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早晨。所有钟楼响起了钟声，夜晚的鬼火被驱散了。一美元牌价依然停留在三万六千马克。时光屏住呼吸，暖气尚未把天空的晶体融化，一切都是明净的，无限纯洁的。这就是清晨的一个钟头，人们以为就连杀人犯也得到宽恕，善与恶已是无关紧要的字眼。
我慢腾腾地穿上衣服。凉爽的、受阳光照射的气流吹进敞开着的窗户。燕子闪电般地穿过拱门，发出一道道银光。我的房间如同楼下的办公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朝院子，一个朝街道。我在朝院子的窗户旁倚了片刻，望着花园。突然，一声窒息的喊叫划破宁静，接着就是一声漱喉般的咕噜声和呻吟。那是住在房屋另一翼的海因里希·克罗尔又在做着他的噩梦。他在1918年曾经被掩埋过，如今已过了五年，他还不时梦到这种情景。
我在自己的酒精灯上煮咖啡，咖啡里我放进一点樱桃酒。这是我在法国时学来的，尽管通货膨胀，我总是有酒。我的薪水固然从来不够添置一套新的西装——我委实无法积聚添置衣服的钱，钱很快就贬值了，但是买点小东西是够的，当然，比如偶尔买瓶酒，聊以自慰。
我吃着涂了人造黄油和李子酱的面包。李子酱顶呱呱，它是克罗尔母亲的存货。人造黄油有脂肪臭味，但是那没关系，战争期间我们所有人吃得更差。随后我查看一下我的服装。我有两套便服，都是军装改的。一套染成蓝色，另一套染成黑色——灰绿色要染成别的颜色不好办。此外我还有一套在当兵前做的西装。这套虽然已不合身，但却是地道的便服，不是改过的或翻过的，因而我今天穿在身上。这套西装配上我昨天下午买来的领带很适合，而我今天之所以系领带，目的是让伊莎贝尔看。
我宁静地漫步走过城市的街道。韦尔登布吕克是个有六万人口的古老城市，其间有木头房屋和巴洛克式建筑物以及令人讨厌的新市区。我穿过市区，朝另一侧走去，沿着一条七叶树林荫大道走，然后爬上一个小山丘，山丘上一个大公园里有个精神病医院。它静悄悄地、真像度周末一样地躺在那里，鸟儿在树丛中啾啾叫，我向那儿走去，我在精神病医院的小教堂里为星期日弥撒弹奏管风琴。这是在我准备当教师期间学的，一年前我才谋得这份差使，作为我的副业。这样的副业我还有几个。我每周给卡尔·布里尔鞋匠的孩子们教一次钢琴课，报酬是我的鞋子免费钉掌并拿到点钱。我每周给书商鲍尔的懒儿子上两次辅导课，同样得到点钱，并取得阅读所有新书的权利，如果我想购买书籍，价格尚可优待。价格上的优惠很自然地为整个诗人俱乐部所利用，甚至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也沾光，他后来一下子就成了我的朋友。
弥撒九点钟开始。我坐在管风琴旁，看着最后一批病人走了进来。他们轻轻走来，各自坐到长凳上。几名看管人员和护士坐在他们中间和两侧。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比起我在乡下当教员时曾为之演奏的农民教堂，声音小得多了。这儿只听得到鞋子在石板上滑动的声响，病人们是在滑动，不是在踩踏。这是人们脚步的声响，这些人的思想已经远远离去。
祭坛前燃着蜡烛。外面的光线透过彩色窗玻璃射了进来，光线大为减弱，并且同烛光混合成一种柔和的、上面飘着红和蓝的金光。金光下站着一位身穿云锦弥撒长袍的教士。在祭坛的台阶上，跪着身穿带有白色斗篷的红色法衣的弥撒侍役。
我打开笛子和人声音域的音栓，开始演奏。前面数排精神病患者突然掉过头来，所有人的头都是一下子转过来，仿佛它们是结在一根绳子上被拉过来似的。他们惨白的脸上暗黑的深陷的眼睛，毫无表情地凝望着上面的管风琴。他们的脸像扁平而光亮的圆盘在昏暗的金色光线中浮动。有时，在冬天，在黑暗中，这些脸酷似巨大的圣饼，这些圣饼正等待着圣灵光临。病人们不习惯管风琴，他们没有过去，没有回忆，每逢星期日，为这些被疏远的人举行演出，笛子、小提琴和古大提琴突如其来又一次触动他们的脑子。演奏后，祭坛上的教士开始做弥撒，他们的脸都转向他。
并不是所有精神病人都跟着做弥撒的。后面几排有许多人坐着不动。他们坐在那儿，仿佛裹着可怕的丧服，仿佛在他们周围空荡荡一无所有，可是或许有人觉得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或许已经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那里听不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的话音。他们麻木不仁地、不知其意地倾听由管风琴惨淡地、粗野地传送到那儿的一种音乐。或许他们什么都不想，像大海、生和死那样冷淡。只有我们才使大自然生气勃勃。自然会是如何，如若自然是她本身——这点或许下面那些人会知道的，但是他们不会泄露秘密。他们看到什么，都默不作声。有时，他们仿佛是巴别塔建造人的末代子孙，他们语无伦次，无法将他们从最高露台上所看到的事物告诉他人。
我扫视一下头一排。在右侧，在粉色和蓝色的闪光中，我看见伊莎贝尔阴暗的头。她笔直地跪在长凳上，身材纤细。她那瘦削的头如同哥特式塑像侧向一旁。我停止演奏大提琴和人声的音域，奏起悠扬的音域。那是管风琴最柔和、最动人的音域。我们面临神灵的变化。面包和葡萄酒转变成基督的身躯和血。这真是个奇迹，这同人是由尘土和黏土造成的那个奇迹完全一样。里森费尔德声称，第三个奇迹是，人除了以规模越来越大的方式充分利用和杀死他的同类，并尽可能自私自利地来填满在生与死之间的短暂时期，对这奇迹的处置方式并没知道多少，尽管有件事开始时每个人都是心中有数的：他必定要死。这是奥登瓦尔德花岗岩厂的里森费尔德说的，他是死神店铺里最严厉的核算员和冒险家之一。Agnus Dei qui tollis peccata mundi.
做过弥撒以后，我从精神病医院的护士们那儿得到一顿有鸡蛋、香肠片、肉汁、面包和蜂蜜的早餐。这在合同里已经规定好。这样，我中午这一餐可以省去，因为星期天爱德华不收餐券。此外，我还拿到一千马克。如果我要乘车，这点钱正好够我乘电车往返的车费。我从来没有要求增加报酬。究竟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给鞋匠卡尔·布里尔和书商鲍尔的儿子上辅导课，却像一头野山羊为着提高报酬而斗争。
早饭以后，我到精神病医院的园子里去。那是个有树有花有长椅的美丽而宽阔的地带，一堵高墙把四周围起来，如若没有看到加了栅栏的窗户，还会以为自己是到了疗养院。
我爱这园子，因为它宁静，又因为我在这儿无须和什么人谈论战争、政治和通货膨胀。我可以平心静气坐着，做着不合时尚的事情，例如窃听风声，细听鸟儿啼鸣，观察着光线是如何渗透过淡绿色的树顶。
被准许外出的病人漫步走过。绝大多数人默不作声，另一些人则自言自语，有几个同来访者和看管的人热烈交谈，许多人静静地独自一人蹲着，一动也不动，他们低着头，如同太阳光中的石像，直至他们又被带回他们的病房。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习惯这种景象，甚至到了现在，我有时仍免不了像开始时那样怀着由好奇、恐惧和不可名状的第三种原因交织在一起的心情凝视着精神病患者，这第三种原因使我回忆起我见到第一个死人的那一瞬间。当时我十二岁，死者叫格奥尔格·黑尔曼，他死前一周我还同他一道玩过，而那时他躺在那儿，在鲜花和花圈之间，像黄蜡制成的某种不可言传的陌生东西放在那儿，可怕极了，已经同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已经永远离开，然而那默默的非常冷淡的威胁却仍然留在那儿。后来我在战争中见过许许多多死人，我的感觉几乎没有什么增加，我觉得自己是站在一间杀猪的房屋里，但是我从未忘却我见到的那头一个死人，如同大家对所有的第一个都忘不了一样。他就是死神，而且是用精神病患者熄灭的眼睛来看着我的那一个死神，是个活着的死神，几乎比别的静静的死神更加不可思议，更加神秘。
只有伊莎贝尔的情况是另一个样。
我看见她从女病区的路上走过来。一条黄色连衣裙像一个用山东绸制的钟形罩围着她的两条腿飘动。她手里拿着一顶平而宽的草帽。
我站起来朝她走去。她的脸庞瘦削，人们只能从她脸上看出一对眼睛和一张嘴。眼睛灰绿，清澈透明，嘴巴像肺病病人的那样红，或者说，仿佛是她涂得这么红的。可是眼睛也突然变得细小、平坦，呈蓝灰色，嘴变得狭小和无情，像从没结过婚的老处女的嘴一样。倘若她是这副样子，她就是燕妮，一个好猜疑的、不讨喜欢的、不满足的人；倘若她是另一副样子，她就是伊莎贝尔。两种情况均是幻想，因为她的真名叫作热纳维耶芙·特霍芬，患一种可恶的疾病，它有着魔鬼一样的名称——精神分裂症，即意识上的分裂，个性的分裂，这也就是她把自己当成伊莎贝尔或燕妮的原因，事实上她不是这样的人。她是精神病医院年纪最轻的病员之一。据说她的母亲住在阿尔萨斯，相当有钱，但是很少关心她。我认识热纳维耶芙已有六个星期，我还不曾见到她母亲。
她今天是伊莎贝尔，我一眼就看了出来。她现在生活在一个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梦幻世界，轻飘飘的，一点重量也没有，如若到处翩翩起舞的黄蝴蝶停在她的肩上，我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你又来了！”她容光焕发地说，“前些时候你到哪里去了？”
倘若她是伊莎贝尔，她就用“你”来称呼我。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随后她就用“你”来称呼所有的人。
“你到哪儿去了？”她又问一次。
我朝着大门做了个手势。“在某个地方，在那外面。”
她审问似的盯住我片刻。“外面？为什么？你在那儿寻找什么东西吗？”
“我想是的，但愿我知道是什么！”
她笑了。“算了吧，罗尔夫。你永远找不到什么的。”
听到她喊罗尔夫，我不禁吃了一惊。遗憾的是她常常这么称呼我，因为正如她看错自己一样，她也把我看成是别的什么人，并且也不都是看成同一个人。她一会儿叫我罗尔夫，一会儿叫我鲁道夫，甚至有一次叫我拉乌尔。罗尔夫是一个我无法容忍的无聊家伙的名字。拉乌尔像是个诱骗女人那类人的名字。倘若她叫我鲁道夫，她如痴似梦，一片钟情，我是最喜欢她这么叫我的。她无视我的真名路德维希·博德默尔。我已多次告诉她我的名字，但是她没把它放在心上。
在头几个星期里，一切都使我相当迷惑，但是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当时我对精神病也还抱着流行的观点，我所想象的精神病，无非是慢性癫狂病，有谋杀企图和口齿不清的白痴，热纳维耶芙和这些情况不同，使我非常吃惊。起初我几乎不敢相信她患病，我觉得把名字和身份混淆起来，无非是在做游戏，至今我有时还是这么看的。后来我才明白，尽管如此，在这脆弱的幻想之后，却默默地隐藏着混乱。这种混乱还没有到来，可是它已经快来了，这一点连同她才二十岁以及由于生病使她具有一种几乎是悲剧性的美，赋予伊莎贝尔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来，罗尔夫。”她说着，拉住我的臂膀。
我再一次试图逃脱这可恶的名字。“我不是罗尔夫，”我解释说，“我是鲁道夫。”
“你不是鲁道夫。”
“是的，我是鲁道夫。鲁道夫，独角兽。”
她这样叫过我一次。但是我现在没这运气。她微笑着，完全像对一个傻孩子微笑一样。“你不是鲁道夫，你不是罗尔夫。可是你也不是你所想的人。现在你来，罗尔夫。”
我瞅着她。顷刻间我又感觉到，她并没生病，完全是装出来的。
“别那么无聊，”她说，“为什么你总想做那个人呢？”
“对，为什么？”我惊奇地回答，“你说得对！为什么要做那个人？究竟有什么需要如此迫切地保存在他那里？为什么要自认为了不起？”
她点点头。“你和大夫！风最终会吹遍所有事物的。为什么你们不愿承认？”
“包括大夫吗？”我问。
“是的，就是自称为如此的人。他对我什么都要啊！而他什么也不知道。夜间，如若不朝那里看，就不知道草是个什么模样。”
“那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或许是灰的或黑的。有月光照射，就是银白色的。”
伊莎贝尔笑了。“这我想过了！你也不知道。跟大夫一个样。”
“究竟看上去是什么样子？”
她停住脚步。一阵风吹过，随之而去的是蜜蜂和花香。黄色连衣裙像船帆飘动。“根本不存在。”她说。
我们继续走。一个身穿精神病医院服装的老太在林荫大道上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的脸色潮红，泪水闪闪发光。两个束手无策的家属傍着她走来。“如果草不存在，究竟有什么东西？”我问道。
“什么也没有。只有朝那里望去，它才在那里。有时我们迅速转过身子，还可以看到。”
“什么？看到它不在那里？”
“不在那里，但是可以看到它——草和在你身后的一切——迅速退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像去参加舞会的差役。你转身时必须特别迅速，那么你还可以看到它们，否则它们已待在那里，装成无辜的样子，仿佛它们从未离开过。”
“谁？伊莎贝尔？”我谨慎地问道。
“事物。在你后面的一切。可是它们只是在等待你转过身子，以便它们可以溜走。”
我思索一会儿。我想，这情形跟我们身后经常有道万丈深渊相似。“假如你转过身子，我也不存在吗？”我问道。
“你也不存在。什么也没有。”
“哦，是这样。”我说，有点不是滋味，“可对我来说，我总是存在的。即使我转身如此神速。”
“你转向错误的一面了。”
“还有不同面吗？”
“对你来说是有的，罗尔夫。”
我听到这可恨的名字，又重新抽搐起来。“对你呢？你怎么啦？”
她瞅着我，心不在焉地微笑，仿佛她不认识我。“我？我可是不存在呀！”
“是这样？我觉得你的的确确存在的。”
她的表情在变化。她又认识我了。
“真的吗？为什么你不经常告诉我？”
“可我总是再三告诉你的。”
“说得不够。”她把身子靠着我，我感觉她在呼吸，感到她薄绸下的胸脯，“从来没说够，”她叹口气说，“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啊，你们这些塑像！”
塑像，我想。究竟我还有什么办法？我瞧着她，她美丽而情绪激昂，我感觉到她，每次我同她在一起时，仿佛千百个声音在通过我的血管打电话，可是随后就中断了，仿佛所有的人都打错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产生迷惑以外什么都没有。人家不会追求一个精神病的姑娘。或许别人会，可我不会。仿佛别人想追求一个自动的木偶，或者是被催眠入睡的某人。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人们感觉不到她就在身旁。
我们走出林荫大道的绿色树荫，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阳光照耀下的郁金香和水仙的花圃。“你必须把帽子戴上，伊莎贝尔，”我说，“大夫要你戴上。”
她把帽子扔在花丛中。“大夫！他什么都要！他要和我结婚，但是他的心已经饿荒了。他是只出汗的猫头鹰。”
我不相信猫头鹰会出汗。但是尽管如此，那情景是有说服力的。伊莎贝尔像个舞蹈家站到郁金香的中间，蹲下身子。“你在这儿能听见吗？”
“当然，”我感到轻松地说，“每个人都能听见。那是钟。敲着升F大调。”
“什么是升F大调？”
“一种音调。所有音调中最甜美的。”
她把自己宽大的连衣裙往花丛上抛去。“现在它们还在我心里响吗？”
我点点头，看着她狭窄的后颈。一切都在你心中响，我想。她摘下一朵郁金香，端详开放着的花朵和涌出液汁的肥硕茎秆。
“这里的这个不甜美。”
“好——那是C大调的钟声。”
“一定是大调吗？”
“也可以是小调。”
“不可以两者都是吗？”
“在音乐上不可以，”我说道，被逼得走投无路，“那是有一定原则的。它只可以是这个或是那个。或是一个接着另一个。”
“一个接着另一个！”伊莎贝尔略带点蔑视瞅着我，“你总是有借口的，罗尔夫。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是另一种样子。”
她突然站了起来，扔掉她折断的郁金香。她一跳就越过花圃，使劲抖干净她的连衣裙。然后她把连衣裙向上提，看着自己的两条腿。她的脸由于厌恶而变丑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吃惊地问。
她指着花圃。“蛇——”
我望着花。“那里没有蛇，伊莎贝尔。”
“有！就在那里！”她指着郁金香，“你没看到它们想要什么？我已经察觉出来了。”
“它们什么也不想要。它们是花。”我下意识地说。
“它们碰到我了！”她由于厌恶而颤抖起来，目光一直凝视着郁金香。
我抓住她的两只手臂，把她的身子转过去，使她看不到花圃。“现在你已经转过身子了，”我说，“现在它们已经不存在了。”
她拼命呼吸。“不要留情！把它们踩烂，鲁道夫。”
“它们已经不存在了。你已经转过身子了，它们现在都走了，如同夜间的草和事物。”
她的身子靠着我。突然间我在她看来，不再是罗尔夫了。她把脸靠在我肩膀上。她无须再对我解释什么。我是鲁道夫，必定是知道的。“你有把握？”她问道。我觉得她的心脏在我手旁搏动。
“完全有把握。它们走了，像星期日的差役。”
“不要留情，鲁道夫。”
“我不留情。”我说。我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但是也没有必要知道。她已经安静下来了。
我们缓缓地往回走。她几乎没有休息，走得累了。一位穿着平底鞋的护士奔了过来。“您得来吃饭，小姐。”
“吃饭，”伊莎贝尔说，“为什么人总是要吃饭，鲁道夫？”
“为的是不会饿死。”
“你又在撒谎。”她像对一个没有希望的儿童那样疲倦地说。
“这次没撒谎。这次说的是实话。”
“是这样？石头也吃东西吗？”
“石头有生命吗？”
“当然啰。是一切东西中最健壮的。那么健壮，所以是永恒的。你不知道晶体是什么？”
“只从物理课上知道的。这肯定是错的。”
“纯粹恍恍惚惚，”伊莎贝尔用耳语的声音说，“不像那里的那个——”
她朝后对着花圃做了个动作。女看管人员抓住她的手臂。“您的帽子在哪里，小姐？”她走了几步后问道，并环顾四周，“您等一下，我把它找来。”
她走了去，以便从花丛中把帽子找出来。伊莎贝尔急急忙忙跟在她后面，六神无主地回头看向我。
“别离开我，鲁道夫！”她低声地说。
“我不离开你。”
“不要走开！我现在必须走。他们来接我了！但是你别走开！”
“我不走开，伊莎贝尔。”
女看管人找到了帽子，现在她像命运那样迈着阔步前进。伊莎贝尔站着，她望着我。这情景恰似永别的样子。每次她总是这样，仿佛这就是永别。谁知道，她再来时会是怎样，会不会把我认出来？
“请您把帽子戴上，小姐。”女看管说。
伊莎贝尔拿着帽子，软弱无力地让它从手上垂挂下来。她掉转身子，走回病区去。她没有回过头来往后看。
三月初热纳维耶芙突然在公园里朝我走来并开始同我攀谈的事就这么开始了，仿佛我们是老知交似的。这并不是件非同寻常的事——在精神病医院里，人们相互之间是用不着介绍的，这儿的人不搞这些形式主义的做法，只要愿意，人们可以相互交谈，不需要冗长的客套。想到什么，就可以立即谈论什么，另一方不理解，也并不碍事——这是次要的。一个人不想说服另一个人，不想解释：人在那儿，说着话，而且两个人的话题常常彼此不同，两个人能相互了解真了不起，因为他们根本不去听对方说些什么。例如，有个自称格列高利七世教皇的、两腿像军刀一样的矮小男子，从来不跟人讨论。他无须叫人相信他是教皇。他就是教皇，无须再说。他对狮王亨利非常忧虑。卡诺萨并不远，有时他也说到这件事。他的谈话伙伴可能是个相信自己完全是玻璃做的人，并请求任何人不要去碰撞他，因为他已经有一道裂缝，这并不妨碍格列高利。两个人彼此交谈，格列高利谈论穿着衬衣悔过的国王，那个玻璃人说他对太阳忍受不了，因为太阳能在他身上反光，后来格列高利赐予他教皇的祝福，玻璃人把用来挡住自己透明的头免受太阳照射的头巾取下来一会儿，两人行了数世纪以前的礼节分手。因此，当热纳维耶芙朝我走来与我搭讪时，我并不惊讶，我只对她这么美丽感到诧异，因为她恰恰是伊莎贝尔。
她同我谈了好久。她穿一件轻便的、淡颜色的裘皮大衣，它的价值至少相当于十至二十块由最好的瑞典花岗岩凿成的十字架墓碑，另外还穿一件晚礼服和金黄色的拖鞋。当时是上午十一点，在围墙那边的那个世界里，这是不能想象的。但在这儿只会令人激动不安，仿佛有个带降落伞的人从别的星球被吹落下来。
那是一个有太阳、阵雨、刮过风以及突然平静的日子。它们轮流出现，杂乱无章，一个钟头三月天气，一个钟头四月天气，后来有段时间，五月和六月的天气突然来临。另外，伊莎贝尔从某地来，真的是来自某地——从那没有边界的地方，从那理性之光还面目全非地像飘动的北极光挂在天际的地方，那儿不分昼夜，只有自己的光线回音和回音的回音，以及彼岸和永恒的广袤中惨淡的光亮。
她一开始就把我搞糊涂了，一切有利因素都在她一边。我虽然在战争中失去许多资产阶级的概念，但是这不过使我变得玩世不恭，使我有些绝望，并没使我变得优越和自由。我坐在那儿，凝视着她，仿佛她没有重量，在飘浮着，而我却吃力地朝着她踉踉跄跄走去。此外，她的一言一语常常闪烁着超人的智慧，只是要推迟一些时间，然后就令人吃惊地现出一幅深远的景象，它可以使人的心脏搏动起来。然而每次我想把握它时，轻纱和迷雾又飘来把它遮上，于是她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
她头一天就吻我，她的动作做得那么自然，因而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改变我没有觉察的事实。我觉察出来了，它使我兴奋，但是后来它却像一个浪头拍打暗礁的障碍物一样——我知道，她所想象的根本不是我，而是别人，是个幻想中的人，一个叫罗尔夫或鲁道夫的人，或许她所想象的也不是那个人，而只不过是些从阴间的暗流里涌上来的名字，没有根源也没有关联。
她从那时起几乎每个星期日都来到花园，如若下雨，她就到礼拜堂来。我从女总管那里得到许可，只要我愿意，可以在弥撒之后练习管风琴。天气不好时我这么做。我实际上不是练习，我弹得太差了，我弹管风琴就像弹钢琴一样：我演奏是为了自己，为了某些动摇不定的幻想，尽可能做到为了某些情调、梦想和对不确定的事物、对未来、对满足和对我自己的渴望。要做到这一点，无须演奏得特别好。伊莎贝尔偶尔也来旁听。她坐在台下昏暗之中，雨拍打着五颜六色的窗玻璃，管风琴声拂过她阴暗的头颅，我不知道她想什么，这情景真奇怪，令人有些感伤，但是在这后面隐藏着会突然提出的为何如此的询问，喊叫，恐惧和沉默。每当我们待在昏暗和发出管风琴声的空荡教堂里时——我们只有两人，仿佛就没有别的人了，我们是由半明半暗的光线、管风琴和雨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如此，我们却是永远分离，没有任何桥梁来沟通，互不了解，没有话语，只有我们之间生命界限上小小守护之火在奇怪地燃烧，我们看到并错误理解这些界限，她以她的方式，我以我的方式，像不聋、不哑、不盲的聋哑盲人，并因此变得穷困多了，失去许多关系，我感觉到这一切，我也感觉到生物身上一些不可思议的孤独。驱使她来我这儿的动机是什么？我不知道，并且永远也不想知道——它已经被埋在瓦砾和山崩之中了——但是我也不明白，为何这种特殊的关系尽管如此还这么使我迷惑。然而我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想象中的人并不是我，尽管如此，它却使我渴望我不知道的事物，并使我震惊，使我有时无缘无故、毫无意义地幸福或悲伤。
一位身材矮小的护士朝我走来。“女总管想跟您谈谈。”
我站起来，跟着她走。我心里感到不大舒服。或许有个护士刺探了秘密，女总管想对我说，只许我同六十岁以上的病人交谈，不然她就把我解雇，虽然主管医师已经说过，伊莎贝尔有社交活动是好的。
女总管在她的会客室接见我。会客室散发出地板蜡和肥皂味，气氛很是一本正经，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女总管是一位瘦削果断的妇女，她亲切地接见我，她认为我是个热爱上帝、相信教会的无可指责的天主教徒。“五月快到了。”她说，直盯着我的眼睛。
“是的。”我回答，并且打量着洁白的窗帘和空荡荡、发亮的地板。
“我们想过，是否可以举办个五月祷告。”
我如释重负，沉默不语。“城里的教会在五月里每晚八点都有个祷告。”女总管说。
我点点头。我了解五月的祷告。黄昏时香烟缭绕，祭器闪烁发光，祷告以后，青年人还在古树参天、金龟子嗡嗡作响的广场上欢腾些时候。我虽然没去过，但是在我当兵前，我就知道了。我同少女们初次接触，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一切都令人感到兴奋、神秘与和谐。可我并没有想到，这个月每晚八点来这儿弹奏管风琴。“我们至少得每星期日举行一次祷告，”女总管说，“我指的是一次盛大的、有风琴音乐和谢恩赞美歌的祷告。没有音乐的祷告反正每晚将为护士们举办一次。”
我考虑着。星期天晚上待在城里无聊，再说祷告只不过短短一个小时。
“我们所能给的报酬很少，”女总管解释，“像做弥撒所付的那么多。现在这种时候这点报酬并不算多，是吗？”
“是的，”我说，“这并不算多。现在外面通货膨胀。”
“我知道。”她犹豫不决地站立着，“可惜教会的公事程序尚未建立。教会想的是几世纪以后的事。我们只好将就。我们这么做，最终也是为了上帝，而不是为了钱。不是吗？”
“可以两者兼顾，”我回答，“那就特别幸运了。”
她叹了口气。“我们受教会当局规定的约束。每年只规定一次，而不是经常调整。”
“对于传教士、神父和主教的薪水也是这样吗？”我问道。
“这个我不知道，”她说，脸色略微变红，“但我相信是的。”
我这时已经下定决心。“今天晚上我没有时间，”我解释，“我们有个重要业务会议。”
“今天还是四月。但是下星期日——或者，如果您每星期日不行，也可以是别的日子。不时举行个真正的五月祷告，那就太妙了。圣母必定会赐福给您的。”
“当然了。只不过困难在于一顿晚餐。八点钟正好在当中。在这之后吃饭太晚，在这之前又匆匆忙忙。”
“噢，原来是这样！如果您愿意，您当然可以在这儿用餐。神父阁下也总是在这里用膳。或许这是个办法。”
这跟我所想的办法完全一样。这儿的饭菜几乎同爱德华那里一样丰盛，如果我同神父一道用餐，肯定还会再加一瓶葡萄酒。由于爱德华废止星期日使用预购的餐券，所以这甚至是条再好不过的出路。
“好的，”我说，“我试试看。关于钱的问题，我们无须再谈了。”
女总管舒了一口气。“上帝会给您赐福的。”
我走回去。园中的路径空无一人。我等了穿山东绸制的黄色连衣裙的伊莎贝尔一些时候。后来城里中午的钟声响了起来，我知道，伊莎贝尔午睡的时候到了，然后医生要来，四点钟之前无事可做。我走出大门往山丘下走去。下面是带有布满绿锈钟楼和冒烟烟囱的城市。七叶树林荫大道的两侧是广阔的田地，每天都有没有危险的精神病患者在那里劳动。精神病医院一部分是公家的，一部分是私人的。私人入院病人当然无须劳动。田地之后是一片树林，林中有小溪、池塘和空地。我少年时曾在那里捕鱼、捉水蜥和蝴蝶。如今才过了十年，但是那时的生活似乎是另一种样子，似乎是在遥远的时代。那时，生活平静地度过，有机地发展，从童年起，一切都有条不紊。战争把它改变了，从1914年起，我们过着一段动荡不定的生活，然后是第二段和第三段。这些生活并不连贯，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凑合在一起。因此要理解伊莎贝尔以及她的各种不同的生活就不太难了。只不过她在这方面似乎比我们好些，若是她过着一种生活，她就忘记所有其他的。而我们的生活，每个阶段都是乱七八糟的。我们的童年由于战争而中断，而后是饥饿的时代和欺骗的时代，是战壕的时代以及渴望生存的时代，这一切阶段中，有些东西给留了下来，并且使人不安。这是无法简单地抛到脑后的。童年的天堂、残杀的知识、被夺去的青春、过早认识玩世不恭，总是令人吃惊地一再出现，并毫不妥协地相互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