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已经到了不能再自我逃避的年龄。日子一天天过去，兄弟姐妹一个个都长成了看起来陌生而独立的成年人，我以上千种方式看到并感受着限制和无聊，还有我的存在本身那可怕的禁锢。我的四周充斥着行动、努力，和成长的气息。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他们的生活被填满着，大脑和双手始终忙忙碌碌。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行动和目标，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的精力很自然地就会找到释放的出口和表达的通道。而我，只有我的左脚。
我的生活像被塞进一个黑暗的、死气沉沉的角落。我面朝墙壁，听到外面那个广阔世界的一切声音和行动，但却动弹不得。我走不出去，无法像我的兄弟姐妹们和我认识的其他所有人一样到外面的世界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仿佛只能沿着一条狭窄的沟槽前行，思考着同样的事情，感受着一成不变的东西，也怀揣着不变的恐惧。我被封闭、被阻隔、被限制。除了一些令人沮丧的尝试和狭隘的思索，我一无所有。
母亲曾经总是给我带来巨大的鼓舞和激励，但现在我们却常常意见相左。我们争吵过很多次。我唯一可以毫不费力地、自然地脱口而出的词是“去死吧”，有时当我因为和母亲争吵而生气的时候，也会这样冲她脱口而出。
语言对我来说是一种奇怪又麻烦的东西。但母亲不需要通过语言就可以明白我在想什么。我甚至觉得她能读出我的想法。在我和母亲之间有一种神奇的、超自然的联系，就像是心灵感应一般，仿佛蜘蛛被切断的肢体哪怕分开了几米远，只要有一部分还活着，就还能动弹。
她知道我在经历成长的痛苦，随着我长大，我对自己的人生处境有了更敏锐的感知，她努力帮我缓解这种真切的痛楚，把她的精神和力量带给我，就好像在告诉我我并不孤独，她懂得这一切。对我来说她不只是母亲，更像是一位并肩作战的队友。
卡翠欧娜·德拉亨特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对于我年少的心灵来说，她讲起的那些东西是那么美丽、高尚，我一度怀疑她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什么美妙的幻影或幽灵，转瞬就会消失。
但我知道她是真实的，我听得到她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我看得到她棕色的头发熠熠发光，当她看到我坐在那里给她画画的时候，我看到她眼中现出的笑意。不，她不是我的幻梦，而是一个美丽的存在。
我依然在画我的水彩画，画一些我没见过、只是想象出来的东西，比如一些风景、村庄、船、公园水塘边的树，等等。但绘画也像其他东西一样在发生改变。它不再像过去那样使我满足。我依然喜欢画画，但却不再热爱它。我的体内积蓄着一些新的能量、新的渴求，不再能仅仅通过把一些明亮的红黄色、暗沉的棕色涂在画纸上就得到纾解。我需要新的东西，需要更丰富的媒介来表达。我的思维更宽广了，而绘画缩小为其中一个很小的支点。每天我都变得更绝望。我不能用嘴来说话，而现在也同样不能通过绘画来表达；我觉得自己好像慢慢地窒息了。
记得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第一次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同”，我是多么的难过，好像世界末日来临了。但如今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份“不同”的分量，明白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小孩子的我，意识到自己的残疾时，哭得很伤心。但现在我没有哭，没有眼泪来安慰我。一切痛苦都深埋在心底。
一天，在一种掺杂着绝望、恐惧和迷茫的情绪中，我爬到楼上的卧室，反锁上门，从盒子里拿出一支铅笔、一张纸。我坐在床上，开始写字。我决定从卧室的窗户往外面的水泥院子里跳下去，以此来“自我了结”。但在这之前，我要写一封“自白书”，要留下一封“遗嘱”。我郑重地拿笔写起来：
“写给和这封信有关的人——虽然我知道没人会关心……”
这是一句华丽的开场白，我想。写好遗言，我把它简单地折起来放在枕头下。然后爬到窗边，用左脚打开窗户望出去；我从没想过房间会这么高，地面看起来离窗户有一千英尺，本来在我的想象里大概只有十二英尺。天很冷，风强劲地吹着。往窗外看的时候，风打在我的脸上，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我迈出一条腿。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晚上，我和彼得常常在后院玩玩具兵，我们在高耸的草丛间悄悄地接近彼此……现在我用力稳住身子，把另一条腿放过来。此刻，毫无缘由地，我想起一个圣诞节，可怜的父亲在扮圣诞老人，他根本无法直起身走路，在黑暗里被帕蒂的靴子绊倒了，父亲躺在地板上开始唱《凯瑟琳·马沃尼》[1]，所有的玩具都堆在他身旁……我深吸一口气，直起身，坐在窗户上，双腿荡在空中。我闭上眼睛……这将是很可怕的坠落，但我决定了要这样做；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然后我想起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我从窗户上下来，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
如今我十六岁了。莉莉已经结婚。托尼也在一场飓风般的浪漫恋情之后结婚了。吉姆是下一个进入结婚队列的。我怀疑帕蒂正在用他教给彼得的办法追求女孩子，尽管彼得也会挺着胸脯告诉帕蒂，在这方面他可以传授帕蒂一些实用技巧。莫娜每晚都会出去跳舞，她几乎总和父亲争吵不休，因为父亲要求她在外面不能待到超过晚上十一点。她总是很晚回来，悄悄地打开大门，脱掉高跟鞋，踩着尼龙袜，像猫一样蹑手蹑脚地上楼，然后在楼梯上就会撞见父亲！
一年后，彼得离开了学校，也成了一名泥瓦匠，在吉姆手下学徒。父亲坚信他所有的儿子们都应该像他一样成为泥瓦匠，甚至从不去考虑他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到目前为止他可以说很成功，吉姆、托尼、帕蒂和彼得都做了泥瓦匠，挣着不错的薪水。
“他会成为你们这群人里最好的泥瓦匠。”父亲有时喝了点酒，会在大家面前指着我这样说，“你现在去盖房子一周能挣五英镑，克里斯，穿上粗棉布工作服，手里握着一把像样的钢铲子。”我讨厌砌砖，因为我显然做不了。
几个月后，一种新的感受开始在我体内膨胀——那是一种可怕的感觉。在痛苦和消沉之外，我还感到了憎恨。我憎恨这个世界，因为我吐字不清的口齿、扭曲的双手，还有无用的肢体。我看着周围正常而完美的一切，无数次地问自己，为什么我生下来和别人就不同？为什么我和别人有着同样的感受、同样的需求和敏锐，但却有一副无用的身体——不仅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甚至看到自己就感到恶心？我应该期待什么？除了成为一个用脚趾画画的废物，我的人生还有什么指望？人们总说我用脚趾画画简直是个奇迹，说我很幸运，是个不同凡响的男孩。但我用左脚画的画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说我不同凡响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不想成为不同凡响的——我只想是正常的，像所有人那样。仅仅因为我用左脚做别人用手做的事情，人们就说这棒极了。或许是吧——我不知道。我用左脚仅仅是因为我的手毫无用处，但这不会让我觉得骄傲或特别。事实上，只要有任何不熟悉的人在场，我从来不用自己的左脚，因为这让我觉得很愚蠢和笨拙，就好像是一只给人表演的猴子或海豹。
突然有一天，我想到一个主意。我一直都喜欢写信，当然大多都是写给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我还记得写给她的信多数是关于那些马，或者描述母亲新生的宝宝。但现在我决定尝试点更有野心的事情，不只写信，也写些故事。这个想法不停地发酵，直到充斥了我的整个脑海。
这之前我没读过多少书。在家里，书是很罕见的事物，相比起来面包要重要得多。填饱肚子比充实我们的头脑更为要紧。即便这样，我的脑袋里还是挤满了无数的想法，无法只通过画画来表达。冬季的一天，我躺在床上，正用脚趾夹着一根稻草在被雨水冲洗过的窗户上漫不经心地画着，突然，我萌生了一种冲动，我想用单词试着把我的想法记在纸上。
我立刻找到一个六便士的便签本开始写起来。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只是坐在那儿，把我脑海里冒出来的东西一股脑记下来。那是一大堆彼此之间几乎毫无关联的单词、语句和段落，就像把我的颜料调在一起变成一团色彩。我进行着单词的游戏，仿佛一个迷上了新玩具的小孩，我把它们在纸上写下来，然后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它们。
之后，我开始组织这些单词，试着用一种结构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就像画画一样。终于我开始在其中放入我的想法，过了一会儿，它们就不仅仅是单词，还有了意义；不再是无关联的字母，而是一些想法。
我最早在五岁时就学会了用脚趾写字，但一直到十七岁，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是一把通向新生活的钥匙。在这里，我可以探索精神世界的新领域，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一个独立于其他人、使我可以独自生活的世界。就像彼得以及其他所有人可以用砖瓦砌房子那样，现在我也可以，而且盖的不仅是一座房子，而是我自己的整个世界；不是那个由砖和泥浆建造的世界，而是由思维和想法构成的崭新的世界。
从那时起，写作成了我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东西。就仿佛画笔在过去犹如我的权杖一样，现在铅笔很少会离开我的脚。我写一些关于蛮荒的美国西部的故事，编造激烈的打斗和翻滚的马车。这些大多来自我童年时看画册的记忆。我笔下的角色都是嚼着烟草、挎着枪的男人，白天骑马，晚上就喝个通宵，女孩们都有着凹凸有致的身材、顾盼流连的眼睛，除了喝着杜松子酒寻欢作乐，几乎无所事事。
在故事的开头，我常常会设置大约二十个角色，但写到一半我就很困惑，不知拿他们怎么办，这时我就挨个儿让他们被打死，直到大概只剩下两个主要角色。我的便签本常常就变成了一座坟场。
后来我变得多愁善感，开始写一些伤感的小故事，主题大约都是“男孩和女孩的邂逅”。这些故事充满着浪漫且梦幻的想象，我很享受创作的过程，但事后总会悲伤、烦躁，因为尽管我可以极尽生动地去设想这些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却永远不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甚至还尝试写侦探“惊悚”小说，故事里充斥着子弹和尸体。每当感到沮丧的时候，我就拿起铅笔，用一些病态的描述写在地下室和阁楼发现的腐烂的尸体，或是在死寂的夜晚，阴湿老旧的乡间别墅里突然发出的叫喊声。
我的故事总是极尽戏剧化，在这些最初的写作尝试里，我并不满足于“杀死”我的角色，还尽可能地用最漫长的方式杀死他们。射杀还不够，我把他们切成碎片，挫骨扬灰。这一切都非常的暴力血腥。
即便现在，我依然觉得自己不快乐，但至少我有事可做。我找到了一种方式来消磨每天乏味的生活。就像打开一瓶姜味汽水，让所有被压抑的气泡跑掉。生活对我来说不再那么透不过气来。
但一如既往地，不管我做什么，去到哪里，我都感到孤独和焦灼。我的生活像被链条捆缚住。随着我的心智变成熟，我越来越意识到身体上的缺陷，以至于这种残疾似乎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理上的痛苦。在我的人生里，没有所谓的新的一天——每一天都不过是往日的重复，没有任何改变，也没有改变的希望。
十七岁时，仿佛所有事情都在向我涌来。我的情感需求已经开始萌生。那些过去孩子般的心血来潮，现在已经是成年的需求；过去的任性如今成了实在的感伤。我渴望朋友，渴望同龄人不是出于同情的陪伴。我也并没有因为残疾不能出门，就不渴望那些构成同龄人日常生活的一切：足球、舞会、酒会和女孩。当我意识到我和童年时期的那些伙伴建立的朋友关系都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破裂时，我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随着我的成长，我不仅没能更好地接纳自己的残疾，反而愈发感到困扰和痛苦。
紧接着，最终的灾难来临了。一天，卡翠欧娜·德拉亨特来看我，当她站在厨房窗边的一束阳光里，把手放在椅背上时，我看到她的手上有什么在闪闪发光。我凝神细看，发现是一枚订婚钻戒。我盯着它出了神，几分钟后，她红着脸，伸手给母亲看她的戒指，问母亲是不是喜欢。母亲恭喜了她，她又转身给我看，我咕哝着别过脸去。
“不要哭丧着脸，”她对我说，脸上挂着她独有的微笑，她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我结婚后也还会来看你。”
几个月后她就结婚了，那是一个六月和煦的早上，在大学教堂里。母亲用轮椅推着我来到婚礼。还有一大群她的朋友都来了。她和丈夫从教堂里出来看到我时，明亮的笑容点亮了她可爱的脸庞。我无法抗拒那样的笑容。
如今她不再是卡翠欧娜·德拉亨特，而变成了马圭尔夫人。这名字很好听，但很长时间我都无法适应。我见到了马圭尔先生，他人很好，但我充满了嫉妒。
又过了几个月。家里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现在似乎分成了两组家庭，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兄弟姐妹是一个组，在我们之后出生的形成了另一组。我们是“年长”的那拨，他们则是“年轻”的。母亲和我小时候没什么两样，也许胖了点，黑发略微有些斑白，但她的脸上还是惯常的笑容，蓝眼睛明亮有神，步伐轻快。母亲总是无可战胜的。父亲则老了许多，一头蓬松茂密的浅发已经不在，只余太阳穴旁的两缕，怎么看都像被粘上去的两团灰色羊毛。但他依然像钉子一样硬实。因为不停地搬重物、抡铲子，他的双手坚硬、骨节突出。他有时也会吼我们，但我知道他为所有孩子都感到骄傲极了。
我做了舅舅，因为莉莉已经有了三个孩子。我们开玩笑说她要打破母亲的纪录了。
“延续家族的传统，莉！”我们对她说，“可别让我们失望！”
即使身处这个大家庭中，我依然感觉格格不入，像是一个“奇怪的外人”。我无法融入他们，也无法进入那种令大家感到鼓舞和兴奋的情绪之中。也许大家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变化，但我总觉得自己离他们越来越远。好像每一天，我都在漂离其他人生活的轨道。即使和大家待在一起，我也从未这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离大家那么的远，离他们每天所从事、所坚信的一切那么的远。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那个晚上，我从躺着的沙发上爬起来，费力地来到后院。我感觉很热，想呼吸点新鲜空气。我爬到一棵树下，坐在一块破木板上。六月的空气里溢满了花香。万籁俱寂，我听到头顶树枝上鸟儿的啾鸣，还有远处汽车喇叭的笛声。我倚靠在一棵颓唐的老树下，月光透过树枝，在我身前的地面上投下光影。后窗是一方昏黄的光亮，厨房的嘈杂人声透过窗户传进我的耳朵。
那是个美丽的夜晚，宁静、温柔、生机勃勃。月光给一切覆上了银霜。我甚至感觉自己听到了星星在夜空闪烁的声音。
我坐在那块残破的木板上，沉浸在夜晚的宁静和安详中，仿佛迷失在了一个被月光照亮的梦境，现实世界中地狱般的一切都离我远去。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快乐。但接着记忆开始苏醒。未来在我面前像黑洞一样裂开，我感觉被困住、被勒紧。
我是什么？我坐在那里自问。不过是上帝开的一个玩笑！我的人生毫无章法，没有意义和价值。我被幽禁在四周的围墙里，越长大越感觉被束缚。我疯狂地渴望着自由；迫切地希望打破束缚，逃离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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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凯瑟琳·马沃尼》，一首创作于1837年、在英语世界广为传唱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