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多尔大夫停了一下。“就是这样,现在还有最后一句话——我马上就说完了。只有这点再重复一遍——这里的人风言风语,说我们的朋友当时费尽心机,靠阿谀奉承接近了这位女继承人,然后用婚约为圈套,让她上钩,骗得了开克斯法尔伐庄园。可是我再说一遍:这不符合真实情况。您现在已经知道,卡尼兹当时已经把这座府邸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根本用不着娶她,他求婚的时候丝毫没有打什么算盘。他这个小小的代理人是永远不会有勇气出于狡猾的心计去追求这个清秀文雅的碧眼姑娘的。他当时心里突然产生一种真挚的感情,这完全违背他的初衷。奇妙的是,这种感情后来始终真挚如初。

“从这个荒谬的求婚产生出一段罕见的幸福婚姻。事实上,恰好是冰火两极,只要互相补充,配合得当,才会产生最完美的和谐。表面看上去,最最出人意料之事,往往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这两个人突然成了一对,他们最初的反应自然是互相担心害怕。卡尼兹怀疑,有人会把他过去经营暧昧生意的事情说给她听,说不定,她在最后一瞬间还会满怀轻蔑地把他从身边推开。他简直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来掩饰他的过去。他停止了一切令人怀疑的买卖,自己蒙受损失,把手头的公债券转让给别人,断绝和他从前的伙伴来往。他受了洗礼,选择了一个有势力的教父,并且出了一大笔钱,在他的姓名卡尼兹后面缀上听起来有贵族气派的“封·开克斯法尔伐”字样。这样摇身一变,他原来的姓名不久就从名片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改名换姓者大多如此。可是到结婚的那天为止,他一直惴惴不安,心神不定。说不定今天,明天,或者后天她还会大吃一惊,收回她的信任。而她呢,从前的女主人有十二年之久,每天责怪她无能、愚蠢,恶毒、浅薄,以刻毒恶劣的专横暴戾摧毁了她的一切自尊自信,估计她的新主人也会一刻不停地斥责她,嘲弄她,辱骂她,轻视她。她事先就听天由命,估计定会受到奴役,仿佛这是她不可避免的命运。可是瞧,她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她把自己的一生放在这个男子手里,由他安排。这个男子每天都向她表示感谢,他总是以同样毕恭毕敬的羞怯神情来对待她。这个年轻的女人惊愕不止;这么多的温柔体贴,她简直难以理解。这个姑娘原来像朵早已枯萎了一半的残花,如今又渐渐地像鲜花怒放。她变得娇艳美丽,身姿丰腴柔软。又过了一两年,她才敢真正相信,她这个没人注意、被人践踏、遭人压迫的女子,也能够像其他所有的女子一样被人所爱。但是对于他俩自己,真正的幸福是从得了这个女儿的那天才开始的。

“在那几年,开克斯法尔伐又以新的激情来从事他的商业活动。过去那个小代理人早已成了往事,他的业务现在都具有相当规模。他把制糖厂加以现代化,在维也纳新城的轧钢厂里参加了股份,在酒精业联合企业里进行了那次令人头昏目眩的谈判,对此曾经哄传一时。他成了富翁。现在的的确确是个富翁,这一事实丝毫也没改变这对夫妇退隐安分、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他们似乎不希望人们过于想到他们,所以很少邀请客人到家里来。您已经见过的那幢房子,当时看上去比现在简朴得多,土气得多,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也比今天不知幸福多少!

“然后,第一次考验落到他的头上。他的妻子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觉得肚子疼,东西吃不下,人一天天消瘦,越来越乏,越来越精疲力竭;可是她唯恐因为她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而使她工作繁忙的丈夫受惊不安,每逢发病,她总抿紧嘴唇,隐瞒她的痛苦。等到最后,再也瞒不住了,可惜已经太晚。用救护车把她送到维也纳,以为她患的是胃溃疡——其实得的是胃癌——准备给她动手术。我就是这时候认识开克斯法尔伐的,我从来没有在一个人身上看到过比他更狂烈、更惨酷的绝望心情。他不能相信,干脆就不愿意相信,医药居然回天无术,再也救不了他的妻子。我们当医生的再也无能为力,再也无法救助,这在他看来,只是医生怠惰无能,麻木不仁。他提出给教授五万十万克朗,只要他能把病人治好。在动手术那一天,他还打电报到布达佩斯、慕尼黑和柏林去延请第一流的名医,只是为了能找到一个大夫说他也许可以使病人免挨这一刀。等到这无法医治的病人就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终于在手术刀下死去的时候,他对我们大叫大嚷,说我们是一帮刽子手。我这辈子永远也忘不了他当时那双目光狂乱的眼睛。

“这件事情成了他生活中的转折点。从这天起,这个商业方面的苦行僧身上发生了一点变化。他从小侍奉的一个神明——金钱——对他来说业已死去。现在他在世界上还剩一个神,这就是他的女儿。他雇用了好些家庭女教师和用人,把府邸加以翻修。他过去如此节俭,这时觉得任何奢侈都嫌不足。女儿才十来岁,他就带着她到尼斯、巴黎、维也纳去,对她宠爱娇惯,达到最最荒诞不经的程度。他过去攫取金钱时狂热已极,现在他同样狂热地把钱大把大把地扔出去,仿佛根本不把钱财当回事——您刚才说他高贵、典雅,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多年来他的确渐渐养成了一种对赚钱和蚀本异乎寻常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他用几百万巨款也无法买回他妻子的生命,从此以后,他学会了轻视金钱。

“时间不早了,我不打算把他对女儿的偶像崇拜向您详加描述。话说到头,这种崇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小姑娘那几年一天天长大,出落得迷人已极,的确是个仙女,娇嫩轻灵,婀娜多姿,一双灰色的眸子,看见谁都是那样明亮、和蔼。她从她母亲那里继承了羞怯腼腆的温柔劲,从父亲那里继承了透彻犀利的理解力。她在那种奇妙的无拘无束的状态中像朵鲜花欣欣向荣,成长得思想开朗,温婉可爱,这种无拘束的状态是那些在生活中从来没有经历过敌意或者艰苦的孩子们所特有的。这个日益衰老的男子,从来不敢希望他那沉重、浑浊的血液里竟然会产生出这么一个性情欢快、对宇宙人生满怀友好和悦之情的小人儿,不觉心醉神迷。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充分衡量那第二次灾祸落到他头上时他的绝望心情。他不能,也不愿意理解,——直到今天也还不能理解——恰好是这个孩子,他的孩子得受到这样的打击、成为终身残废、我的确不愿意把他在极度绝望之中干的荒唐事情全都说出来。他的执拗劲把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弄到绝望的境地,他似乎企图用大得惊人的款项逼得我们马上就能妙手回春。他每隔一天打一次电话给我,完全没有任何意思,只是因为控制不住他那疯狂的焦灼不安的心情,这一切,我都不想再一一细讲。但是,最近有个同事很秘密地告诉我,这位老人每星期都上大学的图书馆,坐在大学生当中,笨手笨脚地从字典里把所有的外来字抄下来,然后一连几小时翻遍一切医学手册,脑子里乱糟糟的,可是抱着一线希望,说不定他自己能发现什么我们这些医生忽视了的或者忘记了的东西。从别的方面我又听说——您听了也许会发笑,但是总是先看到了这种疯狂才能让人体会到一种激情的伟大——为了让孩子恢复健康,他既答应捐献给犹太教堂一大笔钱,也答应捐给此地的本堂神父一大笔钱。他心中无数,不知该找哪个天主,是找他祖祖辈辈信奉的而被他遗弃了的那个主呢,还是去找他新近皈依的主,同时他又生怕跟这个天主或者那个天主搞僵闹翻,这种恐惧使他心惊胆战,他干脆同时向两个天主宣誓效忠。

“但是,我把这些近乎可笑的细节说给您听,绝不是因为喜欢飞短流长,不是。我只是要让您明白,对于这么一个受到沉重打击、心力交瘁、精神崩溃的人,您这样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您竟然愿意倾听他的苦衷,他觉得您从内心深处理解他的忧愁,或者至少愿意理解他的忧愁。我知道,他那固执的样子,他那唯我主义的疯狂劲使人很为难。看他那样子,就仿佛在我们这个灾祸不幸比比皆是的世界上就只有他的不幸,只有他女儿的不幸。然而,恰恰是在眼下,我们不能把他丢弃不管,因为这种疯狂的困苦无援的状况已经开始把他自己也搞病了,您的的确确——的的确确,亲爱的少尉先生,您的的确确干了一件好事,您多少把您的青春、活力、无拘无束的态度带进了这座悲惨的房子。我只是因为,只是担心您听了别人的风言风语,会头脑糊涂,我才把他的私生活说给您听,也许多说了几句,超过了我能够负责的程度;但是我相信,我可以这么指望——凡是我告诉您的一切,严格地限于您知我知。”

“那还用说。”我木头木脑地说。在他整个叙述过程中,这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第一句话。我像麻醉了似的昏头昏脑——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些意外地披露出来的材料,这些材料固然使我对开克斯法尔伐的设想像只手套似的,从里到外翻了出来。同时我也对我自己的感觉迟钝和愚蠢感到惊讶。这么说,我都二十五岁了,还睁着这么一双浅薄的眼睛在世界上晃荡!一连几星期之久,每天在这幢房子里做客,完全被我自己的同情心蒙住了眼睛,我出于愚蠢的审慎,从来不敢打听一下,既不敢探问姑娘的病情,也不敢打听她母亲的去向,显然母亲并不在屋里。我也不敢问一声,这个怪人的财富从何而来。我怎么竟然会没有看出,这双蒙蒙眬眬、神情忧郁的杏仁形眼睛并非匈牙利贵族的眼睛,而是属于犹太种族,经过一千年悲惨的斗争,其目光磨炼得锋利无比,同时又因而疲惫不堪,我怎么会没有发现,在艾迪特身上又混杂着其他元素,我怎么会没有看出,这幢屋子里准有什么奇怪的往事鬼气森森地在散布阴影?一系列琐碎的细节这时飞快地涌现在我的脑子里,虽说迟了一步:我们上校有一次见到开克斯法尔伐以何等冷淡的目光回答他的问候,上校只举起两根指头触了一下帽檐,还有,伙伴们如何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边称他为一个“老摩尼教徒”[1]。我当时的心情就仿佛置身暗室之中,突然拉起一道窗帘,阳光蓦地直射进人的眼睛,照得你眼前金星直冒,紫花飞舞。由于猛然一下子被刺目的光线照射,难以忍受,于是头晕目眩,脚步踉跄。

可是康多尔好像已经料到我心里在想什么,就弯身向我凑过来。他那只柔软的小手真像大夫的手那样碰碰我的手,表示安慰。

“这您自然是料想不到的,少尉先生,您怎么会料到这个呢!您是在一个完全与世隔绝、无比偏僻的环境里培养成人的,再说又正在幸福的年龄,在您这年纪,人还没有学会首先用怀疑的眼光来观察一切奇怪的事情。我比您年长,请您相信我——有时候被生活所欺骗,用不着为此感到羞愧。您的瞳孔里还没有那种过分敏锐、诊断上称之为邪恶目光的眼光。您观看人和物,宁可首先用充满信任的目光,这毋宁说是上天的一种恩典。要不然您永远也不可能这样出色地帮助这个老人和这个可怜的患病的孩子!不,请您不要感到奇怪,尤其不要因此感到羞惭——您从一种善良的本能出发已经做出了最最正确的事情!”

他把雪茄烟蒂扔到角落里,伸伸懒腰,把椅子往后一推。“我想,现在该是我动身的时候了。”

我跟他一起站了起来,虽然我还觉得有点晕晕乎乎,因为我心里发生了一些奇怪的变化。我无比激动,听了这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头脑受到极度刺激,变得异常清醒;可是与此同时,我又非常明确地感到在头脑的某一处有个沉重的压力。我清楚地记得,康多尔叙述过程中我就想问他个问题,只是因为心神不定,没有打断他的话头。在某个地方我想了解一个细节。可是现在,可以提出那个问题了,我却想不起来了。这个问题想必是在听的时候一激动,给冲走了。我徒劳无功地追溯这次谈话的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就仿佛一个人明明感到身体有个地方在作痛,可是未能明确指出痛处究竟何在。我们穿过那顾客已经走了一半的酒店向大门走去的时候,我脑子里还在拼命回忆。

我们走出大门。康多尔抬头仰望。“啊哈,”他带着某种满意的心情微笑道,“今晚的月光一开头我就觉得亮得过于刺眼。我早有预感,暴风雨要来了,而且肯定是一场很厉害的暴风雨。所以我们得赶快走。”

他说得对。在这些沉睡中的房屋之间,虽然空气依然宁静滞重,可是东方已经涌来团团棉絮似的浓厚乌云,从天上飞过,丝丝缕缕地遮住泛出淡黄色微光的月亮,半边天庭已经完全被乌云遮盖,一片黑暗,像钢铁一样坚实的一大团,黑黝黝的,活像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慢吞吞地向前爬行,有时候被远处的闪电照亮,每次闪电过后,总有什么东西在天上气呼呼地咕噜咕噜直响,就像一只被激怒的野兽在咆哮。

“不出半个钟头,咱们就要得到老天爷的恩赐了,”康多尔在作诊断,“我反正还能在下雨之前赶到车站,可是您,少尉先生,最好还是往回走吧,要不然您可得浇个透湿。”

然而我模模糊糊地知道,我还有什么事情要问他,可是一直不清楚,到底问他什么。对这件事情的记忆已经淹没在一片沉重的黑暗之中,就像天上的月亮为疾驰飞奔的乌云所吞噬。可是我一直感到那个不明确的思想还在我脑子里跳动,就像一种骚动不宁的刺人的疼痛,不断可以使人感到。

“我不回去,我冒一次险吧。”我答道。

“那就赶快吧!咱们走得越快越好。坐了那么长时间,两条腿都坐僵了。”

腿僵了——就是它,这就是那个关键的字!马上像有道闪电把电光一直射到我意识的最底层。我一下子明白了,我刚才想问康多尔什么,我非问他什么不可:就是那个任务!开克斯法尔伐交给的任务!这段时间我大概在潜意识里一直只想着开克斯法尔伐的问题:究竟她的瘫痪是可以治愈的还是不治之症。现在我得把这问题提出来。于是我们一面大踏步走过阒无人迹的胡同,一面我便相当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对不起,大夫先生……您方才告诉我的这一切,对我,当然极为有趣……”我是想说,极为重要,“……可是您会理解,正因为这个缘故,我还想向您提个问题……这个问题压在我的心上已经很久……您毕竟是她的医生,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的病情……我是个外行,我缺乏任何正确的设想……我很想知道,您对她的病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的意思是,艾迪特的这种瘫痪究竟是一种暂时的病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

康多尔猛的一下抬起头来,目光锋利。两个镜片反射的光线,直照我的脸上。他的目光一闪一闪,来势甚猛,像尖针似的扎进我的皮肤,我不由自主地避开他的目光。他临了是不是怀疑这是开克斯法尔伐给我的使命?他是否起了疑心?可是他已经又低下头,喃喃地说道,一面丝毫也不减低他走路的速度,说不定甚至把步子迈得更急更猛:

“当然啰!我其实应该估计到您会提出这个问题。最后总是这样结局。可以治愈还是无法治愈,非黑即白。仿佛事情就那么简单似的!单单‘没病’‘有病’这两句话,一个有良心负责任的正派医生就不应该说出口,试问疾病从哪里开始,而健康又在哪儿结束?更不用说‘可以治愈’‘无法治愈’了!当然,这两句话是广为应用的,在实际生活中没有这话不行。但是,您永远也别想让我把‘无法治愈’这四个字说出口。我绝不说!我知道,上世纪最最聪明的人尼采曾经写下了这句可怕的话:最好不要做身患不治之症者的医生。在尼采交给我们解析的那些前后矛盾、内容危险的句子里面,这差不多是最最错误的一句话了。实际上正好反其道而行之才对啊。我要说,要做医生,恰好要做身患不治之症者的医生,甚至更进一步;一个医生,只有在所谓的身患不治之症者的身上才能得到考验。一个医生如果一开头就接受了‘无法治愈’这个概念,他就抛弃了自己的使命,当了逃兵,临战之前已经缴械投降。不消说,我也知道,在某些情况下干脆说声‘无法治愈’,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揣上出诊的酬金,转身走去,要简单得多,方便得多——是的是的,最最方便,最有收益的乃是只跟业经证明、保证药到病除的病例打交道。碰到这种病例,只消打开医典多少多少页就能找到全部现成的治疗方法。好吧,谁高兴这样就让他这样治病吧。而我本人却觉得这样做实在太可怜,就仿佛一个诗人不去尝试把前人从未说过,甚至难以言传的意境用语言表达出来,而是只想把别人说絮了的东西再说一遍;一个哲学家不去思考前人从未认识、被人认为难以认识的真理,而只是把别人早已认识的道理作第九十九遍解释。‘无法治愈’——这毕竟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非绝对的概念。医学是一种日益进步的认识,对于医学来说,无法医治的病例只存在于眼前,只存在于我们时代、我们科学的限度之内,也就是说,只存在于我们狭窄的、愚昧的、井底之蛙的视野之中!然而问题并不取决于我们眼前。有成百种病例我们今天看不见治愈的可能性,然而我们的科学是在飞速前进,明天、大后天就会找到,就会发明一种治愈的可能性。所以对我来说,这点请您务必注意,”——他说这话,样子很生气,好像我得罪了他似的——“对我来说,不存在任何不治之症,我原则上什么也不放弃,任何人也不放弃,谁也别想让我嘴里说出‘无法治愈’这几个字。哪怕是在最绝望的情况下我会说出口来的最极端的话,乃是:这种疾病‘目前还不能治愈’——意思是说:我们当代的科学还无法把它治愈。”

康多尔的步子迈得很急,我费了好大劲才能跟上。他突然放慢了速度。

“也许我把话说得太复杂,太抽象了。这种事情的确很难在从酒店到车站的途中阐述清楚。可是说不定举个例子可以让您更容易了解我的意思——话说回来,这是一个非常个别的例子,对我来说,是个非常痛苦的例子。二十二年前,我是个年轻的医科大学生,大概就跟您今天年岁相仿,刚好在上第四学期。这时我父亲得病,他一向身强体壮,非常健康,事业心强,不知疲倦,我非常爱他,尊敬他。医生诊断,他得的是糖尿病。您大概也听说过这种疾病,这是人可能遭到侵袭的最残忍、最阴险的疾病中的一种。人的有机体无缘无故地停止继续加工养料,不再输送脂肪和糖,于是人就日益憔悴,最后实际上是活活饿死——我不想用细节来折磨您,这些细节整整毁了我青年时代的三年光阴。

“现在请您听下去,当时所谓的科学对于治疗糖尿病毫无办法。大夫用一种特别的限制饮食的方法来折磨病人。每一克食物都得称一称,每一口饮料都得量一量,但是医生心里明白——我是学医的自然也心里有数——这样做只是拖延死期,这两三年等于可怕的毁灭,不啻是在一个饮食丰足的世界里悲惨地饿死。您可以想象,我当时作为一个大学生,一个未来的医生,拜见了一个权威,又跑去拜见另一个权威,翻遍了所有的书籍和专著。可是不论在什么地方,给我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回答总是那句话:‘无法治愈,无法治愈。’从此之后,我听见这句话就受不了。从那天起,我就憎恨这句话,因为我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我在世界上最爱的人竟比一头感觉迟钝的牲口更加悲惨地一天天垮下去,而我却只能袖手旁观,在我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三个月,我父亲去世了。

“现在请您仔细听着,几天前我们在医学协会听一位第一流的化学医学家作了一个报告,他告诉我们,在美国和另外几个国家的实验室里,从内分泌提炼一种物质的试验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他宣称,不出十年,糖尿病将是一种业已‘解决了’的病症,这点是肯定的。现在,您可以想象,有个念头是多么激动我:我想,要是当时就有几百克这样的物质该有多好,这样,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亲人就不会受折磨,就不会死去,或者,我们至少可以希望,能治好他,救活他。您懂吗?当时,‘无法治愈’这个判决是多么使我愤怒——我可是白天黑夜地梦想着,一定会找到,会发明一种特效药,应该并且必须找到并发明一种特效药,总有一个人会取得成功,说不定就是我。在我们上大学那会儿,梅毒被描写成‘不治之症’,并且还特意用一张传单来警告我们大学生,可是现在梅毒不也可以治愈了吗?所以说尼采、舒曼和舒伯特——我不知道梅毒的可悲的受害者中还有谁——绝不是死于一种‘不治之症’,而是死于一种在当时‘还不能治愈’的疾病——是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说,他们从两重意义上讲是过早地去世了。每过一天,给我们这些当大夫的带来多少新鲜的、意想不到的、奇妙无比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在昨天还难以想象!因此每逢我遇到一个大夫耸耸肩膀表示爱莫能助的时候,我的心总愤怒得抽缩起来,因为我还不知道明天、后天可能发明出来的特效药,同时我的心也满怀希望地颤动不已:说不定你会找到这种特效药,说不定有人及时地、在最后的瞬间为这个病人发明了特效药。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连不可能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科学碰了钉子,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往往出乎意料地从后面已经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们的方法失败了,那就想办法去发明一种新的方法。科学无能为力了;那么总会有别的奇迹——是的,即使在今天,在医学方面也还在发生真正的奇迹,在无比璀璨的电灯光照耀下发生的奇迹,违反一切逻辑和经验,有时候甚至可以逼出个奇迹来。您以为,如果我不抱最后能使她的病情大大好转、使她霍然痊愈的希望,我会去折磨这个姑娘,并且让我自己也备受折磨?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病例,非常难以制伏,几年来我没能像我预想的那样,迅速取得进展。可是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对她撒手不管。”

我心情紧张地听他说这番话。他说的,我全都明白。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那个老人的固执劲、他的担忧也传到了我的身上。我还想再多知道一些,知道一些更加肯定、更加确切的消息。所以我又追问了一句:

“这么说,您是相信病情会好转的——这就是说……您已经使得病情有了一定的好转,是吗?”

康多尔大夫不作一声。我的话似乎惹恼了他。他迈着两条短腿,步子走得越来越急。

“您怎么能说,我已经使得病情有了一定的好转了呢?您难道证实这点了吗?您对整个病情究竟了解些什么?您认识病人不是才几星期吗,而我给她治病已经有五年之久了。”

突然他停住脚步。“我干脆把实话说给您听吧——我根本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问题的关键不就是在这儿吗!我在她身上来回试验,来回折腾,活像个澡堂里的按摩师,漫无目的,徒劳无功。到现在为止,我毫无进展。”

他的火气吓了我一跳,显然我伤了他做医生的自尊心。于是我设法安慰他。

“可是封·开克斯法尔伐先生向我描述过,电疗使得艾迪特的精神大大振奋,特别在注射了……”

然而康多尔猛的一下站住了脚步,把我说了一半的话硬给打断了。

“胡说!纯粹是胡说!这老傻瓜说的话,您一句也别相信!您真的相信,这样一种麻痹症用电疗一类的玩意可以消除吗?您难道不了解我们大夫惯用的老策略?如果我们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那我们就设法去赢得时间,用各式各样的荒唐花招去折腾病人,不让他看出我们束手无策。幸运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病人的天性也跟着我们一起撒谎,成为我们的同谋犯。她当然觉得好多了!每一种治疗方法,无论您是吃柠檬还是喝牛奶,洗冷水还是洗热水,首先总会引起身上有机体的变化,产生一种新的刺激,永远乐观的病人便把这种刺激当作病情好转。这类自我联想是我们最好的帮手,它甚至对最最愚蠢的庸医都帮了大忙。但是这事有个麻烦的地方——只要这个新招的刺激一旦消退,立刻就有反应。这时候就得尽快改变花样,假装再采用一种新的治疗方法。我们这号人在毫无指望的情况下就用这种骇人的把戏巧妙地七拖八拖,直到哪一天也许碰巧有人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有效的方法。千万别说奉承话,我自己最清楚,我在艾迪特身上原来希望收到的效果,真正取得的是多么微小!到目前为止,我试过的一切办法——这点请您不要弄错——诸如电疗、按摩之类的骗人把戏并没有真正帮助她霍然痊愈。”

康多尔这样气势汹汹地攻击自己,连我都感到需要为他辩护几句,以解脱他自己良心的谴责。所以我怯生生地补了一句:

“不过……我可是亲自看见,她能靠身上的机械走路了——那个伸屈机……”

可是现在康多尔不再是说话,而是干脆对我大吼大叫了。他嚷得那样怒气冲冲,毫无顾忌,以致在空旷的胡同里两个夤夜还在街上走路的夜行人都好奇地扭过头来。

“骗人的把戏,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是骗人的把戏!这是给我造的助行器,不是给她造的!这种机械是瞎忙乎的玩意儿,纯粹是瞎忙乎的玩意儿,您明白吗?……不是那姑娘需要这机械,而是我需要它,因为开克斯法尔伐一家再也不愿意忍耐下去了。只是因为我顶不住他们的催逼,我才不得不给这老人又打一针强心剂,增强他的信心。我除了给这焦躁不耐的姑娘加上一百磅重负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就像给拼命挣扎的俘虏套上脚铐一样……这就是说,也许这机械多少可以增强一点脚上的劲……我当时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我不是得争取时间吗……可是我对这些花招、这些骗人的玩意儿一点也不感到羞愧,您已经亲自看见了它的成效——艾迪特说服自己,说她自从戴上机械以后,走起路来利索多了。做父亲的洋洋得意,说我帮了他女儿的大忙,大家都对这个了不起的、天才的奇迹创造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您自己也把我当作万能博士来请教!”

他停住口,摘下帽子,用手拭擦一下湿漉漉的额头,然后不怀好意地从旁边瞅着我。

“我怕,这番话您不怎么爱听!您过去把医生看做救星,看做真理的化身,这个幻想这下破灭了!您青春年少,热情洋溢,把医学道德完全设想成另外一个样子,而现在……我已经看见……有点冷静下来,甚至对这类行医之道大倒胃口!但是,遗憾的是——医学和道德是毫不沾边的:每一种疾病本身就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行动,是对大自然的叛乱,所以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对待它,什么手段都行。不,千万不要同情病人——病人已经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他破坏了秩序;而为了恢复秩序,也就是为了使病人康复,就必须像对付每次叛乱一样,不顾一切地采取果断的行动——手头正好抓着什么就使用什么,因为单凭善心和真理,从来没有把人类治愈过,也从来没有把某一个人治愈过。如果一个骗人的把戏把病治好了,那它就不再是可鄙的骗人把戏,而是第一流的特效药了。碰到一个病例,只要我在医学上已经无能为力,我就必须设法帮助病人拖延时间。一连五年之久,老要想出一个新的招数来,特别是他对自己的绝招也并不怎么信服,少尉先生,单单这一点也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反正一切恭维奉承,我都敬谢不敏!”

这个矮胖子无比激动地站在我对面,仿佛我只要稍加反驳,他就打算对我诉诸武力似的。这一刹那在黑云密布的天空闪现出一道蓝色的闪电,宛如人身上的一根血管,接着轰隆隆响起一阵沉重的闷雷。康多尔突然哈哈大笑。

“您瞧瞧——天公的怒气作了回答。喏,您这个可怜的人啊——您今天真是倒霉透顶,幻想一个接着一个被解剖刀割去,首先是关于匈牙利显赫贵族的幻想,然后是关于关心体贴、万无一失的医生和救星的幻想。不过,您必须理解,这个老傻瓜的赞歌是多么叫人恼火!恰好在艾迪特这个病例上,这种温情脉脉的无谓之举特别使我反感,因为进展如此缓慢,我在她的病例上还没有找到,也就是说,还没有发明出决定性的特效药,这使我的内心一直十分痛苦。”

他默默地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脸来看我,脸色变得和蔼了一些:

“话说回来,我不愿意您认为我心里已经放弃了这一病例,这是我们医生用的一种漂亮的说法。相反,恰好这个病例,我绝不撒手,哪怕还得再拖一年或者五年。再说,事情也真叫奇怪——我刚才跟您提到过那次报告会,就在我听了那次报告的当天晚上,我在巴黎的医学杂志上找到一篇文章,描写的是一个瘫痪病例的治疗法,非常古怪的病例: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已经足足两年,全身瘫痪,卧病在床,四肢全都不能动弹,维埃诺教授对他治疗了四个月,病人又能生龙活虎地爬六层楼了。请您想想看:四个月工夫就取得这样的效果,和我碰到的这个病例完全相似,而我在这里瞎忙了五年,白费力气——我读到这条消息,简直喜出望外!当然,这个病例的病原学,以及治疗的方法,我都不十分清楚,维埃诺教授似乎独树一帜,把一系列治疗方法都结合起来加以运用,在坎纳进行一种日光浴,装上一套机械,再做某种体操。病历写得十分简单,我当然无法想象他的这种新方法是否有一部分适用于我们这个病例,究竟适用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立刻亲自给维埃诺教授去了封信。希望得到更详尽的数据。就是为了取得我们自己的数据,我今天才对艾迪特这样仔细地又检查了一遍。我总得要有互相比较的可能性啊。所以您瞧,我并没有挂上白旗宣布投降,相反,正在抓紧每一根救命草。也许在这种新方法里的确有一种可能性——我只说也许,我并没有说更多的,其实我已经胡说八道讲得太多了。现在别再谈我这该死的职业了!”

这时,我们已经离火车站很近了。我们的谈话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我急急地问道:

“这么说,您认为……”

可是这一瞬间这个矮胖子一下子站住了。

“我什么也不认为,”他粗暴地对我吼道,“也根本没有什么‘这么说’!你们大伙到底要我怎么样?我跟天主又没有电话联系。我什么也没说。什么确定的话也没说。我什么也不认为,什么也不相信,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许诺。我本来就已经胡言乱语说得太多了。现在该结束了!谢谢您送了我一程。您最好还是赶快往回走,要不然您这身军装会给雨浇得湿透。”

也不伸手跟我握别,他显然十分生气地(我不理解,他为什么生气)迈着他的两条短腿向车站跑去,我觉得,他有点平足。

* * *

[1] 摩尼教在公元四、五世纪广为流传,从波斯、印度传到高卢、西班牙及其他地区,宣传极端禁欲主义。摩尼教徒指极端禁欲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