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飞行员一直在向德国人发射炮弹，另一方面，他们也在承受敌人的轰炸。我们的伤亡远远低于敌人，但我们的士兵不得不不断地与可怕的敌人对抗。这让他们迅速成熟起来。在非洲，他们执行的任务比从英国基地到欧洲时加起来还要多。
飞行员们普遍认为，比塞特上空的轰炸是世界上最密集的。轰炸持续不到一分钟，但他们必须笔直而稳定地飞行，穿过一片喧闹的云层和厚厚的黑烟，目之所及都是死亡的气息，几次之后，他们的心里开始有了某些东西。
我们的轰炸机和战斗机飞行员并不缺乏勇气，但他们也是人。我觉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被送回国。长期以来，英国的空勤人员有一套休息的制度：在敌方领地上执行了一定数量的任务后，会被送往非战斗地区飞行几个月，然后再回来执行一轮战斗任务。我们的飞行员之间充斥着传言说，我们也会有这样一套制度。
我们的许多飞行员已经执行了多达25次任务，肯定十分需要休息了。他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信念上，那就是，他们很快会被调回美国。愿望说得太多，他们差点信以为真。我听到飞机上的机枪手说，“我已经飞完一半的任务了，再飞一半就能回家了”或者“我已经飞了三分之二了，马上可以回家了”。
事实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能让他们休假或调动的制度。但有些机组人员的确很快就要回国了，他们将暂别战场，得到应有的喘息机会，训练和组织新的机组人员。几个月后，他们可能会回来，开始第二轮战斗任务之旅。许多英国飞行员当时正在执行他们的第三轮战斗任务。
但是，我们的机组人员不太可能有这样一种制度，累计完成一定数量的任务就可以拿到回家的单程票。要是能够在完成30次任务后永远离开前线，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留在国内工作，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但是这里对飞行员的需求太大了。形势根本不允许这样。比较有可能的是，有些机组人员会被遣送回国待一段时间，其他的只能在非洲休息。
部队里有过一些讨论，比方说，在山里建一些休养用的营地，后勤中心再安排一些美国女性陪伴士兵们。这其实是士兵们在海外最缺乏的东西。但是，无论有什么样的制度，无论完成多少任务才能休息，在神奇的“最后一次”任务出现之前，都会有大量需要用到飞机的任务。如果说我们让自己的人疲惫不堪，那么或许能让我们稍感安慰的是，德国人也是如此。
新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每周都会一小批地送来。我们听到报告说，大量的飞机正在被送往迈阿密的途中，它们会配备上飞行员。我跟一个飞行员聊过，他们在离开康涅狄格州仅仅6天后，就开着飞机准备投入战斗。
此外，来自华盛顿的专家们乘飞机出行，在前线停留了几天，提供前线需要的第一手信息，再返回大洋彼岸。我确信，他们所看到的一切，一定会让他们大吃一惊。纸面上做不到的事情，这里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机场里到处都是死里逃生的故事，但我听到的最奇怪的是一架飞机及其全体机组人员在半空中失踪的故事。
这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飞行堡垒”的机组。它的成员在欧洲的许多任务中都是英雄。他们正率领另外两架飞机在突尼斯港口上空进行轰炸。另外两架飞机在他们两侧紧靠飞行，飞行员们跟着领头飞机，突然，它就在他们眼前消失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靠猜测，但很有可能是，敌机的炮弹直接击中了这架飞机上的炮弹，整个飞机瞬间炸成了碎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一小团黑烟外，人们什么也没看到。另外两架飞机只能独自飞行。就在它失踪的那一刻，一名飞行员碰巧正在拍照，拍到了这两架飞机，还有它们之间的那股黑烟。
直接击中飞机装载的弹药，美国或英国的军队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不过，我想这种事一定在德国人身上发生过，因为我记得两年前一位英国炮兵军官告诉我，他用望远镜观察时，一架在高空飞行的德国轰炸机瞬间消失了。
这个不幸的美国机组的同僚们对这次事故自然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正如他们所说的，像这种怪事发生时，就是你的死期到了。他们像往常一样继续战斗。
说到这件事时，小伙子们说：“好吧，至少他们死的时候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切都太快了。”
我又一次见到了我非常喜欢的轰炸机机组人员——杰克逊家族。我们的脚步是如此一致，团聚也成了家常便饭。
当我到达他们那个偏远的机场时，他们正在执行任务。所以我去了他们的机位等他们回来。第一个从飞机上下来的人是来自威斯康星州希克斯顿的领航员马尔科姆·安德里森中尉。我们是好朋友，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面了，但他只是咧嘴笑着说：“你好，厄尼。”我们甚至没有握手，就好像我一直在那里一样。
杰克逊家族依然士气高涨，但战争不可避免的危险和无常开始削弱他们的士气。队长是马萨诸塞州沃拉斯顿的杰克·特雷勒上尉。他升了职，负责地面工作的运行，在一段时间内，只开着旧飞机执行了一次任务。
他讨厌办公室工作；他不是那样的人。但当我问他，负责地面工作这么久，他是否会恼火，他说：“该死的，不会，不让我去执行任务才好呢。”不过，后来我发现其实他在恳求中队长让他执行任务。
投弹手也暂时离开了机组。他左手中了一块高射炮弹碎片，自豪地四处走动。他就是来自奥马哈的乔·沃尔夫中尉。再过几天他又可以飞了，但伙计们开玩笑说，他可能会得到一张回家的机票，因为他受伤了。乔也笑了，但他希望他们说的是真的。
没有人跟炮手——来自亚利桑那州柯立芝市的约翰·D.沃金斯中士——开玩笑，因为他已经死了。他特别喜欢飞机上的球形炮塔，就连飞机起飞时，他都喜欢待在里面，不让任何人进去。
他是英勇牺牲的。有天晚上，德国人经过机场，沃金斯从自己安全的战壕中跳出来，冲向最近的“飞行堡垒”，在塔楼里向敌机射击。一枚炸弹在附近落下，一小块碎片划破飞机侧面，穿透了他的心脏。
那天晚上，我在战场上，机组其余的人员问他们的长官，是否可以收殓他的残骸并送回家。但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他墓碑上做好标记，或许战后，他们可以重新给他入殓。
空军有一套自己的语言。有一个词越来越流行，基本上取代了一半的普通动词。那就是“汗如雨下”。他们为任务“汗如雨下”，或者为天气“汗如雨下”，或者为升职“汗如雨下”。它指的是，他们等待，或者战斗，或者做一些艰难的、需要时间的事情。
还有一个常用的词就是“坎坷”。当他们生活在泥地里时，是“坎坷”；当比塞特上空的高射炮火特别猛烈时，这是一次“坎坷”的旅程。所有特别难的事都是“坎坷”的。
在某个机场附近的村庄里，有一个重度残疾的阿拉伯男孩，大约10岁或12岁。他没法走路，只能在地上爬，穿过城市所有肮脏的地方。
我们的士兵做了什么？他们从机场的电池架上取下轮子，做了一个小轮车，让孩子躺在上面，这样他就可以在街上滚动，而不是爬行。
一天晚上，在突尼斯中部，我坐在“飞行堡垒”指挥官山姆·戈姆利中校的房间里。他来自洛杉矶。我们在看一本六个星期前出版的美国画报杂志，这是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一本。杂志里面全是战争的照片和故事，所罗门群岛、俄罗斯和我们非洲前线的戏剧性的故事。这本杂志让我着迷，看完时，我感觉看了一部战争电影。
因为在杂志里，这场战争似乎是浪漫而激动人心的，充满了英雄气概和活力。我知道这是真的，但我好像感觉不到。只有在美国的杂志上，我才能捕捉到这里真正的战争精神。
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我们登陆时的长长的混凝土码头。看着它，我居然有了一点兴奋的感觉。因为某些执念，我看着这张照片，比登陆那天在码头排队前进时要激动得多。“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了，”我说，“我们就在前线，但战争对我来说一点也不戏剧性。”
我这么说着，来自华盛顿贝灵海姆的昆特·奎克少校从床上爬起来，撑着胳膊肘。奎克是轰炸机中队的队长，和这里的所有轰炸机飞行员一样，参加过多次战斗。他因为所经历的一切而受人钦佩和尊敬。他说：“我也是。我知道它应该是充满戏剧性的，但却不是。这只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只想完成它，然后回家。”
所以我也不清楚，战争是戏剧性的，又或者不是？当然，也有伟大的悲剧，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英雄主义，甚至是永久的喜剧基调。但当我坐下来写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在前线战斗的人们痛苦地等待，希望自己能摆脱战场；做着常规工作的人们因为无法去前线而怒气冲冲，他们都渴望能与人交谈；没有办法在女人面前当英雄；基本上喝不到什么酒，珍贵的小曲，寒冷和肮脏的环境；在一个充满不安全感、不适感、乡愁和迟钝的愤怒感的世界里日复一日地辛苦工作。
当然，戏剧和浪漫也在这里，但它们就像森林中倒下的树，除非周围有人，否则没有任何用处。我只知道有两个时刻，战争对男人们来说是浪漫的：一个是看到自由女神像的时候，一个是在他们回来的第一天，在家乡和亲人们在一起。
我放弃了唯一一次在战争中感受到戏剧性的机会。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正如你们所知，记者们最后被允许参与轰炸任务。我和一个轰炸机小组在一起，我在英国和非洲都认识他们，那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问我是否愿意去比塞特执行任务。
我知道，这一天终于到了。我很害怕。不要随便给一个人打上懦夫的烙印，因为去执行那种任务，他要么就会成为一个小小的英雄，要么就是一只死鸭子。事实上，我并不知道自己会是什么，除非真的到了那个时候。当它真的来了，我说：“不，我看不出我去有什么意义。其他记者已经去过，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第一个。我去了反而会妨碍别人，如果我被杀了，我的死也不会有任何贡献。我只是在冒险，伸着脖子等死。不，我想我不会去。我太老了，当不了英雄。”
飞行员们的反应令我震惊。我以为他们会“礼貌”地蔑视我，毕竟他们天天都在做的事，而我却一次都不肯去。但他们的态度恰恰相反，我可以看出，他们不仅仅是友善，而且非常真诚。
“只有该死的傻瓜，才会在不必要的时候去。”他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飞行员也说：“我要是你，就再也不去执行任何任务。”
一个胳膊打着石膏的投弹手说：“你说得对。有个记者和我们一起去了。这没什么好处。他不应该这么做。”
一位中校刚刚执行任务回来，他说：“人们去做这种事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是不得不去，要么是为了向其他人表明他不害怕。我们中的一些人不得不表明我们不害怕。你没必要去。你的决定是正确的。”
我直言不讳地说了这么多，因为你们可能会想知道，我是否会描述一次轰炸任务，如果不会，又是因为什么。我不打算这样做，因为我已经合理地相信了，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执行这种任务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的虚荣心永存。而我决定让虚荣见鬼去。
碰巧，我最好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轰炸机飞行员，但我希望有人能为我们在非洲的战斗机飞行员们唱一首赞歌，一首美妙的歌。他们是空战中被遗忘的人。
直到我走近非洲前线，我才意识到，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经历了什么，他们在做什么。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事迹，但他们其实是海绵，吸收的都是德国空军的怒火。他们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一直在承受。永久的荣誉应该是他们的。
在英国，英国皇家空军的战士们因为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而大获荣誉。但在美国，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轰炸机上。“飞行堡垒”投入战斗时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公众更加关注轰炸机。
战斗机和轰炸机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这是一直存在的。它本身可能是件好事。但过了一段时间，它有点脱离了竞争的范畴，它已经发展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一种感觉：他们是被忽视，是不被赏识的，他们承受的比得到的要多。他们的伤亡率高于轰炸机，但获得的荣誉却比轰炸机少。
有人夸口说，没有战斗机护航，“飞行堡垒”也可以照顾自己。许多轰炸机飞行员告诉我，他们非常感激在非洲给他们护航的战斗机，如果没有战斗机的掩护，他们会觉得自己就像是赤身裸体走在“上班”的路上一样。
当时我们的重型轰炸机总是由洛克希德闪电（P-38）护送。他们的工作是挡开德国战斗机，吸收纳粹造成的致命伤害。这意味着他们的旅程比以往都要漫长。有时他们不得不携带额外的油箱，战斗一打响，他们就把油箱扔了。在高空长时间飞行疲惫不堪时，他们可能会和敌人混在一起。如果被打残了的话，他们必须独自航行回到基地。
闪电P-38是一款了不起的飞机，每一位驾驶它的飞行员都喜欢它。它的大小让它可以长途飞行，但正是这一点，让它不适合参加当时的战斗。
如果两架闪电和两架梅塞施米特109战斗机打起来，美国人肯定打不过，因为闪电更重，机动性也更差。
闪电P-38的理想用途是作为拦截器、地面扫射机或轻型突袭-撤离轰炸机。它本可以是德国人手中击落我们日间轰炸机的完美武器。谢天谢地，德国人没有这种飞机。
对于“在刀尖上行走”的战斗机飞行员来说，护送轰炸机是一项单调的工作。小伙子们有时不得不在小座位上局促地坐上6个小时。在轰炸机上他们可以四处移动，但在战斗机上却不行。轰炸机上有好几个机组人员，分别做不同的事情，但战斗机飞行员却是单打独斗。他是自己的领航员，自己的无线电操作员，自己的炮手。听到战斗机飞行员们讲述他们在飞行中必须要做的所有事情时，我感到很惊讶，他们竟然还有时间时刻警惕德国人。
尽管在北非战场上，我们消灭的德国飞机远比我们损失的要多得多，但我们的战斗机损失仍然很大。我和五名战斗机飞行员相处了一个星期，到了第七天晚上，五个人中有两个走了。
外行很难理解北非空战的精髓。即便是飞行员自己也很难跟上节奏，因为战术每周都在变化。
我们会有一些新的想法，让德国人大吃一惊。然后他们会想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对策，我们必须调整所有战略来应对它。但基本上可以说，一切都取决于团队合作。在这场战争中，孤军奋战的英雄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是英勇牺牲的英雄。坚持与团队并肩作战是确保每个人安全的唯一保证。
我们的战斗机与轰炸机一同等待任务，升空后，在轰炸机上空来回飞行，观察可能出现的任何情况。但如果他们看到远处有德国人，没有人会追上去。那可能是敌人在玩把戏。我们的战斗机在轰炸机上空坚守队形，撑起一把保护伞。
德国人有两个选择，一是俯冲穿过他们，另一个是等到有飞机被高射炮击中后再撤退。如果有人撤退一步，他们马上就会瞄准他。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战斗机们会发起进攻，但仍然保持队形。始终保持队形，始终保持紧密，是飞行领队不断给小伙子们脑子里灌输的东西。冲出去给敌机一点颜色看看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看过太多这样的悲剧了。
一位小组长告诉我，“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我们就永远无法击落德国飞机。我们会掩护好我们的轰炸机，保护好自己，所有人都可以安全地回家。”
战斗机飞行员和轰炸机机组人员似乎有点不同。通常他们都比较年轻。他们中的许多人入伍前还在上学，可能会有点鲁莽轻率，但他们的工作是如此致命，身上总是笼罩着死亡的阴云。这似乎让他们感到谦卑。事实上，我觉得这让他们变得更好，如果有些人之前很自负的话。
他们不得不早起。我经常在晚上9点半去那些特别的朋友的房间，发现他们都睡着了。他们经常飞行，不能喝太多酒。有天晚上，因为一个最受欢迎的战斗机飞行员在自己的主场因事故丧生，几个男人用杜松子酒来缓解悲痛。他们说：“不知道为什么，在自己的地盘发生这种事，比他干脆一去不复返还让我们难过。”
他们最初抵达非洲时，我经常听到他们说，他们不恨德国人，但没过多久他们就不这么说了。他们失去了太多的朋友，太多的室友。很快，杀戮让他们士气高涨。
一天晚上，他们从一次扫射任务中回来，我在那个房间里看到了最高涨的士气。这是他们最喜欢做的事，却没有什么机会去做。护送轰炸机，对他们来说是轻松的，却不是他们喜欢的。在空中对着看得见的东西任意射击，有足够的武力支持，让他们能够完胜敌军，那简直是乌托邦式的梦想。
那天就是如此。他们真的玩得很开心。他们遇到了一个德国卡车车队及护航队，然后把它们炸成了碎片。他们大笑着讲述这件事，兴奋得不得了。卡车上装满了德国人，“他们像鞭炮壳一样炸开。”摩托车手被击中，往前冲了40英尺（12.2米）才止住滑行。两架梅塞施米特109型飞机错误地追击了我们的飞机。它们根本没有机会。一阵猛烈的攻击后，它们冒着烟掉下去了，其中一架好像还爆炸了。
灯光昏暗的房间里，大兵们坐在帆布床上讲述当时的场景，笑得前仰后合。我忍不住对他们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都那么年轻，那么真诚，那么热情，却对一切都很随意，不是那种强硬的、什么都了解的随意，而是他们谈论飞行、杀戮和死亡时，就像谈论女孩们或学校的课程一样。
杰克·伊尔弗雷中尉是个好人，或多或少可以说是致命战斗机飞行员的典型。他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父亲是第一国民银行的出纳。他们家住在罗宾汉街3122号。杰克只有22岁。他有两个妹妹。他在得州农工大学上过两年，然后去了休斯敦大学，同时在休斯器材公司工作。很快，他就参军满两年了。
很难想象他曾经杀过人，因为他看上去比22岁还年轻。他的脸很有幽默感，深色的头发像淘气的孩子一样不听话，在额头前卷着。他语速很快，但声音很柔和，说话时总有一点犹豫，显得他十分温柔、无害。他身上没有一点聪明人的影子，非常体贴、诚恳。然而，他的杀伤力却十分强大。
在非洲，伊尔弗雷经历了磨炼。他一天内消灭了两架福克-沃尔夫190，另一天拿下了两架梅塞施米特109。他的第五次胜利是消灭了一架双引擎梅塞施米特110，上面有三个人。他还有一次胜绩，但还没有得到证实。不过，他也不总是一帆风顺。事实上，他还活着，已经是幸运了。有一天，他被困在“陷阱”里，飞回来时，飞机上有268个弹孔。多亏了装甲板，挡住了至少一打子弹。
不过，杰克最近一次历险并不是因为被枪击。有一天，他看到一架德国战斗机潜入云中。杰克认为德国人会出现在云层的另一端，所以他急忙跑到下面他认为德国人会出现的地方，然后突然现身，他差点撞上那架飞机。两人都狠狠地踢了一下方向舵，他们只差几英寸就撞上了。两个人都没有开枪，忙着避开对方。杰克说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都在后怕。
伊尔弗雷中尉一点也不“英勇”。他一点不怕逃跑，如果只能逃跑的话。他告诉我，有一天他在低空独自飞行时被德国人盯上。两架德国飞机跟上了他。
“我只有两个选择，”他说，“要么留下来战斗，那肯定会被击落，要么不顾一切地逃跑。我的引擎可能会烧掉，不得不降落在敌人的地盘上，但我逃走了。幸运的是，引擎撑住了。”
伊尔弗雷和其他士兵一样，几乎没有娱乐和兴趣爱好。一天傍晚，他执行完任务回来后，我走进他的房间，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桌子旁，用报纸打苍蝇。
我们的飞行员确实过着孤独的生活。除了聊天，他们什么也干不了。不到两个星期，他们的话就说完了，从那之后，说来说去就还是那些话了。
没有飞行任务的时候，小伙子们有时候会去田野里闲逛，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铺位上。他们读完了自己的书，说完了所有的话。没有电影，没有舞会，没有派对，没有女人，什么都没有。他们只能躺在铺位上。
“我们太懒了，连厕所都懒得上。”其中一个人说，“除了飞行，我们对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毫无用处。”
然而，人们却说当王牌飞行员是浪漫的。
尽管我们的战斗机飞行员击落的德国飞机比我们损失的要多，但他们仍然对德国飞行员怀有深深的敬意。
“他们显然把最好的人手送来了非洲，”其中一个人说，“因为新过来的人很厉害，他们中间没有新手。”
被抓获然后逃出来的美国飞行员报告说，飞行员之间似乎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情谊，不是在空中而是在地面上。在空中时，他们没有一点情谊——除了殊死搏斗，没有别的。
一天晚上，他们在回忆一战时的故事。他们曾经读到过，盟军和德国的战斗机发射完所有弹药，然后并排飞行，互相敬礼，再各自返航。北非却没有这些东西。
开战斗机并不舒服，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一个人要在局促、紧张的状态下毫不间断地监视敌人。此外，战斗机的驾驶舱没有保暖装置。飞行员们在25000英尺（7620米）和30000英尺（9144米）的高空会感到非常寒冷。他们没有电热服。事实上，他们甚至不能穿太厚的飞行服，因为体积太大就不可能在驾驶舱里活动。他们只穿普通制服，连体裤，外加飞行靴和手套。他们甚至不能戴很厚的飞行手套。“我们的身体不觉得冷，冷的是手和脚。”其中一人说，“有时候会很冷，甚至会冻僵。”
“有意思的是，”另一个说，“我们在战斗时从不觉得冷。我们反而会出汗，打完仗后，我们的内衣都会湿透。当然，接着我们会觉得更冷。”
在他们完成第一次任务的夜晚，与他们坐在一起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太激动了，却无法意识到自己有多激动。他们的眼睛布满血丝，兴奋得满脸通红，无法平静下来。他们的人生从未如此精彩。他们在睡前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白天的历险。其中一个伙计吃不下饭，另一个根本睡不着觉。
大一点的小伙子们耐心地听着。不久前他们就是这个样子。他们知道，战争很快就会让他们成熟。
我曾经有过一次特权，在飞机前部俯瞰大约200英里（321.9千米）的非洲，那里的风景值得8.8美元的座位。
我们乘坐的是部队称之为C-47的飞机，但国内飞行界的人都知道它是道格拉斯DC-3，而外行都只知道它是一款伟大的银色客机，在和平时期，美国的所有航线都有它的身影。我想，就算现在也是如此。但在非洲，它们不再是银色的，而是单调的棕色，机身上还总是有泥土。机舱里的软座不见了，两边都是长长的铁皮长凳，上面有平底锅状的凹座，让伞兵穿着降落伞坐在上面。
地板上不再有地毯，后面也没有女空乘员了。光秃秃的地板上满是泥，“女空乘”是一个中士，两个星期都没刮胡子了。这些曾经豪华的客机成了战时的战马。它们正在为自己书写传奇。它们不停地飞行，随时随地，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做不可能的工作。
它们每日坚持在北非的所有指挥部之间往返；它们排着方阵，把补给和人员直接运送到前线；它们什么都运送，从吉普车到将军；它们不顾危险，也不太在意天气。它们工作起来，就像中美洲航空公司在美洲中部丛林中那样。
这款C-47战机在这里有成百架。它们的飞行员有时会受到战斗机飞行员的赞许，但这种态度其实是不公平的。他们肯定也值得所有人的赞许。
在过去的几年里，经过十五年的飞行，我已经到了除非是定期航班否则不会坐飞机的程度。然而那天，我爬上飞机，和那些家伙一起翻过陌生大陆的山脉和沙漠，带着和以前坐客机时一样的安全感。
这次特别的旅程，机长是来自亚拉巴马州伯明翰的比尔·莱弗利上尉。他已经在空中飞行了1100个小时，这对一个年轻的部队飞行员来说太多了。他说他以前常常飞得很低，只是为了好玩，但是阿拉伯人会朝他扔石头、开枪，所以他学会了保持在一个合适的飞行高度。
三架道格拉斯组成的方队，我们这一架是领头的。另外两架喷火式战斗机给我们护航。道格拉斯们飞得很近，喷火式战斗机在我们的上方和侧面飞行，有时会超过我们，以便更好查看前路。我们的飞行员会不时地环顾四周，查看他们的状态。
“你被打中过吗？”我问莱弗利上尉。
他向驾驶舱四周张望。“哪里有木头？”他问。他终于找到椅背后面一些木头，敲了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他说。
但有些人被打中过。“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之一，不是吗？”我问。
“我觉得是。”莱弗利上尉说，“这架飞机装载量很大，可以装26000磅（11793.4千克），但我从田地里起飞时，装了32000千磅（14515千克），我看那跑道只有国内的一半长。我不认为这些飞机有什么做不到的。如果民航检查员到这里来，他会发疯的。”
我们飞过光秃秃的山峦，穿过崎岖不平的山口，飞过沙漠，飞过绿洲和孤独的小土坯村庄，飞过干涸的湖泊和沙尘暴。没有什么比偶尔看到一个孤独的阿拉伯人在田里干活更令人兴奋的了。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莱弗利上尉请我和他们机组人员一起吃午饭。他在我们坐过的长凳底下掏了掏，拿出了大约十五罐汤、豆子、香肠、果酱和梨，接下来是两个大面包，然后是一个小火炉。点燃时，它听起来像是喷灯。不到15分钟，我们就大吃大喝起来，沙子还不断吹进我们嘴里。沙漠里的生活就是这样。一吃完，他们就回到飞机上，继续飞过群山。
现存美国“飞行堡垒”队中最见多识广的一群人存活了下来。这些家伙都是坚定的观光客，他们都想在战后从事旅游业。
这个中队实际上是1942年春天在印度组成的，成员们已经在多条战线上战斗过。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它一直是“可怜虫”中队，在世界各地四处征战。每天天不亮，他们都可能会去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他们曾在菲律宾、爪哇、澳大利亚、缅甸、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埃及、厄立特里亚、利比亚、的黎波里和突尼斯作战。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飞越太平洋开始的，如果能够飞越大西洋，他们就能环游世界。这也不仅仅是一个梦想，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有着如此多的任务，飞回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事。
在缅甸，这个中队驻扎在日本鬼子中间。在印度，他们经历了可怕的夏季酷热，一人死亡，150人中有15人因酷热而昏倒在医院。但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一直在观光。他们是圣地的权威。他们看到了埃及的金字塔和印度的泰姬陵，去过塞浦路斯、叙利亚和黎巴嫩等地。在印度，他们曾经过着奢侈的生活，每个人有6个仆人。在令人窒息的沙尘暴中，他们住在帐篷里。
在他们去过的所有地方里，他们最喜欢巴勒斯坦。一说起巴勒斯坦，就没有人能拦住他们。他们说，那里就像加州一样清新、嫩绿，而且绝对是最新潮的。他们说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酒店都在那里。
他们经历了太多酷热天气，北非的寒冷让他们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他们的损失是巨大的，但他们给敌军带来的打击也是无可估量的。10月，他们在埃及地中海海域上空发动袭击，击沉的船只总数超过了自己的损失。
他们轰炸了希腊、克里特岛和多德卡尼亚群岛。1942年秋天，在英国第8集团军开始进攻之前，他们就切断了隆美尔的补给线。他们说，投掷在图卜鲁格和班加西上空的德国高射炮弹是他们所知的最致命的武器，甚至超过了比塞特上空的枪林弹雨。
这个中队的队长是佐治亚州萨凡纳的J.B.霍尔斯特上尉。小伙子们说，几乎所有加入空军的萨凡纳人都在这里的前线。中队的投弹手唐纳德·怀尔德中尉一口气说出了他从埃及抵达非洲后遇到的萨凡纳小伙子的名字，至少有12个。
来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的克拉伦斯·E.萨默斯中尉说，如果说所有的萨凡纳男孩都在这里，那么显然斐&伽马兄弟会[1]所有成员也都在这里。一天晚上，他和6个以前不认识的飞行员一起吃饭，其中5个都是斐&伽马兄弟会的。
那些领航员自离家以来已经飞行了20万英里（321868.8千米）。他们已经执行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可能为“允许”飞行机组人员休息而设立的任务总数。
该中队最老、最有经验的飞行员可能是来自佐治亚州达洛尼加的詹姆斯·安德森上尉。他执行过35次任务，不是那种短程的小任务，大部分都是10小时的大任务。他的领航员，来自乔治亚州不来梅的格雷迪·H.琼斯中尉，执行过37次任务，远远多过那些从英国来的开轰炸机的小伙子们。
这支经验丰富的中队发现在突尼斯的战斗并不太艰难。他们说：“天哪，这是我们全年行动中第一次有战斗机护送。战斗机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
为了有点国际范儿，他们养了一只宠物猴。来自佐治亚州雅典的皮塔德中士是在印度得到“她”的，她一路随他们飞来，累积了3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
在飞行途中，她在飞机上随意走动，像在家里一样。当他们到达寒冷的高空时，她缩在两个降落伞垫之间取暖。如果有人走过来举起一个垫子，猴子就会皱着眉尖叫，示意他们把垫子放回去然后走开。
那只猴子很聪明。她能区分美国人和英国人、阿拉伯人、法国人或印度人。除了美国人，其他的她都不喜欢。我明确表示，她最好不要喜欢我。我可太了解猴子了，我讨厌它们，即便是英勇的猴子。
1942年夏天，我遇到了一群在爱尔兰训练的美国战斗机飞行员。他们是第一批抵达爱尔兰的飞行员，他们是这样评论爱尔兰的天气的：“当你能看到远处的小山时，意味着天就要下雨了；当你看不到小山时，意味着现在正在下雨。”
在非洲，我又遇见了他们。他们肯定经历了不少磨难。其中一个中队已经足够老练，有些人差不多可以回国了。他们都曾被调回来休息。
5个星期里，他们在地狱般的突尼斯前线生活和战斗。他们的阵地平均每两小时就被轰炸一次。飞行员们一接到通知就立即升空，每天都有好几次。他们平均每天在空中飞行4到5个小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战斗。
一开始，他们有21架飞机，22个飞行员，后来损失了6架飞机和3名飞行员。但在他们的记分牌上，他们打了11场胜仗，两次胜负不定，14次受伤。
他们的惊悚经历，足以写成一本书。来自纽约的埃德·波顿中尉经历的事就很典型。他的飞机被炸得稀碎，把他罩在座位上的玻璃罩也被损坏了，打不开。因此他不能跳机，只能让飞机着陆，否则就死定了。神奇的是，他把飞机开到了机场，然后坠毁在地上。飞机成了一堆垃圾，波顿中尉却没有受伤。当他们最后把他救出来时，他们发现卡住的座舱罩救了他的命。他的降落伞被击中了一半，如果他跳下来，就会呈直线坠落。
这个中队的指挥官是来自田纳西州欧文的詹姆斯·S.科沃德少校。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格雷厄姆·韦斯特中校是整个小组的参谋长，但他一直都在前线和这个中队待在一起。他陪着他们，看他们努力地休息，努力地战斗。
韦斯特的绰号是“韦迪”。他和詹姆斯·科沃德是空军的典型代表。他们都很年轻，都很乐于与人相处，在同龄人里，他们的级别都很高。我在爱尔兰认识韦迪时，他还是个上尉。短短一段时间，他就以中校的身份出现在非洲。
韦斯特是个黑头发、黑胡子的家伙，很容易被说成是“风度翩翩”，尽管他不喜欢被人这样说。他的衣服总是很整洁，胡子也是。他打扑克打得很好，总是急急忙忙赶去某个地方。他已经在军队服役8年了，如果没有参军，他真应该去演戏。
一天早上，我走进他的房间。他站在房间中央，喝着自己在小法式炉上煮的咖啡。他上身穿着短衬衫，打了领带，还有飞行夹克，但下半身他只穿着短裤和皮靴，靴口是喇叭式样的，活脱脱就是一副基德船长[2]的样子——现代空中基德船长。
中队在前线时，每个人都得住在野外。开始时又湿又冷，最后还是又湿又冷。
85个地勤人员真的遭受了地狱般的折磨，白天被轰炸，晚上又湿又冷，而且经常超负荷工作。飞行员们将喷火式战斗机开回沙漠机场休息时，他们最关心的是这些地勤人员，因为他们被留在前线照顾交替出战的飞行员们。
“我们没事，”我至少听过六七个飞行员说，“我们可以休息，但我们的状态还不错。真正需要休息、应该得到休息的是那些地勤人员。”
于是，韦迪·韦斯特开始了工作。几天后，六架大型运输机降落在田野上，从中爬出85名疲惫不堪的地勤人员。接替他们的人已经到了。他们可以开始休息了。
从在印第安纳州的小学教书，到从非洲山脉11000英尺（3352.8米）高空的飞机上跳下，这是漫长的飞跃，但汤姆·塞耶做到了。他希望自己的下一次跳跃，是回到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农场，并留在那里。
正如小伙子们所说，汤姆·塞耶是“山地人[3]的希望”。他来自印第安纳州的霍普。汤姆27岁，体重200磅（90.7千克），在克利福德市教五、六年级，教了5年。我认识他时，他是“飞行堡垒”的领航员。他们说他是中队里最好的空中领航员。一天，几架“飞行堡垒”去比塞特执行轰炸任务。在山脉之上，他们遇到了暴风雪和冰冻的天气。汤姆驾驶的领航机结冰失控了。在对讲机里，机长命令机组人员穿上降落伞，准备跳伞。一分钟后，他下达了跳机的指令。塞耶中尉是名单上的第一名。他打开逃生舱，跳了出去。
现在，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发生了一些事情。其他人并没有立即跳下来，因为他们没能把炮手从炮塔里弄出来。他们去拽他的时候，飞机又有些受控了。接着机长下令扔掉炸弹，这样炸弹就不会爆炸，会给他更多的控制权。然后他取消了跳伞的命令。但是可怜的汤姆已经降落到一半了。不到一个小时，飞机安全返回基地。而汤姆则花了四天时间。
汤姆说，降落伞打开后，他仍然可以看到飞机，但飞机似乎在他下方，而不是上方。他想他一定是在往上飘。他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从几千英尺的云层中跌落下来，手里还握着他拉过的开伞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能保住它，他就会成为某个俱乐部的成员，尽管他记不起它的名字——那是毛虫俱乐部[4]。不管怎么说，最后，他的手太冷了，他还是把开伞索扔掉了。
他着陆的那片山上有许多岩石。着地的时候，他的头磕了一下，流了很多血。他神志是清醒的，但大概有5分钟，他根本站不起来。
他说，山上到处都是阿拉伯人，他们在田里干活。最后，他走了一小段路，跟其中一个阿拉伯人聊了会儿。他们试图交谈，但由于不懂对方的语言，也聊不出什么来。于是，阿拉伯人带他去了一个村庄，来到一座石头房子前，显然那是村长的家。全村人都围过来盯着他看。
村长很友好，给汤姆一张床垫，还送给他一件阿拉伯睡衣来保暖。当时才下午4点半，汤姆就躺下来休息了。很快，阿拉伯人带来了汤姆认为是茶的东西，尽管他不确定。然后他又睡着了。大约8点半的时候，阿拉伯人带着晚餐——羊肉进来了，不太好吃。
那天晚上，另外四个阿拉伯人和汤姆睡在同一个房间的地上。他们的鼾声使他无法入睡。还有跳蚤。他身上还有伤痕。房间里还睡了一只羊。汤姆整夜没合眼。
第二天早上，他们喂了他三个煎蛋和一些炸土豆，并在他受伤的头上缠了一条头巾。然后他们杀了那只跟他们睡在同一个房间的羊。他们把它宰了，并把它的心放在阿拉伯人用来暖脚的煤块里烤。他们把羊心给汤姆吃，那时他才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在那之后，他们牵来了六头驴子，把羊的尸体绑在其中一头上，让汤姆骑在另一头上，然后就出发了。这里的驴子很小，而汤姆块头很大。当他们骑在驴背上，沿着峡谷的边上走时，汤姆能感觉到他的长腿快擦着地面了。
四天后他终于到家了。他想付钱给阿拉伯人，但他们什么也不拿。不过，他钱包里的照片让他们着迷，他们想要一些照片。所以印第安纳州谢尔比维尔的玛丽·斯科特小姐可能会很想知道，据我所知，她的照片现在就贴在某个阿拉伯人的心口。
汤姆说，他一回家，就会跟玛丽结婚，然后种田为生，一辈子过这样的日子。
有一段时间，汤姆对其他人没有跳机感到非常生气，但当他回到机场时，他已经消气了。他们说他是队里性情最好的人。没人见过他真的生气，所以当他进来时，他们决定狠狠地捉弄他一顿。
其中一个冲到他跟前说：“汤姆，机长没有说要跳机。他只是说，‘看看外面的冰雹。’”他们唬住了他，但没骗多久，也就一分钟。
汤姆的父亲曾经是家乡的县审计员。他做了一个任期，但在去年秋天连任失败，因为只获得了133票。小伙子们告诉汤姆，如果他在几个月前能这样勇敢一跃，他的父亲肯定会因此再次当选。
我还遇到了9个美国大兵，他们经历了战争的独特洗礼。不久前他们乘坐轰炸机离开美国，前往非洲前线。在经历了一系列难以置信的冒险（包括与德国战斗机交手）后，他们回来得晚了，还是乘骆驼回来的。
由西弗吉尼亚州马丁斯堡的哈里·德沃斯中尉指挥的一架“飞行堡垒”，从美国起飞，顺利飞越大西洋和非洲海岸。德沃斯的8名机组成员包括路易斯安那州布里特的理查德·班宁中尉，副驾驶；俄亥俄州雅各布斯堡的查尔斯·瓦特中尉，领航员；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伍德兰大道11002号维克多·科诺中尉和五名中士枪手——北卡罗来纳州费耶特维尔的W.K.泰晤士，威斯康星州拉科斯的约瑟夫·奥布拉多维奇，纽约州布鲁克林的理查德·哈斯布罗，蒙大拿州的哈里·阿尔萨克和俄亥俄州克雷斯林的罗伯特·奥赫隆。
登陆非洲后，一天早上，他们起飞，并与另外两架“飞行堡垒”一起踏上了战斗之旅。他们前往前线指定的机场报到。他们飞了一整天，当他们到达他们认为应该是目的地的地方时，却找不到机场。于是他们继续飞行，继续寻找。下午渐渐过去，黄昏越来越近。
突然，在一片空白的天空，两架战斗机向他们扑来。子弹开始四处飞。这些刚从美国来的年轻人就这样发现自己已经闯入了敌人的领地，就这样打响了战斗。
德沃斯的机组人员开始还击，但战斗机们转向了另一架“飞行堡垒”。这架堡垒很快向下盘旋消失，显然是被击落了。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它。
黄昏中，剩下的两架飞机失去了德国人的踪迹。其中一架飞机紧急迫降。德沃斯他们在它上空盘旋，得到的信号是不要降落。几天后，美国侦察机发现这架“飞行堡垒”正沿着公路被拖向意大利人的地盘。他们冲向它，枪声响起，它着起火来。
德沃斯他们只能独自在空中飞行。为了躲避敌人，他们往西飞。天黑了，他们仍然找不到他们被派往的机场，所以向南飞了很远，想要远离群山。他们飞到11000英尺（3352.8米）的高空，一直飞到汽油用完，然后跳伞。飞机上有一盒维生素药片，跳伞前，他们每人吃了一把。科诺一只手抓起一把点45自动手枪，一只手拽起一把手电筒，跳了下去，也把它们一路带了下去。
一名中士在右臂下夹了一个橘子。跳下来时，他不得不伸出左手去够那个橘子，这样他就可以释放右手来拉动开伞索了。他当时拿下了橘子，但后来不知怎么又掉了，弄得他一路咒骂。
科诺一路唱着歌。他不记得自己唱了什么，他只是不停地唱，因为降落让他非常高兴。但降落伞剧烈地晃动起来，他有些晕了。
德沃斯已经给了他们所有的指示。他们往南飞，他将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所以他会往北走，其他人都向南走。这个计划奏效了。9个人中，有8个在半小时内找到了彼此。科诺中尉降落在离集合地点半英里（804.7米）远的一条沟里，在那里过了夜，第二天早上与其他人会合。
第一天晚上，他们都裹着降落伞睡在地上。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敌人的地盘上。
拂晓时，一个阿拉伯老人走过来。他是个牧民，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法语。但他对小伙子们很好。他领着他们向北走，他们走了一整天，大概20英里（32.2千米）。那天晚上，他们又睡在降落伞里。天气太冷了，他们没太睡着。第一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德沃斯都安排了人守夜，因为他们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第二天早上，他们遇到了一队骆驼，一共15头。照料它们的是法国部队里的一个阿拉伯士兵。他在沙漠里奔走，给法国人买骆驼。他带着男孩们一起走。后来他们才知道，他以为他们是意大利伞兵，而他抓到了他们。
他们骑了两天骆驼，再也不想看到骆驼了。他们直接骑在骆驼背上，骆驼的背可以当剃须刀片了。他们一直骑到受不了为止，然后下来步行。但是沙子太深了，他们也走不动，所以不得不回到“沙漠战车”上。
战时的降落伞里都会塞满巧克力。出发前，他们在口袋里还塞了一些其他的补给。在地面上，德沃斯中尉命令他们将每顿吃的口粮减半，以防在沙漠中要待很长时间。事实证明，当他们终于到达一个美国机场时，他们放在降落伞里的补给丝毫未动。他们一直和阿拉伯人一起吃羊肉。他们不太喜欢吃羊肉。
这个阿拉伯人和他们村里大多数人一样，特别擅长发现水坑。小伙子们总能把水壶灌满，然后把消毒药片也放进去。
白天，他们极度痛苦地骑着“剃须刀”骆驼时，都唱着鲍勃·霍普的那首《摩洛哥之路》。他们离摩洛哥很远，但他们觉得这首歌有点符合他们的处境。[5]
最初捡到他们的阿拉伯老人是个引人注目的人，一个真正的牧民，每天和他的家人还有山羊群一起行进。他已经80岁了，只有一只眼睛，没有牙齿。
他们用手语和他交谈。他告诉他们，前一天晚上他就听到了飞机的声音。分开时，小伙子们试图给他钱。他不肯要钱，但要了些刀。小伙子们忘了问他的名字，但法国人发现他时肯定会照顾他的，因为美国军队会奖励他。
科诺说：“孩子，我见过一个漂亮的阿拉伯女孩。她是这个老伙计的孙女，她真的很漂亮。”
不过，中尉听到过阿拉伯人是怎么看待女性的，所以他没有向她眨眼。
整整两天两夜，他们骑着骆驼穿越光秃秃的沙漠。前方没有踪迹可循，也没有现成的道路。第四天早上，他们遇到了一支法国沙漠守军。德沃斯会说一点法语，因此他们终于知道了自己身在何处。法国军官让他们先睡一觉，然后安排一辆卡车将他们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辆美国卡车等着。终于，在第五天快结束时，他们到达了五天前拼命搜寻的机场。
他们很累，但状态不错，仍然兴致勃勃，很乐意地把自己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我们不得不赶他们去睡觉，在10点钟的时候。
睡个好觉对他们来说太难了。第二天早上，他们感到筋疲力尽，疲惫不堪。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肚子不舒服。但一两天之后，他们又恢复了正常，死里逃生的兴奋感稍稍平静了下来。
这群人中，只有瓦特中尉保留了开伞索。还有几个人带着从沙漠里捡来的一种特别的岩石。它被称为沙漠玫瑰，是一种坚硬的砂岩，看起来真的像一朵玫瑰花。这是他们永远都会保留的纪念品。
飞机上的东西，他们都没有了。当他们到达时，天真地说：“明天早上我们去军需站买些新衣服。”
人们都大笑起来，一个军官说：“这里没有新衣服。我们只穿现有的，一穿就是好几个月。”
旅程如此不顺，又失去一架崭新的飞机，小伙子们感到痛苦，充满了内疚。在执行了许多次任务的老兵面前，他们几乎是虔诚崇拜的。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得到一架飞机，几个月后，他们就会像其他老兵一样，跟新人侃侃而谈。
战斗-轰炸机机场周围的一切都很重要，但没有什么比维修区更重要了。它与国内的飞机维修点或车库大不相同，在那些地方，飞机或汽车的长时间停放只会带来一点不便。在非洲，飞机太多了。美国和德国在非洲上空为争夺控制权你来我往，每一架飞机都像金子一样珍贵。每一架暂时无法工作的飞机都像被摧毁了一样。
修理组的任务是把被击落的飞机送回空中，以超人类的速度。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在我们的一个沙漠机场，掌管维修部门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查尔斯·E.科弗利少校。他的绰号是“厄克”，他是跟我一起从英国到非洲的。
他的得力助手是一个安静的机械天才，名叫沃尔特·古德温，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格罗夫市，是个正规军士，刚刚在战场上晋升为准尉。人们都很崇拜他，不论飞机坏了哪儿，所有军官都只听他的。
维修组的工作原则，从和平时期的商业理论来看，显得非常奇怪。他们的座右铭是尽其所能地奉献一切。他们从不囤积物资，也不抱怨自己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来，而是四处奔走，所有想象得到的活他们都干。他们满足每一位飞行员的要求，技工要什么备件，他们都献出自己库里的珍贵库存。因为只有这样，飞机才能提前几个小时返回空中。
维修组有250位机修工。他们快乐、真诚、豪爽。我从未见过有谁比他们更爱超质超量工作。
我可以举个例子，说明他们是怎么工作的。在与敌人小小交手之后，我们有14架飞机受损。有些只需要修补机身，有些机翼上有洗衣盆那么大的破洞，需要大修。科弗利少校和机修工们整个上午都在调查情况，开着吉普车一架飞机一架飞机地查看。我坐在他们车里。到中午了，没有一架飞机被转移到维修区，我觉得，他们的动作太慢了。但很快我就改变了看法。
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来估计所有的损失，计划好流程，把人员和机器分散到巨大的维修区，让一切运转起来。一旦开始运转—
两天后，我查看了他们的进展。第一天晚上，5架损坏的飞机已经准备好执行新任务了。第二天，又有3架飞机修好了。到了第三天，又有4架差不多修好了。算下来一共12架。另外两架已经被拆解，零件拆下来当备件。
在国内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即便在最好的维修点，要让这些飞机重新升空，也至少需要两个月的时间。但在这里，不到三天，它们又重新投入了战斗。被逼到一定程度时，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里备件紧缺，就像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的所有机场一样。机组人员把受损最严重的飞机报废，把好的零件留下来当备件。大约每15架飞机中就有一架被击落。那些报废的飞机被拖到工程组。在那里，它们逐渐消失不见，变成一动不动的、可怜的残骸，身上有用的东西都被机械师们扒得精光。
回收机的绰号是“机库女王”。我在那里时，五架回收机正在排队等候。你知道，每一架轰炸机的鼻子上都画着它的名字。“机库女王”也是如此。一架叫“多汁的番石榴”，一架叫“特快专递”，还有一架叫“小伊娃”。
所有的维修工作都是在户外完成的。只有一小部分加工的活是在帐篷里做的。帐篷三面围起，第四面是敞开的。沙子就是它的门。刮风时，机修工们不得不戴上护目镜。在每一个帐篷旁边，一步之遥的地方，都有一条很深的壕沟。敌人的轰炸机来袭时，他们可以躲进去。他们的工作是真正的战争工作，没有人能说他们比飞行员本身安全得多，因为他们经常受到轰炸袭击。
他们说，他们最希望的是不要有来自国内工厂的专家来检查。专家们会告诉他们，破损的机翼不能这样修，坏掉的起落架也不能那样修。而这些喋喋不休的“小鸟”们其实很清楚，这样修也没什么不行，因为他们正在这么做。
那是傍晚时分的沙漠机场。太阳懒洋洋的，很温暖，螺旋桨搅起的薄薄尘埃笼罩着田野，让一切看上去柔和无比。是时候让飞机去执行任务了，它们一架接一架地飞走，从巨大的“飞行堡垒”到秀气的“小闪电”。没有人太在意，因为这是每天例行的事情。
最后，它们全都飞走了，除了一架。操作台报告，一架“飞行堡垒”不见了。返回的飞行员说，它在起飞后就落后了，失去了高度。从那时起，几个小时过去了。它就这样不见了。
那架飞机上有十个人。当天的战果是巨大的，但一想到失去的十个朋友，我们的心里就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天下午，我们已经目睹了死亡。一架返航的“飞行堡垒”在空中发射了一枚红色的照明弹，我和其他人站在大飞机下面，他们将死去的飞行员头朝下，从逃生舱抬到担架上。
机组人员的表情非常严肃，没有人大声说话。一个人紧紧抓着一顶带血的皮帽子。飞行员的手很白。每个人都认识那个飞行员。几个小时前，他还生龙活虎。那时，战争已经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它的残酷。
上次报告后，我们六个人去了高高的控制塔。我们每天晚上都去那里，为了两件事，一是看日落，二是了解德国轰炸机的进展，它们经常在黄昏后来轰炸我们的机场。
沙漠中的日落真的有灵魂。它的浓烈令人难以置信。它洒向天空和云层，有一种澎湃的美。地平线上的群山漆黑一片，棕榈树在炽热西方的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站在高塔上，俯瞰这一场景，天开始黑了。在战场上巡逻了一整天的战斗机正在进驻。帐篷里所有士兵都吃完了晚饭。机场上空笼罩着黄昏前的宁静。人们低声谈论死去的飞行员和失踪的“飞行堡垒”。我们还想再等几分钟，看看德国人是否会过来。
然后，怪事发生了。在遥远的暮色中，一道红色的闪光射向天空，在群山的黑暗背景下划出一道弧线，落到了地上。不会是别的，一定是他们。那十个人要回家了！
“信号枪在哪里？给我一个绿色的信号！”一名军官喊道。
他跑到控制塔边上喊道：“看下面！”然后向空中发射了一个绿色信号。我们看到了那架飞机——只是远处的一个小黑点。它看上去差点挨着地了，飞得很低，乍一看好像静止不动，只是停在空中。它孤零零地跛行着回到了家，比其他飞机晚了两个小时。
我是个门外汉，也不再是飞行兄弟会成员，但我能感觉到。就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人们对那台忠实而破旧的机器的爱，那遥远的黑点如此可怜而缓慢地挣扎着朝我们飞来。
我们都紧张地站着，差点不记得都有谁在现场。我们紧张得好像要把飞机拉向我们。如果这时候有人给我们拍照的话，肯定会拍到我们向左倾斜身子。谁也没想到飞机还能再回来，但它的确回来了，虽然速度慢得让人看了觉得很残忍。
它到达了机场的尽头，仍然保持着可怜的高度。它掠过停着的飞机的顶部，继续飞过来。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它似乎在伸着手，向跑道走来。还有几百码。它能做到吗？它会做到吗？真的可能吗？
他们飞过最后一架飞机，来到跑道上。他们慢慢地着陆，轮子轻轻地碰地。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广阔田野周围的数千人突然意识到自己很虚弱，连自己的心跳声都能听到。
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消失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如果德国人按时带着炸弹来轰炸的话，这将对他们有所帮助。但没人在乎。我们的十个“死”人奇迹般地从坟墓里复活了。
他们要讲的故事是多么精彩啊！在这场战争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他们的目标，的黎波里机场，受到战斗机和高射炮的严密防守。正如一位飞行员所说，飞入那片枪林弹雨，就像一只老鼠冲进了十几只猫的包围圈。
雷鸟，他们的“飞行堡垒”，第一次被击中的时候，正在投放炸弹。一个引擎熄火了。几分钟后，同一侧的另一个引擎也熄火了。同一侧的两个引擎同时熄火，通常是致命的。这跟那些受伤而回的轰炸机不同。
雷鸟不得不落在其他“飞行堡垒”后面。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堡垒坠落或者落后，德国战斗机们就会像秃鹫一样一拥而上。小伙子们不知道空中有多少德国飞机，但他们想30架肯定有了。
给“飞行堡垒”们护航的闪电战斗机，继续守护雷鸟，他们尽可能地战斗，最后却不得不离开，否则就没有足够的燃料回家了。
在离的黎波里大约40英里（64.4千米）的地方，最后一架战斗机也离开了残废的雷鸟。幸运的是，大批德国战斗机也开始返航，因为他们的燃料也不多了。
雷鸟又飞了20英里（32.2千米）。一架德国战斗机突然出现，向他们俯冲过去。它的机枪扫射对已经残废的雷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却没法将其击落。
最后，战斗机耗尽了弹药，离开了。我们的小伙子们独自面对严重的麻烦。两个引擎都用不了了，大部分的枪都不能使用了，而他们离家还有400多英里（643.7千米）。无线电也坏了。他们正在失去高度，每分钟降500英尺（152.4米），然后下降到2000英尺（609.6米）。
飞行员召集机组人员商量对策。想跳伞吗？他们都说，只要飞机还能飞，他们就跟它在一起。他决定继续前进。
飞机倾斜得很厉害。但他们逐渐地控制住它，它不再往下降。
那时，他们已经下降到900英尺（274.3米），前面一堵坚固的山墙挡住了回家的路。他们沿着这些山脉平行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随后他们奇迹般地上升了一些高度。最后，他们终于升到了1500英尺（457.2米）的高度。
最低的山口是1600英尺（487.7米），但他们是在1500英尺处经过的。你说说这可能吗！也许正如飞行员所说：“我们不是翻过大山，而是穿过大山。”
副驾驶说：“我当时在风挡玻璃上吹着气，想把飞机吹过去。有一刻，我差点想伸一只脚下去，带我们走过山口。”
领航员说：“如果我在翼尖上，在经过山口时，我可以摸着地。”
气流很不好。飞机的一边翅膀耷拉下来。这很难控制。飞行员们恐惧地担忧，耷拉的机翼会彻底掉下，飞机会翻转坠落。但是没有。
领航员走进驾驶舱，和飞行员一起驾驶飞机回家。在真正着陆的那一刻之前，他们毫无把握。他们紧张得僵硬，说话时总是充满了忧虑，说了很多脏话——飞行员们都爱这样。
一切似乎都对他们不利。燃油消耗量翻了一番，浪费了宝贵的补给。最糟的是，他们还遭遇了严重的逆风。油表指针降了又降。
最后，领航员说，他们离家只有40英里（64.4千米）了，但那40英里，他们飞得像马车一样慢。暮色降临在沙子扬起的薄雾上，广阔平坦的沙漠变得模糊不清。每一片绿洲看起来都是一个样子。但真到了家附近时，他们还是知道。然后，他们发射了红色照明弹，并且等待控制塔发出的绿色照明弹。一分钟后，机组人员们见过的最美丽的一幕终于出现了。
飞机着陆时，他们切断开关让它滑行。因为没有刹车，滑行时，雷鸟偏离了跑道的一侧。它疯狂地旋转了五圈，然后向后跑了50码（45.7米）才停下来。检查燃油时，他们发现一个油箱早已经干涸，另一个只有20加仑（75.7升）。
暮色笼罩着田野。如果再晚5分钟，他们就找不到机场了。这架疲惫、残废不堪的堡垒只用一对引擎飞行了四个半小时，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任何飞行员都会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们与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一起举杯庆祝。一位访客举起酒杯：“祝贺你们平安归来。”
而飞行员举起自己的杯子说：“敬这架该死的好飞机！”
其他机组人员也举杯重复道：“敬这架该死的好飞机！”
也许真正的高潮是，在痛苦的返航爬行中，这架残废的飞机击落了6架德国战斗机。这一战绩是经过官方确认的。
雷鸟的机组人员全都是惯于在空中作战的老兵。以前在欧洲执行任务时，他们被授予过勋章。他们已经有两次绝杀记录，还有几次没有确认的胜绩。的黎波里任务是他们的第22次任务，神奇的是，它不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任务。
他们的队长是来自佛罗里达州圣彼得堡的23岁的约翰·L.克朗基特中尉。他们叫他克朗克。他个子不高，留着淡淡的金黄色胡须，嘴巴很宽，说话时慢吞吞的。他的肩膀很宽，胳膊很壮实，通常不打领带。他说他没有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要他。
雷鸟终于到家时，克朗克决定穿过副驾驶的窗户走到机翼上。当他踏上机翼时，他的脚沾到油滑了一下，从高高的机翼上跌落到坚硬的地上。医生们以为他受伤了，把他抬起来放进了救护车。
克朗克不想上救护车。“即便我从机翼上摔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我也不在乎。能躺在地上，我别提多高兴了，我想永远躺在地上。”
克朗克的父亲是圣彼得堡的花商。他房间里有三张他父母的照片。在他们死里逃生后，我和克朗克还有他的副驾驶和领航员一起度过了一个晚上。他走进房间，从床上捡起了一些东西。
“见鬼，我可不能死。”他说，“这是我的身份识别牌。我忘记带着了。我可不能死，不然他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他和他的副驾驶关系特别好，因为他们总是一起出生入死。
副驾驶是来自缅因州迈普雷顿的丹纳·F.杜德利中尉。那是一个只有800人的小镇，杜德利说，那里只出了他一个飞行员。他身材高大，为人友善，在出国前刚结婚。他的妻子在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杜德利说，德国战斗机向他那一边俯冲，子弹源源不断地飞来，战斗机离他只有100英尺（30.5米）远。在那一刻，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哎呀，我很高兴今天早上给我妻子寄了225美元。
领航员是来自得克萨斯州沃思堡米勒街3305号的戴维·威廉姆斯中尉。他也是最近结婚的。飞行员们把能回到家的功劳全归功于戴维。他大概是旅途中最忙的人，一只手领航，另一只手操作两把机枪。就在他们认为他们完蛋了的时候，戴维对他们说：“我敢打赌，那些在家的家伙肯定已经把我们的东西分了。”
他说，他当时害怕的是，万一家人知道他成了德国战俘。想到朋友们很快就能回国，而他只能在战俘营度日，他就感到难过。
[1] 斐&伽马兄弟会，1848 年成立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杰斐逊学院。
[2] 威廉·基德（1645 －1701），苏格兰船长，绰号“基德船长”，因海盗罪被处决，死后关于他的宝藏的传说经久不衰。
[3] 印第安纳州人的别称。
[4] 毛虫俱乐部 1922 年由莱斯利·欧文创立，他在 1919 年发明了第一个自由落体降落伞。俱乐部名字来源于早期制作降落伞的蚕丝，表示跳伞人欠蚕虫的。得到降落伞制造商认证后，成功的跳伞人可以获得一份会员证书和一个翻领别针。
[5] 《摩洛哥之路》中唱道：“我们出发去摩洛哥/这头骆驼的脊背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