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决战中，我在马特尔战线加入了第一步兵师。北方的战斗是在山区进行的。我们乘车的时候不多，大部分时间都在走路、攀登、爬行。那些山都不大，但连绵不断。山上基本没有树木，易守难攻。但我们攻下了。
每个山脊后的山坡上都有德国人，他们挖了深深的散兵坑。他们面前的田野和牧场是可怕的，悄悄地埋着成千上万的地雷。前面的山坡是开放的，没有人占领，如果美国人想从山坡上爬上来，就会被机关枪、迫击炮和手榴弹成批地杀害。
因此，我们没有这样做。我们又采用了过去的战术，先用大炮粉碎敌人，然后用步兵扫荡山头，从侧面和后坡夺取它们。
大炮几乎昼夜不停地轰鸣。我们的部队把炮弹发射到后山的斜坡上，在部队面前设置了一道屏障。炮弹在离地面几英尺的空中爆炸，就连躲在散兵坑里的德国人都被炸死了。德国人不停地挖散兵坑，挖得很深，想要躲避炮弹带来的死亡。我们的炮兵真是轰动一时。这一次，我们终于在合适的时机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军官们告诉我，我们实际拥有的枪炮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
每个区域的所有枪炮都集中在一个点上发射，当我们把所有火力都对准德国人的山头，整个山坡似乎在喷火。炮火、烟尘和泥土，一片混乱。后来，有些德国老兵说他们从未看过这样的场面。
向步兵致敬——该死的步兵，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我喜欢步兵，因为他们处于劣势，是在泥雨霜风里奔波的大兵。他们从没有舒适的环境，甚至学会了在没有必需品的情形下求生。没有他们，非洲之战就不可能获胜。
我真希望你们能看到我看过的难忘的情景，哪怕只有一幕也好。我坐在刚刚占领的陡峭多石山坡上的一丛丛剑草中间，眺望着后面那片广阔而起伏的土地。一条狭窄的小径蜿蜒如丝带，穿过几英里外的小山，沿着长长的斜坡，穿过小溪，爬上另一个斜坡，再越过另一座小山。小径上，有一小队士兵。四天四夜，他们奋力战斗，吃得很少，顾不上洗漱，连觉都没怎么睡过。他们在晚上承受了猛烈的袭击、恐惧、屠杀，在白天又因为炮火的轰击而失眠、痛苦。
士兵们走在小径上，每人间隔50英尺（15.2米），方便随时分散。他们走得很慢，因为累得精疲力尽。这一点，从他们的背影就能看出来。他们身体的每一处线条、每一处下陷都在表明非人的疲惫。他们肩上和背上扛着沉重的钢制三脚架、机枪筒和铅制弹药盒。他们的脚似乎因承受过多的负荷而陷进了地里。
但他们并不是无精打采。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十分缓慢，清楚地显示出极度的疲惫。他们的脸是黑黑的，胡子拉碴的。他们都是年轻人，但身上的污垢、胡须和疲惫使他们看起来像是中年人。他们经过时眼中没有仇恨，没有兴奋，没有绝望，没有胜利的慰藉。他们脸上只有一种简单的表情，那就是，他们在那里，就好像永远都在那里一样，再没有别的。
队伍继续前进，似乎无穷无尽。整个下午，士兵们在山间穿行，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远远看去，他们像是蚂蚁，排着长长的队，疲惫地前行。看着他们，你感到痛苦，还有羞愧。
他们只是一些来自百老汇大街的家伙，也许你不会记得他们。他们已经远去了，疲惫不堪。他们的世界或许永远不可能为你所知，但如果你能看到他们，哪怕只有一眼，就在一瞬之间，你就会知道，无论在国内的人们多么努力地工作，都永远无法跟在突尼斯的步兵相提并论。
经过四天的战斗，我所在的分队在新拿下的山头休息了两天，两边的兄弟部队都跃跃欲试。
在休息之前，士兵们在后山坡上挖散兵坑。每个人都在挖。这是指挥官们不可侵犯的规则，没有人想要违抗。每当有人停下来，即使他认为自己快要累死了，也会在坐下前给自己挖个洞。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人体能够以如此快的速度从极度疲劳中恢复过来，人类的心境能够如此快地恢复到可以大笑、抱怨、胡编乱造和想家的状态。
他们设立了哨所，地上布置好了电话线，巡逻的工作也照常进行。然后，士兵们躺下睡觉，直到在酷热的阳光中醒来。
然后，他们成堆地坐在一起聊天。什么都没做，一天很容易就过去了。那天晚上，我们像是在过平安夜。天黑前，吉普车送来了邮件。然后是我们的铺盖卷。天黑了，热热的食物送到了，这是四天来的第一批。它们是在几英里外的流动厨房里烹制的，由吉普车用大的保温箱运到山脚下。士兵们把保温箱扛在肩上，在黑暗中沿着羊肠小道送到山上各个地方。
热腾腾的食物和热咖啡让士兵们顿时有了活力。吃饱喝足后，他们躺下睡觉，满足得让人心酸。因为疲劳，他们对身后彻夜轰鸣的炮火充耳不闻。山上没有蚊子，跳蚤也很少，但我们发现山脊上有许多可怕的蛇、两条腿的蜥蜴、蝎子、蜈蚣、个头过大的恙螨和食人蚂蚁。
天亮前，热热的食物又送来了。我们在4点时吃了早餐，然后开始新的一天。有消息说，晚上会有人来收信，所以大兵们坐在地上写信，但写起来很难，因为他们无法在信中说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
他们把水盛在钢盔里，几天来第一次洗脸刮胡子。他们被分批送去山谷中的小溪里洗澡。其余的人成堆地坐在地上聊天，或者独自在散兵坑里擦枪、看书，或随便放松放松。一批两个月前出版的《美国佬》杂志和一批两周前出版的《星条旗》也送了过来。有些士兵读侦探杂志和漫画书，它们是跟着铺盖卷一起送来的。中午，大家都打开了冷的C口粮罐头。他们把装在5加仑（18.9升）水罐中的冷咖啡放在阳光下晒热。
士兵们互相理发。理得好不好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有些人几乎脱得精光，躺在毯子上晒太阳。他们的身体晒得黑黑的，仿佛在迈阿密海滩过冬一样。他们头上戴着头盔的内衬，因为正午的太阳很毒辣。
因为之前在岩石上爬行，他们的膝盖蹭掉了皮。他们发现自己身上有些不要紧的伤口，打仗时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有些人脱下鞋子和袜子，脚上许多青紫色的伤处，涂着运动员常用的那种药膏。
我坐在他们身边，他们开始讲故事，既有趣又严肃地讲述他们的战斗。“我们总是遇到最艰难的情况，”他们说，“这是我们来到非洲后的第三场大战。德国佬真的很害怕我们。他们了解我们的装备，他们不喜欢我们。”
他们就这样聊天、吹牛、大笑，谈论自己的恐惧。夜幕降临，寒意再次袭来，天一黑，热腾腾的食物就送到了。接着，消息就传开了，命令是通过电话下达的。没有兴奋，没有牢骚，也没有渴望。他们早就料到了。人们静静地收拾行李，打好包，举起步枪，各自站队。
他们一言不发，像幽灵一样排成一列，沿着蜿蜒的羊肠小径缓慢地走着。他们的脚趾碰触地面，颤抖着，仿佛在嘶哑地咒骂。他们像鬼魂一样前行。在3英尺（0.9米）之外，人们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我们的大炮不时闪着刺眼的光，那一瞬间，一长串戴着黑色头盔的人影闪现。然后，黑暗和寂静再次吞噬了他们。看到这里，不知为何，你会被深深地感动。
我们营队分成两支队伍前进。第一支很早就出发了，他们接到命令，在凌晨3点攻打前面某个山头。另一支在午夜后出发，在黎明前到达某个受保护的干涸河谷，先隐藏起来，随时待命。我和第二支队伍在一起。
这么快就开拔，士兵们并不感到沮丧。他们只是接受命令。他们觉得自己在战争中的付出已经超过了自己的义务，但在他们心中，有一种触动人心的服从，无论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会去做。
凌晨1点，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铺盖卷和个人物品都被留下。我只带了我的呢子大衣，还有小铲子。我们分成两个纵队，在半英里（804.7米）的山坡上齐腰高的野草中前行。山坡上到处都是巨大的弹坑。我们必须用脚试探，绕开它们。草丛中藏着巨大的石块，士兵们跌跌撞撞地前进，时而连同沉重的装备一齐摔倒在地，然后骂骂咧咧地站起身来。
最后，我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小路，排成了一列。一开始速度很慢，因为我们跟第一支队伍里掉队的人碰上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因为一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停下来，只能坐在地上等待。
我前面的那个人，宾夕法尼亚州埃弗里特的二等兵李·霍金斯，背上背着一台50磅（22.7千克）重的收音机，外加两盒弹药。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在黑暗中艰难行军的。
几个小时后，前面的路似乎畅通了。我们排成一列，轻快地走着。我们不得不盯着地面，每一步都得看仔细。月亮升起来了，却躲在一片巨大的乌云后面，只露出一点亮光。我们聊了一些事，不多，又做了几次短暂的、无法解释的停留，然后纵队中突然有消息传来：“不许说话。往后传。”
从那时起，除了前面的德国大炮和后面的我方大炮的声音之外，我们默默行进。双方的大炮几乎不间断地开火。我们可以听到沉重的炮声，接着是炮弹射出时的沙沙声，它们在我们头顶上方飞快地飞过。这让黑夜有了一种奇怪的伟大之感。我不禁感到兴奋，在这紧张、跌跌撞撞的行军之中，我们穿过异国的黑暗，进入一片未知的世界。
如果一个人想要笑一笑的话，其实也不难。有一个士兵，手里拿着一台半导体，他从傍晚就试图联系前面的纵队。他的天线有些问题，一整晚他似乎都在走动，寻找信号。但无论我们在哪里转弯，无论在哪里停下，我们都能听到同一个声音，在徒劳的搜寻中逐渐变得可怜，它轻轻地呼唤：“利普曼呼叫豪威尔。听到请讲，豪威尔。”
夜幕降临，那个声音还在继续呼唤着同伴，就像萨罗扬戏剧中的一幕。
双方的炮弹一直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在几英里外的地方降落。突然，我们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了，因为一颗德国炮弹朝着我们呼啸而来。根据炮弹的声音，人的本能会告诉他炮弹离他还有多远。我们整个纵队都齐刷刷地趴倒在地。
炮弹在我们右边200码（182.9米）处落地爆炸，发出可怕的巨响。我们站起来，又有一颗炮弹飞了过来，这次落在了我们左边。我觉得浑身无力，其他人也是如此。
接着在左边，我们听到了德国的机枪声。我们总是能把德国机枪声跟美国的机枪声区分开来，因为它要快得多。队伍里传过来命令，让我们蹲下。我们沉默地坐了一会儿。又一个命令传来，我们都挤在草地里躲了大约5分钟，然后又继续前进。
在天亮前半个小时，我们到了要去的地方。那是一大片白色的岩层，大约有好几英亩，就在我们前一支部队已经战斗过的山脊后面。
指挥官告诉我们，在岩石中找个好位置，分散开来，马上挖洞。他不需要催促，我们挖得很自觉。几百码远的地方，机关枪响个不停，不时有子弹朝我们飞来。
我们收到的命令是用铲子挖洞，因为鹤嘴锄撞击岩石的声音可能会让德国人发现我们。我们低声耳语。白色的岩石就像鬼魂，我们看着它们时，觉得它们好像在动。我挑了一块L型凹地，旁边有两块膝盖高的石头，然后在它们前面挖一个洞。天亮时，我们都在洞里，大炮发射得更加疯狂，似乎把天空都吞噬了。
那时，我们已经24小时没睡觉了。我们躺在洞里疲惫不堪地睡着了，全然不顾身边的嘈杂喧闹，还有早上明亮的阳光。我迷迷糊糊快要睡着时，听到岩石后面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在恳求，在我听来好像有点颤抖，但仍然坚定地说：“请讲，豪威尔。请讲，豪威尔。”
突尼斯北部的大部分山地战斗都是在晚上进行的，在月光的阴影中。对我来说，军队是如何在一片黑暗中徒步穿越他们完全陌生的坎坷、无路的乡野，一直是个谜。
部队前进和我想象的一样困难。速度很慢——每小时走上1英里（1.6千米），已经是很快了。士兵们通常只走成一列。他们不是在行军，只是在往前走。每个人都必须小心翼翼地下脚去感受前面是什么路。当然，他会摔倒，会踩进坑里，或绊倒在电话线上，或者脚趾踢在岩石上。他会倒下去，又站起来，接着往前走。他试图与前面的人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样就可以模糊地看到对方的身影，跟在后面走。在夜里保持前行，跟在暴风雨的夜晚在海上航行一样艰难，因为一切都是在完全的黑暗中进行，没有任何地标可以参照。
纽约的德里斯科尔上尉说：“我们的步兵中也有小精灵[1]。最坏的小精灵就是能移动大山的那个。我们在黑暗中朝着某座山出发，在前进的过程中仔细检查一切，好不容易走到跟前，小精灵却把那座该死的山移走了，哪里都找不到。”
纵队的领头人是“向导”，他们白天巡逻时探好了路，记住了主要的道路、山丘和沟壑。此外，纵队最前面还有一个拿着指南针的军官，如果有疑问，他就蹲下身子，用毯子罩住自己，用手电筒照看指南针上的方向。
还有许多“向导”分散在纵队之中，以防后面的人掉队。此外，领头人还会沿途留下标记，通常是每隔几百码就留下一些白色的地雷标记带。这一次，白胶带用完了，所以他们用了外科医生的白纱布。有时，他们用厕纸包上石头，放在路边做标记。
尽管如此，每个队伍还是有两三个糊涂虫迷路掉队，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在山上四处找人打听自己的队伍在哪里。
进入新地界的纵队会布置好自己的电话线路。你们或许知道，陆军的电话线都是布在地上的。我们用的电线非常轻，即便像我这样的小个子，也能轻松在胳膊下夹上一卷半英里（804.7米）长的电话线。在我们出发的第一个晚上，我们随身带了两英里（3.2千米）长的电话线。在用完了一个半英里长的电话线卷轴时，我们联系上了一部战地电话，并致电给营地总部，告诉他们我们走了多远，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以及他们是否有什么反对意见。电话线又铺上半英里后，电话就响了。
德国人很擅长一件事，那就是挖掘和伪装他们的火炮发射阵地。有一次，我们把德国人赶下山时发现了一枚88毫米的防空炮。战斗结束后，我们回来取大炮，却怎么也找不到那该死的东西，虽然它显然还在那里。
他们还在山坡上挖洞，把机枪和狙击手留在洞里。德国人撤退时，这些人就躲在岩石山坡上，躲在我们的部队中间。我们占领山头后，他们就在我们后方开火，当然，他们也是自取灭亡。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他们。
我们占领了那座山后，两个德国机枪手待在他们的小防空洞里，连续射击了三天，尽管我们的部队在山坡上到处宿营，睡在离他们只有几英尺的地方，每天经过或越过他们机枪所在的位置几十次。
德国人有个本事。他们会挖一个大洞，用山坡上的岩石盖着，留下一个刚好可以开火的小洞。他们会留几天的口粮，一直待在那里直到被俘。他们的藏身之处与山坡上任何一处并无不同。我们会经过它，甚至站在它上面，却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一旦发现了，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不把岩石砸碎，就没法把枪手弄出来。
在突尼斯某个难忘的白天，3000到4000枚的炮弹从我们头上飞过。诚然，它们中的许多只是经过我们，会落在别的地方，但也有足够多的炮弹，会让我们在这一天结束之前伤心欲绝。就在附近，一场战斗正在我们左边几百码处进行，地雷在我们右边炸毁我们的吉普车，德国机关枪的子弹不断飞过，令人恼火。
那天，我的衣服被嘲笑为“预备装”。但当我听到经历过四次大战的士兵们异常严肃地说：“兄弟，你的衣服都皱巴了！”我觉得我宁愿彻底退役，也不愿做预备役。
那一整天，我们就好像是炮弹和子弹的十字路口。一整天，枪炮彻底包围了我们。这个包围圈的3/8是德国的，5/8是美国的。我们的炮火正在轰炸前面的阵地，德国人正在轰炸我们后面的阵地。炮弹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呼啸而来。14个小时的白昼中，我觉得头顶的天空没有一分钟是安静的。
枪炮离我们很近，即便是在嘈杂之中，声音也显得十分凶残。除了枪声，我们头顶的天空中充满了炮弹的轰鸣声。人们看不到炮弹，除非发射时他站在炮口附近。但是炮弹发射时发出巨大的声音，人们似乎不可能看不见炮弹。有些炮弹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发出巨大的声响，有些则只是单调的嗖嗖声。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声音。我听过的最接近的是把棍子往水里戳的声音。
有些明显有缺陷的炮弹，变形并发出奇怪的声音。我记得有一个听起来像是个火车头，以每小时40英里（64.4千米）的速度驶过。另一个则发出有节奏的敲击声，好像在翻过来掉过去。它飞过之后，我们都笑了。
他们说，人永远听不到即将击中自己的炮弹的声音。幸运的是，我并不知道这一点，但我知道，炮弹落得越近，能听到它们声音的时间就越少。那些落在离人不到100码（91.4米）之处的炮弹，爆炸前一秒人们才能听到。这种声音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恐惧，不仅仅是害怕，还混杂着极度的绝望。
每一次飞过来的炮弹似乎都会击中自己。闪避是本能，我已经不知道该不该闭上眼睛了。我知道的是，我变得如此虚弱，腿都软了，过了10多分钟才恢复正常。
炮弹离我们太近，连老兵都会吓得跳起来，和新手一模一样。有一次，我们听到空中同时有三发炮弹向我们飞来。我不能说我的虚弱程度是往常的三倍，但在它们都安全地落在100码（91.4米）外后，我知道，我不得不嘟哝着拼尽全力才能拿起一块苏打饼干。
有时，敌人的炮火稍稍安静一点，我们以为德国人正在撤退，直到突然，一片令人发指的炮弹轰鸣声、迫击炮爆炸声甚至机关枪声把我们吓一大跳。
傍晚时分，战况平息下来。据说敌人在后面的几座山上。我在士兵中间闲逛，他们有的坐在散兵坑里，有的站在散兵坑外。有人跟我说了一个新兵奇迹般地死里逃生的故事，所以我四处找他。
他就是来自纽约秘鲁镇的二等兵马尔科姆·哈布林，一个24岁的农民，1942年6月才参军。哈布林是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安静得像只老鼠。他戴着银框眼镜，钢盔在他头上太大了。他在战场上显得很不协调。但在他的第一场战斗中，在埃尔盖塔，他却安然无恙。一枚88毫米的炮弹正好落在他右边，一块巨大的炮弹碎片从他的左臂和胸部之间穿过，把他的夹克、衬衫和汗衫撕成了碎片。他却丝毫没有擦伤。
他仍然穿着那件破烂的制服，因为他只有那一件。他给我看了衣服上的破洞，我们友好而平静地交谈着，突然，一阵巨响传来，一切又开始了。
哈布林跳进他的散兵坑，我正好跳在他身上。有时候，人没能及时听到炮弹的声音，一切都太迟了，除非那是一颗哑弹。它在我们前面大约30英尺（9.1米）的地方着地，从我们身边跳过。它离我们很近，近到我们差点能抓住，最后在我们后面不到100码（91.4米）的地方停了下来。
哈布林看着我，我也看着哈布林。我又有了力气，在他耳边促狭地说：“这就是你，还有你的死里逃生！”
当然，我和士兵们一样过活。我们的家在地上。我们在地上坐，在地上吃，在地上睡。几乎每个晚上，我们都换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从这座山到那座山不停地前行。建造新的营地，其实只不过是新挖一个散兵坑。我们基本上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子。没有人有两条毯子，许多人连一条毯子都没有。我在地上睡了三个晚上，没有东西垫，也没有东西盖。最后，我终于有了一条毯子，有了半个“避难所”。
我们好几天没有吃到热乎饭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粮，想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奇怪的是，我竟然没注意到没有热乎饭。送来的水是罐装的，但人们很少洗漱。
有时，我们在行军途中彻夜不眠，然后白天睡觉，直到炎热的太阳让我们睡不着。有些人直接睡在散兵坑里，有些人则睡在旁边的地上。因为这里的石头很多，大多数人用石头搭成石墙，来加固自己的散兵坑。
我们被88毫米火炮、47毫米火炮、机枪和坦克攻击。尽管我们拥有空中优势，还是遭受了无数次俯冲式轰炸。不过，德国人总是急忙赶过来，又急忙赶回家，所以总是瞄不准，炸弹在空地落下，没有造成伤亡。黎明时分，我们总是会被俯冲式轰炸惊醒。
在经历了炮击和轰炸之后，我认为密集的炮击是二者之中更可怕的。旷日持久的炮击让人无法忍受，我们看到许多人得了可怜的“焦虑性神经症”。
夜晚有时是美妙的。大炮轰鸣，天空一整夜都在闪烁火光。从地面发射照明弹，飞机上跳下降落伞，装甲车隆隆驶过乡野。德国飞机在天空中穿梭，寻找地面上的闪光之处。
黄昏时分，一群群的担架手出发，把伤员从前线部队中抬出来。每天清晨，天亮之后，担架手和自己能走的伤员们就缓缓下山。排着长队的弹药运输兵艰难地向我们走来，肩上扛着三组沉重的迫击炮弹。
在我们身后几英里处，工程师们日夜不停地工作，挖掘、爆破，用推土机碾过山丘，以便我们的车辆能够跟上前进的部队。
有时，我们30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都没有合眼。起初，战斗和兴奋感让我无法入睡。我不想睡觉，生怕错过什么。而且，一开始的炮声震耳欲聋。但我在队伍里的最后两个夜晚，我连续睡了8个小时，什么也没听到。
在被袭击的所有时间里，我感觉很好。这种有一搭没一搭的睡眠，似乎并不让我感到困扰。即便是在行军时，我也从未感到身体上的疲惫。生活是那么多姿多彩，充满了不确定，常常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就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兴奋或紧张，除非是在被炮击或轰炸的那些快速行军的日子，而这些日子很快就过去了。某天早晨天亮后，我终于离开队伍时，感觉从未如此好过。
然而，我一安全回到营地，一种强烈的疲惫感就涌上心头。整整两天两夜，我几乎都在睡觉，除非为了吃饭，否则一点也不想起床。我的头脑和身体一样无力。我觉得，我身体里每一个细胞都被消耗掉了。这种极度的疲劳是我没经历过的。很明显，这是因为我卸下了心头的重负，虽然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直到第四天，我才恢复了正常，即使在那时，我也担心我对受伤的士兵想得太多了。
从道义上来看，德国人的88毫米火炮是邪恶的，应该避免使用。
在战争初期，我曾说过，在突尼斯战争的最后阶段，美国人所起到的作用相对很小。如果从更大的视角来看，这是真的。但是在战斗的大部分时间里，当我在前线战场上，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我很难从大视角去看到什么，我很想自食其言。
在我看来，有时候我们发挥的作用很大，因为美国部队在战役的山地阶段进行了残酷的战斗。这场战争激烈至极，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却从不知晓。它是一场毫不松懈的战斗。它是一场充斥着大炮、埋藏的地雷、机关枪火力甚至野蛮刺刀的战争。它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的、残酷的、孤注一掷的战争，经历过的人会严重怀疑是否还有比那两周的山地战更糟糕的战争。
从一座山到另一座山，德国人进行了野蛮而绝望的抵抗，直到大突破来临。有时，我们不得不把一个又一个营队扔到一座已经击败的山上，才能最终占领它。我们的伤亡肯定很大。
没有人会愿意低估美国在北非终结隆美尔时做出的贡献。
显然，国内的报纸有一些暗示，说第一师在早期的战斗中打得不好。对此，第一师的人感到愤怒和痛苦。他们在北非经历了四次大战，每一次都为自己赢得了颇高的声誉，并为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如果有人发表了这样的评论，那实在是大错特错。第一师总是打得很好。
对朋友忠诚是很自然的，我对第一师正是如此，因为我断断续续地跟他们一起生活了六个月。但是，在战争中，对某个师的士兵忠诚是件可悲的事，因为这拨人走了，又有新人过来，然后又走，直到最后，只有部队的番号不变。铁打的番号，流水的兵。只要还有一支部队，第一师就会继续存在，但我的朋友们可能就不在那里了。
国内有些人认为非洲战役只是小菜一碟，我只告诉你们一件事——第一师在北非参与的战斗，比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的都要多。
在准备投入战斗时，有些人非常内省，考虑得很多。有些人则该干吗干吗，仿佛一切都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食物在黄昏后送了过来，我们十几个人在连绵不断的炮火声中开罐头吃。有人开始唱歌，其他人也加入进来。足足5分钟，他们在那里唱了许多有趣的歌曲。让那个场景显得更加荒谬的是，我根本不记得我们都唱了些什么。
还有一次，黑暗中，我们坐在一块石头上等待夜间行军。这次行军是为了搞一次突袭，天亮之前，有些士兵肯定会死。我们坐在那里的时候，领导这次袭击的军官们聊了很久，比较伦敦地铁和纽约地铁的优劣。讨论的结果是，伦敦的地铁比我们的要好。在那之后，话题又逐渐转到长岛铁路的优点和缺点上。谈话中唯一“跟战争有关”的地方就是，有人衷心地希望能在那一刻坐一坐长岛的火车。
战争有时就像好莱坞一样。那一天就很能证明这一点。我们的一个连在我们前面很远的地方工作，被困在一座山的另一边。那个后坡几乎是悬崖，基本上是直上直下的。我们的人被困在那里，只能藏在岩石后面和小岩架上。德国人在他们前面、周围和后面都有分队。
第一个像好莱坞电影剧情的场景是，尽管敌人完全包围了我们的士兵，但我们仍然与他们有电话联系。所以他们的连长让我们开始向山上的德国人发射迫击炮。
我们架设了一组迫击炮，对着大约1英里（1.6千米）外的德国人连续发射。迫击炮轰鸣时，我们的炮兵连指挥官在电话里说：“迫击炮在路上了，麦克。”
我们等了大约30秒钟，麦克的声音又回来了：“它们在我们头顶，稍微拉下来一点。”
就这样，他指挥着我们上下左右地调整，我们一直发射，迫击炮准确地落在德国人身上。
当然，炮兵连就是这样指挥发射的，但通常都是在1英里左右的另一个山头上放一个人，用双筒望远镜观察。而这一次，我们的观察者就在炮弹落地位置的旁边，近到炮弹过来时，不得不躲到悬崖后面。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禁失笑。就像好莱坞的电影一样，这场战斗的结局很好。我们的炮弹赶走了德国人，我们的人得救了。
一天下午，拉塞尔·怀特上尉和我在一条土路旁边躺着晒太阳，他在等几辆坦克经过，好告诉他们进攻的地点。我们躺在那里时，机关枪的子弹在我们头上歌唱。好几架德国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对1/4英里（402.3米）外一片空旷的田野实施俯冲式轰炸。就在我们身后，一辆德国坦克正向一个山坡发射75毫米炮弹，是那么怒气冲冲却又充满节奏。我们觉得炮手一定是出于个人愤怒。但我们在山后的沟渠里安然无恙，昏昏欲睡地躺在阳光下，仿佛是在家乡享受野餐。
怀特上尉总是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在我听说过的所有军官里，士兵们最爱戴的就是他。他的家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战前他是一家大型肥皂公司的总经理。凭借在商务、人事方面的经验，他更适合做一些更安全的工作，但他坚持要奋斗在陆军的战斗第一线——步兵连的指挥官。他从不抱怨。他活着，仿佛时间早已是借来的，因为他曾经三次死里逃生，88毫米的炮弹落在离他不到10英尺（3米）远的地方，奇怪的是，他毫发无损。除了失聪24小时以外，他没受什么伤。他说他没有听到爆炸声，唯一的感觉是好像一只大熊突然抱住了他。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几辆坦克开了过来，队长走了出来，在上战场之前跟我们寒暄几句。年轻的坦克指挥官的上级开着吉普车过来，给了他一些指示，最后说：“要是战况太激烈，就先避一避，祈祷天黑。”
年轻的坦克指挥官笑着说他会这么做的。半小时后，他死了。怀特上尉和我坐在山坡上目睹了这一切。
事情就是这样。一段时间后，人对死亡就没有太多的感觉，因为不敢。
黎明时分，在经历了一场特别艰苦的战斗后，许多伤员被抬回来。我注意到，一个躺在担架上朝我们这边来的男人戴着一顶英国军官的帽子。我有一种预感，于是跑过去仔细看了看。果然，他就是前三个晚上跟我睡一个帐篷的“室友”——一位英国上尉。我走到他身边，担架手放下担架，我蹲了下来。上尉睁开眼睛，笑着说：“哦，你好，你好。我一直在担心你。你没事吧？”
英国人的教养怎么样？
我想说一些为他感到难过的话，还没说出口，他说：“哦，这根本没什么，绝对不算什么。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又不是被打中了脊椎或是别的地方。”
可是上尉的背上有一个大洞，左边整条胳膊都被打中了。他们给他注射了吗啡，所以他不怎么疼。他的衬衫被脱掉了，但他仍然背着手枪，戴着帽子。他的汗衫上全是血，黝黑的脸盘看上去没有血色，但他的表情和往常一样。
我们的急救站受到了太多的炮击，救护车或别的车辆都上不来，因此，四个担架手不得不把上尉抬到后方一英里半（2.4千米）的地方。听说之后，他说：“那太可笑了，抬着我走那么远。他们不会做这种事的。我可以走回去。”
医生说不行，如果他起身，就会接着流血。但上尉挣扎着要下担架，我不得不按住他，还骂了几句脏话，他才同意躺在担架上被抬走。
上尉是个年轻人，看上去有点像拳击运动员，但举止文雅，说话时有牛津口音。他在英国第8集团军服役两年，没有受过伤。他刚刚作为联络官加入我们，在第一次战斗刚开始半小时就被打中。
之前，我们聊了很多，关于英国，关于战争，还有别的事情。我难以相信，我认识并喜欢的人，几个小时前还是好端端的、热情无比，怎么可能会这样伤痕累累、痛苦无助呢？但事情的确如此。
几分钟后，两名德国俘虏走下山来，一个美国步兵在他们身后用刺刀做着危险的动作。他是个地道的美国人，有点邋遢的那种，鼻音很重。对不起，我没听清他的名字。他赶着那两个德国人回到他的中士身边，用带着烟草味的鼻音说：“嘿，中士，给你两个希特勒的小大兵。”
这两个战俘很年轻，看上去伙食很好。他们的军装肥肥大大，有点像国内男人的沙滩装。他们的枪和所有装备都被拿走了，看上去几乎是半裸的。只穿了一半衣服。从脸上的表情来看，他们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他们被移交给另一名士兵。他会带着他们穿过田野，去往后方。我看着他们的样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因为那个新的押送者离他们远远的，走起路来就像踩在冰上一样。
我们的急救站其实只是在山坡岩层上工作的医疗队而已。伤员们都停在那里等待新的担架手把他们抬往后方。
医疗队里的外科医生，来自长岛希克斯维尔的罗伯特·彼得曼上尉告诉我，我们的伤员进来时从不呻吟或大呼小叫，所以我特别注意观察这一点。他说的是真的。他们只是躺在担架上，温顺而耐心，等待着医生们尽其所能地处理。有些人用了吗啡，所以昏昏欲睡；有些人抽烟聊天，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许多人被从炮弹上炸出的碎片伤到了背部。战场上的医护人员要么把伤处的裤子剪下，要么把裤子褪下处理伤口，然后就这样让他们趴在担架上，脸朝下。这么多士兵从山上下来，在棕色制服和绿色草地的映衬下，他们的背部白得发亮，看上去还挺有趣的。
一些伤得不太重的小伙子脸上似乎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知道他们的感受，并不责怪他们。我记得，一战中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回到老家”——意思是因为受伤而被送回英国。在非洲，我们对这件事有不同的说法，那就是“登上白色的船”，意思是白色的医疗船把伤员带回大西洋彼岸。
我希望，在这场战争中，有人能为非洲前线的医生写一本书。我指的不是医院里的医生，而是那些隶属于部队并在战场上作战的医护人员。他们是高尚的。他们和战场上的电话接线员值得更多的赞誉。他们随时可能牺牲，丝毫没有喘息的机会。光是一支队伍里，就有好几个医疗兵牺牲，还有许多挂了彩。
然而，尽管很高尚，但在我和医生们自己看来，我们的战地医疗系统并不是它应该有的样子。在紧急情况下，我们没有足够的担架手。在我参与的一场战斗里，有些伤员原地躺了20个小时才被抬走。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达到顶峰。如果有足够的担架手来应对紧急情况，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地坐着。然而当真的有紧急情况时，担架手却不够，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在突尼斯北部这片多岩石、丘陵的乡野之地，受伤的士兵们有过非常难挨的时光。人们空着手走路都很难了，更别说四或六个人抬着200磅（90.7千克）的担架，站起来都很难。我看过负担沉重的担架手们在全是石头的山坡上挣扎前进，四个人要是有一个滑倒或者被石头绊倒，整副担架就会倒下，让伤员饱受颠簸。
有时候，担架手们不得不抬着伤员们在这片崎岖不平的乡野走上5英里（8千米）或更远。在战斗期间，他们可能刚走到目的地，就又得往回赶。我注意到，尽管这项工作极其艰难，但他们还是对伤员保持同情之心。
我们听到许多故事说德国人在枪击救护车、轰炸医院，我自己也知道这些故事是真实的。但也有一些恰好相反的故事。我们的许多军官告诉我，德国人在突尼斯的战斗还是很干净的。他们确实有许多我们没有的狡猾、残忍的小把戏，但他们遵守了广义上的战争道德，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有个战地医生告诉我，在密集的炮火攻击下，他把救护车开到了战场上，但德国人停止了炮击，让他有8个小时的时间疏散转送死伤人员。
我还听过另外一些故事，说我们的救护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入了德国的机枪火线，德国人出来拦住他们，看到他们都是些伤员，于是挥手示意他们继续前进。据我们的医生所知，德国医生给被俘的美国伤员提供了良好的医疗服务，就像我们给他们提供的那样。
一战时，神经症被称为“弹震症”，在这场战争中，被称为“焦虑性神经症”。大约50%的神经症病人可以治愈，甚至可以回到战斗部队。这些病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疲劳造成的，他们日夜不停地战斗，极度缺乏睡眠和食物。
外科医生有时会怀疑一些得了焦虑性神经症的病人是装病，为的是能不上前线。他们会让这些人去抬担架，这是一项艰难、吃力不讨好、危险的任务。如果那些人是在装病，他们很快就会“康复”，并要求回到常规部队。
在前线，我们已经习惯了持续不断的炮火轰鸣，我们不再一听到炮响就吓得跳起来，不然我们看上去就会像是圣维特斯舞蹈病[2]患者。不过，我们有了另一种反应——恼怒。我们变得恼怒，就像一个人对整天哭泣的婴儿或整夜吠叫的狗失去耐心一样。那该死的噪声持续不断，一天中几乎没有一秒钟枪声不响的，要么就是幽灵般的炮弹在空中嗖嗖作响。后来，我们对持续不断的喧嚣厌烦透顶，差点想生气地跳起来大喊：“哦，看在上帝的分上，停停吧！”
这个特别的故事里有三个英雄，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他们的话。我愿意。在战斗的5个小时里，他们三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指挥同一个步兵连。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我们干脆把这个连队称为K连。
那是白天。整个连队埋伏在一块绿色的麦田里，麦田前面是一个山坡。我们想拿下山后面的德国人，但如果惊动了敌人，敌人就会用机关枪在山脊上屠杀他们。
来自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理查德·科尔中尉是K连的指挥官。下午3点左右，他正和手下藏在麦田里，一枚德国炮弹打中了他。他的一条腿受了轻伤，另一条腿被炸碎了。科尔中尉用智慧救了自己的命。他用手帕做了一条止血带，用自来水笔做杆子，把止血带拧了一下攥在手里，然后开始慢慢地向后爬行，因为他知道医护人员不敢冒险到炮火覆盖的阵地上寻找可能受伤的人。
大约一小时后，他松开了止血带，以免造成坏疽。夜幕降临，他继续缓缓地爬着，不时注意查看止血带。夜里的某个时候，他发现身下有一根电话线。这就是他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他拿出刀子割断了电线，知道会有人来巡查断线之处。他躺在电线上等着。正如他所预料的，他们终于来了。天亮后很久，在受伤20个小时之后，科尔中尉被送到了医院，他的腿都保住了。
科尔中尉一受伤，来自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的西奥多·安东内利中尉就自动接过了K连的指挥权。他们在麦田一直等到黄昏，然后开始在山坡的左边慢慢绕过。他们冲上山，用刺刀出其不意地从后面拿下了德国人。
安东内利中尉没有待在连队后面，而是拿出了他的点45，带着连队上山。通常指挥官不会这样做，但在当时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安东内利为自己的勇敢付出了代价。一枚德国手榴弹爆炸后，碎片散落在他胸前，他倒下了。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但足以让他动弹不得。他只指挥了K连四个小时。
下一位指挥官是阿瑟·戈德温中士。他立即接过了指挥权，而且执行得非常好，战斗结束后，整个师都在称赞他。戈德温中士带领士兵们打了一场突尼斯战争中为数不多的刺刀战。他们并没有杀死或俘虏敌人，因为敌人都惊恐地一边逃一边喊：“疯子！疯子！”就这样，这座山被我们占领了。
戈德温中士来自亚拉巴马州的恩特普莱斯，这是一个棉花小镇，以象鼻虫而闻名。在国内的丰收季节，他经常开着卡车在佛罗里达的各个果园漫游，采摘水果。他在部队服役已经三年多了。戈德温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才26岁。他的军人气派十足，举止却文静体贴。他身上有一种冷静有力的气质，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
团里的每个人，包括指挥官，都希望戈德温能继续指挥K连，因为他做得很好。但这是不可能的。其他军官也有资格得到指挥权，所以第二天戈德温中士被替换下来了。
不过，别着急，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痛苦，也不悲伤。其实，6个月前戈德温在非洲登陆时，他就可能很快会升职。但部队里的事就是这样。几个月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像所有的好士兵那样，他继续当着中士。但师部的指挥官出面，行使了在战场上提拔士兵的权力。在最后一个德国人被押送下山的几个小时后，戈德温中士就成了戈德温中尉。连队的指挥权也紧随其后。
大家都很高兴。在战争中，好人就应该这样获得应有的地位，真才实干应该有用武之地，繁文缛节人人都很厌恶。
那段时间，我每天在石头上坐上一个小时，手托着下巴，心里想着：“我在这儿到底是干吗的？”
在休息期间，我决定要赶工，因为没有带打字机，我只能坐在地上用铅笔写字。正午的阳光明亮又炙热，我不能坐在外面写字。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方圆几英里内唯一的阴凉处。那是一块大岩石，我们营的参谋部就在这块石头后面指挥战斗。我也选了这个阴凉之处作为写作的地方。
这个位置本来是可以的，但它经常受到子弹的光顾。我刚写了10分钟或15分钟，突然，机枪的子弹从山顶上轰鸣而下，嗡嗡地从我头顶飞过。它们是我们山头上的德国狙击手发射的。很明显，他把我的纸当成目标了。我待在原地，直到三四颗子弹飞过去，然后我走到岩石的另一边，告诉营队的参谋，“那个家伙在向我开枪。”
过了一会儿，我努力地去找我的缪斯女神。那个家伙一天四次把我赶出阴凉的地方。第四次，三颗子弹基本上是擦着我的脸过去的，我想，它们上面肯定有我的汗毛。第四颗子弹在10英尺（3米）远的地上打了个粉碎。那个瞬间，我飞快地绕过岩石，甚至在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从那时起，我就一直躲在后面。最后，傍晚时分，我们的一个士兵挖出了那个狙击手并将他抓获。
我不知道哪个对我的精神危害更大，是写作，还是子弹，抑或是蛇。布满岩石的山野是爬行动物的天堂。在狙击手让我羞愧难当地逃跑之后，我坐在散兵坑里试着写字。如果我一直盯着那张纸，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不知为什么，我碰巧低头看了看地上。在那里，在散兵洞的洞底，在我的腿边，是一个亲爱的滑溜溜的“小朋友”。我逃离散兵坑的画面，就好像子弹离开步枪。
当我终于爬回洞里，偷偷往里看时，发现我的新“室友”打破了非洲大自然的物种规律：非洲到处都是爬行动物，三分之二是蛇，三分之一是蜥蜴。这是一条蛇，但它有两条腿，一边一条，在身子一半的地方。我们还没来得及消灭这个怪物，它就缩回到散兵坑一端的一块岩石下了。
俄亥俄州斯特拉瑟斯的理查德·雷德曼下士住在我旁边的散兵坑。在我这个小插曲之后一个小时左右，雷德曼下士正在他的坑里睡觉，我碰巧路过。就在那里，离他头不到一英尺（0.3米）的地方，有一条真的蛇。我吓得喊了出来，叫声几英里外都能听到。一个外科医生抓起一把铲子把它打死了。他说那是条蝰蛇，毒性很强。后来，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又杀死一条。
雷德曼下士醒来时，我告诉他我是如何救了他的性命，他非常感激。原来，他也非常怕蛇。如果条件允许，我想，雷德曼下士和我会把那些蛇留给阿拉伯人，然后逃回老家。
宾夕法尼亚州哈兹尔顿的威廉·奥特下士住在旁边的散兵坑。他参与了我们关于蛇的讨论。他说，他这辈子也对蛇有着复杂的情结，但自从到了突尼斯，他在战场上看到那么多恐怖的场面，以至于蛇变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对蛇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也消失了。
也许我自己也有点这样的感觉。我想，那只蜥蜴还在我的散兵坑里，周围可能还有蛇，晚上我不可能安心躺进散兵坑里。但当夜晚来临，没别的事可做，我只能爬了进去，整晚都睡得很香。
来自长岛巴比伦的尤金·博克斯中士是一名步兵，是那种无忧无虑的金发帅哥。他总是咧着嘴笑，门牙掉了一颗。他经历了四次大战，死里逃生的故事足够写成一本书了，他杀了许多德国人。博克斯中士是玩骰子和扑克牌的高手。我认识他时，除了每月25美元的津贴，他已经汇了1200美元回家，除此之外，他还攒够了700美元，准备再寄回去。
每次加入战斗前，他都会把钱包交给后方的朋友保管，以防万一。他有一枚钻石戒指，每次战斗前，他都会把戒指从自己的无名指上取下来，戴在中指上，戒指在无名指上正正好，但在中指上就太紧了。他认为，戒指戴在中指上，如果他受伤被俘，德国人就无法偷走他的戒指，除非砍掉他的手指。显然，他认为他们不会这么做。
来自西弗吉尼亚州德科塔的一等兵威廉·史密斯是一名步兵，有时兼任担架手。有一天，他和一个担架手发现了一名重伤的德国士兵，他们把他放在担架上，想把他送到一个急救站。但那个人伤得太重了，他们只走了几分钟，他就死了。不管怎样，他们一直和他在一起。突然，德国的轰炸机开始在他们周围投下点88的炮弹，所以一等兵史密斯结束了这个小插曲，用他的话说就是：“我就直接把那个狗娘养的扔在那里，然后逃走了。”
还有一次，他和另一个士兵从战区把一个受伤的美国人抬回去。刚走到一半，熟悉的点88炮弹开始了轰炸，但他们没有把这家伙扔下。不，先生，那个受伤的人自己从担架上跳下来，开始狂奔，比他们这两个气喘吁吁的担架手先跑回了急救站。
在一次夜间行军中，我们在午夜左右停下来，被告知要在附近山坡上的岩石里找地方藏起来。这个山坡基本上是个悬崖，很难站住脚。山坡上全是巨大的石头，石缝中间还长着一种毒性特别强的野草。夜晚一片漆黑，我们几百个人不得不全凭感觉找到地方躺下。
我差点爬到了山顶，才幸运地找到了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刚好能放下我的身体。我用脚把野草踩平，担心了一会儿蛇和蜥蜴，然后把半幅帐篷放在地上，躺上去，裹上一条毯子，再把另半幅帐篷盖在身上。野草的气味很难闻，我以为我会睡不着，但两秒钟后，我就睡得死死的。事实上，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睡得这么好过。
等我醒来，我才知道，整个宇宙仿佛都在爆炸。到处都是枪炮声，飞机呼啸着在我们头顶冲下。天刚亮，我们就经历了一场俯冲式轰炸。我心里想，“哦，天哪，这次他们要炸死我们了！”我甚至都没有从帐篷下往外看，只是伸出一只手，在前一天晚上放钢盔的地方摸到钢盔，戴在头上。我记得，我侧身躺着，蜷着身子，膝盖和下巴靠在一起，这样我的身体被击中的概率就变小了。
敌人的飞机轰炸了下面山谷里的一些车辆，并朝着我们这座山的方向撤离。飞过的时候，它们只比山顶高一点点，就在我们头顶不到100英尺（30.5米）的地方。我们露天躺着，实在是机枪扫射的最佳目标。
他们没有开枪，但这是这次战争中最让我害怕的俯冲式轰炸。我很高兴，突尼斯战场的争夺马上就要结束了。
[1] 二战中，英国空军飞行员传说飞机出现故障是因为有小精灵捣乱。
[2] 一种神经系统症状，发作时看起来像在跳舞，名字来源于癫痫和神经紊乱症患者的主保圣人圣维特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