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身穿丧服的妇女挤进大门，犹豫不决地站在院子里。我走了出去。我想她是个购买峁形墓碑的顾客，便问：“您想看看我们的陈列品吗？”
她点点头，随后又说：“不，不，还没有必要。”
“您可以安安静静地观看。您不买也没关系。如果您愿意，我就让您一个人在这儿。”
“不，不！那是……我不过想要……”
我等候着。做我们这种买卖，催顾客购买毫无意义。过了一些时候，这位妇女说：“那是给我丈夫……”
我点点头，继续等待。同时我把身子转向一排小块的比利时产的峁形墓碑。“这儿的墓碑非常好。”我终于说了出来。
“是的，很好，只是……”
她又停住了，几乎是恳求地望着我。“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这么做……”她总算挤出这句话。
“什么？立个墓碑？谁还会禁止呢？”
“墓不在教会墓地里。”
我惊愕地瞧着她。“神父不同意我丈夫葬在教会墓地。”她很快说了出来，声音很低，脸侧向一边。
“究竟为什么不行？”我吃惊地问道。
“他……因为他自寻短见，”她说了出来，“他自杀了。他无法忍受。”
她站立着，凝视着我。她还在担心她刚才说的话。“您认为他不可以安葬在教会墓地里吗？”我问道。
“是的。不可以在天主教墓地里。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
“可这是胡说八道！”我气愤地说，“他应该安葬在双倍神圣的土地上。没有苦难，任何人是不会结束自己生命的。您敢完全肯定是这么说的吗？”
“是的。神父这么说过。”
“神父们说得最多，这是他们的事情。那么神父说他应该葬在什么地方？”
“在公墓的外面。在围墙的另一侧，不是在神圣的一侧。或者是葬在市立公墓。可是这也不行！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的。”
“市立公墓比天主教公墓优美得多，”我说，“市立公墓也安葬着天主教徒。”
她摇摇头。“这不行。他很虔诚。他必定……”她的两眼泪水汪汪，“他肯定没有考虑到他不可以在神圣的土地上长眠。”
“他或许根本没有想到过。但是您不要因为您的神父而悲伤。我知道有成千上万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就不是长眠在神圣的土地上。”
她迅速向我转过身来。“什么地方？”
“在俄国和法国的战场上。他们——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新教徒——一个紧挨一个在万人冢上长眠，我相信这不会让上帝困扰的。”
“那是另一回事。他们是阵亡的。但是我的丈夫……”
她现在放声哭了起来。眼泪在我们店铺里不算一回事，但是她的眼泪却与众不同。这妇女像一小捆禾草，叫人看了以为一阵风会把她吹跑似的。“或许他在最后时刻还懊悔过。”我没话找话，“那么一切都已得到宽恕。”
她望着我。她多么需要一丝安慰啊！“您以为真是这样？”
“是的。教士当然不知道这个。这只有您丈夫知道。而他又无法再说。”
“神父坚持说，死的罪过——”
“亲爱的夫人，”我打断她的话，“上帝比教士们要仁慈得多，您可以相信我。”
我现在知道什么在折磨她。那并不是非神圣的墓地，而是这样的想法：她丈夫是自杀的，如若他被安葬在天主教公墓，必须在地狱里永遭火炼，或许才有可能得救，只有经过几十万年净罪火炼才能逃脱。
“是为了钱的缘故，”她说，“这钱是以受监护的未成年子女名义存入储蓄所的，定期五年，因此他取不出来。那是留给我同前夫生的女儿买嫁妆的。他是监护人。他两周前把钱提出来时，它已经毫无价值，未婚夫因而解除婚约。他原来期望我们的钱够备办嫁妆的。两年前这笔钱还是够的，但是现在一文不值。我的女儿一个劲地哭。他忍受不了。他想这是他的过错，他本当留心一些。但是这笔钱还未到期，我们不能提取。利息是非常高的。”
“他究竟该怎么更加留心呢？这种事今天不知有多少人遭遇到。他毕竟不是银行家。”
“是的，他是个会计。邻居……”
“邻居说什么，您别去理会。他们总是不怀好意胡扯一通。您把其他的一切交给上帝处理就是。”
我觉得我的话还不是很有说服力，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对一位妇女说些什么呢？要我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肯定不行。
她擦干眼泪。“我实在不该把这个讲给您听。这和您有什么关系？请您原谅！但是有时真不知道到哪里诉说……”
“这没关系，”我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儿只有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才来。”
“是的……但不是这样……”
“确实这样，”我解释，“在这忧伤的年代，这种事比您所想的要多得多。光上个月就有七起。总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也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不安分守己的人过得挺好的。”
她瞅着我。“您以为他不安葬在神圣土地上也可以有块墓碑吗？”
“只要您获准造个坟墓，那就可以。在市立公墓里肯定是可以的。您想要，可以找出一块石碑，若一切没问题，您只管来拿。”
她环顾一下。后来她指着第三小的峁形墓碑。“这样一块多少钱？”
事情总是如此。从来没有哪个穷人立即问最小的石碑值多少钱，他们并非出于对死神和死者特别尊敬才这么做。他们不愿意首先问最便宜的，至于他们后来要不要，那是另一回事。
我无法帮助她，那块墓碑售价十万马克。她吃惊地张大疲倦的眼睛。“这我们付不起。这太贵了，超出……”
我可以想象，这售价超出了余下来的遗产。“您可以要这儿这块小的，”我说，“或者单要一块墓穴板，不要墓碑了。您瞧，这儿的一块售价三万马克，而且很好看。您不过是想让人知道您的丈夫长眠于何处，一块石板同一块墓碑完全一样。”
她端详着那块砂岩石板。“好的，可是……”
她或许没钱付下个月房租了，但是她却不想购买最便宜的——仿佛如今这对那个贫穷的鬼魂并非完全无所谓。假使她过去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向女儿少诉一些苦，那么他现在或许还在人世。“我们可以给碑文涂上金色，”我说，“这样就显得庄严高贵。”
“碑文另外加钱吗？”
“不。一起算在售价里了。”
这不是真话，但是我只好这么说。她穿着黑丧服，样子那么可怜。如果她现在要一段《圣经》经文，我可糟糕了，刻一长段经文，必然会超出石板的售价。但是她只要求刻上名字和生卒年：1875—1923。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大堆揉皱后又弄平捆扎起来的钞票。我深深吸了口气——预付款子！这种情况已经很久没有过了。她郑重其事地点着三小捆钞票。她自己几乎一点没剩。“三万。您想再点一下吗？”
“不必了，不会错的。”
钞票肯定不会错。她肯定是数了又数。“我想告诉您，”我说，“我们另外加给您一个水泥制的墓框。这样看上去就非常端庄——轮廓清晰。”
她胆怯地看着我。“免费。”我说。
一丝悲哀的微笑掠过她的脸庞。
“自从发生这件事以来，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别人这么友好地对待我。我的女儿也不……她说，那是耻辱。”
她擦去眼泪。我非常狼狈，觉得自己就是市剧院上演祖德曼的《荣誉》里扮演特拉斯特伯爵的演员加斯东·门希。为了和缓这窘困心情，在她走了以后，我狠狠地喝了一口酒。随后我想起格奥尔格同里森费尔德在银行谈判，这时还没回来，我变得对自己不信任起来，或许我对这妇女的举动不过是为了贿赂上帝。一种与众不同的善良举动——墓框和碑文不同于里森费尔德接受三个月期票和卖出一批廉价的花岗岩。我精神上感到轻松愉快，于是我喝了第二口烈酒。接着我到外面看看方尖碑上克诺普夫上士的尿迹，端来一桶水把它冲掉，大声地诅咒他几句。但克诺普夫正在他房间里心安理得地睡觉。
“只有六个星期。”我失望地说。
格奥尔格笑了。“接受六个星期已经不错了。银行原来不想支付。天知道美元的牌价有多高！为此，里森费尔德答应四星期后再来一趟。然后我们可以订个新的合同。”
“你相信这个？”
格奥尔格耸耸肩膀。“为什么不？或许莉萨会吸引他再来的。他在银行里还起劲地谈论她，如同彼特拉克钟情于劳拉。”
“他还好没在白天和近处看到她。”
“许多事物都是美好的。”格奥尔格愣了一下，望着我，“莉萨怎么了？她实际上并不那么难看！”
“她在早晨有时眼睛下眼袋明显。她一点也不浪漫。她是个粗壮的轻佻女人。”
“浪漫！”格奥尔格轻蔑地咧嘴一笑，“这算什么！浪漫有许多种。粗壮也有它的魅力！”
我敏锐地盯着他。他是不是自己也看上莉萨了？他这人真怪，闭口不谈他的私事。“里森费尔德所理解的浪漫，必定是指在上流社会里的艳遇，”我说，“不会是指同屠马人妻子的来往。”
格奥尔格用手势阻止我说下去。“这有什么不同？上流社会今天的行为往往比屠马人还更粗俗。”
格奥尔格是我们的上流社会专家。他订阅《柏林日报》，主要是为了了解艺术和社会新闻。他的消息非常灵通。没有哪个女演员结婚他不知道，贵族阶级所有重要的离婚事件，都用钻石在他记忆里划了个印记。他一点不会混淆，甚至于读到三四对夫妻结婚事件以后，他也不会搞混，仿佛他对这些都做了系统记录。他知道所有剧院演出剧目，他阅读评论，对选帝侯大街的上流社会了如指掌。不仅如此，他还密切注意国际生活、上流社会的大明星和女王。他还阅读电影杂志，英国的一位熟人有时还寄给他《闲谈者》和其他一些时髦杂志。随后他就神气活现几天。他自己从来没到过柏林，只有当兵时到过外国，在战争中到过法国。他憎恨他的职业，但是他在他父亲去世后不得不继承这事业，海因里希太单纯，干这职业不适合。杂志和图片帮他渡过一次次失望，它们是他的爱好，他的休息。
“上流社会粗俗的女士可能猎获上等行家，”我说，“但迷不住里森费尔德。这个铁石心肠的魔鬼有着敏感的幻想。”
“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做了个鄙视的鬼脸。这位表面上对法国女士们感兴趣的奥登瓦尔德工厂厂主，对他来说是个令人不快的暴发户。这个粗野的小市民知道洪堡伯爵夫人离婚这桩耸人听闻的丑事吗？知道伊丽莎白·贝格纳最近的首演吗？他连一个名字也说不出来！但格奥尔格几乎能把戈塔家谱手册和艺术家百科辞典背诵出来。“我们得送给莉萨一束花，”他说，“她帮了我们的忙，而她却不知道。”
我又一次敏锐地凝视着他。“这个只有你自己来做，”我回答，“告诉我，里森费尔德有没有把一座各面都磨光的十字架墓碑也列入那批订货中去。”
“两座。第二座我们得感谢莉萨。我对他说过，我们要把它竖立起来，使她能永远看到它。他似乎有什么心事。”
“我们可以把它竖放在这里办公室靠窗口的地方。每天早晨她起身时，太阳照到它上面，它将对她产生强烈影响。我还可以用金字写上Mereento mori 。今天爱德华那里有什么菜？”
“德国牛排。”
“就是剁开来的肉啰。为什么剁碎的肉是德国的？”
“因为我们是个好战的民族，甚至在和平时期也要通过决斗把脸剁碎。你一股酒味。为什么？不是因为埃尔娜的缘故吧？”
“不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死。虽然我早些时候就知道了，可有时这还会令我震惊。”
“这是很光荣的。特别是我们的职业。你知道我想当什么？”
“当然。你想当捕鲸船上的水手；或是在塔希提岛当个干椰子核商人；或是当个北极探险家，亚马孙河考察者，爱因斯坦和酋长易卜拉欣，后者的妻妾包括二十个民族的女人，其中有西尔卡塞女人，这些女人据说像一团火，所以人家只有戴上石棉面具才能拥抱她们。”
“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另外还愿意自己笨一些，笨得出奇。这是给我们时代最大的礼物。”
“像帕西法尔那样笨？”
“没有他那么像救世主。迷信、宁静、健康、牧歌式的愚笨。”
“来，”我说，“你饿了。我们的缺陷就是：既非真笨，又非真的聪明。总是处于中间状态，如同树枝间的猴子。这真使人厌倦，有时使人悲伤。人必定知道他自己的归属。”
“真的？”
“不，”我回答，“那也只不过使人定居下来并养得胖胖的。但是假如我们今晚去听音乐会，以便抵消红磨坊夜总会的影响，你看怎样？音乐会上将演奏莫扎特的作品。”
“我今晚要早睡，”格奥尔格解释道，“这就是我的莫扎特。你一个人去吧，勇敢地、孤独地去迎接古典主义音乐的冲击吧。这并非没有危险，所造成的破坏比简单的恶毒行为更加厉害。”
“是的。”我说，同时想到上午那个可怜的妇女。
近黄昏时，我在阅读报上的家庭新闻，剪下讣告。这种事往往使我恢复对人类的信任，特别是在我们不得不招待我们的供货人或代理人的那些夜晚之后。假如讣告上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人就是绝对完美无缺的。那儿全是完美的父亲，毫无瑕疵的丈夫，模范的子女，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母亲，受众人哀悼的祖父母，商人——与他们相比，圣方济各必定是个肆无忌惮的自私自利者——善良的将军，人道的检察官，几乎像神一样的军火商人。简单地说，倘若我们相信讣告，那么地球上似乎曾经住过一群没有翅膀的天使，而我们对这些天使却一无所知。活着时真是难得出现纯洁的爱，死后却从四面八方放射出光芒，并成了现有的最常见事物。到处充满第一流的道德、忠实的关怀、深深的虔诚、无私的牺牲，即使死者家属也知道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忧虑压弯了腰，损失无法补偿，他们永远不会忘记死者——读到这里，使人精神振奋，我们真的可以为自己属于有高尚情感的人种而骄傲。
我剪下面包师傅尼布尔的讣告。他被描绘成善良的、慈祥的、亲爱的丈夫和父亲。我曾目睹尼布尔太太披头散发从家中逃了出来，这位善良的尼布尔手拿裤带跟在后面，朝她打去。我看到过他儿子罗兰被这位慈祥的父亲所打断的手臂，那是他在盛怒之下把儿子从底层住房的窗户中扔出去所造成的。这暴君最终中了风，在烘烤早餐小面包和糕点时躺倒不起，照说这对受尽凌辱的寡妇来说，是件再好不过的事情，但是她却突然悲痛欲绝。尼布尔过去干的坏事，都由于他的死而一笔勾销。他成了典范。一向有惊人的自欺和扯谎天才的人，遇到丧事就会特别淋漓尽致地表露这种天才，他把这称为虔诚。最使人惊讶的是，他很快就对自己后来所坚持的事物坚信不疑了，好像他把一只老鼠藏进帽里，紧接着就可拉出一只雪白的兔子。
当人家把天天打骂尼布尔太太的烤面包恶棍通过楼梯拖至家里时，她经历了这种魔术般的变化。她没有跪倒在地，没有感谢上帝对她的解放，而是由于他的死，她的内心立即开始变化。她哭着扑向丈夫的遗体，从此以后她的眼泪就流个没完没了。她姐妹曾提醒她所遭受的无数次鞭打和罗兰那条没治愈的手臂，她却愤慨地说，那些都是小事，全怪那只炎热的烤炉，尼布尔从来不辞劳苦为家庭操心，干的活太多了，而烤炉却不时使他中暑。因此她撵走她的姐妹，自己继续哀悼。她一向是个理智、诚实和勤劳的妇女，她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她现在突然见到的尼布尔现出一副从未有过的模样，她对此坚信不疑，这就是令人钦佩的地方。人不仅永远是个撒谎者，而且也永远是个信仰者，他相信尽善尽美，即使那并不存在或者残缺不全——而这就是阅读讣告使我感兴趣并使我十分乐观的第二个理由。
我把尼布尔的讣告同我剪下来的其他七份放在一起。星期一和星期二向来比平常要多几份。这是周末造成的，每逢周末，大家都在欢庆，大吃大喝，吵架斗嘴，激动不已，而这回他的心脏、动脉和头颅忍受不了。我把尼布尔太太发布的讣告放在海因里希·克罗尔的抽屉里。这是他的事。他从不挖苦讽刺，是个正直人，只要她在他那儿预订一块墓碑，他就会对于死亡的美化效用与她持相同观点。谈到忠实、难忘的死者，特别是因为尼布尔是布卢默饭店的常客，他的心里就感到一阵轻松。
我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格奥尔格·克罗尔带着新的几期《柏林日报》和《上流社会》回到办公室隔壁的小卧室里。我还可以继续用彩色粉笔画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但明天有的是时间。我收好打字机，推开窗户。从莉萨房间里传来了留声机的声音。她这次衣冠整齐地出现在那里，从窗户里挥舞着一大束红玫瑰花。同时她向我这边扔来一个飞吻。格奥尔格！我想，是的，这个伪君子！我指着他的房间。莉萨倚着窗户，嘶哑的嗓音传过街道：“非常感谢送花给我！你们这些死鸟也会献殷勤！”
她露出她那副强盗般的牙齿，对于自己的诙谐笑得身子直晃。随后她拿了一封信出来。“无比仁慈的夫人，”她沙哑地读着，“您那美貌的崇拜者冒昧献给您这束玫瑰花。”她吼叫着深深吸了口气，“还有地址！致哈肯大街五号的喀耳刻。喀耳刻是什么？”
“是一个把男人变成猪猡的女人。”
莉萨颤动着，明显地感到别人在献殷勤。低矮的旧式房子似乎也跟着在颤动。我想，这不是格奥尔格干的。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
“这封信是谁写的？”我问道。
“是亚历山大·里森费尔德写的，”莉萨沙哑地说，“发信的地址是克罗尔父子公司。寄信人里森费尔德！”她几乎啜泣起来，“他是不是那个矮人，丑人，曾同你们一起去过红磨坊夜总会？”
“他不矮也不丑，”我回答，“他是个坐着的巨人，很有大丈夫气魄。此外他还是个亿万富翁！”
莉萨的脸顿时现出沉思的样子。随后她做个手势示意，又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开。我关上窗户。突然，我无缘无故地想起埃尔娜。我不快地吹起口哨，穿过花园向库房走去，那里是雕刻家库尔特·巴赫的工作场所。
他拿着吉他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他身后那头用砂岩雕成的狮子闪闪发光，那是他为一座阵亡士兵纪念碑而雕刻的。它像是一只普通的雌猫，正患牙疼，濒临死亡。
“库尔特，”我说，“假如你可以立即实现一个愿望，你将会要些什么呢？”
“一千块美元。”他不假思索地回答，在吉他上弹出个颤动的和音。
“呸，见鬼！我原以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希望有一千块美元。我可不需要理想主义，那个我自己就有一大堆。我所缺的是钱。”
想反驳又无话可说。这个逻辑天衣无缝。“你想用这笔钱做什么？”我问道，带着一点希望。
“我想买一大片房子，靠收房租生活。”
“真可耻！”我说，“说完了？此外，你靠房租无法生活，房租太低了，你又不可以抬高。你收房租，连修理费用也付不起，你只得再把房子卖掉。”
“我要买的房子决不出卖！我会把它们保留下来，直至通货膨胀过去。然后这些房子又可收房租，我只需要收收钱就行。”
巴赫又弹起新的和音。“房子，”他出神地说，仿佛他在谈着米开朗琪罗的画，“今天你花一百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幢，而在过去，这幢却值四万金马克。这样能赚多少钱啊！为什么我在美国没有一个无子嗣的伯伯？”
“太可悲了！”我失望地说，“看来你一夜之间已经堕落成为可恶的拜金主义者了。房产主！你的不朽灵魂在哪里？”
“房产主和雕刻家。”巴赫即兴奏了一段乐曲过门。楼上，木匠维尔克用榔头打着拍子。他在加班赶做一口白色的儿童棺材。“那么我就用不着给你们雕刻那该死的濒于死亡的狮子和飞鹰了！不刻动物！永远不要再刻动物！动物是给人吃的和观赏的。别无他用。我恨透了动物。特别是动物里的英雄。”他开始扮演库尔普法尔茨的猎人。我看出，今晚同他在一起谈不了正经事，特别是不会谈到那些足以使人忘掉不忠的女人的事。“生活的意义是什么？”我走时还这么问。
“睡觉、吃饭和搞女人。”
我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并往回走。我的脚步下意识地同维尔克的榔头声交融在一起。后来我觉察到，就改变了我走路的节奏。
拱门下站着莉萨。她手里拿着玫瑰花，把它们递给我。“这儿！你拿着！这种玩意儿我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自然界的美没有意思吗？”
“上帝保佑，我不需要。我不是母牛。里森费尔德！”她带着在夜总会时的嗓音笑了，“告诉那个男孩，我不要人家送花。”
“那么究竟送什么好呢？”
“首饰。”莉萨回答，“其他能有什么呢？”
“送衣服不行吗？”
“知心朋友才送衣服。”她瞟了我一眼，“你哭丧着脸。要不要我来给你提提神？”
“谢谢，”我回答，“我的精神够好的了。你只管一个人到红磨坊去赴鸡尾酒会。”
“我不是说到红磨坊去。你还给那些白痴弹管风琴吗？”
“是的，”我惊异地说，“你从哪里知道的？”
“人家都在这么说。你知道，我想跟你一道去一次疯人院。”
“我不去，你用不了多久就会上那儿去的，不用我陪。”
“好，等着瞧，看我们俩哪个先去，”莉萨懒洋洋地说，把花放在一块峁形墓碑上，“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去！我家里不要这东西。我丈夫会吃醋的。”
“什么？”
“很清楚嘛！像一把刮胡子刀！为什么不会呢？”
我不知道刮胡子刀为什么会吃醋，但是那形象很说明问题。“如果你的丈夫会吃醋，你怎么可以晚上经常待在外面？”我问道。
“他都是在夜里宰马的。这就由我安排了。”
“要是他不宰马呢？”
“那么我就在红磨坊夜总会当个衣帽间管理人。”
“真的？”
“好孩子，你真愚蠢，”莉萨回答，“像我的丈夫！”
“那衣服和首饰呢？”
“一切都便宜，而且是假的。”莉萨咧开嘴笑了笑，“每个当丈夫的都完全相信。瞧这儿，你把这束野花拿走。你随便送给哪个牛犊。你看上去倒很像是送花的人。”
“你根本不了解我。”
莉萨向我投来深邃的目光。随后她甩开两条美丽的腿，脚上穿着一双邋遢的红拖鞋，穿过马路走了回去。有一只拖鞋上缀着一颗丝绒小球，另一只拖鞋上的那颗小球已经掉了。
玫瑰花在薄暮中闪烁。花束很大。里森费尔德并不小气。我估计它得值五万马克，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然后像个小偷那样拿了过来，朝我房间走去。
楼上，蓝色的夜幕已经降临到窗口。店铺里一片反光和影子。突然间，寂寞好像握着棒槌，从埋伏的地方朝我打来。我知道这是胡闹，我并不比牛群中的一头牛更寂寞，但是我应该做什么呢？寂寞同缺乏社交丝毫也没关系。我猛然想起，昨天我对埃尔娜的事或许处理得太草率了。双方不伤和气地把一切事情弄清楚，也是有可能的。此外她还有点醋意，这从她的每句话里可以听出来。吃醋就是爱情，每个人都知道这点。
我凝望着窗外，心里明白吃醋并非爱情。可是这和什么有关呢？薄暮会把一个人的思想弄糊涂的。格奥尔格说男人不该同女人争论。我偏偏这么做了！我满怀悔恨地闻着玫瑰花的香味，这香味使房间变成汤豪泽诗歌中的维纳斯山。我发觉自己已经融化在一切宽恕、一切和解和希望之中。我迅速写了几行字，没再读一遍就把信封了起来。我走进办公室去拿薄纸——最后一批瓷质天使就是用这种纸包装运来的。我把玫瑰花用薄纸裹起来，去寻找公司年纪最轻的后裔弗里茨·克罗尔。他今年十二岁。“弗里茨，”我说，“你想赚两千马克吗？”
“明白了，”弗里茨回答，“请您给我。还是那个地址？”
“是的。”
他拿着玫瑰花走开，他是今晚第三个明白人。所有的人——库尔特、莉萨、弗里茨都知道他们要什么，只有我心里没底。这事情可与埃尔娜无关，我醒悟过来，这时我无法喊回弗里茨了。但是究竟是什么？祭坛在哪里？众神在哪里？祭品在哪里？我打定主意，即使我一个人，即使音乐会可能把事搞得更糟，我也要去听莫扎特。
我回来时，群星已高挂天空。我穿过巷子，脚步发出回声，我心情无比激动。我迅速打开办公室的门，扭开电灯，发愣地站住了。玫瑰花放在普雷斯托复印机旁，我的信也放在那里，还没拆开，旁边还摆着弗里茨报信的字条，上面写着：“那女士说，您已无可救药。敬礼，弗里茨。”
无可救药！？寓意深刻的戏语！我站在那儿，感到受了莫大侮辱，内心充满羞愧和愤怒。我把字条扔进冷冰冰的炉膛。然后坐在我的椅子上，默默地沉思。每当我确实感到羞耻时总是这样，愤怒总是大于羞愧，我也知道那是不可避免的。我重新写了一封信，拿着玫瑰花，到红磨坊去。“请您把这交给格尔达·施奈德小姐。”我对门房说，“就是那位女杂技演员。”
那个袖口上饰满条纹的人瞪起眼看我，仿佛我向他提出了不正当的要求。然后他把拇指举到肩膀上方，威严地指了指。“您自己去找小听差。”
我找到一个小听差，把事情告诉他。“请您在演出时把这束花递上去。”
他答应了。我想，但愿埃尔娜在那里，看到这情形。后来我就在城里逛了一些时候，一直走到累了才回家。
一阵有节奏的噼噼啪啪溅水声传到我耳里。克诺普夫正好又站在方尖碑前撒尿。我没作声，我不想再和他争辩。我拿了只水桶，盛满了水，把水浇在克诺普夫脚跟前。上士吃惊地呆呆看着。“水淹过来了，”他喃喃地说，“我还不知道下雨了。”他摇晃着身子进了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