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我参观了著名的法国外籍军团驻地。它也许是多年来世界上最著名的战斗部队。
它是现存唯一的真正的雇佣军。只要指挥官下令，不管是谁，他们都可以与之作战，一视同仁。
他们的最高信念就是战死沙场。其中一个营房的墙上刻着前指挥官的留言：“外籍军团，你们是向死而生的战士。我送你去的，正是你的埋骨之所。”人们对它颇为尊敬，把它看得神圣无比。
就像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军团近看起来并不像在远处那么浪漫。毫无疑问，它有着辉煌的战斗历史，但军团的生活比我们大多数人想象的要现代得多，虽然从大多数标准来看，仍旧是空虚、凄凉的。即便是头脑聪明的人，因为自身原因加入了军团，几年后，会发现自己的头脑已经衰退到普通水平。
他们说，已经加入外籍军团的美国人，面对五年的服役期，大多数人无法坚持下来。战前，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以在一点外交压力下脱离军团。但德国人却只能在军团里待满五年，不管他多么憎恨它。不过，德国人也不像美国人和英国人那样憎恨军团。
法国外籍军团大约有一万人。在这场战争中，它在法国和挪威与德国人作战。和以往一样，它的战绩非常好。法国沦陷后，它撤退到阿尔及利亚，它的老家。1942年，它在叙利亚与英国人作战——跟谁打仗，对军团来说都没有分别。
我参观军团总部的时候，它其实已经分散了。军团的有些分队在法属印度支那被日本人包围，有些在突尼斯与德国人作战。还有些分散在北非，为未来的战斗做准备。只有不到两千人在西迪贝勒阿巴斯。
美军在北非登陆的那天早上，军团向北出发，前往50英里（80.5千米）外的奥兰参加战斗。但他们根本就没有抵达奥兰。盟军飞机在路上轰炸、扫射他们，他们不得不返回。我看到他们被烧毁的卡车仍躺在路边。幸运的是，他们基本没有人员伤亡。没能及时赶到奥兰，军团的战士们感到很难过，不是因为不喜欢美国人，而是因为错过了一场战斗。
我们登陆北非后，军团就与美国人密切合作，并开始准备加入我们这一方，参与大型战斗。士兵们等得不耐烦，渴望立即出发。
对我来说，军团的总部是一个巨大而愉快的惊喜。我原以为它会是一个邋遢的帐篷营地，在这片令人难以置信的沙漠里，有的都是脏兮兮的杀手和残暴的军官。
一切恰恰相反。军团的总部设在一个有6万人口的城市，平整的街道，两边还有精致的咖啡馆和现代化的公寓。它根本不在沙漠里，而是在富饶的城镇里。
军团的建筑物仿佛有一种学院氛围，就在市中心。这里有四层楼高的固定营房，围墙内有漂亮的公园，有许多鲜花和非常干净的场地和楼房。这里还有博物馆、漂亮的雕像和纪念碑，还有军官和非作战人员及其家人的漂亮公寓。
军官们穿得像伦敦邦德大街的人，从外表上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像美国商人或教授。在圣西尔，法国的西点军校，每个班的顶尖学员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服役地点。他们的传统是选择外籍军团，所以这个军团其实是由职业军人领导的。
军团战士们告诉我，许多军官虽然严厉，但对士兵的态度就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当然，我认识的那些，毫无例外，放到任何国家都是绅士。
虽然军团里的人已经不再是以往那种人类渣滓，但它仍然是一支完整的战斗部队，而所有单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东西都注定是艰苦的。因此，战士们的精神世界都是死气沉沉的，没有什么理由或倾向，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
他们都很孤独，在军事活动之外，他们基本没有什么别的生活。他们可以坐在咖啡馆里喝酒，但仅此而已。许多人定期与世界各地从未见过的女性通信，甚至包括美国人。他们说，经常能在巴黎的报纸上看到外籍军团的人诚征笔友的消息。
在我看来，有一个重要的统计数据证明了，他们是多么孤独，对别样生活有多么渴望。每年圣诞节前后都有五六名军团战士自杀。
军团里到处都是“人物”。有一个俄罗斯人，是个木匠，在军团战士的记忆中，他一直沉迷于一种特殊的生活。
每个发薪日（每月两次），他都给自己买一大桶酒。他把它放在床边的地上，还准备很多烟，然后躺下，开始抽烟喝酒。他喝得酩酊大醉，睡上几个小时，醒来又接着喝酒。他从不下床，也不制造什么噪声或麻烦。这种日子会持续两天。他这样的状态已经有很长时间，军官们都听之任之。
但如果军团战士在街上或执勤时失去控制，受到的惩罚将是严厉的。如果极度酗酒，他们就要在纪律团待上9个月，意味着，9个月里，他们要在沙漠里从早到晚地工作，没有食物，没有香烟，没有酒，没有信件。
军团的纪律可能是世界上最严格的。它不仅仅是残酷的纪律，还是职业战士奉为绝对理想的军事行为指南。这里不允许邋遢的衣着，不允许懈怠。士兵们要向街对面的军官们敬礼，即便军官们坐在50码（45.7米）开外的桌子旁。如果忘了敬礼，他们会被关8天禁闭。即便是轻微的违规行为，他们也会被剃光了头，关上8天禁闭。他们说，在外籍军团服役5年而没有被剃过光头的人，要么是天使，要么就是幸运到了极点。
5年的服役期期满时，军团会给战士们颁发一份品行良好证书。有些人很粗暴，只有一半人能够获得证书。没有得到证书的人只有两个选择：再服役5年或终生被逐出整个法兰西帝国。那些品行不好的人只能再服役5年。
军团中仍然有凶狠、残暴的人，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高级人物，出于政治原因而离开自己的祖国。55个国家都有人在这个军团里。美国人只有三个。（我在那里时，他们不在总部）。
军团的大部分成员是西班牙人和德国人。一旦我们拿下了非洲，如何处置军团里的德国人就成了问题。他们会被派遣到遥远的南部，加入一支永远不会与轴心国军队接触，也不会在二战中作战的分遣队。
军团里的德国人都很优秀，但他们的数量太多，以至于法国人产生了不满。在一个厨房里，我注意到一个法语标牌，上面写着“这里讲法语”。我问厨师这是什么意思。他说，厨房里说德语的人太多了，他立这块标牌，是想表示这里还是有一些法国人的。
军团为士兵们做了很多事情。在西迪贝勒阿巴斯，有一个巨大的现代剧院，他们在那里放映电影，举办乐队音乐会。他们甚至还编排上演了自己的戏剧，还有一支350人的乐队。
附近有一个新的水泥游泳池，是北非最大的泳池。我在好莱坞都没见过这么好的。泳池旁边是铺着瓷砖的露台，有桌椅和浴室，绿树成荫，鲜花盛开。
军官和非战斗人员都有住房，他们的家人也可能住在一起。一名中士每个月只有10美元津贴，但如果有家庭的话，他的津贴就会增加。军团里中士的礼仪级别与少尉或以上的军官相同。
军团有商店，士兵们可以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研究研究生意。美国人到达后，他们开设了一门英语课，士兵们可以自愿参加。
在总部基地的军团士兵睡在水泥地板的营房里，和我们的营房很像。他们有铁床，行李是打包好的，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随时出发。
每个营房和娱乐大厅的墙上都画满了卡通画，画得很好，都是军团生活相关的笑话。这是军团的另一个传统。新的部队搬进来，就有权擦掉所有卡通画，画上自己的画。
法国外籍军团自1831年成立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他们有两个引以为豪的博物馆，记载了他们的历史。博物馆的瓷砖地板上，铺着美丽的棕色和白色阿尔及利亚地毯，有点像我们纳瓦霍印第安地毯。墙下放着一箱又一箱的军团纪念品——古旧的刀剑、旗帜、制服、枪支、子弹和装饰品。
墙上挂着数百张照片，都是光荣牺牲的军团成员。有个房间的墙下，站着许多真人大小的蜡像，显示了军团多年来穿过的十几种制服。
博物馆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狂野或充满异国情调。它很像史密森学会[1]的一个小分部。一位比利时下士担任向导，他会对所有东西做简单的讲解。纪念明信片和小册子在这里都有出售。
在所有纪念品中最珍贵的是一只木手。1854年，军团在俄罗斯克里米亚作战。在那次战役中，有位丹茹上尉，他的手被子弹打掉。他做了一只木手来代替。这只手做工精细，手指都是连在一起的，看起来栩栩如生。
在马克西米利安担任统帅期间，军团前往墨西哥，在那里进行了军团历史上最难忘的战斗。115名战士组成的分队，埋伏在卡梅隆镇的一个庄园里，与一支4000人的墨西哥部队作战。军团分队除了三个人，都牺牲了。很像我们的阿拉莫战役[2]。戴着木手的丹茹上尉在那场战斗中阵亡。后来，人们找到了他的手，送回了西迪贝勒阿巴斯。
这场战斗发生在1863年4月30日。每年4月30日，军团都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和阅兵式。丹茹上尉的手被放在玻璃盒子里，作为军团的象征被展示出来。
这一切似乎有点可怕，但军团对此感触颇深。
虽然很少见，但军团和其他组织一样重感情。在骑兵身上，我尤其看到了这一点。军团逐步解散骑兵队。所有漂亮的马都被卖给了农民，骑兵也被机动化了。你也知道骑兵们对马的感情。当我意外地走进马厩时，马厩干净又整洁，一点也不像马厩。我瞥见，一个年轻的士兵在亲吻马的前额。他是一个看起来很难对付的小伙子，不像是温柔、伤感的人。当军团的骑兵开始骑“铁马”时，有些东西就不再存在了。
实际上，西迪贝勒阿巴斯已经成为这里的美国人的圣地。每周都有4000多名美国军官来到军团基地。军团为来访的美国军官们举办许多活动。美国大兵们和外籍军团的士兵一起走在大街上，坐在咖啡馆里，尽情地交谈。
军团里的一个英国人，约翰·怀特韦军士，让我在那里过得非常愉快。怀特韦根本不是冒险家，他只是一个普通商人。
一战刚结束，他就去巴黎生活了。二十年来，他是美国电冰箱和无线电公司在巴黎的销售代表。他娶了一个法国女孩，有三个漂亮的孩子，最小的那个他还没有见过面。这个时候，孩子快三岁了。
1939年，战争一触即发时，怀特韦觉得应该为支持了自己二十年的国家而战。他不能参加正规的法国军队，只能加入外籍军团。他们战斗到法国沦陷，然后被送往阿尔及利亚。从那以后，怀特韦就一直待在这里。
对于他这样一个成熟而有才智的人来说，头几个月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他的经商能力和办公室经验使他成为军团的无价之宝。很快，他就被派往总部做一些行政工作。就这样，他逃离了漫长、严酷而致命的营房生活。
美国人来的时候，怀特韦是军团中少数会说英语的几个人之一。因此，他立即被派往美军总部担任联络员。我见到他时，他穿着便服，就是他带我去的西迪贝勒阿巴斯。
虽然只离开了一个月，但他回到这里就像是王者归来。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军团的士兵和军官都会向我们敬礼、停下来跟我们握手、叽叽喳喳聊上一通，好像他已经离开了很多年。法国小姑娘们，他一直在教她们英语，看到他回来，沿着街道跑来亲吻他。他似乎是一个让法国人喜欢的英国人。
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好几个人。除了怀特韦中士和我之外，还有五名美国陆军军官——伊格伯特·W.柯万中校，曾在世界各地的正规军服役，他的女儿雪莉即将成为国内的运输机飞行员；阿特·尼伦上尉，来自达拉斯的吵闹的牙医，他的座右铭是“每天看牙医，一年刷两次牙”；阿尔伯特·德切尼斯中尉，年轻的波士顿医生，会说法语，说得还不错，可能是因为他叫这样的名字；芝加哥的马克斯·库纳特中尉，战前是美国最好的房屋销售员，至今仍随身携带着样品房的销售手册；还有伦纳德·贝斯曼中尉，可爱的密尔沃基律师，不会说法语，却有着不断尝试说法语的优点。
伦尼（伦纳德）和马克斯是军团的狂热支持者，看到什么都觉得很厉害。莱尼从小就是军团的粉丝，我们差点就要拦着他，要不然他就得当场报名加入军团。
伦尼在法语方面的努力，让来自罗马尼亚的骑兵中士保罗·埃克塞迪·德·卡波颇为赞赏。他整天和我们在一起，最后几乎含泪将他最珍贵的勋章别在伦尼的上衣上，以示敬意。
当我们来到一家客人几乎全是军团战士的小酒吧时，马克斯就派上了大用场。酒吧的老板是一个名叫卢塞特·鲍姆的瑞士人，他在军团服役了二十年，后来退休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帮助他经营这个酒吧。
马克斯会说德语，结果就是：马克斯和瑞士人挤在一起说德语；德切尼斯中尉和店主的女儿们挤在一起，说地道的法语；柯万中校和身边的一小群人讲述着在印度支那猎杀大象的故事；阿特·尼伦站在门口，对着所有路过的阿拉伯孩子大喊：“齐德，亚拉，你这个小家伙”；伦尼和中士挤成另外一团，说着蹩脚的法语，手还比画个不停；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用西班牙语点早餐，一遍又一遍地自言自语。
跟早餐相关的词汇碰巧是我仅会的一点西班牙语，如果我不在这一片国际氛围里转上几句别的外语，哪怕是在午后时分装模作样地点上一份早餐，我就混不下去了。
外籍军团万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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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爆三兄弟》[4]上映多年后，在世界上这个偏远的地方，拜访它所描写的那些人，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我情不自禁地钦佩军团的尊严，它严格的纪律，它的整洁，还有它的所有传统。
但除此之外，对我来说，外籍军团的生活是很可怕的。仅仅为了战斗而战斗是我无法理解的。
[1] 史密森学会成立于 1846 年，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是一家教育、科学研究基金会，名字来源于英国化学家和矿物学家詹姆斯·史密森。
[2] 阿拉莫之战（1836 年 2 月 23 日—1836 年 3 月 6 日），得克萨斯州脱离墨西哥的关键战役。
[3] 原文为西班牙语。
[4] 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三兄弟参加外籍军团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