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里恩大街的诊所，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仅仅是位于都柏林整形外科医院背面的一个狭长简陋的康复室，想要找到那里并不容易。它不仅位置偏僻，空间也非常狭小。所有东西都堆叠在一起——包括孩子们。没有什么空间容纳设备，只有一个木制的大滑梯放在紧贴着墙的位置，几乎占据了房间的一整面。这个看似不合时宜的玩具并不仅仅是为了供孩子们玩乐；它还有其他的功能。滑梯上有一小段台阶，顶上还有一个平台。它用来帮助一些孩子练习攀爬，向上爬的时候要用手抓住栏杆。这就同时练习了手和脚的使用，这些动作他们平时很难完成，总是磕磕绊绊的。而当他们随着坡道滑下，就可以慢慢学会放松，克服对行动的恐惧。
诊所如今已经太过拥挤了。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瓦尔南医生有一天说道，“我们就只能把孩子们放到屋顶上去了。”
看起来这是真的。因为房间里常常像交通拥堵了一样。孩子的叫喊声比十几只车喇叭齐鸣还要响亮。有时我甚至完全无法集中精力思考。
但当我突然得知我们要搬到这个城市的另外一处更方便、空间也更大的地方时，我陷入了绝望。我不想离开旧诊所，哪怕我知道它实在太小了。这让我很伤感，因为在那里我交到了很多好朋友。我还记得来到诊所的第一个早上：棕色的木质墙壁，高悬的窗户，窗外的树上挂着十二月的雨滴……还有希拉……
差不多此时，瓦尔南医生也离开了我们，他被派往国外任职。我们都舍不得他离开，但我总觉得他的内心对旅行充满了渴望，他对远方充满了向往。最近一次得知他的消息，他正在远东地区，“正午的太阳晒得人汗流浃背”，这是他的原话。
过了不久，加拉赫尔先生也离开了，去了加拿大。他消失了。那之后我就再也没得到过他的任何消息。就这样，正当诊所有所改善的时候，两位最有能力的员工离开了。
三天前，一个温暖的夏天的早晨，我们第一次来到新诊所。它位于一个叫公牛巷的地方。从门外的马路望过去，我看到一幢高大的红砖墙建筑，上面有漂亮的拱门和一种绿色的穹顶。它的正面有许多大窗户，四周是铸铁的栏杆。和旧诊所相比，这里是相当奢华了。
诊所的内部还更漂亮。这整幢建筑并不都是我们的——事实上，我们只是从它的委托人那里租了其中的三间。但房间都十分宽敞明亮，每个人都有充足的活动空间。一切更加井井有条了，这里的工作人员更多了，接受治疗的人也更多了，治疗水平和进度也有了显著的改善。房间分成了三种——治疗室、教室，和游戏室。我们在治疗室接受康复训练，这里简直是一种奇观，十五个、有时甚至二十个孩子躺在地上，按照理疗师的指导练习。当他们在地上躺成一排的时候，仿佛一条巨蟒的许多头和手脚在同时活动。
在教室里，这些孩子中更落后些的，因为自己的“特殊”而从来没能和兄弟姐妹一起正常上学的，他们在这里接受常规的小学教育。他们的老师是为了承担起这项艰难的任务而接受特殊训练，并拥有国家资格的教师。孩子们在这里学习怎样和正常人建立正常的关系，于是又一个鸿沟被弥合起来，又一座桥梁被架起。孩子们很骄傲他们也能“去上学”，可以像兄弟姐妹们在家里那样，拥有课本和书桌、学习算术。他们总是得意地提起自己的老师，以及她是怎样帮助自己的。他们也从不会像普通学校的孩子那样“挨揍”。在这个学校里，老师更侧重于训练他们的大脑而不是双手。他们因此而觉得自己和正常的孩子一样是平等的，并不低人一等。
在游戏室，“游戏”这个词有着双重含义：它同时意味着工作。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怎样正确地使用手和脚行动，来代替错误的行为习惯。在陌生人看来，他们好像和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在桌子旁玩耍，或是四处奔跑，吵闹声不绝于耳。的确是这样。他们被鼓励像正常孩子一样活动，而唯一的区别是，当他们在快乐地奔跑时，其实一直在被看护着，看他们是否又恢复了最初错误的活动方式。仅仅跑起来还不够——他们还必须学习怎样正确地奔跑、正确地在房间里玩耍和追逐嬉闹。正是由于他们不能自然地活动，于是就养成了一些错误的、不规范的活动方式。在这间游戏室，他们学习做每一个动作，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都尽可能自然地、流畅地做下来。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容易”的。即使是从地板上捡起粉笔这样简单的动作，对于那些从没有学过这项技能的孩子来说，也是如走钢丝一般艰巨的任务。
由于我自诊所成立之初就来到了这里，它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我的一部分，我的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对于我，已经不只是个接受治疗的地方，一个充满了穿白大褂的理疗师和医生的“医疗机构”。这里有医生，有穿着白大褂的人们，有长长的走廊和冰凉的大理石墙壁，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它有效率，更有灵魂；有科学那理性的精确性，更有人性真挚的温暖。那些穿着冰冷的白袍子的人们都有着温暖的心灵，在他们的工作中，一颗温暖的心便是无价之宝。这与他们的医术同样重要。因为他们从事的并不是一份普通的简单的工作，他们面对的也不是常规的病人。他们不仅仅是给“病人”看病的“医生”，还是一群对于那些身处极大困境之中的人们怀着深沉而真挚的关切的人，而这些人遭遇的麻烦，不仅仅是用“身体上的”就能概括的。
在治疗之外，我们需要的还有信心和善意，它们的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治疗。给我们带来困扰的不仅仅是肌肉和四肢——常常还有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内心比残疾的四肢更渴望得到关注。一个长着歪斜的嘴巴和痉挛的手的孩子，很容易轻易就形成对于人生和自我的扭曲认知，尤其如果成长过程中没有人帮助他理解这一切。如果和同龄的孩子相比，自己是“不正常”的这个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生了根，这种想法就会一直伴随他们到青春期，直至成年。他们看待人生的方式就会和他们的身体一样扭曲。人生就仅仅成了他们残疾的身体和痛苦精神的投射。
但在诊所里，一切都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身处“同类之中”。我们身边的人都患有相似的甚至更严重的身体残疾，于是我们便不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从最初认为自己是被抛弃者，是别人的负担，慢慢地我们会发现，有人可以理解我们，有人投入他们毕生的精力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获得对自身的理解，从而最终使我们的苦难人生绽放出光彩。
伯尼是来诊所接受治疗的孩子中的一个，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我们所有人对她都喜爱极了。如果要说诊所能对那些“毫无希望”的孩子做些什么，她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她是最早来到诊所接受治疗的病人之一。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只有两岁。每天早晨我们都坐同一班救护车来到诊所，我还记得当时的她是个多么可怜的小东西。我常常望着她躺在我面前的担架上。能看到的就只有她的眼睛，长在一张极其小巧的脸上。她长得太小了，以至于那双眼睛成了她身上最醒目的地方。她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没有温度和生命的迹象，只是一团僵硬的、蜷缩成一团的东西，对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反应——除了那双眼睛，只有它们还说明这是个小生命。她裹在毯子里，像极了小孩的玩偶。
慢慢地，她开始显示出更多生命的迹象，对身边的一切也开始产生更多的兴趣，像慢慢地“解冻”了。
这是在她接受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门训练之后。如今，伯尼已经是诊所里最有活力的病人之一，也是诊所的成功案例。在她的理疗师亨德森小姐的悉心教导下，伯尼已经从看上去只是一团死气沉沉的衣服，或一块纹丝不动的木头，变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漂亮的小生命，她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话、咯咯地笑。亨德森小姐总说她是个“甜言蜜语的小丫头”。
伯尼在诊所里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多萝西。如果同时观察她俩，就会发现她们在训练中总是努力要胜过另一个，这比看哑剧要有趣多了。
多萝西是个非常重要的小女孩，她也非常迷人。最初来诊所时，她的状况几乎是最糟糕的，但现在已经改善了许多，刚开始治疗时见过她的人，现在几乎完全认不出这是同一个女孩了。
最初，她很难坐起来。她的背塌着，肩膀耷拉着，脑袋总是从一边倒到另一边，像被风吹弯的雏菊。她想试着在地上爬，但手和脚总是无法支撑起身体，于是就会脸朝下滚倒在地上。
随着时间推移，她也在循序渐进地学习着。首先是放松地在毯子上伸展全身，然后是调整坐姿，最后是以最少的支撑试着站起来。
接下来需要解决的是走路问题。为此她必须穿一套特制的木质“雪橇”装备，来给她的手提供支撑力，帮她的脚确定迈步的位置，并且从整体上改善她的站姿。
现在多萝西已经能够手脚并用地完全依靠自己移动，甚至还能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她大概是最迷人的一个小孩，水汪汪的棕色的大眼睛，黑色的卷发披散开来，当她羞涩又有感染力地笑起来的时候，小小的扁平鼻子总是会皱在一起。
多萝西也有潜力成为一名理疗师。她思维敏捷，学习能力强。在诊所的这些年，她见过足够多的理疗师，于是迫切地想向工作人员展示，在这方面她也可以做些什么。她喜欢爬到比她小的孩子躺着的地方，蹲在他们身旁，指导他们“训练”，不带半点迟疑。如果这个可怜的小孩子的表现没有达到我们这位小姐的要求，她还会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拍打他一两下。
有时候，多萝西就过于野心勃勃了。她蹒跚着穿过房间，甚至要指导我训练。当她给我下指令，让我“弯腿”“吸紧肚子”以及“坐下”的时候，我就很恼火，并不作出反应，只是冲她咧嘴笑。
在诊所的最后两年，我的状况也改善了很多。我学习的第一件事是放松自己。这听起来似乎很容易，但却是早课中最艰难的部分。放松并不意味着在床上或地板上躺下，像块木头那样一动不动；没这么简单。彻底的放松，即使是正常人也很难做到。要完全放松你的肌肉，让它们像被打湿的纸一样耷拉着，这首先要放松你的大脑，让思想自由驰骋，不加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也不让它前往任何明确的地方。对我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思维非常活跃。只有当我睡着的时候，它才会放松下来。而我还常常睡不好！即使当我成功地让四肢静止下来，这也不意味着我放松了——我在刻意地让它们保持静止，因而四肢都陷入一种紧张。看上去放松是容易的，而真正感到放松却不是这么容易。强迫自己进入放松状态是最糟糕的事情，因为这样只会让身体的紧张感升级，离真正的放松越来越远。我对周围的环境总是极度的敏感：声音、光影的变幻、身边的人流露出的某种表情，以及语调的变化。它们像投入湖中的鹅卵石一样清晰地在我的脑海里留下痕迹。
直到我能彻底地放松，我才使自己确信我完成了其他人在同样的指导下做不到的事情。现在，在诊所目前的负责人玛丽·欧唐内医生，以及这里的三位理疗师之一芭芭拉·艾伦小姐的专业指导下，我已经进入了学习行走的阶段，我穿着特制的雪橇装备，和当时小多萝西穿的一样，只是尺寸大了许多，此外我还在练习更多地使用我的双手。
诊所里最老的成员，它的“所长”，是弗朗西丝·普林斯夫人。在诊所的未来还十分不明朗时，她就来到了这里，从那时起她就陪伴着我们。有她在的时候，我什么都躲不掉，而逃避是我在一些糟糕的早晨常有的心态。当我坐在桌子旁，她总是能给我找出一堆活计，比如用橡皮泥捏出一些形状——结果我捏的那些你挤破了脑袋也想不出像什么！——把哑铃从一只手放到另一只手里，如此之类的手上的练习。
在我和其他人的日常交往中，语言往往是最大的障碍。这也是残疾给我带来的最深切的痛苦。语言的被剥夺会让人彻底陷入迷茫和孤独，他想说的话不计其数，却一句也说不出。写作当然是有益的，但总有些情绪无法通过文字传达，无法仅仅通过文字被“感知”。文字也许是不朽的，但它不能像声音那样缩短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唉，比起写一部全世界最伟大的书，我宁愿和好朋友进行一小时的激烈争论，或是和一个女孩有片刻的温柔絮语。
而现在，我已经能够多说出一些话，少一些咕哝。即使咕哝的声音也变得清晰了些，也更有尊严了些。这都得益于我从诊所的语言治疗师帕特丽夏·希琳医生那里接受的特殊训练。
必须承认，最初开始接受这项治疗的时候，我是有些怀疑的。它有个很厉害的名字，“语言康复治疗”，然而治疗的方式过于简单，以至于我觉得任何人都能想出来。它看起来就像是小孩的游戏。
而我实在是大错特错！治疗的方法确实简单——这正是治疗的要义，而结果却是显著的。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学习正确地深呼吸。希琳医生说我不知怎么养成了急促呼吸的习惯。这是不对的，她说。只有当我学会控制自己的呼吸，才能学会说话。
接着她就开始着手我的治疗。我上的第一堂呼吸课是——吹泡泡！一天上午，她带来一个装满了肥皂水的小盒子，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带把手的金属圈，接着在水里蘸了蘸，让我吹走金属圈里的那层水泡。我看着她，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她看起来很严肃，于是我就吸了口气，咧开嘴吹起来。霎时间，一大群五光十色的泡泡从各个角度向我飞来。一只落在我的鼻子上破掉了，还有一只落在我的眼睛上，而希琳医生的头发上则缀满了亮晶晶的水泡！我哼哼着“我永远都要吹泡泡”。
很快训练变得不那么容易。我和另一位成年的患者、我的朋友约翰一起，学习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深长地呼吸，增加呼吸的频次。这包括用一根管子把水从一个瓶子吹到另一个。两个瓶子都是密封的，一根橡胶管从一个瓶子伸进另一个，管子的两端都连着一个插进软木塞的小玻璃管。其中一个瓶子里装满有颜色的水，而我则要通过吸管把水从满的瓶子吹进空瓶里，直到空瓶被填满。
这听起来很简单，操作起来却非常困难。就像是古老童话里的大灰狼，我不停地吹啊吹，脸涨得通红，但只有少得可怜的几滴水滴进了空瓶里。接下来换了约翰，他只用了几秒钟，就把水全吹进了另一个瓶子里，约翰有一对一流的肺，而我则对自己失望极了。过了些时日，我在吹水这个训练上有了些起色，虽然和约翰比还是差远了。
几个月过后，我发现自己说话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我更加谨慎地确保每个词都能慢慢地、清晰地讲出来，确保我想说的话都能镇定地说出来，而不像过去那样慌里慌张。现在，只要我足够从容，遇到说不清的词不再慌张，我就能把话非常顺畅地讲出来。从根本上说，我的语言障碍是由我自己的认知导致的。只要我克服了那种接近于羞耻感的焦灼和慌张，那种一旦有人想和我交流，我的脸霎时就会涨得通红的紧张感，我就能从根源上解决自己的语言问题。
如今我已经能更加自信、更不经意地讲话。我也清楚，除非我能让别人明白我在说什么，否则不可能过上正常的、健康的社交生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我必须更努力，花更多时间练习。这并不容易，我也知道不可能奢求完美，比如说流利到去BBC[1]工作，但在希琳医生的帮助下我所取得的进步似乎表明，只要我付出足够的努力，这也并非不可能。当然我会去尝试的。
诊所的工作人员都给予我极大的耐心，因为我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模范”病人。亨德森小姐说我可以说是很懒了，我对自己的训练不够认真。我本想反驳她，但我又不能，因为她说的是真的。从很多角度来看，我都算不上努力，至少不像我所声称的那样努力。这并不是因为我没有足够地重视和严肃对待我的治疗，毕竟我知道每天上午在诊所的这几个小时，是我一天中最重要的部分。我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些懒惰，如果有人更深入地观察，也许会发现这和我过去的那支笔有很大关系……
诊所的孩子都很快乐，无论是那些躺在地上扭动、在空中踢着脚的小孩子，还是那些在房间里追逐打闹、不时地滚作一团的大孩子。接送他们往返于诊所的都是些志愿者，他们开着自己的私家车，每周两到三天，有时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接送他们。孩子们在家里期盼着接他们去诊所的车子，他们和司机之间慢慢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令人十分感动。每到中午，当司机来接他们回家，能走路的孩子就都挤在他——或是她——的身旁，兴奋地谈论着上午的课程；而那些不能走动的孩子就躺在地上，踢着腿，高兴地叫喊着。每个孩子都爱极了到诊所来，因为在这里他们不只是接受治疗——只是治疗并不够——他们还获得了共情和理解，这才是他们更加需要的。理解比几句善意的话更能对他们产生影响，而共情，并不是怜悯。
诊所职员里的几位女士——玛丽·欧唐内医生、帕特丽夏·希琳医生、弗朗西丝·普林斯夫人、多萝西·亨德森小姐、芭芭拉·艾伦小姐、乔伊斯·麦克罗伊小姐，还有教师尤娜·肯尼迪小姐——她们都出色地完成着并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她们的专业技能以及智慧都不需要我多余的称赞。她们总是传递着善意和理解，尽管有时，当孩子们懒散、不专心的时候，她们有必要严厉一些，但这种严厉从不会变成冷酷。无论她们多么严格，当她们的目光落到身下一个个的孩子头顶之时，人们总可以从她们的脸上、从她们眼睛里看到一束光。因为从来到诊所的那一刻，这种精神就包裹着我们，这种精神让这里焕发活力，像暖流一样流过每一个角落，它从一双眼睛传递到另一双眼睛，从一颗心灵流淌进另一颗心灵，那就是：自豪，而非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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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BBC，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缩写，意为英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