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的底色已经开始显现。生活变得苦涩起来。就像我看到并感受到的那样，一切都不再同于往日。
如今我很少感到快乐。当哥哥们和朋友在外踢球的时候，我坐在厨房的窗边，安静地看着他们。我看到彼得常常进球。有时候，他们会冲我微笑，或者挥挥手。我也尝试挥手回应，但刚要抬起胳膊，它就倒向了一边，猛击到窗棱上。我把自己丢在身后的沙发上，头埋进角落里。
这时我刚满十岁，我是一个不会走路、说话，不能自己吃饭、穿衣的男孩。我很无助，但直到此时我才真正开始明白，自己究竟有多么无助。我对自己依然一无所知：我知道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仅此而已。却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不同，又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自己不能奔跑、踢球、爬树，甚至不能像别人那样自己吃饭。
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甚至都不能清晰地思考这一切。我只能去感受，从我内心最深处去感受，就像有一根尖针，刺破了我童年脑海中所有天真的幻梦和想象，把它们扎得粉碎，直到我再也没有力气去逃避一个赤裸裸的、残酷的现实——我是残疾的。
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虽然我脑海中有时的确会浮现一丝模糊的想法——我和别人不太一样，这令我不安，但最多也就像光亮中的一丝黑暗，很快就被我抛在脑后。我会继续和兄弟们玩耍，享受着我目所能及的那有限的生活，对自己的状况浑然不觉。
而现在一切都不同了。我看清了这一切，不是通过那个对一切充满了好奇、迫切想要玩耍的小男孩的眼睛，而是通过一个残疾人的眼睛，一个刚刚才明白他的苦难的残疾人的眼睛。
我看着彼得的手。那是棕褐色的、坚实的手，手指笔直有力，可以紧紧地握住球棒，或把栗子高高地抛到空中。然后我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手。它们奇形怪状地弯曲着，手指扭成一团。我的手无法放平，它止不住地抽动、颤抖，活像两条扭曲的蛇，完全不是人的手。
我开始讨厌在镜子里看到这双手，讨厌看到自己歪斜的脑袋和斜着的嘴巴。很快我对镜子也充满了厌恶和恐惧。它让我看到太多东西。我明白了别人眼中的我——嘴巴一张开就会歪到一边，看起来又丑又愚蠢；我说话的时候流着口水，声音含混不清。每说一个字，口水都会沿着下巴流下来；我的脑袋不停地颤抖着，从一边晃到另一边；我一笑起来，就像在挤眉弄眼，那扭曲的表情简直是一张丑陋的面具。
我被这样子吓到了，从没想过自己看起来是这模样。过去我也照过镜子，但我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因此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现在，每当我看着镜子，里面那张畸形的脸都会看向我。一天，脸上挂着泪水，我爬到床上，伸出左脚把墙上的镜子踢了下来，它碎了一地。
母亲听到撞击声，冲上楼来问我发生了什么。我用脚指了指地上的碎玻璃，窗外透过来一束光，那些碎片在阳光的照耀下发出钻石一样的光亮。
“这可预示着七年的霉运。”母亲笑着说，一边把碎玻璃清扫干净。
几个星期之后，母亲给我买了新的车子，这是一把真正的轮椅，带着软垫座椅和橡胶轮胎。“现在你又可以出门了。”母亲兴奋地对我说。我没应声。
第二天，哥哥们迫不及待地要展示我的新座驾——他们说这是我的座驾。他们又带我到了街上。所有的小伙伴都挤在我身边，轮流帮我推着新车子。
“叫它迈克吧。”有人提议道，他摸着车子锃亮的黑皮扶手。
“不，”彼得昂着头一本正经地说，“应该叫它西尔维斯特。”
我被带去看他们踢足球。像往常一样，一帮人围着我，讲着笑话，讨论着晚上要玩的游戏。但我却再也回不到过去。有些东西已经从我身体里消失，从我生活里消失，我说不清那是什么。我无法像过去那样放声大笑。我紧紧盯着他们，想从他们的表情里判断，大家是否发现了我怪异的地方。有陌生人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就会把脸挡住，但依然忍不住去瞧他们看我的神态，先是打量我的脸，又瞧瞧手，然后郑重其事地对身边的人点点头，甚至走远了还会频频回头。
路人的神情在我面前一一闪过。我的兄弟们以为我不会留意，但我却尽收眼底。就在我的旧车子坏掉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开始明白自己的身体和别人不同，我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对于在家外面可能遭遇的一切，我都变得更加敏感、更加焦虑。我沉默地看着兄弟们和伙伴们在我身边玩耍，一言不发，甚至连我的咕哝声也放弃了。我对他们的游戏提不起兴致，如今我成了一个旁观者，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
那之后我不再出门，除了一年中偶尔会有的那么一两次，即使出门，我也会让他们带我到安静空旷、没有人烟的地方。我的兄弟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唤我出去和他们玩耍，像过去一样，而我只是摇摇头，冲他们微微一笑。他们挠挠头、耸耸肩膀，就只好走了。
母亲留意到了我的变化，我觉得她明白为什么，但她什么也没说。她比家里任何人都更了解我。我瞒不了她，她总是能以她非同寻常的敏锐观察到我是快乐还是悲伤，就好像她能切实感受到我的心情一样。如今，她看到的我几乎总是悲伤、意志消沉、自我封闭，不再像过去一样满屋子地爬，而总是蜷缩在那只大的扶手椅上，静静地盯着炉火或墙壁。
她尝试了很多改变的办法。她看得到我很孤独，也明白让我沉湎于这种孤独十分的危险。于是她发明了很多办法帮我打发时间，比如，她让我用左脚握住铅笔，从报纸上把故事抄写到廉价的本子上。她会检查看我写得对不对。我写下的那些字符可怕极了，那些字母硕大且歪歪扭扭横躺在本子上，没有句点、破折号或逗号，当然，问号和引号也是不会有的。
虽然抄写让我的这些日子稍稍明媚了起来，但却依然无法彻底驱散那些已经在我心里生根的、可怕的不满情绪。写作，或者说抄写，都还不错，它让我至少对阅读产生了兴趣，但还远远不够。我在渴望其他的东西，我希望有什么能够释放我心底不断膨胀的不安，缓解我的焦虑和紧绷的神经。很快我就厌倦了仅仅抄写他人的作品，我希望找到一个方式来表达自我。我感到被束缚的压抑。
如今我已经十岁半了，我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越陷越深。母亲尝试过各种办法，但都不能提起我的兴趣，没有什么能唤回过去那个快乐的孩子。他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紧张、沉默，长着明亮大眼睛的小生物，他的神经敏锐得如破碎的玻璃、紧绷得如电线一般。
接着，在一个圣诞节，我们当中的一个孩子——应该是帕蒂——从圣诞老人那儿得到了一盒颜料。那年我得到的是一盒玩具士兵。但一看到帕蒂的颜料，那些炫目的色彩、细长的毛刷，我就立刻爱上了它们。我想我一定要把它们占为己有。那一块块小小的颜料让我十分着迷：蓝的、红的、黄的、绿的和白的。晚些时候，我坐着看帕蒂用颜料在一张从鞋盒上撕下来的纸板上涂涂画画，但他画得一团糟，奇怪极了，我感到很生气——也有点嫉妒。
“该死——我用不了这些东西！”他嘟囔着，把刷子扔到地上，“女孩才画画。”
我的机会来了。我用脚把自己那盒金属兵推到他跟前，咕哝着问，能不能用它“纠换”[1]他的颜料。
“成交！”帕蒂欢呼，他巴不得把这么娘娘腔的玩具送走，“但你怎么用它们呀？”
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笑着伸了伸左脚。
我把东西收了起来，直到圣诞节所有的庆祝都结束，一个安静的午后，厨房里只剩下我和母亲。我爬向橱柜，用脚打开柜门，取出那个装着颜料的黑色小盒子，摆在我面前的地板上。
“你去干吗了？”母亲问，她来到我身边，我正靠墙蹲坐着，“你该不是要画画吧！”
我郑重地点了点头。我用脚趾夹住毛刷，在嘴里湿了下，然后在一块蓝色颜料上蘸了蘸——那是我最喜欢的颜色。然后拿刷子在另一只脚上涂了两下，我看到脚上出现了蓝色。
“有了！”我努力想要欢呼，因为兴奋，脸都涨红了。
“我给你拿点水。”母亲说着，走进餐具间，拿了一杯水放在我身旁的地板上。
我没有纸，母亲于是从彼得的算术本上撕下一页给我。我把刷子在水里涮了涮，然后蘸了亮红色的颜料，我把脚放平，母亲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在面前的纸页上画出了一个十字的轮廓。
我冲母亲咧嘴做出胜利的一笑。我还记得五年前的那一天，我们几乎是坐在同样的位置，我用左脚颤抖着、汗流浃背地写下第一个字母。母亲那时就在我身旁，如今她也在，她一直激励着我向前。
这次我既没有流汗，也没颤抖。我画得很流畅。我握着的不是粉笔头，而是一支画笔。但它对于我的意义是相似的：我发现了一种新的方式来和外界交流，我的左脚可以借助新的方式来“说话”了。
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来越喜爱这一小盒颜料。我画下了各种各样疯狂的东西，从彼得的脸——虽然他生气地拒绝承认那是他的脸，到垃圾桶里的一捆死鱼，当然我是抢在隔壁那只叫蒂比的猫咪把它们干掉之前完成的。
母亲还给我买了更多的颜料和刷子，还有一两本画册，一支铅笔。它们大大延展了我的表达范围，我可以画更多的主题了。开始的几周我还有些犹疑和笨拙，但很快，我就完全沉浸在了这项消遣中，每天都一个人待在楼上的卧室里画画。
我在改变。当时并没有觉察，但我确实找到了一种新的方式，让自己找回快乐，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至少我学会了忘记自我。我不再遗憾不能和兄弟们出去玩，因为有了一件事情始终都能让我兴致盎然，我对自己的每一天都变得充满期待。
我常常一连几个小时都蹲坐在地板上，脚趾夹着画笔，右腿弯在左腿下面，胳膊撑在身体两侧，双手紧攥着。所有的颜料和画笔都堆在我身旁，我会叫母亲或父亲过来帮我把画纸订在地板上，来保持平稳。我的脑袋几乎弯到了膝盖中间，背弓着像螺丝锥一样，这姿势看起来奇怪笨拙极了。但我所有最好的画作都是以这种姿势完成的，而木地板就是我唯一的画架。
慢慢地，我不再像当初那样沮丧。我在画画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一种纯粹的快乐，这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它似乎让我整个人都超脱了。只有当我不画的时候，我才会又沮丧起来、冲家人乱发脾气。一开始，母亲觉得鼓励我画画是对的，这样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不开心。但一段时间过去，她又开始担心，因为我总是一个人待着，在卧室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把一切都抛在脑后——甚至包括我自己。
她常常上楼来看我是不是需要什么，轻手轻脚地进入房间，这时她会看到我在画前弓着身子，脚趾间夹着画笔。有时母亲会过来帮我拨开眼前的头发，或擦去脑门上的汗。因为我虽然已经可以像彼得或帕蒂使用双手那样，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左脚，但一整天都俯身坐在地板上画画，对我的身体毕竟造成了一种巨大的负担。但每当母亲过来查看我的时候，我只是猛地点个头，呜呜噜噜地回应。
之后，有一天，在我十一岁的时候，母亲病了，被送去了卢坦达医院。几个星期后，她生下了自己最小的孩子，一个男孩，这样她一共有了二十二个孩子。我最小的弟弟出生后，母亲依然病着，而且病情很快变得很严重。我们在家里惊恐万分，母亲不在的日子里，家里死气沉沉，就仿佛一只钟表被拆掉了表芯，指针无力地停住了。我也无法再画画，对任何事情都兴趣索然。我以为母亲要死了。
十二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蜷在沙发上，突然听到前门响起了敲门声。父亲正坐在炉火旁，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他心里满是担忧，并没有在看报。一开始他并没有听到敲门声，但当声音再次响起的时候，他起身前往门厅开门。
我听到门口有声音，但并没有心思去听，而是沉浸在对母亲的担忧和沮丧之中。我转了个身，脑袋埋在沙发靠墙的一角，这时门开了，父亲和一个人走进了厨房。
“这是克里斯蒂。”父亲说。接着我听到一个女孩的声音说：“他在睡觉吗？”
我迷迷糊糊地抬头看这位来客，眨了眨眼睛。灯还没有打开，房间里有些暗，但是借着外面的路灯，我看到来访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大约有十八岁。她瘦瘦高高的，模样甜美——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你好，”她说，露出一个甜甜的微笑，“我是德拉亨特小姐，你妈妈跟我说起过你。”
我想说点什么，但只发出了一些咕哝声，就像我平时想要说话时那样。女孩只是笑了笑，坐在了沙发的边缘。
“我本想打个电话再过来的，”她说，“你不会介意吧？”
我用力地摇摇头。接着她告诉我是怎么知道我的。她是卢坦达医院的施赈学员，从母亲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还知道我会用左脚画画，所以想来见我。当然她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母亲很担心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所以女孩就来让我写个字条带给母亲。
“你能帮我做这件事吗？”她问。
我没有理由拒绝。父亲把我举到桌子上，将一支铅笔夹在我脚趾间，我在一个旧信封的背面写道：
“亲爱的妈妈。不要担心。一切都好。很多吃的。快好起来。克里斯蒂。”
写完这些，我并不想在末尾画个吻，但她说如果画一个会更漂亮。于是我很不情愿地，在信封的角落里歪歪扭扭地画上了吻，递给她。
她走了，但承诺会再来。那晚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感觉到一阵眩晕。
她第二次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她带给我一大套颜料、画笔，还有画册，以及一个好消息：母亲好起来了，很快就会回家。
卡翠欧娜·德拉亨特——在我最需要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她出现了，来到了我的生命里。她在我原本的人生轨迹之外，是她让我意识到自己应该超越于那些日常的思维和活动，去获得一种更稳固的内在平衡。她将成为在母亲之外给予我最多鼓励的那个人，也将帮助我去对抗未来人生的诸多艰难。
当然，十一岁时的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我只知道，我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梦中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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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里斯吐字不清。原文用swop表示sw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