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说起来,那个念头是我在拿到新假牙的当天想到的。

那天早上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七点四十五左右,我悄悄下床,刚好赶在孩子们前头进浴室,还锁上了门。那是个要命的一月早晨,天空是脏的,有点儿黄灰色。从浴室的小方格窗户往下看,能看到一块十码长、五码宽的草坪,围着它的是女贞树篱,中间有块不长草的空地,那就是我们所称的后院。艾里斯米尔路上每家房后都有同样的后院,同样的树篱,同样的草坪,除了一点——哪家没有小孩,哪家的草坪中间就没有空地。

往浴缸里放水时,我用一把有点儿钝的剃刀刮胡子,照在镜子里的那张脸也看着我。往下,洗脸盆上方的小架子上,盛在平底酒杯里的,是属于那张脸的假牙,是我的牙医华纳先生给我暂时用的,直到新假牙做好。我的脸从来没那么难看过,真的,就是那种配黄油色头发和浅蓝色眼睛的砖红色脸。感谢上帝,我的头发没有变灰白也没掉光。等我戴上假牙后,大概会显得比实际年龄年轻些,我可是四十五岁的人了。

得记着去买刀片,我这样想着进了浴缸开始打肥皂。我往胳膊上打了肥皂(我的胳膊属于又短又粗的那种,从手到肘部都有些斑点),然后拿刷背用的刷子给肩胛骨那里也打上肥皂,不借助什么东西我是摸不到那里的。这有点儿烦,不过我身上的确有几个地方现在用手是摸不到了。事实上,我的身材现在略微显胖,但不是像在集贸市场上表演节目的那种胖子。我的体重也就是十四英石1多一点儿,上次量腰宽时,不是四十八就是四十九英寸,我忘了是哪个数。可我的胖,不属于人们所说的“叫人反胃”的那种,我也没长了个滴溜溜垂到膝盖的大肚子,原因不过是我有些横向发展,有点儿像桶形。你认不认识那种胖子?他们活跃又健壮,像运动员一样蹦蹦跳跳,外号叫“胖子”或“胖哥”,总是聚会时的生气和灵魂之所在。我就是那种人。“胖子”,他们几乎总会这样叫我。胖子保灵,而乔治·保灵是我的真名。

但是那会儿,我没有作为聚会时的生气和灵魂的感觉。我突然想到近来一大早总感到郁闷,尽管我睡得很好,胃口也不错。当然,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那副操蛋的假牙。它盛在平底酒杯里,样子给放大了一些,好像是骷髅的牙齿,正对着我咧嘴而笑。套上牙龈后,它能给你一种很糟糕的感觉,挤压着使不上劲的感觉,就像啃了口酸苹果。再者,随你怎么说,假牙是个里程碑。等你掉完最后一颗牙,你调侃自己是个好莱坞帅哥的日子,一点儿没错,算是过到了头。我四十五岁,也长上了膘。站立着往大腿根打肥皂时,我看了一眼自己的体形。胖人要是看不到自己的脚可就糟糕透顶,事实上站直身子时,我只能看到自己脚的前半部。往肚子上打肥皂时我心想,没有哪个女的会多看我一眼,除非给她钱,否则不会看我第二眼,不过那会儿,我也不是很想让哪个女的多看我一眼。

可是我又突然想到,按说那天早晨我有理由情绪稍好一些。首先我不用上班,那天,平时在我的管区用来“代步”的老爷车(我得告诉你我干的是保险这行,在飞火蛇公司,人寿、火灾、盗窃、孪生胎2、船舶失事——无所不保)正在大修。虽然我还得去位于伦敦的办公室看一眼,送去几份文件,不过那天肯定是不用工作了,我要去取新假牙。另外,那些天我脑子里时不时在琢磨一件事,那就是我有十七镑,谁也不知道——我是说家里没人知道。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个叫梅乐斯的家伙弄到一本书,名叫《赛马实用占星术》,里面论证了赛马的结果全由各行星对骑手所穿衣服颜色的影响决定。时不时参加赛马的,有匹名叫“科塞尔新娘”的母马,从来都是无缘前几名,不过它的骑师穿的是绿色衣服,刚好跟一颗正在上升的行星的代表色相同。梅乐斯对占星术五迷三道,他在这匹马上投了几镑的注,还死皮赖脸非要我也在它身上下注。到最后完全是为了堵住他的嘴巴,我才下了十便士的注,但是我的一贯原则是不赌博。果不其然,“科塞尔新娘”轻而易举跑了第一。我忘了准确的赔率是多少,但是我那注赢了十七镑。好像是灵机一动——非常古怪,大概又代表了我这辈子的另一个里程碑——我只是把十七镑悄悄存进银行,谁也没告诉,以前我可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如果我是个好丈夫和好爸爸,就会拿这笔钱给希尔达(我老婆)买套衣服,再给孩子们买双靴子。可是我当好丈夫和好爸爸已经当了十五年,开始觉得当够了。

全身打完肥皂后,我感觉好了些,躺在浴缸里,还在想着那十七镑钱,想着该怎样花掉。在我看来,供选择的方案有两种:一是找女人过个周末,二是一点点悄悄花掉,买些零七杂八的东西,比如雪茄和双份威士忌。我刚开始又放些热水,脑子里想着女人和雪茄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像是一群野牛跑下通往浴室的两级台阶。不用说,那是孩子,像我们这种房子里有两个小孩,就像往能盛一品脱的杯子里装一夸脱3啤酒。外面有一阵乱跺脚的声音,然后是一声痛苦的喊叫:

“爸爸!我要进来!”

“嗨,不行。走开!”

“可是爸爸!我得找个地方!”

“那就去别的地方吧。走开,我在洗澡。”

“爸——爸!我要找个地——方!”

没用!我知道那是个危险信号。厕所在浴室里——我们这种房子里,不在这里又能在哪里。我拔掉浴缸的塞子,赶紧把自己抹了个半干。门一打开,小比利——我的小儿子,七岁大——箭一般冲过我身旁,也避开了我对准他脑袋抡的一巴掌。直到衣服快穿好在找领带时,我才发现我的脖子上还有点儿肥皂。

脖子上有肥皂真是件很糟糕的事,它给人一种让人恶心的黏糊糊的感觉,而且离奇的是,不论你怎样仔细用海绵抹干净,一旦发现脖子上有肥皂,余下的一天时间里,你都会感觉黏糊糊的。我下了楼,脾气不好,准备要找别人的碴。

我们家吃饭的地方跟艾里斯米尔路上别人家的一样狭窄,长十四英尺,宽十二英尺。里面放了个日本橡木餐具柜、两个空的盛水瓶和希尔达她妈当作结婚礼物送给我们的银鸡蛋架,剩下的地方就没多少了。希尔达面前放着茶壶,脸色阴沉,正处于她一贯的一惊一乍、垂头丧气的状态,只因为《新闻报》上公布了黄油要涨价之类的消息。她没点煤气暖炉,虽然那会儿窗户都关着,却还是冷得要命。我弯腰拿火柴去点火,鼻子里出气很粗(弯腰总让我呼哧呼哧的),像是在向希尔达暗示不满。她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每当她觉得我在奢侈浪费时,总会那样看我。

希尔达今年三十九岁,我刚认识她时,她看上去活像一只兔子。现在还像,只是变得很瘦,还很干瘪,眼里永远是郁郁沉思、忧虑重重的样子。如果不开心超过了一般程度,她有个小把戏,就是耸起肩膀,手臂抱在胸前,像个烤火的吉卜赛女人。有些人在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就是预见生活中的大灾大难,她就属于那种人。当然,她所预见的灾害,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至于战争、地震、瘟疫、饥荒和革命等等,她一概不关心。黄油又要涨价,煤气费账单数字吓人,孩子们的靴子穿旧了,又有一期该付的收音机分期付款——这都是希尔达嘴边的话。到最后我算看出来了,她手臂抱在胸前晃动着对我阴沉沉地说话,绝对成了她的赏心乐事。“可是乔治呀,这很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们该咋办了!不知道钱从哪儿来!你好像没意识到这有多严重!”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些。她脑子里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终将沦落到济贫院。但说来有趣的是,万一有一天我们真的进了济贫院,希尔达的在乎程度倒会远不及我,事实上,她大概还会觉得有了安全感挺不错呢。

孩子们已经在楼下,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洗漱穿衣停当。他们总是那样,这个时辰谁也别想独占浴室。我坐到早餐桌前时,他们正在斗嘴,说的无非是“没错,是你!”“没,我没有!”“没错,是你!”“没,我没有!”那种话,而且看来要斗上整个上午,直到我让他们打住。我们家只有两个小孩,七岁的比利和十一岁的劳拉。我对孩子的感觉很不寻常,很多时候看到他们我就烦。他们正处于令人厌烦的自以为重要的年龄,这时候的小孩,脑子里想的全是诸如尺子、铅笔盒和谁谁法语得了最高分之类的事。别的时候,特别在他们睡着后,我有种很不一样的感觉。有时候夏天晚上有光亮时,我站在他们的小床边看他们睡觉,看着他们的圆脸蛋和颜色比我的还要淡上几分的亚麻色头发,我心里有了种像《圣经》里所说的翻江倒海的感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像个一点儿用都没了的空种子囊,而我唯一的重要之处,是将这两个活人带入人世并把他们养大。但这只是偶尔的感觉,多数时候,我觉得像我这样活在人世,对自个儿来说还是挺重要的,我觉着我这把老骨头往前还有不少盼头呢,也不愿意想象自己是头驯服的奶牛,让一大群女人和小孩在后面追来撵去。

吃早餐时,我们说话不多。希尔达又处于她那种“我不知道我们该咋办”的精神状态,一半是因为黄油的价格,一半是因为圣诞节假期眼看就要过完,而上学期还欠人家五镑学费。我吃了煮鸡蛋,往一片面包上抹了“金王冠”牌果酱。希尔达非要买那种货色,五个半便士一磅,标签上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最小字体印着它含有“一定比例的中性果汁”,正是这个,让我议论起了“中性果树”。有时候我会变得很讨人嫌,就像这回。我说我倒想知道这种树长什么样,长在哪个国家,直到最后,希尔达上火了,倒不是在意我挖苦她,她只是隐约觉得我拿她为省钱而买的东西开玩笑,算得上缺德。

我看了一眼报纸,上面却没多少新闻。在西班牙和中国,那里的人在一如既往地互相残杀,在某个火车站候车室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腿,佐格国王4的婚期有点儿悬乎等等。最后,差不多到了十点钟,我出发去市里,比原计划提前不少。孩子们出门去公园玩了。这个早晨可是冷得要命,我踏出前门时,一阵小阴风吹到脖子上肥皂没洗干净的那块地方,让我突然感觉衣服不合身,而且浑身上下都黏糊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