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诊所接受治疗的经历，以及这段治疗在我身上所起的作用，开始让我的大脑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想法。仿佛我的眼前有一扇窗帘被拉开了，对于长久以来困扰着我、折磨着我的问题，似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
我急切地想要表达什么，不仅仅是向我的家人，或是我的朋友，而是向每一个人，向这整个世界。在我的身体里潜藏着一种东西，即内心深处对表达的渴望，我想把它释放出来，传达给别人，希望被理解。我感觉自己找到了什么，一些自从我会思考、产生自我意识起就在寻找的东西。我花了太多时间去寻找，而现在我可以肯定，我终于找到了它们，在这一刻，我想将它们抛入空中，随着风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把那些消息带到每个人的心里。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它和所有与我拥有着相似人生的人都息息相关，我们的人生被困在高墙之内，逼仄而压抑。我感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种方式，跨越这些高墙，摆脱它们的阴影，走到阳光底下，和那些四肢健全的人一起去承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角色。
但——怎样才能说出我想说的、我想让每个人都了解的一切呢？我的双手照常没用；它们还是扭曲、不受控制的，拿不起也握不住任何东西。我的嘴巴也不能表达，我的那些想法如同一群躁动的蜜蜂在我的大脑中盘旋着。离开了家庭的小圈子，我还是说不出任何逻辑清晰的话语，所以总的来说语言障碍依然伴随着我，我被笼罩在沉默的寂静之中。
我那忠诚的老朋友呢？我的左脚？这只脚曾经给了我那么大的帮助，是我在过去的岁月里抵抗绝望和挫败的唯一的武器，难道我能放弃使用它吗？
不！绝不可以。我不能打破对科利斯夫人的承诺。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叛徒。我已经下定决心，我必须坚守承诺。
但也不仅仅是那令人恼怒的忠诚感迫使我不再使用左脚。忠诚感本身还不足以帮我抵挡住诱惑。我知道如果我又开始使用左脚，它会妨碍我的康复，从而使得我过上正常生活的机会，至少是相对活跃的生活的机会变得渺茫。我已经束缚住我的左脚，把它丢在一边，现在也不会恢复使用。无论如何那将是个投降的信号，而我还没有做出亮白旗的打算。
我好像陷入了绝境；似乎每一条路都被堵死了。这感觉就像是一个人的手脚都被捆住，嘴巴也被堵上了。
但突然我有了一个想法，那是忽然闪现的灵感。一天下午，我正坐在厨房里，思考怎样才能把我想说的一切都在纸上写下来，这时我看到一个弟弟正坐在桌前，手里握着一支笔，在本子上写着什么。他是埃蒙，那时有十二岁，正在做作业——写一篇英文作文。透过他愤怒的表情，我感觉他并不是很享受这件事情。看到他坐在那里却不知道写什么，而我脑海里充斥着各种想法却握不住一支笔，这让我恨不得从椅子上跳下来，直冲过去！
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侧过身去问他在写什么。
“学校布置的一篇作文，”埃蒙叹口气回答道，“我要写不好就会挨揍。”
我明白机会来了。我告诉埃蒙我可以帮他——条件是他也要为我做点事情，作为回报。
“当然可以，”他确信地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帮我写。”我简单地说。
他的脸耷拉了下来。“但我连自己的都写不好！”他抱怨道，“我根本不知道写什么！”
“傻瓜，”我回复道，“你只需要握着笔，我告诉你写什么。”
弟弟对这个想法深表怀疑；这对他来说非常难以理解，他觉得这背后一定有什么“阴谋”。但又迫于要把作文完成，他不得不答应了我的条件，我帮他完成了作业。
写完之后，我们来到了后院我的书房里，从抽屉里掏出一个九便士的便签本，在桌前坐下，看着对方。
“你想让我帮你写什么？”弟弟手里握着笔，天真地问道。
我望着窗外，树枝在春天的晴空下摇曳，我想了一会儿，扭头看向弟弟写满疑问的脸。
“我的人生故事。”我告诉他。
可怜的小埃蒙的笔掉在了桌子上。
“你的……什么？”他问。
我又告诉了他一遍。这次他沉默了。
最终，我还是使他同意了“无限期地”帮我代笔。就在那天下午，我们开始了，没有做任何准备。
那时我十八岁，第一次尝试开始写我的自传。那是一部庞大而笨重的作品，一个由七个或八个音节的单词建构的一座名副其实的森林。截至那时，我唯一读过的是狄更斯的作品。由于缺乏写作的经验，我认为自己有必要模仿狄更斯的风格——结果就是我使用的英语已经过时了五十多年！我写的那些单词和句子可以在几秒之内就让任何人的舌头打结。它们太长以至于我必须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出来，我的弟弟才能把它们写在纸上。我至今都感到奇怪，在那个浩大的写作工程中，为什么我和弟弟没有一个人精神崩溃。在我泄气之前，我至少写了成千上万字。它像熔化了的铅流一样萎靡不振地蜿蜒下去。我可怜的弟弟常常写得手抽筋。他写了几乎有四百页纸稿，直到我发现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可能这辈子都写不完了。
标题概括了一切。我称它为“一个智力障碍者的回忆录”！我觉得这是个完美的讽刺，对于那些在我五岁时质疑我智力是否健全的医生，这是一记重拳。
至于我的语言，简直华丽得不可思议。比如，我并不称自己为残疾人，而是“死亡的不幸造物”，又或是“上帝的失误”。我也很喜欢通过在词尾加“ism”，把一个直接的单词变成抽象的：我不说“失败”（defeat），而是说“失败主义”（defeatism），同样地，我非常擅长运用一些完全抽象的单词来表达一些极其简单的意思。当我想说一个事情不可能发生，我会说“难以置信地”；当我想说什么是不合适的，我会说“格格不入的”；我还频繁地使用“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其实想表达的意思只是不假思索或漫不经心。于是，在我当时对概念的扭曲认知里，我会称我的哥哥彼得为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喜欢去舞会和聚会，而不读狄更斯！
几天前，我找出了这部著名的手稿里的一部分。
在第一章，我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生活：“我成长于一个工薪家庭的教化和道德环境里。正如这个世界所知，对于文学的追求……知识并不被人类的这一阶层广泛地掌握……智识主义并非这一种群的特征……”
关于这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我并不比任何人更明白！
一直到第三十二页，我依然在谈论工薪阶层这个话题：“纵使承认阶级和社会差异对人类的和谐发展是必要的，我也认为这样的区分应当在适当的范围里加以限制，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歧视和多余的社会摩擦。”
而在写下这些之时，我甚至都不知道“社会”这个单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问题只是在于我不知道怎样去表达。我还没有找到一种方式来清晰地表达自己想法，让它们变得可以被理解。在当时，我似乎很坚持，只要能用复杂的句式，绝不用简单的句子来表达。我从不在一个单句里表达一个独立的想法。常常要用三四个句子来表达一个想法，自己才会满意，有时候甚至会用一整段来表达一个单一的意思。我控制不了自己的离题千里——或者，用父亲的话说就叫，“拐弯抹角”。
以下我引的这个段落清晰地体现了狄更斯对我的影响，这种狄更斯式的文字太典型了，几乎像是从随便哪本他的书里摘下来的句子。
“……当我们从一天的喧腾和兴奋的活动中抽身，并非出于有意识的努力和心灵的意志，而进入一种掺杂了悔恨和欢愉甜美的白日梦……被遗忘的往日烟云中所有快乐的和流泪的情景都尽呈眼底……我们走过的那些路、过往的那些快乐又重现……我们记起自己所有那些小小的虚荣和谎言……我们向自己高呼：‘这不是我！我绝不会如此鲁莽！’……然而岁月从不撒谎；昨日不可重来……如果不是如此，那又会怎样！那将会诞生多少圣人和天使啊！”
当我这么写的时候，我才十八岁！
稿纸越堆越高，一摞叠上一摞。我不停地口述，弟弟执笔，直到我们进入一种我说他就写的机械状态，完全忘了是在干什么。我们只是在原地打转。我还模糊地知道自己要写自传，但又似乎什么都没写。我不停地说，埃蒙不停地写，本子日复一日地被填满。而这仅仅是一座词语的森林，其中没有任何清晰的路径。
我想应该是哪儿出了问题，因为在我口述之前，我的思路是清晰的，但当我要开始口述，它们就乱了套。它们在我的脑海里纠缠四散，像被风吹得到处都是的落叶。我感到很难控制它们。我被自己的愚蠢搞疯了。
我叫自己傻子；我叫可怜的弟弟傻子。事实上，我管家里每个人都叫傻子——因为我没办法写得像自己理想中的那么好！这本“书”拖得越长，我就变得越暴躁。任何东西挡着我的路，我都会猛地一脚踢开。我变得易怒，有时候甚至想烧掉这本书，让它从我眼前消失。但我狠不下心这样做。到这时，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写作，即使面对自己，我也不敢承认整本书都白写了，我失败了。我固执地拒绝投降，我不想把它丢进火里。我知道，我觉得自己可以写本好书，只要——只要……
我知道了！只要有人给我点建议，教我怎样清晰地、有条理地写作，避免其中的空白和跳跃！我需要有人足够清楚自己的表达，能把我拉回到正轨上。我需要一些指导；需要一个不只有聪明头脑，还要有一颗善心的人。
但我去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这几乎称得上是教父的一个人。无论如何，卡梅吉绝对没有！我们家里也只有泥瓦匠，我的兄弟们对写作一无所知，而我对盖房子也毫不了解，家里就是这样了。
我绞尽脑汁，还是想不到任何人。看起来我只能全靠自己，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继续写下去，自我折磨地进行表达，然而却越写越迷茫。
然后有一天，我正闷闷不乐地坐在窗边发脾气，由于太憎恶自己，这会儿我什么都口述不出来。一个名字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差点要从椅子上摔下来：“科利斯！”我听到自己大声喊了一句，“科利斯！”来不及细想，我就喊来埃蒙，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明信片，立刻寄给科利斯医生。我心急如焚——简短写道：
“亲爱的科利斯医生。我正试着写一本书。如果你不介意，请过来帮我。克里斯蒂·布朗。”
明信片寄出之后，我才开始思考自己做了什么。我从伦敦回来后就没再见过科利斯医生，大概有一年多了。我对他了解也不多，只知道他是那家诊所的创立者，以及爱尔兰脑神经协会的主席。第一次见到他我就很喜欢他。他的出现并没有让我感到尴尬或不知所措，这并不寻常，因为即使是很熟悉的人，也常常会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有时即使和家人在一起，也会这样。
但毕竟他只是个医生，不是吗？也许他是世界上最和善的人，但如果他在写作方面帮不了我，又该怎么办呢？除了是个好人之外，他又是什么人呢？
直到晚些时候，我才发现他并不只是科利斯医生——还是作家罗伯特·科利斯，著名的剧作《马柔本恩小巷》的作者，他还著有自传《银色羊毛》，以及其他的一些作品。
第二天，我正坐在后院的小书房里，在炉火旁读狄更斯，门突然开了，科利斯医生走了进来，他的一只胳膊下夹着一大摞书，另一只胳膊夹着一个公文包。他把书放在床上，公文包放地上，然后转身。
“你好，”他说着，走过来，坐在了书桌对面的椅子上，“今天早上我收到了你的求助。看来你是在写一本书。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把手稿都藏在了床下的一只旧皮箱里。他俯身跪地，掏出皮箱，拿出里面的手稿，放在桌子上，戴上眼镜，开始读起来。
当他读第一页的时候，我看到他抬了抬眉毛。他接着又读了第二页第三页，每翻一页，他的眉毛就越扬越高。然后把稿件丢在了桌子上，抬头看着我。
“上帝啊！”他叹了声气，停了下来。
他殷切地看着我，想知道我是否领会了他的意思，愿意接受批评。我强行让自己保持冷静。他微笑了。
“是的，非常糟糕——”他说，“你用的这种语言也许在维多利亚时代很流行，但……”
听到这些，我的心整个都沉了。看来是没有希望了。我现在无比迫切想要完成的事情——写我的人生故事——看上去不可能实现了。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永远徘徊的原点：想要做点什么，却又不知道如何去做。我的梦想太宏大而难以实现。我，一个人生被幽禁在家的四墙之内的人，一个甚至从来都没能看一眼教室长什么样子的人，怎么才能写一本书呢？想到这些，我几乎要疯了。
当罗伯特·科利斯坐在我面前，一页页地翻看我那糟糕的手稿的时候，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一再闪过。有时候他会自言自语几句，我坐在那里，耷拉着脑袋。
突然他停下来，坐直身子。我诧异地看着他。他的脸上露出了赞许的笑容。
“太棒了！”他拍了下桌子，激动地喊了出来。“你写的这个句子就像是一丛杂草中探出的一枝玫瑰，乱石堆中闪光的一颗宝石。只要你知道了怎么写，你是能写好的。这就是我想找到的。”
接着他站起身，看了看我书架上寥寥无几的书。他摇了摇头。
“克里斯蒂，如果你想用当下的英文写出好的文章，就要读当代的作品。狄更斯当然是很棒的，但……文学的审美就如同其他的审美一样，也是在变化的。”
他给我展示他带来的书，把它们都在桌子上摊开。有一本是伦纳德·斯特朗[1]的小说集，两本西恩·奥法良[2]的书，还有几本他的兄弟约翰·科利斯[3]和莫里斯·科利斯[4]的书，以及六卷世界文学名著。
“读了这些书，你会知道英语可以写得多么美。”他说。
他告诉我，如果我想成为作家，就要学习怎么写作。写作是一门像画画一样并不容易的艺术，要想掌握它，就要不断练习，逐渐形成个人风格。他告诉我，不管我觉得这件事有多难，有一点是最难能可贵的——我想要写作，我有这种意愿，这与形成自己的风格是一样重要的，而风格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一个人要想把一件事情做得完美，那就要热爱它。如果好的文风背后没有什么做支撑，那也是徒有其表。这样的写作就像是只闻味道而不见食物。
然后，他坐下来，拿起手稿，又若有所思地看了起来。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一直沉默着。我听到炉火噼啪的声响，钟表在壁炉台上沉重的滴答声，甚至隔着院子从另一头隐约传来的厨房里的声响。终于，他说话了。
“克里斯蒂，”他说，他的胳膊肘靠在桌上，身体前倾，“所有这些——”他指着那一摞稿纸，“并没有白费。也许它不怎么读得通，但并不全是浪费精力。即使没有没有别的用处，这也帮你做了很多思考练习。如果你依然想写自己的故事——”他停顿了一下，疑问地看着我。我用力地点点头。我想写这个故事，胜过做其他一切事情。
“好的，那么，”他接着说，“如果是这样，你必须完全重新开始！”现在他开始教我。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老师，并且有很多学生。“不管写哪类故事，都有两条必须遵循的准则，”他说，“首先，你要有一个要讲述的故事；其次，你讲故事的方式，必须让读者有置身其中的感受。现在我来告诉你一些具体的方法：只要能用短句，就不要用长句。你用过刷子画画，现在你试着用笔做类似的事情。你可以练习。描述一下现在的这个房间：你的这把特殊的椅子，那面有污迹的墙上挂着的画，破碎的镜子，书——还有彩色的照片……”
我认真地听着，在那个晚上之前，从没有人这样教过我，后来的很多日子里，他也常常这样教我写作。我从没忘记过他说的任何一句话。
最后他走过来，握了握我的手。我知道我要开始一件最为艰难的事情，但有他在我的身后，我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完成……当他握住我的手时，我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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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伦纳德·斯特朗（Leonard Alfred George Strong，1896—1958），英国著名作家，评论家，历史学家，诗人，父母是爱尔兰人。斯特朗是一位非常高产的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剧作集等多部。
[2]西恩·奥法良（SeánÓFaoláin，1900—1991），爱尔兰短篇小说家。
[3]约翰·科利斯（John Stewart Collis，1900—1984），爱尔兰传记作家、乡村作家，生态运动的倡导者。
[4]莫里斯·科利斯（Maurice Stewart Collis，1889—1973），于1929—1930年任缅甸仰光的英属殖民地官员，后成为作家，主要以东南亚、中国为题材进行小说、传记、历史书籍等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