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沃德的出版物如今只是藏书家的文学珍藏而已。您认为语言的纯粹和稳定就有权永恒不衰，其实这对各个时代的作家来说都是谬误的依据，即使上溯到用混杂的萨克逊韵脚写历史的可敬的格洛斯特的罗伯特也是如此。直到现在人们还对斯宾塞的、纯洁无瑕的英语清泉，津津乐道，仿佛那语言是从井中或泉水源头自然涌出的，其实它仅仅是各种语言的汇集，永远处于变化和混合之中。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英国文学如此变化无穷，而建立在它之上的文人声望则如镜花水月。甚至思想也必然像别的任何事物一样不免遭到衰朽的厄运，除非思想能够依靠某种更恒久更稳定的载体而不是这种语言媒介。这一点对于最走红的作家的虚荣心和自鸣得意，应该产生一种遏制力。他发现赖以扬名的语言正在逐渐变迁，会受到时间流逝和时尚变幻不定的影响。他回顾以往，看到本国曾经在当时最受宠爱的早期作家也被现代作家所取代。短短几代时间就使他们湮没无闻，他们的价值不过是供书蠹们的古怪胃口品味而已。他预期自己著作的命运也会如此。不论当时怎样受到赞赏，被奉为纯洁的典范，也会在岁月流逝中变得陈旧过时，直到最后它们在本国也会变得晦涩难解，就像埃及的方尖碑，或者像据说存在于鞑靼荒漠里的那种北欧古文碑铭一样。我承认，”我有些感触地接着说，“每当我注视着现代图书馆里充塞的那些服饰华丽的烫金精装新书时，都想坐下来哭一场，就像泽克西斯视察自己排成雄伟壮观队列的军队时，想到百年之内没有一个人会活在人世一样！
”“哦， ”四开本小书长叹一声说，“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如今这些粗制滥造的文痞取代了全部古代优秀作家。我猜想，除了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阿卡迪亚》、萨克维尔的高贵剧作和《地方行政官的镜子》，或者无与伦比的约翰
·黎里精雕细琢的绮丽文章以外，现在人们什么书都不读了。
”“那您又错了，”我说，“您以为那些作家还在走红，是因为您最后流通的时候他们也正好在流行，其实现在他们早已寿终正寝了。菲利普·锡德尼爵士的《阿卡迪亚》，赞赏者曾天真地预言其不朽，书中也确实充满了高贵的思想、精美的意象和优雅的措辞，但现在几乎不被提起了。萨克维尔则已高视阔步地走进了湮没无闻之中；甚至黎里，尽管他的作品曾经一度被宫廷所喜爱，看起来都成了永恒的格言警句，可是现在人们连他的名字都几乎不知道了。当时著书立说、争辩不休的那整整一群作家，也同样倒下了，他们的全部著述和论辩也随之消亡。后世的文学浪潮一波又一波席卷他们，直到把他们深深埋葬，只偶尔有某位古代断简残篇的勤勉探求者弄出一个样本来满足好奇者罢了。
”“至于我，”我继续说，“则认为语言的变迁是上帝造福全世界，尤其是造福作家的一种明智的谨慎措施。不妨用譬喻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每天都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植物品类生长起来，在短短一段时间里繁盛蓬勃、装点了田野，随后就委顿于泥土之中，让位给后继的植物。假如不是这种情况，大自然的丰饶就会成为祸害而不是幸事了。地球会被过量的繁茂植物压得喘不过气来，地球表面会变成绞缠纠结的一片荒原。同样，天才和渊博之作也会消亡，让位给后继之作。语言是逐渐变化的，随着语言的消亡，曾经在自己时代兴盛过的作家其作品也会消亡；否则，天才的创造力会让世界充塞过多的东西，思想也会在无尽头的文学迷宫里茫然迷失方向。以前这种过度增长还有所限制。著作必须用手抄写，这是既耗费时间又很劳累的事情。要么抄写在昂贵的羊皮纸上，所以常常要擦掉一部著作再另抄一部；要么抄在草纸上，它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毁损。写作是一门受局限又无利可图的技艺，主要由闲适僻静的寺院里的僧侣们来从事。手稿的积聚既缓慢又昂贵，几乎完全局限于寺院之内。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我们才没有被古人的才智所淹没，思想的源泉才没有冲破堤岸，现代天才也才没有被泛滥洪水所埋葬。
但是纸张和印刷的发明打破了这种限制，使每个人都能成为作者，每一种思想都能印成文字，并传播到整个知识世界。其后果真是令人惊恐。文学的小溪流陡涨为激流——再会聚成江河——再扩展为海洋。几个世纪前，五六百部手稿就构成一个大图书馆；而现在那些实际存在的图书馆，它们的藏书已经达到了三四十万册；与此同时，有如大军团的众多作者正在忙碌；出版业在以可怕的速度增长着，使书籍数量达到两倍、四倍，你面对这一切说什么好呢？既然诗神缪斯变得这样多产，那么除非在她的后裔当中发生预料之外的死亡率，否则我真为后世子孙感到害怕。我担心仅是语言的变迁恐怕还不够。
文学批评也可以起很大作用。它随着文学的增长而增长，同经济学家所说的那种对人口进行有益节制的原理颇为相似。因此，对于无论好坏的批评家们，真应该尽量鼓励他们成长。不过，我担心这一切都是徒劳；无论批评家怎么说，作家仍然照写不误，出版家也照印不误，于是世上又会不可避免地充斥着书籍了。很快，仅仅研究书名都会成为一种毕生事业了。现在许多尚有知识的人除了书评之外几乎不读任何东西；不用过多久，一个饱学之士也就比一本会走路的图书目录好不了多少了。
”“我的好先生，
”那本四开本小书说，一边当着我的面困倦地打着哈欠，“请原谅我打断您。我发现您很是喜爱散文。就在我离开世界之时，有一位名噪一时的作家，我想打听一下他的命运。不过人们认为他的名望只是昙花一现。有识之士谈起他就摇头，因为他是个只受过半吊子教育的可怜的无赖，对拉丁文所知极少，对希腊文更是一窍不通，还因为偷鹿不得不逃离故乡。我想他的名字叫莎士比亚。我猜想他很快就湮没无闻了。
”“正好相反，”我说，“就是因为有了这个人，他那个时代的文学才享有比英国文学一般时期更长的寿命。时不时地会出现一批作家，他们因为植根于人类天性的永恒原则，所以似乎能抵御语言的变迁。他们就像在河流两岸不时可以见到的那些参天大树，依靠又粗又深的树根，穿透土地表面，紧紧抓住大地深深的根基，保护周围的土壤不被长流的河水冲走，支撑着四周许多植物，也许还有无用的杂草，使它们都得以长存。莎士比亚就是这样，我们看到他抵抗着时间的侵害，让当时的语言和文学仍然适用于现在，使许多才能平平的作家仅仅因为生长在他周围而枝繁叶茂，常葆青春。可是说来痛心，就连他也逐渐显出老迈之色了。他身上寄生着数量巨大的评论家，就像那些藤蔓植物，几乎完全包裹了支撑它们的高贵大树。
”听到这里，那本小书开始抽着气哧哧发笑，最后终于爆发出痉挛似的大笑，险些把自己呛着，这是因为它的身体过分肥胖的缘故。
“了不得！”它刚缓过气来就喊叫道，“了不得！如此说来，您是要我相信，一个时代的文学之所以能绵延永恒，是靠了一个偷鹿的流氓！靠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诗人，的确是靠一个诗人！
”我得承认，对这种粗鲁态度我感到有些恼怒，不过，鉴于它生存在一个不太文雅的时代，我原谅了它。然而我决定在观点上毫不让步。
“是的， ”我语气坚定地接着说，“是一个诗人。因为在所有作家中，只有他有流芳百世的最好机遇。别人也许是用头脑写作，他却
是用心在写，而他的心总是能理解他的意图。他是大自然忠实的描写者，而大自然的风貌总是始终如一，总是富有情趣。散文作家的作品庞杂繁复而言之无物；充斥着陈词滥调，思想空泛、冗长乏味。而在真正诗人笔下，一切都精练、动人、才华横溢。他用最精妙的语言去表达最精妙的思想；他用观察自然和艺术时感受最深的一切来表现他的思想；他用宛如亲眼所见的人生图画去丰富思想。因此，他的作品囊括了他所处时代的精神和芳华——如果我能这样措辞的话。它们是些小小的的百宝匣，里面装的家传珍宝就是语言财富，以手提箱的形式传到后代手里。镶嵌珍宝的框子也许有时候显得陈旧，需要不时更新，正如乔叟那样。可是珠宝的灿烂光芒和固有价值是恒久不变的。让我们回顾一下漫长的文学史。那是多么幽暗的广阔深谷，充满了僧侣传说和经院辩论！那是怎样一些神学推理的泥淖！怎样一片玄学的阴郁荒原！我们只不过零零落落地看到一些被天堂的光辉照亮的诗人，犹如灯塔矗立在相距遥远的各个高地上，放射着映照万代的诗歌的圣洁光辉。
”我正准备对当代诗人作一番赞美，门突然打开了，引得我转过头去。原来是教堂司事来告诉我，图书馆到关门的时候了。我想和那本小书说句道别的话，可是那本可敬的小书已经寂然无声；环扣已经合了起来，仿佛它全然不知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后来我又到过图书馆两三次，试图和它再作深谈，但都是徒劳；甚至这些海阔天空的交谈是否真正发生过，或者只是又一次我常易发生的幻想，直到此刻我也没能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