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再见过什么人。有时我想回去，但在这之间总发生点事，我以为时间多的是，但是时间突然没有了。黑夜笼罩着德国，我离开它，我再来时，它已成了一片废墟。格奥尔格·克罗尔已经死了。科纳斯曼寡妇曾继续侦察，弄清了格奥尔格和莉萨的关系。十年后的1933年，她给当时当上冲锋队队长的瓦策克告密。尽管瓦策克五年前已经同莉萨离婚，他还是指使人把格奥尔格关进集中营。几个月以后，格奥尔格就死了。
汉斯·洪格尔曼当过新党的文化监督和突击队的中队长。他用热情的诗篇来为这个党歌功颂德，因此在1945年以后，由于他失去校长的职务，颇有些焦虑。其间，他申请退休金早已得到国家批准，于是他像其他党徒一样无须工作，靠退休金过着极其舒适的生活。
雕刻家库尔特·巴赫在集中营里待了七年，回来时成了丧失劳动力的残废者。在纳粹崩溃后十年的今天，他像这个政权的无数牺牲者一样，依然为一点点养老金而奋斗。要是他走运，可望每月得到七十马克养老金——这点钱相当于洪格尔曼所得到的退休金的十分之一，也相当于国家多年来给盖世太保大头目——即建立把库尔特·巴赫鞭打致残的集中营的那个人——退休金的十分之一。当然，付给将军们、战犯们和以前党的高级官僚们的高额退休金和赔偿费，那就用不着提了。这段时间一帆风顺的海因里希·克罗尔，由此充满骄傲地看到我们亲爱祖国坚不可摧的法律意识得以显示。
沃尔肯施泰因平步青云。他成了纳粹党员，参与制定犹太人法案，战后沉默了数年，如今和其他许多党内同志在外交部供职。
博登迪克和韦尼克把几个犹太人在精神病医院里藏了许多年。他们把这些犹太人安排在患不治之症病人的病室，削光他们的头发，教他们如何装疯卖傻。博登迪克后来被调到一个小村镇任职，因为他的主教接受一个政府授予的国家顾问头衔，而这个政府把谋杀鼓吹为神圣的职责，他曾经不恰当地表示过愤慨。韦尼克被撤职，因为他拒绝对他的病人注射致死的针剂。在此以前，他还成功地把藏匿起来的犹太人转移出来送走。他被人送去当兵，1944年阵亡。维利于1942年，奥托·巴姆布斯于1945年，卡尔·布里尔于1944年阵亡。莉萨在一次空袭时被炸死。克罗尔老太太也遭同样厄运。
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一切都度过来了，他为好人和坏蛋服务都是第一流的。他的饭店遭到破坏，但是又重新造了起来。他没跟格尔达结婚，谁也不知道她后来怎样。关于热纳维耶芙·特霍芬，我从来也没再听到任何消息。
泪人奥斯卡的发迹有趣极了。他入伍后到了苏联，第二次当上公墓司令。1945年，他给占领军当翻译，终于担任了几个月韦尔登布吕克市长。后来他与海因里希·克罗尔合伙，又做起生意。他们成立一个新公司，生意兴隆——墓碑在当时几乎同面包一样受到欢迎。
老克诺普夫在我离开韦尔登布吕克三个月后死去。他是在夜里被汽车压死的。他的妻子一年后与棺材木匠维尔克结了婚。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婚后非常美满。
韦尔登布吕克市在战时遭受炸弹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一幢房子安然无恙。这城市是个铁路交通枢纽，因此它经常受到袭击。我在一年以后路过时曾在那儿逗留了几个小时。我寻找旧时的街道，但是在我住过那么久的城市里，我竟迷了路。除了瓦砾，什么也没留下，昔日的人，我一个也没找到。在靠近火车站一间木板棚里的小摊子上，我买到几张印有这个城市战前风景的明信片。这就是遗留下来的一切。过去，若是一个人想回忆他的青年时代，他就回到度过青年时代的地方去。今天在德国几乎做不到。一切都被破坏，是重新建设起来的，并且面目全非，得靠明信片来弥补。
唯一没有遭受任何破坏的两座建筑物，就是精神病医院和产科医院——其原因主要是它们坐落在城外。这两所医院战后立即住满了人，现在依然如此。它们的规模甚至明显有所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