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
1915、1916、1917和1918年这几年，在瑞士这个四面八方都为世界战争洪流所包围的和平岛屿上，不间断地上演着惊心动魄的侦探小说里出现的情景。在豪华饭店里，敌对国的外交使节们面无表情地迎面相遇，好像他们彼此根本不认识一样。一年以前，这些人还出于友谊一起打桥牌、互相邀请到家里做客。下榻在房间里的也是一大群让人琢磨不透的人。议员、秘书、低等外交人员、戴面纱和不戴面纱的太太女士们，每个人都带着神秘的任务。饭店前面驶来带有外国标志的豪华汽车，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记者、专家和一些看起来完全是偶然来此观光找乐的旅行者。可是，几乎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任务：去了解、去刺探。那些将他们引领到房间的看门人、那些清理房间的女工也被要求去观察、去偷听。到处都有不同的组织在从事彼此敌对的事情，在旅店、在家庭小旅馆、在邮局、在咖啡馆。那些自称为做宣传的人，有半数是间谍；那些做出的情爱姿态，多半都是背叛。这些匆匆来客，在摆在桌面上的事情背后，都隐藏着第二桩或者第三桩事情。一切都会被注意到，一切都被置于监视中。不管哪个级别的德国人，人还没有到达苏黎世，敌对国驻伯尔尼大使馆已经截取了这个信息，一个小时以后巴黎也得到了通知。每天都有一本本报告——充满了真实的和编造的内容——由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发送到低等外交人员那里，再由他们继续传递。没有不透风的墙了：电话会被偷听，从字纸篓里和吸墨纸上发现的蛛丝马迹可以重构出每一份通信的内容。这群魔乱舞的景象最终让许多人自己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猎人还是猎物、是间谍还是被间谍刺探的对象、是被出卖的人还是出卖别人的人。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针对这个人的报告为数不多，也许这是因为他太不引人注意了：他没有下榻在体面的饭店，不坐咖啡屋，不去看宣传表演，而是和妻子一起完全低调地住在一位修鞋匠的家里。就在利马特河（Limmat）的后面，在那狭窄、古老而地势隆起的镜子巷（Spiegelgasse）里，一座像老城中其他房子一样坚固、屋顶隆起的房子，他们住在第三层。房子显得有些烟熏火燎似的，一半是因为时间久远，一半是由于下面的庭院里有一家小小的香肠加工厂。他的邻居是：一名烘焙店女店员、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位奥地利演员。因为他不太爱说话，住在房子里的人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名字很拗口以外，对他几乎一无所知。女房东知道他很多年前从家乡逃出来，没什么财物，也没有什么来钱的营生，从他们简单的饭食和两个人破旧的衣服上，这最能让人一目了然。他们全部的家当，几乎还装不满他们进住时带来的那只筐子。
这位敦实而身材矮小的男人并不起眼，他也尽可能生活得不引人注意。他回避社交，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很少能够看到从他那细小的眼睛里投射出来的尖锐而阴郁的目光，很少有访客到他这里来。但是他有规律地每天早上九点去图书馆，坐在那里，直到十二点图书馆关门。十二点十分整，他就回到家里。差十分钟一点时，他又离开家去图书馆，是第一个进入图书馆的人，在那里一直坐到晚上六点。情报人员只注意到那些话多的人，他们不知道，就世界上的任何一种革命而言，总是那些孤独的人——他们博览群书、好学不倦——才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们关于这个不起眼的、住在补鞋匠家里的人没有写什么报告。关于他，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人们所知道的是，他曾经是伦敦一家由流亡俄国人办的小小的激进期刊的编辑成员，在彼得堡他是一个特殊党的头领，那个党的名字很难发音。但是，关于社会主义党里最有威望的人他会说一些强硬而轻蔑的话，认为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他不容易让人接近，也不合群，因此也没有什么人太在意他。有时候他召集人们晚上在无产者出没的咖啡馆里集会，参加者最多有十五到二十个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少年。人们对这位独行者的看法，就像对其他那些从俄国出来的移民一样：他们用茶和讨论让自己头脑发热。没有人觉得这位不苟言笑的人会意义非凡，在苏黎世的这三十个人里，没有人觉得记住这位住在补鞋匠家里的男人的名字即“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有多么重要。假如当时有一辆豪华汽车，在从一个大使馆疾驰到另外一个大使馆的路上因为交通事故而撞死了这个人，这世界上的人既不知道他就是乌里扬诺夫，也不知道他是列宁。
愿望成真……
有一天——这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管理员感到奇怪了。时针已经指到九点了，而那位最准时到来的借书人每天都用的座位还空着。九点半了，十点了，这位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没来。他不会来了。在去往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跟他说了些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用一个消息将他震住了：俄国爆发革命了。
一开始列宁还不相信。他好像是被这个消息给麻醉了。不过，接下来他就迈开那短而有力的步伐向湖岸的报刊亭走去，在那里的报馆门前等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等待着。这是真的。那消息是真的，对他来说，每天都变得更真实一些。一开始只是一些关于宫廷革命的传闻，好像仅限于更换了内阁，然后接下来的是沙皇被废黜、临时政府上台、杜马议会召开、俄国的自由、大赦政治犯——所有那些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所有那些他二十多年来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中、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一直为之努力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在他看来，这次战争夺去的数百万的生命，这下总算没有鲜血白流。他们不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被屠宰者，而是为实现这个新国度——自由、公正、永久的和平——付出生命的殉道者。新国度到来了，这位平时思路极端清晰而冷静的做梦人，感觉像是醉了一样。那些坐在日内瓦、洛桑和伯尔尼的蜗居小屋里的几百号流亡人，在听到这个令人幸福的消息时会怎样地雀跃和欢呼啊！可以回到俄国的家了！他们可以回家，不必用假护照、用化名，不用像在沙皇俄国那样冒着死亡的危险，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来到自由的土地上。他们已经在收拾那点儿可怜的家当，因为报纸上登载着高尔基发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大家都回家来！”回来，回来！集合起来！团结起来！自觉醒以来，他们就已经将生命献给一种事业，现在他们将再一次把生命投入这一事业当中：为了俄国的革命。
……失望依然
就在几天以后，他们就不无震撼地认识到：对于俄国革命的消息，他们曾经像看见雄鹰展翅一样内心为之高昂，但这并不是他们梦想的那种革命，这不是俄国的革命。这不过是一个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而已，是由英法外交人员秘密推动的，其目的在于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这不是人民——那些想要获得和平与自身权利的人——的革命、不是他们为之将生死置于度外的革命。这只是战争各方的一种诡计，是那些帝国主义者和军头们不想让自己的计划受到干扰的诡计。很快，列宁和他的同道们就认识到，那个让所有人都回家去的承诺并不包括像他们这样的人，这些要真正的、激进的、卡尔·马克思式革命的人。米留可夫以及其他自由派分子已经发出指令，要阻止这些人返回俄国。像普列汉诺夫这样温和的、对延长战争有利用价值的社会主义者，会受到友好的迎迓，在体面的送迎中乘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托洛茨基则被扣留在（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其他的激进者在边境上无法入境。所有协约国的边境站里都有一个黑名单，在西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参加了第三国际大会的人都被名列其上。列宁绝望地向彼得堡拍发电报，一封接着一封，但是它们要么被截获，要么无法发送过去。在苏黎世无人知道、在欧洲也少有人知的事情，在俄国人们却完全了解：它的反对者符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多么强悍、多么有能量、多么目标明确、多么有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人一筹莫展，他们绝望无边。那么多年以来，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无数次总部会议上，他们从战略上构想俄国革命。组织行动上的每个细节他们都考虑过、做过先期尝试并仔细讨论过了。几十年来他们在自己的期刊上争论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这个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构建这个思想体系，他对它一再修改、深入思考并形成了最终的表述。现在，就因为他被困在瑞士，他的革命就会被别人篡改和颠覆，解放人民这个被他视为神圣的理念会被用来为外国效力、为外国人谋求利益。在这些天里，列宁的处境与战争之初的几天内兴登堡所经历的情形，有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兴登堡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来准备和演习对俄国征战，但是当战争爆发时他不得不穿着便服坐在家里，拿小旗子在地图上跟踪着被他任命的将军们的进军和错误。在这些充满绝望的日子里，那些最无端的、最不着边际的梦幻翻滚而来，甚至列宁这位原本倾向于现实考虑的人也失去了对梦幻的免疫力。可不可以租一架飞机，从德国或者奥地利飞过去？然而，第一个为他提供帮助的人就被证明是个间谍。这逃亡的主意越来越狂野、越来越不着边际：他往瑞典写信，要求给他办一份瑞典护照；他要装作聋哑人，这样在遇到盘查时就根本不用回答问题。当然，在这幻想的长夜之后，列宁自己也认识到，这些疯狂的梦想都无法实施。但是，有一点他在大白天也知道得非常清楚：他必须回到俄国，必须是他而不是别人去进行他的革命，那是一个真正的、诚实的革命，而不是出于政治目的的革命。他必须回去，而且不久后就要回到俄国。要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取道德国：行，还是不行？
瑞士位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列宁作为一个革命者，取道协约国回俄国行不通；如果取道德国和奥地利的话，列宁的身份是俄国的臣民，是敌对国的成员。荒谬的情形是：根据列宁的判断，德国威廉皇帝会比俄国的米留可夫以及法国的普安卡雷对他更友好些。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前夜，德国一定会不计代价地与俄国达成和平协议。所以，一个革命者、一个让英国和法国外交使节感到头疼的人，在德皇那里一定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助手。
但是，迈出这样的一步，跟他以前在自己的文字里上百次地咒骂和威胁过的德皇制下的德国发生勾连，也要承担巨大的责任。按照当时的道德判断，这理所当然是严重的背叛：在两国交战期间，经敌国军事总部同意取道该国返回俄国。列宁当然知道，这从一开始就有伤于自己的党和自己从事的事业，他会被怀疑，人们会以为他是一位被德国政府收买或者雇用、被派往俄国的情报人员；如果他的立即和平的计划得以实现的话，他就要在历史上永远担负一种罪名，是他阻挡了俄国获得真正的、因胜利才赢得的和平。当他声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愿意走这条最危险也是最能让名誉扫地的路时，感到吃惊的不光是那些温和的革命者，大多数与列宁思想一致的人也同样始料不及。他们不知所措地向他指出一点，瑞士的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谈判，为的是通过战俘交换这条合法而且中立的途径让俄国革命者返回故国。但是列宁知道这条路有多长、有多么大的人为因素，俄国政府肯定会有意地将他回国的日期无限推迟。可是他也知道，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准的只是目标，而那些不像他那么狠、那么无畏的人，断然不敢下决心采取这样的举动，因为依照现存的一切法律和态度这都是背叛性的。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他走出的这一步能引起关注也会带来挑战，所以他采取了尽量打开天窗说亮话的做法。受列宁的委托，瑞士工会秘书长弗里茨·普拉腾（Fritz Platten）去找德国公使，将列宁的条件向他摊牌。这位公使此前已经与流亡俄国人有过一般性的谈判，而这次遇到的这位个头矮小、默默无闻的流亡者与众不同，他好像已经能预知到自己即将拥有权力，他根本不是在向德国政府提出请求，而是在提条件——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旅行者才会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便利：承认车厢有治外法权；上下车时均不设护照检查和身份查验；乘客自己按正常价格购买车票；不可以有旅客被强制或者自行离开车厢的行为。德国公使罗姆贝尔格（Konrad Romberg）向上转达了这一消息。这条消息到了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的手里。毫无疑问，他批准了这一行动，尽管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对于这件有世界史意义、也许堪为他生平中最重要的决定不置一词。公使试图去修正一些细节，因为列宁有意在计划安排中使用有歧义的表述：获准在不受护照检查的条件下可以同行的，不全是俄国人，这里面也包括一个奥地利人拉狄克（Karl Radek）。和列宁一样，德国政府也很着急，因为就在这天，4月5日，美国对德国宣战了。
就这样，弗里茨·普拉腾在4月6日的中午得到了那份值得纪念的通知：“事情如愿安排妥当。”1917年4月9日两点半，一小群穿戴糟糕、提着箱子的人从餐馆“采格林霍夫”（Zähringerhof）出发前往火车站。总共32人，里面也有妇女和孩子。那些男人的名字，后来为人所知的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他们一起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饭，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表明他们从《小巴黎报》上看到过临时政府的通告，对于任何途经德国的旅行，临时政府将以严重的叛国罪来处罚。他们用僵硬的、墨水充沛的字母来签名，声明他们自己对本次旅行承担完全的责任，他们同意所有的条件。他们平静而毅然决然地为这载入世界历史的旅行做好了一切准备。到达火车站时，他们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记者和摄影师出现在这里。在瑞士谁认识这位戴着皱巴巴的帽子、身穿一件破旧的上衣、脚穿沉重的矿工鞋（他把这双鞋一直带到了瑞典）的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一言不发地走在一群背包罗伞的男人和女人当中，不受人注意地在车厢里找到一个座位。这些人看起来和无数来自南斯拉夫、鲁登尼亚、罗马尼亚的移民别无二致，他们经常在苏黎世停留，坐在木箱子上休息几个小时，之后被送往法国的海边，从那里再到海外。瑞士工人党不赞成这次行程，没有派代表过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了，让人将一些食物和问候带给家乡人。还有几个人是要赶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提醒列宁不要做这个“没有意义的、犯罪的旅行”。但是，他们去意已决。三点十分，列车员给了信号。列车开向格特马丁根（Gottmadingen），德国的边境站。三点十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之钟有了另一种走法。
全封闭列车
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几百万发炮弹被发射出去，那都是由工程师们设想出来的冲击力最大、摧毁力最强和射程最远的炮弹。但是，在近代历史当中，还没有哪颗炮弹比这颗火车炮弹射程更远，对命运的决定力更强。这颗列车炮弹弹膛里是那个世纪最危险、最决绝的革命者。现在，这颗列车炮弹要从瑞士边境发射，呼啸着越过德国，在彼得堡落下，在那里将这个时代的秩序炸毁。
在格特马丁根的铁轨上，停着这独一无二的炮弹。这节车厢分别有二等座和三等座，妇女、儿童在二等座，男人在三等座。粉笔在地板上画出来的线表明这里是俄国贵宾的中立区，与两位德国军官的包厢分隔开来。他们是被派来押解运输这些活性炸药的。列车行驶一夜，并无什么未料之事发生。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德国士兵过来，因为他们听说有俄国革命者从这里驶过。有一次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试图和旅客交流，遭到拒绝。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只要他在德国的地面上和德国人交流一个字，他将会受到怎样的怀疑。在瑞典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饿坏了的他们冲向瑞典人的早餐桌，黄油小面包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难以当真的奇迹一般。列宁不得不让人给他买几件衣服和一双新鞋，以便换下那双矿工鞋。终于到了俄国的边境。
一声炮响
列宁在俄国地面上的第一个做法，具有他的个性特点：他不去看单个的人，他先把目光投向报纸。他离开俄国已经十四年了，十四年没有看见过这里的土地、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是，这位有着钢铁般理念的政治人不像别人那样迸出泪水，也不像妇女们那样去拥抱士兵，搞得这些不知底里的士兵莫名惊诧。报纸，首先是报纸，《真理报》。他要看看，这份报纸，他的报纸，是否还坚定地保留着国际主义的立场。他生气地将报纸团成一团。不，还不够，还一直是什么“祖国”的论调，还一直是“爱国主义”，还一直不足以成为他设想的那种纯粹革命。他感觉到：时间到了，他的到来就是要夺过方向盘，让他的平生理念冲出去，管它结果会是胜利还是毁灭。可是，他还能做到吗？最后的不安，最后的犹疑。米留可夫会不会马上来到彼得堡——当时这座城市还叫这个名字，但是并没有持续太长的时间——逮捕他？两位到列车上来迎接他的朋友，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在这个只有一盏照明灯、光线昏暗而摇曳不定的三等车厢里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秘的微笑。他们没有给出回答，或者不愿意给出回答。
但是，真实的场景给出的回答是再清楚不过了。当列车驶进彼得堡的芬兰火车站时，站前广场上已经聚集了上万的工人和各种武器类别的仪仗队，他们在等待欢迎这位从流亡中回家的人，《国际歌》响起。这位前天还住在一个补鞋匠家里的符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被几百只手抬起来，人们把他举到装甲车上。安装在周围房屋上和城市要塞上的聚光灯照在他的身上，他站在装甲车上发表了对人民的第一个演说。街道上欢声雷动，很快那“撼动世界的十天”就开始了。这一声炮响，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