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尼库林还不知道莫吉廖夫已经解放，但是根据他用自己的双脚走过的路程计算，在这六个昼夜里，他们的集团军已经向前推进了一百公里。尼库林意识到，他们已经解放了一大片被德军蹂躏了三年的土地——十二个村子，并且正在继续向前推进！村子，当地的方言叫作“维奥斯卡”，中尉就是这样说的，他是明斯克附近人。尼库林仅仅计算了这几天里他亲自走过的那些村子，并没有把其他的地方计算在内。就这十二个村子，有的被德国人全部烧光，有的被烧掉一半，也有的完整无损；所有这些村子里的居民现在已经陆续回去，或者就要回去了。
他问过团部来的鼓动员，有没有听到普斯科夫地区的消息，那里的战事进行得怎样了。答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鼓动员说，普斯科夫目前尚未解放，那里进攻的情况，战报里也没有提到。虽然鼓动员的回答使尼库林觉得懊丧，但是由于思念留在普斯科夫地区的亲人，所以他看到他和他的战友们走过的那些解放了的村子，就觉得感受很深，可以说是一种异常亲切的感受。
在今天收到的最高统帅部的补充指示里，已经直接提到了在这一地区围歼全部溃逃的德军和收复明斯克的期限。
在德鲁特河西岸的小空地上同尼库林并肩作战的这几个人，对这个深夜送到方面军司令部的机密文件，自然是完全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两者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最高统帅部的这个补充指示，就是尼库林以及目前在白俄罗斯进攻的四个方面军里其他许多同尼库林一样的人，在这里以及在其他许多地区进行战斗的结果。
谁要是不了解或者不愿意了解这一点，他就完全不能懂得：在战争中，为什么有些命令能够执行，而有些命令却无法执行O。因之，他也就不懂得：战争是怎样在一个战士身上最终成为现实的。这里同时兼有最低和最高两层意思。说它最低，因为指示层层下达，下达到最基层，也就是下达到了战士身上。说它最高，因为不论上面哪一级下达的指示，它的执行者总不外乎战士，没有比战士更高的执行者了。而且，只有在战士开始考虑怎样执行，并且不顾任何艰险，不怕牺牲，保证执行的情况下，指示才会成为现实的东西。在军队中，“执行者”这个同是指负责执行上级命令的人。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词不过是公文上常见的用语，平淡无奇；但在实际上，它却具有崇高的含义，对战争中履行职责的人表示莫大的敬意。“执行者”，这是任务能否执行的关键人物。如果他们不去执行的话，那么就什么任务也得不到执行了。
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就是这些执行者中间的一个，他三十九岁，有家室，有好几个子女。他受过审判，后来用血洗刷了自己的罪过，他现在已经第四次负伤，躺在德鲁特河的西岸。他的军服在渡河时弄湿了，一直没干，身上冷得瑟瑟发抖。他现在领导着其他二十个战士，正在执行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在他们占领的这一小块河岸上坚持到援军到来，或者就是在战斗中死去。
一个星期前，谢尔皮林根据他的集团军司令的职位和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利，没有批准对尼库林的过严的判决，这在实质上是救了他的命。当人们想到“救命”这个词，特别在把这个词讲出声来的时候，它总是与谁对谁做过一桩好事这样一种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但不论谢尔皮林或者尼库林本人，却都没有这样想过。谢尔皮林有一次到部队去，在营的队列中看到尼库林中士那张熟悉的面孔时，他并没有这样想。而尼库林有一次在公路上听到战土们突然谈到，司令刚从他们身边经过时，他也没有这样想。
进攻前夕，谢尔皮林不过是对受到军事法庭审判的中士作了秉公处理而已，而尼库林也日复一日地在战斗中用自己的每个行动证明，谢尔皮林是做得对的。然而，尼库林一直没有想起这桩往事，因为想起它就意味着想到了自己，而这些天来，他是很少想到自己的。
现在，天空开始露出黎明的鱼肚色，从东岸传来了我军大炮的怒吼声，第一批炮弹飞过尼库林和跟他一起躺在德鲁特河西岸小空地上的战士们的头顶，在德军的纵深地带爆炸，火光把战士们的周围照得通明。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在这些天里第一次清楚地回忆起这桩往事：一所用波形铁板盖成的古里古怪的小屋子，在这所小屋子里，他没有系皮带，也没有戴中士的肩章，站在集团军司令面前。他所以回忆起这桩往事，大概是由于他在这刹那间想到了那两个派回去的无线电兵——他们并没有辜负他的信任；还由于他想到了自己——现在大概能够活下去了……
军长基尔皮奇尼科夫将军收到报告说，渡过德鲁特河的先遣队在无线电通信损坏之后，仍在西岸继续战斗，这个队已经得到炮火的支援，有一个先头营也已星夜赶到河边，即将渡河。
基尔皮奇尼科夫将军整整一夜没有睡觉，督促他的部队赶往德鲁特河，他也没有让他的几个师长睡觉，不断地在电话里大喊大叫地对他们施加压力；不过，他在清晨四点并没有向集团军司令部汇报上面这件事，准备留待早上再作报告。况且，在他这个军的地区内，还有三个队渡过了德鲁特河，他的部队已在广大地段逼近该河，所有这些情况，他准备在早上六时一并向上报告，使报告显得更有分量……
第二十二章
塔尼雅同辛佐夫分别以后，就在当天晚上一口气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在信里她请求辛佐夫原谅她的缄默，她跟他在一起住了一夜，但还是没有把他俩的关系不能继续下去的原因都告诉他。但在写好信以后，她却又怪自己太没有勇气了。于是她把这
到还没有寄出的信塞在箱子底部的内衣下面，还对自己发誓说，下次见面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一切当面告诉他。可是第二天早晨，进攻就开始了，这就使他们下次见面变得遥遥无期了。
就在进攻的第一天早晨，集团军卫生部主任，那个浓眉毛的将军，把塔尼雅叫了去。虽然他们的驻地离火线十二公里，也可以清楚地听到连续不断的隆隆炮声。将军问她身体好不好，在那次早产之后是否已经完全恢复了健康，还告诉她，准备把她从罗斯里亚科夫那里调来临时工作一段时间。今后的工作跟进攻之前不同，她将不再在第二线的各个医院之间来来去去地跑，而要更靠近前线了。她的任务是检查从卫生营运送伤员到前线的情况。一般说来，基层的工作是做得及时的，但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延误的现象。在后送站里，大家公认她是最勇敢的，所以将军要特意把她调来担任这项工作。
“你要担任的工作，好比是我的私人检查员，虽然在编制上是没有这个职务的，”将军皱起了眉头，但同时又笑了笑说。“当然罗，这要你不害怕才成。”
塔尼雅非但不害怕，而且感到很高兴。自从她请产假离开前线之后，她一度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但回来以后，就对自己毫不放松。
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她博得了这位浓眉毛主任的夸奖。主任是从来不轻易夸奖医务人员的。他说过，医务人员的本职工作就是舍己救人。“如果谁有别的想法，谁就啊、不该选择这项关系到人命大事的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
进攻开始了，并且已经不停地进行了十一昼夜。塔尼雅每天来回奔走。她有时一个人，有时带着伤员，在十字路口举起手，拦住顺路开过的卡车，就便坐在驾驶室里，或者就坐在车厢的炮弹箱上，奔忙于前线医院、卫生营和前沿医疗站之间。她常常看到死人，有几次自己也碰上了炮击。
失去孩子以后，她的心里划上了一道深深的伤痕；看来，这新的不幸——必须同辛佐夫分手，是会把她整个给压垮的。然而，她并没有被压垮，相反地，却是站了起来，并且站稳了。在这些进攻的日子里，她虽然也一直想到辛佐夫，想到自己和玛莎，并想到自己这种尴尬的处境，但是，跟她在一起工作、乘车、谈话以及一起趴在地上躲避炮弹的人，都没有觉察到她的心情。她把个人的痛苦同其他的工作、其他的要求和必须完成的任务压缩在一起了。不过，这种痛苦仍然在她的身上以压缩状态危险地存在着，如果不给它出路的话，它就会象结成冰的水那样，一旦体积膨胀开来，准会把石板都胀裂的。
在战斗的第三天夜里，塔尼雅回到了自己的卫生部。她在吃晚饭的时候听说，就在两个钟点之前，药库主任薇拉·彼得罗芙娜被炸死了。塔尼雅过去跟这位药库主任感情很好，甚至比她跟齐娜依达更好。药库主任不是在前线，而是在后方，是从药库回来的路上被炸死的。就在天黑之前，一架“容克”飞机窜到公路上空，在那里扔下了炸弹……
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你根本没有想到会死的人，却突然被打死了。塔尼雅也这样想到了自己。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齐娜依达要到一个地方去，塔尼雅却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她从箱子里掏出那封没有寄出的信，封好口，写上辛佐夫的名字，把它交给了齐娜依达：“你把它放在身边吧，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就交给他。”
“出什么事？”齐娜依达气冲冲地说。“那万一我出了事又怎么办？”
“求求你，拿着吧。”
“你跟他到底怎么啦？”
“没什么。”
塔尼雅不肯把他们之间的事情告诉齐娜依达，但还是硬要她收下这封信。
到了夜里，她们两个人又碰头了。齐娜依达一看见塔尼雅，好象没有料到她还会活着回来似的，扑过去抱住她，随后就把信塞还给她。
“为了这封该死的信，今天替你担了一天的心。我不干这个事了。这不是好兆头。你怎么想到了你会死呢？”
“我根本没有这样想。”
“既然没有这样想，那就把它撕了吧。要不，我来撕。”
“还给我！”
塔尼雅知道，齐娜依达发了犟劲，不肯再拿这封信了，于是就把信放在自已军便服口袋里。
塔尼雅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去。这样，辛佐夫就不可能知道他应当知道的那些事情了。想到了这一点，她觉得这封信是不能撕掉的。
“万一出了什么事，反正会有人在我身上找到这封信，把它交给他的。除非把我炸得粉身碎骨，但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虽然她明明知道也有人碰到过这种情况，但她想自己是不会碰到的。