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北非美国和英国记者、摄影师超过了75个。由于盟军总部位于后方的一个大城市，大多数记者都住在那里。在突尼斯的，一般在12人到24人之间。三大媒体，一般每个有五个工作人员，通常是三个人在总部，两个在前线，每隔几个星期就轮换一次。
留在城里的记者们过着类似正常的生活。他们住在旅馆或公寓里，在餐馆或军官食堂里吃饭，按正常时间工作几个小时，有时间洗衣服，穿常规的工作服，身上保持清洁，从社区和总部的工作人员那里获取消息。
我们中有些人在突尼斯待了两个多月，从未返回城市。我们回城时，再次回到现代文明的第一天，感到非常兴奋。
但后来我们有了一种反应，我们变得焦虑不安，对城市生活的混乱与刻板感到紧张和不耐烦，并且希望能再次回到前线。
前线的生活，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非常简单。那是一种只有基本必需品的生活——食物、睡眠、交通，一个人能获得多少温暖与安全，完全看他有多少聪明才智。通常，当生活被剥夺得只剩下活着的必需品时，它就是空虚的，无聊的。但前线的生活并非如此。我从来没有感觉时间过得这么快。我从不知道当天是星期几，不知不觉地，一个月的时间就悄悄过去了。
在前线，一般的责任和义务都会消失。人们不需要安排见面，没人在乎别人的外表，繁文缛节也减到了最少。没有办公桌，没有规定的工作时间，吃饭前不用洗手，吃饭后也不需要。没有桌子，没有时间规定。对于脏兮兮的小孩来说，这里简直是天堂。
这种生活也很健康。在冬天的几个月里，我一直觉得很冷，但矛盾的是，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身体这么好过。寒风把我的脸吹得通红，但我的体质变好了。我和往常一样，一天吃两顿饭。四十年来，我从不觉得饿，但在突尼斯，我吃得像马一样多，还一直喊饿，都成了别人的笑柄。
这种生活还给了我一种崭新的成就感。在正常生活中，所有的小事都有人给我们做好。我用写作赚钱，然后用这些钱雇人来给我洗衣服，擦鞋子，整理床铺，打扫浴室，给车加油，给我做饭，拎包生火。
但在非洲不是。我们什么都自己做，突然再次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别人写的故事比我好带给我的沮丧感，可以被“我比他更会打铺盖卷”抵消。
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活力感，我们是一切的中心，是它的一部分——不仅仅是旁观者，而是团队的一员。我全情投入进去，甚至不愿意做我去那里本该要做的事情——写作。我宁愿每天都在前线，每天。
我写过，当一个人身处其中时，就不会觉得战争是浪漫的。没有什么能改变我这个看法。但我必须承认，战争让人有一种兴奋感，一种内心深处的兴奋，它只会出现在和平时期无法达到的紧张状态之下。
部队把我们这些记者当成大家庭的一员。我们认识数百名士兵，并与他们成为朋友。我们认识在突尼斯的每一位美国将军，他们也认识我们。前线没有阶层的藩篱。任何时候，记者们都被坦诚告知当前所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我们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但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战争机器赶上了我们。有一条规定说，除非有一名军官陪同，否则记者不得进入前线。也许这是一条很好的规定，我不知道。但我们中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奇怪，好像在自己家里受限制。几个星期后，这条规定就被废除了。我们又可以随心所欲地游荡了。
当记者们第一次于1942年秋天前往突尼斯前线时，他们没有特别的装备，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我们中有些人只能蹭部队的车，有些人买了法国轿车。我们在所有可能的情形下写作，在车里，或者在荒凉的乡村旅馆。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把作品带回城市，包括走到随便一个即将登上飞机的人那里，然后说，“嘿，乔，你能帮我把这个捎走吗？”
到了春天，情况就不同了。部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在战线之后设立了一个前哨点，组织了前线与总部之间的定期航空快递，把我们的信件发给我们。他们有几辆吉普车给记者们用。有一段时间，他们有一所房子，记者们可以在那里吃饭，从前线回来时，还可以把铺盖卷扔到床上。部队公共关系办公室希望最后能给我们配备帐篷、桌子和固定的厨师，这样就可以与先遣部队并肩作战，像马戏团一样灵活移动，我们可以别具一格地报道战争。
起初，我要出门时就只能在一些机构的总部附近闲逛，看能否碰上有人跟我顺道，能让我蹭卡车或吉普车，然后把我的东西扔上去，再一起出发。不久，我很幸运地弄到了一辆吉普车。负责此事的人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福特市的埃德·阿特金斯上尉，他掌管着许多车辆。他和马克斯·库内特中尉在这种小事上帮了我那么多，欠他们的情我得花上十年才能回报完。
一开始我们只有两三个人有吉普车，所以我们总是试着最大限度地使用。我曾与合众社的唐·科合用过我的吉普。《时代-生活》的威尔·朗和我一同远行了好几次。有时候，我一个人四处游荡，尽管这不是特别明智，因为最好有人在后座观察天上的飞机。
在吉普车上，我们带着所有的物品——铺盖卷、打字机、军用背包、帐篷。我们还会多带些汽油罐、伪装网和一箱罐装口粮，以防困在部队餐车到不了的地方。
我们清楚美国前线几百英里范围内所有的加油站。我们直接开到一个加油站，告诉负责的士兵，我们需要汽油。他会拿出钳子，敲开几个5加仑（18.9升）的桶，然后把汽油倒进去。他会问：“这要算到谁的账上？”我们会随便告诉他一个部队编号，甚至是一些胡诌的分队，比如“撒哈拉任务分队”。他们很少会追问，因为显然军用汽油就得加进军用车辆里。
我记得有一次，一辆英国卡车拦停了我们，年轻的司机说他没油了。我们说，我们会给他5加仑（18.9升）汽油。他大吃一惊，然后问我们，是否有什么表格需要他签字。我们说没有什么该死的表格，直接把油倒进了他的油箱。他更加吃惊了。这些疯狂的美国人，他们做事情可真简单啊。
只要一停下来，游荡的记者们就能立即睡着。通常，我们会睡在光秃秃的瓷砖地面上，那些原本的旧农舍改成了部队的总部。我们发现，在地板上或地上睡上几个晚上后，就不觉得那么艰苦了。我想我大概是唯一一个经常睡便携式帐篷的记者。有些记者带着可折叠的帐篷帆布床，但我不带，因为我没有；除此此外，我觉得睡在地上更加暖和。
我们的主要困难是保暖。我常常把铺盖卷和两条毯子垫在身下，在身上盖三条毯子，再加一件呢子大衣，有时候还盖着吉普车的帆布罩。我们总是穿着衣服睡觉，脱下的只有呢子大衣和鞋子。
在战争中，我最大的失误是没有从国内把睡袋和橡胶垫带来。它们跟铺盖卷一样轻，但舒适度却是铺盖卷的两倍，保暖度却是三倍。我猜，有一半的军官带了睡袋。不过春天到来的时候，这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奇怪的是，在前线，我们起床的时间并不会太早。营地总部的早餐通常持续到8:30，因此，我们可以睡到8点左右。
我们记者四处游荡时，不管在哪儿，只要赶上饭点，就会吃上一顿。在最前线，军官和士兵站成一排，一同进餐。但在前线后方几英里，他们就会分开吃饭。在那些哨点，记者们通常在军官食堂吃饭，食物放在厨房餐车后面的托盘里。我们会找块石头坐下，或者直接坐在地上吃。
在更远一点的后方，食堂在帐篷里。有时候，我们会坐在桌子旁，用盘子吃饭，还有服务员给我们服务。
记者们总是很受欢迎的。我们天天在各地跑，突尼斯每个分队的军官都认识几个。过去蹭顿饭成了一次小小的相聚。不管认不认识军官，我们肯定认识司务长——自我保护的古老法则。
我有两个最喜欢的厨房朋友，他们碰巧都是匹兹堡人。一个是帕特·多纳迪奥中士，来自匹兹堡郊区的阿利森帕克。另一个是一等兵乔·福克斯，来自匹兹堡橡树山区费尔默4513号。帕特在野木高尔夫俱乐部工作了十年。他希望战后这份工作还在那儿。他是一个装甲部队的司务长，准备的饭菜非常好吃。我们之间有一种特别的缘分，因为就在我第一次去他的食堂吃饭时，他刚刚收到他妻子的一封信，里面说到了我的故事（我想她说的应该是好话）。
帕特有意大利血统，说得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他觉得要是他去意大利，应该会很方便。
乔·福克斯不是司务长。他是总部食堂的一个服务员。我偶尔会去那里闭关写作。不过，当服务员没什么不好的，我可以向你保证，尤其是像乔这样的人。他可以在我们下午饿的时候煎两三个鸡蛋，也可以在深夜泡出一杯热茶。他是个有本事的家伙。说到他，军官们都会笑着说：“那个福克斯，的确有点本事。”他的绰号是“失误界的福克斯[1]”。自从在一场高中棒球比赛中满垒时被三振出局之后，他就有了这个外号。他是一个体育迷，曾经是一座棒球场的引座员。但不幸的是，他最后成了一个女鞋推销员。乔认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2]和我都很棒。我们却觉得乔很了不起。当然，佩格勒从没听说过乔，所以我帮他给乔投了一票。乔在4000英里（6437.4千米）之外的远方，我想佩格勒可以破一次例，由我代表他稍微喜欢乔一点。
大多数军官都想方设法每天洗一次澡，但我个人更倾向于士兵的心理，省略了这一步。经过几周的前线生活，一个人对生活的美好和必需品的看法全部都发生了变化。
我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为记者，我对苦战没有什么心理准备。活了半辈子，我一直定期洗澡，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每天换袜子，世界就会毁灭。但在非洲，我有时两个月都不洗澡，甚至两个星期都不脱袜子。奇怪的是，跟以前也没什么差别。
我对住宿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如果我在某家旅馆睡到一张凹凸不平的床，我会气恼不已。在这里，要是能找到一个背风的地方躺下睡一觉，我会像捡到金子一样高兴。一天晚上，另一个记者和我到了前线一个指挥部。和所有的指挥部一样，它是由农舍改建的。士兵和军官们躺在所有能躺的地方——卡车里、树下、谷仓和鸡舍里。天气又冷又湿，像往常一样。
身在前线时，没有人告诉记者应该在哪里睡觉。他自己会找地方。我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一个地方。那就是谷仓的一辆法国运谷物的四轮车下。士兵们找来几块瓦楞纸板，放在货车的三个侧面，当成墙。车板成了我们的屋顶。他们从附近的稻草堆拿了些稻草，铺在车下，然后把铺盖卷放上去。
这真是一个顶舒服的地方，我恨不得睡上一个星期。它有两个绝妙之处——地面是干燥的，还能挡住风。能找到这样一个美妙的地方，我很高兴，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像坐了电梯一样高涨。当分遣队接到命令第二天就要出发时，我对离开这个小小的天堂感到特别遗憾。过后回想，那其实只是车底下干燥地面上一堆可怜的稻草而已。
我们躺在那堆稻草上时，美联社的哈尔·博伊尔在我旁边，他说：“我相信，在战时，身体上的不适会成为生活中比危险本身更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这是真的。危险是短暂、突发的，而不适是长久的。污脏和寒冷是没完没了的。除了食物和香烟，没有什么小东西能让生活像在国内一样正常。没有椅子、灯、地板或桌子。没有地方可以放东西，也没有商店可以买东西。没有报纸、牛奶、床、床单、暖气片、啤酒、冰激凌，也没有热水。人似乎只是活着，要么站着工作，要么躺着睡觉，中间没有任何愉悦之感。生活中的美全都消失了。
还有一次，唐·科和我整晚都待在一个前哨站，离正在打仗的隘口只有几英里远。
我们在一个大农场。卡车和吉普车停在农场边的树下。我们挑了块空地，把铺盖卷扔在地上，再把吉普车挡在前面，以免在睡着的时候被卡车碾死。
睡在外面是有好处的。我们躺着，紧紧地裹在毯子里，久久地凝视天空。那里有数百万颗星星，每隔几秒钟，就有一颗坠落。好几次，星星划过天幕，朝着地平线飞去。夜晚的天空看上去雄伟而鼓舞人心，而我们只有在遥远的非洲，睡在地上，才能看到和感受到。
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睡了。突然，我听到一个粗鲁的声音说：“这辆吉普车这样停在空地上是想搞什么鬼？”
我睁开一只眼。天刚亮，那是一个一大早就来巡视的将军在说话。我又闭上眼，让唐去处理。
将军又说了些什么，唐睡得迷迷糊糊地把毯子拽下，露出头来。将军突然说：“哦，我很抱歉，没想到是你。别管了，没什么事。”
我躺着没动，假装还睡着，但在心里笑出了声。那天晚些时候，将军也向我道歉了，但我觉得很内疚，也告诉他因为我们考虑不周，危害到别人还有我们自己的安全。我们是记者而不是士兵，这一点并不能成为借口。但至少我们吸取了教训，再也没有那样做过。
我们这些在突尼斯的美国战地记者，工作都很认真努力；我们经常被吓得喘不过气来，被身边的悲剧压垮。我们正在做一项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很有意思的工作，但我们都希望这一切能快点结束。
记者们最喜欢的摄影师是《芝加哥论坛报》的杰克·汤普森。他是个高大魁梧的人，留着漂亮的黑胡子。他看起来很威猛，其实彬彬有礼，体贴周到，总是愿意帮助新人。打一开始他就在突尼斯，在那里的时间比别的记者都长。
我们还有一个留胡子的成员，艾略特·埃利索芬，《生活》的摄影师。他留的是一种“大陆”山羊胡，他看起来像个魔术师。埃利索芬和我们一样害怕，但他选择直面危险。我从没见过比他更热情、更充满激情的人。
基本上我喜欢所有的记者，但我最喜欢的人之一是国际新闻社的格雷海姆·霍维，因为他安静而不张扬，因为他对事物的美好和战争的恐怖都很敏感。
霍维经过一次不同寻常的洗礼。他在总部办公室待过一段时间，经常缠着老板要上前线。最后他终于如愿以偿，但第一天在前线就差点没命。
他亲眼看到掉落的第一颗炸弹，亲耳听见爆炸的第一颗炸弹，是一枚500磅（226.8千克）的炸弹。它落在离他不到50码（45.7米）的地方，炸死了三个人。他和美联社的布茨·诺加德（在这种事情上面经验老到）能够侥幸逃脱，是因为他们身边正好有一条现成的壕沟。霍维被这次经历吓坏了，但几个星期后，他对前线的迷恋就和我一样了。
大多数记者在前线都很体面。我觉得我是记者中最不修边幅的一个，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记者的地位跟军官一样，可以穿正规的军装，只是没有肩章。但为了保暖，我穿得介于考克西失业请愿军[3]和滑雪巡逻救生队之间。我穿部队的军装和士兵的呢大衣，戴毛线帽和护目镜，穿套鞋。唯一能把我跟二等兵区别开的就是我太老了。
这里最年长的两个记者，首先是《纽约太阳报》的高尔特·麦克戈万，再就是我本人。高尔特快50岁了，在一战中受过伤。他总是拿着自己的本子和铅笔，喜欢记下纽约士兵的姓名和地址。有一天，我们看到他混在正在战斗的人中间，忙着登记他们的名字，看上去就像动画片里演的一样荒谬。他对一个士兵说：“我在战场上做的，跟温切尔[4]在家做的事一样。”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比尔·怀特在突尼斯待了两个月才回城。回来的时候，他被晒得乌黑，粗糙的生活让他如此纯洁和健康，他甚至不再抽烟了。头天晚上，他坚持睡在旅馆房间的地板上，睡在自己的铺盖卷上。
《芝加哥日报》的比尔·斯通曼是在突尼斯受伤的第一个记者。他对此很气愤。首先，他是背后中弹的；其次，外科医生挖出子弹时，发现只是点22口径的。比尔觉得整件事都让人羞耻。
斯通曼是为数不多的专业海外记者之一。他在欧洲待了15年，对各国的首都了如指掌，在整个欧洲都有强大的人脉，还会说多种语言，包括一点俄语。在养病期间，他决定学阿拉伯语，他打电话给一个机构，让他们派个教师给他，最好是一个漂亮的阿拉伯女孩。但正如比尔所料，派来的老师是一个穿着破烂的男人。比尔被认真教学的老师折磨得快累死了，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回了前线。
在突尼斯中部费里亚纳村，有一家小小的乡村旅馆，我们四五个记者常常去那里待上一两天，为的是能在屋里睡上一觉，吃点“爸爸”做的饭。
经营这家旅馆的是一家法国人。爸爸是个大块头，留着胡子，总是戴着帽子，穿着脏围裙，嘴里经常叼着一个香烟屁股。对待客人，他一向凭个人的好恶，对不喜欢的人他没什么好脸色。
妈妈很朴素，穿得灰扑扑的，为人友善。她虽然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但能听懂。她从不做饭，那是爸爸的工作和特权。她只坐在厨房的桌子边缝补衣服、打毛衣。
他们有三个儿子，大概15岁，都是既英俊又优秀。罗格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因为他在学校学过英语，可以和我们交谈。三个男孩负责上菜、招呼客人，还充当管家。
有一次，我在旅馆写作，罗格进来打扫卫生。他马上叫来他的两个兄弟，三个人站成一圈，钦佩地看着我——不是因为我写的东西有什么魔力，而是觉得我的手指居然能这么快地敲打字机。
旅馆有个很脏的卫生间，房间里只有洗手盆和煤油灯。法国士兵睡在小厅里的稻草上。厨房里总是有十几个人，包括几个邻居，几个帮着洗碗的法国士兵，还有一两个想从罗格那里学英语的法国军官。
我们11月到达后不久，杰克·汤普森就找到了这个地方。据我所知，这是突尼斯中部唯一一家还在营业的旅馆。杰克在那里长包了两个房间，整个冬天，那就像是总部。杰克自己可能一个礼拜都住不上一天，但其他记者来了，只需要直接进去住下，就好像这房间是我们的似的。
在爸爸眼里，杰克绝不会做什么错事。爸爸对他十分偏爱，如果他不下来吃早餐，爸爸就不给别人准备早餐。
《纽约时报》的弗兰克·克鲁克霍恩常常起得很早，想着吃完早餐再开始工作。但常常是过一会儿，他就又回到楼上，有时骂骂咧咧的，有时又自我解嘲，在汤普森先生没有准备好吃早餐的时候，他居然异想天开想要先吃。
爸爸对我只是能够容忍。他不像讨厌其他人那样讨厌我，我在他眼里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我是妈妈的最爱之一。当我跟他们家人一起在厨房吃饭时，她总是拿出她自己做的好东西给我，比方说特别好吃的桃子酱。
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们四个记者在厨房吃早餐，妈妈拿出果酱，说得很清楚，这是给我一个人的。但是弗兰克·克鲁克霍恩没有听她的，兀自吃了一些“我的”果酱。幸运的是，他没有看到妈妈像刀子一样的目光。可怜的弗兰克，在那个地方吃饭挺难受的。
在许多个星期里，这家小旅馆一直是个宁静的地方。美国部队里没有多少人知道这里。我们这些记者，还有每周来这儿吃一次饭的旁边机场的几个飞行员，是这里仅有的几个美国人。
突然间，一切都变了。战线越来越近。那天，不到一个小时，村子就被美国部队淹没了。黑人司机开的卡车挤满了街对面的橄榄林。另一边的小树林也沦陷了，地上突然多了很多深深的壕沟和大坑，坦克和半履带装甲车藏在里面。
士兵们像流水一样进出旅馆。德国人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从另一条前线赶来，把一些东西塞进我们的吉普车，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我们再次飞奔而去。
接下来，我知道的就是，费里亚纳村消失了。结局来得那么突然，爸爸妈妈和男孩子们不得不在半夜里搬走。第二天，有些人看到过他们——在将近30英里（48.3千米）外的地方——跟在一辆骡车后面艰难地上山，车上装的是他们的行李。
席卷费里亚纳的德国浪潮是短暂的。也许爸爸妈妈和孩子们现在已经安顿好。毫无疑问地，德国人洗劫了爸爸本就不丰富的酒窖。我不在乎酒，我只是希望，他们没有找到妈妈的桃子酱。
[1] 詹姆斯·恩莫利·福克斯（1907—1967），美国棒球史上最伟大的击球手之一。
[2] 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1894—1969），美国专栏作家，1941 年获得普利策奖。
[3] 雅各布·塞奇勒·考克西（1854—1951），美国商人、社会改革家，1894 年率领失业工人自俄亥俄州马西隆出发，赴华盛顿请求国会制定救济失业者的法案。
[4] 沃尔特·温切尔（1897—1972），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和电台新闻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