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格奥尔格说道,“王八像只可食的家畜,一只鸡或一只兔子。一个人只要本人不识这家畜,吃起来总是津津有味。但是,假如一个人同这畜生一道长大,一道嬉耍,饲养并照料它,那么,只有野人才会用它做成烤肉。因此,最好永远不要认识王八。”

我用手指着桌子,一声不吭。桌上,在岩石样品之间,放着一段红颜色的粗香肠——马肉香肠,那是瓦策克送的,是他在早晨给我留下的。“你吃吗?”格奥尔格问道。

“我当然吃。在法国,我吃过更差的马肉。但是你别支支吾吾!那里放着瓦策克的馈赠。我进退两难。”

“那只是由于你对这种把戏感兴趣而引起的。”

“好的,”我说道,“我坦率地承认。无论如何,我救了你的命。科纳斯曼老太太必定会继续盯梢。这件事你看是否值得?”

格奥尔格从橱里拿出一支巴西雪茄。“瓦策克现在认为你是他的弟兄,”他回答,“这是不是你内心的矛盾?”

“不。他还是纳粹党人——这又把单方面的兄弟情谊抵消了。所以我们保持原状。”

“瓦策克也是我的弟兄,”格奥尔格说着,把巴西雪茄的白烟往卡塔琳娜彩画石膏像脸上吹去,“莉萨骗他,同样也骗我。”

“这是你现在虚构的?”我惊异地问。

“一点也不。她从哪里弄来这些衣服?瓦策克作为丈夫,在这方面可没有操过心,那么大概是从我这里弄去的?”

“你?”

“我没问她,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不喜欢在我们之间存在欺骗行为。她说话诚恳,不是开玩笑。”

“而你呢?你用你幻想中和你画报上的虚构人物欺骗她。”

“当然。究竟什么叫欺骗?这个词只有那些正在遭遇什么事的人才使用。感情同道德什么时候起才会相互联系?关于这方面,我在这里,即在暂时性的象征中,没给过你战后的教育吗?欺骗——对于那细微的最后的不满,对于更多、越来越多的追求来说,是个多么粗俗的字眼——”

“是赠送的!”我打断他的话,“刚才在外面,你看到头上带着个肿块进门来的那个短腿、健壮的汉子,就是才洗过澡的屠夫瓦策克。他的头发才剪过,白兰洗发水还未干。他想讨好他的妻子。你就无动于衷吗?”

“当然,但是他永远不会叫他妻子喜欢的。”

“那么她为什么嫁给他呢?”

“那是六年前的事。她在战时嫁给他,当时她忍饥挨饿,而他又能弄到许多肉。”

“为什么她不跟他分手?”

“因为他威胁她,要是那样他就把她一家人全杀死。”

“这一切是她告诉你的?”

“是的。”

“天哪,”我说,“你就相信!”

格奥尔格吐出烟雾,吹成一个精巧的烟圈。“你这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旦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但愿你也会发现,‘相信’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往往甚至是合乎事实的。”

“好的,”我说道,“但是,瓦策克的宰马刀怎样?科纳斯曼寡妇的眼睛又如何?”

“伤脑筋,”他回答,“瓦策克是个白痴。他日前的生活比以前更好,由于莉萨要欺骗他,因而对他也好些。你等着瞧,要是她重新忠实于他,对他发泄自己的怨气,那他必定会大喊大叫的。现在嘛,一道吃饭去!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件事。”

爱德华看见我们,好比当头挨了一棒。美元牌价已经接近万亿,而我们似乎还有用之不尽的餐券。“餐券是你们自己印的!”他坚持说,“你们伪造有价证券!你们秘密印刷!”

“我们餐后想要一瓶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格奥尔格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在餐后?”爱德华狐疑地问,“又搞什么名堂?”

“你最近几个星期供给的饭菜不值得配这种酒。”我解释说。

爱德华拉大嗓门说:“用去年冬天的餐券就餐,少得可怜的六千马克一顿,餐后还提一大堆意见,太无法无天了!得喊警察来!”

“你去喊吧!还有一句话,我们只在这儿吃饭,葡萄酒到霍亨索伦饭店去喝!”

爱德华做出一副要气炸的样子,可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就克制着自己。“胃溃疡,”他喃喃自语,迅速地离开,“为了你们,我得了胃溃疡!现在我只可以喝牛奶!”

我们坐了下来,环顾四周。我内心有愧,偷眼窥视格尔达,可是没有发现,却快活地狞笑着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穿过大厅中央朝我们踱来。“你瞧,我看见什么人了?”我问格奥尔格,“里森费尔德!又到这里来了!只要谁念念不忘……”

里森费尔德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您现在来,正是致谢的好时候,”格奥尔格对他说,“我们这位年轻的唯心主义者,昨天为了您而与人决斗。美国式的决斗,刀子对大理石块。”

“什么?”里森费尔德坐下来,叫了一杯啤酒,“为什么?”

“瓦策克先生,就是您用鲜花和夹心巧克力糖追求的那个莉萨的丈夫,以为这些事都是我的伙伴干的,因而手持长刀埋伏着等候他。”

“受伤了?”里森费尔德简短地问道,一边打量着我。

“只有他的鞋底,”格奥尔格说,“瓦策克受了轻伤。”

“你们又撒谎了?”

“这一次没有。”

我佩服地瞅着格奥尔格。他太放肆了。但是要敲打里森费尔德是不容易的。“他必须走!”他像个罗马皇帝一样作出决定。

“谁?”我问道,“瓦策克?”

“您!”

“我?为什么不是您?或是你们两个?”

“瓦策克必然还要斗下去。您是个天生的牺牲品。他不会进攻我们的。我们头都秃了。就是说,您必须走。明白吗?”

“不。”我说道。

“您反正不是想走吗?”

“那不是为了莉萨的缘故。”

“我是说‘反正’,”里森费尔德说,“您不想到大城市去过放荡不羁的生活?”

“干什么事呢?大城市不可能白白养活人。”

“在柏林当报社职员。开始时,赚的钱不会很多,但是够您维持一般的生活。然后您可以再看情况。”

“什么?”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说道。

“您几次问我能否为您找个事做!现在,里森费尔德有了关系。我为您找到工作。因此顺路来一下,您可以在1924年1月1日开始工作。职位低下,但是在柏林,行吗?”

“住嘴!”格奥尔格说,“他在这里聘期五年。”

“那么他用不着解约就可以走。谈定了?”

“他的薪水多少?”格奥尔格问。

“二百马克。”里森费尔德慢条斯理地回答。

“我想这魔术变错了,”我恼火地说,“您就喜欢捉弄人?二百马克!哪儿还有这样令人发笑的数目?”

“这样的数目又有了。”里森费尔德说。

“是吗?”我问,“在哪里?在新西兰吗?”

“在德国。黑麦马克。没听说过?”

格奥尔格和我面面相觑。曾经谣传过,说要实行新的币制。据说,一马克的价值相当于一定数量的黑麦。但是在这些年里,谣言多如牛毛,令人难以置信。

“这次是真的,”里森费尔德说,“我的消息绝对可靠。之后黑麦马克将换成一种金马克。政府就是后台。”

“政府!它对货币贬值负有责任!”

“可能是。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政府已经没有债务。一万亿通货膨胀马克相当于一个金马克。”

“而金马克又会走下坡路,不是吗?那么这场舞蹈还会重演一次。”

里森费尔德喝光他的啤酒。“您愿意不愿意?”他问道。

饭店似乎骤然寂静无声。“好吧。”我说,这话仿佛是坐在我身旁的什么人说的。我不敢抬头去看格奥尔格。

“这才是明智的。”里森费尔德说。

我看着台布。它似乎在游动。后来我听到格奥尔格说:“服务员,马上把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送来。”

我朝上望着。“你救过我们的命,”他说,“所以才这样!”

“我们?为什么是我们?”里森费尔德问。

“永远不会单独救一条命的,”格奥尔格沉着地说,“它总是和另几条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时刻已过去。我感激地凝视格奥尔格。我背叛了他,因为我不得不背叛他,而他对此是谅解的。他留了下来。“你以后来看我,”我说道,“我给你介绍柏林上流社会女士和电影演员。”

“孩子们,这都是以后的事,”里森费尔德对我说,“葡萄酒在哪里?我刚才救了您的命。”

“在这儿究竟谁救了谁?”我问道。

“每个人都救过一次别的什么人,”格奥尔格说道,“正如他也杀过一次别的什么人一样,即使他对此毫无所知。”

葡萄酒放在桌上。爱德华来了。他脸色苍白,心神不宁。“你们也给我一杯。”

“给我滚!”我说道,“寄生虫!我们的葡萄酒我们自己来喝。”

“不是这样。这瓶酒算我的。我来付钱。但是请你们给我一杯。我得喝一点。”

“这瓶酒你想付钱?你考虑一下你在说什么!”

“我是这样说的。”爱德华坐下来。“瓦伦丁死了。”他说。

“瓦伦丁?他究竟害了什么病?”

“心脏病。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他伸手抓了一杯酒。“你这恶棍,你想喝酒庆贺?”我愤怒地说,“因为你把他摆脱了?”

“我对你们发誓,不!不是因为这样!他确实救过我的命。”

“什么?”里森费尔德说,“也救过您?”

“当然救过我,否则还有谁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里森费尔德问,“我们是救命人的俱乐部了。”

“这是时代造成的,”格奥尔格回答,“在这些年代里,许多人被救,许多人没有得救。”

我凝视着爱德华。他的眼眶里确实噙着泪水,但是谁知道他呢?“我不相信你,”我说,“你盼望他早死!我经常听你说的。你想节省你那该死的葡萄酒。”

“我向你们发誓,不!有时,别人怎么说,我也跟着说。可是不是认真的!”爱德华眼眶里的泪珠变得更大,“他的的确确救过我的命。”

里森费尔德站起来。“我听够了这种救命人的无稽之谈!您下午在办公室里吗?好吧!”

“您别再送花来,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警告说。

里森费尔德示意拒绝,带着一副难以形容的面孔走了。

“让我们为瓦伦丁喝一杯,”爱德华说,他的双唇在颤动,“谁会想到呢!整个战争他都熬过来了,而现在却突然躺在那儿,一秒一秒地躺着。”

“你已经那么伤感,这是对的,”我答道,“去拿瓶你从来舍不得给他的葡萄酒!”

“是的,来瓶约翰尼斯贝格的高级葡萄酒。”爱德华热情地站起身,蹒跚地走开。

“我相信他真的难受。”格奥尔格说。

“真的难受,而且真的松了一口气。”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能再有更多要求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转眼工夫发生了不少事,不是吗?”我最后说道。

格奥尔格看着我。“干杯!你迟早要走。而瓦伦丁呢?他已经多活了好几年,大家原来猜想他只能活到1917年。”

“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是的,因此我们得有所作为。”

“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吗?”

格奥尔格笑了。“假使一个人在一刹那间除了正在做的事以外,没有任何希求,那就照做。”

我敬了个礼。“那么我这个人是成不了什么的,你呢?”

他眨眨眼睛。“来,别等爱德华回来,我们先走。让他的葡萄酒见鬼去吧!”

“温柔的人儿,”黑暗中我对着墙说,“温柔的和粗野的人儿,就像含羞草和鞭子,我多么愚蠢,想占有你!风可以关起来吗?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废气。去吧,走你的路,到剧院和音乐会去,嫁给一个预备军官兼银行经理,一个通货膨胀的胜利者,去吧,青年时代,你只离开想离开你的人,飘扬可又捕捉不住的旗子,蓝天下的船帆,海市蜃楼,形形色色话语的游戏,去吧,伊莎贝尔,去吧,我姗姗来迟的青年时代,你是补来的,经过一次战争又被夺回,你见识太多,过于早熟,去吧,两者都去,我也要去,我们相互之间无可指摘,方向不同,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人无法欺骗死神,只能经受死神考验。别了!每天,我们向死亡迈得更近一点,但是我们每天也活得长一点,你们把这教给我,我绝不把它忘记,世上没有灭亡,谁不想攫取任何东西,将占有一切。别了!我用空闲的双唇吻你们,我用我的臂膀拥抱你们,可它们抓不住你们。别了,别了,你们在我心中,只要我没忘记你们,你们就将长存……”

我手里拿着一瓶罗特谷物酒,坐在林荫大道最后一条长椅上,从这儿望去,精神病医院尽收眼底。一张三十瑞士法郎硬通货的支票在我口袋里窸窣作响。奇迹终于发生:两年来我接连不断给一家瑞士报社寄去诗稿,它在一次狂热之中采用了一首诗,并立即给我寄来支票。我到银行去打听,情况果然不错。银行经理立即表示愿意按黑市马克比值支付给我。我的支票放在胸口口袋里,靠着心脏。它晚来了几天。否则我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套衣服和一件白衬衣,因而可以在特霍芬母女面前显示自己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完了!十二月的风在呼啸,支票窸窣作响,我坐在这儿下面,身穿一套虚幻的黑礼服,足登一双卡尔·布里尔还未给的虚幻的漆皮鞋,在赞美上帝,崇拜你,伊莎贝尔!我胸口口袋里一条精细亚麻手帕在飘动,我是个漫游途中的资本家,若是我愿意,红磨坊夜总会就屈服在我面前,无所畏惧、永不知足的酒徒所喝的香槟酒、上士克诺普夫用来赶跑死神的饮料在我手里闪着光亮。我对着灰墙,在那后面同你畅饮,伊莎贝尔,青年时代,在这后面,同你母亲,同上帝的司库博登迪克,同理智的少校韦尼克,同一片混乱以及永不休止的战争一道畅饮,我饮着,望着对面,我左前方是县产科医院,那里有几扇窗户依然发出亮光,母亲们在生产,此刻我才注意到,它与精神病医院靠得如此之近,同时我认识它,也应该认识它,因为我就出生在这医院里,况且直至今日几乎没有想到过它!向你致敬,你这可爱的产科医院,多产的蜂巢,我母亲被送到你那里,因为我们贫苦,未来接生员进行实习时,在那里可以免费生产,因此,在我诞生时我已经为科学服务过!敬礼,不知名的建筑师,是他把你建筑在另一建筑物的附近,意义多深远呀!他如此做,大概没有讽刺的用意,因为世界上最诙谐的笑话,往往出自最严肃的显要人物之口。无论如何,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理智,但不可对它过于自豪,过于自信!你,伊莎贝尔,重新得到理智这一危险的礼物,而上面坐着韦尼克,正为自己做对了而沾沾自喜。但是每做对一次,就向死亡靠近一步。谁总是做得对,就变成一块黑色方尖碑!一块纪念碑!

酒已喝完。我把酒瓶尽可能扔得远远的。它落到松软的犁过的田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站起来。我喝够了,准备好去红磨坊。今天,里森费尔德在那里举行一次告别救命恩人的四人晚宴。格奥尔格、莉萨要去,另外加上我,我个人还得跟一些人话别,此外,我们大家将隆重举行一次盛大的告别会——与通货膨胀告别。

夜阑人静,我们像喝醉酒的丧葬队伍沿着大马路走动。稀疏的路灯闪烁。我们提前一些把今年送进坟墓。维利和勒妮·德拉图尔加入我们的队伍。维利和里森费尔德两人发生剧烈争论:里森费尔德发誓通货膨胀已经结束,即将使用黑麦马克,维利表明那样他会破产,因而不能发生那种事。勒妮·德拉图尔对此默不作声。

远处,我们看见第二支队伍在刮着风的黑夜中移动。他们顺着大马路朝我们走来。“格奥尔格,”我说,“我们得让女士们留在后面!看来他们是来寻衅的。”

“好吧。”

我们来到新市场附近。“你若看到我们吃败仗,立即跑到马茨咖啡馆,”格奥尔格吩咐莉萨,“你去打听博多·莱德霍泽歌咏俱乐部,就说我们需要他们。”他转身对里森费尔德说:“您最好装成和我们不是一伙人。”

“你给我躲开,勒妮,”在她身旁的维利说,“别靠近出事地点!”

另一支队伍已经靠近。人人穿着长筒靴,这是德意志爱国者巨大的希望。他们中除了两人以外,都没超过十八至二十岁。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一倍。我们相互擦身而过。“这条红狗我们见过!”一个人突然叫喊起来。维利的头顶在黑夜中闪闪发亮。“还有那个秃头!”另一个叫着,把手指向格奥尔格,“上呀!”

“走,莉萨!”格奥尔格说。

我们看到她的鞋跟在转动。“这些胆小鬼要去喊警察。”一个脸色像小面包那样蜡黄的戴眼镜的家伙喊道,并想跟在莉萨的后面。维利伸出一条腿,这个人就跌倒在地。紧接着我们投入战斗。

我们一共五人,不包括里森费尔德。实际上只有四个半人。赫尔曼·洛茨只能算半个,他是一道打过仗的伙伴,左臂已经截肢。他和另一个一道打过仗的小克勒在中央咖啡馆加入我们的队伍。“注意,赫尔曼,当心,别摔倒!”我嚷道,“你待在中间。而你,克勒,要是跌倒在地上,你就咬人!”

“掩护背后!”格奥尔格下了命令。

命令本是好的,但是此时我们的背后掩护是马克斯·克莱因时装店的大橱窗。这帮怀着爱国主义的德国人向我们冲击,哪个愿意被挤进橱窗里去呢?那样,背部会给玻璃碎片刮伤,而且还有赔偿商店损失的问题。若是我们坐在玻璃碎片里,那么赔偿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无法逃走。

我们暂时紧挨在一起。橱窗半明半暗,从这儿观看我们的对手相当清楚。我认出其中一个较年长的,他是在中央咖啡馆和我们吵过架的人当中的一个。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我对着他喊:“过来,你这个长着耳朵的屁股!”

他没想到这点。“把他拉出来!”他命令自己的队伍。

三个人向前扑来。维利猛揍一个人的头部,使他跌倒在地。第二个人有一根橡皮棍,他用它打我的手臂。我碰不到他,但是他却能打到我。维利眼明手快,跳到前面,打得他的手臂脱了臼。橡皮棍落在地上。维利想去捡它,被奔过来的人一下撞倒。“克勒,抓住棍子!”我喊道。克勒扑到在地上打成一团的人堆中,维利穿着浅灰色西服正在那里战斗。

我们作战的阵列被突破。我被人一推,飞向橱窗,窗玻璃震得咯咯响。幸好安然无恙。我们上面的窗子敞开着。在我们身后,马克斯·克莱因那些衣着漂亮的木偶从幽深的橱窗里盯着我们。它们穿着最新式的冬季时装,一动也不动,宛如古日耳曼人的女人们奇特的哑巴形象,她们正从自己的车营中给战士们鼓劲。

一个长着疱疹的大个子年轻人卡住我的喉咙。他散发出鲱鱼和啤酒味,他的头紧靠着我,仿佛要吻我。我的左臂挨了棍子一击,此时还在发麻。我想用右拇指去抠他的眼睛,但是他的头紧紧贴在我的面颊上,阻止我抠,仿佛我们是两个反常的情人。他站得离我太近,我无法移动,因而他使我束手无策。正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试图朝下滑落的时候,我看见有样东西,它就像我正消失的感官的幻觉出现在我眼前:一株盛开的天竺葵突然从有疱疹的头颅那里长出来,宛如长自一堆特别具有生殖力的粪便里。同时,他的眼睛略带惊愕的表情,抓住我喉咙的手松开,花盆碎片在我们周围纷纷落下,我身子沉下去,摆脱开,又迅速站立起来。我觉察到一声清脆的噼啪声响,我从下面抓住他的下颌连同头颅,他慢慢跪了下来。说来真奇怪,从上向下对着我们抛来的天竺葵根,紧紧地缠住害疱疹的日耳曼人的脑袋,以至他头上罩着花跪下来。他的模样活像他那些以牛角作头饰的老祖宗可爱的子孙。他肩膀上留着两块绿色陶器的碎片,犹如被打坏的钢盔残片。

这是个很大的盆,但是这位爱国者的头颅似乎是铁做的。我感觉到他在跪着时还企图伤害我的生殖器,我抓起连根带泥的天竺葵,把泥巴往他眼睛上砸。他松了手,揉着眼睛,由于我用拳头奈何不了他,所以我用脚踢他的生殖器。他蹲下身来,两只手垂下去护着。我再次将粘泥带沙的天竺葵根对着他的眼睛砸去,并等待着他重新抬起双手,以便我再一次重复我的全部动作。但是他却把头低下来,仿佛东方人在鞠躬。紧接着的一刹那间,我周围的一切在嗡嗡作响。我一不留神,侧面挨了狠狠一击。我缓缓地顺着橱窗滑下去。一个披着海狸皮大衣高大的模特儿瞪着描过的眼睛,无动于衷地凝视着我。

“冲到厕所那边去!”我听到格奥尔格的声音。他是对的。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背部掩护。可他说得倒轻巧,我们已经被逼得动弹不得。对方已经从某个地方请来援兵,看来我们将被打破脑袋,倒在马克斯·克莱因的时装模特儿当中。

刹那间,我看到赫尔曼·洛茨跪在地上。“帮我把袖子松开!”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迅速动手,把他的外衣左侧袖子向上卷。发亮的假手臂露了出来。它是个镍支架,一只戴上黑手套的钢制假手固定在支架的下端。赫尔曼因而有个绰号叫“铁手格茨·冯·贝利欣根”。他迅速把手臂从肩上卸下来,然后用真手抓住假手,站了起来。“让开!格茨来了!”我从下面大叫。格奥尔格和维利马上腾出地方让赫尔曼通过。他左右挥动假手臂,犹如挥动打禾棒,头一棒就打中一个头目。对方进攻的人顷刻间退了回去。赫尔曼跳到他们中间,转动自己的身子,把假手臂伸得远远的。紧接着他转动手臂,以便紧紧握住肩膀部分,用钢制的假手猛打。“走!到厕所那边去!”他喊道,“我掩护你们!”

赫尔曼用假手揍人的情形非同寻常。我经常看到他用这种方式打架,但是我们的对手没有见过。他们以为是魔王撒旦来到他们中间,愣着站了一会儿,这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们突了围,朝新市场的厕所奔去。在奔跑中,我看见赫尔曼往第二个头目张大的嘴巴上狠狠地揍了一下。“走,格茨,”我叫道,“跟我们来!我们已经突围了!”

赫尔曼再次转动身子。他那松开的外衣袖子在身子周围飘动,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的手臂残留部分剧烈抖动着,两个穿长筒靴来拦路的,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一个人的下颌挨了一击,另一个人看到黑假手对着自己砍来,惊恐万状地尖叫起来,捂住自己的眼睛跑开了。

我们到达漂亮的四方形的砂岩建筑物,以女厕所的一侧为工事据守。这一侧比较容易防御。而男厕的一侧,人们可以通过小便处入内,袭击我们的背部,女厕窗子则又小又高。

对方追了上来。他们现在至少有二十人,他们得到其他纳粹组织的支援。我看见有几个人穿着粪便色似的制服。他们企图从克勒和我站着的一侧突破。但是在拥挤中,我发现我们的援兵从后面来了。一秒钟后,我看到里森费尔德用折叠公文包——我希望包内放的是花岗岩样品——朝某人打去,而勒妮·德拉图尔脱去一只高跟鞋,抓住鞋掌,用鞋跟打人。

我在观看时,有个人用头对着我的肚子撞来,我肚子里的空气扑哧一声从嘴里冲了出来。我左右挥打,显得软弱无力,但仍然是野蛮的,一种熟悉的奇特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我下意识地抬高一只膝盖,因为我等待着这头冲撞的公羊再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幅在这处境中所能想象到的最为美妙的景象:莉萨像萨莫色雷斯岛上的胜利女神越过新市场冲上来,她身旁是博多·莱德霍泽,莱德霍泽的后面跟着歌咏俱乐部成员。在同一刹那间,我又发现那头冲撞的公羊,看见里森费尔德的公文包像一面黄旗降落下去。同时,勒妮·德拉图尔闪电似的朝下猛砸,那头冲撞的公羊跟着号叫一声。勒妮用将军的嗓音大喊:“立正,猪猡!”一部分进攻的人不由自主吓了一跳。随后歌咏俱乐部的人投入战斗,我们得救了。

我站立起来。突然寂静无声。进攻者已经逃之夭夭。他们拖走了他们的伤员。赫尔曼·洛茨走了回来。他像个半人半马的怪物追赶逃跑者,还用铁手揍了一个人一记耳光。我们离开时也好不了多少。我头上弄了个像梨子样的肿块,我还觉得自己的手臂已经骨折,事实上不是。此外,我真想呕吐。我酒喝得太多了,肚子被撞了几下觉得很不舒服。记不清楚的回忆又在折磨我。这究竟是什么?“我真想要杯酒。”我说。

“酒会给你的,”博多·莱德霍泽回答,“趁警察还没到,你们现在来吧。”

霎时间,响起一声清脆的噼啪声。我们吃惊地转过身子。莉萨打了某个人。“你这该死的酒鬼!”她平心静气地说,“这就是你对家里和老婆的关心。”

“你……”那人咕噜着。

莉萨的手第二次打下去。此刻,我的记忆结节才突然解开。瓦策克!他站在那儿,怪模怪样地抓着自己的屁股。

“我的丈夫!”莉萨对着新市场那边说,“我就和这样的东西结了婚呀。”

瓦策克没吭声。他淌着血。他额头上被我打伤的伤口,现在又裂开了。血又从头发里汩汩流出。“是您打的?”我低声地问里森费尔德,“用公文包?”

他点点头,仔细端详瓦策克。“真是狭路相逢啊。”他说。

“他屁股上怎么了?”我问道,“为什么他抓得紧紧的?”

“给马蜂蛰的,”勒妮·德拉图尔回答道,把一根长长的帽针又插在她发卷上一顶冰蓝色天鹅绒小帽上。

“我向您致敬!”我在她面前欠欠身子,接着就朝瓦策克走去。“原来如此,”我说,“现在我知道谁用脑袋撞我的肚子!这就是对我好心好意教您如何生活的报答吗?”

瓦策克盯着我。“是您?我没把您认出来!我的天哪!”

“他从来不认人的。”莉萨挖苦地说。

瓦策克显露出一副苦相。这时我发觉他真的听从了我的劝告。他把头发理得短短的——结果使里森费尔德得以更狠地给他一击——他甚至穿上一件洁白的新衬衫,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使他身上的血迹比其他人更加清晰而已。他真是个倒霉鬼!

“回家去!你这个酒鬼,好斗的公鸡!”莉萨说着就走。瓦策克乖乖地跟在她后面。他们漫步经过新市场,一对孤独的夫妻。没有人跟着他们走。格奥尔格帮助洛茨把他的假手臂勉强再弯曲回去。

“你们来,”莱德霍泽说,“我们还可以在酒馆里喝酒,小范围的聚会!”

我们同博多以及他的歌咏俱乐部成员坐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回家去。灰蒙蒙的早晨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报童走过来。里森费尔德向他招招手,买了一张报纸。报纸头版是大号铅字:

通货膨胀结束!一万亿马克变成一马克!

“怎样?”里森费尔德对我说。

我点点头。

“孩子们,我破产可能成了现实,”维利说,“我还做卖空投机。”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灰色西服,然后瞧瞧勒妮。“哎,来得快,去得快——钱是什么,嗯?”

“钱非常重要,”勒妮冷淡地说,“特别是当人们没有的时候。”

格奥尔格和我沿着玛利亚大街走着。“奇怪,瓦策克挨了我和里森费尔德痛打,”我说,“而没挨你打。要是你和他打,那才更自然。”

“已经很自然了,但还不是更合理。”

“更合理?”我问道。

“含义错综复杂。现在我太累,懒得去探讨。秃头的男子不应该相互斗殴。他们应当侃侃而谈。”

“那么你的生活一定非常寂寞。这年代就是好斗。”

“我不相信。可怕的狂欢节已经结束。今天难道不像是宇宙性的圣灰礼仪日?一个大肥皂泡已经破裂。”

“还有?”我问道。

“还有?”他说。

“会有人吹个新的、更大的肥皂泡。”

“或许。”

我们站在花园里。乳白色的晨曦灰蒙蒙地弥漫在十字架碑周围。克诺普夫最小的女儿出现了,她没有睡够。她在等候我们。“我父亲说,你们用十二万亿马克可以再把那块墓碑买回去。”

“请您告诉他,我们出八马克。而这价格只维持到今日中午。钱将越来越少。”

“什么?”克诺普夫从他卧室往外问道。他已窃听到了。

“八马克,克诺普夫先生。今天下午只剩六马克。钱在下跌。谁会预料到呢,对吗?而不是上涨。”

“墓碑我情愿永远留着,你们这些该死的盗尸者!”克诺普夫沙哑地尖叫着,“砰”一声关上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