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遇的人
阿圣顿步上甲板，平坦的海岸，白色的街景，周围的一切都使他的心怦然跳动。时间还很早，太阳刚露面不久，海面上风平浪静，天色湛蓝，气温很高，今天的天气一定会令人热得发慌。一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就好像走进地球的尽头一样，必须经过一段漫长的旅途。从纽约到旧金山，从旧金山搭乘日本船横渡太平洋取道横滨、敦贺，再搭乘俄船北上日本海，船上只有阿圣顿一个人来自英国，他预备由符拉迪沃斯托克沿着西伯利亚铁路前往圣彼得堡。
这次的任务不同于从前，非常机密，他想到这一点总觉得十分快慰。他不必听取任何人的指令，并有宽绰的费用，放在贴身钱袋里的旅行支票，多得想起来都会使人眼花。这一次的工作无法单靠人力，不过也不至于严重得无法完成。他有自信能做好这件任务，他信赖自己的灵敏，同时也承认人类的感性价值，但有时难免会叹息自己在良知方面的短缺，这是因为牺牲一条人命，对他而言比熟背九九表更容易。
阿圣顿一想到要在俄境搭乘十天火车，就觉得沮丧。他曾经在横滨听到过俄国有一两处铁路被炸，并且交通受到阻碍的消息，还听说毫无纪律的军队会把行人剥得一干二净，然后抛在大草原里，弃之不顾，不过这还算不上是最可怕的。可是即便发生过这样的事，火车仍然在行驶，而阿圣顿经常以为事情绝不会比想象中的更坏，因此不论日后发生什么事情，他还是毅然决然地要搭乘火车。在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之后，他也决定立刻去英国领事馆报到，探听他们究竟替他做了如何的安排。可是当船快靠码头时，阿圣顿望见那拥挤而肮脏的街道时，心中顿时冷却下来。他几乎完全不懂俄语，船上能说英语的只有事务长，他对阿圣顿说他会尽力提供服务，但阿圣顿可不这么乐观。当船泊岸的时候，有一位好像是犹太人的年轻鬈发小伙子朝他走过来，问他是不是阿圣顿先生，他这才放下了心。
“我叫梅纳狄克博，是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官，特地来为你服务。今天晚上的火车座位已经替你预订好了。”
阿圣顿一听到这句话，立刻精神大振，生气勃勃地登岸。犹太小伙子帮着他提行李，将他的护照呈给检察官检验，手续完备之后，他们立刻朝领事馆的方向走去。
“上司吩咐我尽量为你提供服务，你有何事情，请不要客气，叫我们代劳好了。火车方面已整理就绪了，但愿能一路平安抵达圣彼得堡，我为你找了一位旅伴，他是美国人，叫作哈林东，他代表费城一家公司到圣彼得堡去和临时政府交涉。”领事告诉阿圣顿说。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阿圣顿问。
“一个循规蹈矩的人，我预备吃午餐时和美国领事馆一齐邀请他，现在他们已经跑到乡下去了。请你在火车开动之前提前两三个小时来车站，在火车上大家都要抢位子，你不早一点去，座位会被抢光的。”
火车半夜才开，阿圣顿与梅纳狄克博一起在铁路餐厅用膳，附近一带都是污秽的街道，只有这里可以吃到还算干净的餐点。餐厅内人声杂沓，服务态度简直坏到极点，慢到使人火冒三丈。用过晚餐，他们就进入月台，此时距开车时间还有两个小时，但是月台上已经挤满了嘈杂的人群，有些人坐在行李上面，携带家眷的人好像去露营似的。人群匆匆忙忙拥过来又拥过去，有几个人聚集一处高声谈论着什么，妇女们发出尖锐的喊叫，有的人静悄悄地在哭泣，那一边有两个大男人正在争吵不休，这一幕景象乱得令人头昏眼花。车站里灯光暗淡，旅客们的神情不一，有的耐力十足，有的战战兢兢，有的交替着烦恼和懊丧，有的苍白无力得仿佛正在等候最后审判之日的到来。等火车进站时，每一节车厢几乎都客满了，梅纳狄克博找到替阿圣顿预订的座位，突然有一个男人跑出来嚷道：“快点来吧，为了看守你的座位，我遭遇了不少麻烦，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小孩打算坐到这里来，现在我们的领事已和他一块儿去见站长了。”
“这位就是哈林东先生。”梅纳狄克博替他们介绍。
阿圣顿进入车厢，车厢里面摆着两张床铺，挑夫正在整理他的行李，阿圣顿和他的旅伴握了握手。
约翰·昆西·哈林东矮矮瘦瘦的，黄黄的面孔上颧骨异常突出，配着一双湛蓝的大眼睛。他顶着一顶呢帽，现在正脱下帽子来拭汗，露出头顶上光溜溜的粗糙硬朗的头皮。他穿着黑上衣和背心，条纹长裤，并且在整齐、洁白的高硬领上系着一条不太显眼的领带。阿圣顿曾经为横断西伯利亚旅行必穿的衣着苦恼过，始终不知道应该如何装束才好，现在一看到哈林东的服装，倒有一股奇异的感觉。哈林东的声调很美，发音准确，但是发音中略带新英格兰的土腔。
不久，站长带着一个蓄胡子的俄国男人和两个小孩走进来，那俄国人似乎非常激动，他淌着泪水，正用颤抖的腔调告诉站长一些事情，他的妻子则在一旁边哭边说出他们的来历。当他们进入车厢时仍然争论不止，梅纳狄克博操着流利的俄语参加争论。哈林东完全不懂俄语，不过他好像极其兴奋的样子，也不断地用英语加入争论：“英美两国领事替我们预订了两个座位，我不知道英国国王的意思，但是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则绝不允许付过车费的椅子被人抢去。”他还表示，除了武力之外，他对其他任何事情都绝不妥协，而若有人用手指碰触他一下，他马上会报告领事。哈林东先生将这意思转达给站长，当然站长完全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但由对方说话的神态，以及他指手画脚的姿势，大概已经可以略知一二，所以站长用像在台上演讲的神气答复他。这下可惹恼了哈林东先生，他脾气大作，向着站长挥动拳头，怒目相视，大声争吵起来。
“请你对站长说，他说的话我一句也不懂，我也不想懂，假使俄国人想被当作文明人看待的话，为什么不用文明国家的语言呢？我叫作约翰·昆西·哈林东，是费城的克鲁安特·玛达姆兹公司的代理人，现在正旅行俄国，带有一张写给克伦斯基先生的特别介绍信，假如我不能平平安安地坐在车上，克鲁安特先生就会请华盛顿政府出面提出抗议。”
哈林东的态度十分粗暴，举止带有咄咄逼人的气势，站长只得认了，他一言不发地退开，那个一直吵闹的蓄胡男人，以及他的妻子和两个傻头愣脑的小孩，便尾随着站长的后面走了，哈林东则跑进车厢。
“我去对那带着两个孩子的女人说，我没有办法让位给他们，实在觉得很遗憾。对母亲和女士表示由衷敬意这一点，我绝对不会落于人后，若不是我必须要保护重要的文件，免得失落的话，我不至于让俄国的母亲们在到圣彼得堡的火车走廊上站十天。”哈林东先生说。
“噢，原来如此。”阿圣顿说。
“我也结婚了，也有两个小孩，我知道带着家眷旅行实在麻烦透顶，何况没有非旅行不可的理由。”
在同一个车厢里，和一个男人一起关上十天，彼此应该都会非常了解对方，何况这十天——说得更准确一点，应该是十一天内，每天二十四小时阿圣顿都和哈林东形影不离。当然每天他们有三次机会去餐车，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两人相对而坐，每天早晨和夜晚，火车会停留一个钟头左右让乘客在月台上散步，透透空气，他们两人也总是并肩散步。在车上和阿圣顿相识的人有时也会跑到这个车厢里来和阿圣顿攀谈，万一他们只会讲法语、德语时，哈林东便愁眉不展地望着他们，而当用英语的机会到来时，他就一个人滔滔不绝，不让人有插口的余地。他很爱讲话，会絮絮不休地对人进行疲劳轰炸，说话对他而言好像呼吸、饮食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技能，他并非想说什么，而是因为按捺不住的关系。他的声音很大，鼻音又重，并且常常喜欢搬用并不太正确且显得粗俗的词汇，有如堆砌文章似的咬文嚼字。他绝对不肯长话短说，在说话中途，能连喘也不喘一下，就这样一直不断地往下说，所幸他不是一个性急的人，所以讲起话来还不像急湍奔泻般快速。他讲话的样子正如同熔岩顺着火山斜坡缓缓地向下流，这些流动的岩浆慢慢推动堆积在前面的阻碍物，看似非常稳重，实际上却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
阿圣顿以为再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哈林东了，他不但知道哈林东的各种意见、习惯，并且连他的妻子，他的两个小孩和他们学校的同学，以至于他公司的老板、在费城所交往的上流阶层人士、四代以前的亲族关系等，阿圣顿也是无一不知。他的家族是十八世纪初期从英国德文郡移民到新大陆去的，哈林东也经常去祭扫位于教会旁边的祖先的墓地，他将祖先是英国人这件事引以为荣，而他对自己能出生于英国国土上也颇感骄傲。他言下的美国，是指大西洋沿岸一带的狭长土地，他口中的美国人，是指没有被外国血统所污染的、纯粹英国或荷兰血统的少数人，他把过去一百年间迁移到美国去的德人、瑞典人、爱尔兰人，和其余中欧、东欧的人当作侵略者，他对那批人感到不屑，这种态度就好像住在远离人世、未婚的贵妇，对威胁自己平静的工厂烟囱感到不满一样。
有一次，阿圣顿无意中提及美国某大富豪喜欢收藏珍贵美术作品的事情。
“我没有见过他。我婶婶叫作玛丽亚·本·欧米特，她常常说那个大富翁的祖母是一个很高明的厨师，玛丽亚婶婶在那女厨娘因结婚而辞职的时候，觉得非常遗憾。女厨娘最拿手的是苹果蛋糕。”
哈林东很迷恋他的妻子，他对阿圣顿说她的教养是如何高雅，她是如何理想的贤妻良母，她的健康情形不良，曾经数度入院动手术，他甚至还把每个手术的详细情形一字不漏地告诉了阿圣顿，阿圣顿每天都得重复听这些事情。哈林东说他自己也动过扁桃体和盲肠的手术，而且他的朋友也大部分都进过医院开过刀，他对外科手术的认识够得上百科全书的程度。他有两个小孩，他们都已经入学，感情非常亲密。这两个孩子一个的扁桃体肿大，另外一个的盲肠也有毛病，对哈林东而言，究竟要不要让他们先接受割扁桃体和盲肠的手术，无疑是一桩极为严重的问题。因此哈林东的朋友，即费城的一流外科医生建议说，既然他们两兄弟这么要好，何不让他们同时接受手术，免得他们分开。他把全家福的相片递给阿圣顿看，他说这次的俄国旅行是他首度离家出远门，所以每天早晨他一定要给妻子写一封信，将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或自己所做的事详详尽尽地报告妻子知道。阿圣顿经常看见他用好几张信纸写信，字体整洁清楚，非常美观。
举凡有关绘画的书籍哈林东几乎全都阅读过，他对绘画技巧了如指掌，他还有一本记载所见所闻的杂记簿，在用餐之前，他都会取出手册默默地记上五六条，然后在用餐的时候拿出来讲给别人听，以使用餐时间不至于缺少聊天的资料。这本手册里有各种分类，不论何时何地，这些资料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话题，当记录的是只适用于男人场合所说的下流话时，那一项上方就用“♂”做记号，标示为男性专用。他很认真地叙述从前的事情，并在最后把它当作一件逸闻，他颇精此道。若是他的话未曾说完，则他决不会放过他的谈话对象，但其实每当他快要说完时，阿圣顿已早猜出了“逸闻”的收场是如何得了，不过阿圣顿并无意使对方知道这一点，所以虽然在极端不情愿的心情之下，他仍旧不露声色地支撑着，直到对方说完最后的一个字为止。他也能像演戏般地迎合着对方的故事，有时发笑，有时握紧拳头，有时皱眉，做可怜的表演。倘若在谈话当中有人进入房间，哈林东会立刻郑重地表示欢迎他们的到来，因为他又多了听众。
“请进来坐吧，我才刚刚对这位先生讲起，是很有意思的故事，请你也参加进来，听一听好了。”
等别人进来坐下后，他就再从头开始，一字不漏地讲述那原先已讲过一半，甚至更多的故事，直到抓住一个幽默性的结语为止。阿圣顿为了消磨无聊的时间，提议再找个会打桥牌的人来，然而哈林东则说他从来没有玩过桥牌，因此并不赞成。于是阿圣顿无可奈何，只好拿出牌来自己一个人玩闯关，哈林东眼见这种情形，立即露出很难看的表情。
“我不忍心看知识分子因玩扑克牌而浪费时间，这是没有意义的游戏，尤其糟糕的就是独自一个人玩这玩意儿，因为它妨碍了你和人聊天的机会。人是社会动物，一定要和社会交往联系，这样才能发挥最高度的谈话技巧。”
“浪费时间也无所谓，不论如何愚蠢的人都会使用金钱，然而时间是用金钱购买不到的，所以浪费时间也算是一种高超的技能，何况浪费时间之际还能听别人讲话。”阿圣顿也反唇相讥。
“在你拼命猜测红八后面出现的是不是黑七的时候，我又怎么还能专心说话？聊天是需要具备最合适环境的活动，因此当一个人在讲话时，他有权利要求对方提起最大的注意力！”哈林东所说的这席话并无恶意的责备存在，从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景，哈林东始终为此而烦恼，他用不介意而有耐性的语气解释，说他不过在照事实分析罢了，至于阿圣顿肯不肯接纳则与他无关了，这就是那种喜欢用诚实对待自己工作的一般艺术家的主张。
哈林东读书非常勤勉，他手执铅笔，一见书中有应当格外强调的地方，就在旁边画线标明，或在空白处以工整的字体书写自己的感想，他很善于对自己的评语加以讨论。每当阿圣顿正在独个儿阅读时，一手执笔一手捧书的哈林东便会张着他大而蓝的眼睛，不停地瞄着阿圣顿。当阿圣顿察觉到这种情形时，心就会立刻怦然震动，非但不敢抬起眼睛，甚至连翻书也小心翼翼，因为他知道这时候乃是哈林东需要抓人去听他发表议论了，所以阿圣顿只能像啄白粉笔线的鸡那样，死盯着书上的字不放，就这样和哈林东熬着，直到哈林东先认输，开始低头读书时，阿圣顿才会松了一口气，开始去安心读自己的书。哈林东先阅读的是两本美国宪法史，后来又翻阅了《世界大演说全集》的原文书当作闲暇时的消遣。哈林东是一个很擅长演说的人，举凡著名的演说词，他大都涉猎过，而且他很懂得如何在演说之际使听众产生共鸣的情绪，至于在什么时候应该插进能感动人的词句，如何才能引起听众的注意，怎样处理最后的结论等，他也都很有心得。
哈林东先生还极爱朗诵文章。阿圣顿曾遇到过好几个有朗诵癖的美国人，他看过美国人朗诵的场面，一次是在晚餐后的一段时间，在旅馆客厅的一隅，一家之主被妻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团团围绕着，要求朗诵给他们听；另一次则是在航行大西洋的途中，有一个道貌岸然的瘦绅士伫立于十五位度过了青春期的妇女当中，阿圣顿也曾怀着敬畏的心情，欣赏他用嘹亮的声音朗读美术史；还有一次在甲板上散步时，当他走过躺卧在甲板躺椅上的一对新婚夫妇旁边，他听见新娘缓缓地朗诵大众通俗小说给她的丈夫听。每当看到这种情形，阿圣顿就要对这种奇妙的表达方式另眼相看。有些朋友也会要求阿圣顿听他们朗诵，有些人则希望听到阿圣顿亲口朗诵，每次他都用慎重的态度婉拒这种邀请，并且对于有意做此种暗示的人不予理睬。他讨厌自己大声朗诵或听别人大声朗诵，他暗自觉得这种癖好乃是美国人个性上的缺点，但哈林东却以为自己是朗读高手，更常用这种朗读的艺术和理论教导阿圣顿。朗读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叫作表演式，一类称为即兴式，阿圣顿知道其间的差别。前者是以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为感情而念出来，即小说里女主角在悲伤的时候，朗读的人就得用悲伤的声调朗读，女主角在情绪激昂或痛苦的时候，朗读人都要依照她的激昂、痛苦而发出类似的声调。后者也就是即兴式，则要求人们要犹如读芝加哥通信贸易局的价目表那样，不掺杂丝毫的感情，而哈林东的朗读就属于这一种。到目前为止，哈林东已经结婚十七年，曾吩咐妻子当孩子长大时，也要为他们朗读沃尔特·司各特、简·奥斯丁、狄更斯、勃朗特姐妹、威廉·梅克比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纳撒尼尔·霍桑、W.D.豪威尔斯等的小说。因此阿圣顿发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朗读乃是哈林东先生的第二天性，所以要求他不朗读，就等于要求抽烟的人戒烟一样，会使他格外焦躁不安，哈林东就这样经常在别人不知不觉中朗读起来。
“你听一听好吗？”他用仿佛已被精妙的格言或优美的词句所感动后的口吻说，“这次你非听不可。你瞧这篇文章不是很美吗？只有三行。”
他开始读了，阿圣顿以为这一篇文章很短，便很高兴地洗耳恭听，但当快要读完的时候，他又接着读下去了，那篇文章好像没完似的。他用清越的声音一页一页地念下去，阿圣顿觉得异常惶恐，不时地跷起二郎腿，累了又换跷另一只脚，时而抽香烟，时而更换座位，但是哈林东毫不理会他的反应，仍然无动于衷地继续念下去。火车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慢慢地推进，经过寒苦的村落，渡过好几条河流，哈林东的朗读还没有结束，直到读完埃德蒙·柏克的演说辞时，他才得意扬扬地放下书本。
“刚才那篇演说词在英语演说中是最精彩的一篇，我们应该由衷地夸耀它，它是我们人类文明遗产的一部分。”
“你想到埃德蒙·柏克的听众现在已全部死光，是不是觉得很伤心？”阿圣顿挖苦地说。
当哈林东正要回答说这篇演说词是十八世纪的产物，那时的听众自然已全部死光时，他突然又领悟到阿圣顿话中有话，于是用力地拍了一下膝盖，纵声大笑起来。
“妙透了，非把它记载在手册上不可，吃午餐的时候，又多了一个可运用的资料。”哈林东说。
哈林东是属于知识阶层的人，知识分子乃是一般人因反感而产生的称谓，可是哈林东却把这种称呼视为使圣劳伦斯接受火刑的网，使圣凯瑟琳遭受分尸的车子，以一种崇拜殉教工具的观念接受了它，并一直陶醉在这种称呼之中。
“爱默生是知识分子，朗费罗是知识分子，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詹姆士·拉塞尔·洛威尔也都是知识分子。”哈林东说。
哈林东对美国文学的造诣如此深厚，但是这些作家活跃时代以后的文学，他却从来未曾提及。
哈林东简直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人，他屡次扰乱了阿圣顿的安宁，使阿圣顿不由自主地愤恨起来。不过阿圣顿却无法嫌恶他，因为他很天真，谁也指不出他到底坏在哪里，他的自负一如孩子，但亦有可取之处，他很能体念别人的心情，并且态度谦恭庄重。有时阿圣顿恨不得杀死他，但另一方面，在短时期内，他对哈林东又怀有一丝情谊，这一点实在无法加以否认。他的作风公平而规矩，偶尔会过于周到，虽然这么说，却倒也没有实际的害处。礼貌是人为的，在假发上面敷一点花粉，在花边衣裳上做些折纹，这都是些无伤大雅的事，而这些也显示出他的好家世，同时也证明了他十分善良，一想到这一点，阿圣顿也就没有理由不快乐了。
他待人亲切，不论如何麻烦的事他都乐意帮忙，他喜欢“照顾别人”，这是一句法国谚语，而在英语中，却没有一句话可以适当地表示出这句话的意思。例如，由于生病的缘故，阿圣顿躺在床上两三天，那几天哈林东始终很热情地照护他，对于这种照料，阿圣顿觉得很愧疚。当他病情日趋严重时，哈林东量体温时的那种小题大做的神情，以及他从装得满满的的旅行箱中取出药来，并郑重其事地要病人服药的动作，都使阿圣顿暗自觉得好笑。此外，哈林东还不时从餐车替他带回可以食用的东西，总之，除了太能讲话这一项以外，哈林东都给阿圣顿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也只有在换衣服的时候，哈林东才不讲话，并且抱着毕恭毕敬的态度在做这件事。他很斯文，每天都换衣服，他巧妙地从旅行箱里取出衣服，并把脱下来的衣服小心翼翼地收进旅行袋里。他换衣服时的手法非常高明，决不会袒胸露乳。阿圣顿在旅途的最初一两天内，想尽量使这节车厢唯一的洗手间保持清洁，但终归罔然，洗手间里很快就变得和其他车厢一样的肮脏了。虽然哈林东也同样置身于这种环境里，但他可不愿意和其他旅客一样，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每当他在洗手洗脸时，即使外头有人等得不耐烦而转动门锁催促里面的人，哈林东也始终不理会，直到他将自己整理得干净整齐并带着肥皂的气味时，才会怡然自得地走出来。他穿着黑色上衣，条纹长裤，光亮的漆皮鞋，全身整洁笔挺，好像从费城红砖盖成的小型房子中走出来，打算搭市内电车到商业大楼去办公的那些人。在这一次旅途中，据说有一座桥梁快要被轰炸了，而渡过了这条河之后，将经过一座局势动荡不安的小车站，到时火车可能被迫停开，有些旅客将会被驱逐下车，有些旅客可能会被逮捕。阿圣顿想到那时候可能会和他的行李分散，然后就这样在西伯利亚度过这个冬天，因此为了以防万一，他现在就穿上了自己最厚的大衣。然而哈林东似乎对这桩事无动于衷，对于即将来临的危险他并不做任何预防措施。阿圣顿相信，即使哈林东被囚禁在俄国监狱里三个月，他也依旧会使自己保持清洁，决不使衣服上起一点皱痕。
在火车行驶间，一团哥萨克骑兵冲了上来，个个亮出上了子弹的枪，守卫在各节车厢门口的踏脚上。火车安稳小心地驶过了这座桥，渐渐接近风声鹤唳的车站，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猛冲而过。见此情况，阿圣顿重新换上了薄的西装，这时，哈林东则投出讽刺的眼光瞟着他。
哈林东是才干老练的商人，论起对事件的敏感度，恐怕除了事先知道的人之外，是谁也比不过他的，哈林东老板派他从事这项工作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所以阿圣顿觉得哈林东的顾主很有眼光。哈林东势必会拿出最大力量去保护他们的利益，而能平安无事地达成与俄国签约的协议，实在不是一件平凡的事。哈林东非常忠于公司，当他提及公司代表性的人物时，均带着尊敬和亲切的口吻，他爱他们，并且深深地以他们为荣，不过他决不把他们视如大富翁一般地加以羡慕。他满足于领薪水的生活，他认为他的薪资颇适合于他的能力，这些费用已足够教养儿子，也能在自己死后遗留给妻子一笔适量的遗产。他对金钱没有过度的欲望，家财万贯对他而言乃是毫无意义的事，他相信教养比金钱更重要。他处理金钱也十分细心，连每次餐点的费用都详详细细地记着账，公司可以信任他不会要求超出实际需要的经费。火车每在一站停下，附近的穷人就跑上来求乞，哈林东认为这批穷人是战争的产物，所以他在火车快要停站之前，就预先把零钱准备好，然后散发给他们，当他散钱时，会微微露出抱歉的神态，并且在心里嘲笑自己又碰到这些穷人。
“我明知他们不值得我这样去对待，但我也并不是为了他们才这样做的，我只是为着求取心安而已，万一其中真的有饥饿者，若我不给他足够吃饱一顿的钱，我就会受良心的谴责。”
哈林东是一个傻头傻脑的人，但倒不失其可爱之处，别人决不会对他做出无礼的事，就好像成人不会责打小孩一样，因此尽管阿圣顿对他怀着一肚子的怒气，也不由得要装扮出一副亲昵的样子，表示出基督徒的博爱精神。阿圣顿始终极力控制着自己的脾气，耐心十足地与这位个性温和的人在这个毫无慈悲的人间交往，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圣彼得堡需要花十天的工夫，如果比十天再要多延长一天，阿圣顿便要按捺不住了，假如需要花十二天的时间，或许阿圣顿会杀死哈林东也不一定。
最后在车子抵达圣彼得堡郊外时，阿圣顿已觉得疲乏不堪，并且浑身污秽，而哈林东则依然保持着一贯整洁的模样，神情开朗，并且微露骄傲之色。这时他们伫立在车内窗前看看沿途七零八落的楼房建筑，哈林东回头对阿圣顿说：“十一天的火车旅行想不到这么快就过去了，托你的福，使我这十一天来过得非常愉快，很高兴能与你同住，你也是这样想的吗？我晓得自己话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两人总算共同度过了这一段时光，但愿日后还可以相聚，在圣彼得堡期间，让我们互相保持联络，时常见面，好吗？”
“我有很多事情要办，所以不知道有没有空闲的时间。”阿圣顿说。
“嗯，我也很忙，不过我们每天早晨可以一块儿进早餐，晚间可以住在一起交换意见，如果就此分手，实在太令人遗憾了。”哈林东严肃地回答。
“确是如此。”阿圣顿说着，随即深深地叹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