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时，我在陆军医疗队待过一段时间，亲眼目睹了我们为照顾受伤士兵所做的一些准备。看到外科医生接受战地手术指导，看到许多从地上到天花板堆满了绷带的巨大仓库，看到为当时健康却很快就会受伤的人修建的几十所医院，我很震惊，觉得很不正常。但是，我看到所有的准备最后都投入使用了。抵达非洲后不久，我们的医生、护士和医疗助理就有了第一次战斗经验。我第一次拜访他们的时候，医院正在全速运转，我一点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感到不正常。
在奥兰地区，我们第一次发生重大伤亡，伤兵们被送往五家大医院。其中三家是被我们部队接管的法国医院，一家是由废弃的法国军营改建成的医院，一家是建在麦田里的帐篷医院。
在我的第一次巡查中，我偶然遇到了一个朋友，但在那之前，我并不知道我们是朋友。一个穿着旧蓝色毛衣的护士，走在部队医院附近泥泞的街道上。一个部队里的朋友对她大喊，我们停了下来，他跟她介绍我。护士说：“天哪，终于见到你了！我已经给你存了两年的糖了，不过，我从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我从没见过这位护士，所以稍微问一下糖的事还是很有必要的。玛丽·安·沙利文曾是波士顿市医院的外科主管。两年前，她和她的护士姐妹们就读过我的报道。当时，我在伦敦，在报纸上抱怨找不到足够的糖。护士们似乎为我感到难过，开始存糖，想要给我。每当有一小块时，她们就会保存起来，然后说：“这是给厄尼的。”
1941年夏天，这些护士加入了哈佛大学的一个分队，启航前往英国。她们随身带着专门为我准备的糖。她们的心意很好，最后却付之东流，因为德国人用鱼雷击沉了她们的船，我的糖也沉入了大西洋海底。
护士们最后被送到冰岛，然后到英国，最后到非洲。即便我的糖不见了，但我们都在这里，世界难道不是很小吗？
虽然要送给我的糖被毁了，玛丽·安感到很难过，但她能营造出另一种东西，不过，因为审查制度和战争道德，我不能说出来究竟是什么。因此，我们的会面还是有些很罕见的好处的。
玛丽·安·沙利文所在的分队在非洲大登陆的第一个早晨就上岸了。他们对受伤的人进行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手术，狙击手的子弹打在墙上砰砰作响。这正是玛丽·安一直期待的生活。她斗志昂扬，几乎等不及下一场战斗。我见到她时，她正开着一辆移动手术车。她称之为超级突击队卡车。它配置的装备足以冲进战场，只要司机猛踩刹车，它就能立即停下。在这辆车上，医护人员在没有补给的情况下可以给伤兵们做上36小时的手术。
我通过总部正式安排，在玛丽·安的周围“负伤”。
那个时候，医生们能够并且已经因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了。护士们也戴上了荣耀的光环。受伤的人们对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人除了赞扬再无其他。
在最初的占领中，我们失去的是那些当即死去的战士，以及那些伤势严重到无法挽救的人。换句话说，在这场喧嚣的战斗中，几乎没有人因为感染或医疗缺失而丧命。
你可能读到过磺胺在非洲第一波战斗中创造的奇迹。医生和士兵们都经常谈论它，几乎带着敬畏之情。医生们早就知道它是一种神奇的药物，但还没有意识到它有多么神奇。
每个士兵在离开英国之前都收到了一包磺胺，有些甚至在他们离开美国之前就收到了。包装里有12片口服药片，还有一小袋相同成分的粉末，可以洒在伤口上。士兵们按照指示使用，结果是零感染。无数的人受伤后还活着，如果没有它，他们早就死了。许多人躺了超过24个小时才被收治，是磺胺救了他们。
听士兵们谈论它是件有趣的事。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磺胺（Sulfanilamide）是一个相当大的词。从snuffalide到sulphermillanoid，凡是长得像磺胺的词，他们都说成磺胺。
这也侧面说明，有些受伤的士兵已经没有磺胺了，因为他们偷偷地服用了所有的磺胺来治疗性病。他们说磺胺可以在四五天内就治好性病，这样就可以不必上报病情了。
一位医生告诉我，大多数美国人的伤口在腿部，而大多数法国人的伤口在头部。这个奇怪的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我们一直在前进，因此身体暴露在外，而法国人在兵营后面，只有头露了出来。在战斗期间，双方都收治了彼此的伤员，我们的士兵对在法国医院受到的待遇充满了感激。他们说，法国护士会为他们做任何事，甚至还会偷香烟给他们。
吗啡是伟大的救星。仅仅是休克就造成了许多伤兵死去，但如果可以用吗啡缓解疼痛，休克的士兵们通常可以痊愈。许多军官随身携带吗啡，在战场上注射。我的朋友，海军陆战队的路易斯·普莱恩中校，一辈子从没打过吗啡，在阿尔祖的海滩上，他打了六针。
我们的许多伤员已经返回岗位。那些永久性残疾的人一旦身体允许就会被送回国。而正在康复中的人则急于回到自己的部队。我专门向受伤的士兵询问了这件事，实际上，他们正奋力重新投入战斗。部队的士气空前高涨。
一个士兵，如果处在危险的境地，或者对前线混乱的生活特别恼火，只要想到“如果家里人现在能看到我”，就会平静下来！
如果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人们能悄悄瞥一眼非洲的天空下，看到他们的家庭医生和护士过着崭新的生活，他们会多么惊讶啊！一群来自夏洛特的男男女女忙着维护一家建在北非的美国帐篷医院，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他们真的很像好莱坞的明星，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望他们，只是因为着迷。
他们远离所有城镇，医院坐落在起伏平原上大片麦田的中央。部队刚在那片土地上作战，他们就开始搭建医院。第二天早上，他们就接收了第一批伤患。很快，这家医院就有700多个病人，需要400个人来管理，有300多顶帐篷，覆盖了80英亩（32.4公顷）的燕麦田。麦茬已经被收割了，这样泥土和灰尘就不会那么糟糕，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会有。
从手术室到厕所，什么都在帐篷里。一切都是在三天之内建好的。再过三天，他们可能会拆倒搬走，而且这种情况随时都会发生。他们就像一个巨大的医疗界的“林林兄弟马戏团”[1]。
他们被称为疏散医院。他们是从1942年4月开始服役的，基本上征调了夏洛特纪念医院的所有医生和护士。
同年8月中旬，他们抵达英国，跟着护送占领军的庞大运兵船来到北非的海岸线。在占领后的第二天早上，他们乘冲锋艇上岸，立即投入了工作。
这个分队有50个夏洛特人，大部分都是医生和外科大夫，也有些商人，负责医院运营中的非医疗工作；还有50个护士，除了偶尔打猎之外，没有人如此亲近过大自然。不过，他们已经成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以天为庐，以地为席。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
他们的指挥官是正规军，罗林·鲍克斯皮斯中校。他是个外表粗糙、声音嘶哑却又友善的人，经常骂脏话，喝烈性酒，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到处跑，对各种规矩说：“见鬼去吧，快死的人等不及了。”他是宾夕法尼亚人，经常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以去讨好那些南方佬。不过没有必要，因为整个分队都齐心协力，在诸多成就之下，他们都很自豪。
抵达非洲时，他们对野外生活一无所知，因为之前的训练忽视了这一部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在船上接过的指挥权，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补上野外生存训练。
就这样，他们来到了一片非洲燕麦田的中央，有300个帐篷要搭，没有人知道怎么搭帐篷，或者正确地使用帐篷栓。但他们很快就学会了。鲍克斯皮斯中校是正规军，他知道该怎么做。他亲自动手，把帐篷钉钉上了。每个人都像奴隶一样工作。医生们帮着挖沟。护士们帮着卸车。
士兵中的一名业余电工开始给帐篷办公室布线照明。几个木匠自告奋勇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第一批病人中有一位专业的标记画工，他画了一些街道标志，给医院增添了一分文明之感。
短短几天，老兵们就教会了新手们如何在艰苦的环境中过得舒适一点。军官和护士的帐篷令人感动，像在家里一样。地上有帆布，帆布床上有蚊帐，木桌上立着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夏洛特的医生和护士们很聪明，带上了气垫和睡袋，他们睡得从来没有这么舒服过。
当然，在寒冷的黎明前起床，用冷水在帆布兜里洗衣服，还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但他们也逐渐习惯了。
保罗·桑格少校是这个医院的外科主任。他曾是夏洛特医院的外科主任，是一位技术高超的专业人士。他告诉我：“我从不进城，在这里，我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在国内时，我们都是恃才傲物的家伙，用钱买来舒适的生活。要是知道有一天我们会过现在这样的日子，我们肯定会很惊讶。不过，我们喜欢的生活，我们都喜欢。我想，回到家乡后，我们可能会跟家人一起住在帐篷里。”
普雷斯顿·怀特中校是医院的医疗主任，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列克星敦。他比其他人稍微年长，但他对这间医院的一切充满了孩童般的热情。他也开始沉迷于野外生活。
“我们每天只有1夸脱（0.95升）的水，用来洗漱、刮胡子、洗衣服。”他说，“所以我们不常洗澡。也许我们身上的气味不太好，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所以就注意不到了。像这样在野外生活确实感觉很好。”
这家医院已经因为食物而名声在外了。部队里所有人都知道，有家野战医院的东西是最好吃的。有天晚上，我们的晚餐是鲜嫩多汁的牛排。“这些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我问鲍克斯皮斯中校。
“见鬼，我不敢问。”他说，“我想，是斯坦偷来的。”
他说的斯坦是斯坦顿·皮肯斯上尉，是医院的后勤官。他的兄弟鲍勃·皮肯斯中校是我在伦敦的朋友。斯坦准备的食物一向丰盛，以至于从边远营地运送病人的卡车总是想方设法在午餐时间到达。斯坦还安排当地的一个阿拉伯人收医院的厨余垃圾，作为交换，阿拉伯人每三天给医院送一箱橘子。但似乎每个人都吃得盘干碗净，阿拉伯人收到的垃圾太少了，现在他只想每四天送一次橘子。
医院的补给官是威廉·F.梅代里斯上尉。他是夏洛特的大人物。他们说，夏洛特主街上的店铺，还有夏洛特一半的房地产和所有的洗衣店都是他的。他是洗衣协会的秘书长兼财务主管。为了和朋友们来非洲，他拒绝了华盛顿的一个中校歌位。
乔治·C.斯奈德上尉是这家医院非医疗部队的指挥官。在夏洛特，他和皮肯斯上尉卖可口可乐赚了大钱，但在非洲，他们连一瓶可口可乐都买不到。医疗队里有两个名叫奥蒂斯·琼斯上尉的人。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在参军之前从未听说过彼此。一个是牧师，来自密西西比州纳切兹附近的布德；另一个是夏洛特的产科医生。因为没有士兵会在这里生孩子，所以琼斯医生是医院的登记员。人们戏谑地说，他是在这里“接生文件”的。
从穿过田野的泥路上望去，这家医院就像一片深绿色的帐篷海洋。它与田野完美地融为一体，与远处绵延起伏的群山交相辉映，人们从半英里（804.7米）外看过来根本无法区分。
即便是最好的帐篷，也有一种可以“拔腿就走”的感觉——木桩上有一个整洁的彩绘标志，上面写着“总部”，帐篷外是一条铺着白色岩石的土路。帐篷里，人们在粗糙的折叠桌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折叠成小型便携式行李箱的文件箱。野战电话放在皮匣子里，跟我在英格兰和爱尔兰所有营地里看到的一样，在非洲，它那方便快速移动的特点正好能派上用场。
在“总部”的后面，帐篷密密麻麻地展开，形成了一座“城市”，每排帐篷之间有过道。整个布局跟几年前华盛顿的报告上规划的一模一样。不过，那些小设计，比方说街道标识、粉刷过的石头路，是额外添加的，是士兵们自愿做的。
军官和护士们住街道两边的帐篷，护士们在一边，军官们在另一边，都是两人一间。街道的尽头有一块画得很整洁的牌子，上面写着“卡罗来纳大道”。下面是某个北方佬随手写的“叛军街”。
300名从事非医疗工作的士兵住在附近的小帐篷里。他们大多来自新英格兰。他们在两个区域之间筑起了一堵小石墙，还粉刷过它，并竖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梅森-迪克森线”[2]。
这里的护士长是贝西·富布赖特中尉。人们都采用纯正的南方风格，称呼她为“贝西小姐”。他们甚至有一小队黑人工作人员，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泥土和灰尘，护士们穿卡其布的工作服。医生们不打领带，头戴棕色针织帽忙忙碌碌。粉红色的女性内裤偶尔被风从棕色野战帐篷中吹起。医院的旗杆上有一面红十字旗，是用床单和法国士兵的红色腰带做成的。
医生们和护士们，除病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在室外用冷水洗漱，上帆布围成的厕所，在煤气灯下吃饭、看书。他们几乎从不洗澡，也很少开车20英里（32.2千米）进城，因为他们喜欢在野外，感觉活得很健康。
他们睡在蚊帐下的折叠床上，有时候把帐篷顶打开。为摧毁轴心国而战斗的飞机在这座奇怪的帆布之城上空盘旋。夜晚，无数的星星闪耀，星光从晴朗的非洲之夜倾泻而下。
他们在早晨6:30的黑暗中醒来——天哪，真冷！起初，他们甚至会把洗漱推迟到晚上。他们简陋的生活，围绕着成千上万个依赖他们的人展开。他们意识到，这样的日子比以往很长时间都过得更幸福。
是的，要是远在夏洛特的人能看到他们现在这样就好了！
在接收帐篷，卡车和救护车不断载着伤员过来，有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伤员，有从进港船只上转过来的病人，有从周边乡村几十个营地转过来的病人和伤员，也有在高空受伤的飞行员。
那些能够自主行走的伤患在一排桌子前，登记自己的档案和病史，在下一个帐篷里，他们上交所有的物品。那个帐篷里堆满了军用背包。步枪和沾满泥点的刺刀时常从袋子里戳出来。服务人员还会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榴弹，并给它们的主人开一张收据。
在下一个帐篷里，伤患把衣服也上交，换回一个标签、一件法兰绒睡衣和一件红色灯芯绒浴袍。他不得不留着自己的鞋子，因为医院里没有拖鞋。然后，他根据自己的病情去相应的病房。他的物品会被卡车运到四分之一英里（402.3米）外医院的另一端，等着他出院时领走。
手术帐篷和实验室帐篷在大院的中央。这里有三个设备齐全的手术室，它们都非常现代化。所有设备都是全新的，就像纽约最新的医院，除了地板是沾满泥土的帆布，墙壁也是帆布，还有外面的街道是坑坑洼洼的红泥土。
有手术时，帐篷入口处有三层门帘，上面挂着一个重重的防蚊棒。帐篷里面变得闷热难耐，到了夏天，更是严重。病人躺在有自行车轮子的担架上，穿过泥泞的街道，来到手术室。外科医生穿着白色长袍，戴着白色口罩和橡胶手套。所有的东西都是白色的，看到沙漠里的手术台边有那么多的床单、拭子、绷带和毛巾，我简直目瞪口呆。
外科医生头顶的灯光很亮。医院为手术室接通了附近的高压线。如果停电的话，就会启动应急预案——燃气电机驱动的发电机、便携式电池组，强光手电筒，然后是汽灯，然后是蜡烛，最后是火柴，如果情况真的糟糕到这种程度的话。
这里还有一个X光室和一台荧光镜。暗室是帐篷里再套一个帐篷。所有的新设备都闪闪发光，坐落在脏兮兮的（帆布）地板上，看上去不太协调。
病房区域大概有40多顶帐篷。每个帐篷可以容纳20个人，病人们都坐在帆布折叠床上。地上满是碎秸。听上去简陋，但病人们都很舒服。
在外科手术帐篷的一端，还有牙医办公室。病人用的椅子是一把硬邦邦的绿色金属椅子，向后倒着。治牙时，即便你疼得难受，也没有扶手可以抓一下。钻头是靠牙医踩老式脚踏板打压的。不过，牙医维登·肯德里克少校说，他在夏洛特老家的诊所里能做什么，在这儿就能做什么。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提出给我做一个假牙床。我冲他咬了咬我的真牙，然后逃走了。
医院在一个帐篷里建了一个实验室，里面有许多盆、试管和酒精炉。还有个帐篷是药店，在这里，成千上万张处方都能从货架上无数的药品里配好药。而这一切，请注意，从帐篷到厨房的炉子再到麻醉剂，每一样都是用船运到非洲来的。
来自夏洛特的医生和护士们在野外建立起这间大帐篷医院之前，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想象不到的。比方说，穿着长袍的阿拉伯人在田野里徘徊，希望神奇的美国人能治好他们的病。因此，医院不得不专为他们搭建一个单独的帐篷。他们接收了在第一次战斗中被弹片炸伤的当地人。其中有一位81岁的老妇人，她的一只胳膊被炸掉了。医生们还给几个病人做了常规手术。
有个阿拉伯妇女腹部中弹。她的病情很严重，但第二天早上，她的丈夫来了，说他得去上班，没有人照顾孩子，让她必须回家，那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她只能站起身走了出去。医生们认为她活不过当天。但你知道我们阿拉伯人——我们不喜欢我们的女人在家里有活要干的时候到处闲逛。
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破烂的阿拉伯人拄着一根长棍，带着他10岁的儿子进来了。这孩子的脖子和脸上长满了可怕的皮疹。这个阿拉伯人通过翻译告诉我们，他一直在祈祷美国人快来，希望我们能为他的儿子做点什么。他对我们的信任令人感动，但医生们担心小孩的病情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
顺便说一句，部队里有阿拉伯语翻译完全是碰巧的。他们不是被指定分配到医院的，一切只能碰运气。
其中一位翻译是二等兵伊萨尔·塔比，来自纽约市布鲁姆街245号。他出生在也门，20岁时在美国定居。我认识他的时候，他35岁，是个专业的房屋油漆工。据他所知，他的父母仍在阿拉伯，但谁又能知道，是否有一天他能见到他们。他说，附近地区的阿拉伯语与他所会的非常相似。二等兵塔比非常爱国。我说他现在的工作很有价值。他说：“我会为我的国家做任何事。无论他们要求我做什么，我都会做，我会夜以继日地工作。我爱我的国家。我会为它做任何事。”
另一位翻译是个埃及人，亚伯拉罕·卡斯珀·利昂·赛德。他曾住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塞内卡街343 号，是个手表修理工。他出生于埃及的亚历山大，34岁，1924年移居到美国。他会说土耳其语、希腊语、埃及语等许多外语。看上去二等兵赛德在部队里会有很好的事业。
这家医院已经收治了1000多名病人，没有一人在这里死去。说到这里时，医生们跑到最近的木桩前敲了敲木头[3]。外科医生们做的手术超过125次。
关于什么样的病人才能被收治，这里没有繁文缛节。他们接收了所有的人——士兵、平民、阿拉伯人、法国人，所有人。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不拘泥于形式。这间战地医院让我心里感到非常温暖。有一天，我们看着帐篷里半埋在地下的圆腹铁炉，聊起天来。
“里面烧的是什么？”我问鲍克斯皮斯中校。
“木头。”他说。
“从哪儿弄来的木头？”我问。“偷的。”他说。
在救死扶伤的时候，你不会有太多要求，也等不起；你只能到处搜刮、借用，必要时甚至要去偷。没有人会袖手旁观。有一次，弗雷登达尔少将视察了这间医院。鲍克斯皮斯中校像青蛙一样嘶哑地叫喊着。
“你的嗓子怎么了？”将军问道。中校说：“钉帐篷时喊哑的。”
“你们的卫兵看起来不错，”将军说，“他们的新步枪是从哪里弄来的？”
“我不敢告诉您，先生。”中校说。将军笑了，点了点头。
美国护士们——这里有许多美国护士——的表现，正如你们所预想的，非常出色。军医和病人们都一致赞扬她们。医生告诉我，在收治第一批伤患时，护士们比男人们都镇定。
一个医疗分队里有个护士，同伴们都害怕她，因为一路上，她都有些神经质和歇斯底里。主任医生指派了另一个护士盯着她，生怕她在接受第一批伤员时会发疯。事实证明他多虑了。后来他承认她是他们当中最冷静的。
有间医院的院长是陆军上校，一战时他还是个士兵。这一次，他在阿尔祖的临时医院工作，负责照料新伤员。他说他们连续工作了36个小时没有合眼。受伤的人们躺着等待他们去救治。他说，穿着医护制服的人们，没有一个会崩溃或慌乱。
“我们太忙了，没想到有多可怕。”他说，“我们变得不像自己。事实上，我们好像变了一个人。结束后，我们都很激动。天哪，我希望我没有被困在基层医院。我想站在前线。”
来自卡罗来纳州的护士们也像士兵一样战斗。在登陆后的前十天里，她们过得像动物一样，甚至只能在野外露天上厕所，但她们从未抱怨过。
住着二十个病人的帐篷里总有一个护士值班，也有医疗勤务人员帮助她。大多数时候，护士们都穿陆军的军装，但鲍克斯皮斯中校希望她们能偶尔穿穿裙子。他说，这对士兵们的影响是惊人的。女性气质会触动他们。知道身边有一个女人，这些受伤的士兵们会平添几分勇气、信心和安全感。越是有女人味，效果越好。
医院的700名病人中，只有100多个伤员。其余的只是得了常见病，比如流感、阑尾炎、扭伤等。有一整个帐篷里的病人得了腮腺炎，还有几例是疟疾和痢疾。
在医院的尽头，在一个看起来很可怕的带刺铁丝网路障后面，是鲍克斯皮斯中校所谓的“卡萨诺瓦[4]公园”。那里有150个患有性病的士兵。
“铁丝网是干什么用的？”我问，“反正他们也不会想出去。”
“这只是为了让他们感到难堪。”上校说。“现如今，士兵们没什么该死的借口会染上性病，除了他根本不在乎。他得了性病，对国家没有任何好处，别人还得接替他的工作。因此，我想让他感到羞愧，虽然同时他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
那时候，许多受伤的士兵都能站起来了。暖和的日子里，他们穿着浴袍出去，在阳光下，在麦茬地里坐上几个小时。大多数人都晒黑了。晚上，他们在铺位上，借着挂在柱子上的汽灯灯光打牌。奇怪的是，帐篷里竟然没有寻常工棚里的污言秽语，因为他们周围总有一位护士。
小伙子们喜欢谈论自己的经历。我跟在奥兰港战斗中受伤的士兵们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经常说起这场战斗，一说就是很久。
前文中我提到的失聪的拉尔夫·高尔中士就在这家模范医院里。我看望过他好几次。每次我见到他，他的人气都更高一点。我真不知道，他出院后，这些士兵该怎么办。人们叫他“小鬼中士”。他们是在苏格兰执行任务时认识的“小鬼”，从那时起，这个标签就贴在了他的身上。有一天，他带着死板的阿肯色州式表情说：“我真高兴我聋了，这样我就不用再听那些人小鬼小鬼地叫我了。”
虽然他们受伤了，幸运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他们还是普通的美国小伙子，跟战前一样，他们友好、热情、理智。偶尔会有一两个似乎受了打击。有个军官因为手下牺牲了许多战士，常常陷入沉思；还有个失聪的男孩只爱独自待着，不肯学习唇语。但总的来说，他们还是很正常，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没有得到报酬，也不知道朋友的下落，更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哪里，但他们仍然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平静地说，只要活着就够了。
[1] 1884 年成立的美国最古老、最大的马戏团。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南北区域分界线。
[3] 遇上好运时用手触木头，期待好运持续。
[4] 贾科莫·卡萨诺瓦（1725—1798），意大利冒险家、作家、风流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