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登布吕克诗人俱乐部在瓦尔哈拉饭店的旧式德国客厅里为我举行告别晚会。诗人们情绪不安，个个做出似乎激动的表情。洪格尔曼头一个朝我走来。“你了解我的诗。你亲自说过，这些诗是你感受最强烈的创作经历之一。比施特凡·格奥尔格更强烈。”
他紧张地看着我。我从没说过。这些话是巴姆布斯说的，为此，洪格尔曼说他认为巴姆布斯是比里尔克更著名的诗人。但是我没有反驳，我充满希望瞅着这位卡萨诺瓦和穆罕默德式的诗人。
“好的，”洪格尔曼继续说，但马上换了话题，“你这套新西装是从哪里弄来的？”
“是我用一笔瑞士汇来的稿费购买的，”我带着一种自负的谦虚回答，“从我当了皇帝的士兵以来，这是我的第一套新西装。这不是军装改的。是地地道道的正牌平民服装！通货膨胀已经过去！”
“一笔瑞士来的稿费？那就是说你已名扬世界了？那么，”洪格尔曼诧异地并立即带点恼怒地说，“是报社寄来的？”
我点点头。卡萨诺瓦式的作家做了个轻蔑的动作。“我想是的！我的作品当然不是供每日消费的东西。最多只能投给第一流的文学刊物。我以前说过，我的一卷诗集在三个月前不幸被韦尔登布吕克的阿图尔·鲍尔出版了！犯罪！”
“是别人强迫你做的吗？”
“是的，这是道德问题。鲍尔欺骗我。他想大做广告，扩大出版社，就把默里克、歌德，里尔克、施特凡·格奥尔格，首先是荷尔德林的作品同我的作品一道出版，但他没守信用。”
“他出版了奥托·巴姆布斯的作品。”我回答。
洪格尔曼不同意。“巴姆布斯——在我们当中是草包，是庸人。这对我有害无益。你知道我的著作鲍尔售出多少？不超过五百册！”
我从鲍尔那里得知出版总数才二百五十册，共卖出二十八册，其中有十九册是洪格尔曼暗中购买的。被迫出书的人不是洪格尔曼，而是鲍尔。洪格尔曼是高级中学的德语教师，他对鲍尔进行讹诈，说如若不出版他的书，他将向校方介绍别的书商。
“你现在到柏林报馆去，”洪格尔曼说，“你知道，在艺术家中，友谊是最珍贵的财产！”
“我知道。也是最罕见的。”
“就是这。”洪格尔曼从口袋里抽出他的一册诗歌，“这里有题辞。你在柏林写写关于我作品的东西。送给我两份样稿。我在韦尔登布吕克会对你恪守忠诚。你在那边找个好出版商——我准备发表我的第二个诗集。”
“一言为定。”
“我知道，我可以依靠你。”洪格尔曼庄重地同我握手，“你不是也想在最近发表点东西吗？”
“不。我放弃了。”
“什么？”
“我还想等一等，”我说，“我想首先得对世界进行观察。”
“非常聪明！”洪格尔曼加强语气说，“但愿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而不是粗制滥造拙劣的作品并以此妨碍能者！”
他目光炯炯地环顾房间四周，我等待着他逗人发笑地眨眨眼睛，但是他突然变得一本正经。我对于他来说，成了可以左右他的事业的人，于是他的幽默感立即消失。“我们这个协定，一点也别告诉他人。”他还提醒我。
“肯定不会。”我回答道，看见奥托·巴姆布斯悄悄走近。
一小时以后，我口袋里装着从巴姆布斯那里拿来的附有他阿谀奉承题辞的《寂静的声音》，另外还有我要在柏林诵读的外国十四行诗《母老虎》的打字复本；佐默费尔德的描写死亡的作品抄本，作品用自由韵写成；其他成员给的十多种作品的复印本；爱德华拿来的歌颂他朋友死亡的一百六十八行赞歌打字复本，这首赞歌是献给瓦伦丁、伙伴、战友和人们的。爱德华的笔头快。
突然，一切都离得远远的。
它像两周前消逝的通货膨胀，或者像一天天被窒息在军装里的童年那么遥远。它像伊莎贝尔离得那么遥远。
我望着这些人的脸庞。难道仍然是面对混乱或奇迹惊讶不止的孩子的脸庞，或者已经是雄心勃勃的俱乐部成员的脸庞？在这些脸上，还留着伊莎贝尔那张兴奋而又恐惧的脸庞的痕迹，或者他们仅仅是有那么一点儿才干的模仿者和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人，这点儿才干每个青年人都有，他们对于这点才华之光渐渐熄灭不是默不作声地旁观，不是去将那一星火花保留在他们的生存中，而是大言不惭地、怀着忌妒心情加以颂扬吗？
“朋友们，”我说，“我现在退出你们的俱乐部。”
所有脸庞都转向我。“不！你依然是俱乐部在柏林的通讯员。”洪格尔曼声明。
“我退出。”我说道。
诗人们沉默了片刻。他们望着我。是我误会了，还是我从几对眼睛里看见害怕被人摸了底的表情？“你当真这样？”洪格尔曼问。
“我当真这样。”
“好的。我们接受你的辞退，并且委任你当诗人俱乐部的名誉会员。”
洪格尔曼环顾四周。他的话博得雷鸣般的掌声。一张张脸顿时轻松下来。“一致通过！”这位卡萨诺瓦式的诗人说道。
“谢谢你们，”我回答，“这是个令人自豪的时刻。但是我不能接受。这好比是一个人变成自己的雕像。我不想做个什么名誉会员走向世界，压根儿不想做个我们在铁路街那家店铺的名誉会员。”
“这比喻欠妥。”专写死亡的诗人佐默费尔德说。
“他有权这样说，”洪格尔曼反驳道，“那么你想做个什么走向世界？”
我哈哈笑了。“做一星生命的火花，并设法不致熄灭。”
“你这可爱的人，”巴姆布斯说，“类似这个，欧里庇得斯的作品里不是也有吗？”
“可能是，奥托。可能有一些。这方面我不想写，我想设法如此做。”
“欧里庇得斯没有写过，”学者洪格尔曼声明，兴高采烈地瞥了乡村教师巴姆布斯一眼，“那就是说，你想——”他问我。
“我昨晚点了个火，”我说道，“火烧得旺。你们熟悉过去行军的一条纪律：轻装。”
他们都热情地点点头。我猛然醒悟过来，这条纪律他们已经“不”熟悉了。“那么，”我说，“爱德华，我这里还有十二张餐券。通货紧缩已经使它们过时。但是我相信，若是我向法院坚决要求用餐券就餐，我还是有合法权利的。你愿意把它们换成两瓶约翰尼斯贝格的葡萄酒吗？我们现在想喝。”
爱德华飞快地计算起来。他把瓦伦丁和我口袋里描写他的诗也算了进去。“换三瓶。”他说。
维利坐在一个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用自己舒适的住宅换来的。这是朝贫困跃了一大步，但是维利还能忍受。他挽救了自己的衣服，一些首饰，因此他还可以长期当个阔绰的向女人献殷勤的人。他不得不将红汽车卖掉。他投机过于冒险，每况愈下。他用通货膨胀时期的钞票和不值分文的股票裱糊房间的墙壁。“这比糊墙纸还来得便宜，”他说，“而且更加富有生活乐趣。”
“还有呢？”
“我很可能在韦尔登布吕克银行里谋个小职位。”维利咧开嘴巴笑着，“勒妮在马格德堡。她来信说，她在‘绿鹦鹉’成绩卓著。”
“她至少还给你写信，好极了。”
维利表情豪爽。“一切都无所谓，路德维希。走的走了，去的去了！此外，前几个月，我已经没法再叫勒妮在夜里冒充将军了。因此，乐趣只剩下一半。她首次重喊口令，是在新市场厕所旁的那场值得回忆的殴斗中。再见，小伙子！作为临别礼物——”他打开一箱股票和钞票，“你要什么就拿吧！几百万，几十亿——真是个梦，不是吗？”
“是的。”我说。
维利一直陪着我到街上。“我抢救了几百马克，”他轻声地说，“祖国还没有输掉！现在轮到法国法郎了。我做卖空的投机。你带点钱去，有没有兴趣？”
“不，维利。我只做买空的投机。”
“买空。”他说道，仿佛在说：波波卡特佩特。
我独自坐在办公室里。这是最后一个白天。夜里我就乘车走。我翻开一本目录，盘算着我是否要将瓦策克的名字写上我描画的一块墓碑上，以示告别，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是路德维希吗？”一个沙哑的声音在问，“就是那个采集过青蛙和无脚蜥蜴的路德维希吗？”
“可能是，”我回答，“得看有什么事了。您究竟是谁？”
“弗里齐。”
“弗里齐！当然我就是路德维希。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奥托·巴姆布斯——”
“铁马死了。”
“真的？”
“是的。昨天晚上。心脏衰竭。在干活的时候。”
“这么死不痛苦，”我说道，“可惜太早了。”
弗里齐在咳嗽。后来她说：“你们那些人有一家墓碑店，是吗？你们过去说过这桩事！”
“我们的墓碑店是城里最好的，”我回答，“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天呀，路德维希，你自己心里有数！夫人自然想把这笔生意交给一个顾客。你不是也同铁马——”
“我没有，”我打断她的话，“但是我的朋友格奥尔格可能是——”
“一回事。这笔生意该由一位顾客来做。你来！但要快一些！有一个来竞争的掮客，已经到了这里。他泪水汪汪，坚持说他也同铁马——”
泪人奥斯卡！毫无疑问！“我就来！”我说道，“这个逢场作戏的人在撒谎！”
夫人接待了我。“您想见见她吗？”她问道。
“遗体停放在这里？”
“在楼上，在她房间里。”
我们走上嘎吱嘎吱作响的楼梯。每个房间的门都敞开着。我看见姑娘们正在整装。
“她们今晚还干活？”我问道。
夫人摇摇头。“今晚不。这些女士不过是整装罢了。这是习惯，您懂吗？再说也不是什么大损失。自从一马克又成为一马克以来，生意就断了。现在再没有哪个人有钱。奇怪，是吗？”
这并不奇怪，这是事实。通货膨胀已经变成通货紧缩。过去充满数万亿的地方，如今人们又用芬尼来计数了。到处都缺少钱。可怕的狂欢节已过去。艰苦的圣灰星期三已经来临。
铁马安卧在盆栽常青草木和百合花中。她的脸骤然变得严肃、苍老，我是从一颗金牙才把她认出来的，双唇之间，那颗金牙在一侧闪烁，并不醒目。先前她经常站在它前面梳妆打扮的那面镜子，如今已经蒙上白纱布。房间里弥漫着陈旧香水、枞树叶和死亡的气味。五斗柜上竖放着几张相片和一个磨平的水晶玻璃球，磨平的一侧贴着一张画。若是摇动玻璃球，画上的人仿佛是在暴风雪中。这玩意儿我很熟悉，它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之一。当年我在铁路街做我的作业时，我真想把它偷来。
“对于你们来说，她跟继母差不多，不是吗？”夫人问我。
“我们尽可以说与母亲差不多。没有铁马，我很可能成为生物学家。但是她爱好诗歌，我经常得给她捎些新的诗，所以就把生物学搁置在一旁。”
“的确如此，”夫人说，“您过去老跟水蜥和鱼类打交道！”
我们走出去。在路上我看见一顶哥萨克便帽放在柜子上。“她的长筒靴究竟在哪里？”我问。
“现在归弗里齐所有。弗里齐对别的什么不感兴趣。用鞭子抽打比较省劲。收益更大。此外，我们也需要有人接班。一位严格的按摩姑娘，她的顾客不多。”
“铁马的事究竟怎样发生的？”
“在上班时。她对那事兴趣总是太浓，这就是根本的原因。我们有个顾客是荷兰商人，独眼龙，是个非常好的人，表面上看并非如此，可是这个人就愿意挨揍，每星期六他都来。如果他被打够了，就像最出色的公鸡啼叫，非常滑稽。他结过婚，有三个可爱的孩子，自然不能要求自己的妻子来抽打，因此他是个常客，又有外汇，他付荷兰盾。我们对这个人几乎到了景仰的地步，他给了很多外币。唉，昨天终于出事了。玛尔维内过于激动，她突然晕倒了，手里握着鞭子。”
“玛尔维内？”
“她的名字。您不知道，是吗？那位先生，当然吓得要命！他再也不来了，”鸨母悲伤地说，“这样一个顾客！真是个宝贝！用外汇我们总是可以买到肉和糕点，够吃一整月。再说，现在行情究竟怎样？”她转向我，“如今已经值不了那么多了，不是吗？”
“一盾大约相当于二马克。”
“真是呀！过去那是几万亿！这样的话，就算那顾客不再来，也不那么糟糕了。您不想拿件小东西，作为对铁马的纪念吗？”
刹那间，我想到那个在摇动时出现暴风雪情景的玻璃球。但是，我不该拿走什么纪念品。我摇摇头。
“那么，我们到楼下去喝杯上等咖啡，选块墓碑。”
我原来设想一小块峁形碑，但是情况表明，铁马可以通过荷兰人积蓄外汇。她把荷兰盾钞票放在一个盒子里，没有兑换。现在钞票都在，数目相当可观。这商人多年来是个忠实的顾客。“玛尔维内没有亲戚。”夫人说。
“那么，”我回答，“我们可以考虑上等的墓碑。大理石和花岗岩。”
“大理石对铁马不合适，”弗里齐说，“它多半用于儿童，不是吗？”
“早就改变了！就连将军我们都让他们在大理石墓碑下安息。”
“花岗岩！”鸨母说，“花岗岩更好。更适合于她那铁的个性。”
我们坐在大房间里。咖啡冒出热气，还有自制的奶油糕点和一瓶橘子水。我觉得自己又回到童年时代。女士们越过我的肩膀观看墓碑目录，宛如往昔看着我的练习本。
“这是我们现有的最好的墓碑，”我说道，“漆黑的瑞典花岗岩，是座双基座的十字架碑。也许现在全城最多只有两三座。”
女士们留心察看样品图。这是我最后一批图中的一张。碑文上写着：沃尔肯施泰因少校于1915年身先士卒阵亡。这座墓碑给在维斯特林根被谋杀的木匠更加合适。“铁马信天主教吗？”弗里齐问道。
“十字架墓碑不光用于天主教徒。”我回答。
鸨母搔搔头。“我不知道，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墓碑对她是否合适。没有别的吗？比方说，一种天然的岩石？”
一瞬间，我停止了呼吸。“若是您要这样的石碑，”我随后说，“那我可有样完全特别的。第一流的！一座黑色方尖碑！”
我知道，这好比向夜空打出一枪，但是我用自己由于狩获猎物的冲动而突然勤快起来的手指把这位元老的图样找了出来，放在桌子上。
女士们默不作声地研究着。我控制住自己。往往有一种意外的发现——专家们感到始终无处可寻的事物，一个儿童却随手拈来。突然间，弗里齐笑出声来。“这给铁马并不坏。”她开腔说。
鸨母同样咧开嘴笑了，“这东西要多少钱？”就我在这公司工作至今，这座方尖碑从来没有定过价，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是非卖品。我迅速盘算着。“定价一千马克，”我说，“给你们这些朋友，六百马克；给铁马，一个曾经教育过我的人，三百马克。今天我反正是自己在公司里的最后一天，我可以贱价出卖，在其他情况下我会被解雇的。当然得付现款！碑文另加！”
“有什么不可以的？”弗里齐说。
“我不反对！”鸨母点点头。
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决定了？”我问。
“一言为定，”鸨母回答，“三百马克合多少荷兰盾？”
她开始点钞票。布谷鸟从墙上的挂钟里跳了出来报告时间。这时是六点钟。我把钞票塞进口袋。“喝杯烈酒作为纪念，”鸨母说，“为了玛尔维内。明天早晨她就要入葬。这地方我们明晚用得着。”
“遗憾，我在葬礼前就得走。”我说。
我们大家喝一杯搀有少量薄荷烈酒的法国白兰地。鸨母揩去眼里的泪珠。“我很难过。”她说道。
我们大家都很悲伤。我站起身告辞。“立墓碑的事就让格奥尔格·克罗尔来办。”我说。
女士们点点头。我从未像在这里见到这么多的信任。她们倚窗招手。凶猛的狗在吠叫。我沿着小河疾步朝城里走去。
“什么？”格奥尔格说。“不可能！”
我默不作声地把荷兰盾掏出来摊在书桌上。“你卖了什么东西？”他问道。
“稍等一会儿。”
我已经听到自行车铃声。紧接着，门口响起一声咄咄逼人的咳嗽。我赶忙收拾钞票，又把它们放进口袋里。海因里希·克罗尔出现在门口，他的裤子边缘沾了点泥浆。“哟，”我问，“卖了什么？”
他恶狠狠地盯着我。“您自己出去兜售！在这不景气的时候，没有哪个人会有钱！谁有几个马克，就攥在手里不放！”
“我到外面去过，”我反驳道，“我卖了——”
“真的？什么？”
我把身子转到可以看清两兄弟的位置，说：“方尖碑。”
“瞎说！”海因里希不假思索地说，“您到柏林去开您的玩笑吧！”
“在这儿，固然我已经同做生意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声明，“因为我今天中午十二点已经结束我的工作。尽管如此，我感到有必要向您显示一下，出售墓碑多么轻而易举。纯粹是额外的工作。”
海因里希马上要冒火，但是他尽力克制。“谢天谢地，我们不用再听这无稽之谈！祝您一路平安！在柏林，会有人教您学得规矩一点。”
“他真的把方尖碑卖了，海因里希。”格奥尔格说。
海因里希狐疑地盯着他。“证据！”随后他吼叫起来。
“在这儿！”我说着，把荷兰钞票撒出来，“而且是外币！”
海因里希愣住了。随后他伸手抓住一张钞票，把它翻转过来，检查是否真的。“幸运，”他终于从牙缝里挤出话来，“莫名其妙的幸运！”
“我们可以利用这幸运，海因里希。”格奥尔格说，“没有这些钞票，我们付不了明天到期的期票。你应该表示衷心感谢才是。这是我们拿到的头一笔真正的钱。我们非常急需。”
“感谢？我才想到！”
海因里希，一个真正的、正直的、对任何人都不道谢的德国人，砰一声把门关上溜走了。“我们果真那么急需这笔钱吗？”我问道。
“够急的了，”格奥尔格回答，“可现在让我们结算一下。你有多少钱？”
“足够了。人家给我寄来乘三等车的旅费。我改乘四等车，从中节省十二马克。我把自己的钢琴卖了——我无法把它带走。那架旧琴卖了一百马克。两笔共一百十二马克。这样，我在领取第一次薪水以前，足够维持生活了。”
格奥尔格拿出三十荷兰盾递给我。“你作为特别代理商工作，因此你像泪人奥斯卡有权要求一笔佣金。特殊贡献附加百分之五。”
于是发生了短暂的争执。后来我把钱接过来，作为我头一个月在新的工作岗位可能被解雇的备用金。“你已经知道你在柏林得做什么了？”格奥尔格问我。
我点点头。“报道火灾，写盗窃案件，评论小册子，给编辑端啤酒，削铅笔，校正印刷错误——并努力取得进步。”
有人一脚把门踢开。上士克诺普夫像个幽灵站在门框里。“我要八万亿。”他沙哑地叫着。
“克诺普夫先生，”我说，“您做梦还没全醒。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两星期前，您用八十亿买进的那块墓碑，可以卖到八万亿。今天它只值八马克。”
“你们这些无赖！你们是存心这么干的！”
“什么？”
“停止通货膨胀！就是要吸干我的血！但是我不卖！我等着下一次！”
“什么？”
“下一次通货膨胀！”
“好，”格奥尔格说，“让我们为这干一杯。”
克诺普夫第一个伸手去抓酒瓶。“打赌吗？”他问道。
“赌什么？”
“赌我可以品尝出这瓶酒是哪里产的。”
他把软木塞拔出来，闻了闻。“您根本闻不出来的，”我说，“桶里的谷物酒或许闻得出——我们知道，您在这方面是这个地区最优秀的行家——但是瓶里的酒办不到。”
“您赌多少？赌那块墓碑的价钱吗？”
“我们突然变穷了，”格奥尔格回答，“但是我们可以拿三个马克作赌注。这也是为您着想。”
“好，请您给我一杯。”
克诺普夫闻着，品尝着。然后他要了满满的第二杯，第三杯。“您还是算了吧，”我说，“这是不可能的。您用不着付钱。”
“这酒是玛利亚大街布罗克曼美味商店产的。”克诺普夫说。
我们呆望着他。他说得对。“拿钱来！”他用沙哑的嗓音说。格奥尔格给他三马克，上士一溜烟走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说，“这老酒鬼有超感官的本事吗？”
格奥尔格突然笑了。“他把我们算计了！”
“怎么回事？”
他举起瓶子。酒瓶背面下方贴了一张很小的标签：布罗克曼美味，玛利亚大街十八号。“这个骗子！”他乐哈哈地说，“他的眼睛多好呀！”
“眼睛！”我说，“后天夜里，他回家看不见方尖碑，会起疑心的。他的那个世界也会倒塌的。”
“你的世界也倒塌吗？”
“每天如此，”我回答，“不然，人们该怎样生活？”
动身前的两小时，我们隐约听到外面有快步小跑声、说话声和歌声。
紧接着街上响起了四重唱：
神圣的夜啊，你给这颗心
倾注天国的和平——
我们走到窗口。博多·莱德霍泽的歌咏俱乐部成员站在街上。“这究竟是什么？”我问，“格奥尔格，开灯！”
在从窗子里映到街上的微弱亮光中，我们认出博多。“是为你的，”格奥尔格说，“你的歌咏俱乐部成员给你唱小夜曲送别。你可别忘记，你还是这个俱乐部的一分子呢！”
他们放开歌喉唱下去：
赐予疲乏的朝圣者宁静，
给他痛苦的心振作精神——
有人打开窗子。“安静！”科纳斯曼老太太叫道，“已经半夜了，你们这些酒鬼！”
星星已经发出明亮的光，
照耀着蔚蓝色的远方——
莉萨走到窗口，鞠了个躬。她以为这小夜曲是给她唱的。
一会儿，警察来了。“你们散开！”一个有力的声音命令道。
随着通货紧缩，警察也变了。他们变得严厉、坚决。古普鲁士精神卷土重来。每个平民永远是新兵。
“破坏夜间安静！”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穿制服者大声呵责。
“逮捕他们！”科纳斯曼寡妇大声吼叫。
博多的歌咏俱乐部有二十个身体结实的歌手。而警察只有两个人。“博多，”我忧心忡忡地喊道，“你们别碰他们！你们不要自卫！否则你们要坐几年牢！”
博多做了个叫人放心的手势，张大嘴巴唱着：
我多想追随你，飞向天堂。
“安静，我们要睡觉！”科纳斯曼寡妇喊道。
“喂！”莉萨对警察喊道，“别打扰这些歌手！为什么你们不到失窃的地方去？”
两个警察给搞糊涂了。他们又下了几次命令：“所有人立刻一道去警察局！”但是没有人动一动。博多开始唱第二段。警察终于做出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他们每人逮捕一名歌手。“你们不要自卫！”我喊道，“那么做是反抗国家权力！”
歌手们没有反抗。他们听凭警察带走。
留下的人继续唱下去，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警察局离此不远。两个警察又跑步回来逮捕另两个歌手。其他人继续唱，可是第一高音部变得相当弱。警察是从右向左逮捕人的，第二次维利被带走，随着第一高音部完全沉默下来。我们从窗子里把一瓶瓶啤酒递出去。“坚持，博多！”我说。
“一点不怕！坚持到最后一个人！”
警察返回来，在第二高音部中逮捕人。我们已经没有啤酒，就把谷物酒递出去。十分钟以后，只有低音部还在唱着。他们岿然不动，至于怎样逮捕人，他们不屑一顾。我曾经在书里读到，猎人在海象群中用棒杵击毙海象，近旁的海象群居然无动于衷——我目睹各个国家人民在战争中的作为也是如此。
再过一刻钟，博多·莱德霍泽一个人站在那儿。汗流满面的、愤怒的警察最后一次奔过来。他们把博多夹在中间。我们随他来到警察局。博多继续哼着。“贝多芬。”他简短地说，又再哼着，像只孤单的会唱歌的蜜蜂。
但是突然间，仿佛有许多风神琴从无垠的远方为他伴奏。我们侧耳细听。这时响起神奇的声音——但实际上似乎是天使们在和唱，他们分成第一和第二高音以及两部低音，天使们的歌声环绕烘托着博多，悠扬婉转，我们越往前走，歌声越是清晰，我们拐过教堂时，甚至可以听清这飞舞的、没有形体的声音。他们唱着“神圣的夜啊，你给这颗心倾注——”，又拐了一个弯，我们方才辨认出歌声来自何方——来自警察局，在那里，博多被捕的伙伴无所畏惧地挺立着，他们继续歌唱，毫不在乎其他事情。指挥博多站到他们中间，这仿佛是世上最平常的事，他们接着唱：“赐予疲乏的朝圣者宁静——”
“克罗尔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警察局长慌乱地问。
“这是音乐的力量，”格奥尔格回答，“是支小夜曲，为了送别一个走向世界的人，无害的，本应提倡。”
“说完了吗？
“说完了。”
“这是破坏夜间安静。”一个捕人的警察说。
“若是他们唱‘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也是破坏夜间安静吗？”我问他。
“那是另一回事了。”
“谁唱歌，他就不偷，不杀人，没有企图推翻政府。”格奥尔格对局长解释。
“因为合唱队不干这一切，您就把他们统统关起来吗？”
“让他们滚！”局长吼道，“但是他们现在必须安静。”
“他们会安静的。您不是普鲁士人，对吗？”
“法兰克人。”
“给我猜到了。”格奥尔格说。
我们站在车站上。风呼呼地吹，除了我们，再没有人在月台上了。“你一定得到我这儿来，格奥尔格，”我说，“我将竭尽全力结识你梦想中的那些女士。到你来时，会有两三个在等待着你。”
“我会来的。”
我知道他不会来。“你那套黑礼服自己没穿过，”我说，“你若不来，在哪儿才可以穿呢？”
“真的。”
列车在黑夜中透出几只闪闪发亮的眼睛。“高举旗帜，格奥尔格！你知道，我们是不朽的。”
“我们确是这样的人。你往往都得救，因此你有义务继续经受考验。”
“明白了，”我说道，“为了没有得救的其他人。也为了瓦伦丁。”
“瞎说。很简单，因为你活着。”
列车隆隆开进车站大厅，仿佛有五百人在等候它。但是只有我在等着。我找个车厢上了车。车厢里弥漫着昏昏欲睡的气氛和人的气味。我拉起过道的窗子，倚窗探出身去。“假如人们放弃某物，那就无须把它输了，”格奥尔格说，“只有白痴才这么做。”
“谁讲到输呢？”我回答，这时列车在启动，“由于我们反正最后要输，因而我们可以像被侮辱的林中之猴先取胜。”
“它们总是胜吗？”
“是的，因为它们不知道这是什么。”
列车车轮已经滚动。我握着格奥尔格的手。这只手太小太软，它在厕所那次战斗中被划伤，至今未愈合。列车开得越来越快，格奥尔格留在后面，他蓦地比我想象的更老，更苍白，我只望见他那只苍白的手和他那苍白的头，后来只剩下天空和飞翔着的黑暗。
我走回车厢里。一个戴眼镜的旅客在一个角落里哮喘，一个森林管理员待在另一个角落里。一个蓄着小胡子的肥胖男子在打鼾，在第四个角落里，一个两颊下垂、歪戴着一顶礼帽的妇女发出叹息的颤音。
我感到一阵悲哀，发觉腹中饥饿难忍，于是打开放在行李架上的箱子。克罗尔太太给了我夹着猪肝肠的三明治，足够我吃到柏林。我手伸进去摸，但没有找到，就把箱子从架上取下来。歪戴着礼帽和发出颤音的妇女醒过来，恶狠狠地盯着我，随即挑衅般地继续发出颤音。我这才看清为什么我拿不到三明治。格奥尔格的黑礼服盖在面包的上面。他大概是在我卖掉方尖碑时把它装进去的。我对黑礼服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我拿出三明治吃起来。这是极美味的三明治。整个车厢的人闻到面包和高级猪肝肠的香味，醒过来一会儿。我什么也不顾地继续吃着，随后我把身子靠回到我的坐位，望着黑暗，黑暗中偶尔有灯光掠过，我想着格奥尔格和这套黑礼服，后来我想到伊莎贝尔和赫尔曼·洛茨以及那座遭到尿淋而最后拯救公司的方尖碑，终于我什么也没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