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月祭祀女灶神维斯太237的那一天,恰好也是布普图征服西班牙、奴役西班牙人的时候。这一天,正是贪得无厌的克拉苏238被帕提亚239人击败的日子。庞大固埃向他慈爱的父亲高康大辞行,带领其他队员出海远航。他父亲高康大按着原始的基督教的礼仪祈祷儿子出海平安,凯旋而归。尔后,庞大固埃一行就从塔拉斯港出发了,随行的有巴汝奇、约翰修士、爱庇斯特蒙、吉姆纳斯特、优斯登、里索陶墨、卡帕林和其他忠诚可靠的侍从。和他们同行的还有那位在历经千难万险,征程万里的大旅行家和探险家克塞诺马恩,几天前他应巴汝奇的邀请,立即动身赶到这里,一同出海。这位旅行家经验丰富,又绝顶聪明,他曾经把一张仔细标有寻找神瓶航线的地图送给高康大。

船只的数目我在第三部已经交待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次远航比上次隆重得多,还配备了同样数目的三层桨战船、大划船、大帆船和利布尼亚快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捻好缝,设备精良,供给充裕,还贮存大量的“庞大固埃草”。所有的官员、翻译、正驾驶、副驾驶、船长、船员、桨手、水手全都被召到庞大固埃的旗舰集合。这艘主舰与其他船只的主要区别是,没有悬挂庞大固埃颜色的旗帜,而是在船的尾部用一个巨大的酒瓶子做为标志。这酒瓶一半是璀璨夺目的银色,另一半金碧辉煌,上面镶嵌红色的瓷釉。红白相映衬,格外分明,象征旅行者的高贵身份和显示出海寻找神瓶的神圣目的。

第二只船的尾部,高高挂起一盏古式的灯笼,用光洁雪白的宝石和透明的云母精工细作的,暗示船队要经过灯笼国。

第三只船的标志是一只巨大的、富丽堂皇的瓷酒杯。

第四只船悬挂一只双柄金壶,那形状就如一只古瓮。

第五只船的标志是一只晶莹剔透的绿翡翠酒壶。

第六只船上有一只修道院中常见的大爵器,是用金、银、钢、铜四种金属做成的。

第七只船有个乌木做成的漏斗,全部用金线和其他金属相互镶嵌。

第八只船的标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藤酒杯,上面饰有大马士革的波形花纹。

第九只船上有一只祝酒杯,是纯金的。

第十只船上有沉香木做成的酒杯,有塞浦路斯的金子镶边,是那种大马士革的镶花工艺。

第十一只船上有一只黄金做的大篮子,镶有马赛克花边。

第十二只船上有一只金桶,是无花罩面漆的那一种,边缘镶嵌着印度进口的大珍珠,这些大珍珠都被雕刻成各种栩栩如生的动物。

凡是看过船队庞大阵容和这些特殊标志,他们不管内心多么忧郁、愤慨,或酸楚、悲哀,甚至连那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赫拉克利特都会喜笑颜开,乐得前俯后仰。他们都会说船上的这些旅行者一定是豪放不羁的酒徒,毫无疑问,他们的旅途往返都会心情愉快,个个心宽体胖。

在旗舰上,庞大固埃对所有的船员做了简短有力、激奋人心的动员令,在报告中引用了《圣经》中有关航海的经文。演说结束后,他以洪亮有力的声音向天主祈祷,他的祈祷感人肺腑,催人奋进,以至于塔拉斯港的商人和居民都听得清清楚楚,深受震撼,倾城出动,纷纷涌到港口前的防波堤,浩浩荡荡仰首翘望他们离岸上船的壮观景象,并祝福船队一路顺风。

祈祷结束后,全体船员又一起高唱颂扬大卫王的颂歌,那歌词的第一句是“以色列出了埃及”240,歌声悠扬动听,岸上送行的人群也同声歌唱,歌声在茫茫海面上激荡。颂歌唱完之后,船员们在甲板上迅速地搭起长台,摆出丰盛的酒席。而岸上送行的人们连忙叫人从家里拿来大量佳肴和美酒送给船员。他们共同举杯,祝愿船队一帆风顺。由于他们开怀畅饮,船员们出海之后,没有人有一点点不适应,既没有胃不舒服,也没有头痛的。假如他们出海之前听了那些愚蠢医生的建议,上船几天前就喝盐水,不管直接喝或掺到酒里喝,或是吃榅桲、柠檬皮,或喝苦涩的石榴汁,或禁食几天,用纸盖住胃,就是医生为出海人开的药方都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一遍又一遍祝酒之后,船员才回到各自的船上。此时天色未晚,正刮东风,船队便乘着东风离岸起航。主要的领航员叫雅麦特·布莱耶,他操纵着罗盘,把握好航线。按照他和大旅行家克塞诺马恩的意见,都一致认为神瓶在印度北边靠近中国区域,他们不沿袭葡萄牙人走过的航线,即穿过赤道向南航行,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这样离二分点太远,航线太长,不能以北极作为导航。他们想尽量不偏离印度所在的纬线航行,从北极的西面绕一大弯,保持与奥隆纳港所在的纬线一致,船队不会再靠近北极行驶,否则船只将有被冻结在北冰洋的危险。沿着这一纬线调转方向之后,仍然朝东航行,只不过船队的位置有所变化,起航时在左边的船只就被调到右边了,沿着这样的路线航行,会带来许多好处,不用担心船队失事,也不会遇上任何危险造成人员伤亡(除了要用一整天时间绕过麦克里恩岛时比较惊心动魄之外)。他们会平安无事地抵达印度的北部,而且这样的航线只需四个月时间,而按葡萄牙人的航线则要花上三年时间,并且路上还会遇上许多艰难险阻。除非有更充足的理由纠正我的说法,否则我认定这条理想航线肯定是古时候的印度人从海路到达德意志,并受到苏威维241国王盛情款待时走的线路,那时昆特斯·麦特卢斯·塞勒正任高卢总督,这一切在古罗马作家科尔奈留斯·奈波斯、地理学家彭包纽斯·米拉以及后来的古罗马作家普林尼的著作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