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佐夫下令把军大衣和随身所带的柔软的东西都放在装甲运输车的底板上，然后六个人抓住两用油布的边，把伤员抬到装甲运输车上。放好后，不等装有刚和司令部联系上的无线电台的那辆吉普车开动，就立即向卫生营驶去。
前面的路是熟悉的。他们在这条路上来回过不止一次，也知道卫生营的驻地在哪儿。但是辛佐夫还是没有和谢尔皮林一起留在装甲运输车上，而是重新坐进了吉普车，坐在前面谢尔皮林的位子上给司机指路，以免被这事件弄得心慌意乱而迷路或者拖延时间。
他们今天曾经到这个卫生营来过。昨天，步兵团团长谢夫丘克中校俘虏了一个德国将军，这是集团军俘虏的第二个德国将军。在捉俘虏时，谢夫丘克受了轻伤，被送到卫生营来。他要求允许他归队。谢尔皮林接到有关这件事的报告后，便吩咐让团长留在卫生营养伤，并且答应亲自前来给他颁发“红旗”勋章。“让他待在卫生营里等着吧。”
事怕就这样办了。他们来到卫生营，谢尔皮林授了勋章，还顺便和医生们谈了话；他发现卫生营的驻地选得很合适。只要有可能，卫生营也好，第一线的医院也好，它们的驻地附近要有草地，或者林中空地，即便是树林中的一小块荒地也行，以使急需把谁送来或送走时，可以让“Y－2”飞机降落。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啊。
当时辛佐夫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现在他对普罗库廷说：那边“Y－2”可以降落 现在他们就是到这个卫生营去！
辛佐夫在两个想法之间犹豫不决—一尽快赶到卫生营呢，还是尽量小心地运送谢尔皮林？受了震动就会多流血，而如果晚到五分钟，手术动迟了，就有可能因此而丧失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采取哪种办法好。不过，他还是决定要车子开得快些，虽然每当
车轮在林间大路上碰到树根之类的东西，他总要哆嗦一下，就象他自己的身体碰到了地面一样。他没有意识到，他一连几次对司机讲的话是多么荒唐：
“压紧离合器，压紧……你干吗抖动？”好象谢尔皮林就在这辆车子里似的。其实他是在装甲运输车里，那儿是另外一个司机在驾驶，碰到坑洼时，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掌握离合器的。
当一个受伤的人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决不说他“受了致命的伤”。要等他死亡之后，才会这样说。而在这以前，不管抢救的希望多么渺茫，总是说“受了重伤”。
鲍依科林通过电话在军的指挥所里找到了扎哈罗夫后，就是这样对他说的。谢尔皮林是在不到一小时前离开这个指挥所的。
十分钟以前，鲍依科就曾打电话到米罗诺夫军，在与扎哈罗夫通话时，曾问起司令在哪里。扎哈罗夫回答说，他乘“Y－2”飞机从师部回来后就没有碰到谢尔皮林，谢尔皮林没有等他来就一个人到基尔皮奇尼科夫那儿去了。鲍依科知道司令还在路上，就说，没有什么十分紧急的事，等谢尔皮林到达友邻军以后，他再往那儿挂电话。
突然，鲍依科又打来了电话。鲍依科没有跟米罗诺夫讲话，而要后者马上把话筒交给军事委员，如果他还在的话。鲍依科在电话里一开始就说，他刚才从电台里亲自听到普罗库廷的报告；“一号受了重伤，失去知觉，现正从受伤地点送往普列先基村。”鲍依科自己又补充说，这个村子的位置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通向布依尼奇的林间道路和维尔布伏林区之间的三角地带。“据普罗库廷报告，那儿有可供‘Y－2’降落的场地。已命令集团军外科主任乘飞机去那儿。现在同时在用另一个电话通知方面军卫生部。”
扎哈罗夫拿着听筒，沉默了几秒钟。在电话线的另一端，鲍依科也沉默着。
“给方面军司令报告了没有？”扎哈罗夫问道。
“和你讲完后，马上报告。我要讲的完了。”
“既然那儿有停机场，那我马上乘飞机去。我这里有飞机。”扎哈罗夫说。
“明白了。”鲍依科说。接着他又重复了一句：“我要讲的完了。”
可能是他急于要向方面军报告，不这样办不行。既然集团军司令失去了指挥能力，那么他应该马上把指挥的责任担当起来！
扎哈罗夫放下听筒，看了看米罗诺夫军长，米罗诺夫已经明白发生了非常事件。
“飞行员在哪儿？把他找来，我要走了。”扎哈罗夫说。
“您让他去吃东西了。”扎哈罗夫的副宜提醒说。
“赶快去上把他找来！让他把别的事都放下，马上上飞机，我们要走了！”扎哈罗夫大声说。
他向四面环视了一下。帐篷里除了他们几个外，还有作战处的一个军官，他正在把最新的形势标到地图上去。扎哈罗夫挽着米罗诺夫的手走出帐篷，走了几步后说道：
“司令受了重伤。现在正把他送往普列先基村的卫生营。我马上乘飞机上那儿去。”
最近几天，由于对德国人的包围圈越收越紧，而德国人则组织大大小小的队伍拼命想冲出包围圈，所以我军在战斗中的伤亡虽然较小，但各种意外的情况却特别多。有些飞行员、联络官和一些非常意想不到的人在非常意想不到的地方被打死或打伤了。尽管你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但谢尔皮林受伤的事毕竟太出意料，好象是给人当头一棒似的。
“怎么会受伤的？在哪儿受的伤？”
扎哈罗夫在和米罗诺夫一起向停在林中空地边上的“Y－2”飞机走去时，心神不定地重复着说。“他刚才还在您这里，您让他从哪一条路走的？您不知道在您自己的驻地里发生了什么事！”扎哈罗夫控制不住自己，大声地喊道：“您让司令中了子弹……”
鲍依科在电话中没有说谢尔皮林是怎样受伤的，但不知怎的，扎哈罗夫认为他一定是中了子弹。
米罗诺夫解释说，恰恰相反，司令从友邻部队到他这儿来时走的是直路，敌人一早起就朝这条路上射击。他恰恰是劝司令回去时不要走这条路，不要走直路。并在地图上给他指了一条弯路。司令临走时答应说：”‘好吧，犯不着。我们绕道。”
“问题就出在绕道！”扎哈罗夫一面俪苦地说，一面想，谢尔皮林究竟是在哪儿受的伤，不知是怎样的伤，怎么会一下子就失去知觉！他打了个哆嗦，第一次意识到：谢尔皮林甚至可能已经死了，只是他们不愿明白报告罢了。
扎哈罗夫挽着米罗诺夫的手，继续走着，由于心神不定，他紧紧地抓住了米罗诺夫的胳膊肘，一直没有松手。他听到头顶上有飞机的隆隆声——又一架“Y－2”在林中空地上降落了。
送礼哈罗夫来的那个飞行员还没有找到。扎哈罗夫想起了，自己曾允许他去休息一小时。可能他没有去吃东西，而是躺在树底下睡着了。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啊！
“你估计是谁来了？”扎哈罗夫指着那架在降落时险些碰到村的飞机问米罗诺夫。“我乘这架飞机走。”
“大概是我的联络官，他是到师里去的。是的，是我们的八号飞机……”米罗诺夫说着，便急忙向飞机走去。“大概连油都不必加了……总共只要飞十二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