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丽莎对一生中以后三年，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八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只记着她孩子的成长过程。这孩子生于一九一五年，洗礼时得到的姓名是莱奥纳尔·莱奥波尔特·布朗柯里克。在她周围，世界依旧运动，战争持续，凶险异常，死神环伺。克拉丽莎在这里保住了一条生命：她只有一样东西，那个孩子，完全不顾战事如何进行，打仗已整整一年，许多人死于非命。为了避免让她父亲知道他们的婚姻只是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她就不住自己的住宅，而是搬进布朗柯里克的寓所，一幢花园房子，不是楼房。
下午，克拉丽莎又在西尔伯斯泰因医生处上班，上午料理家务。一个年老的女仆照看孩子。有时候她很担心父亲；老人工作更重，变得越来越寡言少语。他对战事十分恼怒。他和克拉丽莎仅有的少数几次谈话，让这个女儿看到他极为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在为一个错误的事业效力，痛恨德国的情绪已经深入骨髓。他认为，奥地利从一开始就应该投到俄罗斯一边。上面否定他的一些建议是错误的，这可是他毕生的工作。他属于那些大失所望者之列。他也责怪西尔伯斯泰因教授，克拉丽莎周围一批人的生活都和每天发生的事件紧密联系。而克拉丽莎却有她的孩子，这样一来，对她而言，只有一些琐碎小事才显得重要。
西尔伯斯泰因教授似乎变得更加衰老。他不再和克拉丽莎谈起她的孩子，从来不问生了个女孩，还是男孩？克拉丽莎因为自己生活幸福而感到羞愧。每天上午，克拉丽莎独自待在家里，独自守着孩子，想着莱奥纳尔。要是在大街上遇到身穿孝服的战争遗孀，她就会浑身哆嗦。
一年就这样过去。奇怪的是，克拉丽莎渐渐忘记，她并不拥有自己的住宅。布朗柯里克很守信用，这是克拉丽莎幸福的一部分。这小伙子在对他的决定宣布之后，就失踪了。他立刻制订计划，学点儿“塞尔维亚文，保加利亚文”，远离硝烟炮火。就她所能理解的，搞点期货交易，譬如关于李子的期货交易；他什么都抓住不放，他有两种身份——就像“狡兔有两个窝”。他不时从这儿，不时从那儿送来消息。他喜欢居无定所——克拉丽莎不知道往哪儿给他去信。他有一次向克拉丽莎解释：“最好生活在阴影之中，不期而至，不加通报。”
布朗柯里克扩展他的计划。他不愿待在维也纳，他要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事先他打算去见一见克拉丽莎的父亲，克拉丽莎感到不大自在，但是这事终究不可避免。然后布朗柯里克就打算到保加利亚去，到土耳其去或者到荷兰去。斯拉夫语言尤其对他合适。反正他不愿靠近战争。
就这样过了一年，他才第一次又重新露面，然后当真去见了他的岳父。克拉丽莎几乎吓了一跳。有一次门铃响起，克拉丽莎打开大门，一个年轻人站在她的面前，穿着时髦，甚至可说精心打扮——她想要询问这位来客是谁，压根儿没有认出他来。原来脸色灰败，饿得瘦骨嶙峋的一个幽灵，现在变成一个晒成褐色的男子，长着一张孩子气的嘴巴，显得颇为英俊。他潇洒而又轻松地说道：“哈啰，你好吗？我总不能到了维也纳，不来向你问候一声。”他望着克拉丽莎的眼睛，温和地笑道，而克拉丽莎却双膝索索直抖。根据法律，这可是她的丈夫。“你总该允许我来看你吧。我不打扰你吧？”克拉丽莎还一直有些手足无措，心想：“他想干吗？有什么要求？”当年恐惧像只灰色的面具套在这年轻人的脸上，现在他能够心情开朗，轻松愉快地叙诉。“我待在保加利亚、土耳其、德国、荷兰——你知道吗，作为奥地利的军人我觉得不舒服。”可是他不是有枚战争勋章吗？“哎呀，这点儿保加利亚文很是需要，要不然他们会把你看作一个游手好闲的懒虫，我给他们从荷兰弄去橡胶轮胎。”——他说，靠战争带来的物资供应，没法生存，这只不过是一笔生意而已。他心情愉快地接着往下说，“怎么说呢，我干这干那，到处奔走，一刻不停，一直在火车上。我越是到处乱跑，譬如跑到斯米尔纳，越发觉得一切都无聊透顶。我干什么，时间都不长。我根本就不是为钱，玩玩而已。再说到处噼啪乱响，一切全都要坍塌下来，通讯情报传来传去。”克拉丽莎安慰他，说他看上去挺精神。他说，是啊，他是生活在童话中的极乐世界里。“你在那儿过得很好吧？”他笑道：“哈，用假姓名啊。这个姓名可是我自己给自己找的。不过，‘你’在这儿住得不赖啊。别害怕，我待的时间不会太长。时代的全部恐惧不允许我早一些来看望你。说来也可笑，到房屋主管那儿去打听我自己的地址。”
和克拉丽莎的父亲见面颇为奇怪。布朗柯里克显然又把自己弄得脸上多一些病容。他如此巧妙，克拉丽莎吃了一惊。她怀疑布朗柯里克一定用某种东西，把一阵轻微的黄疸病弄到自己脸上。他对克拉丽莎说，他打算服役，因为她父亲对此感到兴趣。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更使克拉丽莎吃惊的是，她父亲居然对此做出反应。这场小小的撒谎并没有引起老爷子的注意。克拉丽莎为布朗柯里克感到羞耻，也为她父亲感到羞耻。她父亲已经不再是正常人了，而是有点精神错乱，脑子只在军事问题的圈子里转来转去。可是布朗柯里克已经消失。他说自己是个受害者，不情不愿地硬和他的老婆分开。然而国防部已经约他到部里去。在那儿接着发生什么事情了呢——真可惜，大家先前不了解他的情况，“您是个聪明人。”那好吧，他懂点原材料什么的。这样他就和他岳父告辞。突然之间他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轻飘飘的，像被风吹来似的。克拉丽莎一直瞪着他，他戴着一枚戒指和一枚领带针。
关于他们的婚姻，布朗柯里克只字未提。可是他问克拉丽莎，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上剧院？等到和克拉丽莎告别时，他才想起：“对了——那孩子。其实你还是应该让我看看你的孩子的。”克拉丽莎把他领到房里，他冲着孩子笑道：“真可笑，就这么一个孩子。要是你只有这样才幸福的话，那就这样吧！”他情绪欢快，克拉丽莎心里忽然升起一阵恐惧。布朗柯里克是不是会对她有所求，会要求什么。这是暗藏在她心里的恐惧。等他走到门口，他说道：“还有一件事——你知道吧，我没有准确的地址。没有家的人，就是这样。你总该允许我让其他人从别处给我寄封信来，允许我派人来取走什么东西。”克拉丽莎简直有些孩子气地答道：“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心里感到很不自在，“要是你这段时间需要什么，巧克力或者咖啡——但是别要炼乳，因为保加利亚的炼乳可怕极了——我就从外面派人捎给你。你也知道，我要是能对你帮得上忙，我会非常开心。要是没有你，我今天会在哪里！”
布朗柯里克走了，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克拉丽莎感到无比轻松，真的如释重负。布朗柯里克什么也不要，可是第二天他又去看克拉丽莎，“对了，我还有点事要求你，要点奥地利钱。你最好随便花吧。”说完，他就走了。克拉丽莎做梦也不敢希望，一切会这么轻易，这么顺利地安排妥帖。她心里总暗自有些害怕。她并没有付出真正的价钱，或者还没有付出原来的价钱，可是看到他拿钱的那种轻松的样子，就像他忘了拿钱似的。布朗柯里克——克拉丽莎对他真的感到感激已极，生活就此属于她的孩子。
半年就这样过去。一天早上有人敲门，敲得很重。门外站着一个男人，穿着打扮有点像是乡下人。汗水从他额上流下，一辆手推车放在他身边。他失去了一只眼珠，看上去叫人挺不舒服。此人摘下帽子，说话的语气就像他俩是老伙计那么熟悉，自然：“我是胡伯，您一定已经听人说起过我。”克拉丽莎有些心神不宁地说，这里想必有点误会。可是这个宽肩膀的大汉哈哈大笑，掏出一块格子布的手绢擦拭汗水，“No，那就是他不愿写信提起这事。我是胡伯，从您丈夫那儿来。他让我请您把这三个箱子——真他妈该死，都死沉死沉——都存放在您这儿，放到我来取它们。您叫我把它们放在哪儿？”克拉丽莎没有回答，她有点惊慌失措，“这都是些什么箱子啊？”“什么箱子，从轮船公司拿来的箱子呗，一点儿也不轻。趁我的背还没有被压断，我把它们卸了下来，而且是在一大清早。这年头人们对什么都好奇。咱们把它们放在哪儿？”克拉丽莎还一直很不自在，她四下张望了一下，“那就放在那边花园房的仓库里吧，从前里面一直堆着煤，现在空着，没放东西。”胡伯扮了个鬼脸，轻轻吹几下口哨：“其他人是不是也会到那儿去？好——咱们瞧瞧！”他扬声笑了起来，弄得克拉丽莎心慌意乱。她开口说道：“不过我得知道……”“这年头知道的事情越少越好。现在他们可厉害呢，这些经济警察局的先生们，好，别害怕，您先生知道，对胡伯他可以一百个放心。胡伯供货麻利，付款也麻利。我们已经一起做了好多笔生意，这次也不是最后一笔。行，咱们就走过去吧。请您一起过去，这样才不太引人注意，别让别人看到这些箱子。我不能让它们随便摞在这里！”克拉丽莎想说几句，可是舌头像僵住了似的，她感到不舒服。可是她不敢和这大汉争论，就跟着走了过去。胡伯检查了一下这座仓库、挂锁和钥匙，“不错，这仓库挺好。谁也看不见什么东西。我在箱子上面再盖块破布，或者铲点沙土在上面。”克拉丽莎大吃一惊，“这些箱子要在这儿搁多久啊？”“唉，不会太久，您别担心！就十四天吧，我现在每天过来，每次都取走满满一个背包，您把钥匙交给我。眼下每个人都背个背包，不惹人多心。背在我身上更不引人注意，我这人从来不会出什么事。您对胡伯尽可放心，对您先生也一样，他可精通他的买卖呢。”他说这话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在意克拉丽莎，“要是我在装包的时候有什么人闯来，您就跟他瞎七搭八地聊上一会儿，别等他开口发问。”说着，向克拉丽莎眨巴他的独眼，克拉丽莎站在屋子旁边，恨不得大声喊叫。她考虑着该怎么办。他们肯定干的是什么走私商品的勾当，使她也蒙受着羞耻，奉公守法的精神遭到损害。胡伯在旁堆放箱子，还老老实实地在每个箱子上都蒙上一块布，盖完之后，胡伯把每个箱子都扛过去，得意非凡。“谢天谢地！咱们总算把箱子弄走了……从轮船码头搬来，总是最麻烦的一段路程。我们使点贿赂，买通海关人员。另外一段路程，简直就是儿戏。从塔尔可以把东西都捞出来，不论你在背包里背的是什么，魔鬼也不会管你。你就说，你是从前线回来的。明天我来，要是您能放把螺丝刀和一块马蹄铁在这儿，让我用来打开箱子，那我就一点儿也不会打扰您了。夫人，我们到末了再算账。我先得看看，是不是一切全都对头。”他看了克拉丽莎一眼，“您要是其他还需要什么，牛奶啊，新鲜鸡蛋啊，或者罐头食品啊什么的，老胡伯都会给您弄来——当然只给那些可靠的人，他们不会举报你。在您这儿我可以放心大胆，绝对安全，这我知道。”
胡伯用帽子扇了几下，浑身净是啤酒的味道，两只脚也直打晃。克拉丽莎不知怎地，就是不喜欢这些买卖。可是叫她能怎么办？胡伯以一种不言而喻的自然神气支配着她，她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和她一向轻视的这些人混在一起。所谓的生意就意味着布朗柯里克从前线或者从国外弄来一些违禁品，他和一帮共谋犯一同走私。他那种漫不经心，放肆大胆的干法让克拉丽莎不寒而栗。叫她怎么办呢？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她姓了布朗柯里克的姓，也就拴在一起了。
紧接着的十二天，克拉丽莎惶恐不已，天天如坐针毡。自从她姓了布朗柯里克的姓，她第一次陷入困境。她听见胡伯的脚步声，从窗里就看见他。他白天跑来，克拉丽莎给他的钥匙，他放哪儿去了？因为他一来就拉门铃，克拉丽莎吃了一惊，也可能有警察找上他了，平时他可是天黑了才来。克拉丽莎惊慌失措，难以自持，跑去查看一下。胡伯带来的尽是些香烟，货真价实的土耳其香烟。发战争财的人尤其爱买来自外国的进口货，他们支付一百倍的价钱，警察随时随地都会来逮捕她。现在每天在报上都有抓人的消息，逮捕黑市商人和走私者。有一次克拉丽莎在半路上遇到胡伯，她下定决心告诉胡伯，所有这一切她都不要。“好，现在我已经完事了。请您把木箱劈成劈柴，不必让外人看见。现在咱们结账，是不是？我和您先生约定——赚了钱，对半开，一人一半。对老胡伯，你们尽可放心，账单我会给他的——您知道吗，账单之类的东西没好处，人们都不喜欢在上面盖印。这年头，你永远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查你的账……是啊，账目单据都是暗中出示的。我的客户也根本不要单据……好，九万八千克朗分给您先生。您也知道，该把钱存在哪儿，他跟我说过——现在，请点一下。”他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只油乎乎、脏兮兮的皮夹子，按照乡下人的方式用手指蘸上唾沫，把钞票点好递给克拉丽莎。
“好了，现在请您确认一下，从阿洛伊斯·胡伯处收到98。’千位数宁可画掉。因为要是他收到了十二只鸭子，实际上却是一万两千只。他就确认，收到了十二只。您用不着签下您的姓名，请您写上您受洗的名字就行了，没人看您的确认，这只是为您先生准备的。”克拉丽莎感到她的手一个劲地哆嗦，可是她强烈希望这个假装老实的独眼龙赶快滚蛋，于是她就签了字。胡伯把克拉丽莎的证明文件仔仔细细地收好，“您要是想存钱，老胡伯给您百分之十五的利息。钱已经不再值钱，您要是需要什么，只消寄张明信片给我，老胡伯什么都能给您弄来。”
克拉丽莎长舒了一口气。等到胡伯在背后关上大门，克拉丽莎才感觉到，她都陷到哪儿去了，单单这一大笔钱！她惊恐万状地认识到，这不是一桩合法买卖。她父亲出于信任，给她的丈夫写了一封介绍信，而她丈夫跟这么一批可疑的家伙一起干着肮脏的买卖，如今她自己也卷了进去。她姓着这个人的姓，触碰这些钞票让她觉得可怕。可是她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些钞票弄走。她用她丈夫的姓名把钱存进银行。每天她都仔细看报，要是阿洛伊斯·胡伯的姓名和她丈夫的姓名没有登在报上，她都松一口气。她写了封信给布朗柯里克，要他设法不要再让胡伯来看她，她一点儿也不喜欢这个胡伯，她希望和这些买卖不再有任何瓜葛。回信是张明信片，尽写些欢快的胡言乱语，并且建议把钱寄给胡伯；然后她又有一段时间听不到任何消息。
几个星期过去，只要有人敲门，每次克拉丽莎都惊恐万状。现在她已不再惊恐了。有一天她翻开报纸，读到：“破获大型走私集团”，她接着往下读：“一批走私者暂时被捕：有阿洛伊斯·胡伯，罗德里希·海因德尔；他们把食品、金钱和其他东西偷运出去，检察官兴特胡伯宣称，卷进此案的还有多瑙河航运公司的几名职员，以及几名外国间谍。侦查在继续进行中。”克拉丽莎的心脏骤然停止跳动。以后几天报上又出现几个新的名字，这个案件牵扯的面越来越广，细节也公布出来。大概是，奥地利的钞票藏在轮船的机器仓里偷运到保加利亚，从而进行香水和香烟的交易。在被拘人员家里搜到一份他的买主的名单。克拉丽莎想到她的小纸条，她也想到她的丈夫，她是嫁给了一个犯罪分子。
不能再有更多的事情发生。恰好今天她得去看她父亲。此刻别人正用这种方式打倒奥地利。可她不能把一切都告诉父亲。恰好在这一天她要去看望父亲，她觉得简直糟糕透了。每周一次，总在星期天，她去看望父亲，从十一点待到十二点，正好一个钟头：父亲讲究准时，他现在为伙食供应处工作。克拉丽莎发现他情绪欢快，一副心花怒放的神气，“我现在是首席统计员，由于我的计算而得到晋升。”他得到了嘉奖，他终于得到大家赏识，他作为统计学家所做的工作终于得到承认。他情绪欢快，问起克拉丽莎的孩子，问起她的丈夫，“一个能干的小伙子，我在领事馆打听他的情况。他到处奔走，我真为你高兴，克拉丽莎，准会给他颁发一枚奖章。我一向知道，你做的事都是正确的。”克拉丽莎觉得就像有人打了她一巴掌。她来看望她父亲，是想把这事告诉将军，请他帮忙，要是她丈夫受到指控，她父亲可以出面干涉，拯救她的丈夫。现在她可没有勇气提出这一请求，“我一点关于他的消息也没有，他也从来不写信告诉我他在干什么。”她心想这样一来就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可是她父亲却说：“这就对了。就是对自己的妻子也不可以说什么，公事就是公事，我就喜欢他这点。”
☆ ☆ ☆
到一九一七年，困难时期就开始了。食品开始短缺，到处都排着长队购物。面包糟得吓人，没有脂肪，没有牛奶，就像在德国一样用脂肪票，面包票只能买到白萝卜，一切都计算得十分周全，可还是入不敷出，除非使用伪造的食品票。克拉丽莎和她周围的一些人，似乎是个例外。大家一方面认为，克拉丽莎和军官们有联系，另一方面大伙也知道，她丈夫没有在前线打仗，“他不晓得在什么地方暖暖和和地待着！”就是在西尔伯斯泰因教授那里，克拉丽莎也有这样的印象。接着，糟糕的事情就发生了：克拉丽莎的孩子染上了疾病。这孩子起先发育成长得很好。要是克拉丽莎现在仔细看看她的儿子，那双活跃的眼睛从消瘦的脸庞向外张望。两条腿又小又瘦。克拉丽莎迄今为止一直严格遵守国家的规定。食品商人送给自家女人好几个手袋和剧院的门票。克拉丽莎的女邻居们，是啊，她周围所有的人都用背包采购。就她至今没有这样做。女人们都对克拉丽莎暗怀仇恨，对她们而言，克拉丽莎是负责供应食品的官员之女，每个人在她面前都想表示，自己举止规规矩矩，大家都怕她会突然想到要告发她们。她父亲还在食品供应部门工作，干活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严格。他消瘦了不少，劳累过度。他谈到那些大发横财的无赖和蛀虫，“一切都取决于营养，每个人现在都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克拉丽莎简直都不愿再到父亲处吃午饭，就是不想抢了他的口粮。可是这孩子，她的孩子，情况并不是这样。就仿佛世上发生的大动荡，悄悄地从他身边过去，没有留下痕迹。这个男孩长得娇嫩，现在只提供清汤寡水似的白乎乎的牛奶，孩子感觉到了，他吃坏了肚子：吐了出来。这时克拉丽莎写信给她丈夫，她丈夫在保加利亚，没有回信。然后克拉丽莎就写给胡伯，胡伯是她唯一还认识的人。胡伯回信告诉克拉丽莎：他，阿洛伊斯说，收到过几封她丈夫的信。克拉丽莎接着就请求他：“请您向我丈夫多多问好，阿洛伊斯。”于是就寄来几笔汇款，神秘兮兮的纸条。克拉丽莎拒绝接受，胡伯有些生气，“您摆出这样子，就仿佛咱们这号人在干什么违法的事情似的，就仿佛这年头您是唯一的一个正人君子。这样不好，夫人，您不信任老胡伯。”克拉丽莎心里宁可信任陌生人，她想到布朗柯里克，可是她再也不敢写信给他，想到自己和他已有婚约，心里感到害怕。去照料一个陌生人的孩子，想必对他也是件难以忍受的事。胡伯向克拉丽莎表示要送给她土耳其蜂蜜，圣诞节送她香水，答应给她波斯玫瑰香油。克拉丽莎很不高兴。对她收到的这些东西，她简直愤怒极了。她第一个念头是用这些东西去换点什么。可是接着她认为这样一来可就暴露了自己，她觉得这很可怕。可是这样一个男人，其实只能和陌生人相提并论。她打电话给胡伯，胡伯就来了，一脸笑容，无拘无束。他开着一辆汽车前来，一只钻石别针别在领带上，戴着黄皮手套，打扮得像赛马骑师一样时髦（连同烟盒），穿着格子呢的裤子；头发抹了香水，香气浓烈，摆出居高临下平易近人的态度。人变得更加肥硕，圆滚滚的。他满面春风，流露出十分惬意的样子，“好啊，您想念老胡伯了，太妙了。您先生出什么事了吗？”克拉丽莎说，他没出事。这才发现，胡伯显然心里一块石头落地。克拉丽莎试图用人性打动他，求他给她弄点罐头牛奶，“当然，当然，孩子要紧，可不能让小孩没奶吃啊。我有丹麦罐装牛奶，整整一箱。”“不用，不用，几个罐头就行了。”“别价，别价，小儿科的东西老胡伯现在是拿不出手的。这混蛋局面还得延续很长时间呢，白糖您肯定也需要，这有营养，还有巧克力，还是瑞士货呢，这东西都放在我城外的别墅里了。一幢可爱的小房子，在普罗茨莱茵斯村，夫人看了会高兴的。那儿还有……请您原谅，夫人，您自己看上去也很清瘦啊。在现在这种时代做人得镇静，稳得住，身子骨必须健康。”他发油的油脂在他脸上发光，“再加几瓶苦艾酒，意大利货——是允许的，托卡伊酒很有好处，帮助消化。”克拉丽莎问他价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会和您先生结账的。他可是个能干的人，眼光好，不论他到哪儿去，全都畅行无阻。他特会说话，是个行家——他都找了谁了？他能搞定所有的人，军队啦，领事馆里的人啦，甚至他的一个老主顾的老婆。这人有才，我要是有他那两下子，我就不是在城外普罗茨莱茵斯村弄个小别墅，而是在环形大道上弄座宫殿了。”
每当胡伯称赞布朗柯里克，克拉丽莎都浑身哆嗦。布朗柯里克善于博得众人的欢心，克拉丽莎的父亲，上上下下各种人士，还有神父！——他这样八面玲珑，四处讨好，机灵活络，轻松自如，简直叫克拉丽莎汗毛直竖——他已经不再是他自己。克拉丽莎觉得胡伯更加可怕，他那居高临下的亲切态度里流露出一种蛮横的绝不退让的坚定决心。欠了他的债，让克拉丽莎害怕。克拉丽莎赶忙把谈话引向生意，“哎呀，我们会结账的。”“不，我想现在付钱。”胡伯笑道：“您可真急。说到底，把钱赶快扔掉。它现在每天都在缩水，越缩越凶。用一百克朗能买多少东西，也许就一块巧克力。其实最好换个法子，那，就用友情价格吧。”“我为我的儿子支付这价钱。”
克拉丽莎系好了她的背包，夜里她出发了，活像一个女贼。这些食品罐头堆在那里，她觉得“仿佛它们在弹钢琴”。她为了孩子做这件事，承担起这个痛苦，和这个人打交道。时代如此，得保住孩子，保住自己，可是尤其要保住孩子。孩子抬起头来看她，她知道，自己没有干不正当的事情。
☆ ☆ ☆
孩子的健康状况渐渐好转，她克服了心理障碍，去为孩子改善营养。可是她难以和父亲谈话。父亲刚愎自用，顽固地只想着一个念头：胜利。他历来工作不停，现在工作做得更多。克拉丽莎心里充满感恩之忱，尤其为了孩子，感谢西尔伯斯泰因医生。医生的儿子在战场上受伤，可是他得救了。医生救了克拉丽莎的孩子，不然她将变得孤身一人。她几乎不敢想莱奥纳尔。失去亲人的消息不断传来，从战争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年头。一个父亲不算数。布朗柯里克走了，现在美索波答米亚。他似乎在做买卖，因为经常有条子从胡伯那里传来。有一次克拉丽莎看见了胡伯，平素她总是避免和他相遇。有时克拉丽莎通过胡伯订点东西，有一次在电话里有个陌生的嗓音，“请说您的号码。”幸亏这个声音只在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尽管如此，克拉丽莎感到很不自在。后来又在报上读到：发现了囚犯与外界通信的方法。克拉丽莎不敢去看她的父亲——夜里，克拉丽莎从睡梦中惊醒：她父亲打电话给她：“你给检察官打了电话，有一个叫胡伯的……案件的审理过程已经开始，但是国家是首要的。”“我的孩子才是首要的。”“这是一个如此可恶的匪徒的孩子。”“我不许别人辱骂我的孩子。”……孩子醒了，“你怎么了，妈咪？”“没事。”
全国崩溃终于来临，这是奥地利的总崩溃。现在大家都在跑来跑去，大街上很不安宁，到处都在游行，没有电。克拉丽莎想到：“父亲！”她碰见了父亲。父亲已经变成了老头，克拉丽莎一时都认不出他来：他身穿便服。“这些无赖真是个耻辱，我始终保持对皇帝的忠诚。”这对克拉丽莎而言，已经无所谓。皇帝对她而言，又是什么！这一切她都荒疏了。她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她必须给莱奥纳尔写封信。给他写信？把一切都告诉他？什么都向他解释？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拖延写信的时间。三四年之久，她一直抑制自己不去想他，把这事一直往后推。现在必须把她下的这决心告诉他，但愿他能相信她的话。可是他能理解这件事吗？
白天她去上班。西尔伯斯泰因医生心情欢快，“我们能发生什么事？我们将活着，只有这才重要。我们每个人都有个儿子，我们有自己的孩子。政治发生什么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皇帝和帝国是什么——我们必须历史地看待它们，就仿佛这是一千年前发生的事。我们是获救了，但这是别人的胜利。可是我们毕竟获救了，这孩子也获救了。‘死人应该埋葬他们的死人’，这话的确算数了。什么爱国主义，现在要么是欧洲统一——或者大家全都完蛋。要是办不到，那我们真的输掉了这场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