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基钦（Joseph Kitchin）是研究黄金稀缺问题的一流权威人士。以他的研究数据为基础，古斯塔夫·卡塞尔教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其他享有国际声誉的经济学家对黄金的稀缺性理念给予了着重强调。国际联盟黄金代表团于1930年和1931年发布的几份报告及国会麦克米兰委员会（MacMillan Committee of Parliament）于1931年6月发布的报告也支持他们的观点。然而，黄金的产量却实现了增长，超过了基钦及一些冶金领域工程师的估测。黄金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1930—1931年间从4.168亿美元增长到4.384亿美元，增长了5%，目前这一态势仍然在持续着。有报道称，在加拿大发现了大片新的低等级金矿。印度就像一块饱含黄金的海绵，人们都对它进行挤压，使得它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黄金出口国之一。1931年，印度出口了9,570万美元的黄金；而1930年，它则进口了5,770万美元的黄金。1932年1月和2月，它出口了5,140万美元的黄金，而在1930年和1931年的这两个月中，它则分别进口了921.4万美元和72.7万美元的黄金。
全世界货币性黄金供应总额每三年的增长情况如下所示：
1913年12月至1916年12月，34%；
1916年12月至1919年12月，2.5%；
1919年12月至1922年12月，23.6%；
1922年12月至1925年12月，6.9%；
1925年12月至1928年12月，11.8%；
1928年12月至1931年12月，12.2%。
在1931年12月到1932年2月的两个月间增长了1%。从1929年开始，黄金的生产和贸易出现了大幅下滑，这极大地降低了货币需求。
黄金在分布上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在美国，直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大量黄金释放出来之前，黄金实际上都非常稀缺，根据我们的法律大部分的黄金从技术上来讲是被锁定的，是不可使用的。因此，尽管从统计上来看，黄金产量很大，但就可用性上来讲，它却是稀缺的。而战后物价水平的上涨又令黄金的这种稀缺性更为严重。
还可参见亨利·斯特拉科施（Henry Strakosch）爵士发表于《财富》杂志1932年4月第52—55页和第104—108页上的文章“英国视角”（The English View）以及詹姆斯·哈维·罗杰斯于1931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掂量它的黄金》（American Weighs Her Gold ）一书。
亨利爵士将黄金持续不断地流入法国和美国的原因归于一战赔款和战争债务。他力图证明，以黄金的形式回收债款的政策会引发清偿行为，从而令整个世界都陷入通货紧缩的灾难境地。
亨利爵士说，从1925年年初到1927年年末，除法国和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吸纳黄金的速度要比整个世界生产黄金的速度稍快一些。然而，1929年年初，一场反常的黄金运动开始了，它使得1929年1月1日到1931年6月30日期间法国的黄金拥有量提高了76%，美国的黄金拥有量提高了23%，而世界其他国家（不包括俄国）的黄金拥有量则降低了15%。
黄金向法国聚拢的趋势一直持续，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在1930年6月30日到1932年3月之间，美国的黄金持有量从45.93亿美元减少到39.85亿美元，减少了13%，而法国的黄金持有量则从22.12亿美元增加到30.02亿美元，几乎增加了36%。世界其他国家的黄金持有量减少了1.8%。1932年3月，法国所持有的黄金数量占世界货币性黄金总量的26%强，而美国则约为35%。
罗杰斯教授已经证明了，黄金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内的积聚并没有使流通中的货币变得非常充足，也没能使金本位制变得安全，从而避免被来自法国银行及其他短期信贷持有者的突袭所推翻的可能。总的黄金持有量的数字是具有误导性质的。我们的“自由黄金”并没有大大超出我们的合理需求水平——所谓“自由黄金”是指既无须作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发行的纸币的抵押品或准备金，也不属于那种披着“美国所有”的外衣而实际上归外国人所有的黄金。也正因为如此，当1931年秋天我们所持有的黄金受到突袭而外流时，我们的银行家们表示了忧虑和不安。
表13是根据《美联储公报》（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所发布的数据编制而成的，它给出了1913年到1931年之间的某些年份的年末，以及1932年2月时，黄金在世界各国的分布情况。
表13 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的黄金持有情况（百万美元）
根据美联储公报编制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