了解他生平的我当然是莫名其妙的，但谢绝来客四个字我听得明明白白，所以也就没有反问个为什么。我只是不假思索地以为，心情不畅便潇洒地说成气压低罢了，后来一打听才明白，他说的却是名实一致的低气压，如果自然气候的低气压不退，他的头脑就始终烦恼异常，难以自持。当时我也跟着他对着干，挂出来客谢绝的牌子。尽管这是由于创作上的低气压所至，但谢绝来客却是名实一致双方相同的，所以，足以把这块牌子卸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没有什么友谊的两个人此后好久没有面谈的机会。
有一天下午我去澡堂洗澡。脱了衣服想进浴槽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人正在洗，从那半边脸认出那是长谷川君。我喊了一声长谷川兄！他好像一直没有发现有人，等他抬起头来一看是我，不由得“啊”了一声。在水里我们并没有交谈。我记得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热。我擦过身体，坐在铺着草垫的走廊上摇着团扇纳凉。过了一阵长谷川出了澡堂过来了。他首先是戴上眼镜，看到我在这里便和我攀谈起来。我仍然记得，我们两个人等于全光着身子。不过长谷川君风采依旧，和同我初次见面就谈俄罗斯政党那时的情况毫无变化，依旧是慢慢地说话。这情况和赤着身子的现实很不相称。他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喋喋不休地谈他的头如何糟糕。因为去年有一次猝然摔倒，在稻田边上歇了好半天。他说，现在好些了。“好，还得实行谢绝来客吧？”他听了只是“啊……”了一声。“那就暂时先别去澡堂了！”我这样和他告了别。
当年秋天我从西片町搬到早稻田。由于迁居，我和长谷川君更不容易见面了。他的小说《面影》出版时，我便及时买来读了，我很感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直到今天我仍旧感动。只是我不能说明这里所说的某种意义，是非常遗憾的。不过，主要不是以评论该作品为主而写的，所以只好不说吧。）于是我写了信，从早稻田寄到西片町，表达了我的赞美之词。实际上他的脑病令人不胜同情之至，所以我只好干干这多此一举的事。他从来没有以文学家自居过，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所以，作为他的同行、同事，我的话对他一定有所慰藉，是否有此效果，反正我是如此自我陶醉的。从他一向耻于当个文人的观点来看，这封信也许确实多此一举。回信是一张明信片。写的话很简单：谢谢，待有机会面谈，……那时如何如何，等等。令人吃惊的是，《面影》那样细致的文笔，此处丝毫不见了。这个时候我才开始知道长谷川文笔的风韵，但是《面影》并没有成为一种文体。
从这以后我们又断了来往，再次相逢的机会是大致内定他去俄罗斯之后不久。大阪的乌居君请长谷川君和我吃午饭。地点在神田川。我记得，我们在旅馆碰头时，商量在这里吃吧在那里吃吧，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提出吃什么的问题。他还问我，中华亭这几个字怎么写。在神田川吃饭的时候他谈到去满洲旅行的事，当时他被俄罗斯人抓住关进班房。接着又谈了现今俄罗斯文坛不断的变化以及它的趋势，知名度高的文学家姓名（他谈到很多人，但是我一个也不知道），此外还谈了日本的小说销路很差，到了俄国之后译一些日本短篇小说的希望等等，总之，谈了很多。最后，他说想设宴招待来日的丹钦柯(3)，请我们务必作陪。最后，他说他不在的时候，请我替他照顾一下物集的女儿。这样，饭后就分手了。
和他见最后一面是出发之前的几天他来辞行的时候。长谷川君到我家来，这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走进客厅，看了看屋子，然后说，我觉得好像进了庙一般。只是专为辞行前来，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话可说，只是再次提出请我费心当作入室弟子一般照顾好物集的姑娘，以及对于此刻仍在北国的某人给以关心等等便回去了。
隔了一天我去答礼的时候，他不在家，没有见到。动身的那天我没有去送行。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在莫斯科的时候只寄过一张明信片来。那上面也诉了一通苦，说那里的冷实在受不了。我看看那张明信片，不胜同情之中也觉得有些可笑。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冷到把人冻死的程度吧？但是他把它看成足以冻死人的程度。长谷君终于死了。长谷川君不了解我，我呢，还没等到了解他，他就去世了。他在世的时候，我和他交往也许仅仅止于那个程度，或者说不定我们之间一定会有相处得更加亲密的机会。我只能把以上所说的长谷川君当作我记忆中的长谷川君，当作遥远的朋友，除此之外别无办法。他托付我照顾的物集的女儿我常常看到她，至于那位北国之人却从来没有联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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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长谷川辰之助，他的笔名为“二叶亭四迷”。代表作有《面影》、《浮云》、《平凡》等。1904年入大阪每日新闻。1908年去俄，任该报驻俄特派员。翌年因病回国，不幸死于返国的船上。
(2) 指入朝日新闻社任记者。
(3) 涅米罗维奇·丹钦柯（1858—1936），俄罗斯剧作家、导演。代表作有《最后的意志》等13部。后来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立莫斯科艺术剧院，功绩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