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性质在当代讨论的背景上能最清楚地显示出来。当代的经济学家亲眼目睹的不仅有异常严酷和持久的世界范围萧条，而且还有随后的停滞和令人不满的复苏时期。我已经提出了我自己对这些现象的解释， (1) 并说明我为何不认为它们必定是表示资本主义进化趋势中断的理由。但我的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经济学同行采取不同的观点是自然的。事实上他们恰像1873年和1896年间他们的某些先辈所感到的一样——虽然当时这种意见主要限于欧洲大陆——感到有一种根本性的变化就要降临在资本主义过程的头上。按照这种观点，我们眼见的不仅是由于反资本主义政策而加深的一次萧条以及令人失望的复苏，而且是生命力永久丧失的症状，人们必定预期它会继续下去，为资本主义交响曲未完乐章提供占支配地位的主题；因而他们不能从资本主义机器的功能和资本主义过去的成就对未来做出推断。
许多不以愿望为思想依据的人持有这个观点。但我们应理解那些思想产生于愿望的社会主义者为什么特别乐意利用这个意外收获——他们中有些人竟把他们反资本主义的论点完全转移到这个根据上来。在这样做时，他们获得能够再度依赖马克思传统理论的额外好处。这种传统理论，如我以前曾经指出，他们中间深受熏陶的经济学家已经感到不得不渐渐舍弃它。因为，如第1章中所解释的，马克思曾预言过这样的事态：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在真正瓦解之前将进入一个持久的危机阶段，虽然在这个阶段中经济有微弱上升或出现有利机会。事情还不止于此。根据马克思观点提出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强调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对利润率的作用，以及强调通过利润率对投资机会的作用。因为资本主义过程总是由大量现有投资开动，所以即使投资的部分消失也足以使预言资本主义过程行将受阻垮台的议论听起来颇有道理。马克思主义论证中的这个意见无疑不但符合过去10年中突出的事实——失业、过多的储备、货币市场资金过剩、令人不满的利润边际、私人投资的停滞——而且也符合几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当然在马克思与凯恩斯之间不存在像马克思与马歇尔或威克赛尔之间那样的鸿沟。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非马克思的理论都可以以我们将使用的不言自明的短语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正在消失的投资机会的理论。 (2)
应该注意，这个理论确实提出三个性质截然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与本篇标题相类似的问题。既然在社会世界中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存在，既然资本主义秩序本质上不仅是经济过程的构架，而且也是社会变化过程的构架，所以答案也不会有什么不同。第二个问题是消失中投资机会理论提供的力量与机制是不是应强调的力量与机制。在嗣后几章中，我打算提出另一个是什么将最后消灭资本主义的理论，但有许多类似的问题将依然存在。但是还有第三个问题，即使消失中的投资机会理论所强调的力量和机制本身足以证实在资本主义过程中存在朝向最后僵局的长期趋势，但并不一定因此可以推定过去10年的盛衰变化是由于这些力量与机制引起的——以及为了我们的目的加上这句话是重要的：不能根据这点就期望在今后40年中还会有同样的盛衰变化。
目前我们主要关心第三个问题。但在我打算说的许多话中也与第二个问题有关。人们据以证明对最近将来资本主义成就的悲观预测是正确的，以及据以否定资本主义以往成就可能再现的观念的那些因素可以分作三组。
首先是环境因素。我已说过，并必将被证实，资本主义过程产生一种政治权力分配和一种社会心理态度——由相应的政策表达出来——它们敌视这个过程，并可望积聚力量最终阻止资本主义机器的运行。这个现象我准备暂且搁下待以后加以考虑。接着要说的话必须和适当的附带条件一起谈。但应该注意，那种态度和与它性质相同的因素也影响资产阶级利润经济本身的动力，因而那个附带条件涉及的范围超过人们乍见时可能想到的——无论如何不仅仅是“政治”性的。
其次是资本主义机器本身。消失中投资机会的理论不一定包括另一种理论，但事实上常常与它连结在一起，那个理论认为现代大型企业表现了僵化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限制性的做法、价格刚性、唯独重视保存现有资本值等等特色是自然地固有的。关于这点我上文已经论及。
最后，有一种可以称为供资本主义机器滋养的“原料”，它就是向新企业和新投资开放的机会。正在讨论的这个理论非常强调这一点，用它来证明我们给它贴上的标签是正确的。这个理论认为给予私人企业和投资的机会正在消失的主要理由有这么一些：投资饱和、人口、新土地、技术上的可能性以及许多现有投资机会属于公共范围而不是属于私人投资范围的环境。
1．对于人的需要和生产技术（从此词尽可能广泛的意义来理解）的每一个给定状态来说，当然，对于每一个实际工资率而言，有了一定数量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就会饱和。如果需要和生产方法永久固定在1800年的状态，那么早就达到饱和点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想象，到某个时候需要完全得到满足，嗣后永远冻结不动了呢？立刻会出现与这种情况有牵连的一些问题，但只要我们探究的是今后40年中会发生的事情，我们显然不必为这种可能性而烦神。
如果这个想象变成现实，那么目前出生率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真正下降，将真的变成除设备更新以外投资机会减少的重要因素。因为，要是每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或接近满足，那么消费者人数的增加按假设将是增加需求的唯一主要来源。但是与那个可能性无关，人口增长率的降低本身并不危及投资机会或人均总产量的增长率。 (3) 我们只要简单地考察一下相反的一般论点，就能容易地彻底弄清楚这个道理。
一方面，人们这样想，总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会促使产量增长率的降低，从而促使投资率的降低，因为前者限制了需求的扩大。事情并非如此。需要和有效需求不是一回事。倘若它们是一回事，最贫国家势将是表现出最强有力需求的国家。事实是，由下降出生率解放出来的收入部分可以进入别的渠道，在不生孩子的动机是希望扩大各种需求的事例中，收入特别容易转入别的渠道。强调以不断增加人口为特征的需求方向特别容易计算，从而提供特别可靠的投资机会这个事实，确实可以作出有一定道理的论证。但在给定需要满足的状况下，提供各种可选择机会的愿望，也有相类似的功能。当然，对某些个别生产部门、特别对农业的预测，前景不很光明。但这个预测一定不可与对总产量的预测相混淆。 (4)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争辩说，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将从供应方面限制产量。急剧的人口增加在过去经常是产量明显发展的条件之一，我们也可以反过来作出结论说，劳动要素的日益稀缺，可以指望是一个限制因素。可是我们很少听到这个议论，也很少把它当作充足的理由。美国制造业产量在1940年初大约为1923～1925年平均数的120％，而工厂雇佣人数为同期平均数的100％光景，这个观察结果为可以预见的将来提供合适的回答。目前失业的程度；随着出生率下降，妇女有越来越多的时间参加生产性工作，以及下降的死亡率意味着生命中有用时期的延长；无穷尽的节省劳动设施的问世；与人口急剧增加情况相比较，相对地增加避免使用劣质生产辅助要素的可能性（部分地挡住报酬渐减律的作用）——所有这些充分支持科林·克拉克先生的预期：每人/小时产量在下一个世代还将上升。 (5)
当然，通过高工资和短工时政策和通过从政治上干预劳动力纪律的方法，可以人为地制造劳动力稀缺。把美国和法国1933～1940年时期的经济成就与日本和德国同期的经济成就作比较，表明这种情况事实上已经出现。但这是属于环境因素这一类的。
由于我不久还要充分说明我的论点，对于正在讨论的现象我的确远未讲清楚。正在降低的出生率在我看来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最有意义的特色。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我们也将看出，不论作为正在变动的动力的征兆，还是作为它的原因，它都是极端重要的。可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这里我们关心的只是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机制效果，这些效果肯定不会支持对今后40年人均产量的发展作悲观主义的预测。从现在情况看来，那些以此为据预言资本主义“失败”的经济学家，几乎就是在做不幸的经济学家过去一直喜欢做的事情：像他们一度以很不充分的理由使公众担心要养活过多人口必将出现经济危机一样，现在他们又以同样不充分的理由使公众担心人口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 (6)
2．接着谈谈开发新土地——永远不能再有的独一无二的投资机会。即使为了辩论之故，我们姑且承认人类的地理疆域的开拓已永久封闭——但鉴于目前有一些沙漠地区过去曾是沃野和人口稠密的城市这个事实，这个论断本身不是明显可靠的——即使我们进一步承认，对人类福利 而言，任何东西能作的贡献都不如那些新土地生产的食物和原料那么大——这点比较言之成理——也不能因此预言，在今后半个世纪中，人均总产量必定下降，或者只有很小的增长。如果19世纪中进入资本主义领域的土地一直被以报酬递减的方式利用，由于这个规律的作用，的确可以作这样的预言。但情况并非如此，正如刚才指出，人口增长率的降低使人们不再考虑这个念头，即大自然对人类努力的报偿或者已经、或者会立刻变得不如过去那么慷慨。技术进步有效地扭转任何这样的趋势。我们现在最可靠的预言之一是，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将生活在食物与原料的烦人富饶之中；让总产量尽量扩大吧，我们知道怎样使用它。这点也适用于矿物资源。
还有另一种可能。虽然食物和原料人均现有产量不一定会降低，甚至可能增加，开发新地区工作提供的对企业以致对投资的巨大机会似乎会随着工作的完成而消失，人们正预言由此造成的储蓄出路减少会造成各种各样的困难。为论证方便，我们再次假定，这些地区实际上已经开发完了，而不能适应出路减少的储蓄，除非有新出路出现，可能引起麻烦和浪费，这两项假设当然极不现实。但我们没有必要加以追究，因为未来产量发展的结论却意外地要根据完全没有理由的第三个假设，也就是不存在其他出路的假设。
这第三个假设完全由于缺乏想象力，是经常错误地曲解历史解释的例证。历史过程中使分析者有深刻印象的特征，往往在他心里成为历史事件的根本原因，不管这些特征有没有权利担任这个角色。例如，寻常称为资本主义兴起 的东西，时间上大致与白银从波托西银矿流入同时，也和王公们习惯于使开支超出收入，他们不得不不断地借债的政治形势同时。这两桩事情显然以不同的方式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有关联——甚至说农民暴动与宗教骚动与经济发展有联系并不荒谬。因此分析家极容易得出结论说，资本主义事物秩序的兴起与它们有因果关系，因为没有它们（以及其他少数几个同类型因素），封建世界就不能转变为资本主义世界。但这实际上是另一个命题，是一个从表面上看没有根据的命题。能够断言的只是，这是历史事件足迹经过的道路，但不能由此推断没有别的道路。顺便说一下，在这种事例中，甚至不能断定那些因素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因为，虽然它们肯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资本主义，它们显然在别的方面阻挠它的发展。
同样，如我们在上一章已经看到，开发新地区为企业提供的机会当然是极好的，但这只是从所有机会都是极好的这个意义上说的。不但假定“边疆的封闭”将引起真空是没有理由的，而且假定进入真空地带的任何东西必然较不重要（从我们为此词选择的任何意义上说），也是没有理由的。征服空间的重要性可能比过去征服印度的重要性更大——我们必不可混淆地理上的边疆与经济上的边疆。
当一种类型投资机会被另一种类型的投资机会替代时，国家或地区相对地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这样说是正确的。一个国家或地区越小，它的命运与生产过程中一个特定要素结合得便越密切，当这个要素告罄时，我们对今后贮藏它便感到越没有信心。因此，农业国家或地区可能 在竞争的合成产品（如人造丝、染料、合成橡胶）面前永远失败。把生产过程看做一个整体，这些国家或地区可能在总产量上有净收益，但在这些产品上无法得到满足。这样的可能后果在经济世界分裂为敌对国家势力范围时可能大大严重，这也是正确的。最后，我们所能断言的是，新国家发展引起的投资机会的消失——如果已在消失中——不一定 引起必然影响总产量增长率的空白，这也是正确的。我们不能断言，消失的机会实际上将由至少差不多的机会来替代，但我们可以指出这样的事实，根据那种发展，进一步的发展自然会在那些同一国家或其他国家出现；我们可以相信资本主义机器寻找或创造新机会的能力，因为这样才适合这个论题。但这样考虑问题并不能使我们摆脱消极的结论，回想我们讨论这个主题的理由就足够了。
3．一个类似的论点适用于那个得到广泛认可的观点，即技术进步已经迈出很大步伐，但只有很小的成就。这个观点不仅反映每次世界危机时期和以后——当时显然缺乏头等重要的新鲜主张，这是任何一次大萧条时期人们熟悉的模式的一部分——各种事态给予人们的印象，而且它还是比“人类边疆的封闭”更好的例子，说明经济学家是多么容易犯解释性错误。我们现在正处于创造电厂、电器工业、电气化农场和家庭以及汽车的伟大事业浪潮的退潮阶段。我们发觉所有这些是非常新奇的，在我们毕生中，我们不能看出差不多重要的机会将从何处而来。但事实上，单是化学工业传出的希望就比譬如说1880年时可能预期的机会大得多，更不必提单是利用电气时代的成就和为群众建造现代住宅足以为将来一段长时期提供的投资机会了。
技术可能性是未经探测的海洋。我们可以测量一个地理区域，并评估个别地块的相对肥沃程度，虽然只关系到一定的农业生产技术。认定那种技术，不顾它将后的可能发展，那么我们可能设想（从历史上看这样做是错误的），最好的地块首先耕种，次好的地块第二批开垦，依此类推。在这个过程的任何时刻，只有相对贫瘠的地块留待今后开发。但我们对技术进步的将来可能性不能以这个方式推理。不能因为某些技术比其他技术利用得早，就推定前者比后者有更大的生产能力。那些我们还茫然不知的技术，它们比现在已被我们注意到的任何技术可能有较大、也可能有较小的生产能力。这点也只能得出一个消极的结论，即使技术“进步”通过系统的、合理的研究和管理往往可以变得更加有效和更加可靠，但消极结论没有力量变成积极结论。可是消极结论对我们足够了：我们没有理由预期会出现由于技术可能性的耗竭而使产量增长率放慢。
4．正在消失投资机会这个理论的两个变种有待评介。某些经济学家认为，每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到一定时候必然会以必要的设备装备起来。他们争辩说，这点在19世纪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当正在进行时，它不停地创造对资本货物的新需求，除增加的外，更换性的需求以后永远存在。资本主义武装自己的时期因此证明是一段绝妙的插曲，其特点是资本主义经济尽最大努力来为自己创造必须补充的工具和机器，就这样，它为以现在不可能保持的速度生产更多产品的目的而装备起来。这是那个经济过程的真正惊人的图画。18世纪时或者我们祖先住在洞穴里时难道没有生产设备吗？如果有生产设备，为什么19世纪增添的设备会比过去增加设备更加饱和呢？此外，资本主义增添的盔甲一般说来与先前存在的盔甲相竞争，它们把后者的经济有用性毁灭掉，由此，提供设备的任务绝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替换品储备足以解决设备问题的情况——在没有技术变动时它能解决正常设备问题——成为例外。在新产业体现新生产方法的地方，这种情况特别清楚；显然，汽车工业的资金不是从铁路折旧账户提取的。
读者无疑能看到，纵令我们能够接受这个论点的前提，不一定会因此得出对有关总产量增长率的悲观预测。相反，读者可能得出相反推论，即具有不断更新能永远维持经济生命力的大批资本货物，如果能起作用，就能促进总产量进一步增加。要是他的推论是这样，他是很正确的。这个论点的依据完全在于一种适合资本生产的经济在面临相应需求增长率减低时可望出现的骚动。但这种骚动不是突然发生的，它很容易被夸大。例如，钢铁工业从一个完全生产资本货物的产业转变为主要生产耐久消费品或生产制造耐久消费品的半成品的产业过程中没有经受巨大困难。虽然每一个现存资本货物企业内部不可能得到补偿，但在所有事例中牵涉的原则是相同的。
另一个变种是这样的。过去常常认为把繁荣的征兆散遍所有经济机体的巨大经济活动的突然兴旺，当然总是与生产者开支的扩大相联系的，转过来开支扩大又与建造更多的工厂和设备相联系。现在有些经济学家发现或者他们认为已经发现，在目前，新技术方法的采用所需要的资本往往比过去需要的少，特别比铁路建设时代少。由此作出的推论是，基本建设开支的相对重要性也因而减小。因为这种情形转过来影响间发的经济活动的突然兴旺，就显然也会影响总产量可见的增长率。进一步的推论是，总产量增长率必然下降，尤其是如果储蓄以原有的速度继续增加。
新技术变得越来越节省资本的这个趋势，迄今尚未充分证实。1929年前的统计数字——此后的数据此处不适用——指向相反的方向。这个理论提倡者提出的全部证据是一些可能与其他事例相反的孤立事例。但姑且让我们承认存在这个趋势，在我们前面还是存在使过去许多经济学家在节省劳动措施上发愁的同样形式的问题。这些措施对劳工利益也许有利也可能不利，但没有人怀疑，从整体上看它们有利于产量的扩大。除了人们争相夸大的储蓄一投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扰外，节省资本货物最终产品每单位 费用的各种措施全能促使产量扩大。事实上，说经济上可行的几乎任何新办法，均能节省劳力和资本是不大会错的。运输同一数量的旅客和货物，使用铁路要比使用马车或货车节省资本。同样，用桑树和蚕生产丝可能要比——我不知道——生产相当数量的人造丝织物消耗更多的资本。这对已把资本投入前者的资本所有人也许是不愉快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机会的减少。这当然不意味产量扩展速度的降低。谁若仅仅因为单位资本比以往更多地用于提高效率这个事实，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的瓦解，他可能不得不长时间等待下去。
5．最后，既然希望公众懂得政府赤字开支必要性的经济学家一般地研究这个主题，当然会出现另一个论点，那就是剩留下来的投资机会由私人企业投资不如由国家企业投资更为合适。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首先，随着财富增加，从成本—利润计算不能进行的某些开支项目也可能进行了，如美化城市的开支、公众卫生的开支等。其次，规模越来越大的产业活动部门趋向于进入政府管理的范围，如交通设施、码头、电力生产、保险等等，这是因为这些产业越来越有接受政府管理的必要。这样，国家和市场的投资可望绝对和相对地扩大，即使在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恰如其他形式的国家计划一样会普遍起来。
但是事情到此为止。为了认清这点，用不着对产业活动的私营部门的事物发展作任何假设。此外，就当前的目的而言，今后投资和随之而来的产量扩大由国家出资和管理的比由私人出资和管理的不论较多还是较少，这点关系不大，除非另外有一种意见认为，因为私人企业无法承担今后任何投资可能出现的亏损，国家资金势将担负起这个责任。但这点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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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本书第5章。
(2) 见我的《经济周期》，第15章。
(3) 这点对不久前英国发生的绝对人数的微量减少也是正确的（见E．查尔斯，《伦敦和剑桥经济服务所第40号备忘录》）。大量绝对人数的下降将引起外加的问题。但我们对它们可以略而不论，因为这些问题不能预期会在我们考察的期间发生。此外人口的年龄老化会产生另外一些属于政治和社会心理以及经济的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已开始显现——实际上已有如“老人院外集团”这样的事物——我们不能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加以讨论。但应该看到，只要退休年龄不变，那些不作贡献但须供养者人数的百分比不会受15岁以下人数百分比的减少的影响。
(4) 许多经济学家似乎有一种看法，意思是人口增加本身提供另一个投资需求的来源。为什么——不需为所有这些新工人装备工具和补充原料吗？无论如何这点绝不是明显的，除非允许给增加的工人较低的工资。至于投资机会的形成，还缺乏动力，甚至在那种情况下，还有很大可能出现按每个受雇佣人数计算的投资减少。
(5) 《国民收入与支出》，第21页。
(6) 17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家对未来人口的预测实际上一直是错误的。但造成错误有一些借口。可能甚至是马尔萨斯学说之故。但我认为这种错误延续到今天是不能原谅的。到19世纪下半叶，任何人都应明白，马尔萨斯人口论唯一有价值的是它的限定条件。本世纪头10年明确地表明，它是一个妖怪。可是像凯恩斯先生那样的权威人物竟在战后年代还试图再赋以生命力！迟至1925年，H．赖特先生在他的论人口著作中还谈到“以人口数量之增加，浪费文明之所获”。难道经济学家永远不会成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