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对周围日益加剧的敌意和由那种敌意产生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企业家和资本家——事实上接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整个阶层——最终将停止发挥作用。他们的目的正迅速变得无法实现,他们的努力正变得徒劳无益。最有魅力的资产阶级目标,即建立工业王朝的目标,在大多数国家已成镜花水月;甚至比较小的目标,也极难达成,以致人们越来越理解这些状况的永久性质,不再认为值得为它们进行奋斗。

考虑一下在解释近两三个世纪经济史中资产阶级推动力的作用,它受社会不利反应窒闷欲绝,或者它被废弃不用而遭到削弱,无疑构成足以充分解释资本主义过程失败——如果我们把它看做永久现象——的一个因素,而且是比投资机会消失论 所描述的那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重要得多的因素。因而看到那个推动力不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以外种种力量的威胁,而且倾向于被内部种种原因所消灭是使人感兴趣的。这两者之间当然存在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但是,除非我们理清它们的关系,否则我们是难以作出正确诊断的。

那些“内部原因”之一我们已经碰到过。我称它为财产实体的蒸发 。我们知道,现代工商业者不论是企业家或者仅仅是经营管理人员,一般总是善于实干类型的人。从他的地位推断,他具有在官僚机构工作领薪金雇员的心理状态。不论是否是股东,他战斗的意志和坚持的意志,不是、也不可能是懂得真正意义所有权和所有权责任的人的意志。他的价值体系和他的责任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仅仅是持股人当然不再算得上数——这与一个控制和收税的国家削减他们的股份完全无关。这样,虽是资本主义过程产物的现代公司,却使资产阶级的思想社会化了;它无情地缩小了资本主义推动力的范围;不但如此,它最终将毁坏资本主义的根基。 (1)

2.但是,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内部原因”,也就是资产阶级家族的瓦解。我正在提到的事实是大家太熟悉的事实,不需再加叙述。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男女们看来,家庭生活和双亲观念的意义不如过去重要了,因而作为行为规范的力量大不如前;公然蔑视“维多利亚”准则的叛逆儿女,不管他们如何不对,表达了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些事实的分量不会因我们不能以统计数字表明而有所减轻。结婚率不能证明什么,因为婚姻 这个词包含的社会学意义和财产 这个词一般多,过去一直以结婚契约形成的那种结合可能完全消灭,同时一点也不改变契约的法律结构和契约的频率。离婚率也不比结婚率更为重要。有多少对婚姻通过法律离异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多少对婚姻缺少了旧模式至关重要的内容。如果在我们这个统计年代,读者坚持要统计数字,那么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的婚姻的比例虽然还不足以确定我所说现象的数量,但已十分接近我们希望的那样,指明它数字上的重要性。现在这个现象已或多或少扩大到所有阶级。可是这个现象首先出现在资产(和知识分子)阶层,它对我们论述的目的所具有的征兆价值和原因价值也完全在那个阶层。它可以完全归因于生活中每一种事物的合理化。我们见到的这种合理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之一。事实上它只是合理化扩展到私人生活领域的结果之一。在说明中经常援引的所有其他因素都能容易地归结为那个因素。

一旦男人和女人学会功利主义这一课,拒绝把社会环境为他们造成的传统安排视为理所当然,一旦他们养成为任何未来行动衡量对个人有利和不利的习惯——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旦他们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引入一种不能言达的成本计算体系——他们就一定能知道在现代条件下由家庭纽带尤其是取得父母身份给他们带来的沉重个人牺牲,并且知道,除去农场主和农民外,孩子不再是经济上的资产。这些牺牲不仅包括可用金钱衡量的项目,而且还包括生活舒适的无限丧失,无忧无虑生活自由的无限丧失,以及享受越来越有吸引力和五花八门可供选择的生活乐趣机会的无限丧失——这些生活乐趣和正在经受严厉的挑剔性分析的做父母的乐趣相比较,这种想法可能由于这份平衡表不完善甚至基本错误不但不削弱反而加强了。因为最重要的资产,即做父母对身体和精神健康的贡献——我们可以称之为“正常状态”——特别对妇女来说,几乎无不逃脱现代个人的理性目光的探索,这些人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生活里都倾向于集中注意力于可探明的有直接功利关系的细节,轻视人性自然或社会机体看不见的必要性的观念。我想说的要点,我以为不作进一步论述也是清楚的。它可以归总为许多未来父母心里十分清楚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应当抑制我们的抱负和贫乏我们的生活,只是为了在我们老年时受人侮辱被人轻视?”

当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所创造的精神状态逐渐使家庭生活价值失去光辉,并拆除旧道德传统在趋向不同生活方式的道路上设置的良心障碍时,它同时补充了新的爱好与兴趣。至于不要孩子,资本主义的创造力生产了效率越来越高的避孕方法,它克服了人类最强烈冲动本来会作出的抵抗。至于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称心合意,为资产阶级家庭提供可供选择的替代物。我在上边已经谈了工业财产的蒸发 ;我现在必须谈一谈消费财产的蒸发 。

直到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处的城市住宅和乡村住所不但是较高收入水平私人生活的快乐与便利的窝巢,而且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不但规模不同、格式迥异的待客款式,而且甚至家庭的舒适、庄严、安静和精致都决定于拥有属于自己的并充分配备了服务人员的住宅。家这个名词所概括的种种安排被具有资产阶级地位的普通男女作为当然之事相应地接受下来,正如他们把婚姻和子女——建立家庭——看做当然之事一样。

现在,一方面,资产阶级家庭的舒适比起它的负担来已不那么明显了。以挑剔时代的挑剔目光看来,家庭似乎主要是烦恼和昂贵费用的根源,常常被看做得不偿失的事情。即使不谈现代的税收和工资,不谈现代家庭服务人员的态度,情况依然如此。所有这一切是资本主义过程的典型后果,当然会大大加强家庭在最近将来会被普遍认为是过时的和不经济的生活方式的理由。在这方面也像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正处于过渡阶段。普通资产阶级家庭倾向于减少管理大住宅和大乡村别墅的困难,代之以小巧的和机械化的设施,加上最好的外来服务项目和家外生活——招待客人则越来越多地移到饭店或俱乐部举行。

另一方面,老派的家不再是资产阶级舒适而雅致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公寓房子和公寓旅馆是一种合理化类型的住宅和另一种生活方式,当这种住宅全面发展时,无疑能满足新形势的要求和提供真正的舒适和精致。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及其窝巢还没有到处全面发展,只有我们考虑到管理一处现代大住宅带来的困难和烦扰,它们提供的成本优势才显示出来。但它们已经提出一些别的优势——使用各种各样现代享受设备的便利,旅游和搬迁的便利,把现有家务小事的负担卸给高度专业化强大组织的便利。

不难看出这种变化反过来对资本主义上层社会的孩子问题有怎样的影响。这里也有相互作用:巨大宽敞的住宅——只有在这种住宅里,成员众多家庭的丰富生活才展得开 (2) ——过时了,大住宅在起作用的同时带来日益增加的摩擦,这提供避免作父母烦恼的另一个动机;但对子女之爱的式微,又转过来降低宽敞住宅的价值。

我已经说过,资产阶级生活的新方式还没有提供任何决定性的成本优势。但这点仅指服务于私生活需要的经常或主要成本而言。至于间接成本,甚至纯金钱利益则已十分明显。如家庭生活中最耐久项目的开支——尤其如房屋、图画、家具——过去一直主要用先前的收入支付,我们因此可以说,这个转变过程使积累“消费资本”的需要大大缩小。这点当然并非意指“消费资本”的需求现在(甚至相对地)小于过去;中小收入者对耐久消费品日益增长的需求远远超过这个影响造成的缩小。但这确实意指,就获得动机模式中的享乐主义成分而言,超过某一水平的收入愿望减少了。为了在这个问题上满足自己,读者只需设想一个具有彻底务实精神者的情况:成功的男人或夫妻或者“社交界”的男人或夫妻,他有能力支付最好的旅馆、轮船和火车舱位的费用,有能力支付最好质量个人消费和使用的物品的费用——这种高质量物品越来越多地由大规模生产的传送机生产出来 (3) ——他们在所有情况不变的条件下,一般地能使他们自己得到他们有任何程度 需要的一切。很容易看出,根据那种生活方式编制的预算将远远低于“封建领主”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支出。

3.为了理解所有这一切对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效率起什么作用,我们只需回想一下,家庭和住宅过去一直是典型资产阶级利润动机的主要原因就行了。经济学家始终没有对这个事实给予适当重视。当我们较细致地观察他们对企业家和资本家自私利益的看法时,我们一定会发现,从这个看法产生的结果根本不是人们期望单身的个人或无子女夫妇合理的自私利益会产生的行为,这些个人或夫妇现在不再通过他们家庭住宅的窗口来看世界。那些经济学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分析那种人的行为,以为他的观念和动机由这样的家庭住宅形成,他的工作和储蓄主要是为了妻子和孩子 。一旦这些观念从企业家的精神视界中消失,在我们面前就出现一种不同的经济人 ,他关心不同的事物,以不同的方式行事。对他来说,从他个人主义的功利主义观点看来,那种老式的行为事实上完全不合理。他失去剩留在非浪漫主义和非英雄主义的资本主义文明中的唯一一种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navigare necesse est,vivere non necesse est (4) 的英雄主义。他失去资本主义伦理观——为将来工作,不问你自己能否收获。

最后一点可能更加有力。上一章中已经谈到,资本主义制度把社会的长期利益托付给资产阶级上层。实际上,长期利益是托付给在那个阶层里起作用的家庭动机。资产阶级工作主要为了投资,资产阶级为之斗争并试图抗拒持短期观点政府 (5) 的目的,并不全在于提高消费标准,更多还在于提高积累标准。随着由家庭动机提供的推动力的衰弱,企业家的时间视界(time-horizon )缩小了,大致上相当于他的估计寿命。现在即使他知道没有理由害怕结果只会增加他的税单,他可能与以往相比不大愿意去实行赚钱、储蓄、投资的职能。他逐渐形成反储蓄心态,并越来越乐意接受作为短期哲学 标志的反储蓄理论 。

但他接受的还不止是反储蓄理论。他对所服务的公司采取不同态度,加上对私生活采取不同的方式,他往往养成对资本主义事物秩序的价值和标准持不同的观点。也许画面上最令人吃惊的特色是,资产阶级除了教育它自己的敌人,还容许敌人反过来教育它本身。它吸取当前激进主义的口号,似乎十分愿意经受改信仇视其自己存在的信条的过程。它犹豫地和勉强地承认这个信条的部分含义。当然最惊人极难解释的事实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正在迅速失去对它自己信条的信念。一旦我们了解,产生资产阶级信条的社会条件正在成为过去,这一点又变得可以完全理解的了。

当特殊的资本家利益集团和整个资产阶级面对直接攻击时,他们所表现的极富特色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议论纷纷提出抗议——或者雇人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不放过每一个妥协的机会;他们永远准备让步;他们从不在他们自己理想和利益的旗帜下进行战斗——在美国,对于几十年来强加的极沉重的财政负担或与有效企业管理无法相容的劳工立法,到处没有真正的抗拒。此刻,读者已一定知道,我绝对没有高估大企业或一般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此外,我准备为他们的怯懦留出巨大余地。但是,防护的手段还不是完全没有,历史上充满着少数人成功的事例,这些人对他们的事业有信心,手持枪支雄伟屹立。我们看到的这种驯服态度的唯一解释是,资产阶级制度在资产阶级本身看来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个阶级不再真正关心其盛衰,它只是什么都说,却什么都不干。

这样,以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重要性、打破保护层和保护制度、造成敌视气氛来破坏资产阶级地位的同一经济过程,也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的原动力。再也没有其他事实能这么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建筑在非资本主义材料造成的支柱上,而且它的精力来自非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它必然要破坏这些材料和模式。

我们又发现了过去以不同立场和(我想)不充分理由经常发现过的东西: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这个趋势在它的较早阶段可能十分明显地表现为阻滞进步的趋势形式。

我不想一再重复指出,客观和主观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怎样以惊人的一致性相互支援来达到那个结果。我也不想坚持说明应该已很明白并在以下几章中将变得更加明白的道理,那就是,那些因素不仅是毁灭资本主义文明的原因,而且是社会主义文明出现的原因。那些因素全指向那个方向。资本主义过程不单毁灭它自己的制度结构,它还为另一个制度结构创造条件。毁灭毕竟不是正确恰当的词。也许我该说是转变。这个过程的结果不是简单的空白,可以用碰巧出现的不论什么东西去补充;事物与人以这样的方式进行转变:它们变得越来越适合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结构的木栓去掉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的不可能性也消除一个。在这两方面,马克思的看法 是对的。我们也能同意他的意见,即可以把在我们眼前进行的特殊社会转变与经济过程连在一起,认定后者是前者的主要推动力。我们的分析(如果正确)所否定的东西不管它在社会主义信条中发挥的作用有多么重要,毕竟是次要的东西。归根到底,说资本主义衰败是由于它的成功或者说是由于它的失败,这两句话之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有很大差异。

可是我们对作为本篇标题的那个问题的回答,提出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鉴于本书随后要讨论的问题,读者务必记住下列三点:

第一,迄今关于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我们还一无所知。对于马克思及其大多数信徒来说,社会主义只指一个 确切的东西,这点过去和现在都是他们学说中最严重的缺点。但这种确切性实际上不过就是工业国有化那一套,以及与之同来的看起来和它相协调的各种各样不明确的经济和文化可能性。

第二,关于可以期望社会主义来到的确切道路,我们同样一无所知,只知道必定有许许多多可能性,从逐步的官僚主义化到最别致的革命。严格地说,我们甚至不知道社会主义是否真的会来到。再说一遍:觉察到一种趋势和想象这个趋势的目标是一件事,预言这个目标将确实来到和由此造成的事态能切实可行(更不用说将永久延续下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人类在社会主义地狱(或天堂)中窒息(或享乐)之前,它很可能在帝国主义战争的恐怖(或荣耀)中化为灰烬。 (6)

第三,我们试图描绘的这个趋势的各种不同成分,虽然到处辨认得到,但没有一个地方全部显露。在不同国家事物发展的进度不一,但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进度足以允许我们有把握地说,它们到底将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允许我们断言,它们的“潜在趋势”已变得十分强烈,以致不会遭到比暂时挫折更加严重的麻烦。工业一体化远未完成。实际和潜在的竞争在任何经济形势中仍是重要因素。企业仍甚活跃,资产阶级集团的领导仍是经济过程的主要推动者。中产阶级仍是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标准和资产阶级推动力虽然正遭到日益剧增的损害,依然有生命力。种种传统的存在——控制成批股权的家庭所有权——依旧使许多企业董事们的行为和旧时业主兼经理的行为一样。资产阶级的家庭尚未死亡;事实上它非常执着地抓住生命,以致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敢用税收以外的办法去触动它。根据当前实践的立场和为了短期预测的目的——在这些事情上一个世纪属于“短期” (7) ——所有这些表面现象可能比在深层下缓慢起作用的朝向另一个文明的趋势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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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许多人会否认这点。这是因为他们所获的深刻印象来自过去的历史和由过去历史产生的口号,那时由大公司带来制度变化尚未充分表现出来。他们也可能想到公司业务过去经常非法地满足资本主义推动力的范围。可这正好说明我想要说的意思:在公司业务中,公司董事等高级人员除非利用非法或半非法的手段,否则他们不可能取得超过薪金和红利的收入,这个事实确切地表明,公司的结构概念是反对这种行为的。

(2) 现代父母与子女之间关系当然部分地为家庭生活稳定结构的崩溃所决定。

(3) 大批生产物品的日益增加的合格率对消费者支出的影响,由于大批生产物品和定制相应物品的差价而大大加强,差价的增加是因为工资的增加,以及定制物品相对受欢迎程度的降低所致;资本主义过程使消费民主化了。

(4) “航海是必要的,生命不是必要的”。不来梅一所老房子上的铭文。

(5) 有人曾说,在经济事务中“政府能采取长期观点”,但是除了与党派政治无关的某些事务外(如保护自然资源),政府很少做到这一点。

(6) 写于1935年夏。

(7) 这就是为什么本章和以前两章中提出的一些事实和论据并不使我关于今后50年资本主义发展可能造成的经济结果的推理归于无效的理由。30年代很可能显示为资本主义的最后喘息——这种可能性当然由于当前的战争而大大增加。但情况可能又不是这样。无论如何不存在纯粹经济 理由说明资本主义不应有另一轮成功,这是我希望证明的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