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二早晨，我们因前晚喝的潘诺酒头疼。芭芭拉九点去上课了。贾妮和我一直睡到十一点，菲尔从沙发上起来后叫醒了我们。这是个闷热的三伏天。
贾妮到厨房给我们热了点汤。菲利普从他的海员包里拿出一双奇诺袜子和一件卡其布衬衫穿上。我们穿的都一样，只是我的衣服更旧更脏。
“看看这里，”我说，“昨晚他妈的出了什么事？”
菲尔说：“猫哪儿去了？”
我们四下找猫，结果发现它睡在一个拉开的书桌抽屉里。
喝完汤，我对贾妮说：“我们今晚回来。”
她说了句“ 不回来等着瞧“，就回床上去了。
菲利普和我前往工会大厅。
全国海员工会在西十七街上，从华盛顿广场走过去大约十分钟。我在第十四街和第七大道的路口买了份《图片杂志》 [A34] ，然后我们站在人行道上，查阅了一会儿法国的军事地图。
“他们会突破瑟堡包围圈，拿下巴黎的，”菲尔说，“卡昂和圣洛就快攻下来了。”
“希望你是对的，”我说。然后，我们快步赶往大厅。就要上前线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到了第十七街，有很多海员站在工会大厅外，边说话边吃冰淇淋，一个“好幽默”冰淇淋商人在那边卖。
“首先，”我说，“先到马路对面去润润嗓子。”
我们穿过马路，进了锚吧，要了两杯啤酒。啤酒很冰。
“这些都是海员，”我对菲尔说，“他们是世界上最野的人，至少一九四二年我第一次出海时是这样，那时大多是些老海狗 [A35] ，兄弟，特别是在波士顿海边。”
有一个海员在人群中特别显眼，长着大红胡子和一双耶稣般的眼睛。他看上去更像村民，而不是海员。
菲利普一直盯着他看，迷住了。他说：“那人像位艺术家。”随后，他不耐烦了，转过头来对我说：“快点喝啤酒，该去注册了。”
我们过了马路，走进工会大厅。门厅墙上全是壁画，有一副画的是一个黑人海员在救同船的伙伴，他用褐色的健硕手臂搂着那张苍白的脸。还放着些书架，在卖伍迪•格斯里 [A36] 的 《奔向光荣》、罗伊•奥特利 [A37] 的《新世界即将来临》之类的书，形形色色的左翼宣传册子，还有《工人日报》、《图片杂志》，以及工会的周刊《领航员》。
我们向门口的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会证，，挤进海运厅。这厅又长又矮又宽，摆着些连在一起的折叠椅、乒乓球台，厅的后部还放了杂志架。
厅前端挂着一块大招贴板，占了整堵墙，上面贴着许多号码和字母，显示公司的信息、船的种类、在哪里靠港或下锚、停多长时间、有什么样的工作要找人、需要多少人、以及大致的航行路线。
厅里挤满了海员，有的穿制服，大多数穿着便服。这里是个国籍和人种的万花筒，从油光光橄榄色皮肤的波多黎各人，到来自明尼苏达的金发挪威人，什么样的都有。
大厅的另一头，接近杂志架那边，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挂了块牌子，写着“工人组织代表大会政治行动委员会”。菲利普和我走过去翻看桌上的宣传册子和请愿书。
写字台后面的女孩鼓励我们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关于目前参众两院在一项新的战后法案上的斗争。菲利普和我分别签上了“阿尔蒂尔•兰波”以及“保罗•魏尔伦”。
随后，我们到航运牌前看看有什么希望。没多少船要出海，因为最近没什么船队到港，不过，我们还是去了注册窗口排队。
我不得不到后面的办公室去好好周旋一番，因为我欠着会费，上岸假也已经逾期好几个月了。一个戴帽子的工会官员坐在办公桌后面训了我一顿，斥责我以为自己是什么人，竟敢拖欠会费？我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还垂下头看地板，最后他才让我以欠费会员的的身份注册。这使我和菲利普上同一条船的希望更加渺茫了。
同时，菲利普已经全都注册好了。我叫他等一会儿，然后跑到“公开工作窗口”，看看有没有什么工作剩下的。如果欠了会费，如果上岸假逾期了，或违反了任何工会战时紧急条例，你就必须到这个窗口来。这个窗口提供的都是其他海员挑剩的工作。你总是可以找到下诺福克 [A38] 的运煤船，或是上大湖区的矿石船。
我问有没有去国外的好航线，公开工作调度员说：“没。”
我回到菲利普那儿。我们捡了几张报纸坐着看。我想把这个问题考虑一下，再告诉菲利普。
主调度员对着话筒报工作，特立尼达 [A39] 口音，很好听。他这样说：“八号线上理发师线自由轮 [A40] 。要两个一级，两个普通，一个司炉，三个清洁，还要两个炊事。这船开得远啦，要开到又远又冷的地方去咯……得带上保暖内衣。”
过一会儿他说：“这里有个工作，老货船上要个二厨。智利来的可以顺道回家了咯。”
或者，他又这样说：“出城的活儿啊，船在诺福克等着，要三个加油的，公司付火车票钱到诺福克。今天就开始付……坐卧铺的机会来啦。”
最后，调度员要一整组的甲板人员。菲利普掏出注册卡说：“快去啊。”我只得跟他解释我的卡对这些工作不管用。
“这船要直穿。”调度员对着话筒说。
“听到没有？”菲利普说，“直穿。法国！”
“我知道”我说，“但我必须找公开工作。如果你想和我上一条船，就必须在同一个窗口找。”
“这事复杂了。”他说。
“嗯，”我说，“也许可以把卡上这个‘欠费会员’搓掉。我自己就可以做，用消字灵，或者明天来找人发牢骚，想法弄张新卡。我会想办法的。”
菲利普忧郁起来。“你就不能把会费交了？”他问。
“五个月的会费呢，而且我现在又没钱，你知道的。不过别担心，我们会上一条船的。我自己想办法。”
“艾伦会发现的，”他沮丧地说，“也许我们就是上不了同一艘船。”
“看在上帝的面上，别担心，”我说，“我们这个星期就能睡到船上去。我知道规矩，我都上了五次船了。”
我站起来去了厕所，遇见一个以前一起出过海的人。“你好，奇科。”我说。他是个厨房里干粗活的波多黎各小个子。“还记得我吗，‘乔治•威姆斯号’上的，去利物浦那次？”
奇科呆呆地咧笑笑。奇科已经出了很多次海，不是每次都能记得的，要不就是他这一分钟忘了上一分钟的事。
“好吧，再会奇科。”我说着拉上了裤子拉链。
“再会。”奇科说道。
我回到大厅，快要关门了。菲利普还坐在那张椅子上。
一个海员跑过来对我说：“听着哥们儿，给我一毛钱，行不？”我二话不说就给他了。这人满大厅地问人要一毛钱。我猜他是那种一九四二年我在波士顿海滨见过的老式海员，正想去喝几杯。大多数这样的老海狗，在地面战争还没打热闹之前，早就被鱼雷炸过，被水淹过了。
我看了看厅里那些新式的海员。他们大多穿着制服，佩着从军货店里买来的金穗带。他们这种人酒喝得不多，整天泡在海员俱乐部或食堂里，打扮得像花男人一样，与那些花女人和做女招待的演员们混在一起。还有一大批其貌不扬、有点鬼头鬼脑的人物，大概是拖着档案稀里糊涂地混进船队的。最后，我还注意到第三类人，全国各地来的一帮小伙子，让人想起海军里的那些小水手，在地铁通道里一长排地咧着嘴、叉开腿睡觉。
大厅开始清静下来，一个瑞典老头拿着把扫帚走过来。调度员已经回家，招贴板前面听耳机的女孩也回家了，我猜乔•柯伦 [A41] 也回家了。外面昏暗阴沉。菲利普和我坐在一排空座上，抽着最后一根烟。
突然，菲利普说：“我们要是到了法国，就跳船徒步去巴黎吧。我想住在拉丁区。”
“那打仗怎么办？”我问。
“哦，我们到那儿时，仗大概已经打完了。”
我把这主意想了一下。
“呵，”我说，“我是不会做这种事的，除非喝醉了酒。”
那我们到了港口先喝酒，半夜再出发。”
“ 要是遇到宪兵、法国官员之类的怎么办？”
“到时候再考虑这些。”他说。
“我喝醉了倒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我说。
我们坐在那儿考虑这个计划。我越想越激动，但脑子里还是有一个意识，知道这行不通，会被逮捕的。
菲利普陷入了沉思，我就跟他说话。“你会喜欢出海的，”我说，“ 兄弟，一到港口就会明白，没有比这更带劲的事了。”
“有一次我的船到了新斯科舍省的一个小港口，叫悉尼 [A42] 。我们之前在北冰洋格陵兰岛的一个峡湾里停了两个月，每个人都等着大喝一场。全船的人都上了岸——有一百五十人，是条中型运输船——最后只有五十个人没进监狱。有一个人被捕，是因为他在大街上给一匹马打飞机。另一个人逛街时，那东西露在外面晃来晃去，放水以后忘了放回去了，他们只好把他也送了进去。
“我和一帮船友走着走着，到了海边，看见一座小破屋，就开始胡搞。两个人走进屋子，其中一个从屋顶上的洞里伸出头来唱歌。另一些人在推这座房子，看看是不是推得动。真推得动。那两个海员还没出来，我们就把屋子直接推到水里去了。他们没淹死真是奇迹，也许是醉到淹不死的程度了。
“后来，我走上一条小路，提着一瓶威士忌，是一个浑身口袋里插了六瓶威士忌的人给的。我遇到一个船友，他正趴在另一个人身上。那人——看上去像个悉尼海边的盲流——喝得烂醉，而这个船友正在摸他的皮夹子。‘把你的臭嘴管严实点。’ 他对我说，站起身，手里握着皮夹子。‘这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我说。他大笑，问我要酒喝，但我走了，我不太喜欢他。
“我在岸上已经待了三天，但通行证只有十二小时。第三天下午，我和另一个人走在悉尼基督教青年会后边，遇到两个加拿大海岸巡逻队员和我们自己船上的两个宪兵。他们有枪，叫我们跟他们走。那个老兄跑进一条巷子，他们就对着他的脑袋放空枪，于是他大笑着回来了。我们还醉着——三天里一直醉着——什么都不在乎 [A43]
“反正，巡逻队员和宪兵把我们送到一个加拿大护卫舰基地，关在禁闭室里，等自由艇 [A44] 来把我们接回自己船上。我们因此才睡了几个小时。你不会相信的，我又醉又累，居然把两个锯木架放在一起，睡在架子上面。我醉了，一直在对自己说不能睡在地板上，会弄脏衣服的。我就缩成一团，躺在两个锯木架上睡着了。
“醒来时，天快黑了。禁闭室外面有些英国税收戴着手套扔球玩。我从侧面的窗户跳出去，绕过禁闭室，和他们玩了起来。他们很笨，不懂怎么投球，我就教他们鲍勃•费勒 [A45] 巧妙的引臂动作。后来天黑了，游戏结束。周围没有警卫，我猜他们去吃饭了，就翻过基地的围墙，回到镇上。
“我又喝了起来。那天晚上我去了悉尼郊区，海岸巡逻队不可能到那里找我。这一带都是在公主煤矿里干活的矿工。我到几个低级夜店喝酒，最后叫了个德索托 [A46] 来的印第女孩。大半夜我都和她待在漏风的小木屋里，直到她把我赶了出来。这时我困极了，在街上看到第一间房就走了进去，睡在沙发上。
“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家夜店的后屋。但太阳升起来后，发现地板上还睡着我船上的两个人，而且，这是一户人家的前厅，可以听到那家人在厅那头的厨房里吃早饭。终于，屋主，一个矿工，拿着午餐盒咚咚咚地走过来。看到我们在前厅里，他说了声：‘早上好，兄弟们。’就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比这更牛逼的事，真疯了。
“我们离开那房子，路过一家店，就看到我们当中一个意淫狂用拳头去砸玻璃橱窗。我们当即四散奔逃，最后我坐有轨电车回到镇上，进了家酒吧。我喝了几杯，决定去睡一会儿。
“没人再敢回海员俱乐部，因为宪兵肯定在那里等着我们，但我还是决定回去，因为太累了，而且也该收手了。好笑的是，宪兵不在。一个人都没有，大厅里全是空床位，人不是躲起来了，就是被抓了。于是我在一个床位上躺下，好好睡了一觉。
“醒来时，感觉人精神多了，晚上又到镇中心去喝。发现自己没钱了，就快没钱了，就坐了一艘自由艇回到船上。那晚上，是个人的都被我们拉出去了，我是最后一批回去的，被罚了五美元。
“我们经过哈利法克斯 [A47] ，三天后抵达波士顿，一切再度开始。海员们揣着几千块钱薪水，喝得跌跌撞撞走下船板，拿着从格陵兰弄来的各种东西：小皮艇、鱼叉、鱼矛、皮革，什么都有。我拿了一支鱼叉。我和其他几个人把行李放在北站储存室，把大部分钱寄回家，然后，狂欢开始了。
“那是星期六晚上，我记得，是十月份。那晚我喝了起码有四十五到五十杯啤酒，绝不吹牛。我们在波士顿南边，一家一家地喝过去，还跑到台上对着话筒唱歌，敲鼓，什么都玩。后来我么朝着司考雷广场那边逛，结果进了那家‘皇家咖啡’，酒吧之王啊。那里有两层，五个房间。就看见水手、当兵的，还有海员、女人、音乐、威士忌、香烟，还有打架斗殴。
“ 我都记不清了，就记得后来我们站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个院子里，和我一起的那个海员对着二楼的一扇窗子喊，应该是个鸡的家。窗子开了，一个大个子黑人伸出头来，对着我们浇了一桶开水。
“咳，最后太阳升起来了，我躺在一个市局的工具箱上，在亚特兰大大道上，周围全是小渔船停着，桅杆上抹着太阳的红晕。我看了一会儿，挣扎着爬起来，去北站拿行李，再坐出租车穿过整个城市，到南站买去纽约的车票。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重回大地的美妙感觉。”
我说故事的时候，菲利普一直微笑着。外面差不多全黑了，阴云密布，看样子要下雨。瑞典老头已经扫好了地。
“我们去丹尼森家吧。”菲儿说，“这些事让我想喝酒，可我们又没钱。”
“我没问题。”我说道，然后我们走出大厅。
正在下台阶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从第十七街那头向大厅走过来。“看是谁来了。”我说道。
是拉姆塞•艾伦，他还没看见我们。他急匆匆地迈大步，脸上的表情活像丢了孩子的母亲，正要冲进警局去看孩子是不是在他们手里。这时，他看到我们，认了出来，脸上立即欣然一振，但随即又重新换作往常那副谦恭而世故的表情。
“啊呀，”他走上来说，“我一转身就发生了不少事情嘛？”我们三个都笑了，仿佛对各自取得的成果都很骄傲。然后，阿尔严肃地看着菲利普：“你船还没找到，是吧？”
“还没。”菲利普说。
我们走起路来。他们两个谁都没说任何有意义的话。菲尔告诉他我们想到了法国就弃船去巴黎的新计划，阿尔说：“你觉得这样安全吗？”
“我们不担心安全的问题，”菲尔说。
我们走到丹尼森家，坐在门口等他下班回来。等了一会儿我们又去丘姆雷餐厅，他通常在那里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