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福音”书
哲学，刚刚脱离了神秘主义的金色蛹壳，宣称宇宙的伟大演化力量是“爱”。英语这种语言里缺少恰当的词汇，那么我们不妨用Eros这个词吧，Eros是指生机之爱。后来，恩培多克勒把爱与恨视为宇宙的两大协调力量。在某些段落中，他用的是“善”这个词。但是毫无疑问，只要爱是有对立面的，那么它的最高成就便是与对立面相伴，同时超越它。但是，这位本体论的传播者认为，存在一种“至高的一”，万物都是从无中由它化生而来的，而这个“一”是怀着爱的。类似的话题在当时很常见。那么，仇恨又该怎样描述呢？没关系，这时可以用《启示录》的说法：如果他是约翰，长期受迫害之苦，在愤怒中无法区分邪恶的暗示与天堂的愿景，于是向凡人诋毁上帝的荣光。问题在于，心智正常情况下的约翰是怎样想的，或者应当怎样想，才是他实现思想统一性的途径？他所说的上帝是爱，似乎针对的是《传道书》的说法，《传道书》中说我们无法分辨上帝对我们是爱还是恨。约翰说：“不，我们能分辨，而且可以很简单地分辨出来！我们知晓并且信赖上帝对我们的爱。上帝是爱。”这其中并没有逻辑，除非这意味着上帝爱所有人。在之前的段落中，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那么我们应当明白，黑暗只是缺少光的表现，所以仇恨和邪恶只是爱和善的不完美阶段。这符合《约翰福音》中的话：“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在于此。”也就是说，上帝对于他们没有惩罚。他们是自己惩罚自己，因为他们天生倾向于不完美。所以，上帝所代表的爱并不是与仇恨相反的爱，否则撒旦会作为一种协调力量而存在。上帝所代表的爱，是能够接纳仇恨，是把仇恨作为爱的不完美阶段来接纳的，是一种“反爱”（Anteros）安忒洛斯——是的，甚至需要把仇恨和憎恶作为爱的对象。因为自爱不是爱，所以如果上帝本身是爱，他爱的一定是欠缺爱的对象，就像光源只能照亮原本是黑暗的地方。斯威登堡主义者亨利·詹姆斯说：“毫无疑问，那些容忍相当有限的爱或生物的爱，是爱与自己相似的对象，爱符合自己的对象；但是造物主的爱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有爱的温柔必须只留给那些本质上对他最充满敌意、与之相反的对象。”出自《物质与阴影：关于造物物理学的随笔》（Substance and Shadow：an Essay on the Physics of Creation）。很遗憾，亨利本可以在文章中继续这种论述，但他并没有那么做，相反却对读者和所有人横加指责，直到人们几乎忘了造物物理学的存在。但是，我必须从我刚才写的话推导出结论：显然，就算一个人是天才，他也不可能把每句话都说得崇高得不得了，更不可能把话说到能够揭示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世间一切邪恶的崇高程度。
爱是循环的，驱动爱的正是让万物独立又和谐统一的力量。虽然似乎听起来复杂，但实际上这充分总结了我们所说的“黄金法则”，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简单法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尽一切可能满足他人的自私欲求，而是要牺牲自我的完美来实现邻人的完美。我们也不必按照边沁、赫尔维西亚或贝卡里亚的箴言行动：让行动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爱并不是针对抽象概念，而是针对人，不是针对陌生人或作为数字的人，而是针对我们自己亲爱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人。我们要记得，我们的“邻人”指的是靠近我们生活的人，并不一定是地点的接近，也可能是生活或感觉的接近。
所有人都能看出约翰的论述是一条演化哲学的公式，提出完善只能是源于爱，源于——我不会说是自我牺牲，而是——一种想要满足另一人的最高、最热切的冲动。举个例子，我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想法，这是我的创造，这是属于我的创造物；正如我给去年7月号的《一元论者》杂志撰写的文章中所说，这就像是一个小人，我爱它，并且全心全意完善它。我完善的方式并不是冷漠地判断它，而是珍惜并照顾它，就像对待园中的花朵一样。我们从《约翰福音》中得出的哲学观就是，这就是心智完善的方式；宇宙——作为一种心智也是如此；生命演化的力量亦然。爱，在恨中发现美好的萌芽，逐渐把它温暖到生命中，并使它变得可爱起来。这种演化是每一位研读我的《心智的规律》（The Law of Mind）的人都应当理解的，前提是明白连续性原则（synechism）的要求。
19世纪行将结束，而我们都要开始审视这个世纪，并且思考在未来的历史学家的头脑中，这个世纪与其他世纪相比必然具有哪种特性。我猜，这种特性应当称为“经济学世纪”，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政治经济学不仅与自己的各个分支有着紧密联系，对其他学科也发挥了重大影响。当然，政治经济学也有自己的拯救公式。这就是：服务于贪婪的智慧确保了人与人之间所有的交易价格最公正、合同最公平、行为最明智，同时还带来至善、充分的食物和舒适。食物是给谁的呢？给贪婪的拥有智慧的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合理结论，我完全认同其科学性质。但是，对本身正确的观念的研究往往会暂时地走向错误的极端，就像物理学研究刺激了必然论的诞生一样。那么，我的意思是：这个世纪我们对经济学问题的强烈关注已经导致对于贪婪具有益处的夸大，以及对于感情带来不幸的夸大，甚至由此产生了一种不明智的哲学，认为贪婪是人类完善和宇宙演化的巨大动力。
翻开一本政治经济学手册——我手中最典型的一本，不甚高妙也并非低劣——就其中的一些话语，我将在此进行简要分析。我跳过了自谦之词，讨好官员、安抚基督教偏见的语句，还有那些为了向作者和读者隐藏贪婪之神的、露骨丑陋的陷阱。但是，我还是整理了自己的立场。其中，作者列举了人类行为的三大动力：
对自己的爱；
对于与自身有共同利益和感情的有限的阶级的爱；
对于人类整体的爱。
首先，注意作者对于贪婪采用了多么美化的说法——“对自己的爱。”爱！第二项动机“是”爱。如果把“有限的阶级”换成“某些人”，那么这种描述就是合理的。如果我们按照以前的看法来理解“阶级”，也就是class这个词的话，那么其中也算有一点爱的成分。所以，这种动机的界定有点模糊。“对于人类整体的爱”，作者的含义并不是那种名副其实的深层的潜意识的热爱；而只是公共精神，可能只是政治宣传的另一种表达。作者对于这些动机的价值进行了比较估计。他说，“贪婪”当然是用另外一个词表达的，“并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邪恶……每个人在促进自身福利时，都要比促进其他人的福利，或者由其他人来促进他的福利效率来得更高”。此外，作者在另一页上还写道，一个人越是吝啬，他就越会做更多好事。第二项动机“是社会面临的最危险的一个动机”。爱都是非常美好的——“没有比爱更高或更纯粹的人类幸福的源泉。”（哈哈！）但爱是“持久伤害的来源”，并且简单来说，应当被更明智的动机统治。而什么是更明智的动机呢？请继续看。
关于公共精神，作者说它“难以有效运行”，因此效力很低。例如，公共精神可能建议监管穷人和恶人的生育；并且对于犯罪分子，“任何严厉的压迫措施都不为过”。我们能从中得出很宽泛的推论。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让立法机构采取这种措施，因为有害于“人对于人的温柔感情”。由此看来，公共精神或边沁主义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有效指导爱的程度（现在我跳到了另一页）。因此，必须将指导爱的任务交给“驱使人追求财富的动机”，我们只能信赖于此，并且这“具有最高的益处”[68]。是的，毫无例外，这将在“最高程度”有益于那些得到好处的人，也就是自己，这是“唯一目标”，作者说积累财富是他个人的“生计和乐趣”。作者显然认为，其他的动机可能带来更大程度的益处——哪怕是对他自己的益处——这种思想是矛盾的，说不通的。接着，他牵强地解释和修正了他的信条。但是，敏锐的读者都看得出他的动机原则是什么。并且，他怀着我刚才复述过的观点，同时还认为如果没有聪明的贪婪作为基础，社会就不会存在。他想在不可调和的多个观点之间达成一种折中，在贪欲里加上一点神性。
有些人提出，这种鼓吹贪婪妄为的观念是在散播恐惧，于是便被经济学家们谴责为“感伤主义”。或许确实如此吧——我愿意承认自己内心有某种程度的感伤主义，感谢上帝！自从法国大革命让这种思想倾向声名狼藉之后——这并非完全不当，我不得不承认，真善美是真正的动力所在——我们惯于把感伤主义者描述成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不愿意承认现实的人。与之类似的传统偏见还有：法国人认为英国人每隔一句话就说一遍“该死的”，英国人认为美国人爱说“英国佬”，美国人认为法国人把礼仪形式发挥到了极度不便的程度。总而言之，上述传统偏见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去听、去看真实情况的人太少，太多的人只是以讹传讹。毫无疑问，这里的一些借口针对的是过去的观点。而感伤主义，如果是每晚泪流满面地观看烛光舞台上的悲剧演出，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方式，有时确实会比较荒唐。但是，感伤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是一种主义、一种信条，它说的是应当充分尊重敏感内心的自然判断。这才是对感伤主义的准确概括。而我恳请读者想一想，蔑视这种观点难道不是所有亵渎中最可怕的一种吗？而19世纪已经坚定地蔑视了这一点，因为它带来了恐怖统治。事实确实如此。但整个问题仍然在于“多大程度上”。恐怖统治是非常糟糕的，但是这个世纪以来长久存在的艰难时期，如举起大旗般挑战天堂，这种傲慢激起了上苍的皱眉和抱怨。不久，电闪雷鸣会让经济学家们不再自满。那就太晚了。在20世纪的后半叶，必然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洪水风暴——清除这个世界长久以来被贪婪理念拖入罪行后产生的废墟。到那时就没有热月政变后的胡闹了！
这位作者说，吝啬者是社会的有益力量，果真如此吗？正是出于同样的理由，只有在更高的层面上，你才可能会说那些华尔街的聪明人是善良的天使，他们从那些粗心的、没有适当看护钱财的人们那里拿走钱财，他们摧毁那些容易破产的脆弱企业，他们把大量的教训带给那些不够警惕的学术人士，给他们设置毫无意义的阻碍——正如你之前对待我的做法一样，我的百万富翁“主人”，当你以为能以无偿的方式利用我的思想方法，仿佛这样就可以向孩子们吹嘘父亲的成就——千方百计让钱为聪明的贪婪者服务，也就是为他自己服务。伯纳德·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Fable of the Bees）中说，各种私恶都有公益，证明的方式与上面那位经济学家证明关于吝啬者的观点一样看似贴切。他甚至轻易地得出结论，说如果没有恶，就不会有文明存在。根据同样的精神，直到今天仍有人强烈支持并且广泛相信，所有的慈善行为——不论是私人的还是公共的——都会带来人类的堕落。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只是把政治经济进程的观点延伸到了整个动植物生命领域。当代的大部分博物学家认为，那些令人称奇的、精美的自然适应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生物的环境过分拥挤，于是偶然拥有了微弱优势的生物，就可以迫使其他生物处于不利于繁殖的境地，甚至在后者达到生育年龄之前就将其杀掉。在我小的时候，人们曾大力赞扬其中彰显的主的智慧。在动物界，这种纯粹的机械个体主义被认为是“由贪婪带来的善”。正如达尔文在标题页上所写的：“这是为了生存的斗争。”他还应该加上一句：“万物为己，魔鬼在后！”耶稣在“登山宝训”中可不是这样说的。
现在我就要开始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认为，进步来自每个个体依靠同感把自己的个性与邻者的个性融合。与此相对，19世纪的人们坚信，进步在于每个个体为自己全力相争，只要有机会就把邻者踩在脚下。“贪婪福音”这个词堪称贴切。
双方各执一词。我没有隐藏，也无法隐藏自己的情感偏向。这种坦言很可能会震惊我的科学界同胞。但是我认为，强烈的情感本身说明了支持演化的神爱论——只要这可以被推定为表示了敏感内心的正常判断。当然了，如果相信有“不带激情”的神爱论信仰的话，那这本身就构成了对信条的反对。无论如何，既然热情的感觉存在，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诚恳地表达；尤其是考虑到我的偏爱给了我一种责任，对此我的读者们和我应当各自警惕。
和平的提议
让我们试图定义不同演化理论的逻辑相似点。在达尔文设想的自然选择论中，从原核生物到人的整个过程中，唯一的积极促变因素是偶然变异。为了确保有明确的进步方向，接下来必须有行动阻碍某些种类的繁殖，或刺激其他种类的繁殖。在自然选择中，严格来讲是淘汰弱者。在性的选择中，主要是美的吸引。
《物种起源》一书出版于1859年末。1846年到1859年是大量著作涌现的时代——或者说这种扩展涵盖了我们眼中的著作。在整个科学史上，从未有哪个相等长度的年代出现过如此丰富的著作。现代物理学基石之一的“偶然产生秩序”学说（虽然卡鲁斯博士认为这是“皮尔士系统中的最大弱点”）正是在当时得到了最清晰的阐释。凯特勒在《关于道德政治科学方面的概率应用的通信》（Lett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robabilities to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Sciences）中展开了讨论，该作品对于当时的顶尖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约翰·赫歇尔爵士在英国引起了大众对此的关注。1857年，巴克尔的《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sation）第一卷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因为他也采用了同样的观点。与此同时，“统计学方法”——我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是用了这个术语——已经应用于分子物理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英国化学家约翰·赫勒帕思博士于1847年在自己的《数学物理学》（Mathematical Physics）一书中概括了气体的热原理；而该理论在1856年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兴趣，当时克劳修斯和克勒尼希写下了著名的回忆录。在达尔文出版著述之前的那个夏天，麦克斯韦在英国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宣读了他对于该课题的首次也是最重要的研究。结果产生了这样一种观点：偶然事件可能产生物理法则，并且进一步来讲，正是以这种方式解释了那些看似与能量守恒定律冲突的法则。这在思想先驱的头脑中占据了牢固的地位。这些头脑必然会欢迎《物种起源》，因为该书的学说只是运用同样的原则来解释另一种“非守恒”行动，解释生物的演化。赫姆霍兹于1847年发现了伟大的能量守恒定律，而1850年，克劳修斯和兰金独立发现了热力学理论，这些都决定性地令那些原本可能嘲讽物理科学的人们心生敬畏。因此，如果迟来的诗人仍然旧调重弹地说“科学无非忙于给事物命名”，那也只是徒劳。机械论现在已经为大众所周知，或者说几乎人人知道它。与此同时，功利主义——“福音”的改良替代品——已经羽翼丰满，并且成为个人主义理论的天然同盟。迪恩·曼塞尔的不明智辩护已经导致威廉·哈密顿爵士的支持者们改变初衷，而密尔的唯名论也大大获益。虽然达尔文把人们引向的真正科学总有一天会给密尔的伪科学带来致命一击，但是达尔文主义的某些元素肯定会吸引密尔的追随者们。另外要提一点：麻醉学已经投入应用13年。人们对于痛苦的熟悉程度已经明显降低。因此，我们的年代与之前的年代产生了不愉快的鲜明对比，从而使人们倾向于喜欢比较无情的理论。读者如果以为我意在暗示上述任何内容（也许除了马尔萨斯之外）影响了达尔文，那就是大大误解了我的话题转换。我的意思是，达尔文的假说虽然毫无疑问极具独创性、构思精巧、论证渊博、逻辑严密、文辞优美，最重要的是，还具有某种几乎令人难以抗拒的真正魅力，但是似乎假说自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被证明；并且，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比起20年前似乎更没有希望。但是，达尔文学说所受到的极大支持和接受显然是有理由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时代倾向于支持他的观点，尤其是因为他给贪婪理念带来的鼓励作用。
与依赖偶然的演化相反，一些理论将所有进程归因为内在必然原则或其他形式的必然性。许多博物学家认为，如果一枚蛋必然经历一系列必不会偏离顺序的胚胎转变过程，并且在地质时代也有同样的相继情形发生，那么就可以得出一种强有力的假设，认为后一种生态演替是必然如此的，与蛋的胚胎的转化具有同等的必然性。于是，内格里等人认为，根据第一力学定律和特殊但未知的原生质分子构成，生物的形式必然朝着复杂演进。克里克尔认为，一种形态在达到某种成熟后会产生另一种形态。威兹曼也是如此，虽然自称为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没有什么是因为偶然而发生的，他认为所有形态只是亲代遗传的机械结果[69]。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不同的学说都寻求向自己的学说中引入机械必然性，但其实他们观察的事实并没有指向这一点。这些地质学家们虽然认为物种变化是由于气候骤变或是空气和水的化学构成的改变，但同时也把机械论作为演化的主要因素。
突变导致演化和机械必然性导致演化是彼此对抗的两大观点。第三种演化观点超越了前两种观点的争端，也就是拉马克的理论。根据他的观点，最高级和最初级的有机体的区别在于个体生命早期在发育程度上的微弱差异。这种获得性遗传是习惯养成的一般本质，并且这是心智的法则在物理学领域的代表和衍生。它的作用在本质上不同于物理中力的作用，并且承认其存在就意味着抵触威兹曼等必然论者。拉马克主义者们进一步认为，虽然如此传递的某些形态变化最初是由于机械原因而产生的，但是从根本上讲，导致它们产生的主要因素是竭尽努力和锻炼引起的发育以及相反的退化。现在，既然生物的努力是意向性的，所以在本质上是心理的，虽然有时是无意识的；而由锻炼引起的发育，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出的，遵循的法则与机械法则截然相反。
所以说，拉马克主义演化学说是习惯作用下的演化——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正好有个邻居来问我问题，这些人在社会里的功能似乎就是打扰别人。当然了，这句话没有道理。习惯只是一种惯性，是把桨搁在船边，而不是奋力划桨。在拉马克主义演化论中的典型例子里，新形态首先是通过能量的“迸发”（幸亏有这个词，不然我这个生手可能又不得不造一个词了）才被创造出来。但是，习惯强迫它们采取切合实际的形态，符合其所影响的结构，并且以遗传学形态和其他形态逐渐替代曾经维持它们的自发能量。因此，习惯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促进新性状的形成，另一方面使这些新性状能够融入动植物所属的一般形态和功能。但是，如果读者现在不嫌麻烦，把书往回翻一两页的话，会发现拉马克主义演化论的这种陈述碰巧符合我对于爱的行动的一般描述。对此我认为他是同意的。
别忘了，一切物质实际上都是意识，而意识是连续的。让我们考虑一下，拉马克主义演化论呈现的哪个方面属于意识领域。直接努力几乎无法达到任何效果。简单来讲，这就像试图用思想给雕像增加高度，就像在产生任何能让缪斯接受的想法之前竭力争取，等待它的到来。我们徒劳地寻找记忆女神谟涅摩叙涅的神井和宝座；更深度的精神工作方式以自己的缓慢方式进行，即使我们没有默许。任由他们吹响号角吧！那么我们可以尽自己的努力，作为神性的祭坛上最恰当的祭品。除了内在的进程之外还有环境的运作，打破那些注定会打破的习惯，促使头脑更活跃。每个人都知道，习惯、惯例的长期延续使我们变得缺少生气，而连续的惊喜会给思想带来卓越的启示。只要有运动，只要有历史被创造，就有高密度的精神活动。据说各门艺术和科学住在雅努斯神庙中，当神庙打开时它们会醒来，当神庙关闭时它们则会沉睡。少数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心智各部分之间建立起的丰富联结几乎如机械关系一样必然，就像是铁轨严丝合缝地接上一样。但是，也有一部分头脑几乎是孤立的，一个精神的半岛，或者说死胡同，像是铁轨的终点。这种情况下的精神联结方式是习惯。在习惯丰富的情况下，不需要也不存在原创性；但是习惯不起作用时，自发性就被释放出来。因此，拉马克主义心智演化理论的第一步是把各式各样的想法投入能够自由发挥的情境。至于锻炼产生发展，我已经在刊登于去年10月的《一元论者》上的《人类的玻璃本质》（Man’s Glassy Essence）一文中探讨过，除非有第二种同样确切的假说能被提出来，否则这种方法就应当被接受。文中说，它由分散游移的分子组成，并且新物质会做部分修补，因此形成某种繁殖。只有在锻炼过程中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原生质的活动必须在分子扰动条件下发生。头脑锻炼也会引起发育。这就是所谓的学习。但是，最好的例子是将哲学观念应用于实践，然后取得进展。起初，概念设想似乎是单一的，后来分裂为多种特殊的思想，并且这每一种新思想都必须转变成可实践的观念。但是，这种新思想很紧密地遵循母体孕育模式，因此发生同质发展。这种过程与分子发生过程之间有很明显的相似关系。只要有耐心，我们就能发现，所有这些元素存在于学习过程的相互作用中。
因此，我们面前有三种演化模式：偶然变异产生的演化、机械必然性产生的演化以及创造之爱产生的演化。我们可分别称之为“偶成演化”（tychastic evolution, tychasm）、“必然演化”（anancastic evolution, anancasm）、“神爱演化”（agapastic evolution, agapasm）。只认为上述演化模式之一成立的学说可称为“强偶成论”（tychasticism）、“强必然论”（anancasticism）、“强神爱论”（agapasticism）。不否认其他模式成立，而认为它们在宇宙中各有其作用的学说可称之为“弱偶成论”（tychism）、“弱必然论”（anancasm）、“弱神爱论”（agapism）。
所有三种演化模式由相同的一般元素组成。这在神爱演化上表现得最清楚。在这里，好的结果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母体的自发能量传递给后代，另一个是后代把握关于自身的总体观念，从而促进总体目标的倾向。为了表达必然演化、偶成演化与神爱演化之间的关系，我要借用一个几何学术语。如果一条直线穿过一个椭圆，就会形成某种立方次曲线，因为立方次曲线就是与一条直线有两个交点的曲线。现在，再加入一条曲线，与椭圆有两个交点，与上一条直线有一个交点。此时，这个椭圆可能就不再是立方次曲线了。比方说，它不存在反曲异向，并且有了两个端点。几何学家将之称为退化立方。就像这样，必然演化和偶成演化都是神爱演化的退化形式。
那些试图调和达尔文主义与基督教的人会说，偶成演化与神爱演化一样依赖创生，所保留的形态乃是明智地应用了其传递的自发性，从而能够与其原本的形态和谐存在，进而与基督教体系相符。没错！这只是说明了就像爱不能有对立面，而只能拥抱与之相反的事物一样，偶成演化只是神爱演化的一种退化形式。只不过在偶成演化的过程中，进步完全取决于顺手牵羊的仆人与偷吃被抓的仆人之间的分布，就像赌桌上的赌徒之所以钱多了，完全是因为有些人赔光后退出了一样。它让对绵羊好的恰好对山羊坏，反之亦然。从另一方面来讲，在真正的神爱演化中，进步的发生来自对心智连续性所产生的创造迸发现象的积极同感。这正是强偶成论无法解释的地方。
强必然论者可能会提出反对，声称在这一点上，自己的理论与神爱演化相符，而与偶成演化相悖。根据这种理论，发展是遵循着特定阶段的，有着必然的起落和方向，同时在整体上倾向于形成注定的完善。这种宿命恰好反映了内在向善的倾向。我不得不承认，从广义上来看，必然演化是可以接纳为神爱演化的一种的。有些形式的必然演化很容易被误认为真正的神爱演化。黑格尔派哲学家就是这种强必然论的代表。这套体系有启示宗教，有连续性原则（虽然前面已经说过，它在这一点上是不完善的），也有“反思”，在整体上是卓越的，几乎可以说是崇高的。但是，毕竟在其研究方法中遗漏了生命的自由。历史整体的行进就仿佛推力驱使下的引擎，具有盲目而神秘的命运，最终达到崇高的目标。我的意思是，如果它可以实现的话，那是很好的；但事实上，它只是名不副实的“永动机”。即便它能像自身所宣传的那样运作，我们依然只能接受该哲学。但是，我也从没见过如此长的论证链条——我能否说每个论证环节都有缺陷——不，每个环节都是一把沙子，最后这些沙子被堆成了一个梦幻。或者说，这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哲学模型。如果我们应用其中包含的珍贵之处，也就是概念，引入偶成演化，那么其每个步骤都隐含了任意性，并使之支持最关键的自由，也就是爱之精神的呼吸。这样我们也许能够产生真正的强必然论，而这正是黑格尔的目标所在。
区分方法
根据事物的本质，三种演化模式之间的界线不是十分清晰。这并不妨碍演化的真实性，或许这正表明演化是真实的。按照事物的规律，三基色（红、绿、蓝）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尽管如此，它们确实有所不同。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演化元素是否确实起着作用？第二个问题是这些元素各自最突出的特征是什么？
我打算用简短的篇幅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问题与人类思想的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为方便读者起见，我首先尽可能简短地定义思想发展的三种可能模式，同时区分两种必然演化的模式和三种神爱演化的模式。思想的偶成发展在于习惯性想法在不同方向发生了轻微偏离，这些新的偏离无足轻重、毫无目的，既不受外部条件的约束，也不受逻辑力量的限制，会带来意料之外的结果，往往使其中一些而非其他的偏离想法固定成习惯。必然演化由新想法组成，采纳这些新想法时并不考虑它们的未来发展趋势，但它们却需要具备一种特性。确定这一特性的原因要么是心智外部的，例如变化了的生活环境；要么是心智内部的，是已被接受的想法的逻辑展开，例如推衍。神爱演化既不像偶成演化中那样全然不假思索，也不像必然演化那样借由环境或逻辑的力量盲目发展，而是凭借思想本身的吸引力而接受某些心理倾向。在头脑接受该思想之前，它的性质已经由通感的力量预示了，这根源于心智的连续性。这种心理倾向或许有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可能以其共性影响整个人或整个群体，并由此传达给予该群体有强烈通感的人，尽管他们在知识层面可能无法通过个人理解来实现这一想法，或者甚至可能无法有意识地理解它。第二种类型可能直接影响到某个人，然而即使如此，这个人也只是凭借对身边人的支持，在思想的惊人经历或显著发展的影响下能够理解这个想法，或是欣赏它的独到之处。使徒保罗的转变就是一个例证。第三种类型通过作用于某人的思想偏好，即使此人尚未理解，也能够造成对他情感偏向的影响。这就是所谓“天才预见”的现象，因为这就是常人思维与上帝之间应有的连续性。
我们接下来讨论如何在自然界的事物中区分这几种演化类型。事物的规律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从事物的本质来说，不同类别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然而，我们可能找到定量表征，通过这种定量表征，明智而适当地评判人性，或许能够估算出不同类别的影响混合在一起的近似比例。
如果人类思想的历史演变是随机的，它就应该通过无意识或细微的步骤演变，因为这就是由偶然形成规律现象的性质。例如，假设1880年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成年男性中，身高低于5英尺4英寸的人占1/4，身高高于5英尺8英寸的人也占1/4。那么通过概率原则，在整个人口中，我们应该得出：
216人低于4英尺6英寸 216人高于6英尺6英寸
48人低于4英尺5英寸 48人高于6英尺7英寸
9人低于4英尺4英寸 9人高于6英尺8英寸
不足2人低于4英尺3英寸 不足2人高于6英尺9英寸
我列出这些数字是为了表示，几乎没有任何大大超出一般规律的事例是偶然发生的。虽然身高为5英尺4英寸和5英尺8英寸之间这4英寸内的人只占一半，但如果把区间的上下界分别扩大4英寸，那么几乎所有出生在美国的800多万白人男性（1880年）就几乎都可以被包含进去了，除了仅仅9个身材高于上界的人和9个身材低于下界的人。
如果没有通过这种基于细微变化的检验，那么偶成演化就会被绝对地否定；如果通过了，那么必然演化就会被否定，而神爱演化并不会。我们想要一种只满足于偶成演化的正面检验。无论在何处，我们发现人的思想与激励他们开始思考的决心难以察觉地突然对立起来，尽管他们的欲望达到了顶峰，在那一点上，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偶成行为发生了。
思想史学者们学识渊博，让我这种水平有限的学者心中充满了羡慕，羡慕又因欢快的敬佩而变得愉快。他们坚持认为，想法刚一出现时是怪异的，并且可能仅仅是异想天开，原因是这些想法还没有经过批判性的审视。不论何时何地，发展都是渐进的，因而难以清楚地辨认出最初是什么人做了什么。随之而来的是，偶成发展成为知识前进的唯一方法。我必须承认，我不能如此解读历史。我不禁想到，偶成演化有时确实在发挥作用，但有的时候，由不同的人独立完成、建立在同样基础上的巨大进步也被误认为一个个微小前进的序列。这些学者不愿意承认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真实的、本质的“精神”。在曲解的且没有仔细审视的印象下，他们可能因此形成野蛮的、违背人性的假设。相反，我觉得这可能与个人思维教育的方向是一致的，思想的历史发展很少是偶成的，充斥着落后而野蛮的运动。我希望自己的发言尽可能谦虚，符合自己逻辑学者的身份。逻辑学是人类思想的一个至为广阔的领域，而研究它的人只能从宏观上做一纵览，只有凭着最精熟的技能才能带来些微价值。但是，我毕竟只能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非转述他人的观点。以我个人拙见，偶成论最大的势力就是基督教的历史，从君士坦丁将基督教立为国教，再到爱尔兰建起修道院的时代，这之间过了大约500年。几乎可以肯定，最初使人们接受基督教的美与善的，是外部环境而非其他因素。当时的外部环境极其恶劣，社会被无情的贪婪与铁石心肠的人弄得土崩瓦解，罗马人让世界陷入了可怕的堕落。然而，也是那个同样的事实，而非其他外部环境，助长了人们对邪恶世界的怨恨。在朴素的《马可福音》中丝毫看不到对外物的诅咒。最起码，我在其中关于亵渎圣灵的言论中都没有发现这一点，丝毫没有谈到复仇。甚至在《以赛亚书》的结尾都没有。要知道，《以赛亚书》的最后一节可是“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焰是不灭的”。但是，那种怨恨一点一点地增加，直到《新约》的最后一篇，在作者笔下，基督总是在说自己要来拯救世界，神秘的计划要毁灭一切人类（除了微不足道的14000人），把他们投入硫黄里，令他们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然后转过身来说，“以后再没有咒诅”。说这种话时的笑容是麻木的假笑还是恶魔般的笑容呢？我希望自己能够相信约翰并没有描写这个笑容。但就是他的“福音”讲述了“使死者复活来继续受苦”——也就是说，让他们醒过来，好继续受折磨——但是，无论如何，《启示录》都是一部非常古老的作品。人们能够明白，早期的基督徒就像人们用尽全力试图攀爬一个陡峭倾斜的湿滑土坡。他们生活中最深刻、最真实、使得心灵和头脑有了生气的元素是博爱。但是，在违反自己意志的情况下，他们一点点、一步步滑向偏狭，人们对此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种偏狭不知不觉地增长，直到大约公元330年，圣马可纯洁正直的光辉精神被大大地玷污，以至于优西比乌（相当于今天的贾里德·斯帕克斯）在《教会史》的序言中宣布自己的意图是夸大每一件可以为教会带来荣耀的事，并且压制任何可能玷污教会的事情。拉克坦提乌斯与优西比乌大约同时代，是拉丁语区的人物，他做得更加过分。于是黑暗越发黑暗，直到那个世纪末之前，伟大的亚历山大图书馆被西奥菲勒斯摧毁[70]；直到两个世纪后，大格里高利烧毁了伟大的罗马图书馆，宣称“无知是虔诚之母”，（这正如压迫和不公正是灵性之母的道理一样）；直到今天，对教会状况的清醒描述仍被一些不太友好的报纸评论为“不宜发表”。运用上述测试显示，这场运动完全是偶成的。另一个规模小一些但迅猛程度远胜于此的类似事件是法国大革命，研究它的文献能装满一整个图书馆。
必然演化是连续的，当然中间可能会有停顿。原因在于，在这个过程中，被推翻的思想习惯由紧接着最强有力的思想习惯取代，而后者肯定与前者在很多方面都迥然不同，有时更是截然相悖。它让人想起我们从前的规则——排名第二的总统候选人自动担任副总统。这个特征因而将必然演化与偶成演化明确地区分开来。必然演化与神爱演化的区别在于，它是没有目的的。但是，外部与内部的必然演化必须分开审视。在外部环境压力下取得的发展或剧变的演化，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无可置疑的。它在强度上有无数个等级，从暴力和战争——战争不止一次改变了世界的思想潮流——到确凿的事实，或者被众多人误认为确凿的事实。在这样的历史面前，唯一能够存在的犹豫就是对数量的不确定。外在因素从来都不是唯一影响思想的因素，因此要想看一个运动是不是主要由外力影响，是否值得为它设定法则，这是一个具体判断的问题。在中世纪思想的兴起过程中，我是指经院哲学和伴随发展起来的艺术，十字军东征以及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被发现无疑有强大的影响。从罗塞林到大阿尔伯特，教育随着对亚里士多德的不断认识而发展。伯兰特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并且很少有人比卡尔·伯兰特读过的书更多。尽管他草率地做出判断，但他已经做了具体扎实的工作。然而，在一群经过定期组织并遵守相应规则的学者去系统地探索并消化事件的全貌之前，我们甚至不能很好地理解教育。但是，至于我们现在特殊考虑的那个时期，那个罗马式建筑兴起的时代，文学是容易被掌握的。当时的作者盲目地信奉权威，而这是与伯兰特的说法不相吻合的。此外，他们在一切研究活动中都贯穿着一个先定的明确目的。因此，我不能把这个时期的教育作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必然演化的例子，必然演化似乎相当于思想元素中的氟气。最近，日本人接受了西方思想或许是它在历史上最纯粹的例子。然而，它其中也混杂了其他的元素。如果将研究外部事实影响之下的思想发展视为外部必然演化，它就处于外部和内部形式之间的边界上——当然，这是现代学术中的最主要元素。但是，韦威尔对于科学评论史的见解太过无知，让人无法领会，这就清楚地表明，即使在那个方面，它也还远不能产生压倒性的重要影响。
内在的必然演化，或者叫逻辑展开，按预定的路线前进，既无法预见其被送往何处，也无法操纵其进程，这是哲学发展的规则。黑格尔最先让世界了解了这一点。他企图使逻辑不仅成为主观引导和思维模范（这曾是他之前一直以来的抱负），还要成为思想的主要源泉，并且不仅仅是个人思想的源泉，而是集体探讨的源泉，是思想发展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历史的源泉，是一切发展的源泉。这包含一个显而易见的正面错误，让所讨论的逻辑成为一切可能的逻辑，一个必要推论的逻辑或可能推论的逻辑（也许可能形成适合任一逻辑的理论）。无论如何，它假定逻辑本身足以确定从给定的前提条件中会得出什么结论。因为，除非黑格尔式的逻辑会这么做，否则它不足以解释单个的推理为什么应该恰好选择它所选择的进程，更不要说其他发展了。它由此假设，由给定的前提条件，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并且没有任何余地可供自由选择。由给定的前提，逻辑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逻辑学家将注意力局限于思想的孤岛，与相关项无关。而在相关项的逻辑中，它并不适用。
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如果历史的演变有相当一部分内部必然演化的性质，那岂不与个人发育相似？对于个人来说，33年是一个自然的时间单元，虽然它只是一个粗略值。这是一个人能否贡献力量的平均时长。那么，一场伟大的历史运动被另一场运动所取代，也应该有一个周期。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做得到。我们以罗马政权的发展为例，这是一个足够长的过程。大事年表如下所示。
公元前753年，罗马建城。
公元前510年，驱逐塔奎尼乌斯。
公元前27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
公元962年，神圣罗马帝国建立。
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
最后一个事件是世界历史上较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之一，尤其是对于意大利历史来说。它们的间隔时间为243年、483年、503年、486年和491年。除了第一个数字是其他数字的一半之外，所有数字都惊人地几乎相等。连续几位国王的在位时间一般可就没有这么大的规律性了。再来看看思想史。
公元前585年，泰勒斯观测日食。希腊哲学发端。
公元30年，耶稣受难。
公元529年，雅典学园关闭。希腊哲学终结。
公元1125年，（大约）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兴起。
公元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现代科学发端。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615年、499年、596年和418年。接下来是形而上学。
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去世。
公元1274年，阿奎那去世。
公元1804年，康德去世。
它们的间隔时间为1596年和530年。前者的间隔大约是后者的3倍。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我们不能彻底地得出任何结论。同时，这些数字似乎暗示，存在一个大约500年的自然周期。如果存在独立证据的话，那么我们注意到的这些间隔可能会获得重大意义。
如果存在神爱性质的思想演化，其特点就应该是目的性，这里的目的就是思想的发展。凭借思想的连续性，我们对神爱思想演化应该有直接的敏锐或同情的理解和认可。我在此认为神爱思想演化是理所当然的，我在去年7月发表于《一元论者》的“心智之规律”中已经提出论据来证明这种思想的连续性。即使这些论据本身并不令人信服，但如果它们能够因为思想史上明显的神爱演化而夯实，那么双方就会相互印证。我相信读者有着扎实的逻辑知识根基，不会把这种相互支持的关系误认为是循环论证。如果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时代精神”或“民族精神”这样的实体是独立存在的，并且不能仅凭个人的智慧来解释这一现象，那么它就能够同时证明强神爱论和连续性原则。我必须承认还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明。但我相信能够提出这样的论据，来确认那些从其他事实中得出的结论。我相信，所有伟大的思想成就都超出了独立个人的能力。我还发现，除了从连续性原则和许多伟大思想运动的目的性获得的支持以外，这些思想是那么崇高，并且同时独立地发生在许多天赋寻常的个人身上，这也给了我相信神爱论的理由。在我看来，在高耸的哥特式建筑的几座伟大的成就中都有这样的特性。哪怕是现代建筑师中最渊博、最有天分的人，他们对哥特式建筑的模仿都显得很平淡，就连设计者自己也这样认为。然而，在哥特式建筑风格存在的时代，能够建造这类雄伟而富有力量的建筑作品的人不计其数。在不止一种情况下，现存文献表明，大教堂在选择建筑师时，会将较高的艺术天赋视为次要考虑的因素，好像他们根本不缺有这种才华的人，结果证明他们的信心是正确的。那么，那些时代的人真的就总体上拥有这样崇高的本性和较高的智力吗？我们稍做考察即可改变这种看法。
如今的中年人见证过多少次独立且几乎同时完成的伟大发现啊！我记起的第一个例子是勒韦里耶和亚当斯对天王星外的一颗行星做出的预测。尽管我们有理由把能量守恒定律看作科学最伟大的发现，然而人们根本不知道是谁提出了它。1850年2月，在这同一个月里，兰金和克劳修斯都提出了热力学理论。如今一些声名显赫的人把这伟大的一步归功于汤姆森[71]。气体动力学理论是由约翰·伯努利提出的，之后虽然被遗忘了，但又迎来了复兴，它不仅被用于解释波义耳定律、查理定律和阿伏伽德罗定律，还至少分别被三位物理学家用来解释扩散与黏度。众所周知，自然选择学说是由华莱士和达尔文在英国协会的同一次会议上提出来的。达尔文的《历史大纲》后来成为《物种起源》的再版前言。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有一个不知名的人在他与华莱士之前已经提出了这一学说。光谱分析方法是斯旺和基尔霍夫都提出来的，或许还有人更适合赢得这一殊荣。“元素周期表”的著作权在俄罗斯人、德国人与英国人之间引起了争议，尽管主要功劳属于俄罗斯人是毋庸置疑的。这些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最伟大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的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足为奇的是，电报应该是由几位发明者独立发明的，因为它是很容易从之前取得成功的科学事实中衍生出来的。但电话和其他几种发明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乙醚是第一种麻醉剂，由三名新英格兰医生独立提出。如今，乙醚已经风行一个世纪之久了。三个世纪之前的一本药典中就记载了乙醚。要是人们当时还不了解它的麻醉能力，那也是太不可思议了；而实际上，当时人们就知道了。从巴兹尔·巴斯瓦伦丁的时代开始，它可能就是一个口耳相传的秘密了。但是长久以来，它只被当成荒唐人的秘密。多年来，新英格兰的男孩们用它寻开心。为什么当时乙醚没有被用在正道上？说不出理由。我们只能说，把它用在正道上的动机不够强大。这样做的动机只能是渴望获得利益，同时为公众谋福利。慈善事业推行之时大约在1846年，那时它无疑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而这个在19世纪推崇的“感伤主义”，或者叫“情感主义”，已经经历了趋于成熟的过程。因而，尽管它不似从前那么强烈，但比起已经受它影响的人而言，更可能影响那些尚未受到影响的人。使用乙醚的三方面动因可能都受到了欲望的影响，但是它们显然也都受到了神爱性质的影响。
我怀疑把伟大的发现完全归功于个人是否正确，我认为很多人都会持有这种疑问。然而，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又如何解释思想的连续性和神爱论呢！我不想太费力气。如果思想家们只能被说服才能放弃偏见，然后专心致志地研究这一学说的论据，我将心满意足地等待这最后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