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世界上最容易，同时又是最艰难的事：要让一个姑娘去遇到某个特定的男子，而他又是个陌生人，并且他的生活轨迹与她的无法自然而然地交合。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朋友，也没有因和他同一个行业或专业背景而相互吸引的可能。假如她的长远目标是婚姻，或者她的短期目标只是一场恋爱，那倒是简单了。或者就为此目的，甚至来个快速的性刺激手段也无妨。因为，那样的话，她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把自己置于与他近在咫尺的地步，去她知道他会出现的某个地方，在那里他无法不见到她，其余的事听其自然。要么让他偶然结识她，要么她偶然结识他，就让他这么认为吧。
但是，如果她另有目的的话，如果她这里根本没有丝毫的可能去爱，甚至他也是如此，那么即便是爱情即将到来的虚假希望也无法用作诱因或者偶遇，帮助打破沉默，开个头交往，而如果他们没有共同的朋友，缺乏互补的背景，那么这种困难几乎无法克服。
玛德琳的动机就是谋杀，不多不少。她诚实地对自己承认了这一点，这就是终究会被冠以的罪名，无论她如何试图掩盖，声称这是惩罚行为也好，抑或是赎罪行为也好，抑或是正当行为也好，抑或是其他什么，这就是她亲手导致的暴力死亡，而这就是谋杀。
必须有个什么关系才能进行这项行动，她不可能一看到他就一枪毙了他。有个非常好的理由就是凭外貌她并不认识他。她必须得知道他就是要找的人，她必须要确保无误。既然爱情行不通，又没有行业或专业背景的共鸣，唯一的可能关系只能是友情了。不管多么虚假，但仍然是友情。
这样，问题就来了。一个女人不可能突然遇到一个陌生男人，然后就开始了一段友情之类的事。
除了如何进入可接触他的范围之外，她还有一个如何辨识身份的次要问题。她几乎无以凭借。夏洛特自己一生中从未见过他。她，玛德琳，也没有任何有关他体貌特征之类的描述。斯塔尔给她母亲的那些信里充满了情感描述，从未有过外貌描写。他可能是个胖子，也可能是个瘦子，可能是矮个子，也可能是高个子。可能肤色白皙，也可能肤色黝黑。她得把他从满世界的男人里找出来。
只有两个有关他的事实从夏洛特嘴里透露给她了，都是间接来自斯塔尔。但这两个最低限度的事实可以适用于任何人，这两个事实是他姓名中的两个字，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维克”和“赫里克”，其他就没了，甚至连全名都没有，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可能是昵称，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是“维克”代表了“维克托”，但又不能完全肯定。
她甚至还不知道他的职业，他如何挣钱。斯塔尔从未告诉过夏洛特，真是奇怪，所以，夏洛特也无法告诉玛德琳。德尔本人只用了“工作”这个词，这可以指任何工作。“有时他直接在工作下班后去接她。”
玛德琳评估了手头掌握的情况。只有这些：维克·赫里克。还有个附加情况，也是间接获知的，德尔承认，他们结婚时，他比她年轻。既然德尔她本人最多三十出头，他一定是不到三十，即使现在。
没多少情况可供判断了。太少了。维克·赫里克，年龄二十八，抑或二十九，抑或三十。不知长相，不知身高，不知发色。她要从巨量的人群中把他挑选出来，分离出来。
一连数天，这个任务毫无希望，使她整天不动，什么事也干不了。由于过于害怕失败，她甚至害怕开始行动。最后，她不得不对自己说：“打起精神来。别让它这么击败你。就是你失败了，也比坐着什么都不干要好。现在反悔已经太晚了，所以唯一可去的地方就是朝前走。”她深深地吸了口气，尚不清楚该从哪里开始，反正就开始了。
显而易见的事当然是查阅电话簿。这可一点也无助于她开始和他的友情，但或许至少能指明开始去结识谁。她是偶然想到一个开始行动的方法的。
她对自己找到如此众多的赫里克大吃一惊，她原先还以为那是个不太寻常的姓氏呢。但她计算了一下，有十八个人之多。然而，在这些姓名中，只有三个人的名字以维开头，这事没像它看起来那么糟糕。一人是女性，叫维维安；另有两人的名字只有首字母缩写。她立刻排除了维维安，那就剩下了两个人需要她集中心思去辨别。至少在这个大城市的市区范围内。但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除他是郊区居民，每天早晨大批人群就像被虹吸管吸引一样，吸到城市里，晚上再吐出来，他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任务就会被放大许多倍，或许要花上大半年呢。她浑身一颤，闭上了眼睛，暂避了这个令人沮丧的前景。
她于是有了两个赫里克；一个住在莱恩大街，一个住在圣·约瑟夫。现在就着手联系吧。
她断定，用一个虚假的电话试图去获取信息的话，不仅不太现实，而且还可能有风险，达不到她原本的目的。人们不会轻易放松警惕，对电话里的一个陌生人敞开他们的生活情况的。那么她如何才能说得煞有介事呢？自己做个骗子，冒充他已经认识的人，或者那个已经认识他的人，这都不可能啊。首先，她不知道该冒充谁，而且，说第二句话时冒牌货就很可能就已经露出破绽了。
私人拜访，当面对话或者打量一番是唯一可行的办法了。
就这个办法了。现在她大伤脑筋的是如何找一个理由正当的借口。要私人拜访，要上门，都得有个借口才是。她可不能直接去他门口，按个门铃。
又有些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她还在冥思苦想。她想到的每个新点子起初看似不错。可当她仔细想想，漏洞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直到像张渔网似的布满了漏洞。
她不止一次地在地板上踱来踱去，呼出的香烟拖出一连串的问号，她常对自己说：“假如我是个男人就好了。那就会容易得多了。”那样的话，她倒可以冒充煤气抄表员、管道工、电工、电话修理工、房屋检查员，等等。即便是借辆自行车，借个纸箱，假装是杂货店的送货工，按错门铃也是常事。诸如此类的许多事情都可做，只要能进去，打量他一番就行，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但是，有谁听说过一个姑娘做这类工作的吗？
然后，正如这个难以预测的世界上时常发生的事那样，正当她一筹莫展时，从最为意想不到的角落冒出来一个灵感，掉在她的膝上，或者不如说是放在她的手心里。既现成完美，又十分简单实际。
一天夜晚，她下楼去旅馆餐厅用餐，一如她多数夜晚那样。但这个夜晚，她发现她把手提包遗忘在楼上的房间里了，其他夜晚她不会忘记的。这不会让她陷入什么窘状——餐费总是计入她的账单里，如要付小费的话，也可以这么做。只有一件事例外。她的房间钥匙在手提包里，所以她就把自己锁在门外了。但此事也没什么难办，旅馆总是在前台放置了备用钥匙，以防这类不测之事。
于是她在前台前止住了脚步，她难得这么做，因为她从未有什么信件或留言之类需要接收，可是，让她感到吃惊的是，接待员拿出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交到她手上，信封上写着她的名字和房间号码。
那是一张表格，请求捐款给一家多发性硬化症慈善基金会。她抬头看看邮件架，可以看到在每个邮件格里都放进了相同的信封。这些信封都呈均匀的白色，仿佛被一场斜卷过来的暴风雪刮过了一般。
在信封的反面封盖上，半是打印，半是手工地填写了一行字：“敬请将此信封与您的捐款交给您的楼层管理员，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701房间。”
玛德琳获得了她一直在寻找的东西，她一眼就看出了其价值。她拿着那封信上楼了，用应急备用钥匙进了房间，从再次拿到的手提包里取出二十五美元，塞进了捐款表格信封里。随后，考虑到如能获得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的好感，并赢得她的信心，这对于达到她的目的尤为重要，她又增加了二十五美元，使得她的捐款总额达到了非常慷慨和令人印象深刻的五十美元。
她没把信封封上口，这就能让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毫无阻碍地几乎立刻就能发现她的慷慨捐赠，最好是她还在场。随后，她轻轻地拍拍头发，下楼去710室。她敲敲门环，过了一会儿，一个奇特地综合各种类型特点的人站在她面前了。此人既是年轻的老人，又是老年的年轻人，身上混合着特殊的超龄轻佻和活泼的贵夫人气质。她的定论不对，这太太的一种气质并未掩盖另一种，银灰蓝色的头发烫成波浪形，三股线穿掇连起的几颗珍珠颗颗都有芝克莱特牌口香糖那般大小，虽然显得太大了，却是地道的真品。绘有某种图案的服饰上既有绸缎，又有花边。甚至她手指夹着的香烟也是插在翡翠短烟嘴上的，自打罗斯福第四个任期也就是她孩提时代起，玛德琳从未见过有谁这样的。这太太完全不像现实生活中的人，似乎是从《纽约客》杂志的连环漫画里走出来的人物。玛德琳几乎要低头朝她所站地面上看看，能否找到一个画面上的签名了。
“请问您是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吗？”玛德琳微笑着问道，“恕我冒昧，亲手把这送来，因为我——”
“查默斯小姐，”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说，她刚从信封上读到了姓名，“您好。真感谢您。”
玛德琳的策略已证明是考虑周到的，现在获得了可观的回报。理查德·费尔非尔德太太已经设法轻巧熟练地弹出信封里的钞票，数过了，却又似乎没干什么，仅靠指甲上的功夫，颇似一个老练的玩牌者，抓起合拢的牌对着自己，指尖极其轻微一动即已扫描过手中的牌了。
骤然之间，玛德琳感觉自己高度得宠了，高到超越诚挚的程度，几乎是激烈的热情之状。费尔非尔德太太对她咧嘴一笑，简直如闪电般的耀眼，她那口牙齿肯定代价不菲。“进来聊一会儿，好吗？”她邀请玛德琳。
“如果我没占用您时间的话。”玛德琳带着歉意地说，可已经边说边移步向前了。
“我在等我丈夫带我去听一场小提琴独奏音乐会，”她们坐下时，费尔非尔德太太告诉她，“但他迟到了。他好像总是在这种事上迟到的。”随后她又有点顽皮地加了句，“有时我免不了会瞎想的。”
玛德琳对周围环境不感兴趣，她不是为此而来，所以她根本没去注意。但她无可避免地得到了一个有点模糊、毫无中心点的印象，她置身于周围华丽装饰之中，而且至少有个细节明显突出：一幅大大的费尔非尔德太太肖像油画，二十五年前的。无可挑剔的美丽，但又无可挽回的过时了，因为三十年代初期独有的偏平发式，总是头上一边头发远盖过另一边，颇似男人们的发式。玛德琳是从看过的电影里辨认出来的。
费尔非尔德太太已经看到她眼看着墙上。“我丈夫坚持要我那样坐，”她很自得地说，接着她又解释起来，口气活跃，“不是这幅。是更早的一幅。我也忘了是哪一幅了。”
她想让我知道她结婚不止一次了，玛德琳心里明白了，所以，恭维她曾经对男人极具魅力是不会失误的。任何人都可以结婚不止一次，她心想，只要遇到了难以相处的性情，分手再婚就是了。
“我曾经有一两次从远处见过你进进出出，”费尔非尔德太太对她说了实话，“我问大家，‘那个可爱的姑娘是谁？’好像没人知道。没人能告诉我有关你的事——”
“其实没什么可说的。”玛德琳低声说。
“——总是独自一人。从来没个年轻男子陪伴。哎呀，我在你这个年龄时，我简直不敢伸脚踩下去，生怕踩到了某个年轻男子呢。”
她是想让我想象那些男子总是跪在她周围，卑躬屈膝的情形呢。
“我对他们没什么兴趣，”玛德琳干巴巴地说，“他们好像总是在那里，成为背景的一部分了。我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一丝真正的恐惧神色掠过费尔非尔德太太那张白净的脸。她即刻放下了这个话题，无论如何，这正是玛德琳原先希望的。
“我没指望大多数人会亲自把捐款送来的。”她说道。
“我估计你希望确认我收到了。”
“这只是部分的原因，”玛德琳说，“我突然想到，除了我能捐赠现金外，我也可以为慈善事业做点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我也能招徕捐款的。我敢说并不是市里的每幢楼都能幸运地有个志愿者去分发信封，收集捐款。我可以跑跑其他的大楼，对大家说说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情况，看看他们是否会愿意捐款。”
“那太累人了，”那女人说，“如果你就留下信封，你从不会得到回音。而如果你在现场反复劝募的话，你会反复遭到拒绝。总之，那是极其浪费时间的事。”
“那是我的时间，”玛德琳平静地说，“我不在乎浪费时间，只要是为了好的慈善事业就行。”
“我不知道。我没有得到授权，可以委派你做某个大楼代表或者这类事务——”
“给我一些资料和募捐信封就可以了，”她建议，“我不必需要任何正式身份。募集到的任何款项我会直接交给您，您可以和您募集的款项一起上交。”
那女人想了一会儿。然后，她突然摇摇头。“我会登记你作为志愿者，”她说，“这有点不太符合规矩，但还是这样办的好。”
一个小时之后，玛德琳的手提袋里放着一叠募捐信封，她站在莱恩大街的人行道上，就在那个登记为维·赫里克的地址前。
那是个经济型小公寓楼，没有富丽堂皇的装饰，外表有点陈旧了，但保持着总体上的体面。它比二十世纪早期的无电梯公寓要新一点——她能看到一个自助服务的电梯停在门厅里，电梯门敞开着，电梯笼子比文件柜宽不了多少——但一点也不现代。它的建造年代，她估计，可能是在接近珍珠港事件之前的时期，那时的建筑都偷工减料，因为资金短缺，租金便宜。很有可能，在控制措施实施之前，这幢楼的建造恰好挤进了最后期限，那时所有的私人建造都冻结了，而战争时期的工人从全国各地大量拥入此地，恳求，行贿，争夺他们能得到的每一英寸住房空间。可今天——谁还要这种房子？
她走进了底楼门厅，指示牌表明，赫里克家的房门是她左手边第一个。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奇怪的振动，就像铆接机发出的那样，但她无法辨别出振动的来源。她取出募捐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但没那么夸张，然后敲了敲门。什么回应都没有。她又敲了敲。还是什么回应都没有。倒是听到一声吼叫，随即消失了。
她注意到门边有个小小的按钮。她刚才没看到，直到现在才发现，某个无名但认真（抑或醉醺醺的）油漆匠，把它漆成了灰绿色，和他油漆的四周木制门框一样的颜色。
她按了一下，没听到什么声音，但最终还是有用了，实际才不过一分钟左右，门开了，一股有上百个嗓子吼叫的嘈杂声洪流般倾泄而出，轰然直击她的耳膜，其冲击力和突发性几乎把她击倒在地。夹杂其中有个男人的尖叫声逐渐远去，仿佛是被脱缰野马撕裂一般：“——飞进场地左边后面的露天观众席了！鲍勃·艾伦，二十三岁，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左撇子！”
就在附近，另一个男人尖声高叫：“干——掉——他——们，别说他们很烂！”
那个女人朝外看着玛德琳，她衣着有点邋遢，但她宽大和善的脸庞上满是和蔼可亲的神色。显然，她已经变得习惯于难以测量的高分贝噪声了，而这高分贝噪声也不再影响她的平静了。她手上拿着一瓶橘子汽水，另一个手里捏着一只开瓶器。玛德琳从她那愉快地上扬的嘴唇上读出了“有什么事吗？”的意思。
“您有兴趣向多发性硬化症慈善基金会捐点款吗？”玛德琳说得飞快，“无论捐款数目大小，我们都将感谢您。”
“我听不清。”那女人叫喊道。
“多发性硬化症慈善基金会！”玛德琳也吼叫着回答。
“还是听不清！”那女人尖声喊叫。
玛德琳无力地垂下两手。“我喊不响了。快喊破喉咙了。”
“等一下，”那女人说，抑或只是她嘴唇形成了这样的口型而已，她转过头去，“文斯！”
“第一个球。”传来一个声音沉闷的应答。
“文斯，我对你说话！门口有人。把音量放低一会儿，我可以问问她什么事。”
这次一个有点委屈的洪亮男中音穿透了噪声阻碍。“第九局开始了，双方都得了五分，两人在垒，紧要关头，可她却要我关低音量！”
可玛德琳不想再等了。她轻轻地但坚决地又把门从外面拉上了，离开了。
这是个地下室，配置了家具，就在她从人行道上的入口往下走进这个地下室对面的封闭空地时，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她甚至停了一下脚步，半转过身似乎想返回到地面的人行道上去了。然后，她还是克服了迟疑，走了过去，来到小门廊下褐色砂石的拱形门道，伸手按了门铃。她能听到微弱的铃声，从房间深处的什么地方传来。如果因个人风险的缘故要阻止她的话，她对自己说，那么她一开始就不该踏上这个冒险历程。一路上，随时会有各种危险，在所难免。危险预计会有。曾有牵涉到德尔·尼尔森那件事的危险，她还不是安然通过了嘛。
地下室铁栅栏门后有个灯泡亮了，但光线暗淡，一个男子出来了。
她很不喜欢他们之间这个铁栅栏门制造的阻隔效果。这有点让人想起监狱，禁闭，约束，她可无法细加辨别。危险，就是它了。这有点隐喻着某种潜伏的危险，仿佛你正面对着一个人，而他却在回避你，这对他有好处。
他的面容并无让她不适之处。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恶意，脸上有深深的皱纹，并非年龄所致，而是由于筋疲力尽的经历。但他脸容整体呈冷酷坚忍的神色，既不恳求宽恕，也不寻求报复。
他不修边幅。一件皱巴巴的衬衣，领口敞开，一件毛线套衫亟待干洗，一条肮脏的宽松长裤缺乏熨烫。今天他没有刮脸，即便他昨天刮过的话。他的头发是浅棕色的，又长又密，略带鬈曲。他的眼睛是深褐色的，仿佛见识过许多它们不想见的事情。
她内心有种感觉告诉她，即使他不是她要寻找的人的话，那么，他也比她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像一些。
“什么事？”他简短地问。
“您是否愿意捐款给多发性硬化症慈善基金会？”
“为什么他们不能哪天也为我设立个慈善基金会？”他闷闷不乐地说，“让我也可以享受一下啊。”
“哦——”她结巴了，“不是这么回事。事情是——”
他伸出手来，打开了栅栏门。“你想进来给我谈谈吗？”
对于这种邀请，连十七岁的新手也会出于怀疑而退缩不前。但它也并非刻意或精明地被提出的。它没有保证过什么安全之类的事，即使连肯定要食言的虚假允诺也没有。她甚至看到他向她身后瞥了一眼，似乎要看看是否附近还有其他人。
不知怎么，他这个率直的手法并未没起到赶走她的作用，反倒勾起了她的兴致。就是这种男人可能会催发他妻子要他死的愿望。也许诸如此类的事也曾发生在斯塔尔身上。换言之，对其他人而言，他娶斯塔尔的时候，她只得站立一边，旁观而已。他具备了强奸惯犯的一切特征。
“您是赫里克先生吗？”
“我是赫里克先生。”
“赫里克先生，我们总部有一份我们要拜访的名单。您是我今天要拜访的最后一位，”她直截了当地说，“所以，如果我事后没去汇报的话——”
“有什么事让你事后不去汇报？”
“没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什么事。”
他俩眼睛对视了一会儿，各人都试图占据上风。然后他的目光避开了，偏向一边。随即他的目光又看回来了，但她的目光已经赢了先机。以此，她走过他身边，进入了地下室的门厅。她没有扫视周围就知道他已经伸手重新关上了铁栅栏门。“我在这里时，”她说，“您不介意把门开着吧？”
他嗤之以鼻，笑了一声：“你不会那么急着离开的。”
这房间大致如她预料的那样。一个下垂的轻便小床靠墙放着，他睡的。几张木靠背椅子，不知是否稳固。桌子上有一支引燃的香烟，正在慢慢朝烟尾处燃去，似乎要在周围几十个烟燃痕迹处再增加一个。一个轻便煤气圈挂着一个喷嘴，放在一个架子上。一堆镀铜啤酒罐呈两种状态，或立或倒，这意味着满罐或者空罐。墙上挂了一个月份日历，但年份不对，最后一页从未撕掉：1960年12月。昨天的报纸和前天的报纸都没扔掉。上个月的杂志《男士》也是如此。墙上月份日历的对面有一幅照片，一个头戴花盆式头盔，旁边一个姑娘头倚靠在他肩膀上。
房间里几乎别无他物了。
生活，她意识到，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度过。一些人就这般生活着。
但还是另有一样东西，不知其涵义，吸引了她的目光。在一个角落里有根竖立的水管，从地上一直延伸到天花板。旁边是一只小型蒸汽散发器，上面着钉了一块锡皮。蒸汽散发器上面搁着一个活动扳手。她注意到这根竖立水管有点奇特，起初她没有辨别出来。竖立水管上似乎有个金属领圈似的东西在某一处围裹着它，从那里悬挂着一根短链，在其尽头又是一根金属圈或者金属箍。但这个金属箍一头松开，并未围裹着竖立水管，而是垂挂一边。
蓦然，她明白了这个复杂设计的物件是什么了。那是一副手铐，一个固定在水管上，另一个呢，松开的手铐呢，派什么用场？她不禁内心一阵寒颤。
“你要我捐多少款？”他问道，手伸进挂在钉子上一件发霉毛线衣鼓鼓的口袋里。这是件长袖外套毛衣，但两个肘部都露出了大洞，向上翻卷起。
“就捐你觉得能够承受的数额吧。”她说，随即，因这是个绝好机会，她顺带问了句，“您结婚了吗？”
“到此刻还没有。”
开始越来越有进展了，她对自己说。
他递给她一张五美元的纸币。“给，”他有点不太情愿地说，又复述了一句古老的俏皮话，“别说我从没给过你任何东西。”
“但你肯定能节约出这钱捐款吗？”她无法拒绝再次环视了一下这肮脏的房间。
他发觉了她的环视。“别为这担心，”他说，“钱我有很多了。无论如何，足够生活了。我有退伍军人伤残退休金。”
“噢。”她说着，看了看他。他似乎不受影响。
“我在战争中受了伤。卡拉什么的，我想就是叫卡拉。那是个岛。”
“塔拉瓦，”她有点不耐烦地说，“您在那里可您却不知道那个地名。我们在高中都学到了。”
“我们快死了，不是在学习地理，”他温和地反驳她，“尽管如此，我还能看到它，”他有点伤感地继续说，“就是在大海里突出的一小块鬼地方。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啥要它，或者为啥我们非得从他们手里夺走它。一想到所有为小岛死去的伙伴我就心里难受，那些小岛从来对任何人都没啥用，永远不会。”他的目光直瞪着她，“许多男孩死了。”他说。
“我知道。”
“他们都很幸运，”他说，“这你也知道？”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还有比死更糟糕的事，但我没指望你会相信。”
她想起了斯塔尔，临死时的样子，想起了她自己，过着幸存下来的生活。“我相信。”她轻声说。
他似乎没听到她的话。“塔拉瓦，”他说道，“伙伴们要么在那里失去了手，要么失去了腿。离开时要么眼睛瞎了，要么耳朵聋了，或者神经失常了。他们也算幸运的。没那些死去的幸运，但比有些人幸运。”
“您怎么能这么说呢？”
“因为我没那么幸运。”
她瞪了他一眼。“您有手有脚，”她说，“能听能看。究竟是什么让您觉得是塔拉瓦岛上最最不幸的人？”
“你知道公牛和阉公牛之间的区别吗？”
“不怎么清楚。阉公牛更大点，是吗？也更强壮点，我猜。”
他坏笑了一番。“你一定是个城市女孩，”他说，“一个农家女孩马上就会想到了。那么公羊和阉公羊呢？公鸡和阉公鸡呢？”
“我——”
“还有公马和阉公马。什么区别？”
“您是不是说——”
“我没说什么啊？当时我们在巡逻。不知从哪里，一个日本人向我们扔来一颗手榴弹。我的好友扑了过去，想把它扔回去。手榴弹就在他手上炸了，他死了。幸运的混蛋。”
“而——”
“而我的两手两腿还有视力和听力都保全了。我所失去的是成为男人的东西。”
“上帝啊。”她吸了口气。
“我回来后，我妻子抛弃了我。我不怪她。她本来会站在我身旁，即使我撑着拐杖，即使我眼睛瞎了。她是个好妻子，但她有权拥有一个丈夫。”
她仔细看了看墙上的照片。头戴头盔的士兵，那姑娘从他肩膀上崇拜地仰望着他。那么，那不可能是斯塔尔了。塔拉瓦战役发生在1944年。可或许斯塔尔后来出现了，毫无戒心。谁又知道这根可怕的止血带以后会变成什么呢？
“开始有一小段时期，还没那么糟糕。我出去约会就像我结婚之前那样。许多的约会。许多的女孩。有的女孩想结婚，也有的女孩只满足于眼前。但是总会有某个夜晚你们两个单独相处。我曾经撒了各种谎言来掩盖自己。”他悲哀地笑笑，“我甚至对一个女孩说，我有传染病。”
“那她怎么说？”
“她说她不在乎，别让它阻止我，因为她自己也有传染病。”
他走过去，从洗脸盆旁不知哪里拿起了一个扁平的褐色玻璃瓶，她没看清是从哪里拿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请你喝一杯？”他说得毫无把握。
“那可能只会招来麻烦。”
“麻烦？”
“对我的麻烦事。而我的麻烦也等于您的麻烦，”她冷冷地说，“您知道的，对吗？”
即使他的回答也堪称完美——针对她的询问，“现在应该是吧。”他说着沉重地叹了口气。
他把瓶子倾斜了一点，用牙拔出瓶塞，紧紧咬在上下牙齿间，让一些酒从瓶塞旁灌入口中，然后再塞上瓶塞，仍然只用牙齿效力。她从未见过这般的饮酒方式。
“逐渐开始的，坏的部分。我发现自己开始动手打她们，有点粗暴，对她们动粗，挥拳揍她们。有一两个居然能忍受，但忍受不了多久。她们大多逃走了。以后，偶尔拍打拳揍变成了家常便饭。一天晚上，我狠揍了一个女孩，我得对她泼冷水让她醒过来。我拿钱塞在她手里，我手头所有的钱，我吻了她，又把她打跑了。她没有指控我，但自那以后在街上一看到我就逃走了。”
她厌恶地看他一眼。“你憎恨她们是因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这就是你动粗的原因吧？”
“不，不，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我这么做只是因为我爱她们。我无法像其他小伙子那样表示我对她们的爱。可你又必须得表现出来，表达出来，这感情还得表现出来，没法克制。我只能通过拳头用暴力来表示。这是我的爱抚方式。这是我唯一能得到平静和满足的方式。我没有其他方式能让我走到底了。”
就是这个人了，她冷酷地对自己说。他就是那个人——认识斯塔尔的那个人。
“但我知道不会就此罢手。我知道早晚我会杀了她们中的一个。”
“杀了吗？”
他的回答简洁得令人毛骨悚然：“还没有。”
“为什么你之前不去治疗？在殴打发生之前？”
“没有治疗方法。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我。这不是精神上的毛病，不是精神病医生能治疗的。开始时我做了所有的检查，他们觉得我正常。这是身体上的残缺。就像断掉的手臂那样。只是，断掉的手臂还能接上，这个不行。
“那是哪一年了？”他转换了话题，问道。
“1961年吧。”
“那就说明我的记忆没出问题，”他自我辩解，“只不过我有时会忘了。我去塔拉瓦打仗时才十九岁。那就是说我现在还只有三十六岁。在三十六岁你还要一星期一星期地活下去，让人烦躁不安。你不会知道这些的，可你又知道了。”
她低下头，一时有点莫名其妙的感动。
“你想出去走走，重新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你曾经知道的。你看到其他小伙子带着他们的女孩子。你也想有个女孩。这没啥下流，也没啥不健康的想法。这再也正常不过，再也自然不过了。可那就麻烦来了。”
他拇指朝肩后指指。“看到后面的那根竖立的水管了吗？”
“我刚进来时就注意到了。”
“我建立了一个系统。你要知道，就像一个防火系统。这幢楼的主管是个挪威人，他的名字叫詹森，强壮得像头公牛。他的房间就在这楼上。他曾经在这个地下室住过，我来了以后他把这个房间移交给我，自己住楼上去了。你瞧，他喜欢我。他的儿子和我在战争中是好友。喔，有天夜里我们在拐角处喝了几罐啤酒，我对他谈起了此事。我真害怕要是事情一直这样下去，我最后会有大麻烦的，或许甚至会杀了某个人。
“所以我们装配了这个玩意，就我们两人知道。每当我变得烦躁不安，知道自己会出去闲逛时，我就用那个扳手重重地敲打水管，他会下来阻止我出去。他会坐下来，和我打牌，再喝点酒。等我开始想睡觉了，他就从外面锁上门，回到楼上去了。第二天就一切都过去了。”
“那手铐派什么用场？”她不假思索地问。
“偶尔我不听道理。”
他开始动手点烟，却又停了下来，火焰在嘴唇前燃着，告诉她：“要是我开始逼迫你太过分了，记得拿起那个扳手，拼命敲打水管。”
“那没必要吧，”她有点紧张地说，“因为我要走了。”
她从那个摇摇晃晃的椅子上站起身来，自己没注意到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她转身走到门前，转动了门把手。
门把手很乐意地转动了，可门打不开。
“你想干什么，锁门了？”她尖锐地问，“别干这种事！你最好打开门，如果你知道什么是——”
她最后看到他时，他站在桌子对面，有相当的距离，两手抱着，对着下巴，火柴光一闪一闪，照得他的脸就像黄色的蜡笔画。猛然之间，她还没来得及转过头，面对他说完警告，她就感觉到他一只手抱住了她的腰，随即另一个手从她肩上伸下去，两手抱住。他的脸在她的另一边肩上紧紧贴住她的脸。她能感受到经常刮脸的粗糙皮肤，生硬得像纸板一般。他沿着她脸颊不断地吻她直到她的嘴唇。
起初她并未感到害怕，只是愤怒不已。但当她发现自己无法动弹，扭动或挣扎也不行，他的搂抱坚如铁，硬如钢，程度足以让她受伤，此时她害怕了，一阵寒意袭来，恶心不已。她不断提醒自己别惊慌失措，别丧失头脑，这是你能做到的最糟糕的事了。随后，瘫软下去，让自己瘫软下去，他本能的反应可能会松开搂抱。
她让自己的膝部下沉，尽管上身被抱得紧紧的，无法一起滑下去，她就把自己全身重量压在他身上，有效果了。他的两臂条件反射似地松懈了，她就迅即弯下身，钻出来，再起身站到他手臂外面了。
他离门太近了，封堵了门，所以她就原路逃回房间，回到大圆桌的后面，他原先就站在那里。
她气喘吁吁地说，仿佛是耳语知心话一般：“别动！住手！你在这里的时间太长了，超过了你的安全限度。
“我会为此报警逮捕你！”
他又一次冲她过来了。她试图朝他掀翻桌子，但桌子底座太大了，难以倾翻。随即她记起了他说过有关扳手的事，便逃向那个角落，拿起那个扳手，抡起来，以长长的弧形猛击竖立的水管，声响令人震惊。声响具有黄铜质地，刺耳响亮，回响声穿透了他们头上高高的楼房，又沿着水管逐节逐节地反射回来。
她只来得及敲了一下，他就扑上来了，太快了。她便把扳手对他扔去，击中了他，只是打在他举起来保护脑袋的手臂上。他再次用手臂圈住了她，这次是正面，不是背面，她能感觉到他呼出的热气吹动着她的头发，就像一阵阵恶风。她试图用尖锐的鞋尖踢他的脚腕，她踢了，但伤不了他什么，他根本没有后退，距离太短了。
他撒谎了，她狂暴地心想，他说那人会来的。
“我只要一点爱就行，”他哄骗道，“就一点点爱——”
她看到了事发前他才点燃的烟，依然平稳地放在桌子边上。她便极力伸出一只手去拿他背后的烟，但只差一根手指的距离，因为她只能用前臂，上臂被他的上臂紧紧压住了。她猛然朝前一推，而不是像刚才那样的抽身后退。他没料到这股冲劲，只得后退几步一保持身体平稳。她弯曲的手指抓起香烟，燃烟的一端猛地戳进他的耳孔里去了。
他没叫喊，但像个弹跳的皮球，一下子跳起来，松开了她。他的脑袋向一边弯去，仿佛脖子折断了，不断地用一只手敲击耳朵，脚后跟在地板上跺了两下。
随即，她还没来得及明白即将发生的事，他手掌朝她抡起，狠狠地掴了她一巴掌，那一掌掴在她整个半边脸上，从眼眉到下巴。那疼痛倒没那掴的劲那么大，或者，至少她还没来得及体验。她倒向小床，肩膀倾斜着，滚了过去，摔了个完整的跟斗，站起来立在床脚边，但她伸出了一只手臂阻止了自己的倾倒。
她看到他从地上捡起了她之前扔过去掉落的扳手，一时间，她想他要用扳手向她进攻了，但她还没来得及移动或采取任何自卫行动，只是脚下收紧两腿，略作防卫，只见他拿着扳手转身朝另一个边走去，他“砰砰”地敲击起竖立水管了，不是一下，而是紧迫地连续敲了三四下。
随后，他把扳手扔得远远的，坐到椅子上，低着头，两手抱着。不是由于疼痛，也不是由于后悔。
此时房间已经一片宁静了，一阵半跑半走的脚步声从外面走廊传来，一把钥匙开始打开房门。他们两人谁都没动。他们都情绪上疲惫不堪。他们也没再看对方一眼。
一个身体魁梧强壮的男子，头发黄白色间杂，一脸震惊地走了进来。他脖子粗短，手臂粗壮，肩膀宽厚，斜纹粗棉布工作衫下腹部鼓起。他戴着一副造型特别的眼镜——不是方形就是八角形——使他具有和善朴实的奇妙外表。
“这里发生什么事了？”他责问，“维恩，你在这儿忙什么事？”
“结束了。”坐在椅子上的这个男人冷淡地说。
年纪稍大点的男人走过来，站着打量着玛德琳。
“他对你干了些什么？”他说，“你脸整个这边都红肿了。”
“他掴了我耳光，”她说着，开始由压抑的紧张转而哭泣，“这一生中，从来没有一个男人打过我耳光。即使我父亲也没打过。”
“你在干什么，这么长时间才来？”椅子上的男人指责说。
“我在楼顶上敢活（干活）。”主管说。
他扶玛德琳站立起来，用沉重却是善意的手拍掉她背后衣衫上的灰尘。“嘘，嘘，”他安慰道，仿佛在对一个小孩说话，“现在没事了。你想喝水吗？我给你去拿水吧。”
她突然停止哭泣。“我不想喝水！”她愤愤地说，“我要离开这里。”
“好吧，走吧。”他说得很实在，“门开着。没人拦你了。”
她走过去，站在门边，但没离开。
詹森已经在关心赫里克了，没再注意她。
“站起来，”他生硬地说，“站起来，过来。”但她听出了生硬之中的父亲般语气。
“我现在很好。”赫里克很听话地说，抬头看着他。
“也样（一样），你就照我说的去做，”詹森坚持着，“过来，坐这儿。”他拿起赫里克刚才坐的椅子，搬过去靠在水管上。然后他搬了个桌子靠在水管上，不是房间中央的那个大圆桌，而是靠墙放的小桌子，没油漆过。他拉开了小桌里一个浅浅的抽屉，取出一副油腻腻的扑克牌。“我们打几手牌吧。”他说着，拿过另一个椅子，就坐在桌子旁，对着赫里克。随后他从胸口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细绳烟草袋子，也放在桌子上。
“我们最好还是把它戴上几分钟吧，”他说，“安全起见。”
赫里克乖乖地伸出手腕，詹森抓起打开的手铐给他套上。随后，他开始发牌了。
玛德琳看着这一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是个邪恶的家伙！”她突然大叫道，“不该放任他，这种人。他是危险分子。一个疯子。”
詹森凶狠地转向她，仿佛她才是罪犯，而不是这男人。
“他不是疯子。”他厉声说。
“不是？好吧，那是什么行为，他殴打妇女——”
“他只是不幸运，就这些。噢，去找警察吧，你要是想这么做的话。去吧，让警察把他抓起来，要是这样能让你感觉好点的话。”
她咬咬嘴唇。“因我个人原因，碰巧和此事没关系，我就不打算这么做了。但他不会这么轻易地逃脱惩罚，如果再敢这么做，对其他人的话，我告诉你吧。”
“你也和他一样该受指责，”他告诉她，“你不必进他房间的。你很清楚。你不是孩子了。”
“你为什么这么乐意为他辩护？”
这次他用力挥了下手，语气激烈。“他救了我儿子的命。当我儿子躺在那里，毫无指望，不能动弹，一条腿踩上了地雷，他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我儿子。当时他可没停下来问问题，对吗？他没有停下来争论这么做对还错，对吧？为什么我现在该保护他？幸亏是他，哈拉尔德才有今天。他已经是旧金山的成功商人了。他有了一个可爱的妻子，三个漂亮的孩子，一个好房子，还有车。这都是因为你叫他‘疯子’的这个人。我是个穷人，我努力工作，但我有良心不安——”
他很可能想说道德的，她推测。
“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亏欠了，就该偿还。有人对你行善，你要用善行回报。”
赫里克在整个对话中一直两眼低垂。
“有多少喝醉酒的丈夫回家打他们的妻子？又有多少嫉妒的情人粗暴对待他们的心上人？”
“尽管如此，这并不等于说他是对的。”她辩解说，但语气稍减。
“没有，这并不等于说他是对的。他和我都知道。所以我们之间设置了这个信号。”
“那么时间呢？一次就足够了，如果他失控了，他没发信号，他就会离开你吧？那个时刻一定会来的。你也知道一定会。某个女孩将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他没回答。只是垂下眼睛。
“那时你还会隐藏他吗？”她坚持问道，“那时你还会保护他吗？”
“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办，如果那个时间来了。我们谈过了。我们已经意见一致了。我们会处理的——在我们两人之间处理。记（就）我们两人之间。”
她看到他们之间掠过一种奇怪的神色，她无论解释。这其中有某种东西让她打了个寒战。
他们拿起牌，开始打牌了，但她仍在门口徘徊着，无法勉强离去，尽管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她了。
“你叫他什么，”她问詹森，“你刚走进房间的时候？”赫里克和她之间发生过了暴力冲突，她无意直接问赫里克了。
“他的名字叫弗农。”年长的男子说。
“他妻子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离开他的妻子？”
“他只有一个妻子，”詹森回答，“玛丽卡。她是波兰人。”
玛德琳“哦哦哦”了好一会儿，语气沮丧，非常失望。
“我不怪她，”赫里克说，“她做得对。她当时只有二十岁。那样走了最好，一刀两断，比起和我在一起，又要在我眼皮底下偷偷摸摸的要好。”
他打出了一张牌。
“我对发生的事很抱歉，”他对玛德琳说，但眼睛没看她，“我道歉。”
“没关系，”她低声说道，声音几乎听不到，“我明白了怎么回事。”
他突然抬起头来，直接看着她。“晚安。”他有点羞怯地说。
“晚安，”她回答，“谢谢你的捐款。”
事后她忽然想到，在他们之间发生了此事后，那可真是个虎头蛇尾的结束语。
……
某种内在的诚信使得玛德琳没有把尚未使用的募捐信封一扔了之。毕竟，有人把这些募捐信封交给她是出于真诚的信任，无论她个人是什么目的。于是，她就在每个信封里塞上几张美元，在信封外填上杜撰的捐赠者姓名，希望可能的话，在交回去的时候别再碰到那个慈善基金会的女人。她可没兴趣再见面了。
她的时间计算有误。由于一个难以防备的意外挫折，她把信封一个个地塞进费尔非尔德太太办公室门缝后，才直起腰来。此刻，费尔非尔德太太就出现在走廊尽头的高台阶上，才从电梯出来，正好看到她的举动。
“你出去跑腿事情完成得怎样了？”她快活地招呼玛德琳。
“我才完成。”玛德琳呆板地说。
“进来坐一会儿，我们结算一下吧。”
“恐怕我得走了。”玛德琳有点犹豫。
“可我得入账，给你登记分数。”
“分数就给您吧，我不在乎。”
“可我们不允许这么做！”费尔非尔德太太喘了口气，吓坏了，仿佛她被人要求参与某个侵占公款罪行似的。
此时，她已打开了门，一只手托住了玛德琳的肘部，很有劝导性，玛德琳只好随她入内了，暗自为此挫折叹了口气，准备好尽量彬彬有礼地恭听这位女主人大谈她过去在征服男人和婚姻场上的辉煌战绩。
费尔非尔德太太坐在办公桌后做了点少量的账簿登记，又问她是否还需要捐款表格信封。玛德琳谢绝了，解释说她已经花费了所有的业余时间，当她想起昨夜在圣·约瑟夫大街的遭遇，一个寒颤在她全身一闪而过。
费尔非尔德太太就像所有曾经美丽的女人一样，过度自恋。“我拍了几张新照片，”她说，指了指堆放在桌上一大叠长方形文件夹，“我想你会觉得在我这个年纪有点犯傻吧。”
玛德琳温顺地说出费尔非尔德太太希望听到的话。“您还没老到不去拍照的程度呢。”
“我的朋友们一直要我——”费尔非尔德太太站起来，从中拿了两张照片给玛德琳看。
“我最喜欢这张，”她说，“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认为哪一张最能表现我？”
“这张。”玛德琳闷声说，但她的眼睛没在看照片上的人脸。她在看照片上斜贯右下角的一行签名，用深褐色墨水写就：“维克照相馆”。
“维克，”她问，“是摄影师的名字还是姓氏？”
“是他的名字，”这女人说，“虽说这种拼写有点特别，是吗？结尾带了个‘K’。”
“我曾有个朋友也是这么拼写的，”玛德琳说，“我想你不一定还记得这个摄影师的姓氏吧。”
“恐怕不记得了。”这女人皱眉想了想，“可我肯定我收到过一张收据，肯定还保留着。我来看看能不能找出来。”
过了一会儿，玛德琳手里拿着那张收据。维克照相馆，还有地址和电话号码。在收据底部是签名：维克·赫里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