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川端康成的秀哉
---胡廷楣----
没有一部关于围棋的小说﹐像《名人》一样声名远播。作者川端康成﹐是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小说中所写的这一盘棋﹐又是在围棋史上最有名的棋局之一。
日本二十一世本因坊名人秀哉﹐在他 64 岁那年﹐要以一局棋来告退棋界﹐一位年轻棋手的代表被推上了舞台﹐这就是木谷实七段。这一局棋下得十分激烈﹐双方限时四十小时﹐期间﹐由于秀哉名人的健康状况﹐棋局中断了三个月。实际上﹐这一局棋从1938年六月 26 日一直下到十二月 4 日。
几乎在所有的日本棋谱中﹐都要将这一局棋收入。这一盘棋的意义重大﹐已故著名的围棋评论家赵之云和他的夫人许宛云所编着的《围棋名局赏析辞典》中﹐将这一盘棋﹐放在日本卷（上）的最后一篇﹐这就是说﹐这一盘棋是日本围棋的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本因坊秀哉﹐就是日本传统围棋的最后一位棋手﹐他是日本围棋的最后一位终身制的本因坊和名人。在他之后﹐所有的头衔都不再是固定﹐要由棋手逐年去斗取了。
川端康成这样写秀哉名人在这一盘棋中的处境﹕
「从各种意义来说﹐秀哉名人好像站在新旧时代转折点上的人。他既要受到旧时代的对名人的精神上的尊崇﹐也要得到新时代给予名人的物质上的功利﹐于是膜拜偶像的心理同破坏偶像的心理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日子里﹐名人出于对旧式偶像的怀念﹐下了这最后一盘棋。」
秀哉名人在这一局棋之后一年多就去世了。川端康成在小说中反复这样写到﹕“正如秀哉名人的棋艺以这盘告别棋而告终一样﹐他的生命也宣告结束了。”说不定是这一盘棋夺去了名人的性命呢。下完这盘棋﹐名人再也恢复不了健康了﹐一年后就离开了人世。
川端康成是这一盘棋的见证人﹐他受报纸所托﹐以一位名作家﹐成了这一盘棋的观战记者。在这一对局进行中的时候﹐川端康成已经在报纸上对这一局棋作了几十次的观战报导。
《名人》这一部小说﹐是在棋赛结束后十三年﹐也就是1951年开始写的﹐直到1954年才写完。在小说中﹐本因坊秀哉仍用原名﹐木谷实成为“大竹七段”﹐而作家本人则用“浦上”这一称呼。这一种写法﹐在中国当代﹐被看作是“纪实小说”﹐是事实的再现。
不会的。川端康成是一位十分有性格的作家。他的每一篇作品中﹐总是有着“属于川端”的那种美。这一点﹐在文学上有很深功底的棋手吴清源就有深刻的印象。吴氏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
川端康成对“美”有很深的研究﹐是位有细致观察力的天才作家。因他作文章反复推敲﹑追求尽善尽美﹐如同制作艺术品一样﹐所以经常延误交稿期。战后﹐为了写《吴清源棋谈》﹐他投宿于仙石原的表石阁﹐用了三天时间到我那里采访。记得出版社的编辑因与川端的稿约到期﹐为了使延误的稿子尽快到手﹐不得不派人一直尾随于他的身后。
川端的小说﹐是不强调小说曲折的情节的。他的风格﹐是像流水一样﹐一路潺潺流去﹐透露着日本文学特有的美。他的美﹐不是那种浓郁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强烈的冲击式的美。而是有着东方的含蓄﹑深沉﹑淡雅的那种美。这种美﹐只在于细细的欣赏和品味。就像一枝菊花﹐散出的香气是淡淡的幽长的。在《名人》中﹐要欣赏这样的美﹐是要在全篇之中﹐一点一点从每一个细节之中去感受的。
《名人》所写的是本因坊秀哉的最后一战。这一战﹐将终结一个人的围棋生命﹐也将终结一个旧的围棋时代。这就会使这个主人翁﹐有“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也会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但是﹐这样的沙场式的战士豪情﹐川端是寄托在一个身材短小貌不惊人的老人身上的。川端在小说中表白﹐他在棋战时﹐与其说是在观棋﹐不如说是在观察下棋的人。
他眼中的秀哉﹐是这样一个人﹕
名人绝不是美男子﹐也不是富贵像。可以说是一副粗野的穷相。不论取其哪个部份﹐五官都不美。比如说耳朵吧﹐耳垂像压坏了似的。嘴大眼细。然而由于长年累月经受棋艺的磨练﹐他面向棋盘时的形像显得高大而稳重﹐仿佛在遗容照片上也荡漾着灵魂的气息。他像是酣睡﹐合上眼睑露出一条细缝﹐蕴含着深沉的哀愁。
川端的美学观点是特别的﹐他说﹐美只存在“少女﹑孩子和濒于死亡边缘的男人”。川端康成在老年的时候曾写过一篇散文﹐标题是《不死》。在这一篇被评论界看作是川端的晚年的代表作的散文中﹐川端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在年轻的时候拣高尔夫球的男人﹐一个深爱着他的姑娘。这两个人没有结成良缘﹐姑娘殉情死了。在男人老年的时候﹐姑娘还是那么年轻﹐飘然而至﹐重新开始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一同离开了世界﹐也一同地“不死”了。这里﹐是可以看到川端康成的美学倾向的。
川端康成将本因坊秀哉当作他的作品的主角﹐是一种沿着他的美学观念的必然。有一种说法﹐真正的美﹐总是在悲剧之中显现出来的。最美的常常不是太圆满和太完整的故事﹐不是太强大而有力量的人物。美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在流动中的情绪。弥漫在这篇小说中的﹐就是浓浓的悲情。名人的逝去﹐是人格美﹐同时也是围棋的美的再生。
一位老人﹐一位在人生的波涛中一点点失去了生活中由于年龄而拥有的一切美好的老人﹐面临最后的一盘棋﹐这一盘棋﹐将会把他生命中的最后的光点夺走﹐这也就今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扑灭。他是在作最后的抗争。这是川端在这篇小说中美的出发点。这样的美﹐不会非常的光鲜﹐却是能够浸入肌骨的。
这样﹐川端会将作家的理想和作家的理解移到了作品中的人物的身上。赛场成了舞台﹐在这里下棋的人﹐是作家心目中的形像﹐这里﹐有很丰富的想象和很强烈的情感在内。
这就成了一篇小说﹐这是和十多年的观战记不同的。真实的记录和以真实的故事为素材的艺术品是不同的。正像浸透了水的手帕和浸透了泪的手帕是不同的一样。
川端笔下的秀哉﹐是一位真正的大师。他写﹐只要名人在棋盘前坐下﹐就会生出一股习习和风﹐使周围变得清爽畅快。名人是在病中接受挑战的。名人强忍着病痛在棋盘上下棋﹐而且﹐还要忍受对手利用新规则的种种便利。在这时候﹐名人的心情是矛盾的。但是﹐要在棋盘上留下美的棋谱的想法﹐一直支配着他去下完这一盘棋。他下棋的态度十分严谨和郑重﹐围棋中有他的一生追求的理想。他要将“常胜名人”这一称呼﹐留在最后的一局棋上。在长期的比赛中﹐名人一直在病中﹐但是﹐他不放弃比赛﹐他说﹕“只要还在下这盘棋﹐我的病就不会好转。我常常突然这么想﹐把这盘棋全扔在这儿﹐我就舒服啦。然而﹐我不能作出这种对艺术不忠的事情来。”名人在比赛中一度脸部开始浮肿﹐这是心脏病的征兆﹐在坚持了一段之后﹐名人进了医院。名人在久病之后重返赛场时﹐特地把白发染黑。而在棋局几乎无救时﹐他又去理了一个近乎光头的平顶头。
在小说中﹐名人一直在他的对手大竹的纠缠中。大竹在比赛中﹐每下一步﹐都要长考﹐有时一步棋要思考三个多小时﹐作为病人的名人在对局中是缺乏耐心的。大竹在比赛中不断地上厕所﹐干扰了名人的思考。大竹无视名人的权威﹐而在规则问题上有近乎固执的要求。名人对大竹是宽和的﹐是忍让的。尽管这一位棋手﹐是将他最后的理想夺走的人。名人坚持了传统的围棋的精神﹐要高举一面很难再高举的旗帜。
名人最后一次的搏击是下出了他的败着。在他看到大竹 121 手以一手类似打劫的一着来作为封手时﹐他被激怒了。他感到了围棋艺术被破坏了﹐围棋风雅传统被破坏了。名人后来说﹐这手棋﹐就像“在难得的图画上涂了黑墨一样”。名人在棋盘面前虽然没有流露出来﹐但心中却是愤怒和沮丧的。在“忍无可忍﹐暴躁起来”下的 130 手﹐是名人的败着。这一局棋就狂澜既倒﹐无法挽回了。
名人败了﹐川端描写了他失败后的感伤和孤独。在这些篇章中﹐名人是在一种低徊的调子之中活动﹐带着深深的哀伤。
很难想象﹐在这样的低沉的描写中﹐川端康成能将一种特有的美注入到了一个形体瘦弱而在艺术上丰满的形象之中。他的心灵﹐他的情操﹐他的精神﹐都在节节的失败和步步走向死亡之中一点点地升华。这一部小说﹐出色地完成了对人物的刻画﹐成为了艺术的精品。
川端的同情﹐是在秀哉的一方。他在刻画人物中﹐也在刻画自己的追求和自己对生活的态度。我们是可以从名人的身上﹐看到川端对待艺术的态度的。川端对于围棋的一片挚爱﹐也通过秀哉这个人物﹐表现出来了。
川端康成将秀哉写成了一个围棋传统精神的最后的卫士﹐是在世风日下的围棋界捍卫正统的一面旗帜。名人秀哉是在唱着一首旧时代的挽歌﹐他在送别一个时代﹔川端康成也在唱着一首挽歌﹐他也在辞别拥有旧时代的精神的最后一个棋手秀哉。
秀哉在川端的美学观念上﹐是一个“濒死的男人”﹐这不仅从年龄和生理上可以这样看﹐从他的精神上更能这样来看。
日本人是十分喜欢樱花的。樱花的美﹐是十分短促的﹐它很难开的久。在盛开的时候﹐樱花染红了大地。但是﹐只要一有风雨﹐鲜艳的樱花就会纷纷飘散﹐零落一地。樱花的美﹐常常出现在艺术的作品之中﹐描写樱花﹐就有凄婉的爱怜在内。樱花就作为一种回忆和想象﹐长留在人的心间。《名人》中秀哉的美﹐也有樱花的特点﹐在秀哉的一生中﹐川端将他的辉煌一笔带过﹐仅截取了最后的一盘棋。《名人》是一片正在瓢落的樱花﹐这也正是这部小说的日本文学的传统风格所在。
但是﹐在《名人》中的本因坊名人秀哉﹐并不能看作是生活中的原型。这是因为﹐当川端将深深的同情和赞美给了秀哉之后﹐这一个“秀哉”就带有川端康成的艺术创造﹐有川端想象的成份。换句话说﹐这是川端康成的秀哉。
这样﹐我们可以说﹐小说中那样精神形像高大的秀哉﹐不一定完全是真实的﹔小说中那个猥琐渺小的大竹﹐应和为全世界培养出一半超一流棋手的大师木谷实有别。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对一个必然要灭亡的旧的赛制﹐无需流下依依不舍的泪﹐旧的围棋精神由新的围棋精神所代替﹐也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围棋的沉沦。从新制度更合理的角度来看﹐这体现了围棋在大踏步的进步之中。当然这种历史的必然在小说中是过于轻描淡写了。
秀哉处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他的执着和顽强﹐就更增添了他的悲剧色彩。带有时代和个性色彩的美学观念与理智和科学﹐往往是难以在同一立场上的。
在木谷实对秀哉的一局棋前五年﹐曾有过一盘轰动日本﹐后来载入史册的棋﹐这就是吴清源对秀哉的挑战赛。当时﹐吴清源只有十九岁﹐正处在和志同道合的木谷实进行新布局研究的“癫狂时期”﹐因此在布局的一、三、五手石破天惊地走出了“三三、星、天元”。这一开局﹐在吴清源是很自然的。但是﹐却在本因坊一门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三三”一手﹐是在本因坊门中被列为“禁手”的。而在社会上﹐棋迷中虽有人喝彩﹐而“岂有此理”这样的信件﹐也像雪片一样寄到了新闻社。
在80年代﹐当70高寿的吴清源正式宣布引退的时候﹐他曾对人回忆过这一段往事。后来﹐在台湾的报纸上﹐登载了长篇连载。作者黄天才在《吴清源棋坛恩怨风云录》中﹐这样写道﹕
当时棋赛的各种规章法则﹐不像现在这么周密严格﹐加以﹐秀哉名人的地位太崇高﹐棋院及读卖新闻社也不敢特别制定比赛规程来约束这位一代宗师﹐于是﹐这场全国瞩目的大棋赛﹐除了按传统惯例进行外﹐特别规定只有两项﹕一是双方的用时限制﹐各为24小时﹔一是每周只对弈一次﹐原则上是每周一举行。由于规则不够严密﹐结果出现了很多毛病﹐譬如﹕因为没有规定这场棋赛必须在若干天内赛完﹐结果﹐这一局棋从昭和八年十月16日开赛﹐直到昭和九年一月29日才结束﹐整整拖了三个半月﹗当时﹐秀哉地位高﹐名气大﹐吴清源只能听任他摆布。秀哉兴致来时﹐就通知吴清源去对弈﹔秀哉弈到疑难不决的地方﹐需要慢慢考虑时﹐就说一声“今天到此为止”﹐遂即打挂休息﹐吴清源也只好听命。其间﹐第八次对弈时﹐秀哉坐定后﹐打出一子–这是他休息考虑一个星期而决定的一手棋﹐吴清源略加考虑﹐两分钟后﹐应了一手﹐秀哉名人随即陷入长考﹐默坐了三小时 17 分钟后﹐宣布打挂休息﹐起身走了。这一次对阵﹐等于只下了一手棋﹐弄得在场观战采访的新闻记者们都抱怨连天﹐不知道如何写新闻。如此随时随意可以停手的棋赛﹐对于辈份较低的棋士﹐真是不公平﹐而且还容易出弊病﹐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所谓“封手”制度﹐作弊是很难防止的。
尤其﹐在当年吴清源挑战秀哉名人那一局时﹐每星期才对阵一次﹐三个半月中﹐一共对阵 14 次﹐每次休兵﹐都是吴清源摆下黑子后﹐名人秀哉宣布打挂﹐因而﹐每次休兵﹐秀哉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来从容考虑对策﹐他所占便宜实在太大了。但弊端还不止此﹐重大弊端还出在有帮手助拳的事情。当时﹐竟然闹出这么一个纰漏﹕
在昭和九年一月15日﹐第十二次对阵交兵的时候﹐秀哉名人的白棋已经相当不利﹐陷在处处受制的困境之中﹐所有观战的人都看好吴清源的黑棋。那天秀哉只下了两手﹐当吴清源摆下了他的第 159 手时﹐秀哉发觉形势更紧﹐所受压力愈来愈大﹐遂宣布打挂休兵﹔回到家中﹐本因坊门下徒众群集﹐大家遂围拥在棋盘边共同研究起来。当年﹐像秀哉名人这样的顶尖高手出战﹐他的门徒亲友群集家中列阵摆谱共同研究﹐本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家七嘴八舌提提意见﹐当然也难免。但这一次﹐既是如此重要的一盘棋﹐而对手吴清源又是匹马单枪挑战的小后辈﹐日本棋界的一般公正人士都认为本因坊门下徒众应该自重自束﹐不能以众欺寡的﹐不料事情有意外。话说休兵一星期后﹐第十三次对阵交兵﹐落子之后﹐全局改观﹐吴清源全力抢救也挽回不了已被翻盘的危局。此后﹐棋势急转直下﹐进展快速﹐一星期后第十四次交兵﹐就全局结束了。吴清源黑棋以两目败。
黄天才先生在写这一段的时候﹐还是带着浓厚的感情的﹐他在列举事实为吴清源抱不平的时候﹐却忽略了一个常识。对手能在某一手就力挽狂澜将一局棋翻过来﹐那么在自己的一方﹐就要研究﹐在前面有什么问题了。在一般的棋谱中对本局的评论﹐是平和多了。在《围棋名局赏析辞典》日本卷中﹐有这样的评价﹕“黑157﹐错过了次序﹐是本局的最后败着。”
第157手在160手之前﹐显然是吴清源给秀哉以机会了。当然﹐秀哉在局后召集门徒和利用打挂拖延时间思考绝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大家风范。正是这样的一群人对一个人的比赛﹐长时间对短时间的比赛﹐给吴清源以很大的不公平﹐棋盘上的败着﹐其原因或许要到棋盘外去找。
这犹如天兵神将的160手﹐当然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在谈论中﹐竟爆出惊人的内幕﹕原来这一妙棋﹐不是秀哉本人想出来的﹐而是秀哉的高徒––当时被视为棋坛新锐的前田陈尔的杰作﹗这个传说﹐愈来愈盛﹐竟成为日本棋界公开的秘密﹔这一局棋﹐遂成为日本棋界的传世名局之一。
这一局棋﹐对吴清源的一生有着深远影响﹐不但有助于他的威名传播﹐而且﹐使他的名字与日本棋界后来普遍实行的“封手制度”联在了一起﹐因为﹐在这一局棋后五年﹐本因坊秀哉引退﹐棋界为他举办纪念棋赛﹐由全国高手互战选出战绩最佳的一位挑战者﹐向秀哉挑战一局。此时﹐吴清源因病未参加比赛﹐而由吴的战友木谷实赢得了挑战权。在挑战赛开始之前﹐木谷实鉴于吴当年落败的教训﹐遂坚持要求实行“封手制”﹐以示公允。自此之后﹐“封手制”才普遍实行。棋界中人没有不知道吴清源与“封手制”这段掌故的。
这一段背景﹐比吴氏自己的传记还要明白。在受到不平待遇的年轻的一方﹐经过失败和斗争﹐才争来了平等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十分珍贵的﹐木谷实要全力捍卫这一权利﹐当然没有什么错。
在川端康成的一面﹐他将一位悲剧人物写出来﹐用自己的美学观念﹐用自己的感情﹐也没有什么错。
在读者来说﹐将小说和事实作重合的对比的时候﹐是会发出自己的思考的。欣赏文学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是不同的。
川端康成是在1968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在获奖时的演讲是《我在美丽的日本》﹐这是一篇谈日本文化之美的散文。当中国的文学家严文井得到这一篇文章的中译本的时候﹐将它介绍给陈祖德。当时陈祖德以他的《超越自我》﹐进入了创作的领域。
令人惋惜的是﹐川端康成在三年多之后离开了人世。川端是自杀的。在自杀之前没有留下片言只字。1972年四月16日下午﹐川端康成对家人说是要去散步。但是﹐直到六个多小时之后还没有回来。家人要他的秘书到他的工作室玛丽娜公寓去找。公寓的管理人说﹐川端是在下午三时出现在公寓里的。开门之后﹐屋里全是煤气味﹐川端康成独自一人在盥洗室里﹐静静地躺在棉被上﹐口中含着煤气管。一旁还放着开了盖的酒瓶和酒杯。
川端为什么要在功成名就的时候自杀﹖这在文学史上﹐一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川端对死的看法是有一种“死亡的美”﹐他的死﹐就是这种美的体现。川端在获得了殊荣之后﹐在社会生活和创作上﹐都有不如意处。社会生活中的矛盾使他陷入深深的空虚之中。而在创作上﹐又由于生活的枯竭﹐新出的作品﹐没有受到好评。有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恐惧。一个作家是以创作为自己的生命的﹐创作能力衰竭了﹐生命力也就会衰竭。川端康成在创作中﹐是依靠安眠药来支持的。他的很多的文学现象﹐是在药物的作用下﹐幻变出来的美。这在心力交瘁之时﹐川端选择了死﹐死是他的美的最后形像。
还是来说《名人》﹐川端在这部作品中对名人的刻画﹐难道就没有在自己的心灵深处获得长久的回声吗﹖名人的悲剧﹐难道不会在川端的身上重演吗﹖在国内一些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作品集中﹐《名人》常常成为川端康成的代表作﹐这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川端的晚年﹐就是又一个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