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摄影师是用相机而不是枪作战的士兵。他们通常在通信营里，工作通常有着双重目的：一是拍下可以在国内影院放映的新闻短片，二是留下影像，记录战争。这样的人很多，陆军和海军里都有，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军队中，已经做了许多历史性的工作。战争还没结束，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会牺牲在相机之后。
遇到二等兵内德·莫迪卡和诺曼·哈灵顿中士时，我已经在非洲待了几天了。他们都是军队摄影师。内德35岁，一头黑发，有丝丝灰白。即便穿着战斗服，他的外形和谈吐都像个军官。他年轻时就读于纽约美术学院，然后在巴黎学习了两年。战前，内德在时尚的麦迪逊大街上有自己的工作室。
内德的队友在马里兰州伊斯顿的老家当过市民领袖，这对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16岁男孩来说有些奇怪。17岁时，他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扶轮社员[1]。19岁时，他开了一家自己的工作室。诺曼懒得佩戴肩章。他在部队唯一的兴趣，就是做他当平民时所做的事情。内德说诺曼是部队里最好的新闻片制作人。
11月8日凌晨，在阿尔及利亚海岸附近一艘军舰上，哈灵顿中士和莫迪卡二等兵站在黑漆漆的甲板上。他们被照相机正在拍摄的场景迷住了——沿着海岸疯狂搜索的追踪弹，天空中炽热飞溅的彩色照明弹，我们的装甲快艇留下的烟幕。
接着，就在黎明时分，他们的船驶近海岸。它一抛锚，一枚法国迫击炮弹就绕了过来。还差3英尺（0.9米）就会击中两个摄影师。过了一会儿，第二枚炮弹便炸毁了他们昨晚睡觉的地方。
有时候，冒险开始得太突然了。
两位摄影师惊奇地看着对方，但船上扩音器里的声音打破了他们之间的紧张气氛。它在叫他们的编号。他们接受训练并等待已久的工作就在眼前。他们抓起装备，跳上突击艇，一到浅水区就从驳船上跳下来，从海水齐腰深的地中海海岸线登陆。他们把摄像机高高地举过头顶，涉水上岸。在扔掉自己的背包和多余的胶卷后，他们又涉水返回，开始拍摄成群结队的士兵登陆时的情景。这样一来，他们成为最先在地中海这一边采取行动的陆军新闻纪录片拍摄者。
海水很冷，但他们感觉不到。
“老实说，我们不知道周围有什么东西。”内德·莫迪卡说，“我们专注于手上的事，根本不知道在镜头半径之外发生了什么。”
他们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了15分钟，在海滩上跑来跑去，拍下部队登陆的影像。看到海军医务人员在海滩上照料一名受伤的法国士兵时，他们还首次拍到了血腥的场面。士兵还戴着红色的帽子，这个颜色在彩色影片中显眼极了，同样亮眼的还有光秃秃的非洲山脉、蜿蜒的海滩、背景中等待登陆的庞大军队，还有雪白的绷带。
奥兰战役的第一天结束时，两名摄影师四肢伸开躺在阿尔及利亚小镇阿尔祖附近一所乡村中学的地上。其他士兵躺在他们周围。两位摄影师都累得快死了。他们一整天都在奔波，不停地跑，跑前跑后，不停地先丢下多余的设备，然后再回来拿。
他们的衣服还是湿的，他们感到很冷。他们上岸时没有毯子或大衣。别人都是一个军用包，他们肩上扛了三个，包里装的不是食物，也不是弹药，而是备用的胶卷和相机。内德带着两台彩色摄影机和一台静态照相机。诺曼负责一部重大新闻片的拍摄，他带着一台静态照相机。他们的私人物品只有两把牙刷。
登上非洲土地的头十二个小时里，诺曼和内德拍摄了受伤的美国人和受伤的法国人，拍摄了水上飞机基地的实景，还第一次拍下了战时尸体的照片。那是一个狙击手的尸体。那人朝他们开枪，但没有打中。
那一天晚上，他们没怎么睡着。子弹飞进院子，砰砰地打在墙上。教室里的士兵们整夜都很紧张。在黑暗中，他们可以听到手枪弹夹发出的咔嗒声。黎明前，一个神经敏感的步兵朝着想象中窗外的黑影扔了一枚手榴弹。有个士兵彻夜未眠，讲述着他在大学时的兄弟会生活。
第二天凌晨，两位摄影师幸运地找到一辆吉普车，驱车前往争夺圣克劳德的战场。后来，他们还是扔下吉普车，一路爬上前线。在步兵营里，一位摄影师学会了在战壕中行走。他学会了走几步，蹲下等迫击炮爆炸，再接着走。听到飞过的子弹的嘶嘶声，他的头不由自主就会低下来。这两个伙计很快就学会了。
内德·莫迪卡找到了一个美国机枪小队，用相机给他们拍了很久。这是很好的动作素材。接着，他们走进奥兰，拍下了法国和阿拉伯人民热烈欢迎美国军队的场面。最后，他们把胶卷装箱，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位随和的英国皇家空军飞行员，把胶卷送往伦敦。
在非洲大地的第二个晚上，两位摄影师睡在另一所乡村学校，这次是在课桌上。事实上，这是他们在登陆后60个小时里，睡得稍微久一点的一次，差不多3个小时。第三天黎明时分，一位上校冲上来问哈灵顿，是否愿意乘坐保罗·盖尔上尉的吉普车随上尉一起做一次侦察。哈灵顿抓起相机就跳上了车。
司机是一个帅小伙，摄影师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熟练地发动了车开上路。他们向前走了几英里，途中经过许多部队，最后来到一个小镇。他们把吉普车停在那里。盖尔上尉做自己的事去了，哈灵顿拿出设备，给当地人，还有弹痕累累的墙壁拍照。人们很热情。一切似乎都正常。
美国部队入驻时，他们正准备离开。直到那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在一个尚未被拿下的小镇上，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愉快的一小时。
他们驾驶吉普车向后开了几英里，到达一个指挥所。盖尔上尉坐在司机旁边。哈灵顿中士坐在后座。风挡玻璃被摇下，盖了起来，因为风挡玻璃会反光，成为狙击手的好目标。人们在战争中能学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方说，士兵们上岸前被分发了太阳镜，但他们不能戴，因为太阳镜会反光，容易被打中。在非洲温暖的阳光下，他们三人沿着高速公路在葡萄园间行驶。一切都很安静。阿尔及利亚战争似乎即将结束。
突然，司机毫无征兆地从方向盘前倒下，吉普车转向一旁。血湿透了他的军装。他一句话也没来得及说。前所未见、前所未闻地，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了他的右眼。他当场死去。
哈灵顿越过司机的尸体，抓住方向盘。盖尔上尉的一只脚绕过司机的腿，把油门踩到了底。接着又有两声枪响，但没打中。一个人掌握方向盘，另一个人踩油门，吉普车呼啸向前，他们才脱离了危险。
与此同时，内德·莫迪卡徒步走上了抢夺圣克劳德的前线。那里的法国人拼死抵抗，事实上，他们短暂地牵制住了我们。这场战斗非常壮观。内德一时忘记了自身安危，沉浸在拍照的热情中。
内德直挺挺地站着，抓拍照片。他感到有人靠在他身上。他对那个人说：“天气越来越热了，不是吗？”没有人回答，因为就在那一刻，所有的士兵都跳起来开始撤退。
撤退是指挥官下的命令，他正在改变作战战术，但内德当时并不知情。
他对一个靠在他身上的家伙说：“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然后转身就跑。就在他转身的时候，那个士兵重重地摔倒在地——死了。
莫迪卡永远都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第二天，两位摄影师在郊外数英里外的橄榄林中搭小帐篷露营，等待下一步行动。我就是在那里发现他们的。
莫迪卡说：“来非洲之前，我从没有从树上摘过橘子。”
“我们的影片经过编辑和审查后，应该是一部30分钟的新闻短片，大部分是彩色的。”哈灵顿说，“它应该很美。”
“等我们到意大利的时候，我们可以弄些好东西吃。”莫迪卡说，“至少我们可以提要求。我会说意大利语。”
“你会到意大利，还有许多别的地方。”哈灵顿说，“每次登陆，我们都会是海滩老大，我们会参与每一场战争，每一场杀戮。你以后就知道了。”
“战争结束后，我要在巴黎退伍，让我的妻子也休个假。”莫迪卡说，“我们会去这些国家旅游。”
“战争结束时，你会在中国。”哈灵顿说。
“好吧，我一直想去中国看看，我也可能会在那里退伍。”莫迪卡说，“如果我们能活到那时候的话。”
拉尔夫·高尔小时候住在阿肯色州，他家对面街上住着一个聋子。那人能读唇语，拉尔夫从他那里学会了这个本领。那时，他主要是为了能在别的孩子面前炫耀。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拉尔夫·高尔中士坐在非洲野外一个帐篷的折叠帆布床边。这是一个医疗帐篷，穿着红色浴袍的伤兵们懒洋洋地躺在里面。拉尔夫·高尔能够和他们交谈，能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完全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把读唇语当成一门特技来学习。最近，他在敌人的炮弹轰炸下失聪了。
我去看他时，他刚聋了几天，但他读唇语已经很厉害了。虽然已经过了25年，但他的技能完全恢复了。我们谈了半个小时，他从未出错。
在敌人的轰炸中，除了失去听力外，高尔中士没有遭受别的重伤。他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恢复听力，但即便恢复了，他也已经两次失聪了。
拉尔夫·高尔37岁了，虽然出生在阿肯色州，但他的家乡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战前，他是一名绘图员，也是机组的操作员。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就参过军。英国和德国开战时，他又入了伍，加入了机枪队。
高尔是乘坐战舰来到非洲的，他们在试图占领阿尔及利亚某个港口时遇到了麻烦。那些能够活着讲述这次经历的人简直是出奇地幸运。
“你想听听那是什么感觉吗？”拉尔夫问。
我坐在旁边那张帆布床的床沿上说：“当然了，那是什么感觉？”
“感觉就像去了地狱，却又回来了。”他说。
帐篷里的男人们都大笑起来。我很吃惊，因为我看不出有什么好笑的。但渐渐地我明白了。高尔中士那不动声色的、阿肯色式智慧让帐篷里的士兵们每天乐开了花。他从来没有说过什么看似聪明的话。他只是说些奇奇怪怪的事，自己从来不笑，也没什么表情。
七八十个伤兵围在帆布床旁边，听拉尔夫给我讲整个故事。他讲得很严肃，但经常被听众发出的哄笑声打断。那是友好而钦佩的笑声。
“我们都在船下面的一个隔间里，”他说，“那艘法国船正好撞上我们，他们的一枚炮弹从侧面射了过来。那该死的东西就在我眼前爆炸了。”
帐篷里有些伤兵也经历了他说的那场致命的噩梦，但他们听到这句话就大笑起来，就好像鲍勃·霍普[2]说了个段子一样。
“我什么都没听到，”拉尔夫接着说，“只听到砰砰几声，就晕了过去。再醒来时，周围一片寂静。我还以为战斗结束了。船上到处是氨气和烟雾。我喘不上气来，差点憋死。我的心，四面八方都在痛。[人们大笑。]我的肺里没有足够的空气。就连烟雾都不够，反正那时候我只能吸到炮弹留下的烟雾。[人们又笑了起来。]最后，我开始爬梯子。等我把头伸到甲板上面，我还是什么都听不到，天空中到处都是追击弹。接着，我才意识到，甲板上到处都是死人。我又昏了过去。甲板上新鲜的空气，对我来说又太多了。[人们大笑。]等我再次醒过来时，我和一堆死人一起躺在栏杆旁。我们玩得可真刺激啊。那些死人不太能动弹。[笑声。]我以为我会就这样死在那里。”
故事就这样讲完了。天色已晚，我们握了握手。
“你结婚了吗？”我问。
“我结婚了吗？”他说，“没有，我还单身。我是想说，我还挺明智的。”
伤兵们都在起哄。
最初攻占北非时，最艰苦的战斗可能发生在奥兰。我在英国认识的许多士兵都挺了过来，并跟我讲述了这一切。毫无例外，他们都承认自己被吓坏了。
不要对此有什么误解。他们照样冲锋陷阵，但这是他们第一次置身于炮火之下，作为人，他们当然会害怕。正如一位士兵所说的：“最开始那几天里，我们常常吓得快要拉裤子。”
我问一个军官，他们是怎么流露出这种恐惧的。他说，大部分只能可怜巴巴地看着彼此，然后凑在一起，在痛苦之中做个伴。
第一阶段结束后，新的高潮席卷了部队。他们有了一种在英格兰时没有过的自信与热情，尽管那时候他们的士气也很高。接着，他们迫不及待地想速战速决，一旦战斗打响，他们就渴望横扫一切。
登陆的第一个夜晚，当他们乘坐大型钢制攻击驳船上岸时，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一位著名的军官打算开着吉普车直接上岸，但驳船可折叠的那一边过早地放了下来，吉普车开进了8英尺（2.4米）深的海水里。其他的驳船都使劲地撞在了岸边，士兵们下船时连脚都没有湿。
月光下，海滩一片死寂。某个小分队直到第二天早上天亮后很久才听到枪声，但月光、阴影和令人震惊的寂静反而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整晚，他们沿着山坡向内陆行进时，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每个小分队都有密码口令，出发前都对好了。在阴影中，士兵们分不清谁是谁，每个人都害怕被自己人射杀，所以整个晚上，奥兰周围的山坡都充斥着嘶嘶声，士兵们看到向自己靠近的人影，都不断地低声对口令。
我的一个朋友肯·坎贝尔中校，用一包香烟捕获了八个法国兵。这完全是一场意外。他无意中发现一个阿拉伯人在海滩上睡觉，那人告诉他，山上的大楼里有法国兵。坎贝尔偷偷上去，手里拿着手枪，打开了门。法国兵们都睡着了。他迅速决定，把枪插回枪套，然后叫醒了他们。法国兵们大吃一惊，不知道怎么回事。说得一口流利法语的坎贝尔跟他们聊了起来，还给他们递烟，最后说他们被捕了，过了一会儿就把他们带走了。
来自匹兹堡的二等兵查克·科尼克向我讲述了士兵们在第一次进攻中的感受。他说，每个人都很害怕，但在每次进攻间隔的休息时间里，人们从不谈论恐惧。他们主要想知道国内的报纸是怎么报道这次战斗的。许多次，他都听到士兵们说：“要是我的家人现在能看到我就好了！”
来自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的小伙子们惊奇地发现，北非的景色与他们西南部的沙漠是如此相似。第一天晚上的月光下，绵延起伏、光秃秃的小山看起来就像是在他们的家乡。
在行军过程中，成群结队的阿拉伯小孩跟着部队，那场面可笑极了。他们先是围着大炮，后来还挡住了路。阿拉伯的男人们都非常冷静，即便是穿得最破烂的，也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但是我们的伙计们无法抵抗小孩们悲伤而消瘦的面孔，纷纷把自己的口粮分给他们。
非洲的白天，天气很热，行进的士兵们不停地脱衣服扔衣服，有人最后只剩下汗衫。可是到了晚上，天气却变得特别冷，冷到他们后悔扔掉了衣服。
法国军队从热切的合作到激烈的战斗直至死亡，态度一直在变化。在大多数地区，法国人似乎只有在敌人开火时才开火。后来我们才知道，在许多法国部队里，每支步枪只有三发子弹，但在别的地方，点75的枪起到了毁灭性的作用。
我们部队里经验更为老到的人说，他们不太在意机枪和步枪的扫射，但可怕的噪声和点75的枪那不可思议的准确性，却会让他们恐惧不已。
经历过这一切的大兵们永远也忘不掉。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他们记得的，大多都是一些不起眼却又很美好的小事物，比如月光下小山的阴影，还有登陆时海滩诡异的宁静。
总的来说，美国军队在北非很受欢迎。奥兰为他们举办了盛大的集会。经过几天的战斗，第一个进入城市的是一辆坦克。它停在市里的广场上。人们围着它，不知道它到底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还是哪个国家的。他们仍然对这突发的一切感到困惑。终于，一个军官把头伸出炮塔，有人冲他大喊，询问他的国籍。军官听不懂法语，用英语说了些什么。人们听出了他的美国口音，然后开始欢呼呐喊。女人们纷纷亲吻他，人群差点把他带走。他就这样脸上带着口红印，四处走了许久。
士兵们报告说，美国军队的到来让这个城市的人欣喜若狂。他们对这种感受进行了如下分析：集会上百分之四十的人是因为法国人的表演欲，无论什么东西经过，他们都喜欢欢呼；百分之二十的人是因为深知这最终意味着法国的解放；剩下的百分之四十是出于个人的、完全的感激之情，他们希望能捞着点吃的东西。
德国人把大量的非洲食物从地中海运到法国，再运到德国。奥兰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他们在挨饿。美国军队占领奥兰后，自然就阻止了流向德国的食物运输。除此之外，我们的军队还向奥兰捐赠了大量的粮食储备，人们逐渐又有东西吃了。一个饥肠辘辘的人，只要有人肯给他东西吃，不管是谁，他都会感激涕零。
众所周知，美国人是很慷慨的，慷慨到了愚蠢的地步。第一拨登陆的部队，背包里只有罐装的野战口粮，而我们的士兵却把大部分食物都给了那些可怜的阿拉伯小孩。结果，士兵们自己很快就没什么吃的了，好些天他们都只能靠吃橘子维生。
在英国，人们基本上没怎么见过橘子，所以我们都狼吞虎咽的。有些士兵吃了太多，开始腹泻，长皮疹。我买了一些小小的橘子，甘甜多汁，放在口袋里。每个橘子都花了我1法郎，大约1.3美分。
我们都配备了外国发行的美国货币。最小的面额是1美元，除了上面有一个黄色的章之外，它们看起来和我们的普通货币一样。这个章，是为了防止货币落入敌人手中。这个标记，让这种货币对敌人来说毫无用处。我们的钱走到哪里都能花，但找回的零钱却是法郎。汇率是75法郎可以换1美元。汇率很快开始上涨，但按照我们的标准，价格依然很低。一瓶好酒只卖44法郎，市面上能卖的东西大概只剩下酒了。商店的存货少得可怜，餐馆把马肉写在了菜单上。
奥兰是个大城市。它让我想起了里斯本。这里有现代化的办公楼和漂亮的六层和八层公寓楼。我们到达时，雷诺汽车展厅里摆满了全新的汽车。没过几天，军队就把所有的汽车都买下了。又过了几天，红十字会便接管了展厅，改造成了军队的俱乐部，士兵们站在钢琴旁唱着《多佛白崖》[3]。
我们有一些士兵会说法语，但不多。奥兰所有法语词典都被抢购一空，但小孩子们在语言上毫无障碍，他们能用蹩脚的法语以及大声叫喊与人沟通。
美国军队一到，各个商店就开始在窗户上粘胶带，因为人们知道德国的轰炸可能会接踵而至。有趣的是，法国和英国人在粘胶带这件事上也体现出不同的气质。在英国，粘胶带走的是传统路线，但在这里，它是一门艺术。设计往往非常复杂，就像是显微镜下的雪花。有家商店把自己的店名融入设计之中；另外一家把胶带粘在窗户框上，把十几张图片挂在上面。
最开始那几天，德国的飞机的确飞过来好几次。地面上也有大量枪击，但没有任何炸弹或炮弹造成破坏。奥兰甚至没有实行宵禁，只是变暗了，其实也不是很暗。不过，敌机飞来时，人们把所有的灯都熄灭。军队还在城里布置了许多烟雾点，一旦投放烟雾，城市便藏在厚厚的烟雾之中，很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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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奥兰其实不是个糟糕的地方。但是，那里的大多数美国人会照着美国最差的城市的样子更改布局，却只投入少得可怜的资金去启动改造。美国人就是这样，包括我在内。我们大多数人在战前根本没听说过奥兰这个地方，但其实它比埃尔帕索[4]大。这里有棕榈树林立的街道、宽阔的人行道、户外咖啡馆、美丽的港口、灯光柔和的餐馆和带电梯的公寓楼。而另外，这里也有裹着破烂床单的阿拉伯人、臭水沟里的垃圾、瘦骨嶙峋的狗，马车也比汽车多。
大多数美国人都说奥兰有多脏。这正好说明他们没怎么来过这里。奥兰比我们这个半球一些较贫穷的拉丁城市更干净。在那个季节，它的气味甚至都不是很难闻。
海外旅行经验丰富的人们曾告诉我，奥兰有一种东方气息，但我没有察觉到。与其说它是一座东方城市，不如说它更像拉丁城市。如果不考虑港口的话，它可以在很多方面与埃尔帕索相比。它们的气候大致相同，都在半干旱地区。它们的春天都是尘土飞扬的，夏天非常炎热。周围都是肥沃的、灌溉良好的土地，盛产水果、蔬菜和谷物。
实际上，奥兰的人口主要是法国人、西班牙人和犹太人。阿拉伯人在这里是少数，下至令人厌恶的乞丐，上至表情严肃、穿着白色长袍戴着鲜艳头巾、坐在最昂贵的咖啡馆里啜饮烈酒的男人，什么样的都有。不过，这里的欧洲人比阿拉伯人要多得多。
起初，我们的部队在奥兰感到相当迷失，军官和士兵都是如此。这里没有在家乡和英国时那些常见的娱乐活动。除了葡萄酒，没有什么可以喝的，而大多数美国人还没有学会细品葡萄酒。这里的电影很少，而且不好看。没有舞会。男女之间仿佛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奥兰的好女孩的父母非常挑剔，不让女孩子们出来玩。
由于无法与当地人交谈，每个人都有种奇怪的愤怒感。士兵们努力学习法语，又觉得没多大意思。驻扎在这里的军官们被束缚在办公桌前，渴望挣脱。而驻扎在偏远乡村的大部队，却比在城里的人们对奥兰的生活更加满意。
来自巴尔的摩的纳特·肯尼中尉开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在郊外到处跑。有一天，他动身去离营地大约20英里（32.2千米）的阿尔祖。他看到人行道上躺着一只吓人的大蜥蜴，连忙停车折返回去。
这只蜥蜴大约有一英尺（0.3米）长，加上6英寸（0.15米）的尾巴。它一直在变换颜色，两个眼球可以单独朝任意方向转动，的确是个面目狰狞的东西。纳特小心翼翼地用鞋戳了戳它，但它没有攻击他。他又用戴着手套的手捅了捅，它还是没有咬他。然后他把手伸到了它的鼻子前面，蜥蜴爬上了他的手，就好像一直在等纳特一样。
于是，纳特一动不动，蜥蜴继续爬上他的胳膊，绕过他的肩膀，缠着他的脖子，最后爬到头顶。就这样，它蜷缩在他的头顶，躺在他的帽子上，像蛇一样看着前方。纳特顶着这条“龙”，骑上他的摩托车去了阿尔祖。
他把摩托车停好，沿街走去。一路上，许多认识他的士兵向他敬礼。他们惊讶地张大嘴，笑着说：“中尉，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这样！”
纳特与这只蜥蜴共进晚餐，它依然舒舒服服地趴在他头上。他们愉快地在镇上逛了一个小时，吓吓他的朋友们，然后又骑上摩托车，踏上归途。快到奥兰的时候，他在一家野战医院停了下来。他认识那里一些医生，因此把他的朋友留在那里，让他们做实验用。
这只蜥蜴在纳特头顶待了三个多小时，跟他一起骑了30多英里[5]。部队开始考虑把肯尼中尉调去冰岛，因为担心他接下来会在摩托车上驮个骆驼骑去镇上。
美国士兵与同伴的情谊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有许多障碍，但我们的士兵还是能够与人和睦相处，能让别人明白自己的意思，尽管他们一句法语或阿拉伯语都不会说。我看到有个士兵和两个法国女孩及其父亲坐在咖啡桌旁，显然整个晚上都在微笑、打手势。我还看到美国人和外国部队里的法国人手挽手散步。他们在说些什么，或者在试图说些什么，我不知道。还有一个非常滑稽的场景是，我们的一个士兵站在街上，手里拿着一本英法词典和一个女孩说话，一边说一边挨个查单词。
一天晚上，在遥远的乡间，我路过一处篝火，两个美国士兵和两个裹着头巾、留着胡须的阿拉伯人像老朋友一样亲密地蹲在一起，那场面真是感人。
我们的士兵非常富有，因为这里没什么可买的。香水和唇膏倒是有许多，他们也买了许多，香水寄给在美国的女孩们，口红寄给在英国的女孩们。
当地的手工艺品主要是银器、地毯和皮革。有些阿尔及利亚地毯与我们的纳瓦霍印第安地毯相似，很漂亮，价格也差不多。我认识的一位军官觉得自己会需要一件阿拉伯骑士礼服来参加战后的化装舞会。但他大概需要花100美元，还得先弄到一个特殊许可，才能买到材料，而且需要几个星期到六个月的时间来制作。
起初，在奥兰的美国水手并不多，但海军一如既往地关照在那里的人。一天，我碰见了我的好朋友威廉·斯彭斯中尉，他邀请我去参观他负责的海军医院。
斯彭斯中尉战前在纽约的贝尔维尤。在美军登陆的那天早晨，他带着八名士兵来到这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都在照顾海滩上受伤的水手和士兵。然后他们去了奥兰，开始找一个地方建医院。他们发现一座法国的红十字会大楼空无一人，便立即搬了进去。一两天之内，海军士兵就被安置在这里面，它可能是北非最好的医院。
我总是喜欢和海军士兵在一起，他们把我照顾得很好。在运兵途中，我就咳得厉害，这时候还没有好转，所以他们给我准备了一瓶止咳药，甚至还做了血常规来确定我是否能活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药剂师的同伴，给我倒药的那个人，其实是印第安纳州人。事实上，他的老家离我长大的地方只有20英里（32.2千米）。他叫本·史密斯，住在印第安纳州特雷豪特南五街620号。
随部队登陆的一位陆军医院指挥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们的医疗队接管了法国人匆忙撤离的兵营，并把它变成了医院。美国人发现那里到处是弹药，他吓了一跳，害怕法国人当晚会来夺回这个地方。
当他在街上看到两个冲锋枪枪手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冲过去问他们是否愿意整夜看守弹药。他们说：“当然可以。”他就忙自己的事去了。
那时距离战斗结束还有好几天。直到大约一周后，他碰巧看到他们时，才想起来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没有回自己的部队报到，依然在附近徘徊，忠诚地守卫那些弹药。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答案很简单。医院的伙食总是比别的地方都要好。他们在军队里待的几个月可不是白待的。
相对于英国的潮湿，我们发现非洲的气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挺好的。从12月到3月底，蚊子很少，得疟疾的风险也不大。医院只报告了一例偶发病例。平均来说，11月的夜晚就很冷了。4点钟左右，太阳一下山，天就开始冷了。天黑时，天气通常冷到要穿大衣。睡觉时，我们把所有能弄到的毯子都盖在身上。
早上直到8点多，太阳才缓缓升起。通常在中午之前，天空都是晴朗的，看起来似乎比我们家乡的更加广阔，或许是我们在户外的时间比以往要多的缘故。有时候，天上高高地飘着雪白的云朵，有时候又是万里无云，阳光炽热得像家乡的6月底。
天气好的日子里，士兵们常常光着膀子，基本上每个人都晒得黑黑的。
大约每周我们都会有一次悲惨经历。连续两天下大雨，又冷又硬的风刮起来，特别像英国糟糕的冬日。
我们的部队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郊外。为了取暖，指挥官们常常让手下的士兵在外操练。我本来以为，他们中有一半人会生病，谁知根本没有。医生们说，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下，长时间在户外活动也比窝在室内更健康。而且，士兵们变得越来越坚强。
大多数士兵都舍弃了厚重的内衣，不过直到春天他们才会换上夏装。在寒冷的日子里，他们把稻草塞在床垫里，铺上一条毯子，躺下，然后在身上盖上五条毯子。每个帐篷只够睡两个人，他们通常躺在一起，这样就可以用上两个人的毯子。
他们在分散的营地里过着原始的生活。那时候，他们已经吃上了美国的供给口粮，吃得很好，但是水很少。有些营地里，一个人通常只能分到一加仑（3.8升）水，用来饮用、刮胡子、洗衣服。但在许多营地，人们只能分到一夸脱（0.95升）。
这里的帐篷不像在英国时的大帐篷，没有空间放一些小东西和日常用品，也没有灯。但有两个男孩自己做了一盏爱斯基摩式的灯。他们在附近的一个镇上买了一些液体石蜡，倒进一个空罐子里，然后从一个男人过长的腰带上剪下几英寸，放在罐子的顶部当成灯芯。这个灯还挺实用的。
宪兵在城市的街道上巡逻。通常到晚上10点半的时候，这里就会安静得像墓地一样。当地人被空袭吓破了胆，晚上不敢出门。他们的恐惧是如此强烈，我觉得在我们到来之前，德国一定做了许多“宣传”工作吓唬他们。
由于某些原因，通信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我的信件是如何转寄的，可以说得上是神秘事件，就连审查员们也不知道。我写好报道，接着寄走，就好像把它放进漂流瓶扔进地中海一样。有天早上，我确信我看到了一个阿拉伯小男孩，正在把我写的最新报道喂给他的山羊吃。
事实上，对于整个北非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这些身在北非的美国人了解得要远远少于在国内的人。我们能在当地的法语报纸上看到每日报道，却没有太多的细节，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不能很好地阅读法语文章，因此也看不到什么重要的消息。
我们中的有些人可以听到伦敦的BBC晚9点新闻。有些营地有短波无线电，可以收听美国的每小时新闻播报。讽刺的是，在离我们200英里（321.9千米）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要先发到美国去，再发送回来，我们才能听到。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事情只能这样。
[1] 1905 年 2 月 23 日，保罗·哈里斯在美国芝加哥创立扶轮社，宗旨是增进职业交流、提供社会服务。
[2] 美国喜剧演员、主持人。
[3] 乘船前往英国多佛的人首先会看见附近海岸上高耸的白色悬崖，代表他们快到家了。同名歌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受欢迎。
[4] 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
[5] 30 英里约为 48.3 千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