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中部是一片沙漠一样的乡村。它有许多山脊，山脊之间有宽阔、平坦、肥沃的山谷。山脊上有高高的冷杉树，但山谷里除了农作物和齐膝高的灌木外没有别的植被。因此，山谷并不是隐藏大型机动部队的理想之地。唯一能提供自然掩护的是橄榄林或仙人掌地。
有些仙人掌是野生的，有些则像其他作物一样成排种植。它们有人肩膀那么高，长着又大又厚又多刺的叶片。它们的刺有1英寸（2.5厘米）长，看上去凶狠、可怕。仙人掌是用来喂骆驼的，我真的看到过骆驼吃仙人掌的叶子。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因为那些刺像钢针一样硬，掰都掰不断，但骆驼似乎并不介意。
士兵们学会了在仙人掌地上小心行走，因为那些刺可能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比方说感染。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士兵被送到后方，他的手臂肿得很厉害，不得不用个架子托住。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好几天来，我觉得右膝很疼，当我弯下腰打包铺盖卷儿时，膝盖根本使不上一点力。但我以为是在石头上磕伤了，没太在意。直到我回到城里，几周来第一次脱掉衣服，我才看到膝盖上肿了一个大脓包。所以，我像个乡下男孩一样，把它挤破，拔出了一根半英寸（1.3厘米）长的仙人掌刺。
一两天后，疼痛消失了。换做是别人，可能会失去一条腿，但我过着干净而清苦的生活，我的血液清澈，身体强壮有力。
看到我出发去战斗，身上只带着一把铲子时，士兵们都笑了。在战争中，它似乎是一种很荒谬的工具，但我早就想明白了。等到我们上了前线，大兵们听到子弹呼啸而过的咝咝声，我的“武器”就被证实再好用不过。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因为，兄弟，当你遇到俯冲轰炸机突袭时，用铲子挖掘就成了人的本能。
我听说过，俯冲突袭是那么可怕，已经躺在战壕里的士兵会用手指把壕沟挖得更深一些。我知道，有很多人今天还活着，是因为他的身边碰巧有别人挖的散兵坑。铲子万岁！
美国军队中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例如，我认识的一位下士，他能背诵《凡尔赛条约》，还能旁征博引自普法战争以来的所有重要军事条约。他就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西纽约街1105号的威廉·尼科林下士。尼科林28岁，有一颗金牙。他在美国生活了14年，在欧洲生活了14年，他差不多能说那里每个国家的语言。虽然他出生在美国，但他说英语时口音反倒很重。
尼科林先后在巴特勒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上过新闻系，然后去了欧洲，拿到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史硕士学位。六年来，他在欧洲许多家报社工作。他非常了解巴尔干半岛，实际上，他的思维方式更像巴尔干半岛的而不是美国的。
1939年，尼科林回到美国，因为他看到战争即将来临，而他不想参与。他对事态的发展感到失望和悲伤。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会再回欧洲。他决绝地转身离去，随后却被征召入伍，径直回到了那片土地。他很乐意地去了，成了一名优秀的士兵，非常勤勉、认真。在我们的军队登陆时，他可能会很有价值。但尼科林看到的远不止这些。他想为和平建设出一份力。他想在这里退役，留下来报道和平会议。他觉得自己特别适合这项工作。
除了其他职责外，他还是两名军官的私人助理，他们分别是底特律的查尔斯·米勒少校和密苏里州墨西哥城的托尼·隆普金上尉。尼科林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他们。他们在壕沟里搭了一个帐篷，里面有一个煤油炉。每天晚上睡觉前，他们加热一些豆子，做点巧克力，叫尼科林进来，然后坐在一起吃吃喝喝，讨论世界大事。
我们这些记者对突尼斯的中央山谷有着许多琐碎的记忆。比方说，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四个人和著名的伞兵队长埃德森·拉夫上校以及他年轻的副官杰克·波格中尉一起吃晚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拉夫，我对他有点敬畏，但他很平易近人，所以我很快就放松下来。拉夫和波格都穿着伞兵制服，带着手枪。坦克在外面隆隆作响，地面和工事都在摇晃，蜡烛在桌子上“跳舞”。
波格中尉和我聊了聊，原来，在新墨西哥州时，他就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山那边。他来自艾斯塔尼亚，阿尔伯克基后面的山谷，离我家只有大约40英里（64.4千米）。所以在突尼斯的沙漠里，我们花了几个小时回忆我们家乡那片特殊的沙漠。
我第一次搭帐篷时，当然，得有人帮忙，因为我不知道要怎么把那些东西组装在一起。那一次，我的帮手是布鲁克林76街401号的沃尔特·希基中士。战前，他是一名职员。希基中士和我在一道倾斜的山坡上挑了一个很平坦的地方，先拔掉一小片灌木丛，腾出一块空地，在一棵冷杉树下搭起了帐篷。帐篷搭起并用木桩固定好后，我才看到地上爬满了蚂蚁。原来我们拔掉灌木丛时，无意中碰到了松软土地下一个巨大的蚂蚁窝。所以我们不得不把整个帐篷拆掉，再把它放在另一棵树下。
不过，没过多久，我就可以独自搭帐篷了，在黑暗中，在狂风呼啸、双手都冻得很难伸出来的时候。
有一天，在公路上被扫射时，我们出了点小事故。三个士兵坐在吉普车里，敌机俯冲而下。后座的士兵面冲后方，为的是盯着后面的情况。吉普车飞驰过田野，敌机跟在后面。后座的士兵不停地喊“右！右！”或“左！左！”，给驾驶员指方向。但扫射太激烈了，前面的小伙子们只好跳车，让吉普车自己往前冲。我们的英雄独自一人，坐在无人驾驶的吉普车后，对着空气大喊“左！右！”，子弹却依旧四处飞射。最后，他转过身，想看看司机为什么不听他的指令。接着他也跳了车。
我们基本上没听说过人们用“意大利人”这个词来称呼意大利士兵。人们要么喊他们“意大利种”，要么是“南欧小子”，要么是“意大利佬”。士兵们不用这个词是有原因的。有一次，山上一个瞭望员报告说，“三个意大利人（Italians）”正往山上走来。听到这个消息的军官，以为说的是“三个营（battalions）”，于是下令对那个地区进行猛烈的轰炸。瞭望员打来电话询问，为何要如此猛烈地袭击，误会才得以澄清。从那时起，这个分队里的所有士兵都被要求将意大利人称为“意大利佬”。
我看到过一辆吉普车的残骸，它悲惨地被一枚500磅（226.8千克）的德国炸弹直接击中。里面有三个士兵，他们被炸得四分五裂，没有尸骨可以埋葬。但去搜寻的士兵发现现场有零散的硬币、刀和衣服碎片。其中一个牺牲的士兵原本身上有一本袖珍的《圣经》，现场发现还剩下一半的书页。另一个身上有许多钞票，对半叠了一下。爆炸后，钞票粘在了一起，再也分不开。我们用小刀都揭不下来一张。爆炸让它们硫化在一起，上面一个破洞都没有。
小东西在战时变得很重要。在前线，我是唯一一个有开罐器的人，但人们对它的需求却源源不断。我不得不把它放在工作服口袋里，以免被偷。有一天，有人偷了我的梳子。当一个人急需的东西被拿走时，偷窃就不再仅仅是偷窃。我从未偷过任何东西，但在条件有利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放过的。
我随身带着一把指甲刀，有一天，有些路过的士兵问我有没有指甲刀或剪子，我借给了他们，先后六次。冰冷的水，还有寒冷的天气，让我们的双手备受摧残，我们的手指变得僵硬，指甲周围都是倒刺，指甲也总是开裂。
尽管卫生设施简陋，但我们的部队还是努力地保持干净、体面。空军允许他们的士兵留胡子，但其他部队并非如此。因此，士兵们还是得刮脸，不管有多不方便。
士兵在战时变得非常注重实用性。一位神父检查过在战斗中阵亡的十位美国士兵的口袋后说，他们身上带的都是卫生纸。有些粗心没带卫生纸的士兵，等到要用的时候，就只能用20法郎的纸币了。
每样东西都是如此稀缺，只要有人给，不论什么，我们都欣然接受，不管是否需要。有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赶紧收下，虽然我已经抽了一支。我还喝葡萄酒，虽然我不爱喝，但有人分给我，我也就喝了。不管是谁，给我什么糖果、香烟、衣服或其他任何东西，我都毫不客气地收下。我们都学会了按照拉夫上校的原则生活：“我从不拒绝任何事情。”
就算有人给我一瓶蓖麻油，我都会收下，藏起来。
前线的士兵乐于分享自己拥有的一切。一个普通的士兵，发了一笔“横财”——收到家里寄来的一包糖果——他一定会分给他的朋友们。这种分享，在这个艰难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一天深夜，我作为临时访客，在一家美军前线医院留宿。快要睡时，一个士兵走过来做了自我介绍，问我要不要来点水果蛋糕。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蛋糕，但正如我说过的，我什么也不舍得拒绝，因此我和他一起去了，吃了三块水果蛋糕和半磅（226.8克）巧克力糖，在睡觉之前。
这位士兵就是莱斯特·格雷下士，战前他住在芝加哥法威尔大街2443号。他结婚两年了。我们吃的水果蛋糕是他妻子做的。顺便说一句，这是她做的第一个蛋糕。显然，这个蛋糕的成功冲昏了她的头脑，因为格雷下士说，还有五个这样的蛋糕已经在来这里的路上了。
格雷是这家医院的实验室技术员。战前，他是一家珠宝批发公司的推销员。自从他在非洲登陆以来，他就稳定不断地跟每一个老顾客写信。这是一种什么销售素养！
有一天，在部队驻扎的一片橄榄林中，我看到一只美丽的德国牧羊犬在四处搜索。原来它是士兵们一路从美国带来的。我们在非洲的士兵养了许许多多的狗当作宠物，但它是为数不多的几只从家乡远道而来的狗之一。
最开始，她属于明尼阿波利斯的爱德华·穆迪中士，他在一次事故中丧生。他死后，炮兵连收养了她，把她当作吉祥物。她经历过两次长途运兵之行，分别在爱尔兰和英格兰服役，还在突尼斯前线参加过几次战斗。从英国来这里的路上，她生了八只小狗。
她的名字叫“小姐”。士兵们最初找到她的时候，她只有三个星期大，所以她的一生都是和穿军装的士兵们一起度过的。她对平民总是持怀疑态度，看到穿便装的人，她就会狂叫不止。尽管军旅生涯很长，但这位“小姐”还是很害怕枪炮。每次大炮开始轰鸣，她就浑身发抖。小伙子们希望她能克服恐惧，和他们一起冲向战场。
我还认识另一只从美国远道而来的狗。他是一只黑白相间的史宾格猎犬，出生在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流浪狗收容所。最开始，收养他的是两名飞行员，他们分别是新泽西州东奥兰治的理查德·伊斯特中尉和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的哈罗德·塔夫特中尉。他们给他起名叫达克沃斯，为的是纪念他们在飞行学校三人组的第三名成员，来自波士顿的约翰·斯图尔特·达克沃斯中尉。达克沃斯坐过七种不同的飞机，他飞越过大西洋，两次飞越非洲。他喜欢飞行。
我听说，有一位飞行员养了一只宠物猫，在第一次飞行时，它的鼓膜破裂，彻底聋了。但小伙子们在达克沃斯的耳朵里塞上了棉花，所以他的耳朵没事。他有一个小小的仪式，每次一下飞机就绕着左轮跑，再撒上泡尿，跟大自然母亲正式问个好。
而跟他同名的达克沃斯中尉，当时在得克萨斯州的兰道夫空军基地，因为没能来海外作战而懊恼。而这条狗的主人之一，伊斯特中尉，在突尼斯执行一次任务时再也没有回来。因此最后，这条狗只属于塔夫特中尉一人。他取笑“他”，咒骂“他”，却又为“他”感到骄傲。
他说达克沃斯是非洲最有女人缘的“男人”。
一天晚上，我和八个空军军官在费里亚纳的小旅馆里吃晚饭。餐厅的另一张桌子上坐着一群法国军官。我们吃东西，吵吵闹闹的，他们吃东西，也吵吵闹闹的，两张桌子的人都不在意对方。
我们快要吃完的时候，几个美国人开始唱歌。我不得不说，他们可能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歌手。他们唱得太难听了，最后唱不下去了，我们自己都嘲笑自己。
看到我们这样，法国人举杯向我们敬酒——我想这是一次善意的尝试。然后我们相互敬酒，他们站起来，我们也站起来，来回敬酒，直到每个人都感到尴尬。最后，法国人说想给我们唱首歌，这才缓解了紧张的气氛。他们真的会唱歌，就像一个专业的欢乐合唱团！三个人是一战中受过伤的老兵，身上还戴着勋章。其中一个看上去像是“魔鬼岛”[1]上的逃犯。一个是牧师，他还只是个年轻人，但留着凶猛的长胡子，声音低沉，像是收音机里“唱歌的山姆”[2]。
那些法国人唱了一个小时，唱的不是普通的歌曲，而是战斗的团歌，还有一些朗朗上口、节奏像丛林音乐的曲调。煤油灯在他们的脸上投下阴影，就好像书里旧世界的景象。
令人感动的是，最后，那个看起来像魔鬼岛逃犯的军官过来告诉我们他们聚会的原因。他们的分队在两周前就已经来前线了。那天他们出来，是幸存的人聚在一起，为了怀念那些没有回来的人而吃饭、喝酒、唱歌。上前线的一共25个人，聚餐的只有11个。
战区的美国帐篷医院是记者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说这绝对不是因为那里有许多美国护士。三个记者刚刚住进一家医院，把那里变成了他们的办公室，待了好几个星期。他们白天开着吉普车在乡村漫游，晚上回到医院，就好像住旅馆一样。
我最喜欢两家医院，偶尔会去那里吃顿饭或过夜。第一家是我认识的小伙子们所在的医院，它总是在战场后方大约80英里（128.8千米）或更远的地方。那里的工作人员主要来自纽约罗斯福医院。另一家是机动外科医院，通常离战场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是在北非占领之日登陆阿尔祖的，护士们是第一批登陆北非的人员。
我先前提到过的来自波士顿的玛丽·安·沙利文，就是这个分队的。我还认识那里的几个女孩，她们是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埃里森大道929号的米尔德里德·科林、乔治亚州布莱斯的艾米·尼科尔斯、北卡罗来纳州韦恩斯维尔的玛丽·弗朗西斯、费城北33街1821号伊娃·萨克斯、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沃克斯顿大道2932号的凯特·罗杰斯。
和士兵们一样，她们也不断地想念家乡，谈论家乡，她们很想回家。但正如艾米·尼科尔斯所说，如果有人告诉她可以回家，她反倒不会回去。其他人都有同样的感觉，百分之百都是如此。
作为第一批登陆非洲的护士，作为一直最靠近前线的护士，她们为自己感到骄傲，打算留下来。除了蓄意或意外的轰炸外，她们实际上没有什么危险。
特里·艾伦少将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因为他根本不在乎地狱和洪水，因为他活得比大多数人都多姿多彩，因为他是空军以外我唯一能直呼其名的将军。
如果说艾伦活在这世界上只为了一件事，那就是战斗。他在一战时中过枪，但现在他似乎毫不在意会再次中枪。这可不是纸上谈兵。他憎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就像憎恨害虫一样。他取胜的路数很简单：长驱直入，杀他个片甲不留。艾伦的演讲非常生动。没有一个记者能写下来，因为他说起话来特别地粗鄙，根本没法用白纸黑字写下来。
一战时，艾伦被打中了下巴。伤口让他在紧张时发出奇怪的咝咝声。他是用牙齿间的缝隙来呼吸的，听上去就像是轮胎在漏气。他要是去了日本鬼子的地盘，这种倒吸的咝咝声无疑能够迷惑他们。
在最初的登陆中，是艾伦将军的分队拿下了奥兰。接着，上面认为有必要将他的部队驻扎在那里，几个月来，艾伦像是发疯一样，坐在奥兰的橄榄林里，从远处观望战争。最后，他再也受不了了，去了最高指挥部，他说：“这是私人战争，还是谁都能参与？”至少传说是这样的，听起来很像他的风格。不管怎样，艾伦参与进去了，他立刻像百灵鸟一样欢快起来。
他到前线后，我开车去看望他。当我终于找到他时，他说：“不用费心搭帐篷了，今晚你睡在我的帐篷里。”
将军的邀请就是命令，所以我把铺盖卷搬进将军的帐篷里。我朝里看去，地上有一个铺盖，占了帐篷的一半。另一半是一个5加仑（18.9升）的水桶，水桶下的岩石堆里燃着汽油火，旁边还有一张粗糙的、未上漆的折叠桌。
我不知道他想让我睡在哪里。但到了晚上，将军的勤务兵把一切都解决了。他拿走了水桶，用沙子把火扑灭，把桌子搬走，再把我的铺盖卷铺在了将军的旁边。
据我所知，特里·艾伦是突尼斯唯一睡在地上的将军。别的将军都带着折叠床。艾伦将军不允许他的下属睡在帆布床上。他说，如果他的指挥所每个人都有帆布床，那就需要再有几辆卡车来运送，而这些卡车本来会有更大的用场。不管怎么说，他就是喜欢粗暴地战斗。
艾伦是骑兵出身。当他需要装扮时，他依旧会穿他的花边高筒骑兵靴。人们都说他是部队里最出色的马球运动员之一。在非洲，他没有马可骑，但每个星期有好几次他会在早餐后在山间徒步3英里（4.8千米），以便保持体型。他总是叼着一根烟。他娶了一个埃尔帕索姑娘，把那里当成家乡。他把妻子和15岁儿子的照片放在皮夹子里，并深深为他们感到骄傲。
那天晚上，我和艾伦的几个手下去远处狩猎，回来时已经是午夜了。他给我留了灯，风吹得帐篷吱呀作响，但艾伦睡得像个孩子。
尘土吹进来，打在我们身上。我的床铺就在原先烧火的地方，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我第一次睡得很暖和。训练有素、警觉灵敏的哨兵在我们帐篷的前后站岗。天哪，我真的有受到保护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上7点，一个哨兵进来叫醒了艾伦将军。艾伦将军咕哝了一声，又睡着了。5分钟后，另一个哨兵进来，单腿跪在旁边，不停地喊：“将军，长官，将军，长官”，直到艾伦答应着起身。
我睡觉时没有脱外衣，将军穿着他的睡袍。我们俩身上都是大风过后的尘土。我们花了大概30秒的时间穿衣服，然后走出帐篷去吃早餐，没有洗漱什么的。
在前线，将军的生活就是这样。
[1] 法属圭亚那沿海岛屿，1895 年至 1938 年为法国的囚犯流放地。
[2] 哈里·弗兰克尔（1888—1948），吟游歌手、杂耍演员和广播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