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接下来的这封信中，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告知他朋友吉恩·保罗（Jean Paul）的事，将读者带到了莎士比亚在德国复兴的源头。写信人——荷马的译者约翰·海因里希·福斯（Johann Heinrich Voss）[1]的二儿子——不是杰出的人物。“他缺少一种独立的、对目标孜孜以求的天性。他对其父怀有的孩童般的爱与崇拜，最终夺走了他思想上全部的独立性。其父如何被他视为最高榜样，他就如何毫无异议地服从其父的观点，并且在他能够用虚弱的语调重复老人的观点、替其为信件作答或者在其研究中服务性地帮上忙时，他就感到满意。”当他成功地争取到其父先是容忍地、再是积极地接受他翻译莎士比亚时，可能他已经拥有生命中最大的快乐。——但是，正如天然泉水以极其隐蔽的涓涓溪流、不可名状的潮湿之气和勉强浸湿的地层水脉为源头，思想的源泉也是如此。它们并不仅仅以涌出种子和鲜血的伟大狂热为生，也更少以多方招来的“汇流”（“Einflüssen”）[2]度日，而是更要靠日常艰辛生活的汗水和从热情中流出的泪水生存：它们都是在洪流中迅速消失的水滴。下面这封信——德国莎士比亚史独一无二的见证——带着这段历史的一些水滴。
海德堡，1817年12月25日
今天和昨天的日子使我重新回到了童年的早期年岁，我还完全不能从中走出来。我还记得，我怀着何种崇敬的心情想念圣诞节时给儿童送礼物的圣婴，我将它想象成一个有对金红色翅膀的紫色的小小天使，但是我不敢吐露它的名字。只有对着我的祖母，那位我觉得更加令人敬畏的人，我才能够这么做。平安夜的前几天我就默默地只顾自己了，却从来没有不耐烦。但是当神圣的时刻临近时，急躁就增长得几乎要爆破心脏。啊，多少个世纪过去了，直到钟声最终响起。——自从我无以言表地彻底爱着的施托尔贝格（Stolberg）[3]搬到欧丁生活，往后几年里我的圣诞乐趣获得了不同的形象，那就是以玩游戏为乐的我当着他的面，把儿童游戏拉到每个人面前，他的握手让我内心深深地激动。这位先生很早就用英语给我上课，当我十四岁时，他要求我阅读莎士比亚并且从《暴风雨》开始。这发生在圣诞节前六周左右，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我读到了刻瑞斯（Ceres）和朱诺（Juno）的化装舞会。[4]当时我病得很重。我母亲恳求施托尔贝格，让他偶尔带我去坐马车散心。这就发生在那一天。我正好想要开始阅读化装舞会，这时马车停住了，施托尔贝格热情地朝我呼喊：“来，亲爱的海因里希。”而我，就像一个疯子那样，冲了出去，冲进了车里。当时我内心情绪起伏、思绪万千。上天啊，我对可怜的施托尔贝格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莎士比亚，而这位亲切的先生容忍了一切，他只是很高兴，莎士比亚使我起了仰慕之心。当我们驾车回去时，我唯一的担忧是，马车想要在十二点——我们的就餐时间——之前停在我们的门口。但是谢天谢地！当我们还在弗里藻（Frissau）[5]大桥时，十二点半的钟声敲响了。这样我就可以在施托尔贝格身边吃饭了。我坐在他旁边，我还记得吃的菜。当我在黄昏回到《暴风雨》那里时，莎士比亚是多么合我心意。从那时起，在我的想象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圣诞节和施托尔贝格就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或者长成了一个整体。每当神圣的圣诞节来临，我就必须在内在需要的驱使下阅读《暴风雨》，即便我已经将其熟记于心并且认识了魔法岛上的每株小草和每棵短茎。而这，亲爱的吉恩·保罗，会在今天下午再次发生。假如我的死亡时刻降临在圣诞节时的话，它会在我阅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时当场抓住我。
吉恩·保罗
海因里希·普芬宁格（Heinrich Pfenninger）绘于17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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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提及的第一位约翰·海因里希·福斯（1779—1822）是第二位约翰·海因里希·福斯（1751—1826）的儿子，老福斯是德国诗人、翻译家和古典文献学家，除了将《荷马史诗》译成德语外，还同小福斯一起翻译了九卷本的莎士比亚戏剧。吉恩·保罗（1763—1825），德国作家，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中间派。
[2] “Einfluss”，复数“Einflüsse”，在德语中作“汇流”，又作“影响”。
[3] 施托尔贝格-施托尔贝格的弗里德里希·莱奥波德伯爵（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Stolberg，1750—1819），德国诗人、翻译家和法学家，文学上他是狂飙突进运动的一分子。1791～1800年他在欧丁（Eutin，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一座位于大、小欧丁湖之间的小城）担任“侯爵主教同仁会”会长，并且与老福斯同是“欧丁圈”（Eutiner Kreis）的成员。
[4] 这是爱丽儿（Ariel）为腓迪南（Ferdinand）和米兰达（Miranda）招来的精灵。——作者原注。（这些都是《暴风雨》中的角色名。——译者注）
[5] 欧丁旁边的一个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