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尚须指出产业革命对劳动条件和工人阶级命运所起的最初作用是什么。仅把描绘工厂无产阶级的图画和描绘工厂主贵族的图画两相对比是绝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应当不仅集中在工厂上面，而且还要注意工厂的侧面及其四周。虽然大多数体力劳动者长期处在大工业之外，但他们自始就受到大工业的极大的影响。
（一）
工人对机器的敌视。1779年兰开夏的骚乱。约克郡中的动乱（1796年），西南地区中的动乱（1802年）；拉德党的骚动（1811—1812年）。为请求禁止使用机器而向议会交涉；纺纱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请愿。这些请愿都被拒绝受理。
起初，这种影响是令人可怕的。我们知道机械化的出现，在工人中引起了怎样的疑惧和愤怒的情绪。工人反对机器以及一般地反对各种技术革新乃是这一整段历史上最著名的插曲。可是，这并不是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所特有的事件。需要提到那些屡经引用的，帕平轮船被富尔达船夫所毁坏以及雅居阿尔织机被里昂丝绸工人所捣碎的事例吗？甚至今天，虽有一连串的发明和改进所养成的新习惯，但工业设备的改革还碰到工人方面的某些抵抗，这是不足为奇的。 1 他们的态度被人以进步的名义和以合理的政治经济学的名义谴责过几多次啊！这种态度被人称为无知和野蛮又有多少次数啊！然而，这种态度是极其自然的。因为工人的唯一资本就是劳动力和职业上的技能，凡旨在降低这个或那个价值的东西就是剥夺他的一部分所有。机器的最大好处及其存在理由就是它能在劳动力方面实现节约。但是，工人可以很有理由地认为这种节约是因损害他的利益而获得的。对这种通俗非难的传统答辩是，机器通过降低价格就刺激消费：需求的增加就加速工业的发展，归根到底，劳动力不但不被淘汰，反而在扩大了的或增多了的工厂里又找到向所未有的众多的位置。然而，这种推论即使已被长期经历证明为正确的，但也不是工人们所能理解的，如果他们第一次碰到机器的话。他们的唯一想法就是：他们必须和占优势的竞争作斗争，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就要没有工做，至少他们的工资会降低。如果我们不考虑得到机械化的直接后果，而考虑它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的全盘结果，那么，这种惊慌未必会如同人们所相信的那样没有根据。即使工人们用暴力反对的方法来阻碍进步，并违反公共利益，而对于他们自己却无任何好处，难道就应该唯一地责怪他们愚笨和蛮横吗？难道不应该责怪社会制度吗？在这种制度下，生产的增加会跟着发生——即使时间不久——生产者贫困的增加，而那些旨在减轻人类劳动重负的发明物反使劳动者的生活困难更加沉重。
工人们还未学会认识自己痛苦的真正原因。他们只懂得一桩事：机器有剥夺他们生计的危险。他们从而认定必须破坏机器。我们不打算再谈发明家的不得人心以及他们所遭受的迫害。他们之中有些人已经想要赞成工人的见解或偏见，如果人们喜欢“偏见”这一用语的话。劳伦斯·厄恩肖在哈格里夫斯之前十年就制造了一架纺纱机，但一造好他就把它毁坏了。他说他不愿意剥夺穷人的谋生手段。 2 但这种无私，而且是被误解了的无私，即使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少见的。对发明家们所加的暴行，一般是损害他们的人身比较损害他们的计划为大。机械设备适应着实际的和迫切的经济需要。此外，它对拥有必要的资本创办企业的人们还提供无可比拟的赚钱的乃至发财的机会。工人们在无益地打击发明家时，触及到关心维护和扩大机械化的工厂主阶级的利益。工人们的直觉行动仍然是一样的，这就是攻打工厂和粉碎机器。
在机械化出现很久以前，破坏工具已经是无秩序罢工中惯常的事件。可是，在织袜工人们起来反抗工厂主、打碎编织机的时候，并不是为了禁止使用它。他们并不恨编织机本身，而是恨拥有编织机的人。他们把编织机当作是贪婪的资本家的财产来破坏的，因为资本家向他们抽取极不公道的费用，织机租费。此外，工人们也破坏货物，这种情形清楚地显示出他们的意图。有些织布工人曾因在其受雇的工场里或者强行进入他人的家里撕毁或焚烧织物而屡次被定罪。 3 但从十八世纪后半叶起，反对机器的骚乱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为了制止这种骚乱而特别颁行的第一个法律是在1769年。此前不久，一个坐落在莱姆豪斯的、按照荷兰当时所有的锯木厂模样建造的机器锯木厂被群众冲入而打毁了。 4 这项法律正是在发生于伦敦大门口的这件事的影响下通过的。几乎与此同时，布莱克本工人把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打烂并迫使他逃到诺丁汉去。无论单独一个人或者一伙“不法的、叛乱的”人群把安装着机器的建筑物故意毁掉，都按重罪论处，犯罪人被判以纵火罪——死刑。 5
这种严峻的措施并没有阻止骚乱的再发生，随着使用机器的推广，骚乱就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严重。1779年，在机械化发展最快的地方，亦即是说在兰开夏，这种骚动达到令人惊慌的程度。 6 当时韦奇伍德正在动乱爆发的地区，他在他的通信中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具有直接证明价值的记述：“我们在来这里（博尔顿）时，走过肖本特以后，在路上遇到一群人。我想他们约有五百人。我们向其中一人打听他们逢到什么时节聚集那么多人，他对我们说，他们刚刚毁坏了几架机器，并且打算在全国这样做。因此，这里人们得到通知，必须预计他们明天来访。邻近的工人们已把能够找到的一切武器都聚集起来，并且正在铸造子弹和准备火药以便明晨进攻。理查德·克莱顿爵士 7 刚带来一则消息说，他此刻在城里，目的是和居民商量有关采取保护居民的办法。我想他们已经决定立即派人到利物浦去请求驻扎在那里一部分队伍到这里来。” 8 韦奇伍德所遇到的只是闹事者的前锋。“同一天的下午，一个坐落在乔利附近的、按照阿克赖特方式组织起来的大工厂（阿克赖特是该工厂的所有者之一）遭到他们的攻击。厂房的位置只容许他们从一条狭路进来；多亏这样的位置，该厂厂长才能通过几个邻居的帮助，打退攻势，暂时救下了工厂。进攻者中有两个当场被打死，一个溺死了，好几个受了伤。这群人没有火器而且也没有预料到这样一种猛烈的遭遇。他们恼火了，发誓要报仇。因此，他们把星期日的一整天和星期一的上半天用来搜集枪械和子弹……。那时，布利奇沃特公爵的矿工们，还有其他工人，都同他们结合起来，有人对我们说他们的数目达到八千人之多。这八千人擂着鼓，举着旗帜向他们星期六曾被打退的那个工厂开去。他们在那里碰到理查德·克莱顿爵士率领一批由五十个残废军人所组成的警卫队。一小撮人在这几千狂人面前好干什么呢？在暴徒彻底破坏一个价值一万镑以上的工厂设备时，他们——残废军人们——不得不撤退了，不得不充当观众的角色 9 。星期一的那一天就是这样过去了。星期二早晨，在离开博尔顿前不久，我们听到他们的鼓声是在离此两英里左右的地方。他们公开的意图是，夺取博尔顿城市，以后再夺取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并从那里开向克罗姆福德，不仅要在这些地方而且要在全英格兰打坏机器。” 10 阿克赖特在克罗姆福德已经做了防御准备。 11 同样的骚动在好几处同时发生；罗伯特·皮尔在阿尔萨姆开设的印花织品厂遭到了猛攻，机器被打碎并被扔到河里。 12
镇压是迅速而有力的：从利物浦派来的队伍毫无困难地驱散了闹事者。有几个被捉住、解到该郡大陪审团去审理、被判处绞刑。 13 但大多数人均免于任何惩罚。舆论对于他们虽然不能说是同情，但也是宽大的。中产阶级或者由于思想守旧，或者由于害怕工资降低而要以救贫税的相应增加来弥补， 14 所以对于机器几乎和工人阶级表示同样的敌视。在梅洛尔村里，当牧师在讲道台上影射到新近的动乱并因感化其教区居民而谴责动乱的时候，有位老自耕农起来向这位倒霉的布道者说道：“先生，您最好专心于您的经文讲说而不要迷失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 15 另一方面，该郡保安审判官在普雷斯顿举行季度会议时，通过一项与民众偏见显然相反的决议：“机器的发明是国家的幸福。在一个郡里消灭机器仅仅是使机器转移到另一个郡里去。如在大不列颠全境内颁布一项反对机器的一般禁令，那就只会有利于加速它在外国被人采用，而大大损害英国的工业。” 16
事实上，1779年的骚乱之后，跟着发生了一些企图通过合法方法来获得禁止纺纱机的活动。以前是有过先例的。1552年有一项法律禁止使用gig mill（刺果起绒）， 17 1623年有一道国王谕示禁止采用造针的机器。 18 这些措施虽然符合旧工业立法的专断精神，但其目的，与其说是保护劳工，倒不如说是保证产品的优良品质，因为传统制造方法上的任何改变都被认为会使产品质量受到危害。纺纱工人在1780年向下议院提出的请愿书中援用过这种陈旧的论据。 19 但它并未产生大的效果。他们的有关失业和工资降低的诉愿是较为正当的。 20 但这种诉愿可以从商业因美洲战争所造成的一般萧条方面得到解释。 21 负责审查这项请愿的委员会把它批驳了，其所依据的理由，与兰开夏长官们的理由相同。 22
同时，在曼彻斯特出版了一本由这些长官之一，多尔宁·拉姆斯博瑟姆所写的小册子，他用“贫民之友”的名义署名。 23 他试图向工人们解说他们遭受危机痛苦的真实性质。他向他们指出这种危机基本上是暂时的。“工业上因机器所造成的任何进步，对于某些人起初都有一些令人不快的后果……。大约十年前，在多轴纺纱机出现时，老年人、儿童、所有不易学会操纵新设备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都感到痛苦。”印刷机的发明，其最初的结果难道不是破坏抄写者的职业吗？“我们新近看到的这种动乱，这种叛乱性的骚动意味着什么呢？这些向议会请求取消机器或者请求对机器课税的请愿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无疑是请人把我们的手砍掉，把我们的咽喉割断。” 24
棉纺工业的迅速发展及其人员的相应增加，大大促进了这种新思想的传播。这项工业的工人中对机器的敌视，不久就让位给完全相反的感情。 25 这种敌视在毛纺工业中保持较久，因为毛纺工业的改变较不容易。类似兰开夏所发生的那种暴行，在西区和西南区也发生过不止一次。1796年，约克郡中某些纱厂里不得不驻上军队；1802年，起毛机的使用，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中引起了严重的动乱。 26 这些骚动之后总是跟着残酷的报复，但在同拿破仑作战的危急年头中，尤其是在宣布大陆封锁之后，常常又发生这种骚动。《射利》（Shirley ）的著名记录中有攻打一个纱厂的叙述并记有对于这些动荡年头的回忆。 27 但是，在这有许多错综复杂力量相互作用的时期中，事实就随着变得非常错杂，以致一项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就成为正确解释这些事实所必需的。在1811年和1812年中，拉德党的骚动使中部工业区陷入恐怖状态并使利物浦勋爵政府感到重大的不安。拉德党的骚动是一种与反对机械化的叛乱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时，英格兰北部的剪羊毛工人常常破坏机器，因为他们指责机器使他们的工资降低了。英格兰中部地区的织袜工人 28 捣碎织机，是仅仅使用惯常的对抗工厂主的斗争方法。 29 这两种工人主要都是由于下述事情而受到损害的：因对法国战争的延长而造成的非常情况，因1810年起大陆封锁严格执行而使英国贸易的自由扩张受到阻碍，以及因粮食供应困难和食品价格不断上涨所造成的饥馑。这些地方性的暴动，虽然几乎汇合起来发展成为一种工人起义，但并不专门属于大工业的历史。 30
在反对机器的骚乱又开始时，人们却看到向议会请愿的手段又被人采用了，虽然棉纺工业工人已经认识到请愿没有用处。1794年，梳羊毛工人们提出了反对使用卡特赖特梳毛机的请愿书。他们的请愿书提出很巧妙，起初得到相当顺利的受理；但老板们马上便提出工业最高利益与国家利益本身是同一的不可反驳的理由。当然，老板们又一次地获得了胜利。 31 几个月以后，亦即在威尔特郡的骚动时，议会收到许多反对使用剪毛机，尤其是反对使用gig mill的诉愿。这种机器与1552年法律所禁止的机器是否是同一个东西呢？它们之间大概只是名字相同而已。 32 这并未阻止工人们坚持请求执行这项已不适用的法律。 33 虽然第一次被驳回了，但当议会对毛纺工业进行大调查时，他们又再来请求。调查记录是和1806年的宝贵报告书一道公布的。但是，委员会的结论是和他们的请求相反的。“正式的证据证明，并且有几个请愿人自己也承认：过去有过一些恐惧，与今天使用起毛机所形成的恐惧相似，它出现在人们第一次使用一些机器的时候，这些机器今天被人公认为在纺织工业中是很有利的，它们所做的各种工序以前是用手完成的。这些恐惧在不久之后就消失了，使用机器也逐渐固定下来了，似乎并没有改变工人们的状况，也没有减少他们的人数。” 34
这种乐观主义是否充分地考虑到那些被机器剥夺了位置的工人们的痛苦呢？这种痛苦虽然是暂时的，但仍然是残酷的。然而，他们试图对机械化的发展进行反对并不是补救的办法。这种反对无论是基于直觉的抑或经过思考的，或者是和平的抑或是强暴的，显然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为它违反事物的必然性。它有时能够产生唯一的结果就是迫使工厂主们关心那些被失业所激怒的工人，并致力于为他们寻找工作，以防再发生那些会威胁自己的生命财产的骚乱。 35
（二）
工厂的人员。工人憎恶工厂劳动。雇用妇女和儿童。大工业以前的儿童劳动。纱厂中的教区学徒；学徒的痛苦：罗伯特·布林科的例子。车间的不卫生；工厂的热病。工厂主的无限制的权力。
对机器的不满也混杂着对工厂的怨恨。怨恨所引起的憎恶是易于理解的。对习惯于家庭劳动的或者习惯于小作坊工作的工人来说，工厂的纪律是不能忍受的。在自己家里工作，虽然工资微薄使他不得不付出整天长时间的劳动，但他可以随意地开始工作或停止工作， 36 没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他可以任意地安排工作，来来去去，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甚至在他喜欢时可以好几天不工作。 37 在作坊老板家里工作，他的自由虽然较小，但还是大的。 38 他不觉得他同老板的关系被一道深渊隔开，所以这种关系保有着人与人间私人关系的性质。他并不受一种严格不变的规则的束缚，也不像一个机轮那样被卷入无灵魂的机械装置的不停运转之中。参加工厂工作，那就正如进入兵营或监狱一样。因此，第一代工厂主常常感到很难招雇到人员。 39 如果他们没有这种被大地主的侵占而从农业赶到工业、从乡村赶到城市的移动人口，那么，他们就会感到困难更大。还有一些工人被高额工资所吸引，也从王国的最穷地方，从爱尔兰的沼泽地区和从苏格兰或威尔斯的山区里出来了。 40 所以，起初工业劳动力是从那些被残酷剥夺了生计的人口中，或者是从那些因工业对其提供优于其原有地位的人中招雇得来的。
在纺织工业中，工厂主对于这种令其为难的问题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大批雇用妇女，尤其是儿童。 41 纱厂工作容易学会，而且只需要很少的体力。对于某些工序来说，儿童的矮小身材及其手指的纤细却成为机器的最好助手。 42 人们喜欢儿童还有其他的理由，更有决定性的理由。儿童的软弱是温顺的保证。人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使他们处在一种为成年人所不愿轻易屈从的，即被动服从的状态。他们的工钱非常低，有时给他们极少的工资，这种工资是成年工人所赚工资的三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不等； 43 有时，仅仅给他们食宿就算是唯一的报酬。最后，他们还受到学徒合同的约束，合同使他们要留在工厂里至少七年，通常是到他们成年时为止。尽可能地雇用儿童和相应地减少工人人数就是纱厂主的明显的利益。兰开夏的最初一批工厂满是儿童。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工厂里同时有一千以上的儿童。 44
这些可怜儿童中的大多数是孤儿院的贫穷儿童，是那些负责养育他们的教区所供给的，可以说是出卖的。特别是在机械化的最初时期，当时工厂还建在城市之外，往往离城很远的地方，工厂主们在其邻近地方很难找到其所需要的劳动力。在教区方面，它们只希望摆脱其孤儿院的贫穷儿童。 45 真正的买卖合同就在纱厂主和救贫税管理人之间签订了，这种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但不对儿童有利，儿童被当作商品 46 处理的。 47 五十、八十或一百儿童整批地被出让了，并像牲畜一样被装运到工厂去，在那里，他们要被关上好多年。这样的教区为了把交易做得更好，就规定买主必须按二十分之一的比例接受白痴儿童。 48 这些“教区学徒”起初是工厂中使用的唯一儿童。工人们不愿意把自己儿童送到工厂去，是很有理由的。 49 不幸得很，他们的抵抗无法持久，被饥寒所驱，只好顺从那使他们起初很害怕的做法了。
我们必须简要追述这种可恶行为方面的唯一值得为之开脱的情节，就是对儿童的强制劳动并不是一件新的罪恶。在家庭作坊里，对儿童进行剥削不啻是件十分自然的事。在伯明翰铁器商家里，学徒从七岁起就开始； 50 在北部和西南部的织工家里，儿童在五岁甚至在四岁时就从事劳动，如果人们认为他们能够用心和顺从的话。 51 那时人们对于这种事情不但不表示气愤，反而认为那是值得赞美的。亚兰汤推荐设立一些像他在德国所看到的那种工业学校 ，在这种学校里，有二百个小女孩子在一个女教师的严格控制之下不停地纺绩，她们必须保持绝对的沉默，而且，如果纺得不很好或不很快，还要受到鞭打。他补充说道：“在那个国家里，凡有最多孩子的人就是生活得最好的人，可是在这儿，孩子越多就愈穷；那里，孩子使父亲发财，这儿，孩子则使父亲陷入乞丐状态。” 52 笛福在访问哈利法克斯时，因看到四岁儿童像大人一样地谋生而感到惊叹。 53 威廉·皮特关于儿童劳动的言论，虽被米舍勒用其惯常洋溢的感情和语言当作犯罪来谴责，完全是公认见解上的一种通俗说法。 54
是不是可以说在旧工业中，儿童总是固有意义上的学徒呢？换句话说，他是在学手艺而不是像在工厂里那样做苦工呢？但是，真正的学徒身份只在儿童达到享受这种身份的年龄时才能开始。在好几年里，“学徒”在工人旁边只起着无报酬的或者报酬很少的助手作用。是不是可以说，他是在对他身体发育不太不利的条件下生活着的呢？但是，我们必须想想家庭作坊在卫生方面的情形。是不是可以说，学徒受到仁慈的对待，而没有做超过力量的工作呢？但是，父母自己在需要的刺激下，有时也显得极端的苛求，即使没有显出最苛刻的老板的样子。 55
即使带有一些保留条件，也必须承认最初的那些纱厂中“教区学徒”们的命运是特别悲惨的。他们在老板（老板把他们关在与任何可以感到他们痛苦的见证人隔得很远的孤立的厂房里）的任意摆布之下忍受着无情的奴役。他们的工作日，除去完全耗尽他们的力量以外，是没有别的限制的：工作日持续到十四、十六乃至十八小时之多， 56 而且，工头的工资是随着各个车间里所做出的活计来升降的， 57 所以工头不允许他们缓慢一点时间。大多数工厂给与四十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的一餐，其中约有二十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 58 为了不使机器的运转停顿下来，工作往往夜以继日地、毫不间断地连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被组成一些轮班小组：“床铺从未冷过。” 59 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长工作日的终了时，这时，儿童由于疲劳而半睡了，但还未离开工作，于是手指轧断了，四肢被齿轮碾碎了，事故层出不穷。
纪律很残酷，如果可以把发挥无名的粗野办法以及随意加在无防卫的人身上的残酷行为称为纪律的话。一个名叫罗伯特·布林科的工厂学徒，关于他所受的痛苦有一个著名叙述，这个叙述令人不寒而栗。 60 他是在1799年同一群约有八十个男女儿童一道被送往诺丁汉附近洛达姆这个地方的，那里的人们只愿意使用鞭子。真是，从早到晚，不但为了纠正学徒们的极其轻微的错误，而且还为了刺激他们劳动、为了使他们在疲劳过度时保持醒觉，都用鞭子。 61 在利顿工厂里，事情却是另一种样子：一个名叫埃利斯·尼达姆的老板，用拳头、脚踢、马鞭来打儿童；他的恶行之一在于用指甲掐他们的耳朵，掐得相当厉害，以致把耳朵掐穿了。 62 工头们更坏。他们中有一个名叫罗伯特·伍德沃德的，发明一些巧妙的折磨办法。他想出，把布林科的两只手腕吊在一个动作着的机器上，机器的来回摆动使他不得不把腿弯下去；使他在冬天几乎光着身子劳动并且肩上背着很重的负担；锉去他的牙齿。这个可怜的孩子挨了那么多的打，他的头上尽是创伤。为了医治他，人们就先用一个沥青帽子把他的头发粘下来。 63 如果那些因这种残酷行为而受害的人企图逃跑，人们就把他们脚上钉上脚镣。好多人想自杀。一个少女乘监视松懈时跑去投水，因而获得了自由，老板把她辞退了，“因为害怕这种事例会传染开来”。 64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工厂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这样情况并不像想象的恐怖的情形一样少， 65 而且在十分严格的监督制度尚未设立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 66 即使没有恶劣的待遇，但劳动过度、睡眠缺乏，以及强加在发育期中儿童身上的那种工作，就足以损害他们的健康并使他们的身体变形。再加上食品坏而不足，黑面包、燕麦粥以及变味的猪油。 67 在利顿密尔，学徒们常常为了同工厂院子里所养的肥猪争抢猪槽内的食物而进行搏斗。 68 工厂一般是不卫生的，工厂的建筑师对于卫生和对于美观同样是不关心的。天花板很低，以期尽可能地少占空间，窗户狭小并且几乎经常关闭着。 69 在纱厂里，那些细碎的飞花像云彩似地飘荡着并钻到肺里去，久而久之就造成最严重的病害。 70 在纺麻厂里，人们使用湿纺法，那里，水汽渗透了空气并浸湿了衣服。 71 拥挤在不流通的、夜间被烛烟污染的空气里，往往发生一种类似斑疹伤寒的传染性的热病。这种“工厂的热病”的最初病例是1784年在曼彻斯特近郊被人发现的。 72 它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大多数工业中心流行起来并造成许多死亡。最后，车间和寝室的混杂，引起了道德腐败的危险发展，尤其是在童年时期， 73 而且不幸的是，一些老板和工头的不端品行助长了道德败坏，他们往往乘机去肆意满足其卑鄙的本能上的欲望。 74 通过这种腐败和痛苦、野蛮和卑鄙的混合，工厂就把地狱的全景摆在清教徒式的良心面前了。 75
在对这些可怕的学徒岁月的折磨进行反抗的人中，许多人保留着折磨的伤痕：脊柱歪斜了，四肢被佝偻病弄弯了或者被机器事故弄断了。“面孔灰白而虚肿，身材发育不充分，腹部膨胀”， 76 这些全是被称为传染病的受害人，他们以后的身体很容易遭到传染病的感染。他们的精神道德状况并不好，他们在离开工厂时是无知和腐败的。在悲惨的奴役期间，他们不仅没有受到任何种类的教育，而且，甚至于没有获得谋生所必需的职业知识，虽然学徒合同上有明文规定的条款。他们除去长年累月被束缚在机械上的这种工作以外，什么也不会。 77 因此，他们被断定始终仍是普通工人，像农奴固着在领地上那样固着在工厂里。
不应以纱厂中学徒的状况来判断大工业中全体工人的状况。然而，即使对成年人所加的压迫没有同样令人愤慨的残酷性质，但成年人也过着非常难受的生活。对于他们来说，劳动时间也太长，车间里人太多且又不卫生，也受暴虐的监督。老板的专断如不用暴力手段就往往使用欺诈手段。工人最常抱怨的弊病之一就是：为了延长工作日（工作日的每一分秒对于厂主来说都是每日赢利的一部分），厂主就一点一滴地掠夺他们一部分的休息时间。在午饭时，工厂的时钟突然奇迹般地快起来，以致必须在规定时间真正到来之前五分钟或十分钟又开始劳动。 78 有时，办法比较简单和不虚伪：吃饭时间和下班时间由老板随意决定；而且不许工人携带钟表。 79
这里，人们发现了那些归咎于机械化的祸害的真正原因，即资本家的无限制的绝对权力。这种权力是在大企业刚开始的时代被人承认和容许，并同赤裸裸的粗暴一道显露出来的。老板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允许辩解。他有酬付其工人工资的义务，这种工资一经给付，工人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要求了。简而言之，老板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见解就是这样。有人询问一个纱厂主是否为其害病的学徒进行治疗，他回答道：“我们车间雇用孩子，是得到他的父母的同意的，我们答应对一定的工作支付一定的工资。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完成，孩子就由其父母负担扶养。因此，学徒在害病时就没有享受救助的保证，难道不对吗？如果老板照料他，那就是老板的纯粹的恩惠。”其实，不依靠这种纯粹的恩惠，倒是聪明的。有人又问他，什么原因使他夜间停开机器，他说是为了让水蓄积在贮水池里，因为邻近的河里没有足够的水流。“假如河里有比较充足的水量，您会接着开夜工吗？——开，只要生意很赚钱。——如果不是没有水，也不是生意滞销，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阻止您日夜开工，是吗？——我知道并没有会被人用来阻止我这样做的法律。” 80 只要法律没有变更，这是无须回答的。
（三）
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收入。——统计资料的不充分及其解释上的困难：我们的结论只是近似值。1770年和1795年的工资：普遍的上升，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间的差距日益增大。工业的吸引作用。但这种上升因劳动力的过多而连续下降：织工的例子。妇女和儿童的低工资。
亚当·斯密的一个门人在1797年以下列的言辞阐明体力劳动者的地位：“只能提供自己的劳动，亦即非物质的财产来换得土地的实在而可见的产物的人，只能通过每日的努力来供给自己每日需要的人，是被自然断定要几乎完全处在其雇主的自由支配之下的。” 81 在产业革命开始以前，情形也是如此。我们已经看到西南部的织工们、伦敦的裁缝们、诺丁汉的织袜工人们不得不听任那些把家庭劳动分配给他们的制造商们的任意摆布。同样地，农村短工的命运则是掌握在农场主和地主的手中，农工同时以依靠每日工资为生的工人资格又以基于宽容而住在他人土地上的雇农资格从属于他们。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这一点）的存在比产业革命早了好几百年。但是这种对立还未显得那么清楚。一方面，工厂主亦即工厂和机器的所有人拥有的势力比其一切前辈所拥有的势力更可怕：他有资本，而且通过人类劳动的积累又迅速增加起来；他的机械设备好像一大群奴隶为他效劳，而且任何反对机械设备的斗争都是悲惨而无益的。另一方面，工人在这种不可抵抗的势力面前觉得自己比历来更加软弱。他通常不能争论人们所出的工资多少，他和老板之间至少有一种单个地、不是自由磋商合同的外貌。在大工业制度下，个体劳动合同只是达到奴役个人的手段，因为他成为消失在人群中的一员，或者如人们喜欢说的成为参加军队的一个士兵，他必须服从共同的条件，不管他是否愿意。
这些条件是怎样呢？这些条件和那些加在大工业以前的或工厂以外的工人身上的条件是否有所不同？这些条件怎样影响着那还雇用好多工人的小工业的工资呢？这些都是最重要的问题，人们希望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确切而圆满的解答。不幸得很，不仅我们从事研究的这个时期的统计资料，就连所有先于十九世纪大调查和定期普查之前的时期的统计资料，也都极不充分，因而使用是有困难的也是靠不住的。索罗尔德·罗杰斯的《物价史》的最后一卷 82 没有任何有关工业工资的情报， 83 对于这一著作，人们可以提出不止一个批评。 84 一些值得信赖的观察家如阿瑟·扬和农业部的通信员的现场记载的数字，伊登为其《贫民状况》这一不朽著作而从1790至1797年所搜集的数字， 85 那些很大部分分散在议会公文中的数字，最后，我们直接在那些奇迹般地逃脱废纸命运的、现今供历史学家系统研究的 86 几个古厂家的账簿里所发现的数字，这些却提供着显然准确的保证。不过，那是不够的，因为一当人们将其分门别类时，很大的缺陷就出现了：有些整个地区和整个时期仍不清楚。基于这些不完全的材料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引起我们的怀疑，特别是因为我们知道工资和价格在地区与地区间有那样的悬殊， 87 一当人们想从这些最可靠的数字得出平均数和一般统计资料时，这些数字就变成近似的数字了。然而，我们只好满足于这种粗糙的近似值，但不误解它的价值，也不忘记这种真实性只是部分的和局部的。
资料的不充分增加了解释资料的困难，即使资料比较丰富和可靠，这种困难仍然是很大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名义工资，亦即不是对于某一期间或某一工作所付给的钱数，而是带有代表购买力的实际工资，我们就会碰到一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许多材料的比较才能得到。首先必须知道一个月的、一个季度的、一整年的工资总数是多少，以及工资因自愿不工作或被迫失业而减少到怎样程度。一个工人的报酬可能是很好的，但如果他不每天工作，就会赚得很少。必须知道他的职业以外是否有些资财，这是乡村工人的情形。或者，他比较宽裕，耕种一块土地或在公有土地上放牧一头乳牛；或者，他很穷而得到教区的救济。必须知道丈夫、妻子和子女对于家庭年度预算各自提供的份额。假定问题的这一部分解决了，可是另一部分仍然同样困难的。必须针对工人家庭的收入表作出种种支出的项目表。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只知道食品和住房的价格就够了吗？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消费者在习惯上和需要上实际消费的食品及其有关情况， 88 那么，这个价格表就会使我们了解不到多少东西。总而言之，要能够得出结论，就必须拥有大量的调查材料，可是除去现代的以外，我们几乎总是缺乏材料。的确，我们只能了解现象间的粗糙的外部关系。例如，我们可以找出行业与行业之间名义工资的不同，及其在某一期间内的变化，以及这一或那一食品价格有无关联性的变化。有时碰到这些现象跟着一条相当明显表示出来的路线前进，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直接的结果，例如，在物价高涨而工资还未增加的时候，或者在情形相反的时候。但是通常，解释现象是困难的，而且，不管人们作了怎样努力来克服困难，还是有点武断的。若不借助于记事性的文件，解释就不可能了，这种文件也许不大精确，但比起不完全的统计资料往往较为准确。
现在让我们来努力陈述一下那些主要事实吧。在大工业出现以前和以后，最明显的事实之一就是工业工资比较农业工资优越。 89 1770年，一个农工在冬天每星期赚得五至六先令，在夏天每星期七至九先令，在收获时期可以赚到十二先令， 90 但是在必然有限的时期之内和几个地区之中。在这同一时期，一个曼彻斯特的棉布织工每星期赚得七至十先令， 91 一个利兹的呢绒织工每星期赚得八先令左右， 92 一个埃塞克斯郡里布伦特里的粗毛呢织工每星期赚得九先令， 93 一个威特尼的毛毯织工或者一个威尔顿的地毯工人每星期赚得十一先令或者更多一些。 94 梳羊毛工人由于人数少，有专门技能，无疑地也由于早有组织，所以在纺织工业的工人中享有得天独厚的地位，每星期很容易赚得十三先令。这种工资在全英国几乎是一样的，因为梳羊毛工人有流浪的习惯，到一个个城市去找活计做，并且他们之间到处互相支援。 95 霍尔斯黑的高炉的司炉每星期约赚十二先令，罗瑟勒姆的铁匠每星期赚十三先令，谢菲尔德的刀匠每星期赚十三先令半， 96 纽卡斯尔的矿工每星期赚十五先令， 97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工人根据各人的专长每星期赚得八至十二先令。 98 在工资最少的工人中，应当提到那些被制造商残酷剥削的机器编织工人。莱斯特郡的机器编织工人在1778年每日劳动十五小时每星期只能赚五先令六便士；诺丁汉的机器编织工人们诉苦说，他们从计件工资中扣除了一切归由他们自己负担的车间费用之后，勉强剩下四先令半作为一整个星期的劳动报酬。 99 但是，即使在这种被暂时危机所加重的极端情况之下， 100 这种名义工资也几乎未降到大多数农业工人在一年的三分之二时间内正常赚得的工资之下。
在十八世纪末，这种悬殊不但被保持着，而且还显著地增加了。在社会经济方面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的这二十五年或三十年之内，农工的工资增加了很多：冬天每星期七至八先令、夏天八至十先令，这已成为通常的价格了。 101 但是，工业工资增加得更快。1795年，曼彻斯特、博尔顿、伯里和卡莱尔等地纱厂中所用的工人，虽然常常整天失业，还平均赚得十六先令一星期。 102 那些技术工人如花布印染工人每星期赚得二十五先令。 103 伯明翰、沃尔弗汉普顿和谢菲尔德的冶金工人每星期赚得十五至二十先令。这就是博尔顿和瓦特付给他们工人的工资。 104 这些高工资可以通过纺织工业和冶金工业的繁荣状况以及这些工业设备和方法等改变后的迅速发展来获得解释。人们不难了解这种工资对农村人口所起的吸引作用，同时，许多其他原因已在促进农村人口脱离土地了。
不应当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数字中急于得出结论说，大工业降临的结果就是工资的普遍上升。这种上升像我们不久就要看到的那样，不是实际的而是表面的，而且，在大多数工业中，上升之后跟着就是悲惨的下降，特别是因为一些好年头劳动力的流入量比较大。英国织工们的悲惨的苦难就是这样开始的。在纺纱机刚一发明之后，全英国还没有足够的织梭来把多轴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所纺出的纱变成布， 105 那时，他们处在有利的地位，可是这种有利地位为时并不久。1792年这一年对于织布工人来说，标志着这一暂时繁荣的最高峰。织粗棉布和斜纹布的工人每星期赚得十五至二十先令，织天鹅绒和细棉布的工人每星期赚得二十五至三十先令。 106 但是下一年，棉纺工业的危机对于他们的工资起了直接的影响。在博尔顿，制造商们为了限制可怕的失业扩大，就对在家劳动的工人一致规定一个最大的工作量，即相当于每星期十先令的工资。 107 从那时起，下降便继续下去。1792年，一个工人织一匹天鹅绒得到四镑的报酬，至1794年只得到两镑十五先令，1796年只得到两镑，1800年是一镑十六先令。同时，布匹的长度却增加了，不是织四十码而要织五十码。一个熟练工人每天劳动十四小时，一个星期好容易才能赚得五六个先令。 108
怎样说明这种下降呢？1793年的危机，显然只是偶然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工业的这一部门不会有机器同手工劳动竞争的问题。机械织机的使用还未普及，所以工人在向议会提出诉愿时一点也没提到这种事情。造成劳动力价格下降的东西，仅仅是劳动力的过多。织工人数起初是不够的，但后来增加过分了，而且那些新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农民，这些人惯于满足低工资并且准备毫无怨言地听从制造商的苛求。 109 他们被前一时期的高工资吸引到工业中来，工资下降就加速了，这是竞争决定的，不久又被机械化加重了。
在各方面都比棉纺工业落后的毛纺工业中，同样的原因也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但较为缓慢。除去几个得天独厚的地区中以及一些完全出于地方性的原因之外，从不曾有过能够比得上棉纺工业的发达所带来的那种工资的上升。1796年，利兹织工每星期的工资升到十八先令， 110 威尔特郡的某些地方的工资达到二十一先令， 111 但其他各处几乎都没有超过十一或十二先令。 112 下降也较不显著，即使在法国大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期也是一样。但统计所未提到的事情，就是在工业已经停止发展而活力似乎正在慢慢减退着的若干工业中心中，例如诺里奇，长期地方性的失业已经成为一般的祸害了。最熟练的工人得到计件工资制度的赞助，还能够谋生，但却损害了大多数的平庸工人，后者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制造商们从中得到好处。有一个证人在1806年的特别委员会上陈述：“在约克郡中，制造商们保持着多于其能雇用的工人人数的三分之一，他们把这一点作为规章制度，因此，我们不得不在一年之中有些时期没有工做。” 113 这样，从十九世纪的最初年代起，人们就听到织工们的悲惨的怨声。他们的不满已经通过暗中鼓动和经常向当局呼吁表示出来了。 114 然而，他们还远未达到可怕的贫困状态，这种状态在三十年后才使他们成为身受产业革命之害的工匠的典型事例。
机械化对织工的影响仅仅是间接的，但对其他工人的影响却是直接的。这些工人中有梳羊毛工人，虽然梳羊毛工人在纺织工业工人中老早就形成为一种高傲的得天独厚者。 115 卡特赖特的发明物降低了他们职业技能上的公认价值，同时也结束了他们的自命不凡。他们的工资不久以前还高出于织工工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现在差不多降到相同的水平。 116 梳毛机的使用只在很久以后才普及。 117 仅仅威吓要使用这种机器，就成为老板手中的一种阻止要求和粉碎反抗的武器。剪毛机的发明，对于另一类技术工人，即剪呢绒上长毛的工人，产生同样的结果。他们在有落到普通工人——机器的奴隶和助手——的等级的危险时，参加了1811至1812年的流血暴动，这就表明他们的焦虑和愤怒。
最低的工资照例总是妇女和儿童的工资。所以工厂中使用女工和童工总是优先于男工。通常，教区儿童是得不到现金工资的。只要给他们吃住就行了。其原因，我们是知道的。至于那些不住在工厂里的学徒，当然要给他们工资。在纱厂里，他们担当落纱工和接线工 118 的任务，按照年龄每星期得到一至四先令。 119 用多轴纺纱机或走锭精纺机纺纱的女工所赚的工资并不很多：每星期五先令似乎已经是最高额了。 120 不管我们觉得这些工资怎样微薄，但可以肯定这样工资至少是和前一时期的工资相等的。 121 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以前从未成为那样需求的对象。但是，这种廉价的劣等劳动力的逐渐普遍使用构成了成年男工的真正危险。这种危险是机械化的发达所引起的，以后，机械化又把这种危险排除了。随着机械设备的发展，设备的使用也逐渐变得更加不易。不久之后就得废弃车间里满是学徒的制度。这里和一切大变革中的情形一样，尤其是过渡时期对于个人来说，满是困难和痛苦的。然而，过渡时期延续了好几年，这个时期是痛苦的同样也是富有生产力的，虽然它有其可靠的好处，但也应该受到群众的本能上的诅咒。
（四）
工人的生活状况：工人的支出。战争所引起的物价高涨：1795至1802年的饥馑。工人和农民的食物。住房：工业城市的贫民区。工人收支表上的长期赤字。
特别加重祸害的东西，就是1793至1815年英国所经历的危急时机。我们看到大多数工业中的名义工资的增加，仍然与战争所引起的物价高涨不相称。英国诸岛已从国外输入一部分为其居民所消费的食品，特别是粮食。食物的输入从1770年以来就大大地增加了。 122 从此以后，海商正常行程上的些微阻碍就足使英国人民处在饥馑的威胁之下。十八世纪头两个三分之一的时期，是一个粮食比较丰富和生活低廉的时期。 123 正是这个时期，“舒适”这一新词汇、新事物，同皮鞋和白面包一道，不仅出现于中层社会而且也出现于下层社会。1765至1775年这几年，在普遍幸福的进展上标志着一个停顿时期。国家遭到连年歉收，遍地响起了对食物腾贵的怨言： 124 小麦价格，自1710年以来很少超过四十五先令一夸脱，并且好几次降到二十五先令以下，可是，到1773年夏天，在伦敦市场上竟涨到六十六先令。 125 好多地方发生了骚动，磨坊、店铺、市场遭到群众的侵占和抢劫。 126 不久之后，物价虽然下跌，但从未回复到前一时期的水平。中等收成往往足以造成局部性的饥馑。1783年人们看到一个事例：斯塔福德郡中爆发了骚乱， 127 韦奇伍德的《对陶器出产地年轻居民的演说词》正是在这骚乱的时候写的。当1793年英法大战开始时，工人阶级的状况已因这种情况而相当不稳定了。
在这次战争的头两年中，外部事件对于食品的行市并无很重要的影响。1792年，小麦每夸脱价值四十七先令，1793年只涨到五十先令，1794年到五十四先令。但在1795年和1796年中，年成不好造成了空前的高涨。平均价格超过了八十先令。在1795年8月，达到一百零八先令。 128 在这个可怕的危机之后，跟着就是一个暂时平静的时期：特别好的收成比对鼓励谷物进口所采取的措施 129 更能恢复富饶。1797年，一夸脱小麦值六十二先令，1798年是五十四先令；有一时候，行市甚至降到五十先令以下。可是在1798—1799年严冬时期，价格又高起来了，比以往更加厉害：1799年涨到七十五先令八便士，1800年到一百二十七先令，1801年到一百二十八先令半。 130 这简直是饥荒价格：四磅面包卖到一先令十便士，亦即五便士半一磅。议会受到无数请愿者的质问，它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 131 并设法谋求纠正祸害的办法。为了食用而把全部可以动用的谷物储备起来，人们关闭了酒坊和淀粉厂； 132 恳求个人将面包消费量缩减到最必要的程度；建议用奖金来鼓励马铃薯的种植。 133 那使圈地的必要手续更加简便和花费更少的1801年法令也是基于同一的意图通过的。人们希望通过农业的发达来避免饥馑的再发生。唯一可以结束这种情况的办法就是大多数英国人民所极力要求的缔结和约。伦敦的初步谈判的第二天（谈判的消息受到狂喜的欢迎），小麦价格跌到七十二先令，以后跌到六十六先令。 134 但是，和平带来的好转，正如和平本身一样，也是暂时性的。而且，这种好转也是完全相对的：1802年的价格似乎是公道的，这种价格的再度出现被视为是一种恩泽，可是，它正是三十年前引起骚乱的价格。
不仅谷物价格，而且一切必不可少的食品价格都涨到穷人不能负担的程度。在1770至1775年这几年中，肉类每磅价格是三至四便士，干酪每磅是三便士半，啤酒每加仑是八便士，马铃薯每蒲式耳是一先令至一先令四便士； 135 在1795至1800年这几年中，肉类每磅价格按照各地区是五便士、六便士和八便士；干酪每磅是七至八便士；啤酒每加仑是十至十二便士；马铃薯每蒲式耳是二至三先令，而且，这是坏年头开始时的价格，那时小麦还只八十先令一夸脱。 136 但是，按照我们的意见，想要借助于这些近似的数据来作成一个物价的曲线总图表，那会是一种鲁莽的企图，只有损害科学的诚实性才能实现这种企图；况且，在物价的变动和工资的变动之间作出数学上的比较，很可能有仅仅成为一种骗局的危险。我们必须求助于直接的证据、具体的记述，这才能使我们了解英国工人在十八世纪末的生活状况。
阿瑟·扬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访问法国时能够画出一幅完全有利于他的国家的人民的贫困和痛苦的图画：他的著作的每一页上都显出英国那时高出于法国和大陆各国的这种值得羡慕的优越性的骄傲感情。差别肯定是大的，但不可把它夸大了。在英国农村中，农工们住的和穿的都比法国好，没饭吃的时候也比较少；但是他们的通常饭食绝不是美好的。在南部诸郡中，他们往往一年到头只吃面包和干酪。在北部，他们都吃一样浇上脱脂牛奶的大麦粥或燕麦粥。 137 马铃薯种植的推广，在英国虽比法国早得多， 138 但它在人民食用上所占的位置还是不定的，在这个地方很重要，可是在那个地方却几乎没有。 139 另一方面，我们惊奇地看到茶的消费量在十八世纪的增加， 140 这时，茶已成为一切感到啤酒太贵的人的惯常饮料。最穷的人宁喝不加糖的茶也不喝啤酒。但是，肉类仅在稀有的时候才出现在餐桌上。 141 汉普郡的长官们在1795年希望农业劳动者能够每星期至少吃三次肉，这是在表达一种距离实现似乎很远的愿望。 142
城市工人们在这方面的享受比较好一点。对他们来说，肉类已经不是奢侈的肴馔。 143 如果他们能够缩减啤酒和杜松子酒的消费，就一定可以更常常地买肉吃。但是，不应忘记酒精中毒（英国老早就受到酒精中毒的损害）既是贫困的结果又是贫困的原因。在稿荐酒店（straw-houses）里，几个便士就可以喝得烂醉，而且那里，店老板还对不能转回家去的顾客 144 免费供应一张新稿荐作卧榻，这种酒店的存在不能被视为工人阶级的一种幸福的征兆。在饥馑年头中，狂饮并未按照公共灾难的增加程度减少着，工人们继续喝着杜松子酒，可是他们家里只有面包和发霉的马铃薯来养活子女。 145
产业革命并不是这些痛苦的原因，1800年工业的英国比起1789年乡村的法国所感到的痛苦是较不残酷的。在使用机器导致缩减或不用劳动力的范围内，产业革命可能加重了痛苦。但是，它的影响比较直接和比较悲惨的地方却是有关住房的问题。工业中心的迅速增大，其直接结果就是人口过多及其引起的最坏的后果。1800年以前，曼彻斯特已经有了一些带着狭窄、污秽小巷和破烂房屋的工人区，而且房间不够容纳那些挤在一堆的、虚弱而憔悴的人口。许多人住在不透空气、没有光线的地下室里。我们在1793年的一份医疗报告书里看到：“在本城的某些地方，地下室非常潮湿，以致必须将其视为绝对不宜于居住的……。我看到不止一个工人家庭由于住在这些有水从墙上流出来的地下室里一个短时期就有人病死了……。贫苦人民对于窗户不足，特别感到痛苦。热病就是窗户不足的惯常结果，而且，我常常看到一些没有别的起因的肺痨病例。”那些为新来旅客宿夜的下等客店是同样有害健康的：“这些店家所呈现的可怕景象是难以形容的：晚间从乡村来到的住客往往睡在一张前一住客留下的寄生虫会带来传染病的床上，或者睡在一张仅止几小时以前还躺着一个因热病致死的尸体的床上。” 146 博爱主义者和改革家在五十年后摆在吃惊的公众面前的那幅图画，比起这个情景更惨。 147 随着工业城市的增大，祸害愈加扩展，即使不是更加严重，但其性质和原因仍然是一样的。
不管住的和吃的怎样不好，英国工人还未达到按照物价上升的比例来缩减其支出的地步。最常见的是支出超过收入。在危机时期，一个稍微多点人口的工人家庭的收支表几乎经常有赤字。 148 为了弥补这种亏空，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赈济：因此，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研究，若不谈到救贫院（workhouse）和恤贫法，那就不完全了。
（五）
公共救济。伊丽莎白时代的恤贫法，实施上时而放宽时而严格。十八世纪末博爱思想的影响。住所和强制居住法，这项法令所引起的流弊。这项法令的废除（1795年）。现金救济：吉尔伯特法（1782年）。基于公共灾难和害怕人民造反的理由而采取的特别措施：斯皮纳姆兰法（1795年）。教区津贴保证最低限度的收入。这种制度造成工资的减少和贫困的加重。
恤贫法始于伊丽莎白时代，是英国立法上最独特 149 的项目之一。 150 它的最初目的同那些成为其继续和结果的措施的目的一样，似乎是制止讨饭和流浪，同样也是减轻贫困。它是基督教的仁爱感情的标记，同时又是强烈的社会成见的标记。施舍就是行善和赎罪的观念，它导致了不分青红皂白地广施救济，但它并不排斥对于接受施舍的人的怀疑和恐惧。因此，在实施这项法律方面就时而宽大时而严格。最常见的是严格占优势。其目的在于消灭危险的职业讨饭阶级，因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阶级已经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 151 强加在所有受救济的人（但因残废而成为绝对无能力的人不在其内）身上的劳动义务是由严厉的处罚所确保的：第一次犯懒惰罪就是鞭打或送入感化院；如果再犯，就是鞭打和烙火印。 152 后来，收容贫民的救贫院 与其说像救济院，不如说像监狱。人们依靠它所引起的恐怖，使那些尚未降到最贫程度的人不敢接近。
把这种不人道的苛刻性赋予这种慈善机构的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组织上狭隘地方性。各个教区都想只救济本区的贫民而排斥那些新来的人，因为它把他们视为僭越的人。无疑地，有些教区力求损害其他比较富庶或较不吝啬的教区而摆脱自己身上的负担。 153 正是为了纠正这种流弊才在1662年颁布住所法。 154 凡变更居所的人都得依职权而被送回其法定住所所在地的教区。驱逐令是根据救贫税管理人的请求、由两个保安审判官宣布的。采取这种措施，并不因为被驱逐的人已经陷于赤贫状态而提出立即给予救助，并不因为他的来临成为迁住地的教区的负担，只要这种或然性被认为有可能时就够了。 155
这项法令固然保护着教区的利益，可是，花了怎样的代价啊！整个工人阶级被剥夺了最基本的自由之一，迁徙自由。如果一个农工因为没有工作而想离开自己的村庄，那么，当他到了另一个地方时，他就有被当作“可能成为负担” 156 而遭受驱逐的危险。这样他的唯一谋生机会便被剥夺了，而且，人们为了担心要救济他而迫使他陷入无可挽救的赤贫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公共救济或私人救济就成为他的唯一的解救办法。这项法令大概未必被实施，但常常受到应用，在某些情况下还被应用得非常残忍：“上星期天，我来到城里时，看到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例：一个垂死的可怜人被人放在一个二轮车上把他运走，免得教区要负担埋葬他的大笔费用。另一个天天可以碰到的事例就是一个即将分娩的妇人的事例，人们冒着两条性命的危险去驱逐她，以免小孩生在教区境内。” 157
含有这种愤怒抗议的演说是1773年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猛烈地攻击一个被他认为是极端荒谬的制度。 158 可是，在人们决心改革这种制度之前，二十年已经过去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产业革命的不可抵抗的推动力。劳动力的自由流通是大工业的根本的需要。大工业只有破除住所法，只有通过人口向城市移动才能得到发展。这种移动太普遍，太强大，以致不能用个人手段予以阻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愈益不耐烦地感到那些障碍还在对抗它的进展。纯粹人道的理由所未能获得的东西，最终同那以放任主义为基础的功利理由相协调了。威廉·皮特在下议院里说道：“住所法阻碍了工人到他可以根据最有利的条件出卖其劳动力的市场上去，同时也阻碍了资本家雇用那能为他所投的资本带来最高报酬的能干人。” 159 1795年法令把地方当局预防性的驱逐权撤销了，只有没有生计的、确实成为公共救济养活的人，才应被送回他的原籍去；如他生病或患有残疾，他有延期的权利。 160 这样就结束了企业所受的束缚以及工人阶级所受的难忍的压迫。从此以后，劳动力的流动就充分了，就人来说，比起资本和商品虽然不是呆滞的因素，但人也得受供求法则的支配。
与这一改革的同时还有另一项改革，后者的结果较不美好，虽然有好的意图指使它。这就是发给现金救济（补助金）用来弥补工资之不足。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是新办法，可是，法令不但不鼓励它，反而老早就力图禁止它。1723年，地方当局甚至受命建筑救贫院并且不准对不愿入院的贫民给予任何救济。 161 虽有这项法令，教区在某些情况下仍然继续发给院外救助。这样，教区就避免了全部担负那些虽然不是任何办法都没有的，但还不够生活下去的家庭。但是，这只是一种宽容而已，在许多人看来，这是一种流弊，是对懒惰和放荡的鼓励。 162 十八世纪后半期，对贫民的严酷放松了好多。这里，人们认出这种伟大感伤思潮的作用对于欧洲人的思想起了多么深远的影响。贫困不再被人认为仅是无远见和堕落的通常后果，而且，社会人士一想到那么多的不应该受的痛苦就感动起来了。 163 这种新思想在1782年法令即通称为“吉尔伯特法”里得到了表现。 164 这项法令在改善公共救济行政管理的同时，采用一些较不严格、更加宽仁的规定。它准许教区救济壮健的贫民而不强迫其进入救贫院，因为救贫院应该留给儿童、老人和残废人。救贫税管理人应为贫民在农场里找工作，如工资不够维生，就该从救贫税里提出补贴。 165 这样，国家似乎不仅承认了劳动权而且还承认了生存权。 166
这些规定在全英国并不是同时发生效力的，因为吉尔伯特法承认地方选择权的原则，教区可以自由遵从这项法令，也可以坚持先前的法规。形势导致这已开始了的运动的完成。在十八世纪末，饥馑造成了可怕的贫困的再发作。要减轻祸害和危险，应该怎样办呢？这就是1795年5月摆在那些在斯皮纳姆兰村 167 佩利坎酒店里集会的伯克郡长官们面前的问题。食物涨价所引起的普遍穷困在英格兰的西南部已被毛纺工业的危机所加重了。这一危机虽被认为是暂时性的，但实际上已经显出无可挽救的衰落的开始，永远剥夺了乡村居民的惯常收入之一。骚乱已在市场上爆发了；人们到处抢劫货栈和商店。 168 为了研究情况和设法补救而召开的会议 169 同意“贫民阶级状况需要比其以前一般所得的救济还要更多的救济”。这些救济要成为公平的，就应当同食品价格一道变动。人们制作一个一览表，根据小麦价格的高低来估计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收入：“当一加仑（重八磅十一盎司）用二等面粉做成的面包值一先令的时候，凡能劳动的贫民每星期应有三先令来供其自己的需要，不管他是以自己的劳动或其家属的劳动得来这笔钱，还是他从教区方面领到津贴。另外，为了养活妻子和家庭的成员，每人还应有一先令六便士。当一加仑面包值一先令六便士的时候，他自己每星期应有四先令，他的家属每人应有一先令十便士。以后就按此比例这样继续下去，但每当面包价格涨一便士时，对他自己就增加三便士，对他各个家庭成员就增加一便士。” 170 这就是被称为斯皮纳姆兰法的有名的决定。它事实上具有法律的效力，首先在其本郡，不久之后就推行到全王国。 171
斯皮纳姆兰法在其建议人的思想上，只是一种应变的办法。这个办法很可能主要由于害怕人民造反而制定的，因为法国大革命的景况使得绅士阶级要加以考虑了。不管怎样，所定的原则却是非常大胆的。伯克郡的长官们宣布每人都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的权利：如以自己的劳动只能赚得一部分生活资料，其余的应由社会付给他。 172 1782年法令中已经暗含有这一原则，这次被明白地表示出来了。它几乎马上就获得了法律上的认可，因为1723年法令被废除了，并且准许在一切教区内发给院外救助。 173 公共救济上的这项改革对于工人阶级的状况一定会起着最显著的，虽然不是最美好的影响。
这一改革的深得人心并没有什么可以令人惊奇的。英国那时所经历的危机可以说已把贫穷与赤贫的分界线磨灭掉了。穷困不仅在受到圈地法和乡村小工业衰败之害的农民中间是大的，而且在作坊的和工厂的工人中间也是大的。请求救济的数目很大。人们可以从救贫税的迅速增加上看出来。救贫税在1785年是二百万镑，到1801年增到四百万镑，1812年到六百五十万镑。 174 对于许多以前靠自己努力设法为生的家庭来说，教区的钱现已成为它们正常的而且必不可少的收入了。阿瑟·扬写道：“对于请求教区救济，从前在人民中间有着一种遏止不住的憎恶。人们看到有些人为养育大家庭而奋斗，从不请求救助，这种精神现已完全消失了……。” 175 这种表面上宽仁的政策，其首先的悲惨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人变成了乞丐，遭受了布施的堕落的影响：“这就是受救济者与教区之间的永续的斗争，一个力求领得最多、劳动最少，另一个则仅在保安法庭的判决强制支付的时候才决定付钱。从此产生的祸害是不可胜数的：一切劳动观念和节约观念都被从根底上切断了，在贫民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教区就应该养活他；另一方面，无论他能怎样勤勉和节约，他也没有达到自立的最远大的希望。” 176 这样，给予贫困人的救济就变成了一种对懒惰的奖励和对未来置之不顾。 177 毫无疑问，这种制度虽有基本的缺点，但是也许多亏它，才达到了追求的目的。对人民痛苦带来了立即的缓和就避开了对骚乱的恐惧。英国顺利地在相对安定的状态下渡过了拿破仑战争的危急年头。同时，在欧洲革命和战争中间继续开展着的那一伟大的经济运动，多亏新的恤贫法才把若干使其进展延迟的障碍搬开了。在某些地区中，教区发给救济金使得反机械化几乎完全消失了，因为救济金部分地补偿了工业前此所提供的家庭劳动的工资的损失，而且比工资又有不费任何努力的好处。人们看到乡下纺纱女人自己粉碎了自己的纺车。 178
事实上，这种制度是靠损害其想要加以救济的人而发生作用的。有产阶级在抱怨救贫税的负担越来越重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在那里支付一种防止革命的保险费。工人阶级在满意于人们给它的那点微薄津贴的时候，并未觉察到这笔钱是从自己正当所得的总数中预先提取出来的。因为现金救济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把工资保持在最低的比率上，甚至把它降到工资劳动者最基本的需要以下。 179 农场主或工厂主依靠教区来补足他们给予工人的那笔钱和工人用以维持生活的费用之间的差额。他们把可以很容易推到大多数纳税人身上的费用加在自己身上，原因何在呢？在受教区救济的人那方面也满意于低工资就业，这种廉价劳动力对没有津贴的劳动力进行着一种令人支持不住的竞争。 180 人们得出这样的似非而是的结论：所谓救贫税，对老板来说就是一种节约，对不向救济机关请求任何救助的勤劳工人来说就是一种损失。利己心的残酷作用使得慈善的法律变为无情的法律。
这种制度对农村人口起了最不幸的影响。 181 它把圈地法已经着手的事情加以完成了：贫困和闲散终把那将农人固着于土地上的最后纽带破坏了，并把漠视自己、完全丧失独立性的、气馁的农民推入城市无产阶级的行列了。工业人口受到地方性贫困的祸害似乎不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工业的发展和较高的工资率所保护。但它仍然常有失业的危险，失业立即引起求助于教区的救济及其最坏的后果。因此，教区救济就使自己的影响普及于整个工人阶级并在各处都产生同样的结果，造成比其缓和的还要更多的不幸，好像奴役和屈辱器械那样压在英国人民的身上。有产阶级在危机时期中的安宁以及英国的海外光荣、纳尔逊和韦林顿的胜利，都是以这一代价换得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巨大财富正是建筑在恤贫法的、一半是从公众方面勒索来的、一半是从贫民自己身上榨取来的钱财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