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我杜撰了一个似乎有可能，或者说至少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故事，对人类的未来进行了一番描述；我已经尽力将书中的故事内容与当今人类发展前景的变化联系在一起。
虚构未来似乎是对极美好事物的肆意玄想。然而对有惑于当今时代与潜在未来的人来说，有克制地畅想我们生存的星球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今天我们应当接受，甚至应当去研究各种对人类未来的严肃展望，目的不仅仅是了解我们要面对的纷繁复杂、往往富有悲剧性的事物，而且还要了解一个事实：许多我们最珍视的理想对思维层次更高的人来说是非常幼稚的。所以，虚构未来就是尽力地在人类广阔的宇宙环境中去观察人类，并调整我们的心态，去适应崭新的价值观。
但是若想使对可预见未来的畅想有价值，想象力就必须有章可循。我们必须竭力去保证虚构的内容不要超越文化所限定的范畴，怪诞的幻想毫无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想方设法去预测真实的未来，因为就目前的状况而言，这种预测是徒劳的、无济于事的。我们与历史学家一样，不会去着手预测未来而忽略研究过去，我们只能从众多合理的预测中甄选其一。但我们必须有的放矢。我们从事的活动并非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创作。为此，这些活动对读者产生的影响也应当是艺术性的。
然而，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创作有品位的、令人称道的作品。我们要将历史与幻想完美地结合起来，写出神话般的故事。一部真正的神话，应该在某个特定的（现存的或逝去的）文化范围内详尽地——通常也是悲剧般地——去刻画该文化中最令人钦佩、赞赏的人物或事物。伪神话可能会严重地逾越文化基质所确立的可信界限，或者所颂扬的对象远远不及该文化的最优秀水平。正如本书不敢妄称预测未来，我同样不敢说它是真正的神话。但是，它确实是一篇关乎神话创作的文字。
我认为，我们憧憬的未来不应该是荒诞的。或者无论如何，对熟悉当代思想准则的现代西方人来说，不应该荒诞到毫无意义的程度。但如果我选择的事物丝毫没有怪诞的味道，那么其表面的可信性反倒会让读者难以接受。对未来，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许多事物将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实际上，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讲，我的创作内容似乎误入一个无益的失控境地。例如，我幻想一个来自遥远未来的居民与今天的我们通信交往，我还幻想他有控制我们部分思维的能力，本书就是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书中虚构的故事或许不会与我们的观念完全排斥。当然，我或许可以砍掉这个设定，同时不对主旨造成重大损失。然而，只有通过这样不寻常的、令人费解的设定，我才能够向读者传达一种可能性：时间的本质中蕴含着远超当下认知的东西。实际上，唯有如此，我才能诠释这样一个主张：人类当下的整体思维是迷乱的、犹疑的，而且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
如果未来的人类凑巧发现了这本书——比如他在收拾先人的遗物——他定会微微一笑，因为许多事情注定要发生，但它们发生的征兆却是无法被发现的。而且，即使在我们这一代，环境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让这本书很快就显得过时而可笑，但这无关紧要。今天的我们必须与万事万物尽可能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尽管我们的形象在未来人心目中肯定会显得滑稽可笑，但我们依然会为今天的目标而奋斗。
某些读者或许会觉得本书旨在预测未来，于是毫无根据地认为我的预测过于悲观。但书中的内容并非预言，而是神话，或者说关于神话的文字。我们都希望未来最终会比我描绘的更美好。我们特别希望当代文明朝着理想中美好的乌托邦文明稳步演变。然而，人类文明会衰退甚至灭亡，所有的精神财富不可避免地会最终消失。这种观念很难被人接受。不过，作为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我们还需要去面对。我认为这种灾难，这种人类的灾难，是任何经典的神话都必须承认的。
因此，当我愉快地意识到，在我们这个年代既有希望也有绝望的种子时，出于审美的目的，我在书中设想人类最终消灭了自己。当今社会有人发起真诚地企盼世界和平与团结的运动，诚然，如果明智而且幸运的话，它会取得成功。我们都期盼着它的成功。但是在本书中，我的态度是：它最终会失败。我认为这场运动无法阻止永无休止的列国战乱。在我看来，要想实现广泛的团结与和平，必须先打破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但愿这不会发生！愿国际联盟或其他国际组织会力挽狂澜。但是，请记住这样一种想法：人类的全部规划或许只是一部更加宏大的戏剧中微小的、失败的一幕，结果也可能是悲剧性的。
为数不多的美国读者会感觉到，他们伟大的祖国在故事中扮演着不十分光彩的角色。在我的想象中，肤浅的崇美主义最终会战胜美国文化中最优秀、最有前途的所有内容。希望在现实世界中这不会发生。然而，美国人自己也承认有这种可能性。我希望他们会原谅我如此小题大做，将这种可能性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早期的转折点。
任何试图构想这部宏大戏剧的梦想，都必须考虑到当代科学对人类天性及其物质环境的看法。我为此请教了科学界的朋友们，充实了我原本浅薄的自然科学知识。特别是与利物浦的P.G.H.博斯韦尔、J.约翰斯顿和J.赖斯三位教授的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尽管他们也参与了一些构思，但他们不必为书中放纵的、有悖科学的言语负责。
承蒙L.A.里德提出了总体意见，E.V.里乌提出了宝贵的建议。L.C.马丁教授及马丁太太读了小说的全部原稿并不断地给予我鼓励和建议，在此特表感谢。对我妻子给予的极大理解与强有力的支持不胜感激。
在即将结束这段序言前，我要提请读者注意：本书中的“我”不是作者，而是一个生活在遥远未来的人。
奥拉夫·斯特普尔顿
于西柯比
193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