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您那儿去了。”在电话机旁边值班的巴拉班诺夫回答说。
“他毕竟还是抽身来了。他曾经说过，情况不允许他离开。那么，现在可以来了！”扎哈罗夫想了一下，他知道，几小时以前，又有三千人左右的一股德军从森林里出来，向友邻集团军的后方进发，方面军司令部采取了紧急措施，使他们的企图不能得逞。
“喂，巴拉班诺夫，”扎哈罗夫说。“司令有备用肩章吗？”
“有的，”巴拉班诺夫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当时扎哈罗夫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停顿。
扎哈罗夫想要向他解释，但巴拉班诺夫已经知道了这个命令。
“我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
“这事你办一下吧，”扎哈罗夫说，“派人把肩章送到我们后勤部来。要在今晚把它缝在制服上。司令来了，就推说是我的主意。”
“为什么要报说呢，将军同志？这有什么关系呢？相反，如果我不这样做，他倒会骂我的。”
“那就这么办吧。”扎哈罗夫放下听筒，马上又把它拿了起来，他要把谢尔皮林安葬在莫斯科诺伏杰维契耶公墓的决定告诉鲍依科。
“从集团军军委里派谁去呢？”鲍依科问。“根据情况，您和我明天都不能去。”
“由方面军决定吧。依我看，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去，应该派库兹米奇去。副司令员，中将。”
“我自己也想到了，”鲍依科说。“但现在我们不必提出。等方面军司令来，我们在这里一起决定吧。”
原来鲍依科已经知道巴久克要来了。
扎哈罗夫刚结束和鲍依科的谈话，李沃夫的电话来了。他直截了当地问道：“决定已经通知您了吗？”
“通知了。”
“我已把命令转告空军，”李沃夫说。“十点正以前飞机停在莫吉廖夫机场。”
“明白了，”扎哈罗夫等着李沃夫是否还要说些什么。
但李沃夫再没有说什么。
李沃夫现在刚刚放下听筒，扎哈罗夫便想起了和谢尔皮林有一次曾谈起过关于李沃夫的事。
在战争时期，人们彼此是不大多谈的。时间不允许，环境也不合适，但有时突然碰到机会，却会说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来，使你惊讶不已。
那时，在发动进攻前不久的一个晚上，他们从前沿回来，谈起了炮弹补给问题，谈到在炮兵阵地地域内需要储存多少炮弹。如果把炮弹存放在很远的后方，在迅速推进的情况下，是来不及往前运送的。这时谢尔皮林突然说道：“我们向前去，很可能在莫吉廖夫地区，或者再往前，可以看到我们战前的仓库……”
接着，谢尔皮林便谈到他在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的小路上和另一个初愈的病人——军需部门的将军一起散步的事。
那位将军在谈起李沃夫时说，在战争初期撤退时，我们在西部军区损失了很多武器库，特别是损失了很多步枪和机枪，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李沃夫的过错造成的。
四〇年，李沃夫写了一份报告，反对某些军人提出的关于把弹药和武器贮藏在比较远的后方的建议，在这份报告里，他把问题提到政治高度：他说，主张把武器贮藏在后方的想法是和失败主义情绪有关的，与之相反，他建议把武器贮藏在靠近边境的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战争，补充给养问题不会影响向我们向前推进。
扎哈罗夫听后，只是气愤地哼了一声。
而谢尔皮林却出乎总料地为李沃夫辩解说：“应该承认，他有自己的逻辑。既然他绝对相信我们一开始就会打到别国的领上上去，那么仓库当然要近一点，要不然，岂不是样样东西都得从乌拉尔运来了吗？如果根据他的逻辑来看，也可以说他是对的。”
“他对，那么谁错了？”扎哈罗夫问。
“谁错，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谢尔皮林那时说。“后来的战况表明，我们都错了，不是在这一点上错了，便是在那一点上错了。只要你回想一下，很多仗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打的！”
“什么叫‘都错了’？”扎哈罗夫反驳道。“你具体地说，假如你参加讨论的话，你赞成什么？”
“这要看在什么时候，”谢尔皮林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战争的过程，当然能正确无误地确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在那时，没有预见到战争的过程，就很难说。根据我自己对敌人力量的估计，在仓库的布局问题上我多半会持中庸态度。总之，谁知道呢……事后考虑起来，不但对自己，而且对别人都应该努力做到公道。”
“这是实在的，”扎哈罗夫心里想着谢尔皮林。“他是一直力求对别人都公道的，不但对自己是这样。”
同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在电话线另一端刚和他通过话的李沃夫和他那张三角形的脸。他又想到了自己，现在谢尔皮林牺牲了，李沃夫不会再想把他——扎哈罗夫——一从这个集团军调往别的集团军了。现在没有必要了！李沃夫认为和扎哈罗夫唱同一个调子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再没有人跟他和调了。
李沃夫说的关于派飞机的事，需要赶快去办，于是扎哈罗夫马上就去办了。他给所有有关的人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明天十点钟要把装有谢尔皮林遗体的棺材装上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他通知直接管这些事的后勤部主任说，上将肩章即将送去，要把它缝在死者的制服上。他命令把辛佐夫送到这里的指挥所来，并问了一下库兹米奇是否已从前沿回来。原来，库兹米奇还没有回来。他吩咐尽快把库兹米奇找到，要他回来，否则库兹米奇会在下面部队里过夜的，他有这个习惯，喜欢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