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我从罗伯特·科利斯那里学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写作的东西。他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教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一连数日我都感到眩晕，这就像一个人突然打开一只盛满珠宝的百宝箱，为其中的光芒而感到晕眩。他会在我的小书房坐下，然后开始给我讲关于写作的知识，他从不使用任何宏大的词句，也不介绍任何抽象的理论。他有要传授给我的知识，希望我明白的东西，于是迫不及待地要用最清晰、平实的语言教给我。
对我们来说，顺畅地讨论问题依然很困难。因为这时我还不能自如地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说话，我总是很不自然，因窘迫而涨红了脸。时至今日，我还是很自闭，于是他就承担了所有说的部分，而我只是听着。
慢慢地，我开始对文学的广阔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它的形式和标准，它的要领和惯例，它的微妙与独特之处，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它的沉静、它的美，和它令人迷恋之处。我把文学看作一个由人类的想法和理念建筑的庙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思想：从卑微的到伟大的；从简单的记录者到历史学家再到伟大的思想者；从那些只用头脑写作的人到用心灵、用独一无二的灵魂写作的人。
从科利斯这里学到的一切让我明白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然而科利斯先生很耐心，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我这里来，有时候一周两次，有时甚至来三次。他教给我一些技巧，却不是机械的；他是个好的评论家，并不会因为我的处境弱化他批评的视角。但他信任我，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他给予了我我所需要的信心。
很快我就开始写第二版的自传，依然是口述。现在执笔的是弗朗西斯，我的一个十三岁的弟弟。和埃蒙或肖恩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像一对写作的机器一样记录下我说的，从不思考，而弗朗西斯会思考他写的内容。每当我们写完当天的内容，常常是在晚上，他会安静地坐下来，通读一遍他帮我写下的内容。他有时会问我一些关于语法、结构以及词义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常常很难回答。一天晚上，我问他，对于我们刚写完的这一章他怎么看。他想了一会儿，手指摆弄着笔，然后抬头，郑重地说：
“没什么问题，只是阅读的时候，你怕是需要在旁边准备一本词典！”
我差点想拿桌子砸他，但他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双手平静地叠放在大腿上。我很恼怒，但我知道他说的也许有道理。
第二次写作的尝试比第一次要好得多。主题更加清晰了，结构也更有条理和逻辑，背后的思想也更成熟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这次成功了，但科利斯医生还是摇了摇头。
“比之前好多了，”他说，“但还不够好。你还是太文绉绉了。”
的确。我的文风依然浮夸，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戏剧性。我的很多表述是错误的，而且总是喜欢随意发散，谈论一些和作品毫无关系的事情。
“扔了它，重新来，”他说，“这次你一定行的，我相信。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总是要不断地推翻重来，甚至一度会陷入绝望，直到把它写好——第三次总会预示着好运的。”
当我望着那一大堆没用的草稿陷入沉思时，我强装出笑容，但却在心里暗暗地生气。难道我永远都写不好了吗？
“还有一点，克里斯蒂，”一天晚上，他说，“你用了太多陈词滥调（clichés）。你知道什么是陈词滥调吗？”
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不知名的动物或虫子。接着我就明白了这是说“人人都在说的事情”，一种老生常谈的论调，在书中或是日常的对话中频繁使用而变得空洞、华丽的词句，由于被反复言说而变得陈腐、失去了最初的含义的那些东西。
当我明白了这些，我立刻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负罪感。也就在昨天，我还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我听到“尖叫的狂风”；我“在悬念中饱受煎熬”；我看到她“明亮的眼睛，饱满、诱人的嘴唇，天鹅般的脖颈，游丝般飘逸的秀发”，我有如“骨鲠在喉”；有人“破口大骂”！
回头看自己的草稿，我写了太多的陈词滥调，用得太过频繁，算下来大概不下几百次。
我还发现自己尤其喜欢成段的华丽辞藻。它们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像是被丢进水里的软木塞。和陈词滥调一样，我无法克制这样写的冲动。当时的我像极了反舌鸟，特别喜欢模仿别人。
两年前的一个十二月的晚上，科利斯医生来到我的书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坐在那里，在炉火旁烤着手。然后他把椅子往远处挪了挪，抬起头。
“克里斯蒂，”他说，“我在考虑你的未来。你有创作的才华。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它得到最好的发展。你接受过多少教育？”
我的教育！几乎为零！我最初也是唯一接受过的一点教育，是五岁时跟着母亲学习字母表。那之后我就尽可能地自学，教自己读书——主要是狄更斯！——我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那里。教育！这个词令我战栗，因为我知道，或者说我感觉到，自童年和少年时期以来，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在我开始了解什么是知识之前，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没多少。”我说。
“我了解了，”他说，“教育是极其宝贵的。就你的情况来看，它尤其关键。”
他又陷入了沉默。他的脚轻踢着壁炉上的瓷砖，一只手拽着马甲上的一颗纽扣。我等待着。
“你不能正常地去学校或大学里读书，”他继续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你找一位家庭教师。他需要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又足够聪慧，可以忽略你身体上的异常和语言能力障碍。我会请马洛邦街道基金会出钱资助。”
几天之后，他来告诉我说，在卡翠欧娜·马圭尔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理想的人来教我。他是卡梅吉的一个公立大学的硕士，而且住得离我家很近。
“你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他说，“他是那种任何孩子都梦寐以求的老师。”
第二天晚上，一位教堂的牧师，马兰神父，和我的新家庭教师一起来了，并向他介绍了我。门打开的时候，我正坐在窗边读一本雅克·马利坦的书，母亲带着牧师和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
“克里斯蒂，这位是格思里先生。”马兰神父说。
我抬起头，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壮的、神情活泼的男人，中年的样子，长着一双热切的蓝眼睛和富有幽默感的嘴巴。我注意到他所有的行动以及小手势都非常精确和谨慎，他弓形的眉毛极富表现力。他的整张脸上都似乎透露着一种敏锐的才智以及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一面见到他，我就感觉到了他性格中的那种力量和吸引力，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你好，克里斯蒂，”他的声音低沉、浑厚，他走上前来，和我握手，“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的确如此。格思里先生立刻就展现了他过人的才能，他能够淡定、从容，并且非常自信地打破所有天然的障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友好、实在、平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我们是一个艰巨任务中的同伴。他带领着我前进。
他一周来两次，通常是在周一和周三的晚上，每次课程大概两个小时，有时会更久。第一个月我完全跟不上进度。在他面前我感到很不自在，每当要回答他的问题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语言上的障碍。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的这种不适感开始得到缓解，我们都适应了对方，学习的进程也在加速。事实上，有时我可以完全自如地讲话，甚至一度非常健谈。晚上的正式课程结束之后，他还会继续待一会儿，我们讨论很多问题，比如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汤普森和罗素的诗，或者心理分析学之类的。就这样，在常规的课程之外，我还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谈话也让我的表达变得清晰和自信了很多。
刚开始学数学的时候，我还不会写数字，于是只得又叫肖恩来帮忙，因为弗朗西斯为了帮我写一个新版本的自传，已经有够多的事情要忙了。而且肖恩在学校里就相当擅长数学，在算术和代数方面，他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已经不只是帮助这么简单，事实上，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苦活儿”都是他帮我干的，比如核心的计算，而我只是检查一下答案！我也尝试过从这些方程式、复利、概率和百分比中发现些乐趣，但它们只会让我头疼和烦躁。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点点在学，哪怕我是那么的讨厌数字。
有趣的是，当我开始接触几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感兴趣。我几乎是沉醉于那些关于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面积、长方形等等的定理及解题之中。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喜欢数学的这部分而对其他的都憎恶万分。总之事实就是，我对几何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这上面花时间让我感到分外的满足。
接着是拉丁语，我立刻就爱上了它。这种语言的优雅和美感、表达的简洁流畅以及语义的精微都让我迷恋。经过了第一年的入门之后，我就开始通过高卢战争[1]了解恺撒大帝，这部分非常枯燥，但也十分有趣。
我阅读的内容也更贴近当代，范围也更广了。两年前，希拉要去美国结婚，她走之前送给我一整套非常漂亮的莎士比亚全集，这也是我如今最珍爱的藏品。我还记得在她离开诊所的那天上午，她让我为她背诵哈姆莱特那段令人心碎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我在背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围着我们喊叫和大笑。她就坐在我面前，一缕阳光照在她手上的订婚戒指上，光芒耀眼。
发现莎士比亚之美给我带来的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愉悦。常常在读到他的一部戏剧中间，我就会停下来，屏气凝神，惊叹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想象力和完美的推理能力。他的情感是那么具有共通性和普适应，又是那么独具一格。他那罕见的思想之美以及高超的表达艺术令我叹为观止。他似乎能把人们的内心解剖开，一一呈现在日光下，展示给世上所有的眼睛。在我看来，他对人心的揭示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接下来我开始读萧伯纳。如果说和莎士比亚的相遇就像是来自天国的一阵微风，那么遇到萧伯纳，就仿佛邂逅一阵自三月的海上吹来的清新的风。我喜欢他的风趣以及略带尖刻的幽默感，即使他的逻辑有时候看起来并不是很成立。很快我就全身心地爱上了他。他那里似乎有给每个人的答案。也许他是人们口中的无神论者，但他太急着想让别人相信无神论，自己反而并没有对此深信不疑。也许他的内心存有某种信仰，至少是对信仰的渴望，只是隐藏在了外表的傲慢之下。我不确定，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太过幽微，但读他的戏剧，就仿佛在海边晨跑，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轻松的、激励人心的运动。
有时，在夜晚，当我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本应读点恺撒或解几道算术、几何题，但我会突然停住，脑海里浮现出所有我遇到过的女孩，所有我本应与之跳舞甚至做爱的女孩，就像我的哥哥彼得或帕蒂那样。这时，让我坐在椅子上阅读，或试着去读恺撒在高卢的战役、中世纪的历史，或是莎士比亚，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始终为一种内心的痛苦煎熬着。我只有二十岁，我渴望书本以外的陪伴。我深知书籍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我渴望逃离这种危险，逃离不停阅读的魔咒和黑魔法。在这些时刻，我丝毫不关心自己是否变得博学，不关心写作。我只想去体验在春天的清晨爬山的快乐，或是在下过雨的街道上，伴着月光，和我身旁美丽的女孩一起散步回家的欣喜。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感到格外的孤独。彼得和帕蒂出去和朋友们玩，我嫉妒极了。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没有心情读书。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消沉地坐着。弗朗西斯来帮我做口述，他坐下，掏出笔等着。我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要说、要表达，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绞尽脑汁，但没有用，所有出现的词都是错误的、混乱的。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它们和过去一样没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左脚。
“滚出去，弗朗西斯。”我大喊。
可怜的弗朗西斯看着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快点，”我说，“滚——”
他起身，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回头看了我一眼，仓皇地逃出了房间。我把自己丢到床上，脱掉左脚上的鞋子，用另一只脚蹭掉袜子，拿前两根脚趾夹起一支铅笔就写了起来。
我写啊写，一刻都没有停，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像变了一个人。不再难过。不再感到沮丧或孤独。我自由了，我能够思考，能生活，能创作……突然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我停住，把左脚藏在身下，想努力对他挤出一个微笑，说点“晚上真冷啊”之类的话。他看起来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只是坐在炉火旁，谈论起那些平常的事情。过了一会儿，话题转换到了书上。
“所以你只能召唤回你的左脚了。”他说。我难为情地把左脚从身下挪出来。“我不知道你还要依赖它多久，”他说，“口述对你来说是不够的，对吗？我理解，我们不要告诉艾丽妮·科利斯。但是尽量不要用它，除非你觉得非用不可了。”
我松了一口气，平静了下来，无论如何，我还是可以偶尔做回自己。哪怕我永远体会不到跳舞的乐趣，至少我还能感受创作带来的狂喜。
* * *
[1]高卢战争，由恺撒发动的一场征服高卢的战争。从公元前58年开始，到公元前51年结束，战争的结果是高卢被纳入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