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之后，许多人移居江南并在那里建立了东晋。对民族来说，这一历史事实固然是一大悲剧，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极大的变革。然而，这并非当前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只谈谈生活在西晋至东晋初年，将国破家亡的哀愤和由此而生的孤独感倾诉在作品中的刘琨。
当然，那个时候悲叹亡国的还有其他人，这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周顗（《言语篇》）、桓温（《轻诋篇》）的悲叹之辞等中可以看出。但这也仅限于发出那样的言论而已，并没有咏叹悲慨的作品流传下来。此外，如郭璞，虽然也有歌咏亡国之悲的作品，但却难以看到在刘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沉的孤独感。
刘琨是被以争豪斗富而闻名的西晋石崇招致到金谷园别墅赋诗的文士之一，并且曾经侍奉作为贾后一族而权势滔天的贾谧，可以算是“二十四友”之一，但那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了。他的壮年时期正当西晋衰亡之际。刘琨富于慷慨之气，虽然直到最后都在为西晋的复兴而奔走，但是却毫无成效，西晋最终还是灭亡了。
据说他善于招延，一日有数千人前来归附，却因拙于抚御，一日也有数千人逃散而去（《世说新语·尤悔篇》）。另据史书记载，晋阳曾为胡骑所围，十分窘迫，他则于夜晚登楼吹奏胡笳，贼军闻此难忍思乡之情，流泪唏嘘。拂晓刘琨再次吹奏，贼军则弃围而归（《晋书·刘琨传》）。[1]刘琨还留下了这样的逸闻。
刘琨有一位名叫卢谌的部下，卢谌的姨母是刘琨的妻子，并且因为他既有才能又出身名门，刘琨特别亲近爱重他。后来因为一些缘故，卢谌离刘琨而去，成为段匹磾的部下。但是卢谌到底还是难以忘怀刘琨的旧恩，写了很长的信和诗寄给刘琨倾诉衷曲，刘琨亦以书信与诗答之。在此要讨论的就是在书信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刘琨的心境。
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哀乐何由而至。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雕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2]
时复相与举觞对膝，破涕为笑，排终身之积惨，求数刻之暂欢。譬由疾疢弥年，而欲以一丸销之，其可得乎……
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
（刘琨《答卢谌书》）
东晋大兴元年（318年）五月刘琨为段匹磾所杀，时年48岁。这封信就是在那一年，或是前一年，也就是在刘琨去世前不久写成的。
说起那个时候晋的国情，永嘉五年（311年），在所谓的“永嘉之乱”中，洛阳被刘曜、石勒攻陷，怀帝被俘。313年，怀帝最终为刘聪所弑。建兴四年（316年），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于是西晋灭亡，中原地区自此处于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317年，宣帝曾孙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即位，改元建武，于大兴元年即帝位。这就是东晋元帝。就这样，晋朝的命脉总算勉勉强强在江南得到延续。
至于刘琨，他自始至终勇于义，为了晋室的复兴而努力，但是却毫无成效，就连他的父母也命丧贼人之手。
大致了解了上述的史实，我们也就可以基本理解刘琨信中所写的“国破家亡”的内容，并且能够大体想象出他哀愤的样子了。
方才提到的书信中的文字“昔在少壮，未尝检括……哀乐何由而至”，是对年轻时候的追忆。魏晋时代是“清谈”盛行的时代，知识阶层往往推崇老庄思想，将实务弃之不顾，无视礼法规范。刘琨多少也浸染上了这种风气。所谓“齐物”，是指超越生死、是非、善恶、彼我等一切差别，将万物等同视之。老庄，尤其是庄子宣扬领会了“道”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阮生”指的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所谓“放旷”，是指不拘泥于物，恣意而行。这样的行为大致始于竹林七贤的阮籍等人，此后多有人效仿。
年轻的时候，刘琨追慕遥远往昔老庄所讲的齐物境界，倾心相去不远的阮籍的放旷态度。他想要效仿他们，全然不约束自己。他见到俗人厚爱薄憎，哀死乐生，讶异这种差别对待是如何产生的——如此，刘琨思考着，但是在直面国破家亡这样无法逃避的巨大灾难之时，他慨叹那样的生活方式也无法使自己得到些许安慰。
“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其可得乎”，是在叙说当下因愤懑和忧愁而生出的、不堪忍受的苦恼。
“负杖行吟”，诗人吟唱的或许是愤慨之歌，或许是哀痛之歌。即便如此，负杖行吟这种行为，多少也还有点愉悦，或者说是多少想要变得愉悦一些时候的举动。尽管如此，心中郁结的忧愁不知何时便会喷涌而出无法停止，更何况独自一人发呆的时候，百忧凝聚，忧愤袭来，身心备受折磨。
诗人感叹，偶尔与你举杯对酌，强行将愁容换为笑颜，但是若想排遣掉心中郁积的苦痛，得到须臾的快乐，却如同妄想用区区一粒丸药来治愈久病之躯，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是对老庄和阮籍的批判。此句之前，原文还有与卢谌道别的一段文字，这句话直接成了这段内容的收尾，同时也间接与“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怪厚薄何从而生”遥相呼应，因此也就成了对这句之后全部内容的煞尾。
所谓“聃周”，“聃”指的是老聃，也就是老子；“周”指的是庄周，也就是庄子。“嗣宗”是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字。老子庄子宣扬齐物，阮籍等人以放旷的言行来践行它。然而对于如今陷入不幸旋涡的自己来说，他们的语言与行为不过是荒唐无稽的胡来罢了。刘琨之所以会说出这样的话，或许是因为在卢谌的赠诗中有“死生既齐，荣辱奚别”这样的语句。但是，在苦恼中挣扎的刘琨恐怕也真的就是这样想的吧。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回答卢谌的诗中说“谁云圣达节，知命故不忧。宣尼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连孔子觉察到道穷都会悲泣，即便是圣人，面对有些事情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哀乐之情。（宣尼即孔丘，亦即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汉时被追谥为宣尼公。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传说孔子见麒麟所现非时，悲叹“吾道穷矣”。事见《春秋公羊传》。此外，“宣尼悲获麟”和“西狩涕孔丘”二句不过是对同一内容的重复表达，因此这两句动辄受到非难。）
一般认为自魏正始时期起，人们变得更加倾向于老庄思想。这种局面的形成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然而，背负仅仅依靠儒家思想无法解决的深重烦恼的人变多了，这才是根本上的原因吧。沐并在其于正始末期所著《终制》中[3]，评价儒学是“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并说：
若能原始要终，以天地为一区，万物为刍狗，该览玄通，求形景之宗，同祸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慕于道矣。
（《魏志·常林传》注引《魏略》所载沐并《终制》）
诸如此类，皆可视为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的反映。
此后，老庄思想越发盛行，随着言行虚诞放荡的人越来越多，它的弊病也日益明显，批判它的人也随之出现。极为讽刺的是，这些人最先出现在一直以来以谈论虚无为主的清谈者之中。西晋裴被时人评论为“言谈之林薮”，著有《崇有论》，意图矫正崇尚虚无的时弊（《晋书·裴秀传》附传，以及《世说新语·文学篇》），正是其中的先驱吧。到了东晋之后，进行这样批判的人更是层出不穷。那时，王隐在其《晋书》[4]中严厉地批评说：“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世说新语·德行篇》注引）干宝在《晋纪·总论》中评论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是西晋灭亡的主要原因。王坦之著《废庄论》，详细论述了庄子思想危害天下之大。特别是像袁悦（《晋书》本传作袁悦之），既厌弃《论语》《易》，也厌弃《老子》《庄子》，甚至说出“天下要物，正有《战国策》”（《世说新语·馋险篇》）这样的话。
这样的例子如果要找还有很多，究其要旨，这些对老庄思想的批判全都一样，无外乎是针对社会风纪，或是政治的理想状态而进行的。
然而，刘琨此时对于老庄和阮籍的批判，并非出于客观的立场，而是他自己个人的主观立场，也就是从是否能够解决主观苦恼这一点上进行批判的。前述魏人沐并为了解决自己的苦恼而寻求的老庄思想，到了这种地步，也就只有全盘否定了。刘琨的这种思考方式，在大约四十年后，为王羲之所继承。
以上，是摘取刘琨答复卢谌的书信的一部分，揣摩其大意，可以察知刘琨无论行住坐卧，都烦恼于不堪承受的忧愁甚或是哀愤之情。唐朝李白有诗云“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刘琨的哀愁乃至无法消解的哀愤，恰似李白所吟的这句诗。
但是刘琨的忧愁与哀愤，并不是愤怒于自己的信念无法实行，抑或是哀怜生命的无常，也不是与世间格格不入的孤寂。其中最主要的还是对毁灭者、杀人者、伤害者的愤恨和对被毁者、被杀者、被伤者的哀悯。也就是说刘琨的忧愁与哀愤并不是因世间之理被扭曲而产生的，而是自然流露的朴素的感情。他的诗富于热情，可以被视作刘琨临终遗言的“死生有命，但恨仇耻不雪，无以下见二亲耳”（《晋书·刘琨传》），也表明了他的哀愤的性质。
无论如何，刘琨一直苦恼于这样的哀愤。在那个时候，悲叹国破家亡的无疑还有其他人。尽管如此，刘琨无论散步还是独坐，都独自陷于苦恼不能自已。“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他凝视着这样的自己，这正是他的孤独感之所在。需要格外注意的是，与他人对酌时的刘琨的内心。
偶尔与刘琨对酌的，恐怕还是那时担任他的下属的卢谌吧。卢谌的父母亦为胡人刘粲[5]所杀，或许是通过与有这样经历的卢谌对酌，刘琨想要暂时地逃离烦恼吧。
刘琨将那时的心理活动称为“破涕为笑”，此处“破涕”的用法，据我所知，大概是最早的用例。虽然难以明确地解释出它的意义，总之，应该是由泪容开始的转变吧。即便如此，把这种转变称为“破”，在那里果然还是暗含着努力打破的意味。如此说来，所谓“破涕为笑”——“涕”毕竟个人的情绪——可以解释为强行将这种状态打破换为笑颜，想要与对方一起到达“笑”的心境吧。
可是，“笑”这个东西本身又是极其古怪的。泪中之假少，笑中之伪多。盗跖已经喝破这一事实：“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盗跖篇》）在遥远的后世，唐代的岑参甚至感叹“一生大笑能几回”（《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并不能常有。而且就算是发自内心的笑，回过头看，也会为它的虚无所震惊。巧合的是，西方诗人也吟咏“最真诚的笑容，那里也有苦涩”[6]。笑本来就是这样的东西。
现在，刘琨想要通过强颜欢笑与对方达成一致，但是那个笑本来就不过是勉强的笑而已，就连发自内心的笑，终归也是虚无的，更何况想要通过勉强的笑与对方达成一致，那也不过是伪装罢了。就这样虽然是对坐，却依然只剩下孤独的自己。正是因为如此，刘琨才不得不说：“譬由疾疢弥年，而欲以一丸销之。”
注释
[1] 《晋书》原文为：“在晋阳，尝为胡骑所围数重，城中窘迫无计，琨乃乘月登楼清啸，贼闻之，皆悽然长叹。中夜奏胡笳，贼又流涕歔欷，有怀土之切。向晓复吹之，贼并弃围而走。”
[2] 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一作“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
[3] 沐并，字德信，三国魏人，位至议郞。《三国志》注引《魏略》云：“年六十余，自虑身无常，豫作《终制》，戒其子以俭葬。”
[4] 王隐，字处叔，东晋时人。《隋书·经籍志》载：“《晋书》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残缺。晋著作郎王隐撰。”《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王隐《晋书》八十九卷。今有汤球《九家旧晋书辑本》，辑王隐《晋书》十一卷。
[5] 刘粲，字士光，五胡十六国时期汉国（后改国号前赵）君主。永嘉末年，卢谌父卢志携妻子投奔刘琨，于阳邑为刘粲所掳，后遇害于平阳。
[6] 此句出自雪莱《致云雀》，原文为：“Our sincerest laughter with some pain is fraught.”。斯波六郎采用的译文为：“腹からの笑いといえど、苦しみのそこにあるべし。”(疑出自夏目漱石的《草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