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我收到一家侦探所寄来的信，让我去报到上班。我是大约一个月前申请这份工作的，几乎都忘了。他们没有检查我给他们的指纹和假材料。于是，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他们交给我一批传票让我处理。
那晚大约六点左右，我顺路去了阿尔家。之前，为了把传票送到一个叫利奥•利维的犹太人手里，我在城里跑了一天。这人非常难找。一个纽约的犹太人要是有了几个同伙，就会深深地将自己隐身圈内，你的传票永远会送错地方。
阿尔情绪低落。看来他下午早些时候给菲利普打过电话，菲利普告诉他：“我觉你最好别到这儿来了。”阿尔问他什么意思，菲利普：“这样对我好。”
我说：“他听上去是认真的吗？”阿尔说：“是的，他听上去很生气。”
“那么，”我说，“就先拖一段时间，不行吗？”
我在安乐椅上坐下。
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阿尔问：“谁啊？”阿格尼斯•奥罗克从门外伸进头来。她进了屋，靠着阿尔在床上坐下。她说：“我估计休已经在联邦调查局手里了。”
“是吗？”我说，“他告诉过我他们正在找他。他计划今天早晨去见他们的。”
“今天下午我打电话到拘留所，”阿格尼斯说，“他们不承认拘留了他。我肯定他就在那儿，因为我和他约好的，如果他能够联系，肯定会联系我。”
“你问过他们拘留的是休•马多克斯吗？“我说。
“他们不会承认拘留了任何叫这个名字的人。”
我说：“你想想看，我就从来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叫马蒂克斯，马多克斯，还是马多克斯，还是别的‘马什么克斯’。”
我们继续谈了会儿这事，直到同样的话重复了三四遍。最后，阿格尼斯起身离去。
阿尔又回到菲利普问题。他说这个新情况明显是屋顶那事的反 弹，我说：“你应该那时就把这事情搞定。”
对此， 阿尔又把老话重复了一遍，说什么他要的是长久的关系，我都懒得争论，就说：“去吃点东西吧。”我们去了第六大道上的“中心格”。
在喝下两杯苏打水加味美思酒之前，我无法考虑要吃什么。随后，我点了冻龙虾。阿尔伤心地坐在那里，点了份啤酒和冻龙虾。最后，他说：“我想今晚到那儿，爬进他的房间。”
我把龙虾脚都吐了出来，望着他。“这，”我说，“这可是硬来了。”
但阿尔很严肃。他说：“不是的，我只是想在他睡觉的时候爬进去，看他一会儿。”
“那要是他醒过来了呢？他会以为是吸血鬼找上门了。”
“哦，不会的，”阿尔无所谓地说道，“他只会叫我出去。这以前发生过。”
那你干什么呢？”我问道，“只是站在那儿不动？”
“是的，”他说，“我就站在尽可能靠近但不会吵醒他的地方，一直站到天亮。”
我告诉阿尔，他会以入室盗窃罪被逮捕的，或者被枪击，这更有可能。
他仍以同样无所谓的语气说：“呵，那我也只得冒这个险了。那地方我已经看过了，可以坐电梯到顶楼，从消防通道爬到屋顶上，然后在那里等到三四点钟。到那时，我就向下爬进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就在顶楼。”
我告诉他：“别爬错房间找到完全不认识的人头上去。”
他说：“哈，我知道哪个是他的房间。”我们吃完饭出去，坐独立线到华盛顿广场，在出门处就道了晚安，因为我们要去的方向相反。
我走到布里克街，许多意大利男孩儿在打棒球，用的是一根扫帚杆。我在想阿尔要爬窗看菲利普的计划。这让我想起了阿尔曾经告诉过我的一个白日梦；他和菲利普待在一个大地洞里，洞的内壁挂满了黑丝绒，光线刚好能让阿尔看清菲利普的脸，他们永远被困在那里。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睡觉时间还太早。我在房间里磨蹭了一会儿，玩了几盘接龙游戏，然后决定吸吗啡，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吸过了。
于是，我拿来一杯水、一盏酒精灯、一把餐勺、一瓶消毒酒精，一些脱脂棉，放在桌子上；又拉开抽屉，取出一支针筒，从一个标了 “苯齐巨林”的小瓶子里倒出一些吗啡药片。我用刀片把其中一片切成两瓣，再用针筒计量，给餐勺注了水，放了一片半的药片在餐勺里的水中。
我把餐勺放在酒精灯上，直到药片完全溶解，再等溶液凉下来，抽到针筒里，安上针头，在手臂上找突起的静脉。过了会儿，找到一根，针头滑入，血液冒出，再把血推进去。几乎同时，彻底的放松传遍全身。
我把东西都放好，脱光衣服，躺到床上。
我开始思考菲利普和阿尔之间的关系，过去两年中耳闻目见的 诸多详情，不经我意识的控制，就自动聚合成一个条理清晰的故事。
他们之间几年前就已开始，由于阿尔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个，我对所有详情都了如指掌。我认识阿尔已有两年左右，当时我在一家酒吧当服务员，在那儿遇到的他。下面就是用与阿尔数百次的谈话拼成的故事。
菲利普的爸爸叫图里安，出生于伊斯坦布尔，家世不明。他的相貌颇为英俊，身形修长，双眼和上脸庞有些严酷、死板和木然，但只消一笑，仍然迷人。遇到人群时，他会侧身而行，步态既咄咄逼人，又优雅飘逸。
早年的粗糙青涩既消，他逐渐奠定了自己在毒品、女人和赃物批发行业中某种地下中间人的角色。如果有人要买什么东西，他会找到卖家，两头收佣金，风险却让别人担。就像菲利普形容的：“我家老头可不是小贼，他是管钱的。”他的生活就是一个复杂交易的网络，他在其中四处游移，泰然自若，目标明确。
菲利普的母亲是美国人，出身于波士顿的一个上流家庭。从“史密斯” [A32] 毕业后，她去了欧洲旅行。途中，她的同性恋取向一时冲破压抑，占据主导。在巴黎，她与一个年长女子暧昧起来。此事让他焦虑不安，深感罪孽。一个典型的现代清教徒，不信上帝却能相信罪孽。事实上，她觉得相信上帝有点痴呆而且邪恶。她拒绝这样得到赦免，如同拒绝粗俗的求婚一般。
几个月后，恋情告吹，她离开了巴黎，下定决心永不再如此堕落。她跑到维也纳、布达佩斯，最后来到了伊斯坦布尔。
图里安先生是在一个咖啡馆搭上她的，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个波斯王子。他立即看出与一个家世、名望无可挑剔的女子结台，能带来何等优势。她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出口，能让自己从那种罪孽的取向中逃脱出来的出口，一时间，她已经感同身受般地呼吸到了那种只讲事实的清新空气了——所有的焦虑、压抑和神经官能症顷刻间云消雾散。所有把自身引向毁灭和折磨的、巧妙的直觉力量，在这里可以被套上一辆奔向自我发展的马车。为了融入这个被图里安先生唤起的和谐幻景，她做出了尝试。
然而，图里安先生心态平和，自给自足。他并不需要她。于是，她背过身去，将所有扭曲的感情倾压在菲利普身上。她强迫症般拖着他持续不断地游走欧洲，不断告诉他他的父亲是如何自私自利、亳不体贴她的感受，绝不能学他。
图里安先生对此事态不置可否。他盖了一所大房子，开始从事一项合法的业务，这项业务和其他事业齐头并进，而这些业务占据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毒品，这种数年来他定期用来磨练感觉，并为长时间不规律的工作提供必要刺激的东西，已渐成必需品。他开始分崩离析，但不想西方人崩溃时那般矛盾紊乱。他的镇静正在变成无动于衷。他开始失约，整晚泡在同性恋小酒吧和土耳其浴室里，靠大麻脂剌激自己。性欲慢慢消逝在吗啡带来的那令人退化的镇静之中。
阿尔是在巴黎的“虹普乐莫耶” [A33] 遇到图里安夫人的。第二天他和她去丽思酒店喝茶，遇到了菲利普。
阿尔那时三十五岁。他出身于南方的一个上流家庭，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后，搬去了纽约。纽约为他的性取向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他作过广告文案、出版商的审读员，也常常什么工作都不干。
阿尔有个哥哥，雄心勃勃，工作稳定。这人正要去城里搞个造纸厂，是厂主之一。于是，阿尔回到家，在他哥哥的造纸厂里得到一份工作。他有希望在几年之内就成为富人，前景一片灿烂。
菲利普那时十二岁，一个老男人老是不厌其烦地来看他，带他去电影院、游乐场和博物馆，自然让他受宠若惊。菲利普的母亲无疑起过疑心，不过，除了自己的病，她也顾不上其他了。疾病正在她强烈的死亡欲念的迫使下，一步步蚕食那具机体。她患有心脏病和原发性高血压。
在巴黎，阿尔每天都和她喝茶。他一直建议她终究应该回美国，何况现在病得这么重。在那里她可以得到最好的治疗，即使发生不幸，也至少是在自己的国家。说到这儿，他虔诚地望向天花板。
她向他吐露她的丈夫是个毒品和女人贩子时，他说道：“谢天谢地！”按住她的手，“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人。”
凑巧的是，图里安先生此时也在窥伺新大陆。他的交易量已经大到了让对他心生嫉妒的人数增长到了无法对付的比例，无论这种嫉妒是真的还是想象出来的。于是，他与一个美国领事馆的雇员谈起了价钱。不用说，他是不会打算走美国移民法规定的那些繁琐程序的。
谈判用的时间比他计划的要长。他们还没谈完，图里安夫人就死在了伊斯坦布尔。她在床上阴郁地看了七天天花板，仿佛对她自己酝酿了这么多年的死亡愤愤不满。就像有些人恶心的时候却吐不出来，她躺在那儿断不了气，抵抗死亡，一如以前抵抗生活，凝固在对过程和变化的愤恨之中。最后，如菲利普所描述的，“她僵掉了。”
菲利普和他父亲到了纽约。图里安先生已经控制不了局面，到纽约后大约一年年，他就因为和人谈两万克海洛因的买卖被抓。他在亚特兰大获刑五年，罚款罚得他倾家荡产。
图里安的一个亲戚是个希腊政治家，他接过了孩子的监护权。菲利普从邮局偷了一张他父亲“通缉”告示上的照片，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房间里。
菲利普一到美国，阿尔就开始从南方的家乡坐飞机“上下班”了。周末从星期四开始，到纽约度假，星期二才结束。
有一天，阿尔告诉菲利普他辞职了。
菲利普说: 你辞职干吗？你他妈个白痴。”
阿尔说：“我想在纽约和你一直待在一起。”
菲利普说：“太傻了，那你钱到哪里去弄？”
第二天早晨起来，我因为前夜吸了吗啡而头疼。我灌了一大杯冰牛奶，这是吗啡的解毒剂。很快，感觉好多了，所以我就去办公室接今天的任务。
中午时分，我正好在中城，就顺便去了阿尔家，一起到玛丽汉堡吃午饭。阿尔告诉我前一夜发生的事。
阿尔到华盛顿议事厅去看菲利普睡觉，结果，因为没有住户在家，他们不让他坐电梯上五楼，这打乱了在前门被锁前上屋顶的计划。
于是他跑到华盛顿广场，在一条长凳上一直睡到两点半。之后他又回去，翻围墙进到华盛顿议事厅后面的院子里，跳起来去掰消防出口。这弄出很响的嘎吱声，还没等阿尔爬上去，一个开电梯的有色人就从窗子里伸出头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
阿尔说：“电梯不开了。我只是想去看个朋友，所以想从这里爬上去，不吵到别人。能不能开电梯送我上去？”
电梯工说：“好吧，进来。”他帮阿尔从窗子爬了进去。
阿尔一爬进窗子，电梯工就拿出一根套着橡皮管子的钢管。他 说：“你等在这里，我去找戈尔茨坦先生”，还对阿尔挥了挥那根管子。
阿尔说他等着，电梯工就去叫业主戈尔茨坦先生起床。
阿尔这时候是可以跑的，但他意识到如果跑了，以后就不能再来了。所以决定等戈尔茨坦来把话说清楚。
几分钟后，戈尔茨坦来了。他穿着件肮脏的蓝白浴袍，前襟上沾满了鸡蛋和咖啡渍。帕特，就是那个电梯工，领着他。
阿尔说：“您看，戈尔茨坦先生——”
戈尔茨坦双手一摆打断了他。“我们到别处谈去，”他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说道，“看着他，帕特！”
帕特站在那儿，前摇后晃，用钢管啪啪地拍着自己的左手掌，眼睛里闪着狡猾的目光。
阿尔继续说：“我来只是想找个熟人。”
戈尔茨坦己经提起了电话，趾高气扬地握在手里。“这楼里你认识谁？”
阿尔说他认识詹姆斯•卡思卡特。
戈尔茨坦说：“好，我们现在就查。”他走过去按下卡思卡特的门铃。过了好一会儿，戈尔茨坦馅媚地对电话说了起来。
“卡思卡特先生，”他说，“下面有个人说他认识您。想要您下来认一下他。不好意思打扰了，但这非常重要。”
过了一会儿，卡思卡特穿着丝绸睡袍从三楼下来。阿尔站了起来。
“坐在原地，”戈尔茨坦说，然后转向卡思卡特：“卡思卡特先生，您认识这个人吗？”
“认识，”卡思卡特说，“出什么问题了？”
“我们发现他在爬消防出口，而他说他是去看您的。”
“当然，”卡思卡特镇定地说，“我今晚本来是要见他的，但后来身体不舒服，就上床了。这什么问题也没有。”
“好吧，”戈尔茨坦说，“既然您这么说，卡思卡特先生。”
阿尔对卡思卡特说：“那好，我明天再来，詹姆斯。不好意思把你从床上弄起来。”
“好，”卡思卡特说，“那么明天见。我回床上去了。”他说完就上楼了。
阿尔站起身像是也要走。
“等一下！”戈尔茨坦说道，“你好像还没认识到这问题有多严重。要不是卡思卡特先生，你现在已经快到警察局了。我真的有责任去叫警察。”
“那么，”阿尔说，“我很抱歉——”
“喔，你很抱歉！但是，你就是抱歉也没用。对这栋楼里的生命财产负责的是我。你知不知道，就算是住在这栋楼里的人爬消防出口也是违法的？”
“不知道，”阿尔说, “我以前不知道。”
“哦，原来你不知道，你装得倒像个聪明人嘛。”
阿尔并没有装。“当然，您现在说了，”阿尔说，语气平静，“这确实有理。我先前没想到这点。”
“现在是时候想一想了，是不是？”戈尔茨坦说道，“你把我从床上叫起来，还把卡思卡特先生从床上叫起来——”
阿尔说: “ 我非常抱歉，打扰您睡觉了。”
“哈，这不是关键！这是违法行为。你知不知道，要是照章办事，我现在就该给警察打电话。你明不明白？”
“明白，”阿尔说“我很感激。”
“哈！你很感激，是吗？我之所以没打电话，是因为卡思卡特先生。”戈尔茨坦现在摇头晃脑，“为什么，我真是搞不懂。你要是个学生，那是另一回事，可是你的年纪跟我都差不多大了。”
“我向您保证，”阿尔说，“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哈，我也向你保证，如果再发生的话，你肯定进监狱！”戈尔茨坦又摇头晃脑了一下，既然卡思卡特先生说你没问题，我想那就算了。我真的该给警察打电话。”
阿尔朝外面走了一步。
“等一下，”戈尔茨坦说，“你还没认识到，你让帕特，我的电梯工，今晚冒了生命危险。这件事情，得让他说两句，”戈尔茨坦转向电梯工，“那么，帕特里克，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帕特说， “ 我不想看见任何人进监狱。”
戈尔茨坦转向阿尔：“我想，你得跟帕特里克说道歉。”
阿尔转向帕特。“我对这事很抱歉，”他说。
戈尔茨坦接过话头：“说抱歉很容易。我可不想整晚站在这里跟你说。我己经错过很多睡眠了，不过我猜这对你不算什么。去年夏天，是不是，帕特里克，一个贼从消防出口爬进来，在一户人家里偷了二十块钱？”
“是的，戈尔茨坦先生，我记得。”帕特说。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戈尔茨坦继续说，“这一次，我愿意就让它这么过去了。”
阿尔说：“您真是非常仁慈，我真是谢谢您。真不好意思，我给您搞出这么多麻烦。”
“我十分为卡思卡特先生着想，”戈尔茨坦答道，“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他，你明白的。”
“明白，我明白。”阿尔说着，在桌旁开始挪动起来。
“好了，帕特，”戈尔茨坦说，让他走。”
帕特站到一旁。阿尔欠身说晚安。戈尔茨坦原地不动，瞪着他，也不屈尊答应一声。阿尔只好转过身，灰溜溜地走出门，回上城睡觉。
第二天早上，阿尔回到华盛顿议事厅，从日间电梯员那里得知菲利普已经搬出去了，还计划上船出海。
“我得去阻止他，”在玛丽汉堡吃午饭时阿尔对我说，“他在计划出海，还不让我知道。”
我说：“嗯，你也有证，干吗不一起出海昵？”
“嗯，也许我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