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斯特林根村彩旗招展，光艳夺目。我们——格奥尔格、海因里希·克罗尔、库尔特·巴赫和我——聚集在那里。我们提供的阵亡士兵纪念碑即将举行揭幕仪式。
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上午已经在教堂里为各自的死者举行了祭典。天主教神父在这方面占了优势，他的教堂大，教堂装饰得色彩斑斓，有彩色的窗户、敬神香、云锦弥撒服装和穿着红白服装的教堂仆役。新教牧师只有个小礼拜堂，礼拜堂墙壁平平淡淡，窗户简朴无华，现在他站在天主教神父旁，像是他的穷亲戚。天主教神父饰有细网状大斗篷，周围是唱诗班的男童；牧师穿着一件黑袍，而这就是他全部的装束。作为广告部的专家，我必须承认，天主教在这方面是远远超过新教的。它偏向幻想，而不是理智。它的教士们穿得像土著人部落中施行魔术的医生一样。在外观方面，天主教礼拜连同其色彩、情绪、敬神香和装饰习俗，是无法超越的。新教牧师感觉到这点，他瘦骨嶙峋，戴着一副眼镜。天主教神父则红光满面，腰圆体胖，一头华发十分好看。
两个人都各自尽力为他的死者们效劳。可惜在阵亡士兵中有两个犹太人，是牲口贩子列维的儿子。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存在什么精神上的安慰的。在反对犹太人迁移的态度上，两个对立的教士以及老兵组织的主任、退役少校沃尔肯施泰因，都是一致的。沃尔肯施泰因是个反犹主义者，他坚信不疑，这场战争是由于犹太人才打输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他立刻就把这人当成民族的叛徒。他甚至反对把两个列维的名字镌刻在纪念碑上。他坚持说他们必定是死在离前线很远的后方。可是最后他被否决了。镇长起了决定性作用。他的儿子于1918年在韦尔登布吕克后备军野战医院里患流行性感冒死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他想让他作为一位英雄在纪念碑上留个名字，因此他解释说，死毕竟是死，士兵毕竟是士兵。就这样，列维兄弟的名字就占据了纪念碑反面最下面的两个位置，狗撒起尿来大概还够得到呢。
沃尔肯施泰因全身穿着帝制时期的制服。这虽然是被禁止的，但是有谁会反对呢？在停战以后不久开始的罕见的变化，总是继续取得进展。1918年几乎所有士兵一致憎恨的战争，而后来对于那些安然无恙度过战争的人来说，那已经慢慢成为他们生活中重大的冒险经历了。他们又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去，当他们还躺在战壕里咒骂战争时，这种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个天堂。现在平平常常的生活又得以恢复，还带着担忧和烦恼，因而战争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离去，成为过去，并且不按他们的意志也几乎没有他们的参与而变异、美化和改头换面。大规模屠杀已成了人们所逃脱的冒险经历。绝望已被遗忘，贫困已经不复存在，尚未降临到某人头上的死亡，就成了一生中几乎总要发生的事情：某种抽象的事物，但已经不再是现实了。只有当它在近处突然袭击或伸手去攫取某人时，它才是现实。老兵组织成员曾受命于沃尔肯施泰因，在纪念碑前列队行进而过，他们1918年还是和平主义者，可是现在已成了极端的国家主义者了。沃尔肯施泰因已经把对战争和几乎每人均有的友谊情感的回忆巧妙地转变成对战争的自豪感。谁不是国家主义者，他就玷污了对阵亡英雄的纪念，这些可怜的、被当成炮灰的阵亡英雄们，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多么想活呀。如果他们还能做到的话，他们多么想把正站在讲坛上讲演的沃尔肯施泰因撵下台去！但是他们已经手无寸铁，他们成了成千上万个沃尔肯施泰因的财产，这些人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利用他们，把他们隐藏在诸如“热爱祖国”和“民族感”的口号下。什么热爱祖国！沃尔肯施泰因所理解的就是重新穿起制服，当个上校，继续让人去送死。
他在讲坛上大声吼叫，谈到内部的无耻之徒，说什么有人用刺刀捅自己人后背，谈到不可战胜的德国军队，并向我们死难的英雄宣誓，要怀念他们，为他们报仇，重建德国军队。
海因里希·克罗尔聚精会神听着，每句话他都相信。那头在腰窝里戳着一根长矛的狮子的雕塑人库尔特·巴赫，也被邀请来了，他梦幻般地凝望被蒙起来的纪念碑。格奥尔格一味抽着他的雪茄烟。我穿着借来的上流社会的短西装，心里想宁可待在家里，同格尔达在她那葡萄藤蔓缠绕的房间里睡觉，听着旧城酒家拙劣的管弦乐队奏起暹罗卫队检阅进行曲。
沃尔肯施泰因用三声“乌拉”结束讲话。乐队奏起歌颂好友的歌曲。合唱队分两部唱着这支歌。我们大家跟着唱起来。那是一首持中间立场的歌，没有政治和复仇的内容，纯粹是哀悼一位死去的朋友。
教士们走到前面。纪念碑揭幕了。库尔特·巴赫那头咆哮的狮子在顶部蹲着。四只青铜飞鹰停在台阶上。纪念碑的面板是用黑花岗岩做成的，其他的碑石呈四方形。这是一座非常昂贵的纪念碑，我们期待着今天下午付款。这件事人家已经答应我们了，因而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如若我们拿不到钱，我们将濒于破产。美元在上周几乎上升了一倍。
教士们为纪念碑祝福，两人向各自的上帝祈祷。在战场上，每当命令我们做礼拜，以及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士们在为德国军队的胜利祷告时，我常常思考着，英国的、法国的、俄国的、美国的、意大利的和日本的教士们也会同样为他们国家的胜利而祷告。于是，特别是有同一种信仰的两个敌对国家在祈祷的时候，我就把上帝想象成为草率又窘迫的俱乐部主任那样的角色。到底叫上帝支持哪个国家呢？支持人口最多的那个吗？或者支持教会最多的那个吗？当他让一个国家打赢，而让另一国家打输，虽然在后一个国家里，人们也祈祷得很勤，这时他的正义又在哪里？有时我也觉得他像个在许多国家里奔走得精疲力竭的老皇帝，他经常得参加社交活动，总得更换制服，按其举行的礼拜情况，现在穿上天主教的制服，然后是新教的、福音派的、英国国家教会的、主教派教会的和改革宗的制服，这情形与皇帝在检阅骠骑兵、特种步兵、炮兵和海军时完全一样。
人们献上了花圈。我们也有一个，是以公司的名义献的。沃尔肯施泰因用走调的嗓音开始唱起“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这支歌。看来这并非事先安排的节目，乐队没有奏乐，只有几个人跟着唱。沃尔肯施泰因脸涨得通红，恼羞成怒地转过身子。乐队里先是小号然后是英国管开始奏响。这两种乐器发出的声音盖过了此时正使劲挥手的沃尔肯施泰因。其他乐器跟着奏了起来，大约有半数参加者逐渐跟着哼了起来，可是沃尔肯施泰因起的调子太高，叽叽嘎嘎尖叫一阵。幸好女士们插了进来。她们虽然站在后面，却挽救了这个局面，胜利地把这支歌唱到底。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勒妮·德拉图尔，这件事她一个人就能胜任。
下午开始了娱乐活动。我们不得不待在这里，因为我们还没要到钱。沃尔肯施泰因的长篇爱国主义讲演使我们错过了中午美元的行市，或许这是个重大的损失。天气很热，我借来的那套短小的礼服，紧紧地绷着我的胸部。天空挂着厚厚的白云，桌上放着盛有施泰因黑格酒的厚玻璃酒杯，旁边还有装着啤酒的玻璃瓶。大家的脑门上红彤彤的，脸部汗水晶莹发亮。为死者举办的丧宴油水很足，非常丰盛。晚间据说要在下萨克森饭店举行盛大的爱国主义舞会。到处都张挂着纸制的花饰、旗子——当然是黑白红颜色的——以及枞树枝编制的花环。只有村上最后一幢房子的天窗上挂着一面黑红金三色旗子。这是德意志共和国的旗子。黑白红颜色的旗子是旧帝国的国旗，它们是被禁止的。但是，沃尔肯施泰因解释说，死者是在光荣的旧旗子下阵亡的，每个升起黑红金旗子的人都是卖国贼。因此住在那房子里的木匠贝斯特是个卖国贼。虽然他在战争中肺部挨了颗子弹，但还是个卖国贼。在我们亲爱的祖国里，人们很容易被宣判为卖国贼，只有沃尔肯施泰因一家人永远不会是。他们就是法律。谁是卖国贼，是由他们决定的。
场上的气氛高涨。老一些的人离去了。老兵组织的一部分人也纷纷离开。田里的活计召唤他们回去。沃尔肯施泰因称之为铁卫兵的那部分人留了下来。教士们早就走了。铁卫兵由比较年轻的人组成。鄙视共和国的沃尔肯施泰因，却接受共和国给他的养老金，并利用它来反对政府。他又做一个讲演，讲演以“战友们”这个词作为开头。我觉得这太过分了。当沃尔肯施泰因这样的人还在服役时，他们从未叫过我们“战友们”。当时我们是劣等兵、猪猡、白痴，说得好听些，就是部下。有一回，在一次进攻前的傍晚，我们的中尉黑勒这个坏蛋——他过去当过林务官——把我们叫作“战友们”。他害怕第二天早晨有人会在他背后打黑枪。
我们到镇长那儿去。他待在自己家里喝咖啡、吃糕点、抽雪茄，拒绝付款。这个我们已料到几分。幸好海因里希·克罗尔没和我们一道去，他出乎意料地待在沃尔肯施泰因那里。库尔特·巴赫同一个健美的乡妇到田间去享受大自然景色。格奥尔格和我站在镇长德贝林的对面，他有自己的驼背文书韦斯特豪斯给他撑腰。“你们下星期再来，”德贝林愉快地说，请我们抽雪茄烟，“那时我们把所有的都算在一起，全部付清，一个子儿也不少。现在乱哄哄的，做不到这点。”
我们接过雪茄烟。“也许是这样，”格奥尔格回答，“但是我们今天需要钱用。德贝林先生。”
文书笑了。“钱人人需要。”
德贝林对他眨眨眼。他斟上酒。“让我们来干一杯！”
他没有邀请我们参加揭幕仪式。邀请我们的是沃尔肯施泰因，他没想到那可鄙的钱。德贝林必然希望我们之中谁也不来，或者最多只有海因里希·克罗尔来。海因里希比较好对付。
“已经商定在揭幕时付款。”格奥尔格说。
德贝林漫不经心地耸了耸肩。“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下个星期。但愿你们到处都能立即拿到钱——”
“我们要拿到钱，否则我们不供应货物。”
“喏，这次你们已经供货了。干杯！”
我们没有拒绝酒。德贝林对着钦佩他的文书眨眨眼。“好酒。”我说。
“再来一杯吗？”文书问道。
“为什么不呢？”
文书斟上酒。我们喝着。“那么——好吧，”德贝林说，“那就下星期！”
“那么，”格奥尔格说，“今天！钱在哪儿？”
德贝林感到受了侮辱。我们接受了酒和雪茄烟，而现在我们还继续索钱。这是不合情理的。“下星期，”他说，再来一杯酒作为告别？”
“为什么不呢？”
德贝林和文书活跃起来。他们以为自己胜利了。我的目光望着窗外。窗外午后的景色宛如嵌在框里的一幅图画——院子大门，一棵橡树，在它们后面伸展着一片淡铬黄和翠绿的田野，无边无际而又宁静。我想，我们干吗在这儿吵嘴？那里在季节的呼与吸中呈现的金色、绿色和寂静，难道不是生活吗？我们是怎样看待它们的呢？
“我觉得很抱歉，”我听到格奥尔格说道，“但是我们不得不坚持。到下星期，钱就大大贬值了。我们已经在这笔订货上亏损了。这笔货比我们所预料的多拖了三个星期。”
镇长狡猾地瞅着他。“现在再多一个星期也没啥关系。”
身材矮小的文书突然发起了牢骚。“如果你们拿不到钱，你们究竟想怎么办？你们不会把纪念碑再带走吧！”
“为什么不？”我回答，“我们这里有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雕刻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老鹰拿走，如果必要，甚至可以把狮子带走。我们的工人两个钟头后可以到达这里。”
文书微微一笑。“您以为，把举行过揭幕仪式的纪念碑再拆卸下来办得到吗？维斯特林根有数千居民。”
“还有沃尔肯施泰因少校和老兵组织。”镇长补充说，“都是热情的爱国主义者。”
“此外，如果你们想试试，那么今后你们很难在这儿再卖掉一块墓碑。”文书现在公然露出狞笑。
“再来一杯酒吗？”德贝林问道，他同样狞笑起来。他们把我们推入陷阱。我们无能为力。
这时有人迅速越过院子跑来。“镇长先生！”他通过窗户喊叫着，“您得马上来。出事了！”
“什么事？”
“贝斯特！他们把木匠贝斯特——他们要把他的旗子扯下来，因此就出事了！”
“什么？贝斯特开枪了？这该死的社会主义者！”
“不！贝斯特是——他流血了——”
“除此没有别人吗？”
“是的，光是贝斯特。”
德贝林的脸明朗起来。“原来是这样！那么您也用不着这么吵吵嚷嚷！”
“他站不起来。嘴里流血。”
“他那张烂嘴挨揍了。”身材矮小的文书说，“为什么他要对别人挑衅呢？我们这就来。一切保持镇静。”
“你们通融通融吧，”德贝林庄重地对我们说，“现在出了公事。这事我得调查。你们的事我们只好拖延一下。”
他以为现在彻底地把我们解决了，穿上了他的外衣。我们同他一起出门。他走得并不很急。我们知道这里的奥妙。当他到达时，没人再记得起是谁打了贝斯特。这是惯用的手法。
贝斯特躺在他屋子的狭窄的走廊里。共和国国旗被撕破了撂在他身旁。屋前有一大堆人站立着。铁卫兵一个也不在。“发生了什么事？”德贝林问那个拿着笔记本站在门旁的宪兵。
那宪兵想要报告。“当时您在场吗？”德贝林问道。
“不，我是后来被喊来的。”
“好的。那么您对这事一点也不知道。谁当时在场？”
没有人回答。“您不可以叫人请个医生来吗？”格奥尔格问道。
德贝林不友好地瞅着他。“有必要吗？拿点水——”
“有必要。这个人正在危急关头。”
德贝林急忙转过身子，俯下去看着贝斯特。“快死了？”
“他快死了，他严重咯血。或许他也骨折了。看来仿佛有人把他从楼上扔下来的。”
德贝林用一种迟缓的目光瞅着格奥尔格·克罗尔。“这或许只不过是您的猜想，克罗尔先生，不会是别的。我们还是让县里的医生来确诊吧。”
“此地就没有医生吗？”
“请您别干预我的事。现在，我是镇长，不是您。你们把布雷迪乌斯大夫请来。”德贝林对两个带自行车的小伙子说，“就说发生了不幸的事。”
我们等待着。布雷迪乌斯骑着他们两人的一辆自行车来了。他跳下车子，走到走廊里。当他重新站起身来，他说：“这个人死了。”
“死了？”
“对，死了。他是贝斯特，不是吗？他的肺部有过枪伤。”
镇长不高兴地点点头。“他是贝斯特。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的肺部有过枪伤。但是或许是恐惧——他过去大概有过心脏衰弱的毛病——”
“这不会严重咯血的，”布雷迪乌斯冷冷地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事我们正着手调查。请可以作为证人的人留在这里。”他瞅着格奥尔格和我。
“我们过一会儿再来。”我说。
围观的人几乎和我们一道离去。证人寥寥无几。
我们坐在下萨克森饭店里。格奥尔格愤怒的样子是我很久以来没见过的。一个青年工人走来，他坐在我们这里。“您当时在场吗？”格奥尔格问道。
“当沃尔肯施泰因煽动别人去扯那面旗子时，我正巧在那里。他说那是消灭污点。”
“沃尔肯施泰因一道去了吗？”
“没有。”
“当然没有。可其他人呢？”
“一大群人朝贝斯特冲去。他们所有人都喝过酒。”
“后来呢？”
“我想贝斯特进行过抵抗。他们大概不会真的想把他打死。但是后来这事终究发生了。贝斯特想抓牢旗子，后来他们就把他连人带旗子推下楼梯。或许他们还在他的背脊上狠命地揍了几记。人喝了酒以后，往往不知道自己的力气有多大。他们肯定不是有意打死他的。”
“他们只想教训他一顿吗？”
“是的，正是这样。”
“沃尔肯施泰因告诉他们这么做的，是吗？”
这位工人点点头，随后愣住了。“您从哪儿听来的？”
“我想象得出来。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是不是？”
那工人默默无语。“如果您已经知道，那就算您说对了。”他终于说了出来。
“事情还得详细调查。打死人的案子检察院要管。策划者也算同案。”
这位工人哆哆嗦嗦缩了回去。“这和我一点也不相干。我什么也不知道。”
“很多事您知道。同样，还有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经过。”
工人喝光他的啤酒。“我什么也没说，”他坚决地声明，“我一点也不知道。您想，假如我不闭紧嘴，我会出什么事？不，先生，不要找我！我有老婆，有一个孩子，我必须活下去。如果我多嘴，您相信我还会找到工作吗？不，先生，您另找个证人吧！不要找我！”
他溜走了。“其他人也会这么做的。”格奥尔格阴郁地说。
我们等待着。我们在外面看到沃尔肯施泰因走过。他已经不穿制服了，提着一个褐色的箱子。“他上哪儿去？”我问。
“到火车站去。他已经不住在维斯特林根，搬到韦尔登布吕克去住了，当上县里士兵联合会的主席了。他专程为揭幕典礼而来这儿。箱子里放着他的制服。”
库尔特·巴赫和他那姑娘来了。他们带着花来的。姑娘听说发生了什么事，感到非常失望。“那么舞会肯定不举行了。”
“我想会的。”我说。
“不，肯定的。如果地上躺着死人，那多不幸！”
格奥尔格站立起来。“来，”他对我说，“这无济于事。我们必须再去找德贝林。”
村子里突然寂静无声。太阳斜挂在阵亡士兵纪念碑的后面。库尔特·巴赫雕塑的大理石狮子放出光彩。德贝林依然摆出他的官架子。“你们已经看到死了人，不会再要钱了吧！”他立即声明说。
“不，”格奥尔格说，“这是我们的职业。我们总是看到死人才要钱的。”
“你们必须有耐性。我现在没时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我们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了解到其他情况。您可以把我们算作证人，德贝林先生。我们待在这儿，不拿到钱不走。明天早晨我们愿意听候刑事警察吩咐。”
“证人？什么证人？你们当时根本不在现场。”
“是证人。这您只管放心就是。您一定对确证同打死木匠贝斯特有关的一切事情感到兴趣。对凶手和策划者感兴趣。”
德贝林久久地凝视着格奥尔格。然后慢条斯理地说：“这是不是讹诈？”
格奥尔格站立起来。“您打算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您所说的意思吗？”
德贝林一声不吭。他继续瞅着格奥尔格。格奥尔格顶住了他的目光。随后德贝林朝着一个钱柜走去，打开钱柜，拿出几捆钞票放在桌上。“请您再数一下，开个收据。”
钱放在红方格纹台布上的空酒杯和咖啡杯之间。格奥尔格把钱复数了一遍，写了一张收据。我朝窗外望去。黄绿色田野还一直发出微弱的光，但是它们已经体现不出生存的和谐了，和谐气氛已经完全破坏了。
德贝林接过格奥尔格的收据。“你们大概心中有数，今后你们别想在我们公墓上安放任何墓碑了。”他说。
格奥尔格摇摇头。“您错了。我们马上就要安放一块。给木匠贝斯特的。免费。这和政治毫无关系。倘若您决定把贝斯特的名字一道安排在阵亡士兵纪念碑上，我们也同样准备免费办这件事。”
“这种情况大概不会发生的。”
“这我早已料到。”
我们朝火车站走去。“这家伙明明是有钱的。”我说。
“当然啰。我知道他有钱。这笔钱他在八个星期前就有了，并且用这笔钱搞投机，赚了许多钱，还想再多赚几十万。我们即使到下星期也还会拿不到。”
海因里希·克罗尔和库尔特·巴赫在火车站等候我们。“你们拿到钱了？”海因里希问。
“拿到了。”
“我早料到了。这儿的人是非常正派，非常守信用的。”
“是的，守信用的。”
“舞会已经停止了。”大自然之子库尔特·巴赫说道。
海因里希理理他的领带。“木匠是自食其果。那是个挑衅行动，闻所未闻。”
“什么？是说他挂出官方的国旗吗？”
“那是一种挑衅。他知道别人的想法。他必须预计到，别人会跟他吵的。这才合乎逻辑。”
“是的，海因里希，这合乎逻辑。”格奥尔格说，“现在请你做做好事，闭起你那逻辑的狗嘴。”
海因里希·克罗尔受到侮辱，站立起来。他想说点什么，但当他看到格奥尔格的脸色时，就没吱声。他缓慢地用双手抚去他那毛料上衣的灰尘。然后他窥视着正在等候火车的沃尔肯施泰因。退役少校远远地坐在一条长凳上，恨不得此刻就到达韦尔登布吕克。当海因里希朝他走去时，他并不高兴，但是海因里希坐到了少校身旁。
“这件事会有怎样的结果呢？”我问格奥尔格。
“不会有任何结果。凶手一个也逮不到。”
“沃尔肯施泰因呢？”
“谁也不会动他一根毫毛。如果木匠还活着的话，只有他会受到惩罚，而不是别人。政治谋杀嘛，如果来自右的方面，是光荣的，会得到宽大处理的。我们有个共和国，但是我们原封未动地接受了旧时代的法官、官员和军官。还有什么指望呢？”
我们凝望着晚霞。火车呼呼喷出黑烟，像一辆殡葬用的马车开过来又消失了。我想，真奇怪，我们所有人在战争中都见到过许多死人，我们知道，我们之中有两百多万人无谓地战死了，为什么现在却为一个人的死而如此激动，并且几乎把这两百万人遗忘了？但事情可能是这样，因为个别人的死总是死，而两百万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